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篇1
摘 要:连词研究一直是近代汉语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笔者认为近代汉语连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近代汉语连词的数量不确定;二、近代汉语连词的界定不明确;三、近代汉语各个时期的常用连词亟待总结;四、近代汉语连词的语法化研究不够深入。
关键词:近代汉语 连词 综述
在汉语语法学始创时期,就有“连字”一说。但从最初到现在,汉语连词研究一直是重两头,对上古汉语连词和现代汉语的连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对近代汉语连词则很少涉及,研究成果不多。
一、近代汉语连词研究现状
(一)专著中的近代汉语连词研究
20世纪40年代,近代汉语研究刚刚起步,吕叔湘先生虽然在《中国文法要略》(1944)中没有提到“连词”这一专门的词类,但已经提到有的句子要通过关系词来表达一定的关系,并举了一些例子,有的关系词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连词。吕叔湘先生虽然没有对连词进行专门分析,但他对词类关系的解析,对以后的连词研究很有帮助。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第一次对近代汉语连词进行了粗略概述。他先将连词分为用于等立句的连词和用于主从句的连词两大类。用于等立句的连词又分为并列、累加、选择、承接、转折。用于主从句的连词又分为两类:时间、比较;因果、让步、推论、假定、纵予、限定、不限定。然后分别对各个小类下连词的用法进行介绍并举例。太田辰夫对近代汉语连词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概述,语料从西汉的《史记》到清代的《儿女英雄传》,让人们对近代汉语连词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不过他并没有总结这一时期的连词有什么特点,他提到的连词有些也并不是真正的连词。
20世纪80年代之后,近代汉语连词研究有所发展,注重从更广泛的语料中搜集例证,进行比较,对连词特点的描写也更加明确,还在语法化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但研究深度和广度仍然不够。
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1983)中对近代汉语中一些在使用方面比较有特点的连词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它们的来源,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书中提到的连词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对其特别之处描写得很到位,不过数量不多,有些结论也只是猜测性的,不能从整体上增进我们对连词的了解。
刘坚、江蓝生等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中的介词、连词部分主要论述了“和”字由动词发展成连词和介词的过程,为“实词虚化”提供了一个例证,也是连词语法化研究的一种尝试。
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中古汉语连词的发展”“近代汉语连词的发展”等章节介绍了从魏晋至明清新产生的连词。主要是简单介绍其用法,然后举例证明。书中提到的中古、近代新产生的连词,分为并列连词、承接连词、选择连词、递进连词、转折连词、因果连词、假设连词、条件连词、让步连词,共一百六十多个。
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1999)着眼于近代汉语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方面,将近代汉语连词分为条件关系连词、因果关系连词、转折关系连词、让步关系连词、联合关系连词。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1992)和祝敏彻的《近代汉语句法史稿》(1996)两部书都没有专门列出连词,而是把连词和复句研究结合到一块,让它们以关联词语的身份出现。这样把连词放到复句研究中,可以对有关连词的作用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不过这种研究还是偏向于句法方面,对连词研究不会太深入,而且和其他词类混在一起,不容易看清连词自身的作用。
总的来看,从《中国文法要略》一直到俞光中、植田均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些语法专著或是对近代汉语连词做一总括性的介绍,简单溯其源流,或是通过某些语料中的例句来说明其用法。研究范围局限于几个方面,而对近代汉语连词的数量、用法、分类、源流等情况,并不能给出较为确切的答案。对近代汉语连词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仍然有待加强,这也是近代汉语连词研究没能深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专著中涉及的近代汉语连词部分
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对《水浒》中的连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他将其中的连词分为表示累加的连词、表示假定的连词、表示条件的连词、表示因果的连词等,对各类连词基本都能追溯其源流,比较明确地分析了它们的用法。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6)对敦煌变文中的连词作了穷尽性的分析,他将连词分为联合关系连词和主从关系连词,联合关系连词又分为并列、递进、选择三小类,主从关系连词分为假设、纵予、让步、条件、取舍、因果、转折。
(三)近代汉语连词专题研究
专门研究近代汉语连词的论文不多,这也是近代汉语连词研究薄弱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些论文有的针对专著中的某一类连词,概括其特点;有的则研究近代汉语整个时期内某一类连词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这种研究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近代汉语并列连词的研究上。
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1961)是一篇比较早的研究近代汉语连词的文章,文章对敦煌变文中的连词进行了分类,并对唐以前常见连词之外的其他连词进行了研究。
李思明《〈水浒全传〉因果句》(1987)对《水浒全传》中的并列连词和因果连词进行了考察,主要在词的使用频率、音节数、连词位置以及连词的单用、互用等方面发现了一些特点。
近代汉语连词中,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是并列连词。刘坚和贝罗贝合作著文(1994)指出汉语并列连词经过了从动词到介词再到连词这样一种语法化链。于江《近代汉语“和”类虚词的历史考察》(1996)考察了虚词“共、连、和、同、跟”的来源及发展,对这几个词的连词用法产生年代进行了论证。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2003)指出“和”类虚词均经历这么一个语法化链:伴随动词——随介词——并列连词。曹炜《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2003)则认为:作为“和”类虚词之一的“并”的语法化轨迹并没有经历这么一个语法化链,它是由伴随动词直接语法化为并列连词的,中间并没有经历一个“伴随介词”的阶段。张亚茹《〈红楼梦〉中并列连词》(2005)通过对《红楼梦》中并列连词使用频率、语法语义等特征的研究,认识到《红楼梦》时期现代汉语连词系统已基本形成。
