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社会关系范文第1篇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提出的健康三条标准，一是生理健康，二是心理健康，第三条就是良好的社会关系。医学科学研究证明，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是健康的标准，也是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曾发表一篇研究报告，研究人员让志愿者暴露于感冒病毒中，结果发现，有六种以上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中只有35%的人最终得了感冒；而只有三种以下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中有62%的人最终患了感冒。这说明有更多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他的免***力更强大。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的调查研究也证明，缺少社会联系的人比那些有更多社会联系的人死亡危险性高二至三倍。
医学专家认为，社会关系广泛的人能获得更多的友谊，而友谊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它可以降低人们的恐惧感和孤独感，减少体内一些激素的过量产生而影响免***系统的功能。
那么，如何评价我们的社会关系呢？美国哈佛大学老年医学研究员布拉德利・威尔克斯医学博士曾提出一个打分体系，来评价人的社会联系水平，下面结合我国中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列出12个问题，请你如实打分，就可以客观地评价你的社会关系。
1.如果我想去旅行，可以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 ）
2.有人可以和我分担我最隐秘的焦虑和害怕。（ ）
3.如果我病了，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人帮我做家务。（ ）
4.经常有人邀我一起去做某件事。（ ）
5.我能找人倾诉个人问题和听取处理意见。（ ）
6.如果我决定下午去看场电影或逛街，很容易找到人一起去。（ ）
7.如果我临时需要一笔钱，能很快从别人那里借到。（ ）
8.如果我公出或去旅游，家里没人时可以很容易找到人照顾一下住宅。（ ）
9.如果我病了，有人为我着急，并千方百计安慰我或帮我***。（ ）
10.如果我遇到困难需要出趟车，可以很快找到合适的人选。（ ）
11.我的生日可能收到除家人之外的人的祝贺。（ ）
12.如果我搬家或装修需要帮助，可以很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 ）
社会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乡村；社会关系；综述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时期，要理解当今社会的深刻变革，首当其冲应该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要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社会关系的嬗变无疑是最基本的视角。同时，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的井然有序和和谐发展，仅仅重视基础设施和物质层面的改善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乡村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说，考察研究乡村社会关系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会关系的定义
在村民的日常实践活动中，个体所能涉及到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次：村民与村民之间交往所形成的关系；村民与组织（村委会、基层***权）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村民个人所属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韦伯认为“社会关系”是“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若干人之间相互调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为”；青井和夫将其定义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互动的模式相结合，形成一个功能性单位”；本文中“社会关系”的释义参照贺雪峰关于“村庄社会关联”的定义：“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就构成了村庄社会关联，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者也曾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中国国家***权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认为村庄并非是封闭性的，总是以各种各样形式和外界发生联系；韦伯则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伪能力较强的村庄联合体；黄宗智认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是一个关系紧密且封闭的关系共同体，因为乡村有着高度的自给自足性；施坚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乡村的乡镇集市贸易，认为中国农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并不在村庄，而在基层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框架内，认为村庄共同体中农民有着社会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观念意识，并会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塞缪尔，波普金则有着跟斯科特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村庄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村民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搁置集体利益，而奉行个人利益至上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也即“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之争。对于中国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日本学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争。平野通过考察村落传统的祭祀仪式、集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等活动认为，庙就是村落共同体的表征；戒能通过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认为村民和村民之间、村民和村落之间的关系非常疏散，从而否认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存在。
以上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可取之处，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不应该单纯的从“经济的”或是“***治的”视角，而应该以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本土社会，这样才会使研究结果更具精确性和适用性。
三、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就开始重视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探讨，因为了解乡村社会关系的概况和发展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乡村组织的运行和农民的行动逻辑。其中，对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视角：
（一）传统的文化和心理视角
传统的文化视角以中国儒家价值取向为基础，作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起源。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倾向，因其深刻的解释力度一直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过程缺少实证数据资料的支撑和动态意识，导致对当今乡村社会关系的解释力减弱。典型的代表就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关系本位”论、林耀华的“关系均衡”论等。特别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概括，对后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孙立平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进行分配的，而建国后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差序格局’的变动；”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翟学伟的“缘、情、伦”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模式；陈俊杰、陈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伦理、情感、利益”的三维建构等，都是对差序格局模式的补充。
（二）变迁中的结构视角
从结构视角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把整个乡村社会内部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它属于宏观或是中观层次，其中最能体现这个分析视角的是对中国家族和宗族组织的研究。宗族组织的研究假设是传统的“皇权不下乡”思想，认为整个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同体，村民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可以得到情感、生产和生活上的全部满足。“乡绅阶层”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农村“士绅阶层”不仅是乡村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关系的调节者，是农村社会和国家***权互动的缓冲地带，孔飞力的“士绅统治”和黄宗智的“第三领域”反映的就是中国传统农村士绅的力量。
自中国社会学重振以来，农村的家族或宗族组织就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却没有随着现代因素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而式微，相反，许多学者在研究近年来的农村宗族问题时，却发现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在农村有复兴的趋势。***从功能主义视角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杨善华、刘小京从变迁的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农村宗族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贺雪峰、全志辉从社区记忆的层面分析了村庄中国家、村级***权和村民三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肖唐镖则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家族的各项功能。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随着宗族的复兴，不少学者开始挖掘农村家族在乡村治理中和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对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乡村社会关系网的窗口。
（三）日渐流行的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视角
相对于文化和结构视角，运用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专门研究乡村社会的视角还比较新，研究成果也比较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不同阶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公司企业等组织的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其中，专门对农村关系进行考察的有：张文宏对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胡荣运用普特南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林聚任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的“明流”特点；也有学者研究了关系与信任在农村社会的地下“”蔓延中的运作逻辑，邓燕华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关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规则，关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结语
长久以来，学者都视中国乡村为一个村落共同体，在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所做的对比分析中，共同体内亲属、乡邻和朋友的交往原则是情感、认同和依恋；而社会中成员的交往原则则为理性、功利和弱认同。显然，村民的社会关系状况深受所处的共同体结构的影响，然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村民之间的互动也在重塑和改变着乡村共同体的结构和内容。村民对原有乡村共同体的认同已经逐渐弱化，功利主义不断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情感，因此不少学者预测乡村发展的终点将是城市化，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人际交往最终将成为城市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特征在乡村的复制。然而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邻里、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集体利益都是在短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的，这些村庄特征仍然将日益个体化的村民联结在一起。村民仍然对乡村共同体有着最原始的认同，这可以解释，虽然村民间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断增强，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满乡土气息的人情味。这种充满人情味人际关系的存在也就决定了村庄变革的未来绝不是简单的对城市的复制，而是带有自己独特之处的乡村秩序的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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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资本，社会关系，历史，新世界观
〔中***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034-05
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乃至整个思想体系，这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越来越深的层次上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这种范式转换的思想效应将是极其深远的，《资本论》的哲学意蕴这一经典问题，就在这种范式转换中获得了明晰的求解线索。用最简洁的表达式界定历史唯物主义之于《资本论》的奠基意义，就是：“世界=历史”推出“资本=社会关系”。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经扬弃了纯粹的自然状态而成为历史，因此在历史当中的存在物，也扬弃了纯粹自然物的性质，应被看作是历史活动得以展开的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体；而现实世界的万物之主，就是资本。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逻辑中，《资本论》获得了把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总方法，进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的研究范式。
一、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唯心史观基础：马克思经济学***的深层对象
纵观整个古典经济学，马克思认为林林总总的思想体系具有同一个方***前提：把资本看作自然物，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了当代化地表述这种方***前提，我们借用库恩的概念将其称为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库恩认为，范式转换即科学***“乃是世界观的改变”。〔1 〕 （P101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范式）“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阶段的要素的特殊规定”，“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2 〕 （P214 ）从我们剖析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生成（从而理解其历史本质）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关于重农学派的批判具有典型意义。这是因为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封建主义最早的系统批判，具有农业经济残留的明显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印记，是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这一范式的历史奠基，深远地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走向。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概括了重农学派的总体特点：“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构成的。” 〔3 〕 （P19 ）重农学派具有一项巨大历史功绩，就是把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的“生理”形式，是不以意志、***策等为转移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物质规律”发现的意义，从世界观的层面上说，这就给予从哲学唯心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成见以有力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通过肯定重农学派发现“物质规律”的功绩，实质是批判了哲学唯心主义式的唯心史观；但马克思同时又揭示出重农主义的错误――“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3 〕 （P15 ），显然，这又是马克思对从旧唯物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观点的批判，实质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式的唯心史观。可见，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是一种奠基于世界观批判的经济学批判。在重农学派领袖魁奈那里，一种以自然法为载体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对其经济学范式的创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魁奈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自然法” 〔4 〕 （P304 ）。他从永恒的“自然法”出发，只是就劳动产品作为自然物的属性方面看待剩余价值。在魁奈眼中，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与作为一个绝对实体的自然的二元关系，是衍生出经济事实的出发点。诚然，在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中也有“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物的关系”或者更彻底地说是“物与物的关系”。人一旦被归附为纯粹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无差别的同一性产物，其真实的社会关系就被蒙蔽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而不是无差别的、依赖性的）统一中，才会始源性地形成人与人之间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否则人类个体只不过是受同一物种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然预定的，不具备构成“关系”的差异性维度即“为我”的维度。只有达到对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关系的深刻理解，才能够扬弃把价值、资本等本质上是社会交往关系的事物看成是自然物的观点。
