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博士研究生论文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2
工科博士生博士生导师“软”“硬”创新特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博士生教育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以来，博士生教育规模以每年平均超过20%的速度递增。随着数量的增长，博士生质量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有关博士生质量提高，学界提出了各种观点、思考、建议，包括从“软”“硬”两方面提高，既要有规律、理论分析，又要联系实际，并指出导师在对学生指导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工科类博士生科研创新现状分析
博士生与硕士生、本科生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我国在1992年《博士生培养工作暂行规程》中也指出“博士教育的培养要以科学研究为主。”《学位条列》第6条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标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不难看出，博士教育中，具备科研和实践技术创新能力是获取博士学位条件之一。
作为工科博士生，其科研创新又具独特性。（1）应具有理论意义；
（2）应具有工程或技术研发创新意义。在与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团队研究者交流中，一些导师反映目前博士生研究有偏“软”、偏“硬”倾向，偏“软”是研究缺乏与实际联系，偏“硬”是缺乏规律、理论分析。从软的方面看，一些博士生愿搞模型、算式，不愿动手实验，不愿联系实际进行研究。从“硬”的方面看，现在工科院校中，博士生普遍存在做研究逻辑思维能力不高问题，博士生论文像科技报告，工程味道太浓，科学研究不足，高水平创新性学术论文难出现。
为培养这种“软”“硬”兼顾的科学品质，许多导师强调工科博士生首先要有理论上的创见、研究，再者还要具有重视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素质。目前我国工科博士生在这两方面都不足，特别是实践创新远不够。浙江大学在“国际大学创新力评价研究”中指出，我们有着庞大的博士生队伍，但原创性科研成果少，与企业联系的、现实效应强的创新成果更少。
改变这一情况，涉及方面很多，其中导师作为博士生创新的第一负责人，将对博士生的创新有直接影响。为此研究工科博士生创新，必须研究导师如何发挥作用。
二、导师对工科博士生“软”“硬”特质的培养
1.加强对博士生课题选择导控
选题方面突显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北京理工大学周立伟院士谈自己培养理工科博士经验时，指出“将自己考虑的一些有科学价值、有现实意义、解决时机基本成熟、有初步方案可以动手研究的课题，或者是已经着手尚未展开的课题，或者是有想法的前沿课题，提供给博士生去做。这样的课题，目标和意***比较明确，突破口也找的比较准，起点比较高，工作量比较有底。”导师在长期研究中，对本学科的理论、技术进展有清楚的了解，博士生做导师的课题可在“软”“硬”两方面取得进展。还有的导师，则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有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的课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范洪义导师强调对思维敏捷又有钻劲的学生放手鼓励，让其自己找到理论、技术突破点，在其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其建立信心。这样迅速培养了学生的科研预见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科研的道路上较早地***开步走。
2.导师营造学术创新氛围和条件
导师营造科研的氛围和条件，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精神方面，导师需要起带头作用，用于承担重大课题。同时积极改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敏感性和***思考的主动性。在物质方面，丰富的科研经费和先进的科研设备，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正常开展的保障，是博士创新性研究必不可少的平台。对比中美博士生研究条件可知，我们博士生的实验室条件需大力改进。此外，需保证博士生的生活质量。如果仅加强师生间良好创新气氛建设，没有相应的物质支持，博士生为生活、为科研奔波，则很难出创新成果。
三、导师培养工科博士生“软”“硬”创新特质应抓关键环节
导师指导博士生“软”“硬”创新应贯穿培养各方面，包括生源选拔，课程设置，论文开题、写作，中期考核及论文答辩等方面。
1.抓课程建设
课程学习是为博士生在未来研究领域理论、实践创新发展奠定知识基础。美国大学及研究机构，导师对课程精心设置，提供博士生的课程包括基础理论课和专业理论课。基础理论课强调基础理论的学习，反映科技发展的最新理论和成就。专业课注意与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另外设立专题课程，围绕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开展。导师可以根据科技发展需要，增加、删减或变换课程，课程更新较快。因此，导师们可以向这种模式进行学习，在课程建设上多加关注。
2.抓论文写作三环节
目前不少导师不重视学生理论培养和创新，不重视博士论文的写作，造成博士生研究重复多，理论、技术创新性低问题。导师和博士生必须处理好学位论文与科研工作关系，使博士生论文与科技攻关课题相结合，出高水平的博士论文。
在研究阶段，导师要给学生论文设计、课题研究提一些建设性意见，组织学生攻关，参与研究过程，针对性指导学生开展课题，设计实验，处理数据。在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学生成果过程中，导师也要对研究、写作规范加以指导。同时还要检阅学生论文，考察文章研究原创性、***性，与学生一起总结重点突出的问题，“软”“硬”创新点以及何以为创新等，并指出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深入方向。只有把好论文选题、写作每一环节，才能确保创新成果出现及被认同。
3.抓科研活动
在博士生学习研究过程中，导师要引导博士生参与科研创新课题。调研显示，博士生普遍希望参加导师的纵向课题研究，能够有所发明创造，理论突破，对于横向课题，虽不排斥，但最好能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理论实例论证提供方便。在引导博士生参与课题中，导师要避免将博士生看作简单劳动力现象，引导学生参与自己的课题，特别是与国家、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纵向课题，在研究中，根据学生承担任务的情况，给以相应的薪酬或基金，从承担课题重任、经费保障方面促进学生调研、实践，理论研究，出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3
【关键词】博士生 课程 教学
【中***分类号】G6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086-01
博士研究生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不同的培养单位都设计了相应的培养模式。在博士生教育阶段,国内外学者对课堂教学是否必要,课堂教学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例如英国的教育模式提倡以博士生自学为主,美国则比较注重博士生的课堂教学,我国不同的培养单位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我校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对课堂教育要求较高,除开设必修课外还开设了相当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程。目前所有博士生培养单位一般都将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为学术型人才培养,而博士生毕业需要提交具有创新性研究的学位论文,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专业前沿研究工作,在培养周期内存在课堂教学和科学研究争时间问题。因此如何设计好博士生课堂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使博士生能深切感受到课堂教学对于专业知识的系统深入理解以及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是每一个承担博士生课堂教学任务的教师需要周密谋划的工作。以下根据作者主讲我校博士研究生《大气边界层动力学》课程教学实践,谈一谈开展博士生课堂教学工作的体会。
1 结合博士生选课动机定位课程教学目标
《大气边界层动力学》是我校为大气科学专业博士生开设的一门理论课程,旨在引导博士生应用物理学定律和数学方法研究边界层大气运动的动力过程,从动力学理论和数值计算两个方面探究边界层大气运动规律,并利用理论模型研究边界层大气对下垫面状况的响应。该门课程是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动力气象学》、《高等大气动力学》等课程的后续课程,目标在于拓展博士生的科学视野,增强博士生的***科研能力。该课程侧重大气边界层基础理论扩展,借助数学推导和数值方法开展大气边界层动力学机理和应用研究。因此要求选修该课程的博士生必须具备很好的大气动力学、大气数值模拟等相关理论知识基础。
