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自21世纪初开始出版以来，至今已经出版了百余种，蔚为可观，并择其优者另做成“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在将海外中国研究译介到国内方面，这套书的意义不言而喻。2009年出版的胡缨这本《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作者名气并不如同丛书的高彦颐、彭慕兰、贺萧这些汉学家大，但这本书所探讨的却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从西方文学通过译介对中国近代的影响来看文本里所塑造的“新女性”。这是一个“混杂”（hybrid）的题目，可以想见本书的三个要点――翻译、新女性和时段（1898―1918）。而书名“翻译的传说”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将两书对照阅读，或许能得出意味深长的感悟。本文题目为刘禾书中引用的一句谚语“Tradutore， traditor”[1]，原文为意大利语，意即“翻译者，背叛者”，在读完《翻译的传说》后，再一次感觉到这句短语的传神入木，特意借用至此。
本书的译者也在序言中说道，此书“远非其标题所显示那么清晰简明，其内容纷繁错综”[2]。确实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本书是一项依托于文本而进行的学术分析，全书共重点分析了四部小说：《孽海花》，《茶花女》及其衍生品（《柳亭亭》《玉梨魂》与《碎簪记》），《东欧女豪杰》及《黄绣球》。无疑，这些小说都集中在作者所选择的时段内，作者在导言中也说明：“1899―1918年，在此期间，该形象（“新女性”――笔者注）逐渐形成。”[3]结合这句话下面的注释，可将这个时段的数字年份替换为两个事件，从《茶花女》的翻译到胡适提出“新女性”这一名词，从而我们也就明白，本书要讲述的就是“新女性”这一概念形成之前的过程，并特别将关注的焦点聚焦于清末以后流行的社会读物――小说之上。这不免令人心生疑窦：一是从头到尾，都是男性口中、笔下书写的女性，那么新也好旧也好，划分标准是什么？到胡适提出这一概念时，其内涵真正成型明了了吗？二是集中于文本的研究，或者进一步说，集中于虚构类小说的文本研究，其立论和证明过程如何能够得到自信力和公信力？
读者从一开始产生的疑问，有的在随后的阅读中能逐渐得到释然，有的却不能。对此书的求解首先让我们从另一个望文生义的问号开始：翻译是一种传说，是否因为晚清的翻译实际上是意译，在流转移植的过程中加入了许多本土的含义和解读？虽说是必然、是当然，但仅仅如此却难免有简单化之嫌。我们在分析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时，会注意到近代的文学家大多是以翻译来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的，之后逐渐从翻译转到自我创作，则外国小说的启发确实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翻译的外国小说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选择性，加入自己的解读与改造亦是必然。翻译外国小说首先引起热潮的便是林纾的《茶花女》，这也是本书选择的时段起点。
本书一开始便提出艾伦和梁启超的论点，将女性地位的高低作为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新女性即是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民”之转喻。有趣的是作者并未对“新女性”这一概念做出界定，甚至连基本要点也只能在阅读全文后得出一二，且作者多少有点避讳用“新女性”一词，因为发现这一词语的最早出处来自胡适的演讲，不乏“激烈”“极端”[4]等描述，作者也许觉得这样的内涵并不适合于其他书中的“新女性”之含义，从而以“西方女性”这一词语来表述与“新女性”相关的要素。作者并不认同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也不认同梁启超将与现代女性不同的传统女性描述为“蚩蚩然、然、戢戢然”[5]，并试***在后面的文本分析中表现出新旧杂糅、建构中、未成型的女性形象的复杂，可惜的是作者在实际阐述中有些语焉不详，在分析中逐渐落入庞杂的语词、人物、意象和象征意义的旋涡之中，作者给出了“暗示一个新空间”这个框架，却并未有清晰的主线论点来总结，深化这一框架中的事件（或者说文本），这也是本书给人“纷繁错综”印象的原因之一。
在本书所列出的小说中，无比清晰地体现出了清末民初的翻译不只是转意，而且是再造。翻译是本书的主线，这里的翻译并不是单纯地对外国小说的翻译。严格说来，除了林纾之外，本书所探讨的小说都是本土的文人创作的，《茶花女》是一个引子，由它而引发的外国人物，外国思潮在本土的“移植”，这才是本书真正讨论的“翻译”，实际上也就是转意，借用外国人物的身份，说出来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文言或者京片子。读者与作者在此都了然于胸，这里的翻译不过是借一张嘴来说话，句句离不开作者本人对于国家、时势和女性的见解。
