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如同敦煌文献、殷墟甲骨、居延简牍（包括其他地区出土），黑水城文献是20纪初期我国境内的几次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与同期的其他考古发现相比，人们对黑水城文献的认识相对滞后，研究步履蹒跚。因为一道文字障碍延缓了人们探寻的脚步，那就是西夏文。
西夏文字是记录西夏语（***项语）的一种符号系统。在西夏立国之前，***项族没有专门用于记录本民族语言（***项语）的文字。西夏文字的创制完全是为了配合立国的需要，至于创制一套什么样的文字系统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得由最初的创制者决定。这一创制者是谁呢？史书也没能说清楚。一说太祖李德明所创（《辽史》），又说李元昊自创（曾巩《隆平集》），或说元昊之徒遇乞所创（沈括《梦溪笔谈》），还有一说元昊自制、野利仁荣演绎（《宋史》）。
一种文字的创制冒出了这么多说法，的确是神神秘秘。文字最初的创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毕竟是一项系统的、繁琐的创造活动，它果真是作为帝王的李元昊亲历所为吗？
如果结合西夏佛经的翻译情况来看，大抵能明白有些史书为何要标榜西夏文字为皇帝元昊所造之说。在出土的许多西夏文佛经，特别是译自汉文的佛教作品中，翻译者的署名多是皇帝或皇太后。然而国家***书馆夏文献中有一木刻《西夏译经***》，据史金波先生考证，这幅***中的皇帝及皇太后为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中实际主持佛经翻译的是国师白智光，另有辅助译经者僧俗十六人。这很好地说明了封建帝王在这一项系统工程中只不过是挂了个名字而已，实际的翻译、校勘工作是由一大批人员集体完成的。西夏文字的创制也应该如此，忙于立国、***事征讨以及***务缠身的元昊哪里能有一大把的时间来亲自创制西夏文字呢？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在皇帝元昊的过问下，由某一两个大臣负责完成的。这个负责人应该就是野利仁荣，西夏宫廷诗集中就专门作有一首歌颂造字师“野利”的诗歌，而《宋史·夏国传》则记载“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
西夏文字创制后，曾在西夏境内广泛使用，目前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范围很广，有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副牌、钱币以及大量的翻译作品等等。西夏亡国之后，其文字也在一定范围内继续使用，直至明代中期。目前所见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文献中，最早一件是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成文的《瓜州审判记录》，最晚为明弘治十五年（1502）所刻河北保定经幢。
沉静了几百年之后，西夏文字重见天日，已是无人可识，其记录的***项语更无人能言。未知事物、未知领域的出现总能吸引着一批人们去求解、去探索，西夏文字也是如此。一百多年来，数十名学者先后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探索，西夏文字解读初步走过了识字阶段。
文字有形、有音、有义，严格的识字应该形、音、义三方面齐备。
西夏文字解读首先是从音开始的，对音的方法首先运用于此。1871年，以居庸关六体石刻为材料，英国学者伟烈参照梵文陀罗尼试着构拟了87个西夏字的字音，尽管当时他误将西夏文判为女真文，但这些构拟在今天看来还大多无误。伟烈采用的是梵、汉对音法。多年后，法国学者毛利瑟利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75个西夏字，但似乎未得到学术界认可，因为他所用的材料并非来自梵文，而是直接由汉文翻译而来，按理应采用汉、夏对音。显然，梵汉对音有很大的局限，它只限于陀罗尼或佛教术语用字，而且还应考虑所处理佛教文献材料的来源。黑水城文献运往圣彼得堡之后，俄国学者伊凤阁首先注意到了一本夏汉双语对照的小册子《番汉合时掌中珠》，他挑选出了部分容易判读的词语，依据所注汉字推定西夏语音，又依据对译汉语给出西夏语之义。其依据汉字推定西夏语音的方法即汉夏对音，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推定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因为他直接用现代北方官话来读《掌中珠》的汉语词汇，殊不知这是一个12世纪在中国西北地区产生的一个作品，它的作者接触的是当时的西北方音。此外，中国的古书向来都是从右向左读的，在面对一些横向排列的复字注音时，他统统从左往右读了。