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荷兰病主要是由于一国天然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与利用,会对制造业等造成伤害,我国也出现类似于荷兰病的经济问题,而我国的荷兰病则是由于我国大量劳动力的开发利用,这个开发利用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高技术经济产业的动力不足,从而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我国经济在国际贸易地位不相配备。
关键词:荷兰病;劳动力密集;知识密集型
一、荷兰病及其特征
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与利用能够促进GDP的增加和国际收支地位的提高,但其运用不当也会对国民经济结构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即会损害本国其它有竞争力或者有优势的出口行业。20世纪60年代,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在荷兰得以发现,继而其开采和出口了大量的天然气,带动了荷兰出口收入快速增长,当然主要来自于天然气的出口收入,1976年其达到20亿美元;荷兰从1967~1971年的年均1.3亿美元贸易逆差一下子变为1972~1976年的年均20亿美元贸易顺差。但是,天然气带给荷兰的不仅仅是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还产生一系列有害于荷兰产业结构的不利影响:一是由于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导致荷兰货币(盾)的升值,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同时由于天然气的开发与利用,经济资源开始流出制造业,从而制造业在荷兰国民经济发展中逐渐消沉,而制造业萎靡又造成荷兰失业率的上升(20世纪70 年代初荷兰失业率为1.1%左右,到70 年代后期上升到5% 以上)。这种由于国内居民拥有国内自然资源的价值的改变而引起其他生产品制造部门竞争力和产量下降的情况被称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登是分析荷兰病的杰出学者,为了分析荷兰病,他将国民经济分为3个主要部门:第一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该部门的过度繁荣是产生荷兰病的主要原因,科登认为这个部门繁荣的原因有:新矿藏的发现和开采、本国大量出口的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突然上升、大量出口的初级产品生产技术的上升造成其产量增加等;第二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生产其他可贸易产品的部门,由于其可贸易性,该部门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一致,国际市场价格一般假定不变,因此第二部门产品价格不变,在出现荷兰病时,它是主要受害者;非贸易产品部门,包括服务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它的非贸易性是由于其生产或需求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该部门产品价格随本地需求的上升而上升,并且它是第二部门的中间投入产品,因此它价格的上升会对第二部门产生重要影响。
科登认为,当第一部门中出现过度繁荣时(即资源出口部门提供大量出口收入时),会对第二部门产生两种不利的影响:
一是收入效应。第一部门的大量出口促使其部门收入增加,在该部门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正数情况下,其对于非贸易产品部门的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种第一部门的收入增加所导致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增加,作为正常商品的非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必然提高,这个相对价格是相对于第二部门的产品价格而言的,第二部门产品与国际市场价格相一致,因此非贸易产品部门价格上升实际上是导致国内实际汇率的增加,对于第二部门来说,非贸易产品实际上是其最终生产需投入的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价格上升意味着第二部门生产成本在增加。虽然第一部门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也被用于第二部门,增加其需求,但需求增加不会造成该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因为这些产品价格往往跟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一致,而且这种需求增加额还能通过进口来得到满足,总之,资源出口部门的过渡繁荣造成的汇率上升必然对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出口产生抑制作用。
二是资源流动效应。资源出口部门中的过度繁荣还能提高这个部门中经济要素(如劳动力)的边际产值,这个边际产值的增加会造成经济资源价格的上升,比如该部门工资的上涨,而这种上涨会促使第二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中的劳动力流向第一部门。劳动力从第二部门流出后,该部门的生产会下降。此外,收入效应和资源流动效应还存在一种累积因果关系,劳动力从第二部门流向第一部门后,将进一步提高由消费效应引起的对非贸易部门的产品的过度需求,并进一步促使汇非贸易产品价格上涨,第二部门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第二部门为保证其利润空间不致下降太多,只好降低工资即其边际劳动产值,这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从第二部门流向第一部门或非贸易产品部门,从而第二部门进一步萎缩。
科登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荷兰病致萎缩的第二部门也可能有农业部门。这样,收入效应和资源流动效应结果可能是农业生产的萎缩,或制造业萎缩,或制造业和农业同时萎缩。
从以上分析可知,判断是否出现荷兰病时,一般说来要注意以下特征:存在繁荣部门和萎缩部门,繁荣部门往往是资源出口部门或低级生产部门,萎缩部门往往是制造业部门或高级生产部门,繁荣部门生产上升的同时,萎缩部门产量下降,也可能是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严重下降,还有个非贸易部门,其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非贸易产品产量则有可能上升。
二、我国的另类荷兰病及其影响
(一)我国的荷兰病源自于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经济增长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率,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并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单从出口加工产业看,我国经济也遭受类似于荷兰病的困扰。
近年来我国出口加工产业迅速上升,被誉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我国加工产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机电产业,例如2011年,我国货物总出口额18983.8亿美元,而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0855.9亿美元,占总出口的57.2%,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出口2405.4亿美元,占货物总出口额的12.7% 。两者合计占到总出口的70%,这种出口商品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而且这些出口中大多不具备专利技术和自主品牌,一般只能依附于具有先进技术和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从事贴牌生产,仅得到低廉的代工劳动报酬。可见,目前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我国加工贸易主要承接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和终端产品的组装,其特点是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在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核心技术、销售及售后服务、品牌运作等高端环节仍然受制国外,这跟我国现在的国际贸易地位是不配备的。