借用库恩的术语来说，由魁奈奠基的自然主义研究范式支配着古典经济学的“常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生产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一个阶段，而是看成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这一局限使得他们看不到现实经济运行得以可能的社会条件的中介，他们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马克思在无数地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这一世界观批判。经济学家们视为前提的东西，实质上全部是历史的产物，只有通过暂时性的范畴――也就是归结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范畴的中介作用，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对理论矛盾不以为然甚至视而不见，对此，马克思揭露到：“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 〔5 〕 （P292 ）这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决定了的功利主义认识论结果就是：“这些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历史的形式说成是永恒的形式。” 〔5 〕 （P285 ）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相对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观点。首先，把世界看成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物的社会存在本质：“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像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 〔5 〕 （P290、326 ）进而，把物看成社会关系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经济范畴不是“存在于事物的永恒本性中”，而是“由历史性差别造成的” 〔6 〕 （P99、111 ）。当然，在揭露出古典经济学所奠基的研究范式的总体缺陷的基础上，还需要正面说明由唯物史观所支撑的《资本论》的总方法――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
二、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
马克思有了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超越，进而有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超越。他在研究中得出“一个贯穿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7 〕 （P44 ）深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就是解释清楚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这一唯物史观的问题。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人的感性活动过程。在动物的生存状态中，并没有外物与我的区分，动物意义上的外物与我同样按照盲目的自然规律运动，不论是按无机界的规律还是生物本能。动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对象性形式，对象性形式只能是人类对象性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即物-人结构。但亲身进行对象性劳动的劳动阶级只是用实践无意识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只有脱离直接劳动实践的思想家，才有条件以概念的方式表达出这一现实，尽管是以把概念***地幻想成主体的“倒立”的方式。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一方面由于脱离人的生存结构来抽象探讨思想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则以背反、因而越发深刻的方式说明了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能脱离历史的真理。世界经人的活动的改造变成文化产物，这就是物的人化过程；人只能通过改造世界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存在，人是并且一定是对象化的存在，这就是人的物化过程。二者统一于人的感性活动。
但是这还不够。以上我们只是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对象化形式，即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统一。在这种说明中，为了得出“人类整体”的特点而进行了理论抽象，即暂时未予讨论人与人的分工差异。但是人的感性活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改造主体――改造客体”的二元结构，不是简单的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前提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仅仅从主客二元结构的层面看待新世界观，只能把它理解成为以“改造”的二元结构代替“认识”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而改造主体内部的复杂历史关联尚缺乏具体说明，甚至有倒退到费尔巴哈人本学上去的危险――只是用抽象的“实践”结构作为解释原则取代“自然”、“上帝”、“理性”、“类本质”的结果，是重新把人归结为具有某种永恒本性的形而上学；只有把改造主体理解为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现实的人，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实质上，人的感性活动过程正是社会关系建构发展的过程：“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8 〕 （P11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创造物质产品（生活资料）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出人类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的过程。物质生活首先就表现在所有权上：“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 〔5 〕 （P417 ）
社会关系的最初产生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互助，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复杂的演变，阶级与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对抗及其衍生的各种对抗成为新社会关系的主导结构。同样，社会关系的变迁也是与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相伴而行的，这就是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原理。所以，当历史唯物主义提及“现实的人”的时候，“社会关系”就是“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由于社会关系超越某个人类个体的“先验性”特点，它才是历史的本质结构。换言之，历史的本质结构并不是单个人的“感性活动”。社会关系不是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而是事先决定、制约人们如何发生某一特殊联系的普遍性前提、传统，是由一定社会形态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作为内核的文化之网。比如，作为无产者个体的我可以为甲资本家所雇佣，也可以为乙所雇佣，这就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主体间性”选择；但我不能不被“大写”的资本家所雇佣，这就是超越于我、甲、乙这些个体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作用。市场经济的总体逻辑如“月印万川”般支配着个体的心态。〔9 〕 （P95 ）一方面，社会关系能够被理性把握为超越于现实个体之上的真正指挥之“手”，“个人在这里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 〔10 〕 （P114 ）；另一方面，这只手又是“看不见的”，而只能“肉身化”为感性存在的“物”。所以研究社会关系又必须从它的物化形式入手。现在我们就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思想，回答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为《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的总方法提供了世界观基础。
不过，以上还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是指明资本与古代一切文明产物一样，都是人的某种社会关系的凝结。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一是借助于现代视角追溯社会关系的起源，从而使资本这一近代产物作为社会关系发展一个环节的真相呈现出来；二是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为分析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做好了准备。但是这种分析又是远远不够的。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假象的生产关系。揭露资本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特点，才是《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总方法的真正内涵。我们可以用表格表述以上研究结论：
从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唯物史观解释原则下“现实的人”，总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双重维度的统一，社会存在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又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就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理解***治经济学的枢纽”提供了枢纽，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就是进一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内涵。
三、人的双重存在：理解***治经济学的枢纽
《资本论》开篇分析了商品包含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构成它们的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强调：“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治经济学的枢纽”。〔11 〕 （P54-55 ）“理解***治经济学的枢纽”就是《资本论》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枢纽，它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具有怎样的关联呢？
人以对象化的方式存在，对象化既是人在改造自然中确证自己的过程，也是建构和固化社会关系的过程。因此，人既是生物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对象化产物――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经济范畴所指的事物，则既是物质资料，也是社会关系。资本的本质不在于前者，因为抽象掉社会关系的“资本”不过是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等自然物；而在于后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产品等自然物才取得了“资本”的特殊规定。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力学定律看作亘古长存的自然前提一样，把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看成前提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实质上就是了社会关系这一构成资本的本质因素，湮没了人的社会存在的特殊维度。因此，经济规律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中取得了永恒的性质。《资本论》与之完全相反。在《资本论》中，资本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是由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来体现、随着人的社会活动而变化的。
两种经济学的截然对立表现在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范畴上，就是对其本质的不同理解。在资产阶级方面，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把商品同它的物质形态混为一谈，把商品包含的价值看作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直接对应物，庸俗经济学则走向了纯粹主观的效用价值论。结果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3 〕 （P7 ）马克思则不然，他认为商品内在地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而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基础，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相应地，商品价值中内蕴的剩余价值具有一个“纯粹形式”即社会本质：抽象劳动的价值增殖部分。利润、地租、利息等特殊形式都是这一社会本质的表象。商品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必然对象化着人的劳动本身。商品所具有的“微妙和怪诞”不能从商品本身或者某种神秘的母体中去寻找，而只能从创造商品的感性活动中去寻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种物质范畴的特性由商品的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加工者的技术操作等物质条件来提供，由购买者的使用来实现，它体现的是一种直接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用价值具有千差万别的属性，但是它们总是为了与他人相交换而生产的，所以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当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共同的东西：价值。这个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只能是对特殊劳动的共同点的抽象，而这种抽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社会条件――“只有***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11 〕 （P55 ）换言之，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以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取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关系作为前提，这种抽象是无从产生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存在把“具体劳动”划归成“抽象劳动”的必要。价值只能由抽象劳动来形成，它体现的是一种以物为外观的、人与人之间独特的社会关系即交换关系。只有把劳动分析为二重属性，才能为商品的二重因素提供对象性活动的说明。只有说明了商品内在包含着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才能揭示出这一矛盾得以产生的私有制前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说明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阶段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与实现条件之间、资本的增殖目的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之间蕴含着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取得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可见，只有“批判地证明生产商品的劳动中所包含着的二重性”，才为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提供了方***的枢纽和理解的枢纽。
但是这一“枢纽”又是以何为枢纽呢？由于具体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具体劳动是人的自然存在维度的特定化，抽象劳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特定化。劳动二重性学说以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枢纽。表面看来，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结论，似乎是我们把人理解成自然――社会双重存在的唯物史观“一般”观点的演绎产物。事实上恰好相反。正是有了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之后，人的双重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为人类的思想意识到。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形态中，人也一直在事实上是基于“改造”特性的双重存在，但这一点还只是无意识的。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抽象的物之后，只有在人与人之间被剥离了直接性的人身依赖关系、变成孤立的原子之后，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原来自己是社会的存在，“失去后，才能懂得曾经的拥有”。这是因为，以往社会形态中由人与人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总是被归结为自然性的，从而把“社会存在”的维度还原为“自然存在”的维度；不是没有天才的思想家意识到人的社会存在属性，而是他们基于历史条件只能把这种属性理解为自然存在属性。因此在古代思想中，人在本质上只具有一个生存维度――自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历史观都没能够正确地揭示人类历史的起源和本质，他们所说的人之存在的“***治”、“社会”维度并不是区别于自然的另一个维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意为不能根据）。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8 〕 （P11 ）随着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和人对自然的改造，世界就从自然状态转变为历史状态。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世界已经彻底人化（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前提）、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历史哲学开始萌发出新的解释原则（唯物史观产生的思想前提）和无产阶级作为***的***治与思想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唯物史观产生的阶级前提） 〔12 〕 （P30 ）的时候，才能够彻底实现世界观的这一转变。这三个前提又应唯物主义地归结为一个前提――历史前提：“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10 〕 （P46 ）以人的感性活动――首先是生产劳动――作为解释原则来重新理解世界，人的双重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才能作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产生出来。