博士生选修该门课程的动机是开展教学工作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博士生普遍反映选修该门课程的目的在于对大气边界层理论了解的不多,而大气运动状况受边界层影响很大,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将要涉及到大气边界层科学的有关问题,因此需要对该研究方向的前沿科学研究有深入了解;再者,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希望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对提高理论水平开发创新潜能有所帮助。博士生感到想学什么？在哪方面希望得到训练？这既是博士生的学习目标,也是教师进行课程教学工作的目标。为此将课程教学目标定位为使博士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系统掌握大气边界层动力学的核心理论框架和前沿研究状况,提高大气边界层动力学问题的求解技巧,以及运用动力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博士生的综合分析、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2 注重课程设计在达到教学目标上的作用
课程设计是教学准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课程设计是将课程理念转化为课程实践活动的“桥梁”,对课程设计最简单和概括化的理解就是“对于课程的各个方面作出规划和安排”。克莱因认为课程设计“是指拟定一门课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包括技术上的安排和课程要素的实施”。因此课程设计是实现教学理念的具体规划,教学目标的实现需要进行科学的课程设计。对于博士生课程的设计首先应关注教学对象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人的创新内在潜质存在于人的主体性当中,《大气边界层动力学》课程设计的第一个原则是要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学生学习知识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对科学问题主动思考的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在课程内容选择方面除考虑大气边界层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外,选择理论发展的一个前沿主导方向为突破口,以大气边界层通量廓线参数解析解以及大气边界层简化方程理论解为主线,形成完整的课程内容体系。所选择的课程内容理论性强,相关研究工作需要采用灵活的数学技巧,并不可避免地使用多种假定,因而每一个命题都存在可质疑之处,这为激发博士生的科学批判精神提供了机会。
3 创新能力培养贯穿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博士生课程教学的目标是既引导学生对课程内容有深入理解,又通过课程学习领悟前沿创新科学研究思路的萌发过程,从而激发博士生创新思维的潜能。因此博士生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机开发学生创新意识。这就要求教师把创新能力培养贯穿到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研究性教学是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通过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组织教学过程,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研究能力,使教学过程充分体现探究性、自主性、灵活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主要特征。根据《大气边界层动力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Seminar教学法。Seminar教学法是以教师和学生为共同教学主体、以学术交流互动为特征、以相互启发、相互激励为动力的研讨式教学模式。具体教学内容分为主题教学和专题研讨两部分。主题教学部分是教师全面介绍学科发展脉络,并根据学科发展的进程和突破,将学科发展进行阶段性划分,而在每一个阶段又可根据研究方法、具体应用等细分为若干讨论主题,将讨论主题分派给学生,为专题研讨做准备;专题研讨部分是学生成为专题研讨中某一主题的主讲报告人。按照这个思路开展的教学实践结果表明,采用研究性教学对于激发学生自主创新思维潜能,拓展理论应用思路收到很好效果,学生普遍感到思路豁然开朗,从原本不知所措无从下手,甚至提不出研究课题的状况,转变为感到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清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了多种选择。
创新能力最终需要通过科研成果体现出来,对博士生来说体现创新思维和创新研究成果的高水平科研论文撰写能力仍然需要进行强化训练,特别是英文专业论文的写作。利用课堂教学适时进行专业论文写作训练也是课程教学的目标之一。结合课程教学提高论文撰写能力的一个有效方式是充分利用学生对所学习内容的深入系统掌握能力,审视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审稿人的身份对所发表的论文从严把关,从论文的创意、逻辑性、研究方法手段、结论的提炼以及论文主题的表述方式,甚至论文的格式和标点符号等每一个细节上,发现论文的闪光点,揭露论文有可能存在的瑕疵。这样不仅可以深化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训练学生对专业文章的写作和理解能力,锻炼学生的阅读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将提高博士生专业论文写作能力训练作为课程教学目标之一,可以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专业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4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谱（***4）。从网络***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谱（***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策研究等。在《***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5
一、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学制
(一)6年一贯制的德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6年,实现以大学为基础,学科为中心,理论教学、实验室训练和临床实践的渐进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这一学制[1],如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贯制的俄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3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3年进行专业教育,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独联体国家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妇、乌克兰等实行这种学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文理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前4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4年为医学院教育,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核心课程为主干的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完成课程,修完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实行这一学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4年为理论教育,最后1年为临床实习,毕业授医学学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实行这一学制,如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获得学士学位以后经过考试和推荐就读医学硕士学位,时间是1-3年。在实行多学制的世界各国中,学制为6年制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为90个国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为53个国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为15个国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为1个国家,占0.7%。
