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历经法难存留于世的金铜七佛造像是高古造像中的重要门类。佛像、莲花、莲枝与菩提树的完美结合，成功展示出七佛之间的因缘关系。镂空铸造、阴线刻、鎏金等一系列的表现技巧，反映了唐代广大信众的审美特征与艺术追求。整体树状造型，疏密得，刻画线条流畅，集宗教性与审美造型于一体。七佛金铜造像作为时代产物的写照，是唐代七佛教义传播兴盛与普及的证明，同样对高古金铜造像的题材及艺术风格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七佛 金铜造像 样式
金铜七佛造像又名七子佛、七星佛、七世佛，是高古金铜佛教造像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但由于佛教历次法难，高古金铜造像往往毁作他用，现存金铜七佛造像较之其他题材数量少、体量小，不论出土还是传世皆无铭文，故给准确断代造成一定的困难。下面从形制上分析此类造像的总体特征，借以探讨其铸造时代与艺术风格。
一、 造像题材与时代
从造像内容题材看，七佛造像的各个门类广泛存在于北朝以后至唐宋的几百年中，在佛教显宗和杂密造像中都有存在，只是概念各自解释有所不同，是该时期典型的造像类型之一。显宗七佛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或译为式诘佛、试诘佛）、毗舍罗婆佛（或译为毗舍佛、毗舍婆佛）、拘留孙佛（或译为拘楼孙佛、世楼孙佛）、拘那含佛（或译为拘那含牟尼佛、拘那含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或译为释迦文佛）”。杂密经卷中七佛为“第一维卫佛、第二式佛、第三随叶佛、第四拘楼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今我第七释迦文佛”[1]。在密宗的产生过程中，北朝时期《观佛三昧海经》中的《念七佛品》是七佛造像开始流行的重要佐证。
我国现存最早的七佛造像见于北凉石塔之上，为雕刻或线刻八龛像，七佛与弥勒菩萨造像刻与一起。在云冈石窟中的造型也是八佛并坐，但内容有所不同，是七佛加燃灯佛[2]。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 窟北壁七佛是与无量寿佛造与一起。“而在龙门石窟中七佛也只有一浅浮雕造像，位于第四期，也就是唐初到天宝十三年”[3]。虽然作为浮雕，但与现存唐代以前的石刻七佛相比，龙门造像的七佛形式却是***成熟的，和现存金铜造像的时代相呼应，为金铜七佛造像成熟的年代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从现存金铜七佛实物形态考证，佛床底座酌判沃频谋浠对于研究其形制年代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从现存金铜七佛造像酌趴矗其展示出的特征都为初唐以后。北魏至初唐的酌判沃拼蟾欧治两种：在小型造像上显示出来的往往是直线型，中间无突起；较大型分体铸造的***佛床往往是复杂的花边式酌拧O执***鹜七佛造像的佛床展现了初唐以后酌诺奶卣鳌P⌒驮煜竦闹胁苛飨咝秃芦尖装突起，大型的佛床为分体铸造，是对称的几个尖状突起转折式花边。酌诺撞克拿妗⑶昂罅矫***蛘面有横梁。例如河南省博物院展藏有的一尊征集而来七佛造像，定年代为北齐有所不妥。该造像底部无横梁，正面酌庞幸桓隽飨咝秃芦状突起，是典型的初唐及以后金铜造像酌盘卣鳌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早期金铜七佛造像多存在于中原及西部诸省份，四川地区唐代金铜造像中鲜有出现。出土金铜七佛造像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984年在陕西临潼邢家村的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共30件左右，最高的9厘米，最低的5.2厘米。1965年5月，扶风胜利一厂贞观年间建造的兴隆寺遗址出土七佛铜造像3尊，5.7厘米到6.1厘米。在1985年宁夏西吉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中出土七佛造像3件，最高12.1厘米。在1983年9月山东博兴出土百余件北魏至隋代铜造像中却无一尊***七佛造像，其造像最晚铭文为仁寿元年，证明在隋朝时期七佛***金铜造像并没有出现。综上出土状况对比看，唐武宗法难时的窖藏中金铜七佛造像有大量发现，因此推断民间广泛供奉七佛造像是隋代以后才有的。
