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作为WTO协议的基本解释工具之一，实现了WTO协议与“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融通，该文将探索（c）项解释方法在WTO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关键词：WTO 有关国际法规则 条约解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引入了上下文解释的方法。第31条第3款（c） 项（以下“（c）项”）指出：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包括“适用于缔约方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可见“有关国际法规则”是解释条约时，作为待解释条约“上下文”一部分考虑的规则。由于“有关国际法规则”属于“非WTO规则”。（c）项解释方法属于以“非WTO规则”解释WTO规则的方法。国际法委员会认为（c） 项体现了条约解释中“体系整合”的理念，因为国际法规则不是真空中的规则，在解释某一条约时，不应当将其看作孤立的个体，而应当在一个由“有关国际法规则”构成的整体语境下理解。这一观点在“欧共体大型民用飞机案”中得到了上诉机构的支持。
一、相关WTO案例分析
笔者检索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涉及（c）项的案例，成果如下：
（一）美国海虾案
早期经典的案子是“美国海虾案”，上诉机构在脚注中援引（c）项，认为解释GATT第20条例外时，应从一般国际法原则中寻求解释方面的指导。同时，为了确定第20条第（g）款中的“自然资源”和“可用竭的”这些词的含义，上诉机构引用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认为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保护生物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并判定生物资源属于20条（g）款中规定的可用竭的自然资源。这些国际条约并非是WTO所有成员方都参加的条约，但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WTO成员方的共同意志，因而被用于解释GATT协议中“可用竭的自然资源”。
（二） 欧共体生物技术案
本案中，欧共体辩称它禁止进口转基因生物的做法是正当的，并通过（c）项引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来解释其条约义务。专家组认为这些条约不满足“适用于缔约方间关系”这一条件。专家组认为，“缔约方”不是指争端各方，而是指WTO所有成员方，即待解释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必须已经成为“有关国际法规则”的缔约方。由于美国未成为这些条约中任一条约的缔约方，所以这些条约不属于“有关国际法规则”。这一结论与“美国海虾案”产生矛盾，体现了（c）项含义模糊性引发的解释不一致的问题。
（三）中国稀土出口措施案
该案中，在解释第20条（g）项例外时，专家组采用了（c）项的方法，认为应当考虑适用于WTO成员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国家原则。专家组将“对自然资源的国家原则”作为解释第20条（g）款的“有关国际法规则”，同时认为“保护自然资源”与“发展经济”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目标，因此保护自然资源的目标也应以不违反WTO义务的方式实现，这正是在尊重国家自然资源的立场上对GATT1994第20条（g）项进行的解释。专家组认为，中国有能力行使国家，应当履行WTO项下的义务，制定协调多项***策目标的综合性***策。
（四）欧共体大型民用飞机案
上诉机构认为，在认定存在“补贴”时，不能以欧盟与美国的《关于适用的协定》（以下“1992协定”）作为解释《反补贴协定》下“补贴”或“benefit”一词的“有关国际法规则”。上诉机构认为（c）项的运用要求“有关国际法规则”与待解释规则具有“相关性”，而1992协定不符合“相关性”要求。1992协定是欧盟与美国基于WTO协议、针对双方就“支持措施”的分歧达成的补偿协议，但并未涉及“补贴”或“benefit”一词的定义。 此外，SCM协定限制的是给被补贴者带来“特殊利益”的财***支持，但通过1992协定无法判断***府贷款是否比一般商业贷款更为优惠。因此，1992协定在此是“不相关的”。
（五）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
在“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案”中，在解释“public body”一词时，中国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责任草案”属于（c）项下的“有关国际规则”，“public body”应当参照草案第五条来解释，即国有经济体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府权力时的行为才可归责于国家。
虽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最终都没有采用（c）项的解释方法，但其对（c）项的分析值得关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分别考察了草案是否属于“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则”和“相关性”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专家组认为草案本身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前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援引的草案条款，一些是作为与WTO规则相悖的规定被援引，因此草案不构成“有关国际法规则”。这个观点受到上诉机构的批评，上诉机构只要草案的条款被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援引来阐述WTO规则的含义，不管它是与WTO规则一致还是相悖，都表明了它们属于“有关国际法规则”。
关于相关性的问题，专家组认为草案第55条规定了特别法优先的原则，因此SCM协定第1条第1款相对于草案可被视为特别法草案在此处不具有相关性，不构成“有关国际法规则”。上诉机构对专家组关于草案第55条性质的分析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第55条涉及的是条约适用问题，即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关系到用哪种规定解决争议；而本案涉及的不是以草案规定代替SCM协定适用的问题，而是可否将草案有关规定作为“有关国际法规则”用于SCM协定的解释。草案第55条非条约解释规则，与研究“用于解释条约的规则”的“相关性”问题无关。
二、（c）项作用之综合评述
（c）项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至少没有成为首选的解释工具，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c）项本身含义不清，影响了它的实际效用。笔者观察到，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运用到（c）项时，往往要先针对约文本身的争议问题进行大段讨论。争端双方运用（c）项解释WTO涵盖协定的案例很多，但如果对争议问题的处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往往会基于司法经济原则等理由回避掉对（c）项的适用。
第二，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2款（条约的相关协定）、第31条第3款（a）（b）项（嗣后一致协定或实践）、第32条（准备材料）均涉及非WTO规则在WTO解释中的运用，这些条款与（c）项所涵盖的规则之间有重合性，一些可以通过（c）项引入的国际法规则，往往也可以通过上述其他条款引入。比如在“欧共体冻鸡肉”案中，专家组认为无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是通过第31条第1款还是第31条第2款（b）项，或是通过（c）项引入，都不影响专家组依HS解释条约的结果，专家组最终决定使用第31条第2款（b）项作为解释工具。理论上讲，（c）项也是可以适用的，只是被功能相近的条款取代了而已。
三、结语
WTO协议并不自成封闭的怪圈，必须将其与浩瀚的非WTO国际法规则结合解读。然而由于31条第3款（c）项本身用语的模糊性，“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和参考程度都存在争议。在具体案例中运用该解释方法时，法官的自由裁量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在WTO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一致的做法。根据对WTO相关案例的研究，第31条第3款（c）项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至少没有成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首选的解释工具。但是31条第3款（c）项本身包含了“体系整合”的理念，它通过将“有关国际法规则”作为待解释WTO协议的“上下文”，实现WTO协议与“规范性环境”有效整合，该解释方法的这一效用是必须充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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