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杨柳青镇位于天津西部，明代称“古柳口”，因盛产杨柳而得名，此地交通便利，商肆众多，据史记载，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了年画的产生。最早开业的有戴廉增、齐健隆两家，初期的年画，已少有存留，如今能见的多为明代以后的作品。由于杨柳青镇地邻北京，受皇家文化和文人画的影响，所以年画从开始便吸收了宋、元、明的士夫画的优良传统，之后又受到清代画院木刻画及透视法的影响，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乾隆年间达到全盛，内容和题材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此时较大的年画作坊就达100多个，全镇从业人员3000余人，是为“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杨柳青随之成为北方年画的重镇。然自光绪之后，杨柳青的年画出现了衰微之势。但文人和宫廷画家的参与从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杨柳青年画。 海派早期画家钱慧安及弟子到天津为杨柳青绘制画稿便是一例，他们为日趋衰弱的杨柳青年画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丰富和拓展了杨柳青年画的内容和形式。
钱慧安，又名贵昌，字吉昌，别号清溪樵子。晚年更号烂柯子，退一老人，让三堂主等，浙江湖州人，生于道光十三年。光绪年间钱慧安到了杨柳青。蔡绳吾撰的《北京岁时记》中写到钱慧安先后为齐健隆、爱竹斋两家画店制作画稿。从现有的作品来看，钱慧安创作年画多以民间故事为题材，并赋以前人诗句，另外，还有数幅尚未被刻印的遗稿，这些遗稿皆以“铁线描”勾于皮纸上，人物头部采用传真画法，可谓：“每画一像，烘染数层，必匠心而后止”。自题画诗句这说明他绘人物的特点，即注重“染”的作用，这与年画的制作具有同工之妙，都以烘染为主要技法。像这样就减少了画稿与年画之间的失真程度，适于将钱慧安人物画中生动自如的神情移植于年画之中，另外，钱慧安所用的线多为“铁线描”其用笔的顿挫与年画中刻板刀法是一致的，但即使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钱画稿烘染的微妙性、线条的流畅性和准确性。
《洗桐***》为钱慧安画稿中较有特点的一幅，此幅画作取材于倪云林好洁洗桐的典故，画面中会有高桐一株，一童子正攀爬在树杈上洗拭，画右的木雕以上端坐椅白发银须的老者，树右绘一提桶欲取水的童子，回头似在听取老者的嘱咐，背景也极为简单，仅树后一低栏，画面清新、疏朗，人物形态生动。而这种在对称中求变化的构***方式在文人画中也是不为多见的，人物的面部特征和衣纹的处理同以往年画存在着极大差异，这极大体现了钱慧安对年画的创新。另有画作《笑掷骰盘呼大彩》画一暮春庭院小景，院内高楼上有一老者在倚栏读书，旁边的童子正俯身探头，看庭院内一群儿童在石上作嬉戏，另有一孩童正用竹竿挑蜻蜓，一腿抬起，表情顽拙，院内点缀古柳春树，远处零星着作池边小景，与《洗桐***》不同，此幅构***更为丰满，背景亦较为繁复，再左上又有提款“笑掷顾盘呼大彩，等闲输却买花钱”，并有“时在庚寅年六月，仿华秋岳笔意”等字样，是诗书画印的文人情怀与民间艺术充分结合的佳作。
这一时期的年画在钱慧安的影响下，艺术上确有很多突破，从其特点上看，对比以前有些呆板僵硬的画面，此构***比较新颖灵活，一些局部的细节，也处理得较为精练。人物的形象更为生动和富有情趣，钱慧安把民间传统的年画色调改为淡色匀染，并试***与传统人物画更接近些，线条多样变化更富于表现力，人物的勾勒大都在钱慧安所擅长的“铁线描”基础上进行加工变化，衣着用笔挺练，较多折角，与其面部的圆滑有所对比，形成其独特的风格，只是在年画刻板印刷中或由于其原作失真之处，但从未刻印的遗稿中我或可见其形态一二，在钱慧安的影响下，年画的题材也丰富很多，在此之前，杨柳青的年画大多以仕女娃娃，戏剧故事及民间艺术中喜闻乐见的成语典故为题材，钱慧安为出新裁以历史故事和前人诗句入画，创作了大批画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他画了不少以《红楼梦》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花蔷费解》、《误入怡红》、《鹦鹉犹诵葬花诗》、《金闺独许占才名》等数十幅，这些画作情景交融，人物的神情动态生动，景物不多而足以使人一眼便知是何情节，形象、衣着及景物布置也极切合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和境地。