近代汉语篇2
[摘要]在汉语史的研究中,近代汉语语音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年来,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由古音到今音的转变也是伴随着汉语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汉语语音史的发展也是上古音的一种流变。
[关键词]近代汉语;语音史;《中原音韵》
[中***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85-03
有的人误认为“近代汉语”即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汉语,这是不对的。因为与其前后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汉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应该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确定它的起讫。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序言中说:“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时期。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至于现代汉语的起点,吕先生认为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
倾向于“三分法”,并不是忽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我们用“文言”和“白话”作为分界,那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则同属于“白话”这个系统。近代汉语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那些使得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诸要素,它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出现的,并且在这个时期中发展、定型;等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形成,这个时期就告于终结。
吕叔湘先生的观点提出来之后,也有人发表不同的意见,认为近代汉语应始于唐初,终于明末。笔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意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未必要等意见完全一致以后再去进行近代汉语的研究。无论如何,从唐宋到明清,这一时期汉语的发展和现代汉语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学术界恰恰这一时期汉语的研究相对薄弱,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就能对这个时期汉语的特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那么对近代汉语的分期也就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近年来,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不断活跃,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例如中古音系是怎样转变为现代北京话音系的。从中古的“切韵”音系转变为现代的北京话音系,声、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讲道:“近代汉语的特点是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m尾在北方话里的消失,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这三点是最显著的变化。
部分近现代研究者认为,这些变化在唐五代时期已经能见到一些征兆。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言》一书,根据对当时汉藏对音的研究指出,在唐五代的西北方言中,磨檫音的浊音禅、邪、匣变为清音审、心,晓。而在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中,塞音和塞檫音的浊声母也大部分清化。在《开蒙要训》中以“敬”给“髻”注音,同时又以“敬”给“禁” 注音,表明原属侵韵的“禁”字-m尾已经消失。在《开蒙要训》中还有阴入互注的,如以“薛”注“栖”,以“巨”注“屐”,表明入声尾也有消失的趋向。施向东在《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初唐中原方音》一文中指出,在玄奘译经中晓、匣两母字都能用来译辅音h,以入声字译开音节的也占10%,可见浊音清化和入声尾音弱化的趋势在唐初的洛阳音系中就已存在。另外,邵荣芬的《敦煌俗文学中的异文别字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张金泉的《变文假借字谱》等文章,也对变文中反映出来的语音现象作了分析和研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到了《中原音韵》,浊声清化已毫无疑问;入声是否存在,迄今还有争论;而-m尾则依然存在。
元代杰出的语言学家、戏曲家、诗人周德清(1227~1365)所著《中原音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曲韵著作。该书全面论述了北曲的体制、音律、创作和演唱技巧、语言规范等问题,内容丰富、具体。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戏曲理论知识,而且对于北曲的艺术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中原音韵》是汉语语音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它几乎完全脱离传统音韵学的陈规旧章,大胆地根据当时实际语言来审音定韵,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汉语的语音实录。因此,《中原音韵》自问世以来,受到了戏曲界、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影响极为深远。《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中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各个时期的研究者对它都非常重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白涤州、罗常培、赵荫棠、陆志韦等学者就对它进行过研究。60年代,出现了《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原音韵表稿》等专著。1957年,王力著《汉语史稿》上册(语音史部分)出版,他把《中原音韵》作为汉语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并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代表。同年,杨耐思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史话》之七《周德清的》。1962~1964年,《中国语文》等刊物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促进了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深入研究。
