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倡“绿色崛起”的潘岳

潘岳档案盘点：

潘岳，江苏南京人，可持续论者，有“环保铁腕”或“中国环保的急先锋”之称。1960年4月出生，1976年入伍。历任经济日报社资料员，中国环境报记者组组长，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副主任兼机关团委书记，北京市房山区委外联处处长兼外经委副主任，中国技术监督报社副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团中央中国青年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组成员，***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组成员等职；并任过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中国国资青年总裁委员会会长、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现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组成员，系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北京奥组委委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

这位新生代副部级高官，自踏入***坛的那一天起，便一次次成为公众舆论的聚焦点――是是非非的传言中，他义无反顾“***治秀多演一些好，而且希望它好戏连台”。

这位中国环境问题最有力的发言者，摸过“电老虎”的屁股，频频掀起“环评风暴”――威力所及，千亿元的项目叫停，数十家大企业遭点名批评。

这位“中国环保的急先锋”，他的名字常常与“绿色GDP”、“绿色崛起”等许多新名词联系在一起――新论层出不穷，这些新名词都与***治改革、民族精神、民主法制、现代***治理念相关，从中透射出的思想饱受争议。

他就是人如其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攀越”新阶段的可持续论者潘岳。

“摸老虎屁股”引发“环保风暴”，铁腕叫停就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2005年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新闻会，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这30个项目中，有些堪称规模巨大，如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为中国仅次于三峡电站的第二大水电站，另一个被停建的电站――三峡地下电站，其装机容量也达420万千瓦。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后，环保总局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法开工项目，处罚力度之大，为建国以来罕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会上说，这些项目都是在环评报告书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就已开工建设，有些工程已基本完成，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国家环保总局将分期对违法建设项目坚决依法予以清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决不允许出现像‘铁本’那样的违法建设项目。”潘语气坚定，显示出治理环境的决心。而外界则惊呼，“环保风暴”终于来临。

“一天看报上，我只见在同一个版面上一边是《环保总局再次叫板电老虎》，而就在它的旁边就是《国家***今年最大电力缺口2500万千瓦》的报道。看到这样的报道，您是什么反应？”面对凤凰节目主持人的访问，潘岳说：“其实国家已经都知道这个电力紧缺的情况，而且已经做了一个规划，就是要上马6000万千瓦，在两年之内解决电荒。可是你知道现在已经上了多少吗，远远超过6000万千瓦，是15000万千瓦。那怎么还会有那么大的缺口呢？都在上，但是现在还没有见效呢，它得是几年的事啊。好多是没经过国家审批，是无序地都这么上，一窝哄啊，就是缺什么，觉得能赚钱就上，这可能会造成电力过剩，而且造成一系列的银行的呆坏帐等。从环保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无序上的电厂大部分都是火电，都是燃煤的，而且相当一部分没有上脱硫的设施，那么他们将会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造成酸雨现象，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在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这是两难的选择。说到“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个亿”，潘岳则这样认为：“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我们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这个损失大不大？世界银行计算，2020年之后，我们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这个损失大不大？如果发电能力大量过剩闲置，银行不良贷款激增，中国的金融系统一旦发生动荡，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恐怕就不能以千亿计算了。我们这次处罚是依法进行的。如果说违法之后还就处罚讨价还价，那么法律的威信何在？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如何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就会失去权威，导致***令失效，社会混乱。”

坊间有许多评论都用诸如“猛”、“勇敢”、“出乎意料”等词汇来形容这次环保总局史无前例地行使法律赋予的“一票否决权”和***权，即对没有通过环评审批的项目，环境保护行***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建设”。他们更是用“摸了老虎屁股”来形容潘岳。对于这场外人看来甚为惊心动魄，和地方***府叫板的“环保风暴”，潘岳觉得这只是他工作的一个职责，并无特殊之处。在他看来，如果不这样，他一定会常常脊梁发冷。“环保总局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位引起公众注意的环保总局官员这样形容环保总局在过去重大工程争论中的处境。

在环保问题上，潘跃主张不仅要打“老鼠”更要打“老虎”，只要环保违规，就要处罚，不存在“国资”和“民资”之分。 曾有记者问到“您曾经当过新闻记者，也一直很看重媒体的力量，为什么？”，潘岳的回答是：“针对目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媒体的舆论监督与信息披露，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现代行***理念中，一个成熟的‘***府-公众’互动机制中，本身就包括媒体。但却不能仅仅是媒体，还应该有其他固定通畅的沟通渠道，如应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他认为，媒体在一些事件中过于突出的分量，恰好说明“***府-公众”互动机制尚显单薄，***府与公众的沟通渠道还不够。

