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大汶口文化继北辛文化发展而来，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为6100～46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大汶口文化是因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其实早在1952年，滕县岗上村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片，由于当时认识所限，曾将这类遗存视为了仰韶文化遗物。迄今为止，枣庄市境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50余处，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
近10处。通过发掘，发现了一批房址、墓葬、灰坑、窖穴、水井等，出土文物数千件。枣庄市是大汶口文化分布最密集地区之一，在大汶口文化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大汶口文化分布状况和典型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已经遍及整个山东地区，并波及苏北、皖北、豫东地区，影响至环渤海地区。主要分布在以泰(山)沂(山)山系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由早到晚分布范围不断扩大，而且遗址的数量和规模也是逐渐递增。早期的遗存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以南的汶、泗流域及苏北地区。中期的范围扩展至泰沂山系以北的潍、淄河流域。到了晚期其分布范围涵盖了山东全省并到达与山东省相邻的苏北、豫东、皖北地区。
枣庄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南部地区，属于黄淮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境内以低山丘陵为主，还有山间谷地、山前冲积平原和濒湖湿地分布。地表水系发达，土壤水分较多，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独特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古代人类采集、渔猎，从事农耕的良好地区。这里是东夷文化的重心，是远古氏族部落的重要活动区和密集分布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星罗棋布。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枣庄市的5区1市均有发现，主要分布在薛河中下游地区，其次分布于运河北岸的峄城区和台儿庄区。
典型遗址可分为岗上遗址、建新遗址、西公桥遗址、红土埠遗址、沙沟五村遗址等。
岗上遗址，位于滕州东沙河镇岗上村500米处一片隆起的高地上，1956年6月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1961年夏，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只有40平方米，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埋葬8座，东周灰坑1个，出土遗物百余件。其中有1件人面纹玉饰制作精致，引人注目。这件玉饰高3厘米，宽3.6厘米，正面略突，呈长方形，阴线刻出人面轮廓及眼鼻口，背面凸起一脊，脊上有穿孔。这件人面玉饰，应是当时人们佩戴在身上的面具。岗上遗址的发掘，使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各类遗存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其后大汶口文化的确立产生了重要作用。
建新遗址，位于山亭区西集镇建新村北侧一片高出周围约1.5米左右的平坦台地上，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1992年、1993年和2006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的房址28座，墓葬105座，灰坑280多个，陶窑2座，水井1口，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
西公桥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西公桥村西南约300米处，是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遗址坐落在薛河故道与小魏河交汇处的台地上，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98年10～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共清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址4座，墓葬48座，灰坑193个，沟1条，基槽4条。出土陶、石、骨、角、蚌等各类器物近千件。西公桥遗址发掘所取得的收获，对于深入研究鲁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面貌特征、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等提供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红土埠遗址，位于峄城区阴平镇上刘庄村南200米处，面积约25000平方米。遗址的耕土层下含有大量烧制陶器遗留下来的红烧士，当地群众故取名为“红土埠”。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乃至汉代遗物，其中大汶口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该遗址虽未经过正式发掘，但可从地面或断崖上采集到许多古代遗物。从遗址采集到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主要有釜形鼎、罐形鼎、钵形鼎、觚形杯、钵、纺轮、网坠等，还采集到一些石器、骨器和玉器等。
沙沟五村遗址，位于薛城区沙沟镇驻地东北约300米处，沙沟河从遗址中部由东向西穿过，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遗址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该遗址文化堆积内涵丰富，包含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周代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地层表面散存着大量的古代陶片，可采集到许多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石器标本。从已暴露的墓葬出土玉佩饰、石镞及残破的陶鬻、陶鼎等，根据出土随葬器物的器形特征判断，墓葬应为大汶口文化时期。该遗址是鲁南地区一处较为重要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考古发掘的遗址和氏族墓葬
枣庄市发现的50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的有滕州市的岗上遗址、西公桥遗址、西康留遗址、北辛遗址、山亭区的建新遗址等5处。这几处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基、墓葬、灰坑、窖穴、陶窑和水井等，出土了数千件文物及大量的陶片标本，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及社会性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房基房屋是古人类定居生活的最基本建筑。在山亭区建新遗址发现了28座较为完整的太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基，均为地面建筑。房屋结构多数为单间，只有2座双间的。按照房屋的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长方形和方形三种，建筑面积一般在10～20平方米之间，最大的29平方米。根据这些房屋的位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研究村落的布局。在滕州西公桥遗址清理了4座房基和柱洞、基槽等建筑遗迹。房基分地面式和浅地穴式两种。在建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水井，这是枣庄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水井。水井的发明使用，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定居生活更加稳定。
