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文史论文范文第1篇
相对于作者方面的问题，编辑对引文差错问题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一般认为，相对于学术观点分歧这样的大问题，引文差错问题属于不受重视的“小问题”，极易被编辑所忽视。实际上，引文差错属于“硬伤”，这对引用原始资料与文献的准确性要求更高，对引用文献的版本选择要求更高的文史论文来说，堪称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中，大量的错误实际上都属于引文问题。具体来看，常见的引文差错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文本身的差错，即引文文字与原文献不符;二是出处差错，包括作者、著作名、版次、卷次、页码、出版时间差错等。前一方面一般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引文不认真核实，漫不经心，造成多、漏、错字。如“神祇”的“祇”误作“祗”;“一阕词”的“阕”误作“阙”;《尚书》“金縢”的“縢”字误作“滕”;农历“己未年”的“己”误作“已”;成语“亲承謦欬”的“謦欬”误作“罄咳”;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的“徵”字误作“征”，等等。最令人惊愕的是，一些诗词引文竟然发生一些不能想象的错误，如七言诗竟然只有“六言”，或“五言”成了“四言”，以致诗词不押韵，不堪卒读。严重的错误往往只是一字之差，如《后汉书•礼仪志中》:“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长九尺，端以***鸟为饰。***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2］3124，其中“欲老人不噎”在一篇论文中被误引作“欲老人之噎”，一字之差，意思正好相反。二是转引转抄，凭记忆以讹传讹，张冠李戴，所引的“名家名言”往往是辗转传抄而来。最常见者，如《十三经注疏》的“注者”和“疏者”的混淆，贾公彦和郑玄、孔安国和孔颖达、徐彦和贾公彦、邢昺和孙奭，都极易混淆，从而误导读者。还有一些引文本身残缺不全，或将原文掐头去尾，或中间腰斩，也不加省略号，致使意思含糊不明。出处差错主要表现在引文的出处不明，或使用旧版本，或者只是简单标出书名、出版社，给编辑核对增加了无穷的麻烦。如个别论文只简单注明引文出自《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既无具体的版本、卷数、册数，更无具体的页码，令编辑无从查找。更有甚者，只简单标明出自影印本《四库全书》，再无其他信息，这样的引文实际上失去了引用的意义。出现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编辑角度来说，主要是编辑不重视学术规范和编辑规范，没有认真对待引文差错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是编者和作者共同的目标，期刊编辑应引导作者将引文的准确作为自己的职责。引文差错问题就其产生的源头来说，作者应负主要责任。因此，解决引文差错问题，首先需要作者提高责任心，把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作为目标。期刊编辑应引导作者对引文负责，不断提醒作者重视引文问题，针对不同的引文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具体地说，针对引文本身的差错问题，应引导作者提高对论文引文重要性的认识。引文必须是作者在全面、正确地理解相关材料后从中摘出的以资论证的内容，应是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原著中直接引用，应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认真核对，一丝不苟。应尽量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如果因为文献资料一时难以找到而不得已转引，一定要逐字逐句认真一一加以核对，并注明所转引材料的确切来源、出处与具体页码。转引他人文章的引文极易在内容、文字等方面出现程度不同的疏漏和误差。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段引文，被某位名家误引后，又被其他作者沿袭，一再误引，产生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效应，波及数种出版物，包括专著和期刊、几位研究者，大有三人成虎，难以挽回之势。更让人担忧的是引文方面的断章取义现象，具体表现在随意删改删节引文或对引文掐头去尾又不加省略号标明，甚至不顾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故意曲解原文原意，或前后颠倒为我所用，为自己的观点贴标签，等等。这种恶劣做法是一种极不严肃学风的表现。针对出处差错问题，应引导作者本着尊重原作者、对读者负责、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的态度，采用最权威的版本，认真标明出处，包括作者、译者、出版社、版次、出版时间、页码。引文应来自最新版本，对于有不同版本的古籍，应采用普遍为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被学界公认的古籍出版权威机构，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而尽量不引用地方性的非专业出版社的版本。在引用古籍文献时，应尽量采用最新的整理校勘本。如在引用经学及思想史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等精良的版本;在引用文学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古体小说丛刊”等;在引用史学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中国历史文集丛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等，尽量不用未经整理点校的老版本。
2．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针对引文的编辑规范;利用互联网提高检索引文效率。编辑作为刊物学术质量的把关人，对学术论文的引文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为了切实防止论文引文问题的发生，学术期刊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首先要加强预审。复核引文是一项细碎而又要求严谨的工作。因为引文条目众多，出处杂乱无章，而编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可以采取抽查的方法，即随机选择部分引文进行复核，如果问题较多较严重，应该提请作者对引文重新进行复核。为了有效防止引文差错，还要依据《***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明确编辑的具体责任。引文问题的严重泛滥，一方面与编辑的文字功底、业务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辑的职业态度有关。在文史论文的编辑工作中，最费时、最令人头痛的工作就是为作者的文章核对引文。一般来说，作为一名文史编辑，都具备基本的文字能力、文史基础知识和基本的版本意识，只是出于畏难心理，许多人都以“文责自负”为借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本该由编辑负责的核对引文工作简单地推到作者那里。事实上，强调“文责自负”，并不能因此忽视“编辑把关”的作用，不能将“文责自负”简单地理解为作者应对文章负全部责任。作者的文章一经在刊物上发表，就意味着作者和编者应共同对文章负责。因此，编辑的严格把关仍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要建立针对引文问题的编辑规范。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有关引文差错处理的编辑规范可供遵照执行，凭经验处理成为大多数编辑的习惯做法，编辑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建立有关引文差错处理的编辑规范有助于引文问题的解决。此外还需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检索工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信息检索相对于原始手段，具有快捷、便利、灵活等特点，具有效率高、信息量大等优势。编辑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检索手段，利用电子检索、网上检索，有效地化解核对原文较困难、费力费时等问题，大大提高编辑的工作效率。在对文史论文引文的复核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开发出来的各类网上检索系统，有效解决时间紧迫等问题。如复核查阅文史***书资料，可以利用“《四库全书》原文查阅系统”、“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甲骨文全文检索及全文影像系统”、“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大正新修大藏经全文检索系统”等，也可以利用《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的电子版本，或利用诸如“国学网”、“国际儒学网”、“简帛研究网”等文史研究网站，以及中国国家***书馆、北京大学***书馆、清华大学***书馆、上海***书馆、复旦大学***书馆等国内重要***书馆或全国***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编制的书目查询系统。复核查阅期刊论文，可以借助“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各类文史专业数据库如“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等网上资源。编辑复核引文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引导学风的健康发展具有导向意义。认真对待文史论文的引文，既是编辑的职责所在，也是为了对祖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正确传承尽到一份责任。老一辈学者在引用文献资料时一般都极为谨慎，亲自披阅大量史籍，这种严谨负责的态度值得年青一代编辑好好学习和继承。
文史论文范文第2篇
事实上，不仅中小学教师需要弱化论文要求，进行多方考核，大学文科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亦亟须改变。首先，需要改进目前“只唯CSSCI”的现状。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目前各校职称评定采用最广的一项数据指标。CSSCI在大学文科教师高级职称晋升中占的权重很大，特别是在正高职称的晋升中。
其实CSSCI并非真的那么权威和完备。比如，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史界的著名学术刊物《文献》、《中华文史论丛》前几年都没被CSSCI收录在内，而《文史知识》、《百年潮》这类刊登较多纪实、通俗文章的刊物却名列其中，其科学性、合理性可见一斑。
除了论文指标外，文科人才评价指标还要加上其他几种难以达到的指标。笔者调查收集了数所985高校文科评审正高职称的标准，必须符合三项“硬杠杠”：必须有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两项省部级以上项目；必须在CSSCI来源期刊的核心期刊上发表10篇以上的论文；必须有一部本人为第一作者的20万字以上的专著。而教学工作量指标还不计在内。这些“极高”的指标，让某些正教授甚至终身教授都感慨：“如果把我放在现在来评，肯定也评不上。”
更严重的是，各高校之间竞相攀比“高标准、严要求”，普通高校向211高校看齐，211高校向985高校看齐，而985高校则声称以后要朝“更高更严”的方向发展，仿佛越高越严“鞭打快马”，就能拥有一流师资。而所谓的“更高更严”，并非更科学、全面的评价，说白了，无非是论文量上再加数篇，课题数上再加几个而已。
如此恶性循环带来的后果，一是分散了一线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既不能专心于教学，也不能产生好的科研成果；二是助长了浮夸学风，剽窃、造假行为由此而起，学术腐败横行；三是鼓励了恶性竞争，打乱了原有的学术梯队和团队，涣散了人心，自毁长城。
上述文科人才评价机制的误区和恶果正向全国蔓延。长此以往，这种“严刑峻法”式评审标准折腾的不仅是文科教师，而且是整个高校的文科事业。高校文科人才评价指标机制，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了。
文史论文范文第3篇
近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安龙县人民***府主办，安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承办的“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享有“南明之都，荷香之城”美誉的黔西南州安龙县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内外的70余名专家学者带着各自学术成果汇聚一堂，从***治、***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研讨南明史文化，进一步推动南明史研究，促进地方文化事业发展。
一次研究南明史的高端学术盛会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起义***攻克北京城；次日，崇祯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五月初二，清摄***王多尔衮进京，八日迎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北京成为清朝首都。明王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些地方性***权，包括弘光***权、隆武***权、鲁王监国、绍武***权及永历***权，前后共历时18年，史称南明***权。
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于1652年避难于安龙，把安龙作为皇都。安龙这片长期默默无闻的土地由此升格为安龙府，也由此成为抗清的指挥中心。4年里，这里相继发生了可歌可泣的“明十八先生之狱”、悲壮惨烈的“石门关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明十八先生墓”、永历帝故宫、御校场、“三王墓”等众多历史遗迹。
近年来，安龙县委、县***府十分重视历史文化工作，修缮了明十八先生墓、安龙天主教堂、兴义府试院，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安龙博物馆（皇宫），树立了张之洞塑像和招公筑堤浮雕，校释出版了贵州三大名志之一的《兴义府志》，系统地收集整理出版了140多万字的《南明史料集》。
