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50岁这一年，蒋勋决定结束自己的教师生涯，“还自己以自由之身”。促使他离开的原因很简单，考试时一个学生听了一首乐曲流泪，却答不出这首乐曲的名字，使他无法给这个学生打分。能被乐曲感动的人，却无法得分，这让他感到了学校教育方式的困境。他显然是知道校方态度的，于是索性先斩后奏，离开了执教多年的杏坛。尔后，他奔向公益演讲，向社会大众进行“美的教育”。他的听众来听他讲课，也只是为了抚慰心灵，与学业和分数无关。
这个“美”，是教人运用自己的身体系统――听觉、触觉、味觉、视觉，感知世界和自己，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和尊严。从美化生活，到改变城市的“丑”，再逐步转到安顿人们疲惫的心灵。他发现忧郁症患者跳楼自杀，常发生在早上五六点，他便揣想，“美常常在那个时刻会发生力量，也许是一段音乐，一首诗。”他要做的，便是帮助人们发现人性诗意的存在，他觉得生活中随时可以发现这种东西。“你坐在捷运上，去凝视对面陌生人五官和手的动作，你会对人有一种关心，美其实是从这些东西慢慢开始。”“让感受变得很丰富，不会变得很单调。”如果每个人做到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心理，绝望将会瓦解。他甚至有点夸张地宣示：美是一种拯救。
“就时间的纵轴而言，他可算为人类文化的孝友之子，他是一个恭谨谦逊的善述者。就空间上的横轴而言，蒋勋是这个地域的诗酒风流的产物，是从容、雍雅、慧杰、自适的人。”在作家张晓风笔下，“台北之子”蒋勋仿佛是“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精彩人物”。在演讲中，他低沉磁性的声音，很快就会征服现场听众，“说到林妹妹去探望挨打后的宝玉，宝玉说：‘妹妹，其实我一点也不疼’，我在蒋老师‘如果你一生没有为此流过泪你不会懂得什么是爱’的讲述中，瞬间动容。”这位南开大学女生的描述足以说明其魅力。
蒋勋先生近年专事两岸美学教育的推广，他认为“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他确实帮助许多人走出了精神困境。有人每晚听着他的声音入睡；有人听了他的课，决定无论多忙都要下厨，做一顿可口美味的饭菜，仔细品尝生活的滋味。11月1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善与美”的主题演讲中，他拥抱了一位猛兽般出现的女企业家，她随即安静下来。然而，他却无法制止刚刚让清华“百年学堂”毁于一旦的大火。他在清华舜德楼演讲的那天凌晨，“百年学堂”在不远处变成了一片废墟。尽管，他从进入自己房间的修理工明灭的烟头上，感觉到这与前面的大火不无关联，但他却无法让年轻的修理工停止往地毯上弹烟灰。
中国飞速发展的现状让他惊慌，“快得叫人害怕！”谈及对北京上海的感受，他用了“恐惧”一词，而且是“不可名状的恐惧”。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没有共同的认知，没有共同遵从的道德规范，“无秩序”的结果就是“爆炸”。
月大如弯弓。蒋勋先生下榻的北京福缘楼划出了天穹和尘世的界限，站在院子中央，能看到清澈的月亮和星星。他感叹，要住进来可不易啊！住进来的人却未必有看月的闲暇。蒋勋相信美的力量来自大地和民间，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人们就会被这种力量唤醒，进而改变自己的品质。从人到家国，他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希望一切都安静下来，安顿下来，好起来。所以，他批评世博中国馆的设计犹如一个健美先生的倒三角肌，“虚张声势”；他也希望治国者能够有足够的胸襟和自信，建立共享的汉字文化圈。
早年全家逃难的经历让他相信底层，郁闷时他常常会去尚未被消费文化侵蚀的穷山僻壤，从纯朴宽厚的村人那里获得支撑。那样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他时常记起鲁迅小说《药》的象征：知识分子的血会不会白流？
“还”是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性
老愚：你讲过《红楼梦》里完全是中国的情感，中国人的文化传承，那么在你看来中国人的文化特性到底是什么？
