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三礼”属于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其中《礼记》又名列“五经”之一，在明清科举考试中属于考生“各占一经”中的选项。蒲松龄在科场奋战大半世，“四书”而外，他于“五经”中究竟所选哪一部应考，今天虽已难于考见，但《聊斋志异》的写作受到《礼记》乃至《周礼》、《仪礼》这“三礼”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如何正确诠解《聊斋志异》，涉及利用“三礼”相关书证对《聊斋志异》文字加以校勘辨析诸问题。探讨蒲松龄如何巧妙灵活运用“三礼”相关词语典故的问题，更是今天的读者鉴赏《聊斋志异》写作技巧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三礼;校勘;注释
作者简介：赵伯陶，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从事明清诗文、《聊斋志异》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5-0131-09
“五经”之说始于汉代，即《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总称。其中《礼》在汉代特指《仪礼》，至唐代已经转指《礼记》。明清科举考试，八股文中“四书义”而外又有“五经义”。“四书义”对于考生是必考项，“五经义”对于考生则是选考项，所谓士子“各占一经”（即“本经”）就是此意。《明史・选举二》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P1693）《清史稿・选举一》：“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2]（P3099）在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礼记》属于“五经义”中的选项之一，无可置疑。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的“本经”为何，今天因文献无征，已难于考见。其《聊斋志异》的写作与“五经”语词文字皆有所关联，实难分主次，也是事实。蒲松龄对于“五经”的平均熟稔程度并不亚于“四书”，可见他大半世为科场获隽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三礼”之说，始于东汉郑玄，即《仪礼》、《周礼》与《礼记》三部经典的合称。《仪礼》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汉时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与刘向《别录》本。今传十七篇为郑玄注《别录》本，唐贾公彦《疏》。《周礼》原名《周官》，或称《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称《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后缺冬官，补以《考工记》。今传本四十二卷，有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为西汉戴圣采自先秦旧籍编定，共四十九篇。有汉郑玄《注》及唐孔颖达《正义》。因同时戴德别有《记》八十五篇，称《大戴礼》，此书又称《小戴记》。蒲松龄《聊斋志异》涉及“三礼”语词的小说，以《礼记》为最多，《周礼》次之，《仪礼》最少。这与作者因长期从事举业对儒家经典关注的轻重次序是相符的。下面即分三个方面探讨《聊斋志异》与“三礼”的关系问题。
一、对“三礼”语词的一般性借鉴
蒲松龄写小说很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往往三言两语即可凸显人物神采，对主要人物如是，对于次要人物的描写也很注意语词的修饰锤炼。卷一《婴宁》中的女主人公婴宁爱花与善笑是其人物描写的两大特征，妙在其性格于爽朗中又隐藏有些许凄凉哀怨意绪，蒲松龄下笔为文，对婴宁倾注了无比炽热的情感。为写好婴宁，作为衬托，婢女也酷肖其主人之风，小说有如下描写：“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媪唤：‘小荣！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声而应。”[3]（P221）所谓“声”，即高声急应。《礼记・曲礼上》：“毋侧听，毋应。”唐孔颖达疏：“，谓声响高急，如叫之号呼也。应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4]（P1240）婢女之所以如此无“规矩”，一方面照应前文“媪聋聩”之伏线，一方面也凸显了婴宁家无拘无束之家风，起到了对婴宁性格烘云托月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声而应”，《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作“嗷声而应”，属于没有搞清蒲松龄对《礼记》语词的借鉴而致妄改原稿。
