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转折源于中国国际收支与对外资产形势的根本改观。
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纸新闻通稿《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企业和个人可自主保留外汇收入》,正式宣告了强制结售汇制度终结;而这一转折又源于中国国际收支与对外资产形势的根本改观。
强制结售汇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外汇缺口曾长期困扰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持续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更令中国的“两缺口”问题雪上加霜。
持续的外汇缺口对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性造成了长期的威胁,晚清和民国时期自不待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洋冒进”失败后,我国也因此一度走到墨西哥式外币债务危机的边缘:为了取得外汇硬通货应付支付进口技术、设备账款的燃眉之急,我国于1978年被迫到国际金融市场借用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墨西哥席卷全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不仅把拉美和非洲推进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泥潭,更间接引爆了苏联东欧的***治剧变,因为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起于波兰深陷债务危机的经济困境之中,最终成为苏联东欧集团分崩离析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集中一切可以运用的外汇资源以保障国家宏观经济与***治稳定,强制结售汇制度也就不能不应运而生了。尽管强制结售汇制度有其微观效率方面的缺陷,因为这项制度剥夺了企业和居民等市场微观主体的决策主动权,加大了他们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时的成本,但其当时的宏观效益远远超过了微观效率损失,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宏观危机时无论多么机动灵活的微观市场主体都难以完全幸免,更何况微观主体个体的理往往会合成集体非理性。其他有能力在经济发展初期落实类似制度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也与中国大陆一样相继发展起来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莫不如此。
也正因为强制结售汇制度是外汇缺口的产物,在外汇缺口的掣肘彻底消除、其微观效率缺陷日益突出、宏观副作用又相继浮现的情况下,这项制度也就该功成身退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国际收支已经不会面临颠覆性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还将进一步减少中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与此同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占款随外汇储备急剧膨胀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央行货币***策***性丧失、人民币升值压力虚增等副作用,正在与日俱增。强制结售汇制度功成身退,正当其时。其实,在去年外管局准许企业在境外存放出口收入后,强制结售汇制度实际上已经终结。而企业和居民个人在获得近乎完全的外汇管理自后,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特征已经基本确立的环境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甚至从汇率波动中赢得额外收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决策,只是希望不要有太多的企业和居民成为十足的外汇市场投机者,以至于背弃实体经济部门的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