二、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三、国外的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一)美国。美国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宽进严出的***策,一般来说,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只要具备了大学毕业资格,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经推荐人推荐,即可入学攻读学位。但在美国博士研究生毕业,却需要有一定的科研成绩。因此,博士研究生经常需要攻读4至6年才能毕业[3]。此外,美国约有一半以上大学要求研究生入学时有GRE成绩。美国研究生招生一般不限名额,由导师的科研能力、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决定每位导师当年招收学生数量。在培养模式上,美国博士生培养通常实行导师制和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制相结合的指导方式。硕士研究生主要采用专业式培养模式、导师制培养模式以及兼顾协作式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高校更加强调文理渗透和选修课的重要性,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为2∶3。
(二)日本。日本的医学院校本科生学制为六年,大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报考医学博士。博士课程学制为四年(日本医学院校很少设有医学硕士,一般是硕博连读四年)。中国的研究生指的是硕士学位,而日本的研究生和研修生是没有学位的,只是进入大学的一个学前班。日本大学的招生录取,导师有一定的决定录取权。对于博士生的评价,主要以毕业前发表SCI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值的高低来衡量。日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毕业前最少应发表2篇以上的SCI论文[4]。研究生在读书期间每周召开一次科研汇报会,主要汇报自己的研究内容、国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最新的科研动态及讨论本周的疑难病症等。目前日本学位分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士学位又分为课程博士、论文博士、学术博士三种类型。
(三)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本科6年毕业授予硕士学位,具有行医资格。本科4年毕业后,只能当医疗助手,经过临床住院医师培训以后,可以申请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时间为3-4年,经过课程学习,撰写论文,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4]。具有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的人员方可申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并具有资格在高等医学院校讲授课程或成为医学副教授。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如果在工作中有创新性的医学研究成果或发表了极具创新性的论文,经过课题研究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此学位获得者才有资格申报教授职称。俄罗斯的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不属于医学高等教育的范畴,取得这一学位者必须在工作中卓有成绩,并通过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国家最高学位委员会决定授予,学校无授予权。
(四)德国。在德国研究生教育学位制度只设有博士学位,德国现行的高等医学教育学位制分为三级:文凭学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为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惟一学位:讲授资格学位,这种学位是获取在高等学校任教资格的依据之一。在德国高等院校里,没有专门的研究生院机构,博士研究生都在指导教授所领导的研究所里进行培养。博士生的录取也没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虽然没有必修课,也没有学分要求,但却要求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担任二年教学或科研助手,并采取一定的淘汰制度。
四、对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一)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并注重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形成硕、博士研究生的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办学模式[2,4]。
(二)加强教学体制改革。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考试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研究生教育的目标体系应在主导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扩展,培养研究型人才和使用性人才相接合。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6
关键词：美国博士生 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 培养机构 培养规模 教育质量
虽然现代意义的博士生教育诞生于德国，但二战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后来居上取代了德国的榜首位置，这与美国人长期以来笃信教育的威力不无相关，他们始终认为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的关键，教育与国家的***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休戚相关。美国博士生教育经过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现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逐渐向全世界流传的培养体系，成为美国教育的精华。
一、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美国社会一向推崇开拓创新，在博士生教育上，亦恪守“富于敢闯敢干精神”人才的造就。博士生培养计划是为有志于终身探求知识的学生设立的，目的是要培养他们具有从事创造性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博士生培养计划着重于加大知识的深度和宽度，使学生能自由地探索问题和发表意见，对知识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博士生培养的基本原则是：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使他们能用批判的眼光评价专业领域内的文献，用恰当的原理和方法去认识、评估、说明学科前沿的争论焦点和所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初始美国博士生的培养形成了两种目标：一种是培养教师和注重理论研究的科研人才，另一种是培养应用研究人才。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目标在美国博士生教育中并存，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博士生教育，即“学术兼顾”。各大学培养的总目标是为学生的学术职业生涯做准备，通过三方面落实:第一、掌握一种或多种领域的专业知识。第二、培养必需的研究技能和（或）应用技能。第三、培养有效的教学技能。
1993年，美国科学、工程与公共***策委员会提出了引导博士生教育的新世纪国家科学目标：(1)在所有研究领域，美国都要处在领导地位。这一目标的理论基础之一为：教育——只有在世界顶尖级学者的指导下，才能使美国大学生将来也成为领袖人才，才能拓展和应用前沿知识；人员——保持领域优越性是吸引有潜力的年轻学生加入并能保证优越性继续的最好方式。(2)在有选择的领域，美国要保持明显的领先地位，所选学科应与国家目标紧密相关。(3)在技术落后的非技术领域，美国放弃其领导地位。在论及研究与教育的关系时，指出国家科学技术目标的实现必须得到人力资源开发的持续支持，具有明确教育成分的研究对国家目标的贡献远远大于***于教育之外的研究。在评估研究的功绩时，它的教育成份应该有明晰的标准，体现出国家科学目标的实现与博士生培养目标之间的密切程度。
二、美国博士学位类别
美国博士生培养，目前主要以授予传统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两大类博士学位为主，是代表最高正规学位资历的学术研究型学位，此外还有职业博士学位和名誉博士学位。
