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每天城市都一再给我有关这些事的承诺，而到了晚上这些承诺往往落空。就像发生了什么事，等我赶到现场时，就像神灵在凡人面前作瞬息的显身一样。被洗劫过的橱窗，运出一具死尸的房屋，马路上一匹马跌倒的地点――我在这些地方站住脚，以便将那些事件会留下的气息好好闻个够。
但是，随着那帮肇事者的四处逃去，这样的气息也一起烟消云散。当救火车由快马拉着冲向不知在何处的起火点时，谁能搞清它的去向？谁又能透过救护车的毛玻璃看清在担架旁坐着一位陪伴者的车内情形？不幸从车上飘过，径直冲向那些车子，我无法捕捉它的踪迹。
还有一种更加奇特的车子，它会像吉普赛大篷车那样严守自己的秘密。这种车子上依然是窗子让我感到可怕，它们被用铁条牢牢地封着，铁条之间的距离很小，根本不可能有人能从里面钻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暗自竭力琢磨着可能会关在里面的那些罪犯。当时我不知道这些车辆押解的只不过是一些文件，因而尤其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令人窒息的车子是运输不幸与灾祸的罐车。
让我难以丢下的还有那条运河。河水如此幽暗，水流又是如此的缓慢，以致它好像与所有伤心事都难解难分。但挂在许多桥边的白色救生圈却都只是表面上与死亡定了亲，我每次经过时，它们都依然玉体未解。最后我只好满足于看看展示如何为溺水者救生的牌子。可是，这样的展示就像佩加蒙博物馆里的“石头武士”一样令我感到遥远。
对这样的不幸事件，处处都预先设防了。城市和我都能让它们化险为夷，可它却无处可寻。我多想透过伊丽莎白医院的护窗板向里观望啊！每当我从绿茨福路向医院走来，都发现这里有几扇护窗板大白天都关着。我问了之后知道，这样的房间里住的是“重病号”。
犹太人中有一个传说：死神的手指向哪家埃及人的房子，这户人家的头胎必死无疑。听过这个传说的犹太人在想象那些房子时可能和我揣测护窗板紧闭的窗户一样充满恐怖。但是死神真的会那样做吗？还是有一天护窗板会开启，那个重病患者变成了一个康复者躺在里面？对于死亡、火情和打在我房间窗上而没有击破玻璃的冰雹，难道不能有人再去辅助一下吗？当不幸与罪恶终于发生时，有关的想象便完全被击破，梦与现实的界限也荡然无存，这不是很好吗？因此，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出自一个梦，还是不断进入梦中的真事。总之，每当我碰到门链时就会想起这件事。
“别忘了先插上门链。”每当我去开门时总会听到这样的叮嘱，直至今日我依然还像童年时一样惧怕有一只脚顶在门缝里。在这样的恐惧中有一次惊吓宛如炼狱之苦一般无限绵延着，这次惊吓显然只是因为没有插好门链而引发的。
在父亲的工作室出现了一位先生，他穿着并不差，对于母亲的出现他好像没有看到，说话时旁若无人，似乎母亲只是空气一般。至于我在隔壁房间的存在对他来说更是微不足道。他说话的语调好像蛮客气，似乎不具有特别的威胁性。但是，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那种寂静却显得可怕无比。
房间里没有电话，父亲的生命真是危在旦夕。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在他还来不及离开写字桌，只站起了身，想将这位破门而入并早就站定脚跟的先生赶出去时，那位先生已经先发制人地关了门，拿下了钥匙。他断了父亲的退路，而对于母亲他始终未放在眼里。是的，最不堪忍受的是他对母亲的毫不在意，好像她与这个凶手兼勒索徒是一伙似的。这次极为恐怖的生人贸然造访在我还没有搞清真相时就被平息了。
由于这次惊吓，我自那以后总是很能理解就近冲向火灾警报器求援的人。它们像祭坛一般伫立在马路边。可以想象，人们报过警之后会作为唯一知情的行人倾听着远方救火车的警笛声渐渐驶近，此时此刻，报警人的心情会比看到救火车本身更加激动。可是，当警报声出现时，不幸事件中的最精彩部分几乎总是已经过去，因为就算报警报对了，人们也不会真正看到火焰。仿佛这个城市妒意浓浓地在庭院深处或在成排的屋顶上养育着那稀有的火鸡。偶尔能看到消防队员们从里面走出，但是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让人觉得值得看的东西。
专注于火情的唯有看热闹的人。要有第二批队伍带着皮管、梯子和水箱开进去的话，那么在一阵忙碌之后他们便会像前一支队伍一样变得懒懒散散。这种装备精良、带着钢盔的增援队伍，与其说是来与那看不见的火焰为敌，不如说是来保护它们。但大多情况下不会有增援的救火车，转眼工夫人们突然发现，连警察也不见了，火已被扑灭。没人愿意证实那是有人纵火引起的。
《柏林童年》，（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