马克思发现人的社会关系这一存在维度的过程，也就是发现这一关系在现实中“被取消”的过程――商品世界中的人已经“孤立化”，各自占有各自的生存资料（资本或劳动力）、各自从属于各自的生存资料、各自等同于各自的生存资料，相互交换商品（名誉、地位、人格等一概商品化）成了人们联系的唯一纽带，物格代替人格运动，人们彼此之间不再发生超出物的范畴的联系。正是这一“取消”反衬了其曾经的存在，而这一“取消”个人日常联系的力量，正是把“具体劳动”无差别化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本质，而价值形式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货币。货币无孔不入的流通取消了人们在商品买卖之外的一切联系。融化在“抽象劳动”即货币中的“人”就是“物”，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文艺复兴所发现了的“人”刚刚脱去“神”的外衣，又马上戴上了“物”的面罩。正是“人的关系”在现实世界的被“取消”，正是“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才让马克思醒悟到历史上是存在过人与人的直接紧密关系的。这就像运动着的物体才能够向眼睛呈现出其运动状态一样，“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 〔10 〕 （P114 ）。相反，静观着的、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古代思想家却发现不了“关系”，他们只是把人与人的关系还原成纯粹的自然关系，意识不到“关系”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当马克思醒悟到人原本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才能领悟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不存在“人的关系”，而是这一关系已经异化为“物的关系”。这就是关于“社会关系”发现的辩证法，也就是关于“人的双重存在”发现的辩证法。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劳动二重性学说提供枢纽的逻辑，是劳动二重性学说自己证明自己的逻辑，是一个辩证的圆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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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社会关系范文第4篇
如果说奥巴马去年获选美国总统当晚的演讲算得上经典的话,那他今年在哥本哈根申奥投票前的一番感慨则跌落到《读者文摘》心灵鸡汤或者好莱坞励志电影总结发言的水平,只能算是陈词滥调,不能打动见多识广老谋深算的奥委会委员,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在奥巴马感兴趣的非***治话题中,篮球和芝加哥是很出名的两个,一个是他的最爱,一个是他生活的城市。但他与中国的关系,最近被发现,也非同一般。
他2009年11月中旬访华的时候,在公务之外,还见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位总统小弟在中国发展,就已经是新闻了,而他居然还娶了一个河南姑娘做媳妇。这桩事情被报道出来之后,导演姜文紧急出手,将总统小弟请进自己的新片,在《让子弹飞》中间客串一个人物,在宣传上居然与周润发、葛优平起平坐,据说最近又辞演了。
2009年11月下旬,奥巴马在白宫摆国宴款待印度***辛格,在公开的众多来宾的照片中,总统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在其中,这次的惊喜是,这位总统小妹有一个华人丈夫。
好了,接下来说篮球。美国的感恩节假期,白宫也关门,总统也放假,但奥巴马没闲着,带着老婆孩子丈母娘奔了华盛顿的史密斯中心,跟普通人一样,吃着爆米花看了一场大学篮球赛,是当地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对阵远道而来的俄勒冈州立大学。总统大人不是冲着当地的大学球队去的,他去看球完全是因为客队,因为客队的主教练克雷格・罗宾逊是他的大舅子,也就是他老婆的哥哥,他丈母娘的儿子。
克雷格・罗宾逊能当上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主教练与他的妹夫是总统没什么关系,但奥巴马能当上总统,却与克雷格・罗宾逊不无关系,因为克雷格・罗宾逊过去两年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奥巴马竞选,去年11月4日的晚上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发表那篇著名演讲的时候,身高近2米的克雷格・罗宾逊就站在台上。
要是再往前算,克雷格・罗宾逊15年前与奥巴马一起在芝加哥打野球的时候,他妹妹米切尔还没开始与未来的总统谈恋爱,而到了妹妹为嫁不嫁奥巴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克雷格・罗宾逊给出了积极的建议。
克雷格・罗宾逊自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在校队的教练正是“普林斯顿进攻”的鼻祖卡瑞尔,他毕业后带的球队用的都是改良版的“普林斯顿进攻”,他去年4月开始执教俄勒冈州大,把球队胜率从前一赛季的不足20%提高到50%。
再来说卡瑞尔,老人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到国王队当起了助教,把“普林斯顿进攻”推广到NBA,从中受益最多的就是国王当时的主教练阿德尔曼。后来阿德尔曼来到休斯敦,也希望在火箭推广“普林斯顿进攻”,也有人说姚明总受伤,与“普林斯顿进攻”不无关系。
社会关系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邬璟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10433。
（一）
利益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关于利益问题的讨论也是极其广泛的，它综合了***治、经济、宗教、道德、法律等因素，也涉及到人们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经济学关于利益理论的研究历史悠长，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就是以个人的经济利益为逻辑基础，主要分析理性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自动或由***府调节各方利益关系的模式和影响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探到了利益问题的本质，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并将经济关系的核心归结为利益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并且，只要阶级存在，那么任何社会的利益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不同的经济制度追求不同的经济利益。
我国学界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关系理论逻辑，围绕***利益理论的思想脉络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建国后较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利益关系阶级性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利益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尽管有关利益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很丰富了，这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新成果，然而，我们发现，利益关系理论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空间与局限，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不够系统化，二是不够具体化，三是不够现实化。而洪远朋等教授主编的《利益关系总论》，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现时期有关利益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性、深入性、广泛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利益理论的缺憾与不足，还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发展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二）
《利益关系总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新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研究”的总报告，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其他院校，如上海财经大学的老中青学者、企业家和***府官员大协作的产物。它对已经出版的关于利益关系研究的27部专著，70余篇文章，21篇博士论文作了高度提炼和整体概括，于2011年结题出版，是对中国***成立90周年的献礼作品。此项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系统性
《利益关系总论》总体脉络清晰，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并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此项研究总报告的主体部分可分为三篇：理论篇、现实篇和对策篇。理论篇主要是对我国和西方关于利益理论史的梳理，在总结了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中国新时期利益关系发展规律、深度挖掘导致利益关系变动原因的背景下，分析利益的内涵、外延、性质和特点等利益关系质的规定性，然后从量的方面初步建立利益评价体系。可见，这一理论研究具有历史与现实、质与量、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性，由此也形成了利益关系的理论系统。现实篇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经济利益关系、***治利益关系、文化利益关系三个方面，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思路，系统地探讨我国利益关系，其中关于经济利益分别从整体、地方、产业、企业、国际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对策篇则从我国现时期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变化入手，着重十大利益关系的探讨，在以和谐利益关系为建设目标之下，对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提出了十大思路。此项研究的整体逻辑顺序是先基于利益理论和实践发展历史进行理论抽象与创新，接着应用这些创新性理论对现实重要利益关系进行解释与分析，最后在上述基础上针对我国现实进行对策性探讨。此项研究既具有宏观系统性，每一分项研究又都自成体系，沿着一定的逻辑进行布局和整合，从而使得这一研究的各个部分都具有有机的联系。
2.深入性
综观中外学术界关于利益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就研究的深度来看，已有的研究内容还不够完整、深入、全面，有些仅描述了利益关系的局部现象，缺乏对原因、机理、性质等的进一步探究；有的剖析了某种利益关系的形成、作用方法，但没有延伸至它的特点、性质以及与其他利益关系之间的联系。而《利益关系总论》弥补了这些研究的不足，坚持沿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在总括各方面利益现象的基础上对利益关系研究作出了较为深刻的阐释和分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此项研究充分论证了利益关系研究在***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化了利益关系的概念，提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是利益，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一切社会科学的核心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问题，利益的基本部分——经济利益是一切经济学的核心，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这就将利益关系上升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中心和核心地位；其次，扩展了研究的内容，深化了利益的来源、诉求和利益关系主体，既着眼于经济利益、***治利益这些基础利益的研究，又对文化利益、保障利益和环境利益等利益关系研究热点问题着重进行了探讨，将一些整合到整体利益中去的特殊利益分解出来，细分成不同层面、群体的利益关系，多样的利益来源和诉求、多元的利益主体使其研究更细化、更有针对性；再次，深化了我国利益关系矛盾研究，突出了其时代性和中国性，强调了处理社会利益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任务的关键性，指出：利益表达多维、利益差距扩大、利益矛盾公开等现实要求我们正视矛盾，而协调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共享，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共同性。
3.创新性
社会关系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关系；当代******人；***人核心价值观；社会***；社会关系；***队国家化
中***分类号：13621；E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1―0058―04
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和目标，而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这一精神家园的核心和中轴。中国******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引领社会风尚方面向来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和建设的基础上，***代表中央***归纳了当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即：“忠诚于***、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尽管这仅是对中国***人而言，但从宏观的、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的角度来看，它仍然具有普遍的路径引导意义。迄今为止，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核心价值观一核心价值体系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的引领路径，继续努力争当文化建设的排头兵。值得注意的是，五条核心价值观中，置于首位的是“忠诚于***”，显然这又是***人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引领。如何认识这一引领对***队以及全社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价值，关系重大，不仅因为这是不可或缺的首要引领，同时还因为存在着若干对这一引领的模糊以及错误认识。弄清楚相关的理论问题，是推动***队，以及全社会的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使命。价值观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忠诚于***”的价值引领不是主观的要求，而是客观的、内在的逻辑，它深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重要的社会存在方式，影响重要的价值观。中国***队在社会***和社会发展中成长，其价值观必然深深地打上中国社会***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社会关系的烙印。
一、******关系的历史逻辑认识：社会***的审视
***人价值观是***人行为的主导，对***队的战斗力、***队功能的发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的治***良将都善于以鲜明的价值观来激励将士，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不想当将***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等等。这些价值观尽管都要发挥引导士兵行为，激励部队士气的作用，但却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时代特征，与所产生的社会和时代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中国***从创建******队之初起，就十分重视******人价值观的培养，它不仅形成了与旧***队最根本、最清晰的区别，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忠诚于***，这一我******人首要的核心价值观包蕴在中国社会***的逻辑之中。我***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其产生方式和过程首先就为之创造了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即：它是***的***队，接受***的领导。
***队由******来创建，在人类历史上是社会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要改造旧世界，面对如何改造的问题，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归纳为“通过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重要原则。
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只有中国真正首开了***通过***队的培育和领导来创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先河。十月***诞生了新国家，这是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胜利。红***的建立，是在苏俄社会主义***权建立之后，是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而成长起来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则完全不同于苏俄，人民***队的创建先于人民国家的诞生，人民***队在浴血奋战中奠基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队，根本无法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改造。当然，这一道理也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认识到的。
打开中国的***史册，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中国***创建了自己的***队，***事业就难以遏制地形成了燎原之势。、新生红色***权的培育、***势力的扫荡等社会改造的重大使命，无一不是在武装斗争提供的平台上展开。说得很透彻：“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任务。”中国的***依靠武装斗争来完成，这在整个社会主义***中，乃至近代以来的***中，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创建了******队，通过22年的浴血奋战，是在战场上将***阶级的有生力量消灭以后，才开始创建新国家。
在这一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提高到社会主义运动空前的高度。他告诫全***：“每个***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里面出***权”’，甚至加以强调说：“***里面出一切东西”。但如果仅仅从***对于***权的重要性上来理解“***里面出***权”的原则，还不能真正理解******队的功能和******人的价值观。这一原则是同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造的理论紧密相连的，***只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和途径。***可以夺取***权，但***并不能保证带来一个先进的***权。如果孤立地认识“***里面出***权”的理论，那与“成王败寇”和“丛林法则”的逻辑也相差不多。***对社会的改造是否成功，并不在于***的能：力，而在于***的灵魂。孔子曾经讲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队这个“器”如何“利”?中国***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用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创建和领导了一个改造中国社会的******队。其实“利”就“利”在有先进思想的指导，而先进思想的指导就是靠***的领导来实现的。
这就是说，中国***要完成对社会的改造，它需要一个能够听从自己指挥去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队。这是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
社会***对***人自身来说，也包蕴着深刻的逻辑。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决定***人自己功过成败历史评价的价值观选择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决定着***人的成败；但另一方面，历史又在无情地淘汰着某些一时的胜者。镌刻在英雄纪念碑上的***人，他们还具有比战场上的凯旋者更为可贵的资质，即使是血洒疆场，却更增添他们的光辉。
那么，是什么在引导他们的行为，创造他们的成功?