蒋勋：我一直很感动《红楼梦》开始的神话。宝玉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底下，女娲补天剩下一块没用的石头，它后来修成了人身，走在灵河岸边，看到一株草快死了，它就用水浇灌它。它后来到人间去经历繁华，这株草很难过，受人雨露之恩，便想着要还报。它就说：“好，它到人间去，那我就幻化成女体，把我一生的眼泪还它吧。”我觉得这个“还”是东方哲学里非常动人的东西。我跟很多西方朋友讲“还”这个概念，他们不太容易懂。我觉得“还”是东方的，他必须相信因果，他才能够“还”。这个因果是非逻辑的，也不是理性的。我觉得“还”非常宽容，“还”是到最后心甘情愿为他爱的那个人做一些事情。坡最后“一樽还酹江月”也是讲“还”。好像身体到人世来一遭，最后有一个“还”。可能是对某个人，可能是对江山，也可能是空间和时间。这是中国文化里非常动人的一个概念，它不是正统教条的思维，这个“还”是在非常具体的生活里完成的。
我希望我们能把“还”的这种情怀找回来。因为“还”就没有怨悔。我不仅在父亲母亲身上、兄弟姐妹身上看到这种东西，我们逃难到台湾，社区里面的人对我们的照顾，我都一直觉得是“还”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字好美。
老愚：这种文化似乎是西方文化里缺少的。
蒋勋：从罗马尼亚移民到法国的一个作家跟我学过中文。他学中文起因很有趣，他说来到中国，有一件事让他讶异：十几个人围坐一个圆桌，菜端上来了，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吃多少。我说这有什么难，我们从小就这样。可是他说，西方人如果你不分好，他就不知道哪一份是自己的。我们小时候就会注意到，如果你夹几筷子那个菜没有了，你自己会知道怎么节制。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哲学，可是西方人很难懂。
老愚：全盘西化者主张父母是要和孩子算账的，鼓吹者说中国的愚昧和落后就在于分不清楚，你这么一讲，我才明白这个分不清也是我们的文化特质。
蒋勋：是的。这种文化特性，其实也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有衡量与节制，让我们在生活中学会怎么与别人分享。小时候六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房间，到读大学我们才分开。我觉得在那个狭小的空间，我们学会了怎么和别人相处。现在真的很难，一胎化***策使小孩子没有机会跟别人分享、分担。我觉得富士康跳楼事件跟这个东西有关，他碰到生命困境的时候，不懂得怎么跟别人分担这件事情。我跟郭台铭讲，你们太小看这个事了，你以为拉个丝网他就不会跳，你越拉丝网他越跳。因为那个十七岁到二十四岁的生命，他找不到方向了。他也没有信仰，他觉得很茫然。
老愚：不纯粹是钱的问题。
蒋勋：对，我们太简化了，我们真的以为社会发展到了人要的只是钱。你看那个事件多惊人，简直是―个魔幻小说，一个接一个跳。要有新的治国理念
老愚：“文化就是记忆”，你在南开大学讲到这句话，全球化运动整个导致我们的失忆，在“发展主义”逻辑下，人和土地、人和自然的关系都已经彻底改变了。你您走过很多地方，我想问，台湾和大陆都面临着失去记忆的情况吗？
蒋勋：是，所有的地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西方工业***带来的快速消费社会里，几乎是必然的现象，因为它一切都要量化。工业***发起的这些国家，比如英法等在作很多反省，它们发现这种量化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将来有一个世界村形成，这个世界村绝对不是一个一元的一致化，相反是非常多元的――每一个最小的个体，都不会被抹杀，都会参与到这个世界中，这才叫做一个合理的世界。在欧洲，很多思想家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因此才会出现要保护文化遗产的运动。
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跟植物应该灭绝。如果濒临灭绝，我们就要保育，因为它是生物链的一环。文化的基因也是如此，如果这种戏曲不见了，它就少掉了一种人类的遗产和文化。这几年，大陆也在申请一系列世界文化遗产，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本质了解并不多。我去皖南西递、宏村参观，他们很积极地争取世界文化遗产，可当我与当地村民聊天，却令人失望。一条水流经西递这个古村落，过去有―个道德，米在哪里洗，马桶在哪里洗，形成了一个村落的道德性东西。当时指定它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这个东西，村民们反而忘掉了。大量观光客涌进，水的环流的道德其实破坏了。我觉得好难过，我对他们说，当初宣布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对水的运用，是因为好几辈的祖宗共用那个水，可以让这个水永续不脏，这是一种不得了的社区道德观。这里面有一个大家都遵守的秩序，才构成了这两个古村落的美学。指定你为文化遗产，是因为那个祖辈流传下来的生命经验，这个生命经验如果丢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惜的是，在我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老愚：现在各个地方的城市化运动，也让我们所有的乡村经验不断失去，那些民间传承的为人处世的规矩、礼俗全部消失掉。通过掠夺土地资源而自大的***府，将田园变成农民集中营。城市里也在通过不断的拆迁，剥夺人们曾经的记忆。你1988年时回过西安，那么，西安是否已经有很大变化？