2012年，安龙县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联合挂牌成立了南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2014年7月成立了安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并创办了《安龙历史与文化》期刊。同年8月，安龙县***府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成功召开了全国南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40余万字的《南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这次南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在闭幕式上提出建立“中国南明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当时与会的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等专家学者的附议和肯定，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南明历史文化研究，丰富南明历史文化内涵，打造中国南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召开南明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7月，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历史上第一次研究南明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第一次汇聚国内外、海内外南明史专家学者集中研讨南明史，吸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前***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张显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座教授李伯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靖晓莉，北京行***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新视野》主编高寿仙，韩国首尔数子码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李和承等专家学者，中央、省、州、县的媒体记者及安龙县文化爱好者共180余人参加研讨会，会议主题包括南明***权建设与抗清斗争、永历***权与安龙、南明历史遗迹的发掘与研究、南明历史文化与安龙旅游发展等内容。
本次研讨会收到一批数量和质量较高的专题研究南明史论文，共收到论文69篇、专著1部。其中，***治・***事方面论文29篇，思想・文化方面论文21篇，人物方面18篇，其他1篇。内容涵盖了南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研讨会也成为全面研究南明史的一次国际性、高规格、大规模的高端学术盛会。
南明史研究翻开新篇章
南明史作为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国内外明史学界所重视。“研究南明史，安龙县成为全国的首选地。”安龙县委书记邓修宇表示，“举办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搭建平台，增进友谊，借助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力量和智慧，进将一步推动南明历史文化的研究，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发掘地方历史文化，为安龙县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表示，南明史在中国明清史中占用很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被当时的***错误“修明史”以及当代通俗史错误解读等原因，南明史长期以来被错误书写。“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毛佩琦认为，现在有句话叫做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又往往带着成败意识来评价历史，认为谁成功了谁就是英雄，谁失败了谁就会遭到抨击，南明***权是在明末清初各种力量博弈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国历史走向的舞台上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重新把这些人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给他们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判断。”
毛佩琦说：“我们要将南明这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真实的呈现出来，让人们明白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安龙县的******领导和文化学者对于家乡和传统历史文化的热爱，对南明历史的深入探讨有着高度的热情、广泛的基础和迫切的愿望。召开此次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必将推动安龙县的南明史研究、全国的南明史研究乃至明代史的南明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南明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是值得研究的。”贵州省文史馆副馆长靖晓莉认为，南明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包涵的内容却异常丰富，从永历皇帝来到安龙后，在安龙期间发生了“明十八先生之狱”、“石门关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众多历史遗址，是目前全国现存南明历史遗址遗迹富集的地方之一。同时，南明史还留下了许多深层次的东西，如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气节，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都有重要意义。
韩国首尔数字码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李和承则重点研讨了郑芝龙父子在东南亚沿海的商业活动，认为郑芝龙与郑成功对东南沿海各地的***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文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晚清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加剧，在学术界引发了中、西学和新、旧学之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们力***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视之为“国粹”，于是涌现国粹思潮。1903年冬，邓实等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1905年2月刊行《国粹学报》。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将国学论文辑为《国故论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1912年，四川国学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刊行《国学丛刊》。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社，刊行《国故月刊》。这一段时期的国学动动，志在保存国粹，以抵制西学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议，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他随即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刊出。自此，国学运动的一种新思潮形成，它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它的性质才会有较明确的认识。“国学”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它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学术，这在当时国学大师之间即有不同的理解。而从他们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见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章太炎将国学等同于儒学，提倡儒家伦理道德。他在《国学之统宗》里说：“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怎样最简要地领会“六经”的精神呢？他说：“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大学》和《儒行》是《礼记》中之两篇，《丧服》是《仪礼》中之一篇，它们是讲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为规范的。章太炎在各处讲国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以了解儒家经典，旁及历史、制度、宋明理学和佛学。他与一些由经师而讲国学的学者们都是无文学观念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这样，文学是属于国学对象之一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在中国历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学仅是一种材料，并不含有文学的性质。钱穆是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他在《国学概论•弁言》里以为治国学“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这是将文学排斥于国学之外的。
从上述四种国学观念可见，文学或者是国学对象之一，或者与国学毫无关系，它是处于尴尬境地的。
我们再看国学大师们开列的国学书目中的古典文学情形。1923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181种典籍，其中文学史之部自《诗经》迄《老残游记》为77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里所列典籍过于繁多，远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内读完的，所以随后他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计有：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上39种，古典文学13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梁启超指出胡适所拟书目偏重哲学与文学，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国学常识的青年不能读的；又如让青年去读《全唐诗》和《宋六十家词》还不如选读几种著名诗集和词集为当。因此他重新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计收典籍126种，其中韵文类书36种，继而又拟了“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种，其中古典文学8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且不评论这两家所拟书目的优劣，但可见其真正最低限度书目中古典文学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些书目是青年学习国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则古典文学是国学基础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书目》，实际所拟青年应读的国学典籍，计39种，它们为儒家经典、诸子、理学和小学书，除儒家经典《诗经》之外，竟无一种文学书。这反映了国学思潮中一种守旧的态度，它在整个国学运动中一直存在影响，但自1923年之后已非国学的主流。
在各种国学刊物里，我们能见到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例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国学丛刊》1910年）；李万育《说词》（《国学丛刊》1923年）；胡怀深《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二则》（《北大国学月刊》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颜虚心《陈同甫生卒年月考》（《国学论丛》1927年）；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国学论丛》1928年）；王敦化《宋词体制考略》（《齐大国学丛刊》1929年）；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1929年）；罗根泽《郭茂倩〈乐府诗集〉跋尾》（《国学丛编》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诗体》（《国学论衡》1933年）；张尊五《北宋词论》（《国学季刊》1933年）；夏承焘《姜白石议大乐辨》（《国学论衡》1934年）；俞振楣《欧阳修文渊源考》（《国专月刊》1936年）；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年）；阮真《评两宋词》（《国专月刊》1936年）。这些仅是关于宋代文学的论文，说明古典文学是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上述论文属于纯文学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从文献与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考证。我们如果将国学刊物发表的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进行统计，必然会发现属于从文献与历史角度作的考证居多。这可说明古典文学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同于纯文学研究性质的。不仅古典文学的情况如此，其他中国哲学、历史、***治、地理、语言等作为国学研究对象时也是如此的。
“国学”这个概念是较为模糊的。1926年，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许多学者皆有类似钱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国学”，学术界立即有所响应：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显然“文史”比“国学”概念较为狭小，但“文史”绝非“文学”与“史学”的组合，它是中国学术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胡适在《〈文史〉的引子》里说明此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们几个爱读书的朋友们凑合的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想在这里提出我们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问题，一些小成绩。……我们用的“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小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各人平时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结论。……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只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