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历来都是从戏曲史、语言学史两方面着手进行的。在本世纪以前,《中原音韵》在戏曲方面的影响比较突出。在曲的方面,《中原音韵》的韵谱被奉为戏曲用韵的准绳,“兢兢无敢出入”,因而,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规范,后起的曲韵韵书,无不以《中原音韵》为蓝本。例如,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明朱权《琼林雅韵》,王文壁《中州音韵》,斐轩《词林要韵》,卜二南《中原音韵问奇集》,范善溱《中州全韵》或沿袭《中原音韵》的体例和内容略有变更,或增补韵字和音切、注释,都没有脱离《中原音韵》的基本框架。
本世纪以来,戏曲史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原音韵》在戏曲史上的地位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周惟培先生的《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从整个研究情况来看,仍然比较薄弱,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中,争论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原音韵》中有没有入声的问题。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学者认为有入声。因为周德清说:“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而“入派三声”是为词曲用韵的要求而设的。王力、宁继福等学者认为入声已经消失。王力认为周氏的话“只是一面挡箭牌,他怕攻击他不用诗词平仄押韵的旧法”。宁继福采用“内证法”,用《中原音韵》本身,特别是其中“正语作词起例”的材料,来证明当时入声已不复存在。第二,关于《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问题。周氏在《中原音韵》的“自序”中说:“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这个“中原之音”是什么地方的音系呢?不少人主张是大都音,因为大都是元代的***治中心,也是元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这样,当然就和现代的北京话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陆志韦认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李新魁认为,“中原之音”指的是汴洛语音为基础的共同语语音。
从语音史方面入手研究《中原音韵》,由来已久。在本世纪以前,《中原音韵》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很大。一是《中原音韵》改造传统韵书体制所焕发出来的革新精神,为后起的一系列韵书所仿效,并且对它定出的崭新的音韵分类萧规曹随。二是《中原音韵》凭着实际语音审音定韵,制定正音规范,得到了充分肯定。早在《中原音韵》成书之初,琐非复初九盛赞:“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本世纪初,我国传统语言学,由于加强了历史的观念,吸收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经验和方法,迅速向现代语言学发展,开始重视对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钱玄同首先把《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划归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新的分期,并指出《中原音韵》是根据当时北方话的语音而作的,代表了600年前的“普通口音”。接着白涤洲、罗常培对《中原音韵》进行了研究。白涤洲发表《北音入声演变考》。罗常培发表《中原音韵声类考》,创立“归纳法”,考定《中原音韵》20声类,为《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赵荫棠著有《中原音韵研究》,分为上下两卷。陆志韦发表《释》,利用八思巴字汉语资料,考订了《中原音韵》的声类和韵类,并提出《中原音韵》之音非“今国语的祖语”和《中原音韵》音有入声的著名观点。王力研究元曲格律,首次对《中原音韵》音的声调进行了构拟。
汉民族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共同语,或者叫“官话”。这种“官话”的标准音是什么?一般认为,从元朝以来,大都话和后来的北京话是这种共同语的标准音。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先生提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今国语的祖语是明代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经》中反映出来的音系。按照他的意见,现代北京话和元代共同语的标准音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那么明代的北京话是不是当时共同语的标准音?按通常的看法,这个标准音就是北京音。但胡明扬《“老乞大谚释”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和日本学者远藤光晓《“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认为,当时的“官话”和北京的土话有较大的差别。远藤认为明代初年“官话”的标准可能是南京话。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一文也提出了这个看法。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一文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元代、明代和清代前期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都是河洛一带的“中州之音”,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北京话才上升为“正音”。
