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两宋以来，学者们对于“王霸义利”重新展开了讨论，这其中以陈亮、朱熹的辩论为代表。陈亮认为“霸道”是“王道”的延续，汉、唐之君的“霸道”之术皆本于“王道”。而朱熹坚持自己的理学思想，反对陈亮的观点，认为夏、商、周三代行“义”，汉唐逐“利”，汉、唐不能接“三代之统续”，比较而言，陈亮所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关键词】陈亮；朱熹；王霸义利；理学
南宋时期，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轰动一时，至今仍然聚讼纷纭。这场争论看似是一场不同学术观点的激烈碰撞，其实却是自秦汉以来儒家学者关于封建王朝***治模式的两种不同见解。本文试从历史观的角度，着重从朱熹、陈亮二人在讨论“王霸义利”关系的过程中，就“汉唐之义”能否接“三代之统绪”之分歧，对其进行一番较为细致的剖析。
一、陈亮及其激进的“王霸义利”观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豪迈洒脱的人物，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他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为此他曾写出了《酌古论》，以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展现了他锋芒毕露的性格和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陈亮终其一生所思考的问题，莫过于孟、荀以来的“义利王霸”之论了。
其实“王霸义利”这一议题，既不是来自陈亮，也不是来自朱熹，而是来自二程。《二程集》上就有关于这一议题的语录：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
而陈亮关于“王霸”，这样解释道：“伏羲、神农用之以开天地，则曰皇道；黄帝、尧、舜用之以定人道之经，则曰帝道；禹、汤、文、武用之以治天下，则又曰王道；王道衰，五霸迭出，以相雄长，则又曰霸道。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各自为道，而道何其多门也邪？无怪乎诸子百家之为是纷纷也。”他这是从“道”的角度阐发议论，认为“道”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为此他又说道“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道不会因此而泯灭，它一定会以新的形态显现于天地之间。
另外，陈亮认为所谓“霸道”，不过是“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进，正如“王道”是“皇道”、“帝道”的延伸一样。“霸道”的经典形态是汉唐，而面对后世儒者对于汉唐举措的非难，陈亮却深不以为然，“亮深恐儒者之视汉唐，不免如老庄当时之视三代也；儒者之说未可废者，汉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尝有区区之意焉，而非其任耳”。
他具体论说汉唐之君的举措：“三章之约，非萧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乱，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而其臣凡下，无以辅相之，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故而强调，种种霸者之术，皆本于王道，无非是为了禁暴戢乱、济世救民，其初心与三代圣王无异。
二、朱熹、陈亮关于“汉唐之义”与“三代之统绪”的辩争
面对陈亮的放言高论，理学大儒朱熹不免忧心忡忡：“来教累纸，纵横奇伟，神怪百出，不可正视。”对于汉、唐是否能接三代之统绪？在朱熹看来，***治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实现，是道德本体之自然的外向发越，“是以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而于天下国家无而不当”。这种理想境界只存在于三代，因此，尧、舜及三代圣人均以“人心”“道心”迭相传授：“夫尧、舜、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至于汤、武则闻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于此者也。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曾参者此也，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盈轲者亦此也。……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
据此观点，朱熹认为汉、唐之制并未本于“天理”，“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饬，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
朱熹认为，汉祖、唐宗虽均为创建国家且传世久远的千古帝王，但不仅他们行为的动机没有能够本于“天理”，而且“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在他看来，汉唐如此兴盛的王朝也不能与三代相提并论，为此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因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尧舜三代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得天理之正”的美好时代，其后则一代不如一代，汉唐之君也仅仅停留在获取“利欲之私”的阶段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断然将三代与汉唐割裂出来，区别对待，认为汉、唐之世绝无承接三代古圣相传而为周、孔接绪的“道统”的资格。
另外，朱熹还以“天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汉高祖、唐太宗固然是一代天骄人主，成就了伟大的功业，然而其内心全为私欲所占据，都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以天理纲常来评判，则不免多有不合处，“且如约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时功臣无不夷灭；除乱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窃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对这两位明君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
当得知陈亮因诬告被捕入狱时，朱熹认为这是他“平日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之过”，并进一步规劝陈亮说道：“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是明确将陈亮关于历史发展的一些论述归纳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指出陈亮的这些激进言论是间接导致他入狱的缘由，盼望他摒弃这类异端邪说。
陈亮全面驳斥以朱熹为首的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这样的武断结论，为汉高祖、唐太宗鸣不平，认为汉唐之所以延续长久，必然是承袭了三代之道，只不过是统治方式有所转化罢了。汉、唐诸君所建立的具体制度异于尧、舜三代，但其间的差异自有其历史的与现实的变动的深刻原因，“惟其时有转移”，而汉、唐之制不同于三代恰正体现了因时立制这一致治原则，因此，汉、唐之制足以接绪三代之统。
最后他断然批判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一方面讽刺诸儒抱残守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且言行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似是在跟朱熹赌气，反对朱熹对自己的无理指责，同时仍坚持自己的进步史观。
他又痛心疾首的发出这样的疾呼“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挟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悲夫！”
三、结语
综上，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朱陈二人唇***舌剑、互不相让。从双方的书信交往中归纳下来，大致可以看出二人的历史观：朱熹的天理史观是退化的、唯心的、保守的历史观，他认为统治者大致分为两类――行王道的三代圣王和行霸道的后世帝王，认为夏商周三代是讲究仁义实行王道的理想社会，秦汉以来则是专谋私利实行霸道的社会，随着时代的进程不断扭曲倒退；陈亮则认为王霸可以并用，义利可以双行，三代圣王与汉唐明君二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只是行道之尽与不尽的问题，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汉唐之道实则是传承三代之道，只不过具体方式随着时势变迁而有所不同罢了，故而汉唐之义足以“接三代之统绪”。可见，陈亮是顺着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王霸义利”的传承，他的思想较朱熹而言是客观的、进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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