从高古金铜造像铭文特征分析，个别的初唐金铜造像继承隋代的特点，往往带有发愿文，或刻于佛床，或刻于背光。初唐以后的高古金铜造像，鲜见刻有文字者，这应与佛床形制或当时的宗教习惯有关。纵观现存的七佛造像，基本未见铭文，这旁证了金铜七佛造像形态是唐以后才广泛出现的。
我们综合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文物收藏及文字资料，从其实物铸造工艺，塑造表现手段，以及坑口锈色上综合考虑，***的金铜七佛造像出现的年代应是初唐以后的几百年间。从武周时期对密教的推崇判断，唐代的七佛造像应该是杂密性质的。
二、造型特征
非***存在的七佛形象在早期金铜造像中，与石刻造像类似往往成为主尊佛像的装饰部分。例如在首都博物馆所藏的“弥勒说法造像”之中，出现在主佛的背光周围。上海博物馆藏隋代金铜佛群像一铺中，也在主佛背光透雕卷草纹中，间饰七化佛。进入唐代，在七佛造型成熟之后，与石刻艺术相呼应，***的金铜七佛造像出现了，以莲枝结合菩提树的造型展现出来。七佛造像符号性极强，整体造型如菩提树，中由莲枝相连，上有花朵、璎珞、火焰纹做装饰，自然流畅。
按照七佛的排列顺序，可以把此类造像分为三种基本样式：重层式（***1）、纵列式（***2）和折线式（***3）。
1.重层式
重层式一型：佛排列多分为三层，第一层顶佛，第二层、第三层各三尊佛像成折线式排列。
佛像成禅定印，桃形背光，周围镂空，由莲枝相连接，树形往往高大，底部和中部佛像外缘有荷叶装饰，实物多在13厘米以上，存世较少，多发现于西北地区，从酌畔虏亢崃汉痛媸雷纯觥⒖涌谛馍等推断应在中唐之前出现。
重层式二型：七佛排列作四层，第一层顶佛，第二三四层各两尊结禅定印，成树装沿外缘排列，底部二佛两侧荷叶装饰，从造像铜质锈色及雕刻特征来看，应为晚唐以后的作品。
重层式三型：千体化佛像，见山西平陆县博物馆藏，高16.5厘米，底座分体铸造，佛像排列六层，首层八佛，其他十佛，共58尊做禅定印，莲枝相连，顶部呈桃形佛塔顶状。从底座酌趴赏贫衔初唐至盛唐作品。此类作品残片也有发现，但只存余顶部两层，首层5尊，二层六尊，都作禅定印，桃形背光，顶部火焰纹摩尼宝，周围缠枝莲纹包围，两侧祥云纹装饰。
2. 纵列式
纵列式一型：七佛成直线并行排列，成禅定印，桃形背光，下部莲枝相连，两侧有荷叶装饰，佛床酌耪面有横梁，整体佛像顶部无装饰。见1965年扶风兴隆寺出土，多度较宽，高度在5厘米左右。
纵列式二型：见日本新田氏藏品，七佛成直线平行排列，佛像站立曲举右手，似捻衣带，左手下垂，或执净瓶。足踏莲台，桃形头光并各带一化佛。底部莲枝相连，佛床为分体铸造，配有二力士，中部双狮拱炉，通高12厘米。
纵列式三型：见日本根津美术馆藏，七佛弧线排列，佛像、背光与莲枝分体铸造，左侧二佛禅定印，中间三佛左手施无畏印，右二佛右手施与愿印，通高19.7厘米。
3. 折线式
折线式广泛存在于唐代各个时期，是七佛金铜造像的典型样式。七佛禅定印，成折线排列，中间最高，第二和第六尊次之。整体造像顶部有多种装饰，一般为一月牙状（盘）托一摩尼宝，此类造像多为十多厘米以下者，偶尔可见大型者，树、叶、花、璎珞、火焰纹、佛、莲座、背光制作精致。
三、造像手段
从体量上看，为了便于信众携带传播，另之金铜都是相对珍贵的货币性金属，故小型造像居多。从铸造材料看，现存金铜七佛材质多为青铜，大部分有鎏金，偶尔能见到铅锡合金铸造不鎏金的作品。与其他类型金铜造像相比此类造像虽多为小件，七佛形象大多不具体，但整体气象却生动自然。
从制作工艺看，此类造像运用陶范合模铸造，甚至从笔者偶见的双联唐佛标本可知当时应该是作坊式的批量制作。小型单体七佛其模范主要分为三部分，正面范，背面及底部佛床内芯。铸造时从佛床部位浇铸铜液。较大型者往往采取源于犍陀罗地区的分铸方式，七佛树状形象为插件，底部铸有卯榫结构与佛床相连，这种组合式铸造的运用弥补了较大型造像单体铸造工艺的不足之处。
