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赵氏孤儿”作为我国元杂剧中的经典代表，其故事自《左转》便有记载，但是在后世《史记》等不同史料的记载中又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面貌直到最后改编为戏剧。但历史不仅仅是戏剧，不能如此轻易地删改，从《左转》、《史记》的历史材料入手扒开层层地伪装，探寻历史的真相，并找到其不断流变的原因。
关键词：赵氏孤儿;史记;左转;流变
《左传》和《史记》作为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被史学家们所推崇，此外“春秋笔法”和“无韵离骚”的评价也使得两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两者同作为史书，均以事实说话，但是这成书时间相距数百年的两部史书对“赵氏孤儿”故事的记载却相距甚远。
在《左传》中的记载大致如下：赵朔无故而亡（估计是病死）后，庄姬公主与赵朔叔叔赵婴齐私通被赵同、赵括发现，赵氏将赵婴齐放逐。而庄姬公主怀恨在心借住晋侯、乐氏、S氏的力量发动“下宫之祸”消灭了赵氏，而庄姬公主保护了自己的孩子“赵氏孤儿”――赵武，并在韩厥的帮助下让赵武继承了赵氏的封地和爵位。
而《史记》的记载则更加离奇：赵盾死后，权臣司寇屠岸贾计划灭亡赵氏，擅自联合其他氏族的将***带兵攻打下宫，造成“下宫之祸”灭亡赵氏，只留下了怀有赵氏孤儿的庄姬公主、程婴和公孙杵臼。程婴和公孙杵臼想尽办法保住了赵氏孤儿赵武，并在其长大后借住韩厥和晋国国君的力量成功灭了屠岸贾一族，并且继承赵氏封地和爵位。
首先孤证不证，两家对“赵氏孤儿”的记载都是各说各话难分真假，但是两书在对赵氏孤儿的爷爷及赵盾的记载却是几乎一样，因此《左传・晋灵公不君》所记载的史实就是切实可信的了赵盾把持晋国朝***就连国君的更迭也在其掌控之中。而两书之分歧应该就是从赵盾之子，赵武之父及赵朔开始。赵朔继承赵盾之位在《左传》中“（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晋师救郑……赵朔将下***，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大夫。”的记载和《史记》中“晋景公三年，朔为晋将下***救郑”都表明，赵朔除行***权外还掌握着部分的***权，而《史记》所提到的屠岸贾只是司寇，为司法官员，无法调动***队，即使他能拉拢其他将***攻打赵氏，其行***作战能力也难与赵朔先抗衡，因此赵朔死于“下宫之祸”就成了《史记》版的一大疑点。此外，庄姬公主的生还也是《史记》所不能解释的，“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可见屠岸贾就算在王宫之中也是任意妄为，既然准备杀死公主之子，又为何不斩草除根杀掉庄姬公主呢？第三《史记》版的主角之一的屠岸贾也是一大疑点，如果他作为司寇之身份能够权倾朝野，那左传之中或多或少都应有所提及，但是很显然在左传记载中此人从未出现。综合以上的三大疑点，再加上陈寅格老先生所提出的“历史的层累构造学说”，距离时间越久，距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远，所以可以断定《左传》中的记载比较可靠。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几百年中历史记载的变化呢？应当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是司马迁书写《赵世家》时应当广泛参考了赵国内部留下的记载。而从《左传》的记载不难看出，赵国应当是赵武的后代，而其继承权却是在其母亲庄姬公主勾结一位叔父不成后，利用家族外势力残杀另外两位掌权叔父和大部分赵氏族员后夺得的。这一论断可以从赵氏族长继承的混乱找到依据，关于这一点《左传》和《史记》对赵衰的记载都有提到，赵盾并非是赵衰的嫡长子，而是赵衰和晋文公夫人的姐姐所生，也许就是和国君的这层叔侄关系，赵盾在赵衰夫人的支持下获得了赵氏一族的继承权，当然从这里开始就有违宗法制度了，这个做法很大程度上激起了赵同、赵括和赵婴齐的不满，但是赵盾凭借着人脉和才能还是坐稳了赵氏的族长。等到赵盾死后赵朔不仅是国君之姐夫还手握兵权，赵氏一族还是掌握在赵盾一脉中。而此时赵朔突然逝世，留下了庄姬公主和赵武孤儿寡母，给了赵朔三位叔叔夺回大权的机会。庄姬公主先采用了在赵氏内部解决的方式，和握有一定实权的赵婴齐结成了同盟，但实力不如赵同和赵构。一计不成，庄姬公主只得借助国君和外族的势力剿灭了赵同和赵构才顺利地让自己的儿子也 “赵氏孤儿”夺了赵氏的大权。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赵武的后代就成了赵王了，而祖先通过杀戮同族长辈和嫡系篡夺家族领导权就成为了王室的污点，通过各种篡改和删减对这个污点进行漂白，这都在情理之中了。于是乎一个叫做“屠岸贾”的大臣出现，代替庄姬公主残杀了绝大多数的赵氏成员后，又被赵武灭族，死无对证。这样一个更改后的“赵氏孤儿”成为了《赵世家》的历史外套。
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当属《史记》成书时国家***治思想***策的影响。当时应该正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时期，“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等都成为了当时***治宣传的主要内容，而不论司马迁是有意向其靠拢还是潜意识中已经受其影响，就在其调查取证之时回避了庄姬公主私通叔父、灭族夺权的有违人伦违背道德的记载，而更倾向于以充满了仁义道德的程婴、公孙杵臼为主角的记载。
可见《左传》和《史记》中对“赵氏孤儿”的历史记载之所以会有演变，其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当事人或者后人的个人原因，更有当世与后世的社会需要，而历史的意义或许便在与留下两者的斧凿。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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