学文网[摘 要]本文从《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的女主角的爱的缘起、爱的表达与爱的结局入手，努力发掘其背后深厚的文化渊源。通过比较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塑造的生而复死与死而后生的女主角之异同。
[关键词]中西文化 爱情 死生观念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是相同历史阶段辉映于欧亚戏剧天空的大师。16世纪90年代，中西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两部以追求爱情自由不惜献出生命为主人公的经典名剧，那就是莎士比亚的青春爱情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汤显祖的至情传奇《牡丹亭》。它们至今仍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盛演不衰。由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尽管两剧都是描写方爱情的典范，却体现不同的情态。《牡丹亭》深情执着、含蓄温柔，《罗密欧与朱丽叶》清新明艳、热烈奔放。归根溯源，两部剧作的人物形象是造成两剧不同爱情形态的主要原因。
杜丽娘与朱丽叶出身富贵，青春美妙，本应该尽情享受美好青春，但最后都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爱情自由的追求者。她们的性格形象鲜明，抗争精神彻底决绝，显示出比其它角色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虽然两人的塑造从文学渊源上看无甚关联，但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从两人的爱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的不同特征，我们能一窥中西传统文化在女性角色身上的投影，在爱的缘起、爱的表达、爱的结局等方面，杜丽娘与朱丽叶表现出明显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爱的缘起的本质区别
陈寅恪的情论曾这样论述：“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M]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30～131.）如果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杜丽娘对于柳梦梅的爱，起源得非常荒唐，抑或无“理由”。
杜丽娘游园，无非是要为自己的青春找个寄托。而她游园最终所感受到的，是满目春光里的衰败与凋零；她看见的是冷漠的人生宿命：“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面对满园的春光，她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咏叹着春光明丽，她哀悼着锦绣年华，心灵深处对于青春的无法安放的无奈感令她无法释怀。丽娘的情思刚被撩起，却由于没有一个可以释放爱情的对象，终归化为空无，于是“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她并不是先有爱的对象再产生爱，而是先有了爱，再产生爱的对象。满腔情思千万绪，人间却无赏花人。此种境地，才是杜丽娘爱情缘起的最苦处。所以对于杜丽娘来说，爱人是谁、长相俊丑、出身哪般实际上并不重要，只因那柳梦梅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走进了她的梦里，便有了爱。杜丽娘有至情，似爱柳梦梅，实际是自恋，甚至仅仅是爱上了感情本身就可以让她在后来那般奋不顾身，死生相随。
与之相较，朱丽叶的爱情由来就显得“合理”、“自然”很多。她并没有凭空为自己设定一个爱人，也没有急切地期盼爱情，将爱情的追求与生命意义等同。直到与罗密欧相识在家族的舞会上，罗密欧的英俊深情深深打动了朱丽叶，她才与之坠入爱河。同时朱丽叶对罗密欧的爱也有精神层面的理由：两人都有进步的思想，认可人性自由的理念，笃信真爱无敌的信仰。所以他们一经相遇就山盟海誓、义无反顾——这与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第一次见面（无论梦中还是现实），处处透出的男女的需求就更不相同了。
二、爱情表达的异曲同工
朱丽叶她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文主义少女。她的爱从最初的羞怯回应，逐步发展为热烈似火的献身激情，以至毫无顾忌的身心结合，继而在期待与幻灭的交织中，义无返顾的走向身死情永恒的终章。她的爱激情四溢，充满了宗教式的狂热，爱情的表达方式更是大胆直率、温柔明朗。例如朱丽叶阻止罗密欧向月亮起誓：
“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
“那么我指着什么起誓呢？”
“不用起誓吧！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的优美的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我一定会相信你的。”