要了解汉语发展的全部历史,弄清楚古代汉语语音是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汉语语音的,就要加紧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步伐。同时,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跟现代汉语语音的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又存在直接联系。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规范的原则十分明确,但是对于具体词的读音规范,对于异读的处理,还得从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上找到根据,还要从历史角度说明标准音的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这都离不开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至于普通话的词汇规范,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现代北方话的语音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根据语音的通用范围来确定标准;另一方面就是从历史角度找寻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来指导语音规范。这些都离不开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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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篇3
摘 要:近代汉语中“处”字除了本身的处所意义外还可以用作复句的标志表示时间关系和假设关系,这与近代汉语中的另一个字“时”用法相同,并且相比而言“时”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处”。本文试从近代汉语作品出发比较“处”和“时”的用法,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解释两者语法化的机制,并讨论两者在现代汉语中的保留情况。
关键词:近代汉语 处 时 复句标志 语法化
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中“处”的解释是:(1)地方,如住处;(2)机关组织系统中按业务划分的单位,也指某些机关,如办事处。总之,“处”只包含处所义。在近代汉语中,“处”字还可以用在复句中,表示一种时间关系,也可以用在表示假设关系的复句中。另一个可以表示时间的“时”字由表示实际的时间意义经过语法化逐渐虚化为复句的标志,它和“处”字都可以用在时间关系复句和假设关系复句中。但纵观近代汉语的语言运用,“处”的语法化程度没有“时”字高,“时”字除了运用于表示假设和时间的复句以外,还可以用在表示推断、让步、转折等关系的复句中,并能用作话题提示的标志。另外,在现代汉语中,“时”字的虚化用法依然可见于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中,而“处”的虚化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没有了,本文试***通过近代汉语作品对“处”和“时”的用法作出总结,并讨论两者在现代汉语中的保留情况。
一、时间复句中的“处”和“时”
(一)“处”和“时”可作时间复句的标志
“处”字在近代汉语中可以用作时间复句的标志,用法最多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急对天光看处,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西游记》)
三人正没做理会处,只见佛殿背后走出瘸师来。(《三遂平妖传》)
这些句子中的“处”字已经基本失去原来表示处所的本义,转而表达一种时间上的顺承或同步进行的关系,这里的“处”都可以换成“时”。近代汉语中的“时”有着同样的用法,如:
三藏回头看时,果是他的物件,并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西游记》)
行者正然看时,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急回头视之,乃两个狼头怪妖,朗朗的说着话,向西北上走。(《西游记》)
(二)“处”和“时”的语法化
“处”和“时”在先秦都是有实意的名词,“处”指“居住的地方”,“时”指“季节、时候”。[1]从有实意的名词到复句的标志,这其中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关于“时”字的语法化,江蓝生、董秀芳等已经作过讨论,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它是由时间名词逐渐用作表示时间点的后置词,再逐渐虚化为连接复句的关联标志。“处”字的语法化在内部机制上与“时”基本是相同的,“处”字从表空间的意义转向表时间的意义在明之前就已经可以见到:
(1)今夜晚妆处比每日较别,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王实甫《西厢记》)
(2)他和我做杀死冤仇,我和他决无干罢处。(《神奴儿》)
(3)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柳永《雨霖铃》)
(4)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满江红》)
前两个是元时的例子,“晚妆处”可以看作“晚妆的时间”,“干罢处”可看作“干罢的时候”;后两个例子是宋时的,两个都可以看作表示一个时点,即“……的时候”。总之,“处”已经有表示时间的意思。
分析(3)(4)两句可知,“处”字的前后分别包含了两个动作,并且这两个动作发生的前后顺序相差很近或几乎同时进行,这种时间顺序上的紧密性就为“处”字表时间化的产生提供可能。再看句子表达的重点是要强调后一个动作,前一个动作的描述就是为了给后一个动作的产生提供一个前提。同时动作本身就蕴含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表现在时间上要比空间上更明显,这就使得前一句的表达重心由本来的空间性转向时间性。这样,当前后两个动作在空间上的关系变得不那么密切而在时间上关联更为紧密时,“处”就由表空间转向表时间。
(三)“处”和“时”在时间复句中的使用
“处”用在复句中表示时间上的承接或同步关系的在《西游记》中有较多体现,其中在“处”前加“看”这个动作的表达法有66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后一句表达的是前一句“看”这个动作的结果,前后两句是一种顺承关系,如:
急对天光看处,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
拖将过来看处,却是一条白花蛇怪。
另一类是后一句表达的是与前面“看”同步进行的另外一个动作,如:
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
行者正然偷看处,忽听得后门内有脚步之声,走出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来,娇声问道:“是甚么人,擅入我寡妇之门?”