蒋勋：我离开西安时不到一岁，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可记忆很奇怪，有一些是来自于你的大脑记忆，有一些是因为母亲一直讲一直讲，后来会变成你的记忆。那个二府街的老房子，我妈妈是一直在讲。所以我很清楚走进去多远有一个影壁，然后绕过去有花厅、走廊，廊上挂着祖宗的像，然后是佛堂。我完全清楚。母亲失去了那个东西后，她在回忆里面重建了一切。我会觉得有一种真实是非常奇特的，就是你失去后，会在你的脑海里重新建造那个二府街。我也觉得那个宅子一直就在那里，我回到二府街时，它已经拆掉了，盖成大楼了。可是我觉得它没有消失。我觉得它也变成我的一个故乡。辛亥***后，一个落难的旗人家族，外婆跟妈妈两个人守着那个老宅地，变成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老愚：那个时候你访问了好多文化名流，也回到关中，到农民的坑上跟他们聊天。
蒋勋：到陕西我觉得比较开心。我能感受到大西北一种尘土的生活气息，我觉得农民再穷，家里再没有东西，他总给我富有的感觉。在兴平县（今兴平市）一个农民家里，我看到他把大蒜编成各种花样，吊在院子里，我在那边不停地拍照。我相信他编与不编，生活没有太大差别，可我觉得那个正是生命的价值。他觉得自己有一种手艺，他可以玩那个。吊在整个农家屋檐底下的大蒜，真是漂亮极了，我要讲的富有正是这个东西。他的生命是这么自在、满足，是悠闲而从容的。到马嵬村，我觉得这些人好富裕，他把一头头硕大的蒜塞在我的行礼箱里，边塞边说：“带回台湾去。”我真的好动情，他东西这么少，可是他可以跟你分享。这就是上千年的文化的一个力量，它是在多么厚实的传统土壤当中长出来的啊。
老愚：在你眼里，中国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蒋勋：我谈到在兴平县（今兴平市）马嵬村的经验，拉回到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机会到台湾的农村走一走，越偏僻的地方，越保存着这个东西。回到土地原本的那个东西上，人其实有非常共同的原始点，非常像。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到乡下走一走。到那些地方去，我一下子就开朗了，因为那些人让我看到人性最好的东西，他们有一种人对人的本质上的宽厚。我记忆里面很多动人的人，都是无名无姓的。就像那位马嵬村的农民，现在我会想怎么当时没有问他的名字。当时觉得好像都不重要，他就是黄土地里―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好像《诗经》里的人，可以没有名字，可以没有姓名，可是他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待人。
老愚：如果说农村保留着我们的文化基因，那么的城市人差别大不大？
蒋勋：台湾我想它有一个特色，跟1949年很有关系。1949年到台湾去的大陆各省的人，里面有很大部分是精英，它构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精英文化的集中。你现在看到台湾文化界的杰出人士，好多都是外省家庭。我们那时候家里已经穷到饭都很难吃上了，可是父母会坚持让孩子读书。我觉得那是落难文化的一个特性，外省人没有土地，你没有其他可能，所以你只有一路读书读上去，也是这样的人。过去的南朝精英文化也有这种特性，王羲之的家族也是，从山东逃到浙江后，这个家族里面出来多少不得了的文人，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你只剩下文化。所以他有一种优雅，有一种带着感伤的优雅。
中国大陆这边经过翻天覆地的大***，在1980年代后它有快速的经济发展，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看不出方向，因为速度太快了。我一直坚持在上海上课，是我把它作为我最重要的观察点，我希望看到大陆这会儿是怎么发展的。有时候让我很害怕，因为速度太快了，快到让你觉得每个人都急着要把别人踩下去，赶快往上走。