氏族墓地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是中国远古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的基本特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枣庄地区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160余座，其中建新遗址105座，西公桥遗址48座，岗上遗址8座，西康留遗址4座，北辛遗址1座，沙沟五村遗址1座。这些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部分墓葬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个别墓使用木质葬具。儿童多为瓮棺葬，大多集中于居址内房屋附近。葬式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成人男女合葬墓，屈肢葬极少。建新遗址发现的10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成人墓89座，未成人墓16座，墓葬排列有序而密集，分布情况可以分为5个墓区，墓区一般是与同时期居址分开的，
这说明原始的宗法观念已经产生，以家族为标志的墓区也已出现。西公桥遗址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48座，分布比较密集，为分区埋葬，墓区与墓区之间有一定的空白地段，较大的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可能是一些富有家族的墓葬，成人墓和小孩墓均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大多数墓葬有随葬品，多者30余件，最多的达到55件，一般的墓6～8件，少者仅1件，也有些小型墓葬一无所有。这批墓葬的相对年代大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偏晚至晚期阶段。由此可见，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墓葬的规模已产生了较大的差别，随葬品也多寡不均，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贫富悬殊现象标志着私有制已经形成。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有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的习俗。建新遗址就有9座墓葬存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上颌侧门齿的习俗。其中，拔除左右上颌侧门齿的5例，性别为4男1女；枕部人工变形的4例，为2男2女；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兼而有之的2例，均为男性；存在以上两种习俗的墓主人均为成年人，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年龄为40～45岁。由于这批墓葬的人骨标本保存状况欠佳，只有一部分人骨可以鉴定，无法观察到全部情况。但从已鉴定人骨标本的结果来看，建新遗址的大汶口居民在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的习俗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居民颇具一致性。大汶口居民拔牙和头骨变形的目的是什么呢?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拔牙的目的大体有两种说法：一是成年拔牙，表示拔牙的个体已进入了成人的行列，’可以参加只有成年人才有资格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二是婚姻拔牙，表示拔牙的人已婚，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至于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原因，可能与人们的审美观念有关，即多数人认为头骨的枕骨中部过于突出是很不雅观的，故实施人工矫正。在一些地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审美意识。
宗教礼仪性建筑和夯土城墙在滕州西康留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2个夯土台基，台基夯层明显，1号台基面积约850平方米，2号台基面积约400平方米。这种夯筑技术可能用于中心聚落的大型建筑中。在遗址的中南部发现了可能为夯土城墙的遗迹一处。夯土墙外有壕沟，沟内有淤土、小螺丝壳等遗物。
西康留遗址内发现的夯土台基应为宗教礼仪性建筑。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和宗教礼仪性建筑，属于龙山时代的发现较多，如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即湖北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都相继发现了城址或宗教礼仪性建筑，但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城址或宗教礼仪性建筑在全国发现的还不多。屈家岭文化虽然发现了多处城址，但尚未发现礼仪性建筑遗迹；红山文化虽发现以坛、庙、冢为轴心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但是没有发现同时代的城址。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遗址既有宗教礼仪性建筑，又有城址，应为当时的中心聚落。中心聚落的崛起，是野蛮时代后期才出现的聚落形态上的变化，是为文明时代都城的出现所作的准备，是城乡分化的重要标志。
学术界关于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发明了农业；发明了文字；发明了铸铜技术；出现了设防的城墙；出现了大型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产生了凌驾于氏族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文明的产生是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当这些因素逐渐具备的时候，早期的国家形态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西康留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应当是大型建筑遗迹，由于处于中心聚落内，应是当时氏族部落最高首领的居处，同时也是氏族部落议事、决策和举行宗教礼仪性活动的场所。因为在当时，方国王者的权威性往往体现在***教合一，不但是部落首领，同时还是***事统帅和宗教领袖。另外，具有设防功能的城墙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标志，正如恩格斯论述早期国家形态时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薛河流域分布着密集的古遗址群，目前已发现先秦时期遗址70余处。西康留遗址地处薛河中游，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紧密接壤，西与丰山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隔河相望，相互组成一个关系密切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群。而西康留遗址面积最大，又有城墙、夯土建筑台基及规格较高的墓葬等标志性遗迹，显然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中心遗址。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关系非同寻常的***治联盟。这应该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雏形国家。薛河流域的文明之炬，最早应该在这里点燃。继而由部落方国发展到夏商时期的薛国。
(中国农业博物馆伍晴晴)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掀开农业文明时期的大汶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