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避讳是中国古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产生年代久远,成因复杂,极具时代性。利用避讳鉴定古籍版本是一种简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可以作为其他鉴定方法的补充,济其他方法之穷。
关键词:古籍 避讳 版本鉴定
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多种多样,如根据古籍本身的特征鉴定、根据牌记鉴定、根据序跋鉴定、根据字体鉴定、根据名物制度鉴定等不一而足。其中利用修辞上的避讳就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正如宋代王所说:“古今书籍,其间字文率多换易,莫知所自,往往出于当时避讳而然。”陈垣先生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避讳学的常识,对于中国历史,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对于某些问题也无法解决。懂得了避讳学,不但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而且可以利用它来辨别古籍文物的真伪,并且可以鉴定其时代。”
避讳作为中国古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产生的时代较久远,成因也很复杂。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性。避讳是一种语言禁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语言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在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避讳文化,甚而形成“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陋习。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同时文化又制约着语言,语言的发展始终铭刻着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避讳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古籍版本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避讳在唐宋时期尤为盛行且发展到极至,以至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给我们阅读古书带来诸多不便。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都是辩证的统一,避讳也不例外。它在造成文字运用上混乱的同时,也给我们考察古籍的年代及鉴定版本带来极大的便利。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这种习俗“其流弊足以混乱古文书,然而反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之滞疑,辨别古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因为避讳极具时代性,利用这一点正好可以将它作为某一时代的标志。可以说,避讳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地加以分析,利用它来为我们鉴定古籍版本服务。
著名修辞学巨匠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给“避讳”定义为“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接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避讳辞格。”避讳这一中国特有的风俗习惯,周朝就已经开始形成,唐宋时期盛行且发展到极至。如刘温叟以父讳“岳”,不听丝竹之音;李贺以父讳“晋肃”,不赴进士举。韩愈针对这一现象,作《讳辩》:“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予以鞭挞。历史上利用避讳也曾闹出过不少笑话,如南宋钱良臣的儿子每当读经史的时候见到“良臣”二字就改读为“爹爹”。有一天,读《孟子》中有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改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本为尊敬,却闹出笑话。
避讳可分为国讳、家讳、私讳和圣人讳。避讳的方法主要有空字、改字、同音替代和缺笔四种,如晋代王羲之的曾祖名“览”,为避曾祖讳在他的《兰亭集序》中将“览”写成“揽”。讳字具有时代性,因而在古籍版本的鉴定上广为运用。用避讳的方法来鉴定古籍版本,要熟悉一些重要的讳法、讳例、讳字和讳类等,如宋本书里偶尔有注明“今上御名”的方法回避当时皇帝的名讳,但最常见的还是缺笔。这些在阅读古书的时候一般容易发现和辨别。但是宋代避讳要求严格,不但避历代皇帝的名讳,同时也避赵氏远祖的讳,而且“正名”、“嫌名”均避,这一点在鉴定宋代古籍版本时应特别注意。其他朝代的名讳也各有其特点。下面试分析避讳在鉴定古籍版本中的重要性。
一、利用避讳鉴定古籍版本,可以鉴定古籍的大体成书年限。在鉴定古籍版本时,要认真找寻每一个讳字,并确定其下限,即避讳至哪一个字为止,特别是牌记和名家的序、跋等。如北京***书馆收藏的传世的雷峰塔经《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u尼经》,其牌记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m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现存的还有一卷,其牌记云:“天下都元帅吴越王钱弘m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这两段牌记都点明了刻经的年份,比较容易考证。如果单从避讳的角度来考证,也很容易。前经的牌记写成“钱m”,就是采用缺笔的方法避赵匡胤父亲弘殷的名讳,仅此我们可知此经是吴越王降宋后所刻。后一牌记仍写成“钱弘m”,单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此经乃入宋前所刻。经查证,前经刻于吴越王入宋十五年,后经成书时离宋建国还有四年。《横云山明史列传稿》清初有两种刻本,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和雍正元年(1723年)刻本。根据版心下刻“敬慎堂”三字,可知是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因为康熙本“慎”字不讳而雍正本“慎”字缺末笔。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后汉书》,“桓”字作“渊圣御名”;而“构”字则作“今上御名”,知为高宗时刊本。
二、根据讳字还可以考证古籍的刻处。不同时代的避讳严格程度不同,同一时代的避讳也往往有差异。宋代是避讳比较严的一个时期,但是官刻本、坊刻本和家刻本避讳就不一样,官刻本的避讳比较严,坊刻本和家刻本则相对较宽松,另外家刻本往往还避家讳,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版刻的单位及刻书的地点。如《z宋楼藏书志》所载《汉书•卷下》:“乌桓之垒”。其中在“乌”字下注“渊圣御名”,陆心源考证为绍兴中蜀刊大字本。缪荃孙根据《容斋续笔》云:“绍兴中,公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并书四字曰‘渊圣御名’,则此为两淮江东转运司本,而非蜀大字本明矣”。
三、利用避讳可以作为其他鉴定方法的补充,济其他方法之穷。如现藏北京***书馆朱彝尊的旧藏明刻本《玉台新咏》,其卷首序、题署、名家世序均与嘉靖本相同,但仔细比较可知明显不是同一版本系统。嘉靖本简文帝的《北诸》,此本作《北渚》;梁元帝的《春宵》,此本作《寒宵》;王僧孺的《怨夜》,此本作《夜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具体刊刻年代难以确定,但是该书不避康熙帝的名讳“玄”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其为明刻本。有时因为不知避讳而导致版本鉴定错误,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刘注曰:“按古语皆云画虎不成,此误。”殊不知,这里的“虎”字是后人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而窜改孔氏之语。
任何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避讳也是如此。因为古籍版本极其复杂,特别是善本、孤本,极具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书商们为牟取暴利,于是在版本上大做文章,以今充古、以次充好。加之“古书流传久远,易主递藏者多”,给版本鉴定带来诸多不便。如果单凭避讳来鉴定,恐怕有些欠妥。对于避讳这一鉴定古籍版本的方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鉴定古籍版本虽然不能仅凭一两个讳字就予以界定,要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证。但依据避讳鉴定古籍版本的确是一种简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为鉴定古籍版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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