卷一《丁前溪》以小说主人公丁前溪与贫而好客的杨家娘子侠义相报的故事验证了“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存在，其表层意义无非是对理想人际关系的一种企盼，而其底蕴则显示了作者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小说篇末“异史氏曰”有云：“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优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3]（P258）所谓“饮博浮荡”，即轻浮放荡的饮酒博戏行为。所谓“优为之”，即任事绰有余力。三字语本《礼记・文王世子》：“仲尼曰：‘昔者周公摄***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4]（P1407）大意是说：孔子认为，周公暂代周成王执***，以教导世子之法教育伯禽，为的是让周成王成为合格的天子。我听说，只要有益于天子，哪怕杀身也要去做，更何况只是以身作则令天子受益呢？周公任事真是游刃有余。蒲松龄借鉴《礼记》语词，赞扬了地位低下者“贫而好客”的侠肝义胆，感情极其真挚。
卷二《莲香》一篇无非是作者白日梦式性幻想意愿的达成，蒲松龄之所以选择一狐一鬼为书生的理想伴侣，参差有别、相映生辉而外，不过以为两者皆毫无社会关系的羁绊或外界的干扰，加之显隐倏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可天马行空般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如此构思小说正可减省诸多必须交代的笔墨。其中有一段狐仙为桑生***“鬼症”的描写：“莲香夜夜同衾偎生，生欲与合，辄拒之。数日后，肤革充盈。”[3]（P326）所谓“肤革充盈”，即身体恢复健康，语词借鉴《礼记・礼运》：“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唐孔颖达疏：“肤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肤内之厚皮革也。”[4]（P1427）
诸如以上所举借鉴经典的一类语词，今天的注家若不出注，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不难读懂，然而明其书证对于深入体味蒲松龄用语追求典雅的努力大有裨益，换言之，这对于探讨《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风格的确不可或缺。
卷四《萧七》中的男主人公徐继长去儒为吏，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愫中已经暗示他需要另一种活法以满足其人生期待。然而理想的实现必定还要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绝非想入非非般轻而易举。宿命因缘论也许是调整人生想象与实践矛盾的最佳心理抚慰。徐继长本有妻室，却因一次与狐女萧七的“艳遇”改变了其生活。幸而其妻不妒，萧七也自行上门甘心为妾。小说有如下一段描写：“女掩口局局而笑，参拜恭谨。妻乃治具，为之合欢。”[3]（P1207）所谓“治具”，即备办酒食;所谓“合欢”，即和合欢乐，这里又双关男女交欢。徐妻为两人准备酒食的举措并非小说写作的随意虚构，而是有经典依据的，《礼记・乐记》：“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也。”[4]（P1534）这种已带有使事用典性质的语词借鉴，注家若轻易放过，就有可能辜负了作者根据《礼记》有关内容巧妙构思小说的一片苦心，因为徐妻与萧七“姊姨辈”随后的相互请客吃饭，正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
卷五《邵女》属于《聊斋志异》“悍妇”系列中的一篇。小说男主人公柴廷宾“百金买妾”，其妾却被其妻金氏酷虐一年致死。柴愤不与金氏同居，金氏为挽回丈夫之心，“设筵内寝”，又赔不是，终于暂时讨得丈夫欢心：“柴益喜，烛尽见跋，遂止宿焉。”[3]（P1317）所谓“烛尽见（xiàn现）跋”，即言夜已深。见跋，谓显出烛根，典出《礼记・曲礼上》：“烛不见跋。”汉郑玄注：“跋，本也。”唐孔颖达疏：“本，把处也。古者未有蜡烛，唯呼火炬为烛也。火炬照夜易尽，尽则藏所然残本。所以尔者，若积聚残本，客见之则知夜深，虑主人厌倦或欲辞退也。故不见残本，恒如然未尽也。”[4]（P1240）问题是作者何不径言“夜深”，而非要借鉴《礼记》语词不可？实则“烛尽见跋”四字除表明夜已深沉外，还体现了夫妻二人小别后相聚长谈的一个时间过程，有不知不觉中时间流逝的意蕴。如此描写，才能凸显令反目的夫妻重归于好的情感逻辑线索。今天的注家若不明四字书证，蒲松龄斟酌用词的微妙之处就难以体味了。
