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中国青年》杂志以“先锋品格,栋梁气魄”为宗旨,几十年都始终高扬先进文化的大旗,在解读社会、破解困惑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我欣赏《中国青年》的一大原因是它并不害怕读者对其自身的批评,在这个热衷于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时代,这显得尤为可贵。尤其是开办“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难”大讨论专栏,带给我们的除了对现实的关注,更有思索和抉择。一些读者对刊发的文章进行挑刺往往不局限于一般的字词和语法错误,更涉及到办刊理念等方面。这等“百家争鸣”的包容、勇气和胸襟,弥足珍贵。
但是,我也必须提出,包容不等于没有价值准则。我投向贵刊的小稿《定位、适应及坚持》(2010年第14期),引发了山东日照一位先生的批评,这位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2010年第24期“读者热议”上的文字,主观臆断,对我的文章和人格无端攻击,完全颠覆小稿命意,就断非我所能接受。
当初看到马本勋的漂泊经历,我特别同情,我也许无力改变什么,但我当时想,我应写个东西,一是为马本勋出谋划策,二也是表明自己的观点。马本勋在六年多时间里,走了多个地方,换了多个工种,我便想从他自身的角度找些原因,于是做了这篇文章。文章写得确实不怎么好,但我自认为表达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我想给马本勋送去一剂“醒药”,而不是一杯温开水;我想亮明我的观点,不想和稀泥去充当老好人;我想依事实做出客观分析, 不愿做盲目迎合的应声虫和丧失批评力的裱糊匠。
在“学会适应环境”那段文字里我说:“你最终选择的那份工作——房地产公关,是最适合你的。”这个观点源自我对马本勋一句原话的解读:“我从心底里不愿意离开那家公司。毕竟,薪水和待遇是这些年里拿得最爽的。”既然最爽,说明马本勋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比过去干过的工作要好一些。我便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连用了四个“反问”:“你首先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老板的指令可作为你干好工作的目标。你能想出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解决哪些问题?老板采纳了你几条建议?采纳的建议取得了哪些效果?……”写到这里,说实在话,我完全是以一个兄长的身份去和弟弟交谈,怎么能理解为指责呢?我们既然无力改变环境,那为何不能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呢?一个人在工作过程中追求提薪、升职的机会不是很正当的吗?这位先生怎么能无限上纲理解为“太没有原则性”呢?我写这篇小文是从马本勋自身方面去寻求原因和对策的,而没有深层次去挖掘房地产商和讨薪者的矛盾。马本勋说:“如果每一个开发商都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视野里的每一座高楼大厦都是不干净的,因为它们的基础不是真诚和信义,而是虚伪和欺诈。”这是一个明显的假设用语,这位先生怎么很主观地给这个房地产商扣上一个“为富不仁”的大帽子呢?继而先入为主,指责作者丧失是非标准,所写观点是让马本勋和房地产商同流合污,在这个公司工作丢掉了为人起码的道德良知,是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儿。如果马本勋说初来京城在策划公司待遇最爽,我还会劝他努力适应策划公司的这个环境。难道这位先生真的不懂这种广义的写法吗?依这位先生的观点,一直坚持在这个公司工作的其他人员都丧失道德良知了吗?几分问题就是几分问题,什么层面的问题就是什么层面的问题,无限上纲,是不能服人的。如果按这位先生的理解,那《中国青年》2010年第24期邱裕华先生的文章《坚持与成功》里靠坚持不懈、勤劳致富的哥哥不就成“投机倒把”分子了吗?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怎么还有人拿看似清高的论调和“高帽子”来唬人?
仔细想来,一篇文章出来,想赢得众口一词的赞同也难,由于生活体验、知识阅历的差异,所处位置所站角度的不同,对文章的理解也会千差万别,应了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是不是小稿的这种表达真会让人误解?我随即复印了几份小文,给我们机关的几个人看了,没有一个人把我的文章的倾向性理解为这位先生所说——误人子弟!但我尊重这位先生说话的权利,舆论一边倒在***治上是有害的,对“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难”这一讨论也未必有益。一句话:君子应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