伊凤阁的错误影响了学术界很长一段时间，以致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家劳费尔栽了一大跟头。劳费尔花费了相当的精力，运用了规范的历史语言学方法，旁征博引地推论出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西倮么语支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他所用的西夏语材料全出自伊凤阁之手。这一错误大概在近20年之后由查赫和龙果夫予以纠正。《掌中珠》中的夏、汉对音材料不仅对西夏语的读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反过来也可以用来研究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先生、龚煌城先生就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可用于夏、汉对音的还有一些材料，例如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儒家典籍、兵书中，有大量的人名、地名用字等等。在黑水城文献中，还出现一种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教文献残片，聂历山先生于1926年将这些藏、夏对音的材料逐一地整理了出来，如今，荒川慎太郎、池田巧、戴忠沛等学者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在做一些更为细化的研究。
在普通人眼里，人们关心的是一个个字该怎么念，但于学者而言，需要通过这些字摸清整个西夏语语音的系统。参照上述对音材料，人们只能获得对少数西夏字读音的有限认知，全部文字的读音乃至整个语音系统则有赖于另外的材料。西夏文献中就出土有这样的语音学材料，即西夏人自己编著的语文类作品，例如《文海宝韵》《同音》等等。《文海宝韵》这是一种体例兼具汉语音韵学著作《广韵》和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特点的作品。全书包括平声和上声入声部分，平声97韵，上声、入声86韵，每韵前列韵类代表字。同声类中各字依韵序排列，每韵类中同音字排在一起。每部分再依声母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九类编次。每韵类中同音字之下有反切注音。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试着将高本汉借助《广韵》研究汉语音韵的方法以及清代学者陈澧的反切系联法运用于西夏语音研究。运用这些材料和方法的学者很多，并最终形成了西夏学界的多套拟音系统：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苏敏、黄振华、李范文及龚煌城，目前以龚煌城拟音为大家广泛使用。
西夏文字的形也为学者广为关注。人们总在想，西夏文总共6000多个字，形体又异常繁复，能在短时间内造就，该有一套非常简便合理的规则。这样的规则该是什么呢？
早期的学者总是试***在西夏文字与汉字之间找到某种联系，部首的归纳及分析法首先得以运用。1914年，罗福苌利用《掌中珠》和当时能见到的佛经材料，考定出23个部首，并试***为每个部首确定意义。次年，罗福成在《西夏国书类编》书中更是把西夏文字分成164部，与罗福苌不同的是，他没有完全作意义的指示，这更接近文字偏旁的分析，为后来字典的编纂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此后，德国学者本哈第夫人与查赫，苏俄学者聂历山、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相继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中克恰诺夫归纳出了650个偏旁、68种部首。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则致力于文字要素（348种）的归纳，其方法与偏旁部首分析法基本相似。依据字形剥离出来的偏旁于字书的编纂、文字的检索确实带来很大便利，归纳出了意义的部首于西夏文字的识记以及未解文字的解读也有所帮助，但是，这些拆分出来的部首，未必能如实反映西夏文字的真实情况，因为同一偏旁或部首经常代表着全然不相干的多种意义、读音。
史金波先生则提出了合成法的构字体系。史先生将西夏文的构成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合体字包括合成字、互换字和对称字三类，西夏字的构成基本上以合成法为主。史先生的理论是建立在西夏人自己编著的辞书《文海宝韵》的构形资料基础之上的，从静态分析入手，归纳了西夏文字构成的各种条例，这种归纳是合理的、也是客观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夏文字构形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史先生在归纳过程中似乎有意回避了汉字传统研究的一系列术语，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避免受传统“六书”的约束而不尽西夏文字构形之意。