这种前后动作同步进行的情况比较常见。“处”前的动词还有“看”以外的其他动作,如“走”“讲”“说”“嚷”“行”“战”“商议”等,还有少处用“欢喜”这样的形容词性质的词语,并且也出现动词短语,如“正杀到好处”等。总之,“处”前表达的是一个动作或者一种状态,和后半句表达的动作构成一种时间上的依托关系。而表示顺承关系的用法只见于“看”这个动作。《***》中只有1处“看处”的用法:“这李衙内正看处,忽抬头看见一簇妇人在高阜处饮酒。”而在其他作品诸如《水浒传》《三遂平妖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中均未见到。
用“时”作为时间复句标志在近代汉语中十分普遍。同样以“看”这个动作为代表,在《西游记》中用“看时”的时间复句有104处,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时”的前后是顺承关系:
三藏回头看时,果是他的物件,并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西游记》)
一类是“时”的前后动作同步进行:
行者正然看时,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急回头视之,乃两个狼头怪妖,朗朗的说着话,向西北上走。(《西游记》)
“时”的前后动作同步进行的情况同样也见于“看”以外的其他动作,如“行”“斗”“去”等,同时还有“饥”“渴”之类的形容词,表示顺承关系的用法也比“处”更多样,还见于“听”“摸”之类的感官动词,尤其以“看时”的用法最为普遍,《水浒传》中有368处,《三遂平妖传》中有71处,《***》中有11处,《儒林外史》中有15处,《红楼梦》中有151处。
以上所列举的这两种情况的时间复句“处”和“时”的语法功能基本是相同的,两者可以替换。相比之下,“时”字用得更多,几乎每部作品都用到此类以“时”作为标志的时间复句,而“处”用得较少,只有在《西游记》一书中使用得比其他作品多,这可能和各个作者的语言使用习惯有关。并且“处”的用法比较单一,大部分情况只见于这两种用法的时间复句。而“时”的用法更为普遍,还用于一般的时间复句,如:
我当初嫁武大时,不曾听说有甚么阿叔!(《水浒传》)
这里的时间状语就是已经发生的一个时间点,这种用法“处”是没有的。
“处”有时也用在一般的时间状语句中,但基本是和“时”对举使用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单独使用的:
龙争处,鳞甲生辉;虎斗时,爪牙乱落。(《西游记》)
脚尖起处,山前猛虎心惊;拳头落时,海内蛟龙丧胆。(《水浒传》)
金钟撞处,三千世界尽皈依;玉磬鸣时,万象森罗皆拱极。(《***》)
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红楼梦》)
二、假设复句中的“处”和“时”
(一)“时”在假设复句中的用法
近代汉语中,“时”用于假设复句中是非常普遍的,如:
若有急难时,可开来看。(《三遂平妖传》)
你若从我,万事皆休!若不从时,一刀两断!(《西游记》)
若吃他嬴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水浒传》)
嫂嫂不信时,只问哥哥就是了。(《***》)
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红楼梦》)
“时”用在时间复句中很好理解,因为它本身就是表示时间概念的,只是由实词虚化为句中连接的标志,那么它又是如何虚化为假设复句的标志呢?这一点江蓝生、董秀芳也已作过讨论。“时”用在表示时点时可以表示已经发生的一个时点或者并未发生的时点或者不确定发生时间的任意时点。表示假设的情况一般是并未发生的或不确定发生时间的,当“时”表示的时点是未发生的或任意的,“时”前后的动作就有可能蕴含一种假设关系。如以上所举的例子,“时”前的事件都是还未发生或不确定发生时间的。“时”字虚化后慢慢失去本来的时间参照作用,转而表示一种假设前提。在它的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还可以用到已经发生事情上,形成一种虚拟的假设语气,如:
若不是老师张先生救得我性命时,争些儿不与婆婆相见。(《三遂平妖传》)
“时”除了用在表示假设关系的复句中,还用在表达推断、让步、转折关系的复句中,这也是它语法化程度加深的表现:
表推断关系
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水浒传》)
表让步关系
我便肯时,有一个不肯。《水浒传》
表转折关系
虽然这般时,房子委实窄,宿不得。(《老乞大》)
表推断、让步、转折关系的这三个例子基本已脱离表时点的意思,而完全成为一个语法符号。
另外,“时”还用作话题提示的标志,如:
系腰时,也按四季。(《老乞大谚解》)
茶饭时,我店里家小,新近出去了,委实没人整治,你客人们自做饭吃。(《老乞大谚解》)
这里的“时”放在所要讨论的话题后面,相当于“要说到……的话”,这是“时”语法化程度的最高表现。
(二)“处”在假设复句中的用法
“处”在近代汉语中也可以用在假设关系复句中,但明以后的作品几乎见不到,用到的少之又少。
若似前猖獗,钯举处,却不留情!(《西游记》)