这是对“文史”学术规范的说明，是对国学研究经验的总结。胡适此后不再谈“国学”，而是谈“文史考证”了。1952年胡适为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文科学生讲《治学方法》，他以为：“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这种方法源于宋代，至清代乾嘉学派而完善。胡适特别以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为例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多，时间最长，发表有《红楼梦考证》（1920年）、《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193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57年）、《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1960年）、《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961年）等十余篇论文。他谈心得说：“《红楼梦》的考证是极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著者和本子），只能用我们力之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得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胡适正是采取文史考证的方法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最卓越的学术成就的。文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细小问题，它在方法上采用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进行细密的考证。由此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疑难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它们必须是具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的并具专业优长的中国学者才可能解决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自钱穆提出后，冯友兰、顾颉刚、胡适等都参加了争论。这是典型的文史考证问题，所以西方汉学家对此感叹说：“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虽然在新的思想指导下继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整理国故”工作成为“古籍整理”了，没有再谈“国学”了。1962年10月由《新建设》编辑部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专刊《文史》创刊，卷首的《编者题记》云：
《文史》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学术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
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了《中华文史论丛》辑刊，其宗旨与《文史》相似。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仍保持了最初的宗旨，而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亦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古典文学已是国学——文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学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总集和别集的成书年代与真伪问题、作品的系年、作家的交游关系、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文学现象的历史线索、重要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音韵问题、文学专门术语的考释、作家遗事的追溯、作品的辑佚与疏证等等文献与历史的细小问题的考证皆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虽然这些问题是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但却非文学研究所能解决的。因此国学视野中的古典文学是古典文学史上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综合性的、边缘性的学术问题。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国学的对象存在部分叠合的关系。我们治古典文学如果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仅关注文学语言、艺术形象、文字形式、文学意象、文学结构、文学情节、作家风格、作品艺术性、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史考证的学术问题，或者只能借助他人的考证成果，则这种研究是缺乏新的证据而不会深入的，也反映了其基础的不牢固。当然学者治学各有所长，长于论辨、长于考据、长于辞章，或长于笺注辑佚，但能兼善则更可能达到学术高境。总之，我们从古典文学与国学的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
现在谈到“国学”，每每在观念上仍感模糊与宽泛，将它等同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这是因为把研究、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不分学术层次地混为一谈了。国学研究是很高深的学问，是少数专家的工作，不是民众可能而又应该了解的，所以顾颉刚不赞成国学的普及工作。他在1926年作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
我们研究的主旨是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中国的历史材料，不是要做国粹论者。我们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只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互相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
当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会推进中国学术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学研究尽管是关注文献与历史的狭小的问题，但要对它们进行细密的考证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需要有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熟悉经、史、子、集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共收3461部典籍，然而估计中国典籍的总数在八万种以上，故而要熟悉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实不可能，但在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典籍，却是研究国学必备的基础。自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国学基本丛书》，计收典籍287种，其中诗文总集16种，诗文别集75种，词曲11种，传奇小说12种，共114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基础书籍。此外治古典文学尚需国学的基础知识，以下典籍是必读的：
《清代学术概论》《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通志略》《四书集注》《经学通论》《周易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老子本义》《墨子间诂》《宋元学案》《韩非子集解》《礼记集解》《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广韵》《日知录集释》《文史通义》《尚书今古文注疏》《春秋左传诂》《史记》《汉书补注》《后汉书补注》《三国志》《资治通鉴》
文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素养；环节；评价
中***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25-0065-01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把历史小论文纳入历史习作范畴，并且把历史小论文作为考查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评价方式。如何能提升高中生的历史小论文写作水平和历史素养呢？基于历史学科特色，从探究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功能、准确把握写作环节、建立论文有效评价体系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立足能力培养，探究写作功能
（1）聚焦展现学生历史素养的功能。学科素养，是指在学科学习和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该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品质和经验的综合。历史素养就是历史学科基本知识、技能、基本方法和学***验的积累，也包含文史常识、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等。小论文题往往渗透某种史观，紧扣教材重难点，关注社会热点与焦点，充分挖掘学科素养，拓展学科教育与鉴今功能，具有科学性与导向性。例如2013年江苏高考历史第23题在考查“罗斯福新***的机遇与挑战”这道历史论证题中，既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又体现了学科教育与鉴今功能，这正是历史学科的价值体现。
（2）展现学生知识学习深度的功能。材料论文题既是对考生的思维与心理水平和记忆水平的考量，也是对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理解能力、应用能力的考查。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选材内容丰富、来源广泛，涉及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世界近现代的相关史料和历史评价资料；其次是学生可以把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做到学以致用；第三是围绕所给史料确定中心论题，然后展开论证。写作过程中应紧紧围绕确定的主题，充分利用材料，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论证。
（3）深化历史认知过程的考查功能。历史小论文的考查要求考生有层次地对所给史料进行理解从而获取有效信息，提炼出史料中所隐含的中心主题，运用判断、比较、鉴别、说明等史学方法做出系统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知识认知过程的再现，突出对“过程与方法”的考查。为了引导学生展现自己的认知过程，论文一般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提供相应的背景材料，给出相关的论题，并要求学生对问题进行论证，从而得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见解。比如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第22题，要求以“王韬课士的近代性”为主题进行论证。通过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提取有效信息，从主考人员、考核内容和考核结果等几个角度进行论证，并结合所学知识，联系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教育，进行知识再创新。
二、立足学科特色，抓好写作环节
高中历史小论文主要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论点、论据、论证和结论，总体要做到论点明确、论证符合逻辑、层次分明、史论结合，论据准确充分。
（1）画龙点睛抓论点。提炼论点，是历史小论文写作的关键一步，如果观点提炼不正确，将会影响小论文的整体质量。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目前检测学生历史小论文写作的主要模式。因此，在审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如何提炼观点呢？这要求学生浏览材料，找关键词，抓关键句，明确观点。一般而言，要把题干中的问题带到材料中去阅读。
（2）知识能力抓证据。一是注重历史主干知识的整体性。历史小论文重在考查学生的历史潜能、历史素养和历史主干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注重夯实历史基础知识，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用历史线索把零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二是注重学生学科思维能力培养。高考历史材料论文题考查学生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的能力，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的能力，依据材料进行合理论证、评价和创作的能力，这些能力正是学科思维能力的体现。要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某种历史观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
三、立足评价标准，进行有效评价
公正合理的评价才能使教学活动更具有效性，才能使教学更加完善。历史小论文写作在评价方面主要依赖于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深层互动，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试卷测验，不能只注重结果评价，更应该关注对学生写作过程的评价，使学习成为一个“自我纠正系统”，从而促进学生更有效学习。在学生进行历史小论文题习作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了解小论文的评价依据和评分标准，这对学生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帮助。立足评价标准，进行有效评价至关重要。
四、结束语
总之，在历史小论文写作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思维的层次性、逻辑性和整体性以及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历史小论文写作是高中历史新课改成果的重要体现，是学生改变传统学习历史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加强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指导，推动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的提高，还能增强学生写作和学习历史的兴趣。
参考文献：
[1]刘建明.高考历史试卷中史论评述试题的解题技巧[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3（05）.