卷五《仙人岛》是旧时文人在科场失利、青云无路中想入非非于仙界的产物。佛家的“彼岸”憧憬，远不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此岸”享受的畅想更吸引红尘中人。目空一切的小说主人公王勉未能大展宏***于人世，却可以栖迟于地仙境界且享尽艳福。书生王勉携仙女芳云从仙人岛归家，见只有“衰老堪怜”的老父与好的儿子尚在，于是功名之念顷刻淡然，芳云则对公公尽其儿媳之侍奉义务：“芳云朝拜已，锾狼朐。进以锦裳，寝以香舍。”[3]（P1413）所谓“锾馈保即烧热水，典出《礼记・内则》所规范的子妇对父母舅姑之所应尽的奉养之劳：“五日则锾狼朐。三日具沐。”汉郑玄注：“铮温也。”[4]（P1462）大意是：儿媳每五天要烧一次温水请公婆洗浴，三天洗一次头发。蒲松龄专门用《礼记》之语词刻画地仙云芳孝敬公公的行为，意在表明仙女下嫁凡人并无特殊之处，从而替凡世间不得志的书生扬眉吐气，同时也是自家久郁心底的人生腾达愿望的达成。今天注家注释《聊斋志异》，为体味作者遣词用心之深，就不能忽略“锾狼朐 彼淖值氖橹ぜ捌溱故汀
有时蒲松龄巧用《礼记・内则》中语词，还带有某种调侃意味，不明其书证也难以探究作者用语妙处。卷七《神女》属于人神相恋的大团圆结局类型，米生受神女眷恋的设想就是读书人高自位置的产物。傅公子求助米生，期望他救助身陷厄难的父亲，米生当时不知傅乃神女胞兄，加以拒绝。神女亲自来求，米生得悉他们的这一关系后，马上有“但有驱策，敢不惟命”的允诺，情不自禁中又调戏神女：“因挽其。隐抑搔之。”[3]（P1916）这惹恼了神女，米生赔罪并答应将尽全力施救，方罢。所谓“抑搔”，即按摩抓搔，语出《礼记・内则》：“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4]（P1461）这本是《礼记》对于儿媳侍奉公婆的要求，九个字大意是：公婆若有病痛疴痒，就须小心地为之按摩抓搔。蒲松龄改《礼记》文字“敬”为“隐”，用“隐抑搔之”形容米生对神女动手动脚的不恭，如此借鉴经典，笔调不乏幽默感。读者也只有明其书证，方可发出会心一笑。
《聊斋志异》有时整句借鉴《礼记》，明其书证就更为必要了。卷二《张诚》这篇小说构思巧妙，叙事简洁而饱含感情，将张氏兄弟的友于深情栩栩如生地和盘托出。描写张父与原配妻子及三子团聚一节，情景与人物形态刻画皆有颊上三毫之妙，令读者回味无穷，极其感人。小说有如下一段描写：“别驾得两弟，甚欢，与同卧处，尽悉离散端由，将作归计。太夫人恐不见容。别驾曰：‘能容，则共之;否则析之。天下岂有无父之国？’”[3]（P366-367）最后一句意谓父亲的地位最为崇高，借鉴于《礼记・檀弓上》：“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汉郑玄注：“言人有父则皆恶欲弑父者。”[4]（P1276）春秋时晋献公听信其宠妃骊姬谗言，欲杀其世子申生，申生弟重耳劝哥哥逃亡，申生纯孝，就用上引一段话作答，认为“天下哪里会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我能逃到哪里去！”于是自尽而死。当代两部全注本对于这八个字皆未出注，反而是清吕湛恩注出《礼记・檀弓上》的有关书证，这对于今天读者阅读《聊斋志异》，的确功德无量。
二、对“三礼”语词的取意借鉴与对“三礼”相关句式的模仿
《聊斋志异》遣词造句取意借鉴于“三礼”或对“三礼”的相关句式加以模仿，属于比一般性语词借鉴高一层次的效法经典，更有必要深入探讨。
卷五《金和尚》或系蒲松龄据民间传闻撰写，故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但大体符合当时光明寺僧人气焰熏天的实际状况。饱暖生***欲，小说中僧人欺男霸女，为虐一方，也非空穴来风。历史上在中具有舍身求法精神的唐玄奘一类的高僧大德毕竟属于少数，而当宗教在某种客观情势下仅沦为一种谋生乃至致富手段时，道德的崩溃就在所难免，这时“普度众生”的宗教情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无影无踪了。金和尚的行径及其庞大寺院经济的繁荣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明清两代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在当时社会中道德低于俗家的酒肉和尚当不在少数。这篇小说运用皮里阳秋之法贬斥僧人中的邪恶势力，自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从容。对于这位金和尚之死，蒲松龄如此下笔：“无何，太公僧薨。孝廉麻卧苫块，北面称孤。”[3]（P1495）将“太公”与“僧”联称，已属不伦不类，又以“薨”讳言其死，作者显然有意运用《春秋》笔法，对金和尚及其随从等加以皮里阳秋式的嘲讽。“薨”作为死的别称，自周代始。在等级社会中，人之死亡也有尊卑之分，《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4]（P1269）唐代则以“薨”称三品以上大官之死。蒲松龄取意于《礼记》中相关内容，称金之死为“薨”，今天注家若不取《礼记》为书证，作者用语微妙之处就难以凸显了。