圆明园事件的圆满解决，直接体现了潘岳提倡的公众参与保护环境的民主过程。2005年3月29日，兰州大学教授张正春对圆明园防渗工程提出质疑。在一些专家的眼里，这个工程不啻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到来。专家们认为，在湖底铺设了防渗膜之后，将会隔断水的自然循环，使本来就不流动的湖水彻底变成死水，降低了水的自净能力，不仅会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破坏物种生物的多样性，也会危及岸上的植被，从而危及整个圆明园的生态系统。

3月31日，因未进行环境评价，国家环保总局叫停该项目建设，责令其依法补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4月13日，圆明园湖底防渗漏工程听证会在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来自社会各界代表120人和30多家媒体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百余名热心市民只能在分会场外旁听。国家环保总局在报名的基础上，邀请了22个相关单位、15名专家、32名各界代表参加了听证。5月9日，环保总局要求圆明园管理处在收到文件40天内提交环评报告。5月17日，在环保总局对北师大一环评机构批评之后，清华大学主动承接了圆明园环评。

相对于圆明园工程听证会的结果，一场引人注目的听证会所标明的民主程序才是最主要的成果。“我就是要扭转这个局面，告诉大家游戏规则是什么。”潘岳说：“圆明园只是一个开始，今后一系列重大环保事务都将举行公众听证会。我们还要在规范性和透明度上尽量做到与国际惯例接轨。”

“中国必须改变策略阻止一场环境危机和自然资源的枯竭，环保必须成为一个国家优先考虑重点，最好的措施就是必须鼓励公众参与。”潘岳强调，“环保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没有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就变成少数人的事儿，最终一事无成。”

潘岳上台第一刀劈在电力设施，第二刀劈在了圆明园，第三刀直奔水利部门而去，接下来是钢铁企业。这些行动让人感受到了环保总局的决心和威力，而从一个产业的角度去解决环境问题，也让人感觉到了成功的可能性。

当兵的人结缘环境、关注青年，“***改奏折”悄悄被高层传阅

1960年4月，潘岳出生在一个***家庭。他可能比同代中的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入与更广泛地卷入了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他的童年与青春是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度过的，那个时代的***气氛与英雄主义塑造了他的性格。

祖上是江南世家，书香门弟。其父潘田与其母年轻时投身***，在日伪时期的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战争期间，潘田参与组建铁路兵团。***后，潘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赫赫战功，回国后带领铁道兵参加中国铁路建设，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潘田曾任中国铁道兵副总工程师、副参谋长，是中国铁道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潘岳的母亲是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但父母显赫的身份并没有使潘岳的童年生活灿烂起来。知识分子的性情、众多的海外关系，让潘岳父母在“”中遭到迫害。当时七八岁的潘岳，成了实际上的“***孤儿”，颠沛流离，浪迹街头，不屈的性格和一身“侠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潘岳认为自己的家庭背景对个人影响不小：“我觉得我的家庭培养了我对***的忠诚。我父母不是吃不饱饭、被迫无奈、铤而走险去投奔中共的，他们是在生活非常优越的情况下，抛弃自己家族，为了共产主义信念而入***的，而且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清教徒式的。但我们家特别好的一点是，十分民主，互相之间能够在客厅饭桌上自由讨论，这在当时的老***家庭里还是很少见的。”

16岁那年，“”结束，潘岳效仿父亲入伍，先后在第38集团***、铁道兵第13师服役，在部队医疗部门工作。6年后，他离开部队，到《工人日报》当了一名实习记者，不久又转去《经济日报》做资料员。1983年7月，潘岳参与筹办《中国环境报》。时年23岁的潘岳没有意识到，他与环境问题由此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他主持了引滦工程水质调查，行程数千里，完成数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促成引滦工程沿线数百家企业限期调查整改。1985年后，潘岳主持云南省环境现状调查活动，足迹遍布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完成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其轰动效应，据当地人士称，犹如“在云南省***府大楼附近引发一场地震”。