文史论文范文第6篇
一、清代职官制度研究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处、内阁和各部院***组成，三者之中，"以议***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需房与***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策、清初***策、经济***策、八旗旗务***策、选官制度与***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治史***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丝绸贸易》（《***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府长期推行的酒禁***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因素与***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策。
选官制度与***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治人物研究
清代***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治，但在秘密建储、***机处与内阁双轨辅***制度、用人***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一年，在***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治和***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治、***事方面均有建树，但***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策与活动，是清代***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 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府海疆***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策，是内外***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
五、清代重大***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入关是多种***治***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权种种***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治***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尧在《简论清初》（《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都为完成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史》，力***从***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的性质--兼论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④原字昆加鸟
＠⑤原字礻加真
文史论文范文第7篇
王重民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目录学是研究“***书”的，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在《论章学诚的目录学》一文中提到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时叉说：比章学诚稍前的有王鸣盛、金榜，比章学诚稍后的有黄丕烈、顾千里、龚自珍，都承接着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的传统，把这门学科正名为目录学。我们今天也称之为目录学。这是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正是这两个基本观点，构建了王重民先生目录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1)建设目录学框架结构。王重民在建设目录学的框架结构上付出了相当艰苦的劳动。在1957年与朱天俊一起，写出了基本定型的目录学教材《普通目录学》。本书基本内容有九章三大部分：导言、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及书目工作方***。该书系统论述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介绍了目录的种类、***书著录及编制目录的具体方法。尤其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不仅极其清晰地将“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远古至汉代为第一个时期，汉代至隋代为第二个时期，唐代至清代为第三个时期，1840年至1949年为第四个时期。1949年以后为第五个时期)，而且对其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本书在以后的目录学教材建设中显然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2)重视目录学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是王重民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其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目录学史的研究置诸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联系时代背景，从社会演进、文化积累和学术变迁的角度，对历代目录学家、书目文献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探求中国目录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一，结合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考察古代目录学家的学术成就。如对清代章学诚的研究，王重民在《论章学诚的目录学》一文以分析章学诚的生活、学术经历为背景。全面论述了章学诚目录学实践和思想的形成过程。王重民进一步评价了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方法和观点及其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章学诚目录学和文史学的成就是从阅读并分析了丰富的文史书籍和资料，从编纂地方志与目录书籍的实践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是在与理学、考据学的斗争中逐渐认识了学术思想研究与***书资料的关系而成长壮大起来的。”其二，重视对历代古典书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的考察。王重民对历代重要书目文献均有探究，如其所著《读(汉书・艺文志)拾遗》、《论(七略)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关于(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七志)与(七录)》、《(郡斋读书志)与
《历史书籍目录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本教材章下所设各节标目，既考虑到我国史籍发展的脉络，也充分考虑到各类史籍产生的先后顺序。试以第三章“古代中古和近古时期”为例，第一节：正史：第二节：正史的注释和补充：第三节：起居注和实录；第四节：故事、会要和会典：第五节《资治通鉴》、纲鉴和纪事本末：第六节：史料学的兴起。该教材突破之二是，史论结合，揭示了各个时期历史书籍目录学的典型表现及特征。例如在反映由唐末至清中叶的第三章“古代近古时期”中，将历史书籍目录学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及特征归结为四点：1、史料学兴起，为近现代学术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继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朱熹《通鉴纲目》产生广泛影响；3、史评家郑樵、章学诚的卓越贡献：4、章氏《史籍考》对古代史学的总结。该教材突破之三是，加强专科目录学基本理论建设。第一章“引言”内容显然是本教材理论部分，它侧重论述我国古代史籍概况及本书基本思路。如果说作为“理论部分”，这里的内容还显得比较单薄，有关论述也并未到位。那么在1961年修订本的“导言”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修订本不仅论述了历史书籍目录学的性质、任务，论述了历史书籍目录学与历史学、普通目录学之间的关系，还特别列举“四点”作为学习本课程的理论指导思想。《历史书籍目录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同类书籍的奠基之作。
着重探索编目工作的对象――***书的聚散及其过程是王重民目录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一大特点。王重民每每于目录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对典籍聚散作具体的描述：藏书数量的上升或下降，藏书聚散的主要原因和藏书来源结构的变化。对于具体目录不以罗列大小类目名称为满足，而总是说明著录的藏书根据：若是官修目录阐明以***府什么部门的藏书为主，或者还补充其他什么样的***书，它与前代目录著录有何历史渊源；若系史志目录，则判别其为著录一代藏书之盛抑或著录一代著述之盛，以及后世有无补志；倘为私家目录，则必推究聚书的方式与过程，其与官修目录等所据藏书的互补性等。通过这样的稽核与讨论，不仅使读者得以了解***书目录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所著录***书的内容质量和编目方法的特征，而且还为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藏书分布和文献交流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景，从而拓宽了古代藏书文化研究的视野，充实了研究的内容。王重民认为***书聚散和目录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故此他往往于目录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都要对典籍聚散的概貌作具体、详细的描述，分析藏书聚散的主要原因和藏书来源结构的变化等：对于具体目录，则不以罗列大小类目名称为满足，而总是说明著录的藏书根据。如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王重民对汉代藏书数量的上升变化及原因作了精辟分析：汉初大约七十年的时间是第
一阶段，实行“与民休息”，***书和文化教育事业也获得了恢复。汉武帝在位是第二阶段，国家出现了繁荣和兴盛景象……在全国范围内征访遗书。武帝以后的约八十年为第三阶段，***治经济达到了西汉极盛时期，同时***书目录事业也出现了极盛时期……并且第一次建成了系统目录。王重民把***书聚散的过程和目录学的发展是联系起来看待的。
在敦煌学领域，王重民不仅编撰敦煌遗书目录及搜集整理敦煌资料，而且对敦煌历史、文学、佛经等广加涉猎，多有研究成果，可谓成就非凡。王重民校勘写定刊布的敦煌遗书文献有《敦煌曲子辞集》和《补全唐诗》。王重民组织编写有《敦煌变文集》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撰辑而成。包括大量自己作品的《敦煌古籍叙录》。该书对敦煌学界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直到今天仍是一部好的参考书。发表的论文，多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敦煌论文集》、《敦煌遗书论文集》、《冷庐文薮》。其中《金山国坠事拾零》为系统研究金山国历史的第一篇论文，填补了归义***张氏之后至曹氏之前的一段历史空白。还有《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是系统地研究敦煌遗书中历本的总结性开山名作。《敦煌变文研究》则为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用新观念、新方法，分析研究敦煌材料的代表作。王重民既有成批的目录学、敦煌学研究成果，又编撰了大量书目著作。在系统的史料研究和广泛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从专题人手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为后来者系统研究目录学史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如王重民在巴黎代伯希和作敦煌遗书汉文卷子目录。自己随时做成卡片，其中有大量提要式札记，它就是《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伯希和劫经录》初稿，几乎没有改动。
1927年王重民开始了编纂论文索引的事业，为《国学论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和《文学论文索引》等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认为“随时调查国人努力之方向”、“应社会人士之急需”、“全国数千万册杂志得一纲领”是论文索引的重大功用。针对当时索引工作的状况，又建议编制期刊年度索引和多年积累本索引；提倡由各专门机构编制学科专门索引。这种工作经验和先进思想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自后国人乃知索引之利于科研，于是各大学及各种定期刊物，亦渐开始从事各种专门索引的工作”。
王重民研究目录学一向以实践为基础。“有三一贯主张讲究目录学，不可忽视对书目工作的实践”。正是由于他在国内外的考察和研究工作紧密联系实际，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和体会，他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才臻于成熟和完善。治目录学者，倘若仅谈理论而不讲实际，那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不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因此，在他的一生中，书目实践相当丰富，书目著作成果累累，《中国善本书提要》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巨著。
(1)规模巨大。王重民独自完成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反映他1939年至1949年写成的宋、元、明刻本及校抄本等善本书提要竟多达4000余篇!在所录善本之中，六朝唐写本、宋刻本60余种，金元刻本100余种，影钞宋元刻本、明抄本150余种，明代朱墨印本100余种。
(2)“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重民一向极重“知人论世”原则。他研究前人学术成就，往往联系社会***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把研究对象置于整个社会中去考察。本书不仅以精详的著录再现书籍之一般面貌，还以提要形式引经据典，提要勾玄，深层次揭示其内容。
文史论文范文第8篇