应该将这一问题置于历史的场景中来回答。
近代中国，也是中国***人竞相折腰的舞台。从1840年帝国主义点燃鸦片战争的战火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战争几乎没有止息。***人的活动和行为，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领域。但大浪淘沙，吹尽黄沙始 见金，最终是跟着***走的******人才构成了“遍地英雄下夕烟”中的成员。
是中国***在引领着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即使是***中骁将，战场上的勇者，离开了正确方向的指引，也难以建功立业。***人的价值观决定***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作用于社会。是***行为还是维护旧制度旧秩序的行为，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前进，不在于骁勇善战，而在于指导行为的价值观选择，它决定着***人行为的根本属，性，从而也给***人生涯根本的历史性评价。
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从历史中得来的，是实践的结论，它不以个人的雄辩或良好愿望为依据，不以人的主观意***为转移，甚至不以战场上的成败定荣辱。是中国***改造了旧中国，创立了新中国，将中国引上了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发展轨道。于是，跟***走，就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选择，成为测试其行为的试金石。
中国的社会***包蕴了这样一个逻辑判断：中国***是中国社会***的推动者，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人要使自己真正获得历史的认可，就应该听从***的指挥，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留下自己的历史价值。
二、******关系的现实逻辑认识：社会关系的审视
价值观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人们的社会存在，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精辟地揭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反映的是***人的属性和***队的本质。从中央******归纳的当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于***、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当代******人所展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尽管***人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联，可以从诸多不同的方面来认识***人的价值取向，但******人与中国***、与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人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最集中地凸显出当代中国***人最基本的属性，聚焦出中国***队的本质。这种社会关系包蕴的逻辑是我们认识核心价值观的唯物主义视角。
***人核心价值观毫无疑问要反映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将其与非***人作一个清楚的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代表国家的权威和强力，因此，报效国家是***人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只有坚持这一价值理念，国家才有强力的支撑，***治统治才能够维持下去。国家需要***人明白这一道理，而优秀的***人也以“精忠报国。”作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是一个反映***人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基本逻辑。
献身使命是对***人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深刻揭示。使命者，不仅是国家利益和需求的呼唤，更是具体展现的***队职能对***人的赋予，是整体对个体的贯通和个体与整体的契合。如果没有献身使命的精神，个人的需求就有可能超越***队整体的职能，个人的利益就有可能遮蔽国家的利益。因此，献身使命是***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价值选择。
崇尚荣誉也是***人社会身份的必然选择。如果说报效国家和献身使命是***人的社会职能之使然的话，崇尚荣誉则是***人社会身份的精神标签。***人承担的不是一般的社会分工，面对的不是一般的社会挑战，是血与火的较量，是生与死的考验。***人既以自己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而取得胜利的英雄气概，赢得社会的认可和褒扬；也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慷慨气节，赋予未竟的事业和难酬的壮志，将荣誉之花留给青史。在这里，荣誉超越了生命，也超越了胜败。这就是***人的特色。
核心价值观中的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和崇尚荣誉是作为***人的鲜明特色体现出来的。***人一般，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追求这些价值。当然，******人的追求更为彻底和更有高度。而热爱人民则是******人或先进***人品质的体现，这具有鲜明的***治取向，要求***人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作为国家主要成分的***队，体现国家的本质属性。剥削阶级国家的***队和***人，必然要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这与维护人民的利益构成内在的冲突。这类国家中***人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制约了***人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抵御外来侵略和反对国家***时，***权和人民的矛盾才可以得到缓解和调和，这给***人以大展才华和建功立业的良机。我们从历史中所看到的为人民所敬重。颂扬的***人，往往是这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权，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消除了剥削阶级国家赋予***人不可摆脱的矛盾冲突，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上。它比过去的任何***队都多了一层含义，即要充分运用国家***权的力量维护人民的利益，从而展现出国家本质和人民***队的特质。这也是当代其他属性国家的***队和***人无法做到的。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光荣传统，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仅从2008年看，在年初的抗击雨雪冰冻灾害中，***队武警部队出动官兵42.1万人次，民兵和预备役人员135.2万人次，机械车辆4万余台次，全力投入到抗灾救灾中。在5・12特大地震发生后，***队和武警以最快速度奔赴灾区。地震发生仅13分钟，我***已全面启动应急机制。地震发生后不到10小时，1.2万名***人和武警官兵进入灾区。地震发生一个月内，全***和武警部队共投入13.4万人次。奥地利《新闻报》评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队应对灾难能力像中国***队这样出色，中国***队是困境中的救星”。他们可以惊叹中国***队的超强能力，但他们没能解读超强能力发挥基于的本质。是中国***人热爱人民的价值观和国家***权乃人民***权的本质属性，使中国***队为人民做出了如此卓越辉煌的贡献。
在******人所有的社会关联中，与***的关联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是各种社会关联的领帅。不懂得这一点，就不真正懂得中国***人，也不真正懂得中国***治，还不真正懂得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将忠诚于***置于******人核心价值观的首位，表明了中国******人与其他***人迥然不同的独特的社会身份和属性。如果说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核心价值是优秀和鲜明的***人定位，热爱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队属性之使然的话，那么，忠诚于***就体现出中国***队和******人***治上的优势和时代的先进性。
某些人动辄搬出***队应该国家化的观点来抨击我国和我***，自以为是掌握了普遍真理，懂得了***治、发展的普遍逻辑，其实并非如此。西方国家首先跨入了人类近展的门阶，***队国家化是其***治发展的产物，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最初的功能是将***队从封建王权的掌控中剥离出来，如英国资产阶级***对英王***权的剥夺，***费由议会开支，***队交国家掌控。威廉三世甚至连自己从荷兰带回英国的几千人马都养活不了，只好愤愤不平地加以遣散。资产阶级从而完成了对封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治改造。此后，***队国家化的功能，主要是资产阶级调节内部利益关系的一个机制，保证两***或多***的利益争斗能够和平地进行。这其实与西方的文官保持中立是一个意思。我们不会天真地认为文官保持中立就与执******没有关系，***队自然也是如此。西方的***队国家化，是其***治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适应其利益博弈的格局并形成其***治均衡。将这种特定***治生态的***治机制普遍化，力***作为其一般的历史逻辑推而广之，是对***治发展和文明多样性的无视和侮辱。
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西方截然不同，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使它迫切地需要先进******的领导，而不是在不同的******中瓜分权力，求得平衡。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没有稳定的两***制和多***制的研究，至少承认了不同社会背景下******制度的特殊性，至少比把***队国家化作为普遍规律的人要高超，值得鼓吹中国***队国家化的人参考。事实证明，先进******对落后国家集中统一的治理，是促进落后国家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治理国家当然要领导***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社会关系范文第7篇
“走后门”是中国语言中的一个特有词汇。当然，中国人并不是使用走后门这一词汇的本义，而是使用它的转义。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前门，喻指正规的法定的规则，后门，喻指各种各样的非正规途径，特别是指人情关系。走后门一词以比喻的修辞方式，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社会上一些人不依靠正常的途径，而是依靠人情关系加以处理的办事方式。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走后门既是中国当代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的反映，又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段较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社会上走后门现象总是屡禁不绝。笔者记得，远在1974年即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提出了应该制止走后门现象的问题。当时在提倡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中国***内也曾大力反对过***员走后门。那时当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远未根绝这种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走后门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腐败的扩大。
中国社会的顽症
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内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则，对这一问题严加制止，但走后门现象一时可能稍有收敛，基本上还是依然故我，未有改观。中国的***和***府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但似乎效果还不十分明显。近三十年以来，就总体而言，走后门现象日益蔓延，积重难返，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
笔者曾著文指出，走后门等腐败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顽症，一时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普通百姓的心理定势（请见拙文《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深层次障碍》，刊11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不过，笔者想在本文中补充说明的是，除此以外，社会制度中的某些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走后门现象的发展趋势。
有一个历史现象也许值得注意。自从俄国在1917年了沙皇，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制度以后，官僚集团的权力急速膨胀，没有多久便在苏联形成了一个官本位体制。到了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上的走后门现象便不断滋生，急剧蔓延。笔者曾经在大学读书期间专门研究过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从当时一些作家的作品来看，有不少是反映社会上走后门现象的。例如，左琴科（M.M.Zoshenko,1859-1958）的许多短篇小说，都讽刺了包括和走后门在内的社会腐败现象。特别是他的幽默小说，读了使人笑过以后，不禁陷入了对当时社会体制的沉重思考。马雅可夫斯基（V.V.Mayakovski,1893-1930）被称为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他写过一篇诗歌，题目译成中文就叫《走后门》。诗中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和中国社会中的现象简直毫无二致。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和生活的真实。苏联社会上一度流行走后门，应该说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体制的必然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通过走后门为社会服务