在他的影响下绘成的八幅《红楼梦***》、（《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薛蘅芜讽和螃蟹咏》、《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史湘云偶填柳絮词》等八幅，每幅分左右两部，左面绘有《红楼梦》故事，并皆用八字注明故事内容，背景也不全用全景式构***右面画有博古花卉四周加以赋色的***案边饰，这种格式极为新颖，近似于版画中的“无双谱”的体制，在年画中也可以说是较为少见的；另外，钱慧安的这些《红楼梦》题裁的作品对海上一些画家以其故事入画也有一定影响。
而在予以杨柳青画稿的同时，也丰富了钱慧安本人的创作内容。增添了灵感，从钱慧安晚期的一些作品看来，无论是风格还是体裁都反映出他善于吸收民间艺术的特点，运用到自己的绘画中去。钱慧安可谓融合各家于一体的大家，因此其画风也独树一帜，杨逸在《海上墨林》评钱慧安“善画工笔，以人物仕女为专长，间作花卉山水，均能自出机抒，不落前人窠臼”。康有为在著名的《万木草堂藏画自序》中说“中国画至国朝而衰敝，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余二三名宿，摹临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如草，味同嚼蜡，岂能复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争哉！”诚然，清代许多文人画家沉泥于摹古而毫无创新，钱慧安能摆脱迂腐、僵化的程式，而深入到民间为年画创作稿样实为难得。他在天津的活动虽没有很多史料记载，但从他题画是常用的作于一灯一塌楼，可见，在天津时的作坊内条件是极其简陋的，而钱慧按当时以为上海著名画家了，也应不会像与他同时的吴有如一样创作年画主要是为了谋生，在这种情况下有如此多的画作也不会只是一时兴起。所以，现代著名画家程十发对他“海派源流”的评价实不为过。
清末，日落西山、萎靡沉闷的社会风气影响了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慧安并没有把杨柳青年画再度推向艺术的高峰，其光景依然每况愈下，蔡吾绳在《北京岁时记》中称道；“光绪中钱慧安至（杨柳青），为出新裁，多拟典故及前人诗句，色改匀淡，高古俊逸，惜今皆不存，徒见俗鄙恶劣一派也。”其中称钱慧安的作品“今皆不存”，但从现存的年画来看他的作品还有大量存世，此种说法或许差异，但若将其理解为钱慧安开创的高古俊逸的画风“今皆不存，徒见俗鄙恶劣一派”却也可以解释的通。光绪末期的年画，大都质量低下品位粗俗。但历史上任何艺术光彩的消失也自有其必然性：清朝末年内乱外争的年年战事，使得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大大不振，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接踵而来，中国的本土手工业经济趋向破产，已难于乾隆年间经济稳定发展的阶段相比。此时的年画必须降低成本并要大量普及到穷乡僻壤，才可能从中获利。所以，已经失去从前 精致、工细的特点，大部分都构***草率，着色呆板，走入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一途，为了能够取得更好利益，在创作技法和内容上也不得不迎合广大群众的喜好，为农民、小市民群体所接受。故钱慧安创作的年画风格题材没有被广泛传播效仿，甚至还在杨柳青留下数幅未刻印的手稿，如此自然难以有长远影响。另外，此时中国民不聊生，对年画的需求和购买力也相对减弱，整个年画行业的光景也随之衰落。就连戴廉增，爱竹斋这样大的画店都无资金去刻钱慧安的新作了，可见其当时景况之惨淡。
历史上文人参与到民间创作中的事例并不少见，丁云鹏为墨工制模印，陈洪绶绘制《水浒叶子》、萧云从制铁画等等，都能说明此类问题。钱慧安与杨柳青便更为这一典型，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艺术的兴衰流变着实难为一人而改变，但却也能在短暂的时间中为其发展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王树村：《中国年画史论集》，1991。
[2]杨 逸：《海上墨林》，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 鸣： 烟台大学建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