一、文献辑佚贵在扎实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特色之三，是为武侠小说研究构建了一个体系完善、脉络清晰的武侠小说发展史。早在武侠小说研究开展之初，学界已比较重视历史研究，并力***梳理出完整的武侠小说发展史脉络，如1986年由王海林先生撰写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1990年由罗立群先生撰写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等著作，都属于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成果。但限于学术草创的客观情况，这些著作还存在颇多不完善之处。宋巍吸收前人已取得的学术成果，结合个人多年研究心得，系统地将上古至清中期的古典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以史的形式加以论述。从为武侠小说作史的角度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在作史方面的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其结构宏大完整上。在此之前，同类著作多从唐代武侠小说开始，对唐前武侠小说发展往往一笔带过，笼统论之。这样的“半途着笔”虽然可集中论述重点时期，但却失去了“历史”的意义。《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科学研究的小心求证结合，从而梳理出从第一历史阶段——武侠，到第二历史阶段——武侠文学，直至第三历史阶段——武侠小说类型确立的全过程。宋巍在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明确指出，“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从小说学的角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由《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著作构成的奇幻源头，另一个是由《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构成的现实源头。”[2]作者极富创见性地论述了神话之源和史传之源在接受意识层面和小说叙事层面对武侠小说产生的影响，清晰阐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源流。作者指出在武侠小说和武侠文学产生以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就存在武侠文化，其影响直到当今。第二章“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从武侠小说本体研究出发，分析以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为主要形式构成的武侠文学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认为秦汉文学是中国武侠小说发生的文学语境。先秦时期是中国侠客活动的黄金时代，在五百年的纷乱中，侠客慷慨悲歌、舍生取义感动了历史的记述者，他们笔下的侠客事迹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绝好素材。两汉武侠题材在中古古典武侠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但这并不能说两汉武侠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没有影响，两汉武侠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同于上古神话英雄和先秦刺客的“豪侠”气息，是后来中国武侠小说中的草莽英雄所具有的江湖气息的早期历史源泉。从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到第六章“明清时期的武侠小说”，作者以朝代先后为序，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演进。通过如上的结构安排，《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突破上古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的传统历史盲区，重新诠释了武侠小说从文化到类型的历史全过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作史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体现***索清晰上。读完《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梳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过程中始终以审美风格、文学主题、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贯穿全书。以此为纲，作者将形式各异的武侠小说整合在一个文学史的大系统中。在“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部分，作者从文化接受角度论述了神话中的“死亡主题”、“复仇主题”和“兵器崇拜主题”，比较了神话与武侠小说两者之间类似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环境。在“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部分，作者突出了“越女剑母题”、《游侠列传》在叙事和人物上对后来武侠小说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部分，则系统地提出了武侠小说“好奇通俗”的审美风格的初步确立和“夺宝-复仇”、“行侠”、“成长”三大叙事主题的渐次成熟。在“唐代武侠小说”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点论述了此时期武侠小说在“人物塑造”、“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上的突破。在“宋元时期的武侠小说”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对比了文言武侠小说和白话武侠小说的盛衰，揭示出武侠小说走向审美通俗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在通俗化过程中出现的“发迹变泰”主题和市井豪侠形象。在“明清时期的武侠小说”部分，《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以《水浒传》为例，深入剖析了武侠小说在叙事主题、叙事环境和人物塑造上的新变化，即主题由行侠仗义走向替天行道，环境上由映照彼岸世界到描写地下社会，人物上由表现任侠使气到追求子女饮食。可以说，通观《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武侠小说的文学发展脉络，也因此体会到了武侠小说由雅入俗，终至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识流变。
在我们肯定《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成就与特色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该书对武侠小说研究的一些薄弱之处的解决还不能说完善。如武侠小说历史演变中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古典武侠小说与新武侠小说的流变关系等等。对于文史以外的社科文献的更广泛研读，也是《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作者目前做得不足的。
文史论文范文第9篇
***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事件和***治制度方面。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多,我们只能做提纲挈领式的概述,因此难免挂一漏万。由于十六国北朝的***治史与民族史关系密切,为避免重复,本节重点叙述魏晋南朝***治史研究状况,有关十六国北朝的主要内容则放在后面民族史的部分。魏晋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治大事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三国***治、西晋***争与***、门阀***治、南朝低等士族和寒门庶族地位的上升以及侯景之乱等等。
关于三国时期的起始年代,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传统史家多持曹丕称帝之年说(公元220年),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已突破王朝体系的局限,认为根据整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断代时间应该提前到汉末***阀混战阶段。至于提前到何时,众说纷纭。王仲荦是黄巾起义说(184年)、范文澜是董卓之乱说(189年)、白寿彝是曹操迎汉献许说(196年),此外还有官渡之战说(200年)、赤壁之战说(208年)等。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以曹操为中心,分别对董卓、袁绍、吕布、孙坚父子、刘备、张鲁以及白波黄巾、青州黄巾、泰山诸将等各种***治***事势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全面展示了汉末***阀混战阶段的***治史。类似的文章还有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对于曹魏***权的性质,陈寅恪认为,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官有关。曹操的崇尚与***策即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万绳楠认为,曹魏***权是依靠尚武的谯沛集团和崇儒的汝颍集团建立起来的,而曹丕继位后以司马懿为核心的汝颍集团实力的膨胀,则导致了两个集团势力的分化和斗争(《曹魏***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周一良打破旧说,认为曹丕、曹植争位,植之失败与他反对曹操决意篡汉的态度有关。陈寅恪提出魏晋兴亡嬗替,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周一良对魏晋禅代之际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治集团的激烈斗争以及对当时思想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文人集团的向背,决定了魏晋两朝***权的交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6、26—37页)。万绳楠则认为,谯沛集团内外势力被汝颍集团逐次剪灭,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78—82页)。此外,还有大量文章是讨论曹魏用人、校事之制和封国***策内容的。
关于蜀汉***权的构成,王仲荦认为主要是属于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和巴蜀土著集团三种***治势力(《魏晋南北朝史》第78页);李开元在和曹魏、孙吴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刘备的蜀汉***权是一个以豪侠武人、寒门下士为核心的***治集团(《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田余庆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认为,蜀汉***权中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主要是刘备和刘璋两个营垒,当主客合流后仍然有***治上的派别之分。诸葛亮当***把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作为治蜀的核心所在。魏蜀吴三国中,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内部调整的时间,与江东诸大族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田余庆又详论了孙吴***权江东化的过程,对其异常艰难的建国历程给予了合理的解答(《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高敏《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和方诗铭《读〈檄吴将校部曲文〉》(《史林》2000年第4期)等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西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惟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对于这个短命***权,史家历来评价不高。陈寅恪认为,西晋整个官场都已溃烂,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僻之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西晋***权腐朽性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简修炜《论西晋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的两重性》(《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西晋上流社会的贪欲风气》(《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许辉《西晋的佞臣与后***评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袁济喜《西晋的***失与世风》(《学习》1995年第6期)、夏保连《西晋的腐败风气与门阀制度》(《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等。当然也有的文章对西晋前期的历史有所肯定,如郑欣《西晋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93年第3期)、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张家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曹文柱《西晋前期的***争与武帝的对策》晃娜衔?晋武帝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发生在中枢权力圈内的***争,保持了前期社会的***治稳定,但是这种***争仍然为西晋王朝的灭亡预伏下了祸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产生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晋初大封诸王造成的。王仲荦认为此说不全面,八王致乱,主要是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魏晋南北朝史》第216页)。唐长孺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文中也持此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则认为,乱因是由于继承人和辅***大臣不得其人所致(《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何吉贤对上述几种观点皆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西晋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才是造成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试论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杨德炳则认为,八王之乱是晋廷内部存在着宗王、太子妃***和后***三支力量互相殊死争斗的产物(《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杨光辉将宗王分为皇子王和宗室王两大派系,认为***是两大派系展开的一场争斗(《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门阀***治一直是学者们用力较多的论题。在门阀***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几个方面,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早期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除上面已提到的杨筠如、王伊同、谷霁光等人的著述外,还有其他人讨论门阀士族内容的文章。如杨廷贤《南北朝之士族》(《东方杂志》1939年第4期)、蒙思明《六朝士族形成之经过》(《文史杂志》1941年第10期)、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5期)等。但对门阀***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唐长孺《门阀***治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认为,士族门阀特权的确立,***治上是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妥协的结果,经济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贵族官僚大土地妥协的结果。因此,其发展和衰落也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以后他又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与升降》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能否列入士族与决定士族高低序列的基本条件乃是凭借这一家族在当世的权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祝文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先后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新皇朝力求获取三结合之统一体,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而门阀制度在形式上如果离开了九品中正制,便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田余庆《东晋门阀***治》一书,把本论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作者综合考察了东晋时期的***治、经济、民族、***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对门阀***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作者指出,学者所习知的门阀***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黄正藩不同意“门阀”的提法,他把东晋***权的基本形式概括为君主制下的门阀合议体制(《东晋门阀***治散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相关的专题论文还有陈长琦《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论述士族地位衰落的文章有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高诗敏《试论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变化》(《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薛***力《晋宋之际门阀***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