不过，对于走后门现象也不能一概而论，并非所有的走后门都会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中，也有不少人通过走后门来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例如，笔者认识一位居民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位小得不能再小、小得不能算官的“官”。她所管辖的社区内，有不少工人下岗失业，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这位芝麻绿豆小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便利用她的一切关系，包括私人的人情关系，千方百计地向公司及其他用人单位推荐这些下岗失业工人，让他们重新就业。这样的走后门，确确实实解决了百姓的实际问题。在这里，走后门现象却具有了正面的意义。
事实上，在中国，不要说一般的百姓群众，即使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基于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虑，有时也不得不利用走后门来办事。甚至是某些国家的重大决策，也是走后门的结果。例如，中国著名的“863”计划，是一个有关国家高科技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脉，最早是由以王大珩为代表的一批老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些老科学家本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腔热爱，出于对人民和社会的历史责任感，给当时主管全国工作的最高领导***写信建言。为了使这份重要的信件尽快送到***手上，他们不得不利用了各种私人关系，终于使***及时地看到了他们的建议，并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显然，如果不走这个后门，至少在时效上就会对国家的战略决策造成影响。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社会上绝不罕见。
社会关系范文第8篇
一京剧在晚清上海发展概貌
上海开埠前，处在发达的江南文化影响之下。在元代，上海就已经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戏剧活动；开埠后，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化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与此相对应，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兴盛起来。上海特殊的***治地位，使它得以避免清末几次大的国内战争，因此积聚了大量财富，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日后京剧表演提供了优越条件。
京剧的起源，始自徽班进京。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以高朗亭为首的扬州徽班“三庆班”进京向皇帝祝寿，之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陆续抵京。徽班初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诸腔并奏的戏班。清乾嘉年间，汉调传入北京，汉戏伶人搭入徽班演出，徽汉两调在艺术上逐步融合，出现“徽汉合流”局面，从而丰富了剧目，充实了表演技术，诸腔杂奏变为皮黄为主，舞台语言以中州韵为规范，沿用部分湖广音。由此，在北京民风习俗影响下形成一种新的演出格局，大约在道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的剧种，由于主要曲调是西皮调和二黄调，故时称“皮黄戏”。皮黄戏在北京广泛流传开来，并逐步向全国传播。京班初到上海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五年（1866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在公共租界南靖远街（今福建路广东路口）营建了一座仿京式茶园，名“满庭芳”。次年春天，“满庭芳”从天津邀请来皮黄戏艺人演出，尽管只是二三流角色，票价也较昂贵，楼上楼下统售一元，但因为这是京班破天荒第一次到上海，所以“沪人初见，趋之若狂”。[8]p3紧接满庭芳而起的是刘维忠开设的“丹桂戏园”。刘维忠派人到广东置办华丽行头，且有银鼠雏凤袍靠给伶人严冬穿用，倍极奢华。刘维忠亲自入京邀来“三庆”、“四喜”等班的名角，组成强大阵容。1867年冬，丹桂开锣营业，票价比“满庭芳”便宜，楼上楼下售洋八角，一年中丹桂获利丰厚，挤垮了“满庭芳”。刘又在小东门开了分园“南丹桂”，不久，升平轩、金桂轩等京班戏园相继开设。
皮黄戏形成为一种新的***剧种后，在北京有很长时间仍称徽班，有时也称乱弹或二簧戏。京班南来之前，上海的戏剧舞台几乎是徽班的天下，京班把皮黄剧传到上海后，为了与上海原有的徽班戏相区别，一般以京班或京调称之。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初二《申报》发表一篇题为《***绘伶伦》的文章，称：“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台柱子。”这是目前见到的“京剧”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以后“京剧”之称开始流行，并流布全国。
京剧来沪后，逐渐风行，而微调式微，上海戏园出现“京班出而徽班皆唱二簧”[9](p33)的情势。京剧场面宏伟热闹，武戏技击精湛、惊险刺激，文戏悦耳动听，角色齐整，名伶荟萃。京剧以此优势迅速挤压了徽班而在上海剧坛独占鳌头。时人竹枝词曰：“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10]
同治末年，上海戏园普遍陷入经营困难境况，而此时西方赛马、魔术等娱乐也传进上海，夺走了一批看戏的观众。随后，同治帝后去世，全国进入“国丧”期，禁止演戏，使上海戏园雪上加霜，很多戏园难以支撑而闭歇。京班戏园纷纷寻找出路，“当时如丹桂、天仙诸茶园尚溶化昆、徽、京三剧于一团”[11](p456)，这种试验使它们得以度过危机生存下来。在它们的示范下，采取与其他剧种合演的方式来吸引观众成了众多戏园的选择，而这一为生存不得已的选择却改变了京剧在上海的命运，也使上海京剧一开始就显示出开放的姿态和胸怀。从1867年到19世纪末期间，京剧在上海经历了京昆合演、京徽合演、京梆合演，吸收融会了昆曲、徽戏、梆子的艺术精华，形成了南派京剧。
京昆合演。昆曲在上海受到各种新兴戏剧的竞争，日趋衰落，京剧来沪给昆曲带来新的压力，“仙乐如闻出帝京，当筵高唱遏行云。从今压倒昆山部，不数红墙玉笛声”。[12]“丹桂茶园金桂轩，燕歌赵舞戏新翻。人人争看齐称好，闲煞笙箫山雅园。”[13]从这些当年的竹枝词中可以看出南下的京班压倒昆班、京剧兴昆腔衰的情况。为挽回颓势，昆曲尝试与京剧合演，1876年1月，大雅、全福两昆班在三雅园演出，排《五福堂》新彩灯戏，并邀请著名京剧伶人孙菊仙等插演京剧，初试合演。昆曲在逆境中仍坚持演出，然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昆曲的最后阵地三雅园虽然“皆吴下旧伶”，可是“惜知音鲜矣”[9](p33)。观者寥寥，改弦更张，为大势所趋，在生计压力下，昆班艺人纷纷改入京班，如昆班名角邱阿增、姜善珍、周凤林、小桂林、小金宝等分别加入天仙茶园、大观茶园、新丹桂茶园，与京班艺人合演。京昆合演使京剧吸收了昆曲优秀剧目，一批昆班名角如周凤林等后来也是京剧名伶，在昆曲启发下，京剧也开始排演灯彩戏，以至后来发展为机关布景。
京徽合演。1869年开设的“金桂轩”茶园是上海京徽合演的主要场所，“金桂轩”的前身是上海最大的徽班戏园一桂轩。京班戏园出现后，金桂轩无力竞争，邀来京班艺人与原金台班徽班合演，以***发展，园中京、徽艺人各占其半。“金桂”脚色齐整，拥有众多武生、武旦，遂以武戏闻名沪上，与丹桂茶园齐名，所谓“文丹桂、武金桂”，堪称上海戏园中之巨擘。继金桂之后，升平轩、丹凤、同乐、天仙、宜春、一洞天等茶园均实行京徽合演。合演的结果：一是徽戏的剧目和唱腔（如［高拨子］、［吹腔］）带入京班，经加工后变成京剧的剧目和唱腔，丰富了上海京剧的剧目和唱腔。二是不少徽班伶人转入京班，改唱京剧，王鸿寿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开创的以关羽为主人公的红生戏成为上海京剧的一大特色，他也成为早期上海著名京剧伶人代表。
京梆合演。京剧来沪后，京班戏园园主经常邀请山陕梆子和直隶梆子的梆子艺人南下献艺。同光年间，北方频遭灾害，山陕梆子和直隶梆子艺人纷纷南下谋生，搭京班戏园演出。时人云，“近有梆子腔附丽于京调，独出冠时，其声呜呜然，如大声疾呼，如痛哭流离，悲伤噍杀，感人最深”。[14](p156)当时因旦角戏最受沪人欢迎，故应聘南来最多的是旦角伶人，如十三旦两次来沪，第二次演于丹桂茶园，以《辛安驿》等剧享名一时，据说他“甫一登场，掷缠头如密雪……不数月，累累者已盈巨万，乃重返都门”。[15](p179)十三旦的成功，刺激了其他梆子艺人南下，到了光绪中叶，丹桂、金桂、大观、天仙、天福、”的态势，“戏馆京徽接比邻，其中梆子最分明。都因爱听新翻曲，冷落梨园旧谱声”。[16]京梆合演时间长达40年，梆子班的优秀剧目为上海京剧吸收并转为其传统剧目，一批梆子伶人的加入充实了上海京剧队伍，如李春来成为南派京剧武戏创始人，张国泰和毛韵珂等推进了南派旦行艺术的发展，其他方面如郑长泰、郑法祥父子刻画的孙悟空形象，在京剧猴戏表演上自成一家，创立南派猴戏。
京剧在上海与昆曲、徽戏、梆子同台合演，不断吸收、改造、融化其他剧种，受上海的人文、经济等社会环境影响，形成了具有地域色彩的流派——南派京剧。
晚清时期，京剧流行和上海城市化进程相伴，故以京剧为经纬可以勾勒出一幅晚清上海社会色彩斑驳的***画，借此一窥晚清上海社会变迁概貌。
二京剧与城市大众娱乐
1867年后的四五年里，京剧风行，茶园斯盛，租界内的茶园发展到三十几家，这些大大小小的戏园“大多日夕演剧，观者云集”。[17]此后，戏园有增无减。据统计，从1843年至1911年，上海正式的营业性戏园先后有120家之多。[18](p665～675)时人感叹道：“洋场处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19]营利性戏园的增加，是上海城市化的需求，作为商业化的城市，上海最早推动戏剧走向市场。听戏观剧从宫廷贵族和富贵官绅的专有享受，逐步走向世俗的商品市场，演变为市民大众的公共消费形式，戏园渐成市民大众娱乐的公共空间，“桂园观剧”[20](p112)被推崇为晚清上海租界的十大景观之首。
为吸引和招揽观众，有实力的戏园大多穷极奢华，所谓“群英共集画楼中，异样装潢夺画工。银烛满筵灯满座，浑疑身在广寒宫”。[13]而且采用了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最先进的煤气纱罩灯，悬挂于戏园大门口和戏台前，作为照明工具，每当夜戏开演，观众坐在戏园里，但觉“最为巧妙绝烟氛，地火光明面半醺。上下楼台都照澈，暗中机括熟能分”。[21]
上海戏园建立之初就为观众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观剧休闲娱乐的场所，并且不断改进。戏园内有为阔绰主顾们设置的“官厅”、“包厢”，也有为普通观众安排的“楼厅”、“边厅”。不同档次座位戏价各异。同光年间戏价为：“正厅包厢，每客售洋八角，廉者四五六角不等。起码则青蚨百文或数十文；正厅设于楼上，每客日售钱二百文，夜二百八十文，厢楼每客日售钱一百二十文，夜售钱一百八十文。”[22](第1卷第1期)不同的戏资享受不同坐席，舒服程度不同。戏园的服务有时真是别出心裁，如“备有木制之小搁脚凳，作优待女宾之需”。[22](第1卷第3期)戏园除有茶供品尝外，还有瓜子、点心供应。戏园热闹非凡，“丹桂园兼一美园，笙歌从不间朝昏。灯红酒绿花枝艳，任是无情也断魂”。[23]
早期京班戏园价格是比较贵的，“四元在手邀花酒，八角无踪入戏场”。[9](p49)同治中叶上海的大米市价为两元一担，市上大饼和馒头每个只三四文小钱，普通平民人均生活费每日为十几文小钱。八角的戏资加上戏园里面瓜子、水果、糕点、手巾等小账费用显然是不菲的消费。据当时报纸记载，上海“戏馆每二人戏资，可为每一月五名寡妇养赡之费”。[24]由此可见，到京班戏园看戏是一项奢侈的享受，戏园在清末有“销金窟”之称，时人认为：“窟之大者有三：曰妓馆，曰戏馆，曰酒馆，一日夜所销不下万数千元焉。”[25]尽管耗费很大，当时很多富商在看戏时还叫局邀妓助兴，“竟把黄金视作灰，纷纷舆马戏场开，兴豪正桌居然坐，还写红笺叫局来”。[19]有的干脆直接携妓到戏园观剧，“包定房间两侧厢，倚花傍柳大猖狂，有时点出风流戏，不惜囊中几个洋”。[19]以致此种消遣娱乐，渐成风气，不仅富人为之，只要手中有点铜板的人也起而效尤，终致“戏园中携妓观剧者，纷如也。翠袖红裙，环坐几无隙地”。[20](p115)在戏园往还匆忙，应接不暇，成为早期戏园一景，“一阵花香香扑鼻，回头行过丽人来。吴娘唤到淡妆同，醉脸霏微浅露红。隔座忽传鸳牒下，花香钗影去匆匆”。[26]进出戏园，更增添了娱乐色彩，营造了娱乐氛围。
光绪年间，中小型的京徽、京梆合演的戏园大量出现，使得票价得以下降，观众群体进一步扩大。到宣统年间，京剧有时只卖一二角，比外国影戏便宜，无怪乎戏园每天“京徽争哄，士女纷纭，错坐几无缝”。[20](p114)
晚清上海受租界西人影响，有礼拜天休息日，闲暇时间增多，娱乐也频繁，看戏是最时尚的娱乐，“第一关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来相请，不向书场向戏园”。[27]
京剧逐步成为晚清上海城市流行文化，市民在欣赏京剧过程中产生一种新的娱乐：捧角。
捧角伴随京剧流行而兴盛起来。当京剧表演中名角制产生后，一些著名的京剧角儿成为戏迷们追捧的对象。捧角作为城市社会的大众娱乐，达官贵族，社会名流，平民百姓，都疯狂地投身这一娱乐之中。
有钱有势的名流自视捧角为高尚娱乐，捧角成为他们业余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满足虚荣心理的手段。驰骋商场的商人借捧角放松紧张的精神、缓解疲惫的身心；文人以捧角附庸风雅，消解落寞的情怀。而其他诸如官僚、贵族捧角更是为了寻欢作乐，为此，他们花钱如流水，也借此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心理满足，所谓花钱买乐子。
一般市民把捧角当作闲暇里的消遣。女伶登台演剧扩展了戏剧舞台对美的展示范围，进一步增强了戏剧娱乐功能。于是人们对女伶演戏趋之若鹜，以求声色之娱，此种享乐迅疾风靡沪上，君不见“红氍贴地，翠袖场（扬）风，绕梁喝月之声，拨雨撩云之态，足使见者悦目，闻者荡心……名园宴客，绮席飞觞，非得女伶点缀其间几不足以尽兴”。[28]晚清，上海妇女是戏园重要的观众，就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她们进戏园看戏的历史是很短的，艺术欣赏水平自然低，娱乐是主要目的。“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29](p115)妇女们对名伶风采极其羡慕和崇拜，她们不仅捧女伶，更捧男伶。“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10]像杨月楼一样的京角很多，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和矫健、英武的形象，吸引了很多女性观众，她们拥进戏园，以致“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沓来纷至。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30]在女性观众捧男伶的同时，很多男性观众去捧女伶，“寻常一辈少年郎，喜为坤伶去捧场。金字写来如斗大，崇衔唤作某亲王”。[31](p285)这同样是为了娱乐。