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荷兰病,与传统荷兰病不同的是,我国的荷兰病不是因为发现了大量自然资源,而是因为我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这种优势,经济社会的生产要素大量流进了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相比高技术含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行业不同的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无需投入巨大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和民族品牌的建设,并且能避免这种投入所产生的巨大风险,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风险相对较小,收益也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企业不是不断对产品进行技术升级,建立自己的民族品牌,而是热衷于低价竞争,从出口数量上努力制造强大的出口总额。与此同时,我国包括房地产等非贸易产品价格迅速上涨,造成包括劳动力密集行业及其其他制造业成本不断增加。
(二)我国的荷兰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这种过多经济资源流向劳动力密集行业带来我国经济总量巨大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日趋显现:
首先,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由于不以先进的技术为突破,以劳动力的数量、大量消耗资源发展起来的加工贸易是一种“粗放型”的对外贸易模式,过低的劳动力边际水平,致使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下降,同时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也是非常严重,可以看见,我国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人均工资水平与GDP的比重几乎全世界最低,能耗过高也一直困扰我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这种荷兰病还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加重。劳动力密集行业繁荣的特点是,多且泛,单家企业利润率不高,当然环境资源的代价也是不能考虑的,因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是环境不断恶化的过程。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程度收到多方关注,例如2013年几乎遍及全国的雾霾天气持续一月左右。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正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最后,随着劳动力密集行业的过度繁荣,人们发现低技术,较少训练的工人实际上与进行过严格训练,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就业环境相差无几,实际上意味着教育的收益开始下降,从而很多人开始怀疑教育的必要性,进而,在我国,出现此起彼伏的读书无用论观点,不可想象的是,一个国家在教育严重缺失时还能屹立于民族之林,读书无用论观点的泛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会使得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依附地位。
三、摆脱特殊荷兰病困扰的措施
应该看到,较多依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获得较快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能长期得到维持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发展模式实际上隐含着多重危险,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发展空间必然趋于减小。首先,人民币具有上升的压力,随着人民币上升,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优势将会降低,而本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就很小,这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其次,来自于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国内通货膨胀,提高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中间产品价格,进而提高了生产成本,进一步挤压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还有,农民工数量开始短缺。劳动力密集行业的扩张,实际是农民不断转化为农民工的结果,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为劳动力密集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民数量的减少,农民工增加数量开始降低,从而全国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促使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这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密集行业的生产成本,挤压其生存空间。因此改变依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支撑宏观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首先,要有步骤,可控制条件下缩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同时拓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鼓励社会资本流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但是资本流向的速度应该符合经济社会的客观情况,比如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知识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社会需求情况等。流动太快则会引起严重的失业,尤其是农民工的失业,太慢则会影响到我国经济总体结构的转型,应该力争在过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危机到来之前完成必要的资本流向。
其次,改革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控制的行业,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避免民间资本过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同时促进这些原由大中型国有企业控制行业的竞争水平,从而促进这些行业的现代化程度。
最后,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提高新增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教育水平门槛。促进劳动力整体知识存量的增加,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为知识型产品拓宽市场的容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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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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