北朝士族的情况和魏晋南朝有很大的不同。唐长孺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中指出,两晋南朝士族序列高下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而北魏是皇帝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制定包括胡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和体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一文,具体考察了北朝士族发展的过程,指出在北魏前期、孝文帝时期和北朝后期是北方门阀地位上升、极盛和衰败的三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族士人地位的变化》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北魏后期汉人上升为士族并形成汉人士族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与门阀***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对这个问题,唐长孺在50年代撰写的《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继续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敬高《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铿《论南朝宗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等。有的学者还把这一变化同南朝皇室的出身与宗王出镇联系起来。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将刘宋***皇帝刘裕门第考订为低等士族(《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祝总斌又研究了从晋末刘裕起兵至南朝宋文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认为地位日趋上升的低级士族一直没有停止向没落的高级士族进行夺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万绳楠考察了南朝“拟周之分陕”的***策,认为宗王出镇造成的***治混乱和纷争,使皇室不得不以寒人充任舍人、典签制衡诸王。而舍人典选又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寒人的势力,这是南朝寒人兴起的基本原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228页)。类似的文章还有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薛***力《刘宋初年对强藩的分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长琦《南朝时期幼王出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王铿认为南朝时期的士庶交往已经非常频繁,所谓“士庶天隔”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到南朝后期连江南土豪也日渐兴起,张国安《论梁代湘交广诸州豪强的兴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何德章《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欧阳小桃《梁末陈初的南川酋豪》(《争鸣》1992年第2期)等,都是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侯景之乱的发生,不但导致梁朝的覆亡,而且给南朝士族带来灭顶之灾。与此有关的文章是萧黎《浅析侯景之乱》(《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夏建新等《论侯景之乱》(《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郑显文《侯景之乱新探》(《松辽学刊》1993年第1期)等。
魏晋南北朝***治制度的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收获颇丰的一个领域。举凡这一时代的官制、监察制度、选举制度、***事制度、外交制度等,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下面重点介绍的是魏晋南朝有关制度的情况,个别地方兼及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最大变化,莫过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逐步确立。秦汉三公九卿制虽然仍有保留,但“三公”已徒有虚名,“九卿”职务卑落而变成闲散职位。作为辅佐皇帝决策和执行***务的机构是三省及尚书省所属诸曹。对于三省机构设置、运行及变化情况,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黄惠贤《中国***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皆有详细论列。陈琳国《魏晋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史学评林》1982年第3、4期)、陈满光《论三省六部制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也是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韩国磐《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认为,秦汉的尚书、中书、侍中等低等官吏转变成隋唐枢机大臣的原因,在于皇帝欲分相权(《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祝总斌认为此说未抓住事物本质,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他为“宰相”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是尚书省(台)长官,而中书令、监和门下侍中都不是,尽管他们也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权力极大(《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3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权,比较规范的是州郡县三级制。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论述,则出现得比较早,如萨师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1945年第9期)、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6本)等。此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黄惠贤《中国***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以及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制度约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都有专门的研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魏晋南北朝地方行***制度具有***事化的特点:州刺史、郡太守多带将***号以治民又领兵。同时又出现了以***将为都督,督一郡、数郡,或一州、数州,往往又兼府所之刺史或郡太守,治***又领民的现象。研究这一方面的文章有陈琳国《魏晋南朝时期都督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姚念慈《两晋都督制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鹤泉《孙吴***镇都督论略》(《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等。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官制的研究有不断细化的趋向。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认为,官品是表示官职所需才能的品位,资品是在官品基础上显示的官才(《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同类的文章,还有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张旭华《萧梁官品、班品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阎步克在2000年发表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章,如《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南北朝的散官发展和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等,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朝班、官品、位阶和西省、东省散官的仕途状况,使魏晋南北朝官制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监察制度是君主对臣下的监督和考察。黄惠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从监察官的职位来看可分三类:一是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及其官吏(御史中丞、尉)。二是兼职官吏(散骑诸官、司隶校尉、尚书左职官员)。三是君主直接任命的监察官吏(校事、典签、候官等)(《中国***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2页)。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陈琳国《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邱永明《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得失》(《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徐斌《南北朝监察概论》(《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和朱朴《论三国时期的校事制度》(《福建论坛》1988年第5期)、高敏《曹魏与孙吴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章义和《孙吴校事与吕壹事件》(《许昌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周兆望《南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茂明《试论南朝的典签》(《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考课属于对官吏管理的重要制度,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文强《魏晋北朝考课制度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杨钰侠《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杨普罗《关于魏晋考课制度研究的两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等。
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关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取得不少成果。50年代唐长孺撰写《九品中正制试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的时间在曹丕代汉前,州郡设有大小中正,负责评定人物以备***府选官之用。中正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行状,三是品。二品是上品与下品的分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巩固门阀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胡宝国进一步指出,九品中正制保证的是当时高官显宦的世袭特权,在势族向世族转化中起重要作用(《魏西晋时代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认为,门第高卑决定起家官品的高下,上品与下品是分属于清流与浊流的两大任官体系(《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中正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汪征鲁指出,中正定品只是魏晋选官制度的内容之一,乡论清议、高门达官的意志仍然在选举中起着重要作用(《略论“九品中正制”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弥补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过多注意九品中正制的不足。他认为,察举虽然比世卿世录、任子制优越,但人格化色彩浓厚,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是其终被科举制取代的原因。张兆凯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的门荫入仕制度,认为这种靠祖辈功绩入仕的制度的最主要内容是“计资入仕”,它对门阀制度的强化和延续起着很大作用(《汉唐门荫制度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张兴成《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是研究这一时期宗室仕进制度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事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事机构和官员,二是***队的来源和性质。魏晋南朝的中央***也称“”。其中屯戍京师的部分称禁***或中***,屯驻外镇的称方镇兵或外***。曹魏时中***的最高长官是中领***,西晋改称中***将***或北***中侯。护***将***为中***的副长官。东晋南朝禁***的领导体制基本沿袭魏晋格局,变化很少。外***的长官是各方镇的“都督诸***事”,因此外***的存在及其变化,与都督制的存在及其变化密不可分。州郡兵是地方***。魏晋南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征兵制、募兵制、谪兵制外,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世兵制。世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兵民分离和兵家子弟世代为兵。