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大理古城，中午的人民路中段，阳光一如既往地慷慨洒下，梁朝辉坐在马扎上眯缝着眼睛看书，他摊位上的明信片被大风吹得呼啦啦响。“今天还没开张”，他略带无奈地笑着，因为是淡季，生意不太好。
梁朝辉曾在京沪高铁上做一个质检员，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后，公司开始放长假，他便趁此机会开始了骑车旅行。在旅行的路途中他遇到了很多没有固定工作、常年穷游的人，就开始想，原来那种朝九晚五、每月挣几千块钱的人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对于那份工作也没有认同感”，之后他选择辞职来到了大理，开始过一边练摊儿一边穷游的日子。大理对他而言就像一个中转站，因为这里可以随意摆摊，一旦钱花光了，他就回到大理待几个月，卖卖明信片，为下一段旅程攒经费。
梁朝辉常和一个叫飞飞的女孩相邻摆摊。飞飞大学毕业不久，短暂地在旅行公司待过，也做过几个月瑜伽教练，脸蛋已经被大理的阳光晒得红扑扑的。她卖的也是明信片，上面印着自己画的插画。“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几百。”她递过来一张名片，背后印着一句话：“什么都可以缺，但不能缺梦。”
在大理，练摊儿的主力是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他们想反抗城市里面充满压迫感的生活，对传说中的大理生活充满向往。
不过在一些“老人”看来，这些年轻人对大理的概念还太“肤浅”。
“现在的大理早已不是那个大理咯！”如果要显示出混大理的“资历”，你最好撇撇嘴、略带痛心地这样说。就像每一个被贴上标签的黄金年代一样，经历过大理真正的“嬉皮士时代”的人，无不对自己曾在现场这一事实满怀骄傲。
那个年代的大理，人们做着、见证着一切时髦的事情――性开放、抽大麻、着在楼顶晒太阳、各种不务正业。在这里没人知道你的过去，也没人关心你的未来，人际交往原则简单到只看性情投合与否。“所以那个时候聚集了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女贼”说自己赶在“嬉皮士时代”的末班车去看了一眼，那大约是在2007年、2008年前后。
“也是洋乞丐最多的时候，”美术出身的田笑东说。这样的大理当然是艺术家的最爱。看过导演张杨那部《生活在别处》的都知道，洱海边上有一群神人墨客和艺术家。其实去到大理，人人都是艺术家，你可以口若悬河地向身边的陌生人谈论某个哲学流派，或者从一幅名画里看出它的蹩脚之处， 只要你腔调足够。
少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让大理成为了一群“局外人”的乌托邦，以及第一个坐在洱海边上的“嬉皮士”是谁。有种说法是，大理作为风花雪月的世外桃源是一种历史习惯，金庸等文人墨客早就把这里当成寄托人生终极理想的地方，在其作品《天龙八部》中，大理皇室的段氏父子也都是多情种子。真实的历史上，大理国二十二代皇帝中竟有十位出家――江山都可放下，还有什么放不下？
也有说法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外国背包客无意间发现了大理，看见这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风景绝佳，大为赞叹，回去后在朋友圈子里奔走相告，然后越来越多老外就来了，其中很多还永久地留下了，然后大理古城就有了一条“洋人街”。有了咖啡厅、酒吧的大理变时髦了，中国的时髦青年们怎么愿意错过？于是这些人在大理无国界地交融，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嬉皮士”文化。
“中国的嬉皮士大多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治诉求，这点跟国外不一样，在大理首先表现出的就是生活混乱，其次才显露出一些价值观念。”“女贼”说。
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嬉皮士”亚文化始终伴有价值观的诉求，比如反越战、反中产阶级价值观、环保与和平主义者。穿着破烂的年轻人其实出身殷实的中产家庭，他们过糜烂、颓废的生活是为了做一个阶层的反叛者。
如果中国的嬉皮士一定要有价值观的话，大概是热爱自然、恣意田园吧。无力与时代绞肉机对抗，那么就在体制外自生自灭，哪怕粗茶淡水甚至一生清贫。这样的“中国式嬉皮士”古已有之，比如崇尚无为而治的老子、醉卧山林的竹林七贤，甚至正统的儒家思想也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偏安一隅、开放包容的大理注定成为热爱自由与流浪的嬉皮士们的圣地。但这样一群试***把自身欲望折叠收纳的人，却激发了一个小镇对于金钱的欲望。经历了大理最好年代的人们说，大理生病了，它在几年里迅速“癌变”。