取意于《礼记》并带有相当调侃意味的类似文字，有时又相当隐曲乃至晦涩，只有明其书证才能体味到蒲松龄文笔的精妙。卷六《单父宰》所记述青州民之二子对其父惨下毒手事，起因于两兄弟的贪婪无度，无非为日后家产分割时少一位或多位竞争者，希冀多分得一杯羹而已。在一己的蝇头微利面前罔顾亲情，属于人伦之大变，也透露出乡民的愚昧无知。至于附则所可“并传一笑”的本乡故事，也无非运用有关人体器官的谐音双关意味造成某种喜剧效果。以文不长，特全录如下：“邑有王生者，娶月余而出其妻。妻父讼之。时辛公宰淄，问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说。’固诘之，曰：‘以其不能产育耳。’公曰：‘妄哉！月余新妇，何知不产？’忸怩久之，告曰：‘其阴甚偏。’公笑曰：‘是则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3]（P1757）其中辛公“是则”二句巧用经书成句，语带双关，调侃王生出妻一事，意谓因妻子不能生育，竟然造成难以修身、治家的后果。所谓“家之所以不齐”，语本《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4]（P1673）所谓“偏之为害”，当典出《礼记・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齐（zhāi斋），则不入侧室之门。”[4]（P1469）唐孔颖达疏：“夫正寝之室在前，燕寝在后，侧室又次燕寝，在燕寝之旁，故谓之侧室。”大意是：妻子将要生子，至临产之月，就住在侧室里。丈夫每天派人问候两次。将分娩，丈夫亲自去问候，妻子因衣服不整，不敢见，即请女师帮忙整理好衣服再见面。孩子出生，丈夫仍每天派人问候两次，若要斋戒，就不再进入侧室之门。小说附则中王生妻以所谓“不能产育”被出，自无居侧室以待分娩的机会，丈夫斋戒不入侧室（这里有讽喻“其阴甚偏”的双关意味）也就无从谈起，最终导致其家“不齐”。王生与县令辛公都是读书人，所以辛公的调侃之语彼此会心，旧时能够读懂《聊斋志异》者也不难意会，而今天对于儒家经典生疏的广大读者，若要体味其中妙处，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
古人友朋相互间礼尚往来以及婚丧嫁娶等活动皆有一定之规，《礼记》中对此皆有明确规范。蒲松龄写小说借鉴《礼记》语词，今天的读者若不明书证，就有可能难以准确理解小说意旨。卷五《局诈》由三则故事构成，似皆根据前朝亦即明末的有关传闻而构思。最有趣的是第三则故事，古人或称之为“雅赚”。有琴癖的程道士为得到李生的古琴，心机用尽，先捐赀为县丞，以借机接近李生，费时年余，又通过美女诱惑，终于将朝思暮想的古琴行骗到手。如此大费周章，虽非光明磊落之举，却也不乏文人之雅趣。此则故事开篇讲李生偶获古琴后即言：“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谒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报之。”[3]（P1524）何谓“先施”？旧时谓人先行拜访或馈赠礼物，其意取自《礼记・中庸》：“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唐孔颖达疏：“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则己当先施恩惠于朋友也。”[4]（P1627）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以下简称“朱注本”）注云：“以其先施故：因其首先拜谒的缘故。施，先加礼致敬叫施。《礼记・曲礼》上：‘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5]（P1028）盛伟《聊斋志异校注》（以下简称“盛注本”）注云：“以其先施故：因其首先拜谒的原因。施，谓致以礼。《礼记・曲礼上》：‘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6]（P1387-1388）两部全注本所注内容略同，虽皆以《礼记》为书证，但与“先施”语词并不吻合，故诠释略有偏差，并不确切。正确选择《礼记》书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卷五《金和尚》言及金和尚死后的吊丧活动：“邑贡监及簿史，以手据地，叩即行，不敢劳公子、劳诸师叔也。”[3]（P1496）所谓“不敢”云云，意即吊丧时叩完头后即行，以免去丧家叩头回礼之劳，属于敬畏心理的体现。古代吊丧仪式，视吊丧人与死者相互社会地位的高低而繁简不一，吊丧人地位低于死者，吊丧仪礼烦琐而丧家回礼则轻;反之，吊丧仪礼轻而丧家回礼重。此可参见《仪礼・士丧礼》。旧时民间吊丧，丧主在家中第一次见到吊丧人时，无论对方年纪、辈分大小，皆要行跪拜礼以示迎接与感谢。这一丧俗源于《仪礼》的相关规定，今天的读者若不明古代这一风习，就难以搞清楚“不敢”云云的内蕴了。
卷八《公孙夏》是作者对朝廷公开卖官鬻爵行径的嘲讽，同时，对于饶有家财却不学无术、气焰嚣张的腾达者又具有一种不屑一顾的心理优势，于是作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借机吐露出满腔激愤的不平之气。小人得志，飞扬跋扈之态令人齿冷;遭遇正人，令速成者希望成空也是大快人心之事。小说开篇：“保定有国学生某，将入都纳赀，谋得县尹。方趣装而病，月余不起。忽有僮入白：‘客至。’某亦自忘其疾，趋出迎客。客华服，类贵者。三揖入舍，叩所自来。”[3]（P2391）所谓“三揖”，即“三揖三让”，古人谓以隆重礼节迎宾。《周礼・秋官・司仪》：“宾三揖三让，登，再拜授币。”汉郑玄注：“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让，让入门也。”[4]（P897）朱注本、盛注本于“三揖”皆未出注并明其书证，今天的读者就有可能不明就里，作者生动刻画国学生某趋炎附势丑态的意***很可能被湮没。“三礼”中《周礼》书证的重要性于此也可见一斑。