西夏文字构形还有派生及衍生之说。派生说是由西田龙雄先生提出来的。这一观点是假定西夏文字里有一群基本文字，以基本文字为中心派生出一系列文字，派生的形式有两种：一是添加、二是置换。这里的派生也包括文字要素的派生。衍生说是由龚煌城先生提出的。其观点与派生说大体相同，不过龚先生并不认可西田归纳要素的提法，并将西夏文字衍生的规律扩大到三种：增添、代换与对调。
字义的辨识是史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面对大量的西夏文献，其急切心情可想而知。字义的探寻最初也是借助佛教文献材料开始的。1904年，法国学者毛利瑟利用几年前从北京废纸堆里带回的《妙法莲花经》，完成了一篇比较出色的文章《西夏语言文字初探》，其文虽然在字音的研究方面不为后人称道，却比较准确地确定了一批西夏字的字义。颇有意思的是，毛利瑟的这一贡献曾遭到俄国学者聂历山的怀疑，因为他从毛利瑟公布的***版中，注意到一张白纸，在西夏文的右边有人预先写上了相应的汉字，所以他认为这是在毛利瑟之前就有人尝试着解读这一文字了。聂历山的怀疑后来得到了伯希和的澄清，因为他和毛利瑟一同在废纸堆内发现了这一文献，那白纸根本就不是佛经原有的。顺便提及的是，在甘肃博物馆夏文献中还真发现了在西夏文字右边有后人对译汉字的文献，这是一件《大佛广佛华严普贤行愿品》，它是在“”期间“破四旧”运动中在一大堆被收缴的古书字画中由陈炳应先生发现的，由于不清楚这一文献的准确来源，这上面对译的汉字到底是何时出自何人之手，目前也无从考证。不过，毛利瑟以及甘夏文献上的这个方法的确是初学西夏文的一个不错的方法，罗福苌、罗福成以及王静如等先生都大量地做过类似的工作，今天一大批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佛经材料习西夏文字进而探求西夏语言规律。事实上，非但佛教文献作品，凡是翻译的作品，如西夏文《论语》《孟子》等夏译汉文典籍，都可以用作探知西夏字义的重要材料，但就初学西夏文者而言，找上一本译自汉文的佛教材料似乎更容易上手。
探知西夏字义的另一重要材料就是《番汉合时掌中珠》了，这是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的小册子。全书以天、地、人分类，每类又分上、中、下三品，将800余条日常生活用语分为9类。每一词语均排列4行，中间两项字体稍大，分别为西夏文和汉文，二者意义相同；左右两行皆为注音字，左行以汉字注相临西夏字的读音，右行以西夏字注相临汉字的读音。夏、汉双解形式的存在，对于西夏文字的辨识、西夏语的解读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伊凤阁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本小册子仍然是西夏学者初习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遗憾的是，册子的内容毕竟太少，将全部的词语掌握下来也只不过帮助我们辨识一千多西夏字。
在西夏文献中还有一类于西夏字义辨识至关重要的作品，那就是西夏人自己编著的辞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文海宝韵》《同音》。这些辞书虽然都是用西夏文表述的，但是借助前面两类材料对西夏文字获得的初步认知之后，利用这些西夏文辞书，全部西夏文字的意义基本上都可以弄明白了。以《文海宝韵》为例，它的很多解释是以同义相训释的，知道其一，其他字词意义也就容易获知了。《同音》虽然更为简要，但与《文海宝韵》参考使用，可以获得更多字义方面的认知。这两部辞书分别由史金波等先生及李范文先生进行过整理并翻译成汉文，今天要使用它们也容易得多了。
时至今日，西夏文字义的辨识已大多完成，其主要内容可通过检索李范文先生主编的《夏汉字典》获知了，剩下的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了。
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识字了未必就能解读西夏文献，因为字和词及语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譬如汉语中“东”“西”二字皆表方向，合二为一“东西”就不再只表示方向了。西夏文字总量远少于汉字，却同样要记录一门语言，每个文字的负担势必很重，各种用字方法也会层出不穷，记录的词汇意义往往与看到的字面意义有很大出入。因此，文字的解读必须置于实际的语用之中，做到形、音、义互相求，以探求它到底记录是哪个词。眼下，我们还只是走过了识字阶段，未来我们更应该注重文字的背后，探讨文字记录的词汇和语言以及这一词汇和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
（部分***片由段玉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