连月亮都被直接排除在两人世界以外，在朱丽叶心里，爱的象征、崇拜的偶像只有一个罗密欧。这与这与西方人爱情表达直接精确、热烈排他的特点完全吻合。朱丽叶完全不顾家族世仇与宗教束缚，坦然地追求爱情，享受爱情、捍卫爱情，并最终以生命祭奠爱情，可以看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急迫而且充满信心、斗志昂扬地向封建伦理道德、宗教的禁欲主义宣战；个性至上、爱情自由的价值理念已经深入进步青年的灵魂。
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爱情表达方式更富层次感。杜丽娘的人物象形鲜明而复杂，在她身上温婉与刚强，活泼与苦闷，叛逆与软弱得到了统一，也惟其如此，她才那么地真实与可爱。作者真实细腻地描写了她的抗争精神的发展之路。杜丽娘作为名门宦族的小姐，她长于深闺，从小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嫩脸娇羞，老成尊重”。《惊梦》中的杜丽娘仍矜持温顺、娇羞无限。直到梦中幻景，现实难寻，杜丽娘才甘愿选择自我结束这“如花美眷”般的生命，将自己的一片深情永远留在这梦中的春光里。
但杜丽娘的死来只是她抗争之路的开始。杜丽娘她的游魂主动与柳梦梅再续梦缘——热情、大胆地向柳梦梅示爱，以“魂魄”的身份和情人“幽媾”。为情而死去，也为情而再生；为理想而牺牲，也为理想而复活。回到现实阳界的她，又坚定面对父亲对她爱情的百般阻挠。最终杜丽娘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感动了皇帝“敕赐团圆”，与柳梦梅成婚。这正是作者借杜丽娘对儒家重孝道和礼教的传统封建思想束缚的华丽突破，是社会、观众对生死至情与人欲合理的肯定与褒扬。
可以说，莎士比亚提倡婚姻自主、人性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既有本能的冲动，也有破坏和毁灭原有思想体制的冲力。而深受陆王心学、李贽“童心说”等“异端性批判”影响的《牡丹亭》，渗透着东方文化对本体的探寻和感受的深情抒发——不是对人生、对世界的破坏、冲击，而是深情脉脉中的情理和谐。朱丽叶的爱大胆热情、明朗纯粹，这是人文主义思潮涌动下的水晶之恋；杜丽娘的爱则是深情含蓄、执着坚定，而这正是明代进步知识分子突破封建礼教的“至情”宣言。
三、爱情结局的匠心各异
朱丽叶与杜丽娘“生而复死” 与“死而后生”的结局，均凝聚着两位剧作家精心的构思，可以说是匠心各异，难分轩轾，展现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朱丽叶对待爱情热情决绝、勇于承担，然而命运的捉弄又显得那么令人无法抗拒。罗密欧因她的假死悲痛欲绝，服药自杀。看到身边死去的罗密欧，苏醒过来的朱丽叶觉得生无可恋，终也拿起短剑自刎。杜丽娘的为情而死并没有成为她爱情的结局，相反，汤显祖要用她的“至情”反抗当时社会的“至理”。于是杜丽娘的鬼魂浪漫地与柳梦梅再续梦缘，更为了与情郎长相厮守而还魂复活。接下来的她在现实世界中， 大胆而坚定，缠绵而执着：家宅之中，深情申诉；金殿之上，慷慨陈词；历经劫难、终得团圆。
朱丽叶的“生而复死’鲜明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死生观念对莎士比亚的影响。首先就是所谓的“死亡与救赎”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说，罗朱之死与基督之死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所以他们的死亡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悲剧结局——他们用肉身的死亡交换了精神的解脱，死亡成了具有净化审美意义的某种仪式，借由次，真爱的力量得以升华。罗朱殉情还因为他们均秉承着基督教的“彼岸意识”。他们相信由生入死只是一瞬，信仰爱情而又拒绝缺失——这必然会让他们不自由毋宁死的“生”态度。只要充满激情，寻找到爱的光辉，死亡的阴影就不再寒冷。莎士比亚的艺术审美创造，使“灵魂窥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在地上获得被揭示出来的天堂”。（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75.）
反观杜丽娘的生而求死，只是一种解脱的形式——死亡的彰显正是她解决宗法伦理牵绊进而自由追求爱情的起点。也就是说，丽娘“为情而生”的前提是必须要先“为情而死”，不破不立。而这种死亡，更像是朱丽叶的“假死”。与朱丽叶的真正死亡相比，杜丽娘的“死”仅仅是一种手段，死亡不是归宿。生命空间扩大化和对人伦世俗的执着性才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汤显祖生死观的核心。正如汤显祖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这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看似荒谬，但只要它的最终指向永远定格在“生的眷恋”，那么就永远会被作者、其他知识分子、广大读者观众接受。
中国戏曲倾向于圆满、团圆的结局，“至情”在貌似合理的情节中得到和谐的胜利。但归根结底，杜丽娘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来世（复活可算再活一次）才找到幸福。这也可以算是皆大欢喜中的一丝苦涩回味，既突出反映出了汤显祖在儒家、禅宗、道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中国文化看待生死的世俗性的特点。 （责任编辑：蒋晗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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