对于“三礼”有关句式的模仿，也是《聊斋志异》借鉴经典的方法之一。卷一《野狗》以清初于七一案为背景，所记录者虽涉鬼怪不经之谈，但对当时百姓冤情郁结的反映则系实情展示。小说描写被杀害者尸横遍野的状况：“忽见阙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口中作语曰：‘野狗子来，奈何？’群尸参差而应曰：‘奈何！’”[3]（P106）所谓“奈何”，即怎么办。两次“奈何”句式的出现，有意模仿《礼记・曲礼下》：“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4]（P1259）
卷四《云翠仙》中女主人公云翠仙早识小商贩梁有才的轻薄为人，但迫于母命，无奈下嫁匪类，险遭不测。小说描写梁有才路遇云翠仙情境：“途中见女郎从媪，似为女也母者。”[3]（P1125）所谓“女也母者”，即女子之母。将两者的从属关系表述为并列的结构，中置一虚词以分割之。这种句式模仿自《礼记・檀弓上》：“为骋财拚撸是为白也母;不为骋财拚撸是不为白也母。”[4]（P1274）这是孔子的嫡孙孔常ㄗ肿铀迹卮鹌涿湃怂问其子孔白（字子上）缘何不为其母（已与孔忱胍欤丧的一段话，大意是：她作为我孔车钠拮樱就是孔白的母亲;她不是我的妻子了，也就不再是孔白的母亲了。卷八《***栖》：“果尔，则为母也妇;不尔，则终为母也女，报母有日也。”[3]（P2169）“果尔”这四句意谓若“潘氏”已结婚，我就做母亲的儿媳妇，否则，我就终身做母亲的女儿。可见蒲松龄对于《礼记》这一句法情有独钟，所以不止一次在小说中借鉴模仿。清冯镇峦评《***栖》中“果尔”四句有云：“《檀弓》句法。”这已经明确指出这一句法的渊源有自，可见古人读书细心处。
卷六《于去恶》中的三位书生虽分别处于阴阳两界，但却共呼吸，同命运，皆难以在科举一途扬眉吐气。坎坷的遭遇令三位怀才不遇者惺惺相惜，在相互引对方为知己的情怀中相濡以沫，建立起纯真的友情。小说真实反映了作者在科举取士的严峻现实面前的几多无奈心态，堪称为当时众多读书人心灵的写照。小说主人公于去恶在阴间科场考毕被友人问起试题，于回答说：“书艺、经论各一，夫人而能之。”[3]（P1712）所谓“夫人而能之”，意谓很多人都可以做出来，不足为奇。五字模仿《周礼・冬官考工记》句式：“粤无D，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D也，非无D也，夫人而能为D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4]（P905）以笔者目前所见诸多《聊斋志异》注本，对于“夫人而能之”五字皆不出注，这未免抹杀了作者修辞典雅追求的苦心，对于我们鉴赏《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也不利。
值得一提的是，《聊斋志异》所涉及的名物有时也源于经典，并非凭空结撰。卷一《水莽草》中男主人公祝生误饮水莽草茶而死，其鬼魂不愿寻找生人为替身而投胎转世，终于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念之仁修成正果，被上帝封为“四渎牧龙君”。所谓“水莽草”，即“莽草”，为一种有毒的植物名。《周礼・秋官・翦氏》：“翦氏掌除蠹物。以攻 攻之，以莽草熏之。”汉郑玄注：“莽草，药物杀虫者，以熏之则死。”[4]（P889）此外，《山海经・中山经》、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七下对莽草皆有所记述，此不赘言。
《聊斋志异》是一部“鬼狐史”，小说文字未必皆言之有据，字字有来历，但其与儒家经典的诸多方面的关联，无论读者与研究者皆不可忽视。
三、从校勘注释认识“三礼”书证的作用
明确《聊斋志异》借鉴经典语词的相关书证，对于这部小说的文字校勘具有确定是非的作用;这对于真正读懂这部小说也实属必要，读者如果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就有可能错误领会作者原意。
卷四《莲花公主》为模仿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之作，蒲松龄在借鉴前人之作中，有意大为缩小梦幻的时间跨度，摒弃其间的消极因素，在人与蜂的异物之恋中注入更多的旖旎情愫，令人读后备感温馨。小说讲述男主人公窦旭重新加入蜂国国王的宴饮：“见王，伏谒，王曳起，延止偶坐。”[3]（P1016）所谓“偶坐”，即陪坐。《礼记・曲礼上》：“偶坐不辞。”汉郑玄注：“偶，配也。”唐孔颖达疏：“偶，媲也。或彼为客设馔而召己往，媲偶于客共食，此馔本不为己设，故己不辞之也。”[4]（P1243）朱注本注云：“延止偶坐：请坐于侧座。延，请。止，至。坐，同‘座’。”[5]（P672）盛注本从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作“延止隅坐”[6]（P952），不如手稿本“延止偶坐”义胜，且未出校记与注。《礼记・曲礼上》中所谓“偶坐”，正是讲求陪长者一同侍奉国君吃饭的礼节，蒲松龄运用于蜂国国王招待窦旭的宴席，极为得体，朱注本注“偶坐”为“侧座”，并不确切。