“大街上满是金钱的欲望，人民路成了假货一条街，跟其他任何旅游小镇没有什么区别了，”“女贼”说， 2008年开始，大批开发商、运营商蜂拥而至，苍山下、洱海边，甚至边边角角的村落都被一一圈定，现在古城登记在册的客栈已逾7000家。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他们的置业需求已经把好地段的房价炒至上万元一平米。
而让“女贼”这样的外来移民最为担忧的是飙升的房租，“今年1万，明年12万在这里都是很正常的”，这样的剧烈变化已经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范畴，在挑战大理移民们的心理极限。在双廊的农村信用社里，几个卷着裤腿的当地人，抬着个大麻袋，往柜台上一放，说：“存钱， 120万。”他们一定是刚刚出租了自己紧邻洱海的地。
在城市里面你跟什么人交往、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的职业、家底和社会地位等各种身份的标签才能让人有存在感。而在曾经的大理，存在感都来源于你这个人是否有趣，你这个人本身是否有“积蓄”。
正是依靠这种价值观，大理吸引人群投奔而来。这种价值观念如今已被商业经济严重冲击。有一部分人发现生活费用高了，这里不好混了，就被迫离开；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样的大理不好玩了，决定换一个地方。“最早那一批移民大多散了，留下的一部分人主要是由于大理还有他们贪恋的那一口空气。”“女贼”说，在2013年的下半年，她已经认真地考虑过什么时候离开大理了。
大理已经分化成两个社会，一个是大街上的陌生人社会，一个是院子里的熟人社会。但似乎这两个平行世界里都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嬉皮士”了。
新移民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支是中产阶层。他们离开在大城市的家，带着孩子、带着钱来大理买下一个院子定居。这些人可能在街上盘下了一个店面，但是他们很少亲自过问，而是聘请当地人或者希望到大理生活的外地年轻人来打理。自己则和家人在院子里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街上的吵吵嚷嚷都与他们无关。
88号西点店的主人――柯卡林（Karine Kaffrell） 和丈夫奥托（Otto Meyer）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10多年前来到大理后，他们就爱上了这里。现在，夫妇俩都退休了，干脆定居在这里。现在88号西点店在古城小有名气，成为外来旅游者最爱光顾的地方。但店主夫妻却在更偏远的小村沙溪买房居住，因为那里更安静、更原生态，每天溜溜狗、做做饭、会会朋友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当年那些在街上混的人，如果没有离开，也慢慢缩回到以院子为单位的小圈子里，组成一个个“兴趣小组”， 各玩各的，互不干扰。比如跟文化艺术相关的圈子，会在某个晚上一起看其中一个人新拍的纪录片，哪家的书店周年庆大家也会去捧捧场，或者突然寂寞了，呼朋唤友一起单纯地吃个饭。
有了圈子文化，当初大街上那种自来熟的氛围便淡去了。如果没有内部人引荐，新来者很难打入一个小圈子。大理的社交文化变得跟任何一个城市无异。至于“嬉皮士”们，像被风吹散的云一样，无影无踪了。或许他们已经悄悄地聚集在另一个“大理”。
而那些在街上练摊的年轻人也是大理新移民的一个分支，他们没有经历过“嬉皮士时代”，可能也不知道或者没有融入现在的“院子里的社会”。大理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个看似幼稚的梦想的盛放之地。
“当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夜色中的人民路上，一个女孩抱着吉他兀自弹唱着，身边席地坐着几个神色疲惫的工地工人。路过停留的人越来越多，有年轻的情侣、独身的文艺青年，也有穿着民国风校服的中学学生。这样的大理仍然会让很多人心中暗想――风花雪月，才是生命中的正经事。
柯卡林是第一批来大理定居的外国人，见证了大理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