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治家和***事家之一。他在位的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封建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人口明显增长，社会生活比较稳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名的“盛世”，因此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形成，显然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特别是善于主动虚心地向群下求谏纳谏，集思广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基于对当时经济***治形势的比较清醒的认识，李世民对求谏纳谏的重要性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大家都熟知的。需要说明的是，李世民这个人很会动脑筋思考问题，每遇一事一物，他都要穷究其中的道理，从中发现个人智能的有限，以此来提醒和鞭策自己虚心求谏纳谏。有一次他得到十几张弓，自以为都是好弓。但是拿给专门做弓的匠人一看，却说都不是好弓，因为那些弓的木心不正，纹理是斜的，箭发出去不能走直道儿。李世民听匠人一说，马上就联想到：我从小就喜欢摆弄弓箭，又是用弓箭打的天下，对弓箭的奥妙应该说是了解得很清楚的，然而竟识别不出什么是好弓；我得天下的时间很短，对治理天下的道理还不及对弓的奥妙了解得深入，哪能不出错误呢?从此他就更加注意听取臣下的意见，不敢自以为是。又如，有一次他对太子少师萧王禹说：天下如此之大，百姓如此众多，大小事情千头万绪，一日万机而独断于一人之虑是不行的；假如“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
正是由于唐太宗深知求谏纳谏之重要，所以他才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开直言之路”，广纳谏诤。他求谏纳谏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其中有些方法至今看来也还不无可取之处，现择其要者归纳如下，以资批判地借鉴。1.立制度。在中国古代，先秦没有专门的谏议机构和专职谏官，这种机构和官员的设置始自魏晋时期。唐太宗时期承继晋制，设立了组织严密的谏议机构，建立了空前庞大的专职谏议队伍，监督皇帝和公卿大臣处理***国大事得当与否，随时提出补正意见。唐太宗还规定，“宰相入内平章国事，必使谏官随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匡正失误。2.订规矩。唐太宗认为，***以一人之依违，实乃“亡国之***”。因此，特别作出规定：中书、门下省各位官员，“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策上少犯错误。这是唐太宗强制臣下进谏的一个措施。3.作启发。唐太宗一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向公卿大臣们宣传，隋炀帝“护己之短”而大臣们又“相惜颜面”、不肯或不敢进谏，以致最后酿成亡国之乱。4.“假颜色”。唐太宗深知自己出身于赳赳武夫的行列，“威容严肃”，唯恐进见官员以庄见惮，“失其举措”，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亦即每次发现有人前来奏事，一定要借助于和悦的表情，笑脸迎人，以期听到更多中的批评意见。5.摆姿态。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旦臣下有谠言直谏，他就立即“拭目以师友待之”，或者用其他办法明确地作出欢迎的姿态和表示。他还多次当众大臣之面表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6.见行动。只要进谏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就立即欣然采纳，马上付诸实施。古人说唐太宗“从谏如流”，主要是指他的这一点。在从行动上纳谏即所谓“从谏”方面，唐太宗是做得很出色的。7.下保证。唐太宗深知“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无异，因而特别向群臣保证说：“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朕“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他还说：“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如此信誓旦旦，可见其思谏如渴的迫切心情。8.搞奖励。唐太宗对于勇于进谏或者进谏有功之臣，不仅经常进行口头上的表彰，而且还搞了名目繁多的物质奖励。据不完全统计，他因此而赐给臣下的东西就包括书籍、佩刀、金器、钱币、绢帛、马匹等多种。最有趣的是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他居然还别出心裁地特赐当时的名贵药材钟***一剂，并且发了一通颇有深意的议论：“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9.广言路。唐太宗求谏纳谏的范围也很广泛，即所谓“广纳谏诤”。从场合来看，他求谏纳谏，并不局限于君臣“朝议”，还包括退朝后与大臣们的个别交谈和聊天式的漫谈等。从对象来看，唐太宗求谏纳谏，并不仅限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王王圭、李靖、虞世南、李、马周、温彦博、戴胄、萧王禹、韦挺、褚遂良、刘泊、岑文本、杜正伦、姚思廉等等，都是太宗求谏纳谏的对象。就连皇后皇妃，包括文德皇后、长孙皇后，也都曾向太宗多次提出过建议和批评意见。唐太宗听从魏徵关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劝说，广开言路，多方求谏纳谏，这对于他避免决策和施***上的片面性，有着重要意义。10.导风气。唐太宗不仅自己乐于求谏纳谏，还引导公卿大臣们也这样做。例如，贞观五年，他就曾对房玄龄等大臣们说过：“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他认为只有大臣们能够虚心纳谏并在相互之间开展批评，才能敢于和善于向他自己进谏。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唐太宗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地虚心求谏纳谏，并在群臣当中大力加以倡导，因而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朝中形成了令人敢于讲话的环境和人人乐于讲话的风气，史称“不讳之朝”。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实是少有的。从唐太宗及其大臣们进谏纳谏、“若鱼若水”的关系当中可以看出，要造成一种使下级敢于开展批评的局面，首先是上级必须有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的真诚态度，必须制订一系列有利于开展批评的规章制度，必须选择和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必须真正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