卷六《嫦娥》是一篇主旨驳杂的小说，世间人、月中仙与西山狐三者的纠缠与离合恍惚迷蒙，既有二女共事一夫的男子白日梦般的瑰丽想象，又有嫦娥与颠当之间颇染有同性恋色彩的暧昧之情，令人读后实在难得要领。小说写男主人公宗子美再见嫦娥后又失其踪影：“宗大哭失声，不欲复活，因解带自缢。恍惚觉魂已出舍，伥伥靡适。”[3]（P1583）所谓“伥伥”，即无所见貌，典出《礼记・仲尼燕居》：“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汉郑玄注：“伥，无见貌。”[4]（P1613）《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作“怅怅”，实在不如《异史》本等作“伥伥”义胜。可见在《聊斋志异》文字校勘中，明确有关语词之书证有确定是非的作用，不可掉以轻心。
注释《聊斋志异》，不明语词书证，就有可能茫然无解。卷二《小二》以明末***起事为故事的背景，涉及民间法术等内容。小说中有丁生、小二夫妇欲用法术“搬运”富邻家千金一节，两人在家等待成功的过程中饮酒，以翻检《周礼》作酒令，大有意味：“任言是某册第几页、第几行，即共翻阅。其人得‘食’傍、‘水’傍、‘酉’傍者饮，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适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满促。女乃祝曰：‘若借得金来，君当得饮部。’丁翻卷，得‘鳖人’。女大笑曰：‘事已谐矣！’滴沥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鳖饮。’”[3]（P553）所谓“鳖人”，乃周朝掌取献甲壳类动物之官名。《周礼・天官・鳖人》：“鳖人掌取互物。”[4]（P664）所谓“互物”，即甲壳类动物的总称。小说中所谓“饮部”当包括《周礼・天官》中的《酒正》、《酒人》、《浆人》三章，而《鳖人》不属于所谓“饮部”，故下文方有“丁不服”之描述。至于小二所说“君是水卒”，则以其姓氏“丁”戏加调侃。丁，指蚌、蛤壳内侧坚韧的小肉柱。清周亮工《闽小记・江瑶柱》：“（江瑶柱）肉不堪食，美只双柱。所谓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则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与蛤中丁不小异。蛤之美实亦在丁。”[7]（卷上P3b）朱注本、盛注本皆未明所以，诚属诠释中的缺憾。
卷三《武技》近似一篇寓言，故事以比武为喻，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否则必跌跟头。李超拜少林僧为师，自以为武艺颇精，但在与师父一试身手时，大败，于是：“李以掌致地，惭沮请教。”[3]（P894）所谓“致地”，即言头与手皆至地，是古人非常郑重的致敬礼。致，通“至”，达到。《礼记・玉藻》：“君赐，稽首据掌致诸地。”唐孔颖达疏：“致诸地者，致，至也，谓头及手俱至地，左手按于右手之上致地也。”[4]（P1483）朱注本注云：“致地：撑地。”[5]（P598）盛注本注云：“致地：谓用手掌撑地。”[6]（P877）因未明书证，令此致敬礼的性质发生变化。
卷四《跳神》属于当时民间风俗的实录，其中形容满洲萨满教宗教仪式“跳虎神”时全家的小心谨慎之状：“一家媪媳姊若妹，森森，雁行立，无岐念，无懈骨。”[3]（P1136）所谓“森森（sùsù素素）”，乃形容拘谨敬畏的样子。森森，战栗貌;，形容小步快走。《礼记・玉藻》：“执龟玉，举前曳踵，如也。”唐孔颖达疏：“如也，言举足狭数。”[4]（P1484）朱注本注云：“森森（sùsù宿宿）：一个接一个紧靠在一起。森森，繁密的样子。，通‘缩缩’，紧缩在一起。”[5]（P761）盛注本注云：“森森（sùsù宿宿）：谓害怕得一个紧靠一个。森森，寒噤貌。，此谓紧缩一起。”[6]（P1275）两注皆有望文生义之嫌，如果人“紧靠”或“紧缩”在一起，则与下文“雁行立”（形容站立排列整齐而有次序）矛盾了。《礼记》书证的提供在此一诠释中是必要的，蒲松龄显然有意借鉴了这一儒家经典的描述文字。实则“森森”（拘谨敬畏中小步快走）以至“雁行立”，是全家人在仪式中行进乃至完成定位的整个过程描述，极为形象传神。再看《聊斋志异》三种全译本的相关翻译。马振方主编《聊斋志异评赏大成》（以下简称“漓江本”）：“一家婆媳姐妹，一个紧靠一个，瑟瑟缩缩，行走或站立都像大雁般排成一字……”[8]（P1178）孙通海等译《文白对照聊斋志异》（以下简称“中华本”）：“一家之中的婆婆、媳妇、姐姐及妹妹，一个挨一个紧靠着，一字排开……”[9]（P921）丁如明等译《聊斋志异全译》（以下简称“上古本”）：“一家之中婆、媳、姊、妹这班妇女们，抖抖缩缩，呆立成行……”[10]（P333）三种译文皆有误，望文生义而外，前两种又显然受了朱注本或盛注本的影响。