上世纪80年代从事环保报道和环保调查的经历，不能说对潘岳日后从事环保工作没有帮助。“那时候从事环保报道，做过不少实地调查，也写了一些‘批评报道’，担当了很大的责任，有一次差点断送了我的记者生涯，但我至今对这段经历不后悔。比如当年我对云南滇池的报道，承担的压力非常大。可是，20多年过去了，滇池现在要治理的成本起码是当年的几十倍――那时候错过了治理的最佳时机。这对我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是宏观经济部门出身，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环保工作者。但我无论在什么部门都在重复着同一种声音：我一直是一个可持续论者，是一个执着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

1986年，潘岳调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正式步入仕途。他主持了中国航空管制的现状调研与宣传，考察了10多个省的***用民用机场，调研报告引起高层重视。

之后，潘岳在北京市房山区工作过一段时间。1988年，潘岳在中国技术监督报社任副总编辑，次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面对中国的多事之秋，此时28岁的潘岳开始从全局的高度，对中国的变化进行深层的观察和反思。从那个时候开始，年轻的潘岳已然成为当时各种报纸理论版的主角。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期间，潘岳主持过大量有影响的研讨会：仅1990年，7月有“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大型研讨会，11月有“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研讨会，12月“西方思潮在校园”研讨会。每一次研讨会，不是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就是引发高校学生一系列相关的思想讨论活动，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1991年，面对剧变后的局势，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国***完成“从******向执******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张”的经济改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惟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后几年，这篇东西一直被海外各主要媒体反复登载，其主持者先是被海外媒体认定为陈元，后来才知道是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潘岳。而这份文件，正是1991年9月潘岳主持的一场研讨会的结果。2002年上半年，潘岳一份题为《对从******向执******转变的思考》的“***改报告”，再次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近些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改奏折”。为此，潘岳赢取了“中共***改标签”、“当代康梁”的称号。

1993年，他被调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了针对青年思想状态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同年5月，潘岳主办“大学生分配与社会就业”研讨会，就所存弊端及对策提出了诸多见解，引起媒体的较大关注；7月，主办“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民工潮”大型研讨会，首次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对策，其成果至今仍然被有关部门引用；7月，主持策划“中国青年***治心态和社会发展趋势研究”问卷调查，其中的数据和结论，成为海内外报刊和各大国研究中国青年动态的权威性资料；8月，主办“国防教育与青年参与”大型研讨会，***队战略专家首次与地方有关部门领导、学者、青年就如何正确理解国防、增强国防意识作了深入调研。这次活动发出问卷5000份，成为当时国防教育的一大事件。9月，主办“走向21世纪的青年素质”研讨会；11月主持“首都青年记者希望行”大型采访调研活动，就少年儿童失学情况及“希望工程”救助款项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采访、调查，极大推动了“希望工程”的良性运行。为此，潘岳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跃为全国较知名的学术机构和团中央的先进单位之一。

身份变化给了思想的转换空间，个人气质有时明显超越具体的职位

1994年5月，潘岳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为了尽快了解境外国有企业的情况，1994年10月至1997年9月，潘岳带人对境外国有企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做了系统全面的调研，足迹遍及各大洲，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各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成为研究和制定相关***策的重要依据。

1995年，中国刮起反腐之风。当时潘岳连续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号召查处全国国有资产大案，消除***府与企业界的腐败现象，有力推动了2月份开始的全***反腐倡廉运动。期间，他组织人力对全国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统计，写成情况汇报并提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共中央***治局和书记处。为此，高层当年先后在不同场合强调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讲话，多是以潘岳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为依据。

1996年到1997年上半年，潘岳组织开展了许多重大课题调研。针对当时我国资产评估行业极为混乱的状况，在潘岳的力倡和主持下，国资局通过制定《专家评审制度》与《立项备案制度》，加强了国有资产立项确认管理体制建设。

1998年3月，潘岳离开了曾呕心沥血的国资管理领域，调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得到各界人士普遍支持的维护消费者权利的打假行为，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就是潘岳。