传统研究型博士以高深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是美国最普遍的研究型博士学位，适用于绝大部分学科（如理学、农学、医疗卫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学六大类）。目前，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在名称上有一定的变化，分为哲学博士（PhD）和科学博士（DSc）。在授予人数上，传统研究型博士是博士学位授予的主体，1998年全美授予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的人数约占全部研究型博士学位人数的92%。
应用研究型博士主要指向应用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学博士(Ed.D.)、法学博士(L.Sc.D.)、公共卫生博士(D.P.H.)、工程博士(D.Eng.)等近50种类型，与传统研究型博士享有相等的声誉。学科群包括应用科学、科学与健康、社会工作、神学、教育学、现代语言学等。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的授予数量相对较少，1998年只占美国年授予博士学位总数的8%左右。
职业博士学位也称一级职业学位(First-professional degree)，这一类型并不是真正的博士学位层次，而只是借用“doctorate”之名，实质上是取得某种职业资格的基本学位要求，代表的是最高层次的职业水平而非学术水平。职业博士学位与研究型博士学位之间是平行的，其培养目标不是定向学术研究，而是指向一定课程学习之后的职业实践，职业博士学位只在某些特定领域授予，如医疗按摩术、法律、医学、视力测定、疗骨术、制药学、足疗术、神学、兽医学等。
名誉博士（Honorary doctorate）通常授予成就显著和热心公共事业的人，如国会议员、***界要人、著名的科学家、著名演员等，有的私立学院常常将名誉学位授予那些捐赠或代为筹集大量资金的商人和一贯支持学校的宗教团体的牧师。美国大学不会把正式学位当作名誉学位授予，反过来，也不会把名誉学位当作正式学位授予。
根据美国中学后教育数据系统综合调查组对“博士学位”的定义，美国博士学位只认可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和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第一专业学位和荣誉博士学位不计入正规博士学位之列。因此，美国有关博士数据统计均不包括第一专业学位和荣誉博士学位。
三、美国博士生培养机构
美国博士生教育与其主要培养机构——研究型大学密不可分。根据美国2000版《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博士培养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博士／研究型大学－E类（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Extensive）”。这类院校要求至少在15个学科每年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在众多学位领域内提供高级培训。另一类为“博士／研究型大学－I类（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Intensive）”，这类院校必须至少在3个学科领域每年至少授予10个博士学位或在所有学科领域授予20个博士学位，在相对较少的尖端学科领域内提供高级培训。2002-03学年，美国高等院校总数为3796所，而博士／研究型大学261所，其中E类152所，I类109所。博士/研究型大学授予了绝大多数博士学位。据统计，2003年107所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占了总量75%，其中49所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占了总量的50%，此外，还有一些高校也获准授予至少一个以上的博士学位(例如2003年，硕士学位授予院校I类－Roosevelt U.授予6位博士，学士学位授予院校－Smith C.授予4位博士，专门学院－Hebrew Union C.授予1位，这几类院校共计约162所），但其博士学位授予量不到总量的3%。
四、美国博士生培养规模
2001-02学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44160人，其中生命科学、社会科学、教育、物理、工程学科授予的博士学位数最多，并计划从2003-13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从4.33万缓慢增长至4.73万左右，博士生培养规模趋于稳定。
虽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未来的十年间，美国博士生培养规模趋于稳定，但学科之间却在不断发生着微小的调整与变化，2002-03年度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学科群依次为：生命科学、社会学、教育学、物理和数学、人文科学、工程等。其中生命科学成为博士学位数授予最多的领域，与1998年相比，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略有2%左右的下降，但物理学、工程、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分别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1.6%、-11.1%、-4.5%），而教育和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数较五年前略有上升（0.9%和0.7%）。
五、美国博士生教育质量
1、高质量教育在人才培养及其成果的国际比较中最为突出
美国博士生教育无论是培养数量还是教育质量都雄居全球榜首。仅从培养机构实力和人才成就实力的国际比较来看，在2004年泰晤士高教增刊的全球最新大学排名中，前10名美国占7所；前20名中美国占11所；前50名中美国占20所，前100名中美国占35所。这些名校都是在美国市场竞争机制中靠教育质量取胜的博士/研究型大学，其科研能力和博士生培养量均无可匹敌。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统计，自1980年美国颁布支持科技成果转让的《贝都法》以来，大学技术转让为全国经济作出了300亿美元的贡献，每年提供25万个就业机会，市场上超过1000种产品来自大学科研成果。而人才成就的实力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体现创新能力的诺贝尔奖。据2004年最新统计，美国有12所大学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数达189人次。从1901-2004年，在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及经济学领域，557人次获奖者中美国占了252人次，占自然科学及经济学领域的45.24%，平均有83.73%的获奖学者具有博士学位，特别是在经济、物理、化学领域，具有博士学位者高达94%以上，其人才优势远远胜于其他国家，2000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数占传统毕业年龄人口数的百分比为1.2%，每百万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3676，充分体现了美国博士人才的雄厚实力。
2、高质量教育的机制保障
美国博士生教育质量保持较高的水平虽有多方面的成因，如多元文化观念的历史沉淀与高等教育思想的探究指导、大学鼓励自由、创新、诚信的学术气氛等，但纵观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世界研究生教育史上，在科技***的浪潮中不断发展而后来居上的美国博士生教育之所以拥有国际公认的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体系，拥有一大批能培养高水平博士生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博士生培养模式能对世界各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经济、科技、文化、生源优势、学术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外，最关键是形成了成熟的质量保障机制。
在外部环境中，自由、自主、竞争的办学机制促使各大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努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美国教育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办学自由，美国高校从学校宏观战略计划的制定到具体工作细节的安排，从课程计划的制定到学校教育经费的使用，都有不受美国***府和社会各界干预的自主权。市场竞争机制主要体现在为学生、教师、经费而竞争，即存在着对消费者市场的竞争、对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对教育科研经费的市场竞争；联邦***府本着“卓越质量原则”，在***策与科研经费上的支持确保了博士生教育及其科学研究更多地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使博士生教育成为实现国家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非***机构的质量评估不仅为求学的学生提供了可参考的信息、判断与选择指数，同时，也促使各大学客观地审视自身的培养质量和声誉地位，不断地加以改进和提高。如专业认可协会和地区性认可协会等机构对大学或学院整体资格的认可，对专业或学科资格的认可，由若干权威性较高的民间学术机构开展问卷调查评比乃至对大学分类或排名等；研究生奖学金资助机制为博士生在校专心攻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主要有奖学金或带津帖培训、助教金或助研金、特定资助金和助学贷款三大类，并有严格申请条件和审批标准。
