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7年的冬天,我们参加“”后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招生考试。考试过后,我和我的同学,同村要好的朋友阿平抱头痛哭。阿平一边哭一边指着书桌上的“课本”说:“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用啊!”是的,在“”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试中,阿平落榜了。在这之前,为了帮助阿平复习,阿平在城里工作的叔叔托人四处收集了几乎各科的教科书。可这些教科书封面上无一例外都是***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大段语录和套话都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后来,阿平在他叔叔的帮助下进城当了工人,我则和阿平同城读书。阿平高考落榜,我心里也非常难过。于是,我利用在学校里接触***书多的优势,拿出了“抄书”的老习惯。从学校***书馆里借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学课本,从中抄了一些要点,并分门别类地收集好,送给阿平再复习。凭着不懈的努力,阿平在1980年的高考中,终于考取了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阿平除了感谢帮助过他的老师、同志之外,对我送他手抄课本也很感激。
我喜欢抄书的习惯,源于父亲早年给我做过的“一本书”。那年,我刚刚读小学,正遇到“”开始。不读书的风气成了主流。学校走廊、楼梯,时常走动着无所事事大声喧哗的学生。很庆幸我身处一个学习风气好的班,记得一次上课,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来捣乱,在老师的指挥下,我们用课桌椅抵住教室门,才不被他们打扰。上课受影响,老师希望我们增加课外阅读量。老师说,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不爱读书的学生,不会是一个好学生。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月,我家墙壁上贴着一幅很大的画。画面上***旗飘扬,红***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八角帽上有鲜红的五角星,大刀斜插在后背的腰带里,握着长***长矛,一个个奋勇向前,英姿勃勃。那时住房面积小,回家做作业也在饭桌上,一抬眼就能看到这幅画。每每这时候,我幼小的心灵里时常涌起一股不畏艰难的激情。
有一个星期六,父亲叫我代表他到远村的一个亲戚家喝喜酒。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很不情愿去。父亲说:“你去吧,回来了我送你一本书。”那个年代,书是稀罕的东西,读书则能让我有一种无比的快乐。父亲的许诺,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于是,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前往目的地。按照父亲的吩咐,第二天我在亲戚家喝完喜酒又原路返回。一路上我一直想,父亲会送什么样的东西给我呢?
回到家,饭桌上真的有一本书。书很薄,大小尺寸也不规整,这不是一本正规的书呀。看我失望的样子,父亲母亲还有妹妹都望着我,笑容有点奇怪。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翻开了“书本”,原来这本书是旧社会读过私塾、新社会上过夜校的父亲一手创造出来的,只见工整的毛笔字一个个“烙印”在书页上,竟然是一本完整的启蒙书——《三字经》。
还有,读小学时,村里小学的陈老师“逼”我抄书也让我形成了习惯。在那个年代书籍匮乏,在陈老师小小房间里的那些书,是我仰慕已久的稀罕之物。和陈老师相处久了,也能够随便出入陈老师的房间了。陈老师书台上民国末年出版《重增幼学故事琼林(绘***)》比父亲留给我的民国初年出版《幼学故事琼林》内容更加丰富,白话文注释更加明畅。陈老师的这本书早是我垂涎之物。一天晚上,趁着夜色,我悄悄地拿走了陈老师的书。第二天上午,我一进教室,刚刚坐下,因为做贼心虚,随着陈教师射来的目光,我感觉到手、脚都抖了。下课了,陈老师叫我进他房间,给我射来了一束威严的目光说:“想读书不会借,不会抄吗?为什么偷?”
也许是因为父亲那本手抄书的影响,也许是陈老师的“逼迫”,加上地处偏远的山村,当时能让我们读的书非常少,于是,我仿照父亲的做法,按陈老师的指点,找村里有书的人,找学校的教师,借他们的书来抄。尤其是,当我读了《五人墓碑志》,得知明代大学士张溥少时抄书阅读的事迹后,更加感到手抄书的乐趣,不抄则已,一抄便不可收拾,越抄越乐,抄多了,就分类成册。久而久之,形成了我大半辈子手抄书的习惯。尤其是“”后期,我和其他学生一样,通过手抄的方法把《梅花***》《李宗仁回国》《三下江南》等课外书籍借来阅读。现在看来,这些手抄书比起那些精装的、线装的、平装的书,都显得非常的笨拙。可对我来说,它们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经过长时间的抄书、阅读,我也悟出了不少的道理。抄书必心宁神静,全神贯注,涤烦净虑,并将其当作一种理性的事情,一种兴趣之所在,一种精神的追求,一种娱乐身心的方式时,则能将自己的灵魂从浮躁中超脱出来。人,因此也就不俗。抄书,还能培养人的一种思考的习惯,获得一种超越功利而归于平和、宁静和淡泊的心境。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搬了几次家,也处理掉很多东西,但那本父亲送我的手抄书和我后来自己的手抄书,一直被我珍藏。这些,对我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记得当年,我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当我把新书送给父亲时,父亲满脸幸福地笑着。也许是因为当年父亲的手抄本,让我们父子俩,一个农民和一个读书人,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心里互存着那缕书香吧。
(作者单位:百色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