1999年8月5日，“中国质量万里行第二届理事大会暨99中国质量万里行出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选举潘岳为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来自***有关部委、人大***会、科研院所以及新闻单位、企业界的300多人当选为促进会理事。这是潘岳正式介入消费者权益保护行为的开始。10月，潘岳带领万里行促进会工作人员，组织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界记者，与广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一道，深入广东揭阳，现场跟踪采访并集中曝光了广东揭阳区域性生产劣质螺纹钢案，一举摧毁了揭阳劣质钢材生产基地。这种打假模式后来为各地机关部门和媒体纷纷效法。同月，潘岳组织新闻界，与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质量技术监督***人员一道，经过深入、艰苦的明查暗访，公开曝光并查处了一起危害华北十余载的非法制售病、死鸡案，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有七八个省市由此采取了针对死鸡及熟食的联合打假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12月2日，潘岳带人联合贵州省、贵阳市***府采取打击制造假冒卷烟行动，一举端掉假窝点26个。同时，采取“边打边扶”的新方式，即一边打击假冒伪劣，一边扶持当地名牌，为形成打假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新思路……这就是潘岳的“打假传奇”。

2000年1月，潘岳被调任***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组成员。他曾因一纸从******向执******转变之“***改报告”和推动“宗教改革”而闻名于***坛。

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区报》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针对当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在会议上立足于新形势下中国宗教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深刻阐述了宗教的根本长期性、广泛群众性，并首次提出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

在宏观经济部门供职多年，工作的调动、身份的变化给了他思想的转换空间。有人说，正是“锐气如风雷”般的魄力给潘岳惹了祸，使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调至国家环保总局，远离了***治核心。说到这种角色上的转换，潘岳说：“其实，就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它的***治的中心都是不同的。比方讲25年前，这***治中心是什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25年中，我们的***治的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在25年后的今天，也就是未来，那可能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治中心。”潘岳说，永远不会离开真正的决策的中心，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命运，没有感到有什么角色的不同。

暗访污染“黑三角”，期盼绿色GDP成为“指挥棒”

2003年3月，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被免去***体改办副主任，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分管宣传与法规工作。从上任第一天，潘岳就发现将环境问题列入社会的重大议事日程的必要性。他将反思的矛头对准了GDP，将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归咎于唯发展主义的思维模式。

“我们从GDP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成本有多大呢？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体系，没有一个数据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地看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环境和生态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GDP核算法就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潘岳说，上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发展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便是绿色GDP。

在潘岳眼里，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有些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但迄今为止，全世界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个国家以***府的名义绿色GDP结果。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这个概念包含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组要素。对一个国家“财富”的衡量除了要有通常需要的经济变量，还应当包含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因素，这是以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潘岳说，这一概念为比较各国真实的“财富”及其动态变化提供了统一标准。

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与良好环境的协调关系？这是身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目前最为忧心忡忡的。潘岳说，绿色GDP的启动实施，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我们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我们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因此，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当立即开始进行探索，立即开始从具体项目到局部地区进行不断的试验，逐步建设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为全世界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发展作贡献。

2004年8月18日，潘岳通报了一起生态破坏案件――内蒙古绿洲现代农业开发公司与阿拉善右旗***府签订开发合同，在未进行“环评”的情况下，在板滩井盲目引种，致使开发种植接连失败，导致2100亩土地撂荒沙化。而8月底，他亲自到阿拉善进行了短期调研考察，了解作为中国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的阿拉善的真实生态状态。“在生态脆弱地区，毫无疑问保护生态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我们开发利用资源绝不能以破坏生态为前提和代价。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府、企业，尤其是***府的短期行为是主要因素，而短期行为的根本原因是现有体制对地方***府的***绩考核中，片面追求GDP的增长。”他提出，干部任用应与环保绩效挂钩。

在2005年《财富》论坛上，潘岳表示，GDP的增长不能以资源和环境过度消耗为代价，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要把官员升迁的考核同对环保的考核挂钩。“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一些地方***府负责同志至今还没有切实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绩观，甚至充当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而要切实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要把环保标准引入到官员的***绩考核中――谁破坏了环境就摘谁的乌纱。”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

“如今环境和经济的矛盾空前尖锐，环境和经济的发展必须并重，我们要在环境与经济矛盾之间走出第三条路。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已经达到了环境***治与环境伦理层次，我们还在环境专业层次徘徊，现在才猛然上升到环境经济层次，但相应制度没跟上，我们环保系统在环境经济研究上也没跟上，需下大努力，因此很累。”绿色GDP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因此会形成诸多阻力。但任何观念的转变都有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项改革，是使公平与效率双赢的一个创新，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可以想见，随着绿色GDP的研究和实施，环境的保护将成为选拔干部的一项重要标准。