在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机制中，有广泛的招生宣传与严格的入学筛选机制，首先通过服务性宣传来吸引学生报考，然后通过全面性考察来择录优生；培养过程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在高水平的师资建设方面有广纳贤才的公开竞聘制度，“非升即走”的教师评聘管理制度，不留本校应届毕业生任教、避免“近亲繁殖”等不成文规定，以“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吸引人才；课程设置具有个性化与特色化，课程设置目标以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并重，课程选择个性化，让每个学生能按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接受培养，课程设置特色之一是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之二是重视跨学科课程的学习；在教学与科研训练中注重学生的研究与创造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通过课堂教学启发思维、引导讨论、锻炼能力，通过导师指点下的科研训练使学生参与研究、博采众长；有学位论文的高标准与严把关，从对学位论文的撰写从选题要求、研究计划的审核、口试(Proposal Defense)、定期汇报与指导、论文评定标准都有标准与严格的程序与步骤；培养过程还有逐级考核的淘汰机制，期间通过课程考试和博士资格考试逐层淘汰不合格的博士生，最终只有通过了学位论文评定的博士生才能被授予博士学位。
六、美国博士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博士生教育体系的优越性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我国博士生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示。在宏观方面，需要国家层次从几个方面创造条件：一是以市场竞争机制为主导，***策与经费的支持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主要以质量与效益为衡量指标；建立社会评价与监督机制，促使高等院校的分化，从而产生一些研究型大学；二是使这些研究型大学及其它层次的大学之间形成竞争性的相互作用模式；三是继承和发展洪堡的思想并作为大学研究生院的正统观念，以培养创造性学术人才为目标；四是利用国家各类基金直接或间接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博士生教育。而对于培养博士生的研究型大学的内部管理来说，优秀师资是研究型大学画龙点睛之笔。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7
致谢一：
老早就知道博士论文后面有一段致谢意味的后记部分，一直在想自己到那天会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感慨，如今真到了这一时刻，却是相当平静却也发现自己无从表达此刻的心情。
从大学毕业时考研找工作两手准备，到幸运被复旦会计系录取，再到两年半后由硕转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毕业，进入不错的高校成为大学老师，我完成了由会计小本到会计博士，从会计学术门外汉，到成为一名可以***进行会计研究的大学老师的华丽转身，这是六年前的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岁月可以在复旦度过，可以在会计系度过，我是幸福的。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老师，这不是博士论文后记部分的例行感谢，是学生发自内心的，我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我的导师换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是老师一步步的将我带入会计学术的氛围中，让我yulu.cc的看到会计学术的魅力，也是老师耐心的教导及指引，让我慢慢发现了自己适合的人生职业。感谢老师对我的学术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老师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老师对我有话直说、口没遮拦的宽容。
同时还要感谢师母王克敏老师对我的点拨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会计系洪剑峭老师的关心及对博士论文解析部分的帮助；还要感谢会计系陈超老师、周红老师、徐浩萍老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大学陆正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夏立***老师、复旦大学原红旗老师、南开大学刘志远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潘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张天西老师对论文提的宝贵意见；感谢复旦会计系所有老师在六年中从各个方面的帮助与照顾。此外，还要感谢我在耶鲁大学交流期间的外导FrankZhang，感谢张老师对我在耶鲁交流期间的照顾，及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的博士生杜凯同学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及论文解析部分的指导；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其他老师和同学对我在各方面的帮助。
我在复旦的同窗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伟、李静、武建、朱晨波、张轶凡，及刘璇、黄海杰、刘念、徐媛媛等师弟师妹们，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学们，因为你们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是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的爱护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还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我们的姐妹情无疑是我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仅以此文献给你们。
致谢二：
历时一年有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终于即将完成。回首论文的撰写过程，内心不禁五味杂陈，感触良多。
***府审计与民主***治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两年前，我的恩师，国内***府审计领域的权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并建议我以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这一选题时，我颇为惶恐。这一论题不仅要大量涉及到***治学等较为陌生的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在进行选题论证时搜集到的己有相关文献成果极为有限，国外文献研究几乎为零。可以预见如果以此为题，论文的创作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同专业的博士同学以及同门的师兄师姐讨论后，他们也都认为这一选题难度较大，这一度几乎让我失去信心。与导师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帮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启发我思考解决论文中的关键问题与难点，并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在蔡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坚持下来，并最终确定以***府审计推动民主***治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选题确立后，我从2011年4月开始搜集资料，拟定论文研究大纲。写作期间，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颈，民主***治细化的问题曾让我一愁莫解。后来，我研读了大量***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策学、公共权力学的书籍与文献，并多次与***治学专业的同学讨论，才最终从民主***治运行机制的角度解决了.