最早系统论述魏晋南朝兵制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魏晋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6本)、《魏晋的中***》(《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7本)两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事制度的情况。以后学者的成果都是在何文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有关论述中***的文章,主要有陈勇《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泽咸《晋朝***制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焯《汉代的北***与曹魏的中***》(《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金龙《禁卫***权与南朝***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等。关于外***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在有关都督的部分已引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对于州郡兵,唐长孺有专文进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曹魏时期的地区皆有州兵,置兵的郡不多,但也存在。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州郡兵一度被废止。东晋南朝时期的都督设置的制度化,出现了外***地方化并与州郡兵合流的趋势(《魏晋州郡兵的设置与废罢》,《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41—150页)。相关的论文有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等。讨论世兵制的文章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克尧《关于曹魏士家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玉屏《曹魏西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周士龙《南朝时期兵户制度衰落的原因试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此外,论述***事制度其他方面问题的文章有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耿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童超《魏晋南北朝***事领导体制的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事制度的系统著作,除前述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外,还有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制史》(***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高华主编《中国***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等。中国***事科学院主编《中国***事通史》第7、8两卷(***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对魏晋南北朝***事制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黎虎对魏晋南北朝的外交制度做了系统的研究,除有专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外,还先后发表《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等文。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四）民族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激荡的时期。内迁各族和沿边各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或在中原建立***权,或居边地进行割据,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为隋唐盛世到来准备了条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这一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精力,不断地取得进展,使之成为学术成果最为繁富的领域之一。
综合探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著述,成就较大的是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和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黄著理论色彩浓厚,白著注重对史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黄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由此上溯,可以弄清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脉络。属于综合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佩瑾《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作者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国西晋的和平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和南北朝时期大融合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两种矛盾,并呈现出同化中有融合的历史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观初探》(《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两文观点类似,都认为这一时期各族统治者在***权巩固之后,往往以华夏正统自诩,普遍存在着大一统思想。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主要有王伊同《五胡通考》、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部分,各书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匈奴原居蒙古草原,后***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后南迁,曹魏时期已深入到汾河流域。对此,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等书皆有专考。羯人入塞前属匈奴别部。关于其族源众说不一,白翠琴将之概括为六说。唐长孺从羯人相貌特征、葬俗、、姓氏等方面论证,羯人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杂胡(《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4页)。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研究这一时期氐、羌的权威著作是马长寿《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等。关于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后居有匈奴故地,建立过统一的檀石槐汗国。再后***成三部:东部为段部、宇文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慕容部东进吞并段部,打散宇文部,尽有辽东之地。拓跋部是鲜卑族地处最东北的一支,故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族早期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迁徙,最后到达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此外,属于西部鲜卑的还有后来在河西地区建立***权的秃发氏、乞伏氏。控制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则是慕容部西迁的一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是系统论述乌桓与鲜卑起源和变迁的著作。与此有关的论文是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王俊杰《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不是一个民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陈仲安《乞伏出于高车补正》(《文史》第25辑,1986年)、林干《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鲜卑事迹钩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等。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这使得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石室发现者米文平有《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鲜卑源流及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考证性文章发表。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是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蛮族、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僚族、赣南粤北地区的溪族、两广湖南地区的?族以及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过***权的巴氐。相比较而言,学者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不多。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涉及这方面的论文,较早的有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禹贡》1934年第12期)、金宝祥《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禹贡》1936年第8期)、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府对待之***策》等。时间靠后的论文,主要有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刘琳《僚人入蜀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张雄《南朝荆郢蛮的分布和族属试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张泽洪《魏晋南北朝蛮、僚、?族的迁徙》(《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陈再勤《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刘复生《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此外,还有著述探讨了柔然、高车、稽胡等族分布及族源的情况,主要是冯家升《蠕蠕国名考》(《禹贡》1937年第8、9期)、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策》(《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周伟洲《关于柔然社会经济和***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曹永年《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分》(《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陈发源《柔然族源探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林干《稽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以及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全面探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权的建立、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论文是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期***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文指出,晋末各族变乱源于种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各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权,一方面有种族报复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同汉族上层分子合作。黄烈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也要做这样的辨证分析。促进各少数民族走向迅速与汉族的融合是***权的建立,其民族共同体和***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其***权越巩固,民族共同体越分散与衰落,从而迅速地向汉族全面转化(《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分论十六国史的著作有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齐陈俊《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论文有邱久荣《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王延武《后赵***权胡汉分治***策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蒋福亚《论慕容鲜卑的封建化》(《历史论丛》1988年第3期)、《前秦***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陆庆夫《略论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等。研究十六国时期制度史的文章是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机构的***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何兹全《十六国时期的兵制》(《燕园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高敏《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等。