卷五《阿英》是一篇通过人禽异类之恋歌颂人情美的小说。秦吉了与鹦鹉在小说中能化为丽人，两者一暗一明，相互生发，无论感恩***报还是信守前约，皆属有情有义，有始有终，人间真情俱在小说中展现无遗，给人以无限温馨之感。小说描写男主人公甘珏与鹦鹉女阿英相遇一节：“珏一日偶游涂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3]（P1370）所谓“涂野”，实即“野涂”之倒文，亦作“野途”，古代指周王城外二百里内的通路。《周礼・考工记・匠人》：“野涂五轨。”唐贾公彦疏：“国外谓之野，通至二百里以内。”[4]（P928）小说中当泛指城郊野外的通路。朱注本注云：“涂野：犹言‘旷野’，涂，同‘途’。”[5]（P917）盛注本未出注。旷野，即空阔的原野，旧时男女相遇于旷野，成何体统？蒲松龄绝不会如此造文。全译本多译“涂野”作“郊外”，而不言及道路，稍欠准确外，大体无误。
卷五《梦狼》是一篇带有浓厚***治寓言色彩的小说，至今仍有极高的认识价值。篇中“异史氏曰”有云：“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3]（P1554）所谓“猛于虎者”，当指封建专制统治下繁重的赋税、苛刻的法令等苛***，典出《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夫子曰：‘小子识之，苛***猛于虎也。’”[4]（P1313）朱注本注云：“猛于虎：比虎还凶猛。语见《礼记・檀弓》。此谓贪吏甚至比贪官凶狠。”[5]（P1055）盛注本注云：“猛于虎：谓比虎还凶猛。《礼记・檀弓下》：‘夫子曰：小子识之，苛***猛于虎也。”[6]（P1414）朱注本虽指明书证，但理解有误。再看全译本对于“况有猛于虎者耶”的翻译。漓江本译为：“何况有比老虎更凶猛的官呢！”[8]（P1671）中华本译为：“何况那些官还猛于虎呢！”[9]（P1269）上古本译为：“何况当官的还有比虎更加凶猛的呢！”[10]（P473）竟然无一符合小说原意。其实《梦狼》中所谓“猛于虎者”当属于藏词修辞中的“藏头”法，意在统治者的“苛***”，与官或吏的身份认证实无牵涉。
卷六《小梅》中的东山老狐为报答“”的真挚以及王慕贞在毫不知情下的慷慨援手，令爱女小梅以身相许于王生，延续王氏一族之血脉后嗣，充分将“一夜夫妻百日恩”的俗谚完美地诠释而出。小说写小梅出场有如下一段描写：“女 然出，竟登北堂。”[3]（P1775）所谓“北堂”何指？古代当指居室东房的后部，为妇女盥洗之所。《仪礼・士昏礼》：“妇洗在北堂。”汉郑玄注：“北堂，房中半以北。”唐贾公彦疏：“房与室相连为之，房无北壁，故得北堂之名。”[4]（P971）后因以“北堂”指主妇居处。唐韩愈《示儿》诗：“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11]（P3836）朱注本注云：“北堂：堂屋;正房。”[5]（P1210）盛注本注云：“北堂：北屋，农舍中的正房，主妇所居。《玉台新咏・古乐府〈陇西行〉》：‘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6]（P1592）因不明《仪礼》的有关书证，两注对“北堂”的诠释皆有偏差。
卷七《云萝公主》在仙凡婚姻的外壳下所反映的并非超凡入圣的理想婚姻憧憬，而完全是世俗生活的掠影。小说有描写安大业的次子可弃夫妇婚姻的一段话：“侯虽小家女，然固慧丽，可弃雅畏爱之，所言无敢违。”[3]（P1856）所谓“畏爱”，即敬佩爱戴，与人的惧怕心理无关。两字语本《礼记・曲礼上》：“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汉郑玄注：“心服曰畏。”[4]（P1230）朱注本、盛注本皆未出注，可不论。再看全译本如何翻译“畏爱”一词。漓江本译为：“可弃又怕她，又爱她。”[8]（P1964）中华本译为：“可弃对她又爱又怕。”[9]（P1527）上古本译为：“可弃对她又怕又爱。”[10]（P574）译者皆因望文生义而对“畏”的阐释发生错误，可见未能注意此语词与《礼记》的关联是三种全译本致误的主要原因。
卷七《天宫》染有浓厚的唐传奇色彩，小说并非从道德层面或人性角度对权奸佞臣的为所欲为乃至伤天害理行为加以抨击，而是在承认一夫多妻礼俗的前提下，引出帷薄不修而致“广田自荒”的教训。其间不无痛恨权贵衣冠禽兽、暴虐恣睢的心理，也不乏冷眼气焰嚣张的统治集团个别人出乖露丑的快意。篇末“异史氏曰”有云：“唾壶未干，情田鞠为茂草。”[3]（P1871）这两句意谓严世蕃任意姬妾，以美婢之口承接痰唾，心地如同道路被茂草所遮蔽，行事伤天害理。两句不过十个字，却涉及《诗・小雅・小弁》、明冯梦龙《古今谭概・汰侈部・吐壶》的相关掌故，因无关于本文主旨，恕不详议，这里只论“情田”。按，此两字当指心地，语本《礼记・礼运》：“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唐孔颖达疏：“土地是农夫之田，人情者，亦是圣王之田也。”[4]（P1426）此外，《孟子・尽心下》：“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汉赵岐注：“高子，齐人也，尝学于孟子，向道而未明，去而学于他术……喻高子学于仁义之道，当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4]（P2775）茅草堵塞心田，本是谴责那些起初学习仁义之道又半途而废者的一种比喻，蒲松龄用以谴责严世蕃居心不良地***姬妾的行径，含蓄中不乏厌恶之情。当然或许这里也语带双关，照映前文婢女所谓“妾非处子，然荒疏已三年矣”一语，别有隐义。