这一问题。其后遇到的诸多难题，如***府审计对民主***治发展作用的机理分析、实证研究中民主***治的量化、模型的构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与导师和同门师兄师姐讨论，一次又一次的翻阅各类文献，每个问题都是反反复复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这才最后形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成果。整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从选题开始到最后论文定稿，大到论文大纲框架的确立，小到一个词语的选择，无不凝聚着导师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门兄弟姐妹的帮助、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我自己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实属来之不易。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不易，也越发感觉到自己才疏学浅。论文虽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还是最基础性的尝试，其中许多问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分析还不够深入，还有许多缺陷甚至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以帮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论文并展开对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
学海无涯，我将博士论文的完成看成另一个学习道路的起点。在今后旳日子里，我会持续关注***府审计领域的研究，谨记恩师教诲，踏踏实实的做人，勤勉严谨，不断思考探索，不辜负恩师的栽培，不辜负同学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三年时光，如弹指一挥间。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欣喜仿佛还在昨日，转眼间我已经在提笔撰写毕业论文的致谢词。深夜12点，万籁俱静，回想荣春园三年的求学生涯，导师的栽培、同门的帮助、同学朋友的关怀，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蔡春教授。能够成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蔡春教授带领我走进了审计学术的殿堂，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做事风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钦佩，这将是我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三年博士阶段的学习生活，蔡老师教会了我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会了我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学术思想的提点都让我获益匪浅，每一次生活上的关怀都让我这孤身在外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与感动。
特别是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蔡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收集、开题、论文的撰写、修改直至论文完稿，蔡老师一直在给我支持和帮助、信心和鼓励。没有蔡老师悉心的指导，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师恩深似海，蔡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会永远铭记于心。衷心感谢我的师母包建华女士，感谢您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
衷心的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诸位老师。感谢彭韶兵教授、杨丹教授、罗宏教授、陈苑红教授、叶建明教授和黄载兴教授对我专业课程的教导。感谢樊行健教授、潘学模教授、吕先锫教授、冯建教授、冯俭教授、余海宗教授、谭洪涛教授、马永强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对我博士学位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让我的论文得以完善。感谢方萍书记、余霞老师、杨长虹老师，谢谢你们三年以来的关照感谢蔡老师研究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谢李江涛博士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证模型设计等方面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刘更新博士，与你六年的同窗情谊，你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许多的关怀与帮助，感谢你在我考博期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你带我进入蔡门大家庭；感谢谢赞春博士、苗连奇博士，感谢你们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样照顾我，感谢你们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安慰与关心；感谢孙婷博士生、饶翠华博士生、马硕博士生，感谢你们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一路鼓励与扶持；感谢蔡利博士生、朱荣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刘雷博士生、谢柳芳博士生、唐绣球博士生、感谢你们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门情谊，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感谢师门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刘学华博士、罗朝晖博士、鲜文铎博士、张勇博士、徐荣华博士、杨晓磊博士、路伟达博士等和硕士研究生杨鲁、敖金俐、林洁、刘春苗、黄婧、张倩倩、和辉、王志、祁恒庆、陈永辉、***晶、何雨、何苦、钟婷、马可哪呐、吴征远、梁怡爽、张鹏、周思维、王瑜、陈亮、孙琳、张静、周贤莉、李慧、罗琪、段楠、王宪振、欧琳、苗芄、蒋静、赵晓燕等师弟师妹，恕不一一列举，你们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感谢王伟博士生、张玮倩博士生、张晓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黄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卢兴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阳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张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涛博士生、张泽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红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谢你们让我拥有三年美好的求学时光，我会将这些记忆永远珍藏。
感谢我的硕士同学万磊、龚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东、隋春蕾、周德如、陈义、夏蓓、王峰、张莉等；感谢我的本科同学徐燕、薛爱玲、王芳、仇扬、杨珠等，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用毕生的心血养育教导女儿，女儿不孝，多年在外求学，不能承欢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谢你们对女儿的无私的爱，感谢你们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谢你们一直做我坚强的后盾，放我去飞，放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致谢三：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了丰富且有意义的四年求学生涯。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让我体会到了会计学学科的博大精深，同时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天西教授。张老师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默默的奉献精神时刻感染着我，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奋发进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始终给予了认真和耐心的指导，使我顺利地进入毕业论文研究阶段并成功地撰写了毕业论文。四年来，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使我能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协调处理好学习、工作、家庭三者的关系。尊敬的张老师，谢谢您!