如有亏误处,定行责罚;若是赢时,多有重。(《水浒传》)
其中第二个例子还是和“时”对举使用的情况。
“处”的虚化和“时”有着相同的内部机制,先由表示空间的意义转而有了表时间的概念,再在表时间的基础上虚化为复句中的连接标志。在唐宋的佛文典籍中可以见到“处”用在假设复句中:
若有见处各呈所见,莫记吾语,我与你证明。(《祖堂集》)
若委落处,出来,大家证明;若无,一时谩糊去也。(《祖堂集》)
若是尊人处,临时自打门。(《王梵志诗》)
若言不拨风幡,就风幡处通取;若言风幡动处,是什么。(《禅林僧宝传》)
是以若有心起时,万境皆有;若空心起处,万境皆空。(《禅林僧宝传》)
细分析这些句子可知,“处”前的动作都是未发生或者不确定发生时间的,和“时”相同,只有在时间上存在着未知性或不确定性,句意才可能假设化,而“处”才有可能进一步虚化,直至忽略它本身的处所义以及后来的时间义。
(三)“处”和“后”的认知语言学解释
和“处”一样本来表示空间义转而表达时间关系并又虚化为假设关系复句标志的还有“后”字,但“后”和“处”一样在明以后就几乎不用在表示假设关系的复句中,以下是明以前的例子:
若能晓了骊珠后,只这骊珠在我身。(《祖堂集》)
也有“后”和“时”并用的例子:
我有酒后,宽宏海量;没酒时,腹热肠慌。(元杂剧)
“处”和“后”都是由最初的空间意义发展到有表达时间意义的功能,这可以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进行解释。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自身及自身的行为出发,引申到外界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2]认知语义学用意象***式、隐喻和转喻的理论来解释一词多义项的现象,意象***式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认知,而隐喻和转喻就是将一种认知概念由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并且这种认知映射过程由具体到抽象,抽象程度越高,认知概念离最初的意义越远。语法化的运作机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实到虚实际上就是一种认知域的隐喻和转喻过程。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基本认知域就是空间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空间中进行,其他的认知域都可以通过空间概念映射并认知,比如时间、温度、颜色都可以通过空间概念的长短、高低、深浅等来表示。相关学者还将人类认知域映射等级由具体到抽象总结出了一般的规律,即“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那么,“处”的语法化过程就是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相符的。并且,“处”由空间域映射到时间域后和“时”一样再由时间域映射到其他领域,意义进一步虚化。但是通过以上所举“处”和“时”的用法来看,“处”的语法化程度明显没有“时”高,“时”虚化为假设复句的标志后又进一步泛化为表推断、让步、转折关系的复句连接标志,还可以用来提示话题,而“处”没有再继续映射到其他认知领域。
(四)“处”字在句末的用法
近代汉语中还有一些“处”字不在句中用作复句的关联标志,而用在句尾,但同样也是失去本来的处所意义,同时既不表示时间意义也不表示假设关系。
永儿吃了一惊,没做理会处。(《三遂平妖传》)
贤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耍处。(《水浒传》)
这种“处”字用在句末已经失去任何实际的意义,相当于一种语气词,也是语法化的一种表现,但是虚化过程是不是也和以上所讨论的由空间领域映射到时间领域再进一步虚化同属一个系统还有待考证。这种用法“时”是没有的。
(五)“处”和“时”的虚化
“处”和“时”用在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时的语法功能几乎是相同的,两者的内在语法化机制也是相近的,在这两种复句中基本可以通用。“处”和“时”的虚化最早在唐宋时期就可见到,但是“时”的用法持续更久,用得频率更高,语法化程度更高,从唐到清贯穿整个近代汉语阶段。而“处”用在假设复句中只在明以前有所见,明代作品的例子只有(二)中所举的个别;用于时间复句的例子一部分是和“时”对举使用的情况,还有一部分就是在《西游记》一书中体现较多的表示时间上的承接关系和“处”前后动作同时进行的情况。到明末清初,“处”用在假设复句和时间复句中的现象均已不见,只有少数和“时”对举出现的情况。另一个由空间意义发生虚化的“后”在明以后也基本不出现了。
三、现代汉语中的“处”和“时”
现代汉语中,“处”字保留名词意义的“处所,地方”的用法还很多,如“住处”“处所”“领奖处”等。“处”还用作表示事物的方面或部分,如“不足之处”“长处”“好处”等,其中像“长处”“好处”等已经固定化为一个整体名词来使用。还有一种常用的用法是表示***府中的机关或机关团体的部门,如“办事处”“教务处”等。“处”用在时间关系复句中已经没有了,但在口语中存在“……的地方”的用法,如