林纾所面临的困境正是他不能自如地叫《茶花女》中的人物说出地道的中国话来。作者在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面对东西方文化习俗的差异不得不以“礼法”来自圆其说。在寻求“合适”或“对等”的词语来表词达意的窘境中，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文化、心理的诸多考量，而在这个“郢斫”[6]的过程中，自然我们也看到西方浪漫文学“移植”到中文语境之后所产生的耐人寻味的变化，如用“礼”来解释亚猛（阿尔芒）的造访，用君臣之忠义来比照马克（玛格丽特）对亚猛的衷情[7]……由此可以更加分明地凸显出“翻译者，背叛者”的本质。
正如前文所说，本书里面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者来书写改造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林纾对于玛格丽特的改造随后便在《柳亭亭》中表现出来，成为一个完全合乎儒家道德礼法，合乎文化精英想象的“茶花女”。在“茶花女”影子下诞生了放荡不羁，喜欢新学和西洋装扮的傅彩云，但是彩云虽然学了洋文，其行为举止却毫无新意，无非还是“抽大烟，***戏子”那一套旧式的姨太太路子。在与彩云形成鲜明对比的夏雅丽的影子下诞生的《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对华明卿的影响就不像夏雅丽对傅彩云（《孽海花》的女主角，原型为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影响那么表层了，华明卿就是康爱德的再版，从而成为完全在西方教育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除了世界主义背景之外，中国本土的“新女性”如何创造呢？于是有了《黄绣球》中的黄绣球，这个经由外国女性启发而觉醒的新女性。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黄绣球们本身即“含有电质在内，浑浑融融”，二是要有罗兰夫人这样的“引电之物”，才能成为发出“只要是地球上体面的事，一件一件的都要做出来”[9]豪语的新女性。
无论是在《茶花女》―《孽海花》―《东欧女豪杰》―《黄绣球》这条线索，还是在玛格丽特―傅彩云―华明卿―黄绣球这条线索中，胡缨不断指出“教育”才是新女性的必要促成物，这个教育并非培养旧式才女的琴棋书画的教育，而是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知识，小到衣食簿记等日常技能，大到洋文，医学等权威学问，只有用新学启蒙，才能促使旧式女性觉醒，放开象征“蚩蚩然、然、戢戢然”的小脚，成为堪与男子比肩，甚至可以登上世界尊荣大端的英雌，由此才能促成国族之强盛。这些书写者的意***到此也昭然若揭，即使在他们笔下的苏菲亚和罗兰夫人的一些事迹并不见于外国原始文本，或者与事实有悖，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只是借她们之口来表达作者的民族主义和女子教育改革观念罢了。
胡缨在导言中说明自己反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范式，但在行文中对于中国中心的坚持不免颇为微弱，外国人物形象的光彩似乎掩盖了作者试***推重的“新女性”，这一趋向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在其所分析的文本中，当时的书写者对于西学和新学的褒扬已成共识，到了后来的五四更是彻底地用“民主科学”来打压孔孟礼教。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也说到中国研究的这一困难：“要轻松自如地谈论中国化，必须充分假设中国自信其文明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而言有绝对的中心性（centrality）。”[10]
那么，《翻译的传说》的这一微弱也就难免了，因为其所选用的时段1898―1918正是中国对自己的文明最无自信的时候。谈论何为“新女性”的特征要素，如何构建“新女性”，“新女性”有没有被构建出来，除了男性书写者之外女性是如何看待“新女性”的，她乐意被称为“新女性”吗？……或许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结合更多的材料进行分析梳理，可以得出更加清晰分明的轮廓，这些还有待于海内外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注释
[1]刘禾：《翻译差异――一个矛盾形容法？》，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页。
[2]彭姗姗：《译者的话》，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胡适：《美国的妇人――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讲》，胡适：《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13页。
[5]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0页。
[6]同[3]，第88页。
[7]同[3]，第98―99页。
[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萨义德：《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扉页。
[9]同[3]，第177―179页。
[10]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