因而清但明伦有评云：“情田自彼辟之，自彼荒之;倩人代耕，于女何足深责乎！”[3]（P1871）这显然是将“情田”顾文思义地理解为男女情感的田地。循此思路，朱注本注云：“情田鞠为茂草，即前婢子所谓‘荒疏’。《诗・小雅・小弁》：‘qq周道，鞫为茂草。’此借为隐喻。”[5]（P1280）盛注本注云：“情田鞠为茂草：谓可耕种的田地，都‘荒疏’成为茂草，此隐语也。《诗・小雅・小弁》：‘qq周道，鞫为茂草。’”[6]（P599）再来看三种全译本对“唾壶未干，情田鞠为茂草”的翻译。漓江本译为：“唾壶未干，情田已长满了荒草。”[8]（P1977）中华本译为：“唾壶还没有干，情感的田地已经长满了野草。”[9]（P1537）上古本译为：“作‘香唾壶’时间不久，感情的田地已长满荒草。”[10]（P579）三种译文属于照原文直译，与上举两种全注本相同，都将“情田”简单地理解为男女情感的天地，这未免削弱了蒲松龄对于荒***的严世蕃之流的批判锋芒。如果注者或译者找出“情田”的《礼记》书证，也许就不会简单地注译这两个字了。
《聊斋志异》的写作精雕细琢，转益多师，借鉴儒家经典与史书、子书、集部的有关语词以丰富小说的表现力，是蒲松龄日积月累并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探讨《聊斋志异》借鉴“三礼”语词或取境、取意于“三礼”的微妙之处，一些难以通晓的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了，而这正是笔者研究两者关系的初衷。至于是否达到了目的，就有待方家学者批评指正了。
参 考 文 献
[1]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蒲松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4]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 盛伟：《聊斋志异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7] 周亮工：《闽小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8] 马振方：《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9] 蒲松龄：《文白对照聊斋志异》，孙通海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 蒲松龄：《聊斋志异全译》，丁如明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 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Liaozhai Zhiyi and “Three Rites”
ZHAO Bo-tao
（Journalist Department of Artistic Study， Chinese Academy of Art，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Rites” are the canons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The Book of Rites is also one of the “Five Canon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examinees should choose one of the canons to prepare and then attend the examination. PU Song-ling spends most of his lifetime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lthough we do not know well which canon he has chosen to prepare，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Rites” on him is evident. In reference to the “Three Rites”， we could explain and collate more precisely Liaozhai Zhiyi. What’s more， knowing the stories picked from the “Three Rites” and used by the author is the key to accessing the writing skills of this book.
Key words： PU Song-ling， Liaozhai Zhiyi， Three Rites， collation， annotation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聊斋志异》与“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