如果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这里的“地方”已经不是指实际的空间处所,而是指假设存在的一种情况。
“时”字用在其他复句类型表推断、让步、转折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了,但还保留了表示时间关系和假设关系的用法。
表示时间关系,如:
我们正在吃饭时,电话铃响了。
表假设的关系多用于较正式的文体中,同时也有“……的时候”的用法:
若把它稀释时,离子间的平均距离就增大,相互作用就减弱,单个离子对电导的贡献比例逐渐增大。(《物理化学实验》)
如设两名副总裁时,应明确分工。(《1985年田径竞赛规则》)
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选集》)
“时”的虚化用法是由表示时间关系发展而来的,细咀嚼这些句子假设的条件和结论,它们之间还是隐含着时间轴上的关系的,因此在较正式的文体中,用“时”或“时候”更能体现出用时间来表现的逻辑上的严密性。
而在口语中我们多用“的话”这个表示假设关系的语气助词:
你如果去的话,就把这个也带过去。
明天要是下雨的话,我们就不出去旅游了。
关于“的话”,已有学者提出最早出现在清朝,“的话”没有任何表时间上的意义,而纯粹是一个假设语气助词。在现代汉语中,我们也更倾向于用“的话”来作假设语气词,而“时”更多地还是用作时间状语标记。
结语
通过对近代汉语中“处”和“时”的用法的总结和分析,以及比较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保留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近代汉语中的“处”和“时”都可以用作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的连接标志,两者都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其中“处”由表空间发展为表时间,这恰好印证了认知语言学由空间认知域隐喻映射到其他认知域的理论,同时也证明了“空间—时间—性质”这样由具体到抽象的一般程度规律。同时,“时”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处”,“时”虚化为假设复句的标志后还进一步泛化为推断、让步、转折以及话题提示的标志,而“处”只见于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
(二)从近代汉语“处”和“时”在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中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的长度以及在现代汉语中的保留情况来看,“时”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处”的虚化也是因为它有了表时间的概念才得以发生的,可以说“处”的虚化正是受到“时”的影响,两者大量对举使用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语言现象都有它存在或消失的理由,“时”的用法贯穿近代汉语直至现代汉语,直到另一个假设助词“的话”兴起才渐渐代替它,现在更多情况是用“时”作时间状语标志。而“处”虽然经历过语法化但仍不能动摇“时”的主体地位,至现代汉语中只保留了它本身的处所义。
(三)吕叔湘指出时间关系往往隐含条件关系,有时还兼有假设关系,英语中的“when”可以兼表时间关系和条件关系也证实了这一点。相比较下,本来就表时间意义的“时”就比由空间意义发展为有时间意义的“处”语法化更彻底。
注释:
[1]王力著,马景仑,董志翘主编:《古代汉语》(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EB/OL].http://:8080/ccl_corpus/index.jsp.
[2]董秀芳.论“时”字的语法化[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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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菁.浅谈语法隐喻[J].经济与文化,2011,(24).
[8]刘禀诚.语言变异与语法化[J].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6).
[9]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0]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吴继娟 福建泉州 华侨大学文学院 3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