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里，提到了《圣经》中的“爱仇敌”，他认为“爱仇敌”是道德上的命令，具有强制性，这种爱不受情感影响，是意志对自然嗜欲的克服，是出自实践理性的“爱”。
爱爱仇敌康德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里，提到了《圣经》中“爱仇敌”（Love for Enemies）中的一段，大意是：“你们听见有这样的说法：‘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要去爱你们的仇敌，去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可以成为天父之子。天父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送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是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果报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事的吗？你们若只对兄弟姐妹问安，比其他人又多作了些什么呢？就是异教徒不也是这样的吗？因而你们要完满，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满的一样。”
乍一看，这个“爱仇敌”的说法让人难以从感情上接受，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中国人。从小习惯的就是爱亲人，爱朋友，爱那些亲近的人和“爱我们的人”，从小都是在“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这样一种“推己及人”的氛围中长大，而“敌人”必然是我们在情感上憎恶的人，如何能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爱？面对当下敌人的胁迫，这种爱又有现实的可能吗？
作为天主教徒的康德是这样解释这个诫条的合理性的：
“爱作为爱好是不能告诫的，然而出于责任自身的爱，尽管不是爱好的对象，甚至自然的，不可抑制的被嫌弃，却是实践的而不是情感上的爱，这种爱坐落在意志之中，不依感受为转移，坐落在行为的基本原则中，不受不断变化着的同情影响；只有这种爱是可以被告诫的。”
那么，我们要问，对仇敌的爱和爱好的爱有什么区别，两者的根源何在以使得其在强制性上完全不同，并且两者有怎样的关系以及凭什么来判定道德行为的价值。
首先，“love your enemies”从句法上看为祈使句，意为命令，诫命，命令式。康德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物件都是按照规律起作用，唯独有理性者能按照对规律的观念（即原则）而行动。”善即是出自于这种意志对客观规律的符合的行为。而这种对客观规律的原则，“就其对意志而言的强制性来说，称之为理性命令。”命令式就是对理性命令的形式表述。康德进一步把命令式分为假言命式和定言命式两类。认为只有定言命式才是道德命令。
“爱仇敌”是哪种命令呢？康德认为，一切作为分析命题的假言命式，或者是技艺性的，或者是实用的，都是“把一个可能行为的实践必然性，看作是达到人之所愿望的，至少是可能愿望的另一目的的手段”。从而这一行为是人之所愿的目的为依据的，目的中就包涵着这个作为手段的行为，行为的价值完全由其目的决定。很显然，既要冒着危险又要违背自己的自然感情，“爱敌人”的行为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是能得到幸福吗？感性的爱好在这一点上明显比理性更在行，只要顺从自然的精巧的安排，“趋乐避苦”的后果远较“爱敌人”的下场来得安稳平顺。可见，就后果而言，“爱敌人”决非是指向意***的假言命令。
知性世界作为感性世界的依据，实践理性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必定要表现为意志对感望的克服，这种克服就其强制性而言，可以说是“命令”。而对于完善的理性者而言，他没有感性的影响，其行为必然的就是客观规律。
但“爱仇敌”是否是认敌为友，或是善恶不分呢？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将现象世界的“敌友”与本体界中自在的绝对的善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友”不是绝对的应该善，“敌”不是必定的应然恶，可以说现象界中的“敌友”，“善恶”都是相对的，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真正的自在的善是不掺杂经验的，是纯粹理性的善，恶只是人的意志因背离客观规律而顺从欲望所产生的。所以对人而言，“爱仇敌”之“爱”恰恰是植根于纯粹的善，而排除了一切感性冲动，主观动机和行为意***的爱；是出于对自由位格的无上尊重，而克服了自然嗜欲的摆布的爱。这种爱相信，人能够通过理性的实践作用，在道德上完善自我以至趋于至善。
就此看来，康德的解释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其一，理性主义的传统与二元论体系的架构。
康德在《圣经》中找寻理性原则，将伦理学建构在其认识论模式的体系上，直接从知性的概念出发，经过缜密的逻辑推演进而试***穷尽理性的界限——德性。同时，这是一种二元论的模式，将感性和理性断然二分，以此将目的和自然对置起来。在肯定理性的至上性同时又认定人是有限的理性者，从而将超越问题交给信仰，设立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以追求德，福统一的至善。
其二，虔敬派教理与人本主义的思想。
康德高扬人性的大旗，在实践理性范围也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即认定善不假外求，根源于人性之中。他还认为信仰由道德决定，道德的纯粹性之实现需要宗教而不是信仰决定道德，从而上帝作为公设，也被看作为实现有限理性者的超越性理想的一个手段。
对仇敌的“爱”，首先，是非爱好的。这种爱克服了自然的冲动，体现出了实践理性的力量。其次，这种“爱”不是基于道德上的优越感。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人却忘记了上帝的告诫，擅自偷吃知识树上的果实而降罪到凡间。就人是生下来即有罪而言，每个人都同样是卑微的，从而不存在道德优越性的差别。再次，这种“爱”在主观上是不求现世回报的，具有一种抛弃一切舍身行善的意味。
康德曾说，“人为自然立法”，《圣经》上也说自然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即只有在尘世中，作为有罪（sin）的人才能心向上帝，行一个基督徒的义务而得救赎。虽然世界瞬息流转，即起即灭而无一刹那可容驻留，“善”“恶”也只是相对的，但匍匐于凡尘的人能在道德上不断的自我完善以至得到救赎，这就保证了尘世的存在意义，同时也保证了上帝的完满性。
由此不难发现，虽然东西方在文化上有很大差异，基督教与佛教在超越问题上仍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上帝作为完满的理性者，他的爱是纯粹的理性的爱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帝的爱是大智慧，如阳光普照，如雨露遍润，是“一思即得”，一直觉即实现，因而能救赎众生。佛的般若智慧，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是“智的直觉”，和上帝的爱一样是个创造的能力而能渡众生出苦海。
可见，不论是在基督教，佛教抑或是康德那里，都凸现着超越性。即使是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纵然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我们仍然迷惘于生和死之间，摇摆在欲望与理性的边缘，困惑于几千年前的关于人的问题。作为被抛性的存在，我们背负起生命的幽暗之谜，一边自问“人是什么”，一边在炎凉悲欢中朝着自认为是天地尽头缓缓前行。这对至善的不倦追求到底是人性的伟大，还是徒劳的悲哀呢？也许永远没有答案。那么，最终我们又会走向哪里呢？也许永远没有尽头。
参考文献：
\[1\]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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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一帆.浅论康德表象问题之意义.文教资料，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