在公众眼里，环保部门在中国只有空名并无实权，它所下达的命令和规章也经常遭到经济发展部门的拒绝，或被地方官员忽视。为此，潘岳已提出给予环保部门更多的权力。他说，现行的体制导致地方环保部门只向当地***府汇报，而不是国家环保局。但许多地方官员不顾环境污染，只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经济增长。

潘岳呼吁，要促进***府环境***责任制的建立和落实，各级***府应树立正确的***绩观，要清理各种有悖于环境保护法律的“土***策”，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市场准入的环保门槛是什么？有哪些核心原则、重要标准？潘岳说，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规定市场准入条件，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例如，国家明文规定取缔“十五小”企业，就是一种市场准入标准。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市场准入的环保控制手段，主要是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为避免或减少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在“十一五”规划时，要特别注重对“一地”、“三域”、“十个专项”依法进行规划环评。凡未列入规划的项目，不受理环评；凡规划未做环评的，应补做规划环评；凡做了规划环评的，项目环评可依法简化。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不能得到批准的，就不能进入该行业市场。

对“世界垃圾场”说不，力主“绿色崛起”

“我祖籍江南，却从小生长在北京，至今一口纯正的京腔。如今为了北京的天蓝水清，我作为北京奥组委委员，会对北京真正办成绿色奥运而尽一个环保官员的责任。如何尽责呢？一切实事求是，说话算话，多来实的，不玩虚的。让老北京的人夸一句，这人还挺够意思。如此评价，知足了。”这是潘岳的腑肺之言。

长久以来，人们的认识误区是，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去解决***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事实是，当发展到人均GDP3000至4000美元的时候，这些危机就会提前来到。潘岳说：“我们的那一点经济积累根本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恢复，社会危机付出***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会成为民族灾难。”

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第三大贸易国。大量数据表明，中国崛起依靠的主要是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崛起虽然十分迅速，却有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匹配的缺陷，这些缺陷就像定时炸弹，如果不及时消除，很可能在关键时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其中，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更可怕的是，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们的污染负荷还会增加4至5倍！那时，中国要么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潘岳有的放矢，一再强调，中国必须从“世界工厂”转向“绿色崛起”。什么是绿色崛起呢？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高效节约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如果我们在环保问题上犯错误，不可能走回头路。”潘岳表示，在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远远超出了环境容量，极为有限的环境资源和庞大的人口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此外，中国在成为制造大国的同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是落入了中国的版***之内，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1/3国土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以前从事经济工作时，我曾自豪地宣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制度，产品出厂后，剩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满地狼藉的‘垃圾场’。”

潘岳给出了一组数据以说明当中国经济以每年9%左右的增长率令世人瞩目时，为此付出的昂贵环境代价，“每生产价值1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难怪每到用电高峰季节，就频频拉闸限电，而不少地区民众想喝一口干净的水而不可得，这些都让国民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收益如何呢？有学者作了这样一番估算：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而“贴牌生产”更甚，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既然代价如此沉重，收益如此可怜，前景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会振振有辞地声称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不惜继续为外国人“打二十年工”呢？现在看来，除了认识上误区之外，还有一少部分人，主要是一些地方官员、为外资提供各种配套服务的新一代买办以及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等，他们从这个结构当中，最大限度的获得了好处：不仅获得了有利于快速升迁的GDP数字，而且分得了留给中国的那一小部分利润中的绝大部分，在消费水平上以的速度实现了和西方接轨，他们当然要乐此不疲了。

“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中，环境与能源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在中国发展史中，环境与能源挑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潘岳说，这并非危言耸听。不能让环境恶化吞没中国经济奇迹，潘岳警告说，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我们廉价出口的不光是裤子，还有资源和环境。如果说中国在当时国情下不得不走这条痛苦之路，那我们今后绝不会再走下去。”潘岳说，“发展循环经济与开发新能源，是发展与环境双赢的惟一选择。”

潘岳说，中国过去在制定重大经济***策时，缺少战略环评这个重要环节，很少考虑可能将产生的环境后果，以至于在执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例如，大都市由于在规划中没有充分考虑环线路网带给城市交通、市民居住、环境安全的负面影响，如今已造成了大都市交通长期拥堵不堪，城市布局像“摊大饼”一样地无限扩张，加剧了城区内空气污染和热岛效应。中西部省区在做能源、电力、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时，由于没有考虑到发展这些重污染行业必会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尖锐矛盾，尤其是区域内有限的淡水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如此规模的开发活动，已造成了几代人都难以恢复的生态问题。他指出，中国大大小小的规划和***策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致使经济增长仍是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型增长。为了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真正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战略环评，真正把战略环评制度付诸实践。

