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实践活动，人们对于翻译的思考也由来已久。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更多的是从翻译的得失与困难以及对翻译方法与技巧的探讨这两个方面来认识翻译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纯语言层面的活动，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翻译活动在各种文化理论的关照之下，也呈现出多个不同的侧面。在新的形势下，翻译愈加体现出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维护世界民主与和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 实践 技巧 理论
一、翻译过程研究
当我们进行翻译活动时，即是说翻译的过程，应该说，“过程”一词，是指翻译的动态意义，是指翻译者对具体文本的转换活动过程。此外，还包括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生成和文本生命的历程等过程。过去，翻译被看成一种认识活动，因此人们追求客观性、真理性。然而，翻译虽有认识的成分，但它还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翻译研究中对文化误读的认识，对不可译性的强调，对译者主体性的凸现，都是人们看到作为生产活动的翻译的创造性而必然带来的回应与后果。[1]
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无疑是最为活跃的因素，对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往往是隐而不见的，在场的是静态中的翻译结果，即口译中被传达给接受者的信息，或笔译中已经现实化了的译文。研究者往往将目光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得与失，正与误，即使再深入一步，通过译文与原文的比照，探讨的得与失、正与误的原因所在，也往往把重点放在技巧的层面上。这样一来，翻译问题在许多学习翻译或初涉翻译者的头脑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一个相当狭隘的空间：翻译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具体到文学翻译而言，译者所面对知识原文本，他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能力，将原文本转换成译文本。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译者处理要对原文本负责外，其他的因素似乎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然而，倘若我们把翻译看成一种“以语言符号转换为形式，以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对整个翻译的过程所涉及的因素作一研究的话，我们便可发现，翻译活动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活动场，涉及的因素很多。[2]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的因素很多。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个矛盾，给译者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难题。同时翻译活动会因时代的不同、涉及的语言不同和译者的条件不同而出现不同形式的困难或障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翻译活动特有的本质，无论在那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对所有进行翻译活动的人来说，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和矛盾，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思考，通过思考和探索，对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方***意义的参照。如何正确认识构成矛盾的各种因素，从主要方面入手加以解决，对于译者采取可行的方式，尽可能克服翻译障碍，在困难的处境中权衡得失，实现翻译目的，是非常重要的。[3]
二、翻译批评及其意义
翻译批评既是对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也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进行检验和指导。翻译批评的价值应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得以实现。实践层面，翻译批评具有监督功能，包括对译者的指导功能和对读者的引导功能。理论层面，翻译批评具有理论研究和构建功能。翻译批评既是对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也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进行检验、促进和指导。翻译批评的价值应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得以实现。实践层面，翻译批评具有监督功能，包括对译者的指导功能和对读者的引导功能。理论层面，翻译批评具有理论研究和建构功能。翻译批评根据其不同主体相应地包括读者批评、译者批评和专家批评三种形式。批评者的主观态度和精神与批评者的客观技能与素质同样重要，批评者不仅要具备语言能力、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还应树立客观精神、创造精神和求真精神。[4]
三、中外翻译过程比较与研究
在近30年的译论研究中，有的研究者一味推崇西方译论而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值，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更没有系统性，总之，是不科学的;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排斥西方译论，认为西方译论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没有指导价值。目前，这种中西方译论相互排斥的倾向仍然存在，甚至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我们认为，翻译研究应该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诚如罗新璋先生所说，“任何一种翻译主张，如果同本国的翻译实践脱节，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渊源的崭新译论，可以时髦一时，终难遍播久传。”但是，翻译作为人类的一项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自然会遇到许多带有共性的问题，也会在几千年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一些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的经验。
进入21世纪之后，翻译的重要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凸显。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各国之间的***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力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力得到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高，同时也有必要将自身的优秀文化、科学技术介绍到国际上去，以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5]
四、总结
我国的翻译研究存在重技轻道、重语言轻文化和重微观轻宏观等值得反思的倾向。翻译文化观的确立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打开了广阔的思路。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研究应在翻译文化观的指导下，坚持研究的发展观、动态观，采取多元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译论研究中实现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译论的“本土化”，探索并构建中国学派的译论。翻译理论研究应走出象牙塔，关注文化、社会现实，发挥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忠廉. 《翻译方***》[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穆雷.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3] 奈达. 《翻译科学初探》[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 秦洪武. 《英汉比较与翻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5]孙致礼. 《高级英汉翻译》[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