去世博后，我写过一篇文章。这次中国馆做成那样―个夸张的形式。它就要告诉你说，我强大了。我那篇文章说到，我看到最感动的是英国馆，它在几十万个密封的罐子里面放进了种子，是伦敦植物研究所跟云南植物研究所的种子。如果有一天人类经历生态浩劫，要把种子传布给下一代，让生命不死。这是已经强大过的国家对生命另外一个反省，很内敛。可是中国馆，似乎是一个练健身出来的先生：你看我有多大的肌肉，我有多大的力量，可是真正的强大不是这样子。我很委婉地说，希望下一个时期这个民族对于强大的认识会有进步――强大是内在的饱满。虚张声势一定里面有脆弱的东西，我念念不忘自己的国族，是希望它内在的生命力更饱满，而不要去虚张声势，因为那太危险了――健身台上的健美先生，两下就被人家打倒了，因为那个肌肉是虚的。
老愚：那是展示用的。
蒋勋：你看中国馆的造型，是把汉朝的斗拱一个个堆起来，底下小上头大这样搭起来，它就是要夸张自己的力量，远远看完全像一个健美先生的倒三角肌。你看周边像西班牙、德国等，已经强大过的国家，非常内敛。真正需要的大智慧，是最后能变成欧盟的那种智慧。1970年代在巴黎读书时，完全不能想象德国和法国会合成一个欧盟。结果它们变成了欧盟，它们联合来编教科书，对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段分别写自己的观点，这才是强大。我去那边，它的钱币一面是欧盟统一钱币，反过来看意大利是意大利，英国是英国。没有保有个体自我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有问题的。我曾经讲过，我说有没有自信到我们的人民币，你可以用文成公主，蒙古可以用成吉思汗，你肯定这些人物在各自民族里面的角色。你绝对要有足够的信心，可我不知道这个信心什么时候会来。目前我觉得还要等，我觉得信心真的不够。
老愚：那我们都再等一下吧。
蒋勋：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是从春秋往战国过渡，一百多个国家会变成战国七雄，联合国两百多个会员国，将来会变成几个势力。欧盟已经形成，阿拉伯国家会形成系统，美国加拿大美洲的系统，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亚洲的系统，看它怎么去形成。我最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汉字文化圈。你知道，一个更大的汉字文化圈，那个大是很饱满的大，它不会是霸道的，包容的东西要出来。我希望他们可以了解你在治国，你要有一个气度跟心胸。
美是一种伟大的救赎力量
老愚：你发起了一场生活美学运动，我理解就是要让人们摆脱焦虑，找回做人的尊严和乐趣。你在台湾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台湾经济已经起飞，***治上也进入到民主体制了，而大陆现在是经济看上去很旺盛，但民众在权力及资本的夹击下，生存空间非常狭小，生存焦虑肯定是远胜于台湾的。那么这种美学的情感教育对大陆受众会有多大的作用？
蒋勋：这方面我信心还是比较大。去年我到北大的一个活动里讲美学，讲完后有一个学生的问题让我非常震惊。他说自己来自汶川，是汶川唯一考取北大的学生，地震后学校800多人被活埋了，他从事件发生到现在没有办法吃饭睡觉，也读不下书。我跟他讲，如果你现在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我想你不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说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我只能告诉你我信仰佛教，佛教有一种说法是这800多个人可能是来度化你的，你记住这800多人的死亡，你一生都可以为他们做一点事，而不是做在他们的身上，是做在其他生命身上。他当场哭了。我觉得这个孩子上北大，他不是来求知的，他要找到生命的一个着落，可是我不知道学校里面是不是有人跟他谈心，可以温暖一下他。我觉得那是人性最可贵的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启发他的那个东西，会在他一生里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这个东西没有被看见，这个大学是不配做大学的，大学要回到对人的关心上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一直很有信心。我离开的时候，他很远很远地跟过来，他说，蒋老师你认不认我这个小朋友？我说你上网给我写信。常常会有的这种机缘让我相信，美是最大的救赎力量。
老愚：你感觉大陆受众接受美学召唤的能力如何？