晚清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商业社会是享乐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丰富而刺激性的文化娱乐作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为消闲、享乐服务”。[32](p134)捧角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金钱支配下的娱乐难免出现低格调，低格调捧角是为色而乐，有首新乐府嘲讽捧角家说：“林黛玉十八扯，怡园电灯亮如水，大家争把正座包，万头耸动如毫毛。齐齐心，喊声好，喊破喉咙我不老。眼波溜，眉峰锁，右之右之左之左，老哥适才瞧见否，黛玉分明望着我。”[33]穷形极相，捧角者寻欢作乐的心态直露无遗。捧角是在商业氛围中成为城市大众娱乐文化的，这种娱乐文化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捧角到极端不可避免地与***相撞，这是通俗文化为追求消费效果的必然结果。
除了捧角，玩票也成为部分市民孜孜以求的娱乐。京剧在上海流行后，票友、票房也应运而生，票房拓展了以京剧为娱乐的空间，如果说戏园是大众以戏为乐的园地，那么票房则是少数“有闲阶级”借戏为乐的天堂。
票房的存在满足了城市中富裕有闲阶层的娱乐需求。这个阶层是在上海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像一般市民那样去戏园看看戏，而要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娱乐享受：看戏，懂戏，研究戏，还要演戏，从中展现自身才华，陶冶性情，体验表现自我的愉悦，于是，玩票之风渐起。潘光旦认为，近代娱乐方式虽多，但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满足一般人的胃口：一是必须本人能参加，二是个人可以自由参加，不必组织团体，三是要具备相当的艺术意味。[34](p234)当票友恰恰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当票友最初大都为游戏娱乐，陶冶性情。票友在社会上有令人羡慕的职业，谋生的技能，家给人足，衣食无忧，他和职业伶人心态迥异，伶人以唱戏为生，“对社会上无论何人要周旋‘人缘饭’，票友则不然，大不了无人请教、不能过戏瘾。但闭门自唱自听，人又奈何哉。内行唱戏必关注社会风气，票友则我行我素，不管流行”。[35]说到底，票友***的是快乐，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正当娱乐，而不是把学京剧当作谋生的技艺。
票房是票友高尚娱乐的处所。“盖海上票房大都以消遣娱乐当前提”[36](第1卷第2期，p23)，几个兴趣相投的人集中起来，创办一个票房，求哼唱之娱，享丝竹之乐。“久记社”的成立即源于九个志趣相投的商人对于京剧的业余爱好，戏瘾渐深，租赁一屋成立票房，其目的就是闲暇时娱乐，不刻意求精求深。“雅歌集”也是为了同人公余借丝竹弦歌“洗涤嚣声以遣逸兴”。[37]票房为票友提供了一个娱乐的空间，每日公余之暇，大家集合一处，或一起吊嗓、清唱，或一起彩排，你方唱罢我登台，全身心放松。
在票房的定期彩排是票友的集体娱乐。“能够称为一个完整的票房，至少需要三部分人的参加：唱的，伴奏的，在一边‘看着玩儿’和‘瞎起哄’的”。[38](p109～110)三部分人组成了娱乐集体来进行一场集体的娱乐，角色不同，目的一致，各得其乐。定期彩排是每个票房的基本活动，通过彩排来检验票友的技艺，相互交流帮助，在实践中提高演唱水平。而票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充分体验参与的乐趣，享受展现自我的愉悦和满足。
另外，参加堂会也是票友自娱、娱人的娱乐活动。一些富裕之家每遇喜事即举办堂会，邀请票房参加串戏，票友也乐于在这种场合表现自己，和亲朋好友一起娱乐。
围绕京剧而展开的娱乐活动是晚清上海城市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京剧与城市女性***
京剧表演中本无女性演员，京剧女伶是京剧在上海嬗变过程中出现的，上海京剧女伶的重要来源是从髦儿戏（“髦儿戏”也称“毛儿戏”、“猫儿戏”）班演化而来：同治初年，一个京班二路丑角李毛儿，在上海创建了一女子童伶戏班，学艺者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年龄在10至16岁，这个女戏班不进戏园，专应富绅官宦家的堂会，李毛儿借此获利丰厚，引发他人纷纷投资创办女戏班，以***获利。上海就有谢家班、林家班、朱家班、清桂班等许多髦儿戏班，这些戏班不仅承应官绅富商宅第堂会，而且在上海的张园、徐园等园林舞台公开献艺，至“光宣间，猫儿戏渐见发展”。[39](第11册，P5051)为扩大影响，一些班主延请京伶对髦儿戏伶人悉心教授京剧的唱念等基本功，培养出一批色艺俱佳的女伶，女伶开始崭露头角。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二马路石路口（今九江路福建路口）出现了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其后又有霓仙、群仙、女丹桂、云仙、玉仙等女戏园开办，自此髦儿戏班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女伶正式登上城市戏剧舞台。
髦儿戏起初以武旦为多，上海在光宣年间，即有郭凤仙专演武旦兼工武生，“这是上海坤角演武戏之嚆矢”[40](p170)，到了清末，老生、青衣、花旦、丑角人才辈出，上海髦儿戏班日臻完备，艺术大见提高。法租界群舞台（后称共舞台）有老生恩晓峰、花旦张文艳、武生小宝珊；宝善街丹桂茶园有青衣刘喜奎，武生牛桂芬，老生桂云峰，花旦白玉梅；群仙茶园有文武老生小长庚，武旦一阵风，花旦小金仙，一时云蒸霞蔚。“所有后来在京剧界成名的女伶人，十九来自上海，因而追本溯源，上海可称得上是坤角的发祥地。”[40](p171)此时王家班在沪法租界共舞台原址开设凤舞台，添聘王克琴、恩晓峰等著名坤角，售价之昂、叫座力之强不亚于大新等清一色的男伶舞台，“沪上坤伶当以此时为最极盛时代”。[41](第1卷第5期)1911年后，坤伶在沪之势力日见衰落，难以独自成班，随着专门的坤班戏园闭歇，坤伶纷纷走上男女合演之途，重新崛起。
上海女伶登上戏剧舞台打破了清朝禁例，它凸现了上海社会变迁之深刻，也表明上海走在妇女***的前列。
在晚清上海，女子不可抛头露面、应足不出户、在家相夫教子的陈腐观念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女伶的出现也就引起一些守旧士大夫的不满，他们或吟诗作赋，对这一现象加以讽刺、丑化，或写文递书吁请禁止，企***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一股贬斥、蔑视、抵制女伶的氛围。如《花鼓戏·髦儿戏》云：“异处求工，***呈妖姬逛呈童。花鼓新腔送，卖眼春心动。咚！丑态帽儿同，干戈虚弄。一样排场，难把周郎哄。君看轻薄桃花总是空。”[9](p66)在这里，有女伶表演的戏剧只是卖弄***姿丑态，为士大夫所不齿。上海道台和租界当局也屡屡发出禁令。1890年1月27日，《申报》刊登《英租界谕禁女伶》，报道英租界会审官以毛儿戏班艺人演剧“伤风败俗”为由，会同巡捕下令停演。同样，“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等观念在晚清上海残存着，男女同台演出自然遭到攻击和禁止。
尽管遭禁，女伶终究登上了城市戏剧舞台，逐步为社会所接受、欢迎，这是女性***的初步成果。女伶在上海出现之时，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东南沿海被迫对外开放，上海首先笼罩在欧风美雨中，资本主义的文明冲击着中国原有道德价值体系，女性***、男女平等观念也传入中国。以往人们考察妇女***习惯于关注重大***治事件和***运动中妇女的表现，实际上，晚清上海女伶出现及其作为，也是妇女***的重要一面。源于对妇女的歧视，在很长时期内，人们认为妇女上戏台、进戏房会带来不祥之灾，如有人误犯，必须举行破台典礼来禳解灾难。女伶登台，戏台和戏房禁止妇女光顾的迷信之风也就自动消亡了，这也是对束缚妇女的陈规陋习的沉重一击。戏剧舞台上长期是“以男扮女”，对女性伶人的排斥就是“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在作祟。1909年，丹凤茶园添聘男伶人，实行男女合演时，在布告中强调此举为“开通风气”，男女合演即是实践男女平等。在中国古代，“***”和“优”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季豁贱为良后，在社会上，伶人属三教九流，女伶地位更加低贱了。晚清上海女伶队伍的壮大、女伶登上城市戏剧舞台，走向社会，其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地位有所提高，社会开始逐步认同和接纳她们。女伶登上舞台“反映了女艺人已开始进入戏剧这种以往基本由男人独霸的娱乐行业，为女子的社会就业开出了又一条渠道”。[5](p371)有了职业就有经济保障，妇女才能真正***。19世纪中叶以来，江南受到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严重影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日益破产，迫使大批女性离开农村流入城市，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开埠较早已渐显繁华的上海城对她们自然最具诱惑，大批妇女涌进上海，她们多数没有受过基础教育，适合她们的职业岗位毕竟有限，而且大多是对技能和力气要求不高的服务行业，娱乐业就是其一。于是许多妇女利用其自身的优势纷纷跻身戏剧行业，并且逐步得到社会认同，唱戏表演作为谋生自立的一种职业成为众多女性的选择。晚清上海“梨园之盛，甲于天下”[42]门的女班戏园建立，***售艺后，“常得保有其沪上剧业五分之一地位，男京班外，即当首数坤班”。[43]
女伶在为社会大众提供娱乐享受的同时，也肩负启迪、教育民众的任务，这是时代变革赋予她们的使命。1904年11月，陈去病发文，鼓励上海女伶演出《瓜种兰因》、《长乐老》、《玫瑰花》、《缕金香》、《桃花扇》等新戏，以便“开通这班痴人，唤醒那班迷人”。[44]这代表了社会给予女伶较高的期望，希望女伶投身社会改革，利用舞台影响社会、教育大众。此外，女伶还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扩大影响，如举行义演。字林西报曾经报道：著名中国女伶40人在英租界大马路市厅演剧补助华洋公会，筹集赈款。[45]由此可见，在社会进步思潮熏陶下，女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自身***和社会的关系。
四京剧与上海社会变革
晚清上海的京剧舞台是伶人谋生的天地，是伶人争取生存和人格尊严的舞台。觉醒后的伶人开始奋争。伶人从被统治者定为贱民到争取人格尊严、要求基本权利、投身社会变革，他们的辛酸史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在戏园这个公共空间中，伶人首先为自身生存而向传统伦理秩序发出挑战。清朝时，皇室重要成员死了，谓之国丧，清朝定制，全国在限定期内禁止演戏娱乐，初为三年，后渐减为一年、100天。国丧禁戏，给伶人造成很大生计困难，遭到伶人抵制。同治十三年（1874年）年底同治皇帝驾崩，接到京师哀音，上海各戏园一律停演，但丹桂、金桂、一桂、山雅、久乐、富春等戏园要求上海道台准予开演，“谓班中人数颇多，且均系贫苦之辈，若历久停演，未免糊口无资矣”。[46]没有得到***准许，1875年2月13日，宝兴茶园遂以国丧期间遏音乐不遏歌唱为由挂牌清唱，其他戏园纷纷效仿，挂牌清唱。1881年慈安太后死去、1908年光绪帝去世，上海各戏园继续抵制禁令、冲破阻挠，照旧演戏。伶人为自己的生存而集体挣脱传统禁锢，向统治者挑战，这是史无前例的。
伶人进一步的奋争就是要求平等、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
清朝，由于严禁官吏***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47]①在北京出现了相公堂子，一些清秀如女子的男童在相公堂子里学唱男旦，他们任务之一就是为官吏侑酒，经常遭到他们的猥亵，此种际遇如同上海出局应客。夏月珊兄弟鉴于京师私房也是伶人一部分，而为人侑酒，其贱等同***妓，于是建议梨园公会，设法将此例革除。至宣统年间经过梨园界和社会共同努力，全力压迫，终将此陋习革除。“追厥原始，夏月珊昆季之功不可湮没也”。[11](p501)尊重戏剧伶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是20世纪初期戏剧改良者主张之一，***大声疾呼：“人类之贵贱，系品行善恶之别，而不在于执业之高低”，“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48]陈去病呼吁有志青年：“不如牺牲一身，昌言堕落，明目张胆而去为歌伶。”[49]这些倡导提高伶人社会地位的呼吁，对于唤起整个社会改变歧视伶人的陈腐观念，具有积极意义。
上海京剧改良与晚清社会变革密切相连。失败后，一批爱国知识分子鼓吹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而戏剧被他们当作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手段，如王钟麒呼吁：“欲改革***治，当以易风俗为起点；欲易风俗，当以正人心为起点；欲正人心，当以改良戏曲为起点。”[50]他们主张戏剧为***服务，为***摇旗呐喊。上海京剧界纷起响应，编演了大量具有***思想的新戏。汪笑侬，满清贵族，具有进步思想，“尝编《***人碑》剧，以刺满清之捕杀民***；编《哭祖庙》剧，以刺权奸之***求荣；编《洗耳记》以刺官僚之争权夺制”。[51](p334)汪笑侬希望以此来唤醒沉睡的人们，激发人们***的决心。新舞台及其伶人群体在晚清上海社会变革中有着重大影响，新舞台建于十六铺，之所以选址于华界南市，用意在通过开办娱乐业，带动南市以至华界的经济繁荣，抵制西方势力的扩张。新舞台伶人和******人交往密切，辛亥***中，新舞台京剧伶人还参加了攻打南市高昌庙制造局的战斗。
义演是晚清上海社会变革中的新事物，它发端于京剧伶人，首开近代中国社会公益活动之先河。西方侨民经常在上海举办义演筹集资金来赈济本国灾民，这种公益活动，极大刺激了上海市民，有人感叹：“同一事也，华人借之以利己，西人借之以济人，故自华人看见之则以为无益之行为，而西人视之则以为有益之举动，如演戏一事是也……使华人亦能效其所为，遇事照此办理，必易成就，演戏优伶果亦能如此用心，如此行事，实属大可有益于世，而且诸务仗优伶以成，又何至优伶为贱业哉。”[52]部分市民已经认识到通过优伶演剧募集社会资金来赈济灾民等弱势人群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社会有益，也可逐步改变社会对优伶的偏见和歧视。为此，以报纸为媒介，社会上进行了关于演戏救灾的讨论，论者希望通过舆论宣传使市民效法西人演剧赈灾，在中国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论者还希望通过舆论使伶人能被触动而行义举。关于演剧赈灾这样的讨论发生在上海开埠三十余年后，它表明上海市民的主体意识和公益观念开始萌生，京剧伶人也逐步萌生起公益意识和观念，并付诸实际行动，反过来又推动主体意识和公益观念在整个社会的普及。晚清国内的几次大的灾荒发生后，上海京剧伶人都积极开展赈灾义演，如1877年山东旱灾、1888年河南、安徽的水灾、1907年云南地震等。
