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注“命”的问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他主张“安其性命之情”，可以称之为“安命”哲学，其内容包括对语言之“命”的悬置，对生命之“命”的保养，对命运之“命”的安顺。
人生的困惑，很大程度上就蕴藏在对于命运认识的矛盾中。人在世上就会与自己的“命”同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命”随时随地都跟“我”在一起，“我”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个“命”。但这个“命”却又不是“我”所能左右的，而是外来的赋予。因此人感到受到了限制，感到不自由的痛苦。对待这个“命”，先秦思想家们有不同的态度。孔子对“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认为君子应当“畏天命”，“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则是小人（《论语・季氏》）。敬而畏之，故很少谈论，“子罕言利与命”（《论语・子罕》）。墨子则主张“非命”，根本不承认有“命”这回事。“非命”也就是要跟“命”对抗，当然也就不要“命”，故“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是一群亡“命”之徒。庄子对“命”的态度则与孔、墨都不同。在庄子看来，人不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命”，但也不必畏惧或诅咒自己的“命”。人只应当以旷达的态度来接受这个“命”，安顿这个“命”。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安其性命之情”（《在宥》）。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人如何才能“安其性命之情”，可以称之为“安命”哲学。
相应于“命”字的三重含义，庄子的“安命”哲学试***从三个方面实现“安其性命之情”。
1、不必在乎身外之名
如前所述，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就被抛入了一个语言世界之中，他的“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悬系于他所受之语言之命名，他的生命“存在”与他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是”什么息息相关。孔子所谓“正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执著于语言之“命”（命名），来规划或限定人的生存与命运。而天下之士人之所以竞相“以身殉名”，也就是把语言之“命”直接看成了自己的生命。人人都很在乎自己被说成“是”什么，在乎语言所赋予的“是非”、“善恶”、“智愚”、“美丑”之名。于是“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也正因为如此，人的性命就不得安宁了。然而，人的本然的命是不是完全等于那语言之命名呢？庄子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语言上的“是非”、“彼此”、“善恶”等等，都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都是相对的。本真的生命是不需要语言来命名的。因此，他主张对语言之“命”（命名）加以悬置，即主张“不谴是非”、“无名”。他说：“圣人无名”（《逍遥游》），“无为名尸”（《应帝王》），“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逍遥游》），“无名”之人，不在乎自己在语言世界中“是”什么，“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天道》）；“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被呼作马、呼作牛都无所谓，更何况什么“是非”、“善恶”、“智愚”之名。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彻底悬置语言之命名，则可以返回天真本然的生命。所以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也就是说不要因人为的现世的语言之“名”牺牲了天然的本真的“命”。
2、避开矛盾以养生
保养生命也就是所谓“养生”，要呵护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庄子虽然讲精神修养上要“忘己”，但其实也十分重视肉体上的“贵己”，讲究“卫生之经”、“存身之道”、“重生”、“尊生”、“完身养生”，也就是要尽量保护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一切非正常死亡，以终其天年。他反对“弃生以殉物”。帝王之尊、卿相之位、人世间一切功名富贵，虽然光彩辉煌，令人向往，但多少总有一定的危险性相伴。此皆身外之物，非所以全身养性。庄子认为伯夷死名，盗跖死利，所死不同，都是残生伤性。他赞赏的则是许由、善卷、子州之父一类不以天下大器易生、不以国伤生的人。庄子自己也是“宁生而曳尾于涂中”，而不愿“死为留骨而贵”（《秋水》）。养生之道具体表现为处世之道，就是以“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态度来与世人周旋，尽量避免一切矛盾。选择“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柴立其中央”（《至乐》）的位置以避免遭到伤害。用“以无厚入有间”（《养生主》）的方法在矛盾冲突的缝隙间游刃有余。“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庄子的养生、处世之道的要害或秘诀，可以概括为一个“避”字，避开矛盾、避开危险、避开伤害。《应帝王》篇说：“且鸟高飞以避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鸟与鼠懂得高飞深藏以避害，它们是聪明的。《养生主》篇以“庖丁解牛”来比喻养生之道，强调“以无厚入有间”，避开“技经肯綮”与“大”，这也是一种“避”的智慧。人如果能处处避开矛盾，“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利”（《养生主》），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同上），实现生命的长生。
3、随遇而安
安顺命运之“命”就是要从主观上、精神上对个人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幸事件和悲剧命运泰然处之，顺其自然。如《人间世》篇所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达生》篇说：“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也就是说，要把个人所遭遇的一切无可奈何的事件（命运），都看作是自己的命（生命本身）的组成部分，安然接受之。例如《养生主》篇“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一段，右师之“介”（断足兀立）本来是遭受刖刑所致，是人为的不幸。但公文轩却悟出是“天也，非人也。”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遭受到像刖足之刑这样的不幸事件，也应当安然接受。既然已经受了刖刑少了一条腿，不妨视之为“天”，视之为“命”，视少了一条腿与不少一条腿一样，都是“天与之形”，这样也就不必再为之愤愤不平，心中也就安稳平静了。即使面对死亡这一谁也逃脱不了的命运，也要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本身的一部分，“以死生为一条”（《德充符》），“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大宗师》），这样就能做到“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安顺命运就是要“无为”。《在宥》篇说：“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民众之所以不能“安其性命之情”就是因为在上者“为”得太多。一切人为的“文明”的建构，如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等等，在庄子看来都是使人不能“安其性命之情”的原因。《天运》篇老聃对子贡说：“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庄子认为三皇五帝治天下结果却搞得天下大乱，原因是“罪在撄人心”。三皇五帝治天下的手段不外乎“仁义”与“赏罚”两手，而在庄子看来，这两者都是搅得人心不得安宁的东西。“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可见在庄子看来，要使天下人“安其性命之情”，就必须“无为”。“无为”也就是要顺乎自然，顺乎“命”。
按照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庄子这一套“安命”哲学是带有消极色彩的，但是它对于某些遭遇不幸事件打击，身处无可奈何境地的个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慰藉和安抚，它可以使人不至于陷溺于悲观绝望的心境，因而至少可以说具有心理医疗的作用。而如果精神在这种慰藉与安抚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则也可以说是收到了某种积极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