从现存标本可见，该时期金铜造像在毛坯铸造成型后经过打磨修整，细节再加以阴线刻。由于局部七佛造像很小，造型经验丰富的工匠艺人往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精湛熟练的技艺展示出了气韵为首、笃像次之的艺术追求。由于当时佛教的盛行，佛像制作者必为佛教徒，本身铸像也是含有宗教仪式的意味，因而能够全心制作，如豆大的脸部刻画的一切皆有且生动之致。整体树状形体中有小的细节点缀，刻画随心，给造像本身增加了灵气。
第三步是鎏金。现存的七佛金铜造像大部分都有鎏金，而且金色略有差别。按金质纯度成色区分，纯度较高金层较厚的通体呈金黄色，鎏金中金的纯度较低者，含银多则发白，含铜多则成玫瑰金色。完成后的造像烁烁放光，虽然纯度可能非人为因素造成，但不同的金色却展示出金属材质的独特之美。
四、艺术内涵
艺术永远离不开宗教，当七佛造像题材从装饰性的石刻走向***的金铜材质时，这种造像形式便从浮雕石刻变为便于携带供奉的立体造型，从而走向千家万户。***的七佛金铜造像从整体上看是佛像、莲花、莲枝纹与菩提树的完美结合，疏密得当，刻画线条流畅，集宗教性与审美造型于一体，体现了中国美术造型的意象之美。
树的造型本身就类似与世系表，成功展示出七佛之间的因缘关系。一方面塑造了整体菩提树的形象，另一方面每尊佛像所坐或踩的莲花由莲枝纹相连，镂空铸造，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纵观以往的树装造型，战汉时期我国已有了树状灯盏的出现，整体形象作扶桑树，个别上装饰天鸡、羽人，灯盏和底座多用柿蒂花装饰，是原始信仰与实用美术的结合体。对比而言，这种树状造型方式与七佛金铜造像或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佛像本身犹如灯盏一样，照耀世间，普度世人，从而对于七佛教义的阐释更生动自然。
与西方宗教文化类比，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述了七连灯台，它有干枝和六个分枝，杏花状的灯盏，燃以橄榄油，整体以多枝的生命之树形象呈现。七盏灯代表着耶和华的全知，至今仍是犹太教圣物。作为圣物都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从七连灯的圣物性质到七佛造像中的相似之处是有目共睹的。加之隋唐时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广泛，西安和洛阳都遗存有景教文物，对比看同样作为圣物的金铜七佛造像是否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值得探讨。
综上所述，小型金铜造像从北朝至隋唐的几百年中，数代艺术家从雕塑技巧、手法及整体造型表现上进行探索改造，造像技艺达到顶峰，***的金铜七佛造像在唐代应运而生。它用完美的造型，疏放流畅的线条，灿烂多彩的金色，展示了唐代社会的审美特征。但随着七佛教义的传播兴盛与衰落，七佛金铜造像出现、繁盛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是金铜七佛造像作为特定时代产物的写照。
参考文献：
[1]高楠顺次郎.佛说灌顶经[M].大正藏（第21册），大正年间.
[2]王雁卿.云冈石窟七佛造像题材浅析[C].大同：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
[3]徐晖.佛教艺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7.
本文为2014年河南科技大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原地区高古金铜造像艺术风格研究》。项目编号：1348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