蒋勋：这个一定要有时间。我觉得，如果我在大学开一个美学课，研究生做论文拿学位这很容易。美变成生活里面的二十四小时，变成衣食住行的行为时，真的不是那么快的，需要一点耐心。我在台湾做这个工作也做了很久，很多人是慢慢一点一点把自己生活里这种东西建立起来，而且能坚持下去，我觉得绝对不可能短时间完成，如果短时间反而会作假。重要的是人的品质要改变。我这次住的房间网线有问题，两个年轻人来修，都叼着烟，不时把烟灰弹到地毯上，我说这个地毯好厚，这个烟灰弹上很容易失火，要非常小心。一个出去了，另一个依然故我。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危险了，我才联想到为什么央视大楼会烧起来，为什么清华“百年学堂”会烧起来，因为他们完全不在意。这个是教育要负责的。这个一定要很有耐心地做，因为这个东西不改变，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因为到最后，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老愚：在这种氛围里，人们还有一种心态或许你不知道：既然我们都是受害者，如果我在更多的时间段能成为加害者，我就胜利了。我在FT中文网专栏里称此为“无道德社会”潜规则。既不遵从社会规则的公共意识，也没有不侵害他人个体人格的意识，现在把两种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蒋勋：这个太可怕了。这样就会恶性循环。
老愚：我还是接着刚才的问题，你在台北，在北京发现了这个都市人群有什么不同的特性？
蒋勋：我觉得上海跟北京真的非常特殊，是因为它们人口实在太多，香港再密集，台北再密集，也没有到这个程度。一个1700万人口的城市，在这么快速的发展过程里面，不啻为一颗未爆弹――没有爆炸的炸弹。想起来我都会恐慌，我会害怕。
老愚：你来到这两个城市会有恐慌感？
蒋勋：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焦虑，这么急躁。在地铁里会觉得好害怕，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而且好像都在逃难。日本人口这么多，东京地铁里是有秩序的，他们在地铁里一定很安静，甚至他们很少讲话。我觉得这是慢慢形成的秩序。台湾因为人口少，人口少是比较容易管理的，它的疏解空间比较大，问题不是那么大。我不知道台北如果有1700万人，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因为都在抢，他怕一时抢不到就没有了，这种恐慌感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知道有时候不是食物不够，是心理的恐慌感去抢购东西。恐慌感是最恐怖的一个东西，这么多人的恐慌感是非常可怕的，只要一点点谣言出来就不得了。
老愚：你的感觉非常准确，我们都有这种感觉。现在一出门就是害怕，人们的眼神与架势，好像都是要去打仗，要抢夺什么东西似的。
蒋勋：到了崩溃边缘。
老愚：是。现在就是作恶的人，损害别人利益的人都是理直气壮的。你可能也注意到许多场合中国人过路都不会说请、让或怎么样，上去直接用身体去撞，撞了不会有任何内疚。你前天晚上讲过一个实验，说白鼠在一个笼子里繁殖到一定程度就互相撕咬，现在就到这个程度了。
蒋勋：很可怕。其实巴黎也有差不多一千多万人口，但它的社区性非常强，每个社区的特性跟它的***性非常高，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恐慌焦虑。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只要有一点点谣言，大家抢购东西整个社会就会崩溃。你看最近广东人跑到香港去购买东西，完全疯狂了，不知道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其实没有便宜多少，他就是疯狂。
老愚：你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你对上海和北京这种恐慌的感觉令人震惊。
蒋勋：真的很紧张，非常紧张。你看我多少次来上海上课了，而且是固定地从我住的地方走到交大的EMBA班，但我走了这么多次，这么熟--悉的路还是恐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在巴黎没有，在伦敦也没有。真的就在上海，一直觉得好不安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老愚：没有碰到过什么事吧？恐怕是整个的氛围所致。
蒋勋：整个的氛围是不安定的。每个人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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