社会关系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关系需求；国家需求；个人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1008405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面临一个尴尬局面，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难以达成共识。有学者统计，目前学术界共提出了六十种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或表述，涉及九十多个具体范畴[1]。换言之，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更需迫切回答的前提性问题是“为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难以达成共识”。从研究现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定位存在分歧是一个重要方面，突出表现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论。确切地说，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一个选择难题是：“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何者优先考虑和满足？本文试从这一矛盾入手，探求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困境的路径。
一、基本判断：提炼核心价值观应同时满足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的主体定位，目前主要存在四种争论。其一，“个人主体说”，即强调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首先从个人层面出发。“全面、准确地反映公众现实的社会价值观，既是核心价值特性的表现，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2]该学者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及发挥作用的实践过程就是不断地“与公众对话”的过程。其二，“国家主体说”，强调国家应是首要的主体。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而不应该是针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规范。”[3]有学者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应当以凝聚公民共识、获得公民认同为前提，“但是这种共识的形成毕竟来源于对国家的认同，归根到底来源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精神的认同。因此，成功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直接对公民提出要求，而是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制度精神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并使之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4]其三，“兼顾说”，主张国家与个人双重主体的兼顾。“核心价值观必然要反映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同时也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5]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从国家与公民这两个基本路径分别提炼出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其四，“超越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既不应以国家主体为先，也不应以个人主体为首，而是力***实现对两者的超越与融合。例如有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既不是‘大公无私’，也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公’与‘私’的截然对立，而是‘公’与‘私’之间的连续、补充和融合”，因而“超越公权与私利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7]。
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主体定位上存在的分歧十分突出。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主体”（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做出进一步的突破研究，可借用“需求”这一概念工具。从哲学意义上讲，“价值”体现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即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观”则是价值在主观上反映的具体形式，是对主体需求的一种话语表达。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会涉及“主体”问题，而“主体”总是与“需求”这一范畴紧密相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彰显的正是主体的某种需求，满足主体需求是提炼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主要标准。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主体上存在的矛盾，可以从“需求”层面加以表达。换言之，对于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问题的一个基本事实判断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何者优先的争议，这也是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产生困境的原因之一。基于这一事实判断，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随之生成：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优先满足国家需求还是个人需求，抑或同时满足？
上述四种理论观点正是对这一价值判断问题做出的不同回答。首先，“个人主体说”和“国家主体说”，无论是定位于哪个主体，都显得有些片面。站在全球视野的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特殊价值观，应彰显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国家需求，展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文化底蕴；而站在国民的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带有一种普遍性，应是反映和表达广大群众需求中的共同部分，只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凝聚和团结大众的***治功能。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国家需求和个人需求的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不应偏废任何一个方面。为此，“兼顾说”与“超越说”两种主张应运而生，但也需进行辨析。有学者试***在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提出和实行两套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这样尽管照顾到了双重主体的共同需求，但在人们的思维框架中却容易造成国家与个人两种主体的割裂，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甚至消解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功能，从而违背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初衷。“超越说”力***在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找到一个交集，尽管这一主张仍然显得过于抽象，缺乏相应的指导路径，但相较于“兼顾说”似乎更具比较优势，能够达到“兼顾”又不至于造成“对立”。
比较上述四种理论观点，“超越说”这一价值判断和选择更具有合理性。具体而言，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满足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以下简称“双重主体需求”）同等重要，两者都要进行观照。
二、历史经验：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在***治、经济需求上的依次融合
寻求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融合的可能性，追溯历史是一种路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不仅曾经达到高度融合，而且正是这种融合为不同阶段核心话语的提出和宣传提供了现实基础。
“社会关系需求”何以能够融合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阐释。
第一，作为一种需求，社会关系本身早已嵌入个人需求之中，是不同个体需求的交集部分。传统的理解通常将“个人需求”的内容定位于个人对生存和发展两方面的需求。作为一种主观和显性的需求，人们通常将这种需求视为个人人生的最终目的。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化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个人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也日趋提升。然而，个人之间差异性的增强和利益矛盾的凸显，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个人对这两方面需求的达成和满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已上升为影响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重要性，马克思早已提供了阐释。最初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社会关系的维持体现为个人对血缘和地缘身份认同的需要。商品经济出现后，交换成为商品体现其使用价值的唯一渠道，社会关系在这种交换中日益复杂。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和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几乎每个人都被卷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脱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个人的生存特别是发展的需求就难以得到实现。因此伴随历史的发展，社会关系事实上早已嵌入每个个人的需求之中，只是在过去利益均衡和平均分配的年代，社会关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即使有所重视也往往是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给予短暂的关注。今天，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现实，要求我们自觉意识到隐蔽的“社会关系需求”，将“社会关系”从“工具性”需求转向“目的性”需求。作为一种个人需求，“社会关系”由于不同于“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能够整合每个个人的需求，因而是不同个人需求中能够形成交集的部分。
第二，国家需求的满足越来越需要借助“社会关系需求”的调整。国家的整体发展一方面要面向国内，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要面向国外，看到差距、借鉴经验，维护国家的周边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良性运行。因此，国家需求在传统的理解中通常指向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这两个方面。进入新世纪后，大幅度增加，官二代、腐败案件骤增，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开始拷问***府和国家的公信力和执***能力。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些事件的发生并非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失衡。因为国家并不能阻止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生发机制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能从宏观上通过各种***策措施对社会关系实施调整。过去，社会高度整合，“社会关系”尚不会对国家的持续发展构成障碍。如今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关系的不协调已成为制约国家继续发展的“短板”。而且在我国尚未达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发展水平之前，社会分化作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将引致社会关系继续变得错综复杂。因此，将“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需求纳入国家需求之中，并将其置于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当前国家的一种战略需要。同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保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彰显社会主义优势。