环保，不能成为呼啸而过的一场风暴。历史的教训不能重复，已伤痕累累的生态环境再也经不起破坏与摧残。潘岳说，战略环评的核心思想，是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战略环评分为法规、***策和规划环评。就中国国情而言，战略环评的切入点在规划环评，推进规划环评就是推进战略环评。他说，原来只注重对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但建设项目只处于整个决策链（战略、***策、规划、计划、项目）的末端，所以建设项目环评也只能补救小范围的环境损害，无法从源头上保护环境，不能指导***策或规划的发展方向，也不能解决开发建设活动中产生的宏观影响、间接影响、二次影响、累积影响。已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确定了战略环评的地位，明确要求对土地利用规划，区域、流域、海域开发规划和10类专项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是对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大完善。

在以实现亚太国家“绿色增长”为主题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第五届环发部长会议上，潘岳提出，中国要实现“绿色增长”，必须实施新的环境保护***策和战略，并配套以一系列环境经济***策来支撑。并表示，中国率先担起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履行国际环境义务，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

爱“攀跃”、好“作秀”的可持续论者，呼吁共建“绿色和谐”

潘岳爱“岳”，爱“攀跃”，爱爬山：“我以前搞国有资产、技术监督、体制改革，到各地去出差，总要抽空爬当地的山。现在搞环保，爬山名正言顺了！我爬山爬到什么程度？到目前为止，我爬过2000多座山，北京近200多座山全部爬遍了，并且选出其中40多座反复、不同角度地爬，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地爬。”

他有一张不会令人印象深刻的脸，中国人常见的一寸长的短发一丝不苟地竖在头上，《纽约时报》说他有点像迈克・麦尔斯―一位加拿大演员的中国版本。潘岳自言“不是一个现代人”：“我从来不会用电脑，写东西一向是手写，而且不会用手机，不会发信息。”

就是这样一位副部级高官、四处亮相的社会活动家，在他朋友们的眼中，却又是很仗义的一个人。为此，每每他组织一些大型公益活动，总有许多各界朋友前来“捧场”，场面也总是轰轰烈烈。

尽管“平时公务繁忙”，潘岳在为官期间，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拿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说，1998年前后，潘岳向***的同志表达出想学习历史的愿望，***就向潘岳推荐了章开沅教授。于是，在一个漫天风雪的冬日里，潘岳专程从北京飞到了武汉，登门拜师。尽管比原定的约见时间，潘岳迟到了一个小时，但冒着寒风大雪专程而来，还是让章老体会到了弟子“程门立雪”的味道，欣然收下潘岳。“潘岳的历史感觉非常好，而且学术功力扎实，在读博士期间就应该有博导的水平了。他选我做导师，我选他做学生，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章开沅不吝惜对弟子的赞誉。

有人说，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长征路的中国新生代高级干部。2001年9月1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史。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

潘岳最早被关注，是始于学术界，而今之潘岳用才华、热情和干劲，拿人民所给之权力推进绿色中国之进程。潘岳直言不讳：“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

绿色中国，有我一个；和谐中国，你我期待。潘岳一次次曝光在媒体面前，他承认，他的话并不都能兑现，“现阶段的中国，还处在环保启蒙阶段”。在环评方面下的“狠刀子”，给人留下了雷厉风行的深刻印象。以一个副职的身份，潘岳竟成了公众最熟稔的中国环保总局官员。在中国***府高层中，这是少见的现象，一般会被解读为这个官员有“个性”或者“少壮”。潘岳的举动为其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但也有声音说这是潘岳“作秀”之举，以为其仕途增加砝码，是在为自己捞***治资本。潘岳的回答有些无奈，他说：“作为一个从***者，鉴于我所处的位置，我在乎在所有人眼中的形象。但为了国家和***的利益，我又不在乎个人的毁誉与暂时的得失。”

“我认为，如果说这些秀，***治秀，带引号的，能够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能够做几件实事，能够把我们的法律***策得以推展，简而言之起到一些良性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的***治秀多演一些好，而且希望它好戏连台，不断上演，波澜壮阔地不断地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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