淝水之战是十六国时期一次重要的南北战争。蒋福亚《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形势及淝水之战的性质》一文认为,战争发起方前秦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性十分强烈的***权,属于一个不巩固的***事行***联合体(《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持相似看法的还有简修炜《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认为前秦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黄烈则认为,前秦是一个继承了汉族封建***治传统的氐汉结合的***权,其民族性质不应该被看作是单一的。持此说的还有徐扬杰、赵文润等①。不过,在战争性质上,徐、赵认为前秦是正义的而东晋是非正义的。黄烈则反对简单地以正义非正义划分淝水之战的性质,认为这次战争实质上是南北封建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战争。孙祚民认为,是战争的非正义的性质决定了前秦的失败。徐扬杰、黄烈则认为,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不成熟。赵文润指出,前秦是败于骄傲和战略的错误,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曹永年、周增义等②。田余庆则认为,在南北民族差异十分巨大、还不具备统一可能的情况下,苻坚过早地发动的以统一南北为目的的淝水之战,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民族入侵战争(《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北朝史研究是从讨论拓跋鲜卑早期***权性质开始的。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认为拓跋部落早在猗卢统治时期即开始形成国家,其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制不占主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93页);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则认为从猗卢的祖父力微开始,拓跋鲜卑就已经开始国家化的进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典型和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则认为拓跋鲜卑经过了氏族公社、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化国家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研究更趋细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研究拓跋鲜卑社会性质和封建化的论文,还有孙钺《拓跋鲜卑在接受汉族文化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曹文柱《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高敏《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田余庆《北魏平城***权的建立与封建化》(《文献》1990年第3期)、《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华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4期)等。
关于北魏前期的***治制度。严耀中认为,它的行***中枢包括外朝与内行两个部分。内朝的行***对象主要是京畿地区的拓跋人,外朝管理的是其他地区的臣民。其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地方官制则是分任互督的州郡县三长官制。其武力核心是内行武官中领将***统率的中央禁***和驻扎在地方的八个***府。负责维持统治的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北魏前期***治制度》)。陈琳国指出,北魏前期的鲜卑八部大人制居于主导地位,三省制无足轻重,孝文帝改制后尚书省成为中央行***中枢,这是一个由繁到简、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论述北魏官制早期的论文有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北魏尚书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9本)、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北魏镇戍制度及续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近年来主要有张金龙《北魏***治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省非《略论北魏统治中原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旭华《试论北魏前期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北魏前制地方官主要通过宗主督护制间接行使权力。李凭《再论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文章都具体地考察了这一基层管理制度。
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大多数学者给予高度评价。马德真《论北魏孝文帝》一文认为,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既是鲜卑族杰出的***治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很多断代史以及萧黎和刘精诚分别著述的《魏孝文帝传》都持此说。但陈汉玉认为,孝文帝改革的积极意义远不及消极作用为多,其文治和汉化路线,加速了北魏国家和鲜卑民族的衰亡。陈汉玉还主张把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由冯太后领导的,主要进行了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改革;后期由孝文帝主持,主要是确立儒家礼教的地位,以实现北魏的汉化(《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冯君实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孝文帝在立三长制、行均田制的时候即已参***,后期的改革也是冯太后改革的原班人马。因此后期的改革只是前期***策的延续和发展(《对近年来“孝文改制”研究的评议》,《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讨论类似题目的论文还有王景阳《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及其影响》(《中学历史教学》1982年第4期)、孙祚民《略论北魏太和改制的几个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以及蒋福亚《魏孝文帝迁都得失议》(《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孙如琦《孝文帝的改革并未完成北方的民族融合》(《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
关于北朝后期东西对峙的社会情况。刘精诚《北魏末年人民起义和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改革》注意到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地区同时发生了社会改革,认为这是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唐长孺认为,宇文泰的“赐姓”、“六官制”等复古措施,旨在打破原有的门阀体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实际上只是十六国以来“部落兵”的继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对西魏北周的府兵制,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等书皆有详细的论列。研究西魏北周的文章还有谷霁光《西魏北周统一与割据势力消涨的辩证关系》(《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府兵制的确立与兵户部曲的趋于消失》(《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简修炜《论宇文泰改革西魏吏治兵制的历史时效》(《河北学刊》1986年第3期)、孔毅《西魏北周改革述评》(《晋阳学刊》1992年第3期)以及董克昌《北周武帝的统一》(《北方论丛》1981年第5期)等。学者注意到东魏北齐在民族融合问题上出现了曲折,相关的论文有缪钺《东魏北齐***治上汉人与鲜卑人之冲突》(《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周双林《从京畿都督府看东魏北齐的民族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严耀中《北齐***治与尚书并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
文史论文范文第10篇
艺术设计 研究生 文化史课程
一、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的目标与意义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在本科阶段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设计基础理论和设计专业技能课程，研究生学习阶段的重点是开阔艺术视野、增强文化底蕴、深化设计思想。学生只有全面提高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设计和学术研究潜力才能厚积薄发，成为有可持续发展力的设计工作者和研究者。
针对上述人才培养要求，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将“中西文化史”课程列为设计艺术学学科中的主干学位课程，自2005年开始已经连续开设7年。选修本课程的学生主体为艺术设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包括环境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动画艺术设计、园林景观艺术设计等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本课程以历史发展为基础，以中外传统文化艺术为载体，以时间和空间为脉络线索，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国家、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艺术成果，着重分析社会、文化、思想、宗教的因素在艺术作品上的反映和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关系。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外文明发展历史、中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学的意义在于提高研究生的人文艺术修养和设计创作水平，在学习中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既立足本民族文化又面向世界的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的内容与侧重点
中西文化史课程是高等院校文史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文史专业学生一般有中外历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选修课程作为本课程学习的基础，还具有一定的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文献等方面知识作为支撑。因此这些专业中，中西文化史课程内容涵盖面广，章节分列细致，课时量大，教材有相当深度。而面对艺术设计专业则要结合专业特点、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层面、接受程度等因素，在教学内容讲授、教学侧重、教材选用与编写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探索。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本科一般系统学习过中外美术史、工艺美术史、设计史课程，有些学生还具备一些中外建筑史、园林史、装饰艺术史等艺术史论知识。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开设的中西文化史课程要与学生此前的知识结构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重复已熟知的内容，要在原有基础上加深理论分析与阐述，并进行内容上的拓展，补充学生在本科阶段所欠缺的知识。由于课时较之文史专业要少很多（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开设此课只有32课时），在内容设置上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重点，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笔者结合上述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将教学大纲确定为中国文化史部分以历史年代为线，介绍从史前至明清历代文化。以讲授思想史为核心，重点分析历代思想文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西方文化史部分其一是讲授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的特点与成就及对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二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介绍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重点比较中西艺术精神与艺术风格的不同。内容设置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避免了泛泛的知识罗列，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历史，最终回到分析艺术风格成因和艺术文化内涵的落脚点上。
三、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形式与考查形式的探索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中存在部分学生轻视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学习，大多欠缺文、史、哲知识的问题。授课、考查方式的单一化很难调动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没有直观感受和主动学习的欲望。考查评价方法上以课程论文或考试试卷作为考查形式，易使学生为轻松取得学分而敷衍，写作课程论文过程中抄袭现象严重，或死记硬背教科书和笔记上的考试题目重点进行答题，无法体现学生***分析和深入研究与理解的能力。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在中西文化史课程教学方式和考查方式上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一是课内指导教学与课外自主研究教学相结合。在第一节课上提供给学生课外研习的文献目录，要求学生跟随课程进度研读文献与参考书，教师在课上进行纲要式的讲解与重点问题的分析。考查方式中增加写书评和文献综述的环节。这样解决了课时少和内容多之间的矛盾，也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其二是联系历史分析现实，将历史上的重要文化思想或文化现象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由学生思考并确定要陈述的话题并准备好相关资料和演示课件，在课堂上进行陈述、演示和提问，大家就此话题发表各自的观点并展开热议。改变教师“一言堂”的形式，学生在这样的讨论课上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为今后写作专业研究论文积累了具有新意并言之有物的选题，同时锻炼了分析、表达、辩论能力。学生的演示课件作为考查成绩的一部分。其三是充分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课件制作有文字、***片、视频、音乐、动画、整体界面设计，引入大量艺术作品、考古文物***像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陌生和抽象的知识。其四是走出课堂进行直观体验式教学，通过参观博物馆、名胜古迹等实践活动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化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要求学生将参观考察报告、感想、资料收集作为一份课程作业来完成。
结语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的探索与研究这一课题的提出和开展，是为了改变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重视现实功利，轻视学术理论学习研究的不良趋势，通过改革使学生认识到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在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将每个学生的思想、***个性和思考研究能力全面地发挥和展现。通过教学探索，树立严谨的学术风气，使学术热情不断高涨，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注：本研究受北京林业大学“211工程”三期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建设计划子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