第三，“社会关系需求”是打通个人需求与国家需求的桥梁。从上文有关三个阶段的实践可见，第一阶段（即计划体制时期）国家与个人需求主要统一于***治领域，而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末）经济需求是双重主体的主要聚焦点，但这不等于说“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需求在两个阶段同时缺场。通过分析核心话语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集体主义”同“平均主义”的话语紧密关联，而“平均主义”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隐性需求在当时的提出更多的是服务于“集体主义”这一***治需求。所以，从功能角度看，“平均主义”如同“集体主义”，也是架构个人需求与国家需求的桥梁。同样，在第二阶段的核心话语中，与“发展”相伴随的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话语，“共同富裕”同样带有社会关系的意涵，在当时也是服务于“发展”的经济目标，从而也打通了双重主体的需求。第三阶段即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双重主体需求在经济、***治领域都发生了分离，但在社会领域仍然体现着高度的重合。这样，在“社会关系需求”的层面，个人需求和国家需求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长河和不同发展阶段中都达到了同步和沟通。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是，社会关系的需求在第三阶段不再是处于从属和工具地位，不再是被***治或经济需求所湮没。相反，这一需求在今天应获得一种全新的显性地位和身份。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在当下也具有融合的可能性，这一交汇点即“社会”领域，以“社会关系需求”作为连接的桥梁。这既是理论的可能，也是现实的可能。
四、支撑点：以“社会关系需求”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困境的两个条件
为真正实现透过“社会关系需求”这一中介达到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的连接汇交，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提供依据和切入点，需架构一个二维的需求坐标体系：在横轴上，一端是国家需求，另一端是个人需求；在纵轴上，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以***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为主要需求。在这个二维需求坐标体系下，“社会关系需求”是当下融合双重主体需求的聚焦点，可以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中产生的主体分歧，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困境的一个可能解决路径。
第一，“需求”不能整体打包，应作出分层。过去讲“需求”，往往将经济、***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需求统统打包在内，而不加以分层。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在某个领域的分离容易被误认为是两者的完全分离。由于无法在两者的需求之间找到交集，导致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主体定位上的不明确，产生游离和摇摆。需求坐标体系的构建旨在表明，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一直存在交集，而前提是要将“需求”进行分层。从“社会”领域的“社会关系需求”而不是从***治、经济领域入手，通过双重主体需求存在交集的领域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要求，而且是“需求”分层理论的要求。
第二，“社会关系”在“需求”中的定位应得到理清和提升。需求坐标体系凸显了“社会关系需求”这一内容，它被置于同“***治需求”、“经济需求”平等的地位，这种理论转变是应对实践变化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正好可以承接这项重要使命。从现实来看，一方面，目前学界提出的“公平正义”、“和谐包容”等价值理念，事实上正是人们对社会关系需求的一种“不自觉”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关系需求”的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国的“关系”文化已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发展趋势，这对“公平正义”与“和谐包容”的实现又造成了直接的危害。简言之，“社会关系需求”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大范围地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服务于各种***治和经济需要。而上述理论分析已经指出，依据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需求理应超越以前的工具性定位而直接上升为一种目的定位。因此，问题不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关系需求”的自觉意识，而是缺乏对“社会关系需求”的正确“定位”。这里的“社会关系需求”视角尽管为某些理念的提出提供了注脚，但如果“自觉”地以“社会关系需求”视角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核心价值观中真正体现“社会关系需求”的内涵特别是“定位”，还需在提炼的话语上反复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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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范文第10篇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董事制度是解决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日益分散化、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 管理层日益获得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保护股东权益不被管理层侵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的制度。2001年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使上市公司设立***董事成为一种强制行为。监管机构的这种强制性安排旨在通过***董事加入公司董事会的高层治理， 以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 达到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引入***董事制度，投资者除了希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保护股东权益外，更希望***董事能够从专家或行家的角度，为企业出谋划策，提高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决策水平，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以关系获取资源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位置，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总是通过建立关系，获得“关系收益”，其所带来的示范效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关系的建设中来，导致企业通过社会关系寻求资源的配置方式在当代中国已成为是一个主流方式。企业从外部引入的***董事，常是企业借以拉上各种关系的重要渠道，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董事的社会关系网络收集充分的市场信息，做出经济决策，而且通过***董事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企业所需要的异质资源，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Liao、Young and Sun（2009）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招募***董事主要是为了建立与获得有用来源和保护的联系，而不是为了让他们监督高管人员。本文在对114家研究样本的整理中发现，98.67%上市公司的***董事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那么这种名流效应所带来的社会关系能否影响企业绩效呢？其影响程度有多深？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研究设计的，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我国2007年至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董事的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以揭示***董事的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贡献程度。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Lee Rosenstein and Wyatt（1990）认为，在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任职的***董事可以利用自身在金融界的社会资源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Brickley（1994）的研究表明：具有专家影响的***董事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这种关系甚至是企业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 。Ungson and Park（1997）指出***董事的社会关系可以为公司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发展和交流的途径，对公司的发展和业绩的提升有积极影响。Agrawal and Knoeber（2001） 研究发现具有***治背景的外部董事确实起到了***治联系的作用，能带给公司一定的***治信息及***治保护。Kiang（2006）提出了著名的“关系是王”的论断，认为“关系”是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关键因素，他甚至把微软在中国的成功归于其在中央与地方的多年耕耘。Yangm in Kim（2007）认为***董事有三大职能：一是监督管理者；二是为管理者提供建议和咨询；三是为公司发展提供外部资源，不成熟的***董事体制更多地是履行第三职能。Guner et al（2008） 研究发现***董事的***府、学术、银行等职业背景在公司长期规划中发挥积极的作用。Goldman et al（2009）用有***府背景的***董事作为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其比没有***府背景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幕消息，其公司价值相当较高。
（二）国内文献 我国学者唐清泉等（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聘请过多来自学术界的***董事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过多学术界***董事对公司绩效没有相关性，而只要公司即聘请来自企业界，又聘请来自非企业界的***董事，且比例均衡的情况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才有更好的表现。高雷等（2007）通过实证得出***董事，如果居住地和工作地点一致，更容易获得一些资源。魏刚等（2007）的研究证实了“关系是王”的论断，发现来自***府背景的***董事越多，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陈伟明（2009）提出***董事职业背景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他支持行业专长对公司长期绩效的发挥有显著的作用。郑路航（2010）研究发现：***董事***治关联程度与企业以托宾Q值度量的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正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尤为明显。目前关于***董事社会关系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还比较少，但在中国这样注重关系的国家，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由于***董事拥有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他们往往能够帮助公司化解面临的各种危机，其主要作用体现在创造和提升了相互不同机构间双赢、甚至多赢的关系。不仅给公司提供了关键的外部联络渠道，并且确保与其他机构有利交易的完成，而这些活动能够增进与其他公司的协调，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取得关键信息与资源的渠道。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将***董事的社会关系主要分为***治关系、银行关系、企业关系，按照其强度分为强社会关系、弱社会关系来进行研究。本文假设：
假设1：***董事的强社会关系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假设2：***董事的弱社会关系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二）模型构建及变量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如***（1）的概念模型。***董事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与***府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本文采用5分赋值法，具体见表（1）。为了检验企业***董事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息税前利润（EBIT），净资产收益率（ROE），销售净利率（ROS）指标为企业绩效变量。其中，息税前利润以自然对数形式（INEBIT）进入数据分析。本文选取的3个财务指标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企业的绩效，息税前利润（EBIT）主要反映企业税前利润情况，净资产收益率（ROE）主要反映企业资产在获取收益方面的能力，销售净利率（ROS）主要反映企业的销售对经营业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