衷心感谢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为我们辛勤授课的安泰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正是老师不辞辛苦的教学，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成长与进步。他们开拓了我的视野，为我的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感谢在百忙之中牺牲宝贵时间评阅和评审本文的各位老师和专家。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8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教育 武汉大学 质量
中***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65
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的顶端，博士研究生位居研究生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大力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策的引导下，全国各培养单位为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纷纷推出了改革与发展的新举措。武汉大学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对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推出了一些新的抓手。下文以其为例，谈几点思考。
1 创新平台的建设，突破传统的学科专业设置的局限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必须依托学科平台。经过几次大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和允许部分高校在一级学科目录下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的改革，我国已建立起了比较全面的、具有时代前沿背景的学科专业目录。但是，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速度和国际上盛行的学科分类法相比，我国现在通行的学科专业设置的理念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因人设岗”的局限。因此，要想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首先就要在学科专业的制度设计上为他们提供能够进行创新科学研究平台。
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武汉大学以学科分类建设为原则，以体现学科特色为着力点，结合“2011计划”，通过协同创新，培育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在新的平台上，培养创新型的博士研究生。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庞代文教授的团体就是在学科交叉中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2013年1月1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析化学学科主任庄乾坤一行来到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与庞代文教授主持的“新型生物医学探针技术基础及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团体座谈。该团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考核评估中被评为“优秀”。据介绍，该创新研究团体于2006年10月获批立项，2012年11月结题。14位成员分别来自医学、生物、化学等不同学科，“多学科交叉”是其最大特色。该团体成员在化学与生物医学交叉领域共同承担了部级项目70余项，其中团体成员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973项目3项；发表SCI论文500余篇，受团体项目资助发表的论文被SCI他引4000余次，其中影响因子10以上9篇，5以上110篇，在研究中形成了稳定的有较大影响的“生物医学分析化学”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该团体培育出了武汉大学一个新兴交叉的学科――化学生物学，并获批化学生物学博士点。而且，在这个新兴的学科平台上，庞代文教授指导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还曾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2011年，武汉大学出台了《武汉大学关于建设博士研究生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的若干意见》。在该《意见》的指导下，在读博士研究生以基于交叉学科导师团队的背景，通过课题申报的方式，经过专家严格评审，学校以专项资助的方式重点支持了7名博士研究生进入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进行特殊培养。目前这种培养博士研究生促进学科建设、新兴学科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的“双促进”改革新举措，深受导师和博士研究生的欢迎，发展势头良好。
为确保学科的培养质量，学校通过制定科学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按照一年每个学部评估2个学院，每3年对所有培养单位进行一次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以评促建，在评估与建设中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 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博导评聘和上岗招生分离的管理制度
名师出高徒。要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质量，一定离不开高水准、严标准的导师的指导。毋庸讳言，自从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固化成一个阶层后，部分教授获得“博导”的称号后，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科研创新的原动力，出现科研水平下降的现象。对此，武汉大学在完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制度的过程中，采取“评聘分离，动态上岗”的方式，实现“博导”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作为制度保障。
实施这一措施的具体办法就是：学校每年把博士生招生指标按照一个包含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生源状况、在读博士生数、培养绩效等指标的分配模型，下达到各二级培养单位（不是直接下达到导师），下达的招生指标数一定会小于该培养单位的博导人数。武汉大学现有博士生指导教师1300余人，每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只有1500余人，一个博导年均只能指导1.2名博士生。博士生招生数量相对稳定及有限，而博导数量又在年年递增，这种尖锐而现实存在的矛盾，客观上为推行博导岗位目标管理提供了可能。这一改革举措，不仅在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吸引优质生源上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对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存在两种主流倾向。一种观点认为，培养博士研究生就应该学习牛津大学的方式，在“咖啡+闲聊”的氛围中“熏陶”出杰出的人才；另一种观点认为，培养博士研究生还是学习美国的方式，在“核心课程+科研项目”的过程中“训练”出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但不管那种模式，导师在培养过程中都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如何规范和良性地发挥导师的主导权？武汉大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导师提出了约束性的要求。
一是强化导师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博士研究生学术水平的高低、道德品行的高下，将直接彰显导师的责任心和指导能力。明确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奠定了确保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同时，在明确导师“第一责任人”的管理目标基础之上，推行博士研究生导师团队共同指导、协同培养的制度，在更好的学术氛围中使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得到根本保障和稳步提升。一些名导师科研项目多、学术活动多、社会活动多，而一些青年导师则“指导”经验相对不足，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武汉大学在明晰导师“第一责任人”的前提下，推行以二级学科为载体的团队指导方式，这样，如果“第一责任人”离校，博士研究生将会在团队其他导师的指导和督促下，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科研。这一制度为确保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培养环境。
二是办好“导师学校”。学校一年一度都会遴选一批新的博士生指导教师，针对新博导低龄化、学术背景来自海内外各不相同的现状，武汉大学专门成立了“导师学校”，按文、理、工、医四个学部，分四期分别对新上岗的博导进行岗前培训。导师学校的主讲人由院士、资深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奖者的导师担任，这些名导师不仅把自己培养高质量博士研究生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导师们，还增加了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机会。“导师学校”深受年轻导师的欢迎。
三是实行博导科研信息和培养绩效信息公开制度。高校虽然是知识精英云集的地方，但依然流行中国传统的“熟人文化”。这在导师间科研项目和经费的分割上表现尤为明显。如果不实行公开制度，按要求在申请招生资格填报科研项目和经费报表时，以往的情形是每个导师的表格都不是空白，但一旦招进博士研究生后，实际上却无经费供博士研究生科研之用。这种现象还不是个案，这成为影响提高博士研究生质量的一个重要阻碍。为克服这一顽疾，武汉大学实行博导科研信息和培养绩效信息公开制度，学位办为每个导师都建立起了资料库，届时导师的年度科研信息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绩效信息。当然，为了保护导师的隐私权，这种公开制度适宜在一定范围内，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进行。
3 调整招生结构，改革依考试分数定标准的传统招生方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在国际上以弱势状态与发达国家同场竞争优质生源，又在国内与非教育科研领域、时下热门行业同场竞争优质生源，因此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也印上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烙印，即在博士研究生队伍中，有不少的“在职人员”。随着博士学位正规化和规模化时代的带来，“青黄不接”的紧迫性不复存在，特别是随着一批高水平“海归”博士的加盟，国内教育科技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关注转移到培养质量上来，社会视点对“国产”博士由崇敬转向了挑剔。在此期间，少数博士生导师把自己的招生特权与一些不是真正有志于学术而是追名逐利的高官与高管，进行权权交易或权钱交易，对在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制度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对在职博士生全盘否定的一边倒的浪潮。
