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社科纵横杂志》2014年第九期
一、从“人欲不能无”到“顺欲”的人欲观
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认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并宣称：“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1]下同进而，王艮指出：“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即人的感性生存需要是“本”，是第一位的。王艮之后，泰州学派的门人弟子发展了他的这一的思想。王栋直接提出“人欲不能无”的论点，说“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却言养心莫善于诚，非但不识诚，亦不识养字之意。人心一觉便是真体。不善养之则有牯亡之害。故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必不能无者。”“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1]颜钧认为，“人欲”是人的自然本能，是人的天性，不应该约束限制：“心所欲也，性也。”[7]“异端”李贽更将“人欲”上升至“人伦物理”的高度，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2]李贽宣称，私心人欲虽圣人不免，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尚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6]在肯定“人欲”合理性的基础上，李贽提出了“顺欲”的主张。在《答耿中丞》中，他说“：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2]他认为强行禁欲“逆天道之常”，不如让人们“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袁宏道公开宣称追求人生“五大快活”[8]。而在人的个体欲望与社会规则协调的问题上，泰州学派极力强调教育的礼乐教化功能。王艮认为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使人的行为能够做到适中：“故《通书》曰：‘曷为天下善？曰师。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1]“有志之士，何代无之，若非明师良友鼓舞于前，诱掖奖劝，抑其过，引其不及，以至于中，其不至于半途而废，行不著、习不察，流于异端枝叶者鲜矣。”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才慨然以师道自任，积极讲学，欲为“一国之师，天下之师”。此后，泰州派弟子无不以此为己任，积极倡学，到处进行会讲活动，期望挽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晚明社会。然而，传统禁欲主义的樊篱被冲垮之后，终究需要有个疏泄的过程。加之置身于“纣之乱世”，“望道而未之见”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之下，因而他们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改变晚明的颓风与败亡。
二“、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观
王道社会是王艮及泰州后学的社会理想，也是泰州学派立派的终极指向。在王艮晚年所作的《王道论》一文里，他具体地描述了这样的理想社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尧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辅***，刑措不用，……上下皆趋于德行，躬行实践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间，不复营心于功名富贵之末，而功名富贵自在其中矣……”在这样的社会中，“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人人都是善良君子，家家都富足安乐，所谓“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王艮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有点类似《礼记》中的“大同”社会。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远古之时人们提出的一个美好社会理想，直到封建制度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明清之际，仍然只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美妙构想？这是一个无可解脱的历史悖论：先秦思想家们竭力想将天下的统治者塑造成一个道德君子，秉持公心，为黎民百姓谋福利，实现天下大同。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专制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超越甚至凌驾于一切社会规范之上，乃至于所有律法任凭统治者的意志而行。显然，封建统治者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无穷欲望与无上特权来顺应世俗社会的要求，因此“大同”的社会理想在当今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王艮在《王道论》中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其时百姓，如缸中之鳝“覆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不过，相对于以往诸贤的空洞说教，以古，王艮则秉承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努力践行了他的社会理想。王艮借助《易经》“乾”卦中“九二”、“九五”二爻表达了这样的信念：“‘飞龙在天’，上治也，生人治于上也‘；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圣人治于下也。惟此二爻，皆谓之‘大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既然“飞龙在天”“致君尧舜上”，从而达至“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上治”之法不可行，那就“见龙在田”，学孔子周流天下，教化万民。尽管遭受种种怀疑、责难，但王艮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未尝一日而息“，‘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此余之志也。”另据《年谱》“五十四岁”条记载云：“既先生如金陵，偕燧数十辈。会龙溪邸舍，因论羲皇、三代、五伯事，同游未有以对。复游灵谷寺，与同游列坐寺门歌咏。先生曰：‘此羲皇景象也。’已而，龙溪至，同游序立候迎。先生曰‘：此三代景象也。’已而，隶卒较骑价争扰寺门外。先生曰：‘此非五伯景象乎?’”如果王艮心目中没有一种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模式，就不会触景生情，发此感慨。此后，泰州学派的弟子们秉承先师遗志，继续践行着“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颜钧在家乡江西吉安招集亲属、家族及乡闾间700多人倡建“萃和会”，宣扬“讲耕读正好做人，讲做人先要孝悌，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知，如童时念父母，常得欢心。……勤勤恳恳，不厌不倦，不私货以裕己，不怀蓄而薄养。”[7]何心隐以自己的家族为对象，进行了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社会试验。在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三十八年的七年间，他“捐千金，购义田，储公禀”，创办了“聚合堂”，并倡明其旨曰：“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聚合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9]尽管泰州学派诸贤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们“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尽管他们的实践在当时仅如同暗夜里的萤火微光，但它毕竟发出了光亮，给后来者以希望、以启迪。
作者：尹强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