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北海之战是律师界背水一战，一旦战败，律师刑事辩护全线崩溃。
8月4日，迟夙生一大早就匆匆赶往位于人民大会堂西路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在见到立法委员会主任黄太云后，将一份厚厚的材料交到他的手上，语速极快地说：“不想看见制度崩溃。”
这份材料即是被外界称之为“北海律师事件”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迟夙生自己调查的内容、北海律师的情况反映以及一张记录律师遭遇的视频光盘三部分内容，从7月20日迟夙生到广西北海实地考察开始，历时十五天完成。
作为参与本次事件中的唯一女性律师，迟夙生的刑辩律师生涯已经32年。在担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她多次参加立法工作。得知北海律师集体被抓的消息后，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
调研报告诞生记
“7月20日，我到北海的时候是做好准备挨打的，速效救心丸就在包里放着，伍雷（李金星）和陈光武的伤我都看了，胳膊上还带着血印。”8月4日下午，迟夙生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抬起胳膊指了指大概位置。
从齐齐哈尔经过北京辗转江苏连云港再到北海，迟夙生当日到达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今年已经55岁，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的迟夙生下飞机后先吃了降糖药和速效救心丸，以备不测。
“不测”没有发生。迟夙生的到来令“北海律师团”倍受鼓舞。当晚，律师团十名成员和迟夙生聚在一起，“一边互相拥抱，一边感慨艰难”，初见时的场面至今让迟夙生仍然动容。
“陈光武还大我四岁，但也大姐大姐的叫我，那时候大家真是凝聚在一起了。”迟夙生说，这也是此次事件令她感动的地方，支援“北海”的律师都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律师。“陈光武、朱明勇、斯伟江……”
当晚迟夙生还请在场的律师一起吃了顿饭，“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吃饭都会被人骚扰，被‘陌生人’把碗抢走。”正式的调研即是从这顿迟来的晚饭上拉开序幕，大家讲述的时候，迟夙生迅速地记录。饭后大家又到宾馆继续商讨，一直谈到半夜近两点。
“我记了十多页。最后还商量出急需我解决的两点，第一，解决会见难的问题，25号开庭，22号了还见不到人，这官司怎么打？第二，要把立源酒店殴打律师的录像拿到手，律师不能白挨打。”
第二天，迟夙生通过人大系统约见了北海市公安局刑侦副局长朱辉等人，但效果并不理想。“他们一排，我们一排，中间是一张长桌子，就像谈判一样，纠缠于律师该不该出示身份证等问题，整个过程就是胡闹。”迟夙生回想起当时的约见场面时，依然觉得悲凉。
与此同时，全国还有很多律师纷纷赶到北海，甚至一位广西南宁的女性律师打来电话，要求与她一起调研，“当当帮手”，而有些律师一时间没有具体事务，就为调研提供思路。
三天后，迟夙生返回齐齐哈尔，开始撰写调查报告，十五天后她将报告递交给黄太云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想看见制度崩溃，因为北海之战是律师界背水一战，不同于李庄案，一旦战败，律师刑事辩护全线崩溃，将再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辩护。”
刑辩空间的博弈
北海之行后，迟夙生更加确定了这样一个认知：“律师的刑辩空间越来越小，地位也越来越低。”
因为此行，迟夙生真正了解到的情况是陈光武和伍雷被打的时候，警察就在酒店门外，但是不管；在她约见朱辉时，警方就像平时视察下级工作一样，同时，律师被打的录像也以保密为由不给他们，酒店方更是迫于压力不敢给。
并且在此之前，朱明勇赶到北海介入案件时，检察院说他没有权利辩护，因为公安局已经安排了两名当地律师，但事实上，当时这两名律师并没有与被告家属或者被告人签委托协议，仅仅是一种“跟着”的状态。
为了在“铁板”般的刑辩空间中寻得一丝“缝隙”，迟夙生在见完朱辉后，又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走访了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一次两家单位口头上表示了“要严格依法办案，最大限度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但中级法院的有关办案人员隐约表示，裴金德故意伤害案律师的期望值不要过高。
为什么空间会如此狭小？
迟夙生有自己的答案：一是总给律师讲***治，二是干部违法得不到追究，所以越来越严重，当公权力越来越扩张的时候，律师代表的私权利也就越来越小。
“北海就是这么宣示的，我就不按法律办，你能把我咋地。所以全国的知名律师都前仆后继地赶往北海，这是在为整个刑辩律师界争取环境空间。”
据了解，近些年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多数都会遇到“会见难”、“阅卷难”、“递交委托手续难”等问题，此次北海案件更是集中体现。
对于有可能“空降”在律师身上的“诬陷、串供、为证”等多种灾难，在这次北海律师维权案所有律师也都心中有数，尤其警惕刑法第306条规定的伪证罪，因此每走“一步”都有视频记录。
“他们真是刑辩的高手，警察成天拿摄像机录着，都找不出他们的问题”，迟夙生说，“我去北海后也跟这些律师们讲，不要寄希望于修改刑法第306条了，大家就必须这么作战了！”
京华周刊 ：这次北海律师群体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迟夙生：就是合法的行使我们的辩护权利，维护被告人的被辩护权利，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目标。被告人该有罪就有罪，该无罪就无罪，大家都公平地能够从谈证据的角度上来完成各自的工作，其它任何奢望都没有。
京华周刊：您觉得在通往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迟夙生：是人治大于法治的问题，由此导致法律不能正确实施，从而不实施法律的人就受不到追究。还有一个问题是“命案必破”，之前不就因为这点把一起命案顶在一精神病头上了嘛，所以冤假错案越来越多。
京华周刊：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如何抵御和预防？
迟夙生：指使他人作伪证，因为这一点非常容易被人陷害，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人的伪证罪，所以当事人一翻供就是你的问题了，并且现在也没有抵抗和化解的办法。
京华周刊：你怎么看饱受争议的刑法第306条？
迟夙生：我刚刚参加了刑事法的一个立法研讨会，也见了黄太云。我就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国家对刑法第306条的态度，坚决保留，不可能废除，你必须面对现实。实体的公正实际要靠程序的公正来完成，我们就只能在程序公证上再研究问题了，不要考虑306条了。
京华周刊：刑事辩护律师的风险，可能带来何种后果？
迟夙生：不再做刑事案件，有的甚至结束了律师生涯。律师不再做刑事案件，影响的绝不仅是律师队伍，而是全体公民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京华周刊：这次刑辩律师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迟夙生：这个很复杂，不光是司法制度的问题，和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有关。
律师就产生于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对抗，这也是其核心价值。在对抗中不越位，不侵害权益，这也就正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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