作为培养单位，对此必须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招不招在职博士研究生，高等学校应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社会的需求和自身的实力及定位来决定，也就是说要根据国情和校情作出决定。在近阶段，武汉大学根据地处经济后发展的国家中部的“985”“211”高校，按照“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顶天立地”的办学目标，决定对招收在职博士研究生的***策不搞一刀切，但必须限制在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为此，学校通过推行“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等招生方式，调整博士生招生结构，逐年扩大应届毕业硕士攻读博士学位的比率。对社会需求较大的少数应用学科，学校则严格限定培养单位在职博士研究生招生的比例不得突破其总数的15%，且采用累进制办法核算其招生指标。
4 在培养环节上，建立“贯通式”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快速高效地提高培养质量，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武汉大学在尊重博士研究生培养规律的前提下，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针对不同生源的来源状况，分别实行“1+4”、“2+3”、“3+3”不同的硕博连读的学制，建立起“贯通式”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优秀硕士生（含优秀本科生）能跨入到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研究队伍中来。“1+4”的学制适用于推免的优秀本科生。这类本科生进入硕士生学习阶段，经过一年的训练考察，发现潜质优秀的，从第二年就直接转入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为做大项目、出大成果选备人才。“2+3”的学制实用于本校和同类高校，或同水准的专业通过考试方式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因其第一年公共课所占学习时间比重比较大，一时还看不出其从事科研的潜能和意愿，在完成第二年的学习和科研训练后，优秀的硕士生在第三学年就直接进入博士生的研究写作阶段，把硕士论文写作答辩和找工作的时间就直接转在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科研上。“3+3”的学制则主要用于从兄弟院校本科毕业考上武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经过3年的训练后发优势十分明显的，则可以免试直接进入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写作阶段。三种选拔方式兼用，为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大开选贤之门。
其二，充分发挥武汉大学的综合优势，建立起校内外开放式协同培养制度。在国家“211协同创新计划”推出之前，武汉大学就有与中科院水生所和中科院武汉分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合作关系与成果。近些年，武汉大学除了在校内积极推行交叉学科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计划外，还大力探索跨校、跨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的新型模式，同时在人文、社科和理、工、医的基础学科实行博士研究生国内访学的资助计划。这种开放式的培养制度尽可能地为博士研究生争取到了良好的科研训练资源与环境。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9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博士研究生论文篇10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必须要适应当代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整体背景，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观念；优化博士生课程的设置，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模式；加强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机制。
[中***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5-0104-05
自2005年12月***学位委员会《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4号）（以下简称《通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专业设置以来，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在8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授权点共有34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为25个，这样全国高校、科研院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授权单位共计59个。与其他学科专业相比，在数量上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这一专业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支撑和推进上，而且，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一批年青的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高层次人才，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作为一个还非常年轻的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是在以博士生为代表的高端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就需要人们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一、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事业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从当前整个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研究生教育外延发展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中国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提高质量是今后十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的任务、最鲜明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专业，必须要站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最前列，坚持高端引领，创新培养观念，提升专业博士生核心能力的培养质量。
***学位委员会的《通知》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规格和培养质量时指出，这一专业的博士生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深刻认识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本学科的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胜任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工作。”在这一规定中，可以鲜明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核心专业能力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这一点上，这一能力的培养在根本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好坏，其衡量的关键标准在于这一能力的培养和养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中的高端引领和观念创新，则是促使博士生能够形成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从大的背景来看，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培养是目前我国各个学科专业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和挑战。***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实施》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制约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研究生教育与科技人才资源特别是高端科技人才培养密切相关。要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紧密互动，鼓励研究生参与高水平创新实践，支持大学与科研院所、企业行业共建培养基地，共享优质资源，开展跨学科、跨单位团队式联合培养，加快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对我国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总体性和战略性规划。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来说，坚持高端引领和观念创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必须要把博士生培养的着眼点放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前沿性课题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同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要在对时代和中国发展的认识和研究中才能体现出其真理性和科学性，也就是说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但从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来看，以博士学位论文为例，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这方面的要求。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在总体上并没有跳出中共***史、***建的框架，二是过于偏重于历史研究或理论研究。而相比之下，对于时展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前沿性课题的深入研究还远远不够。而离开这一点，是很难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中人才培养的高端引领的。第二，必须要把博士生培养的落脚点放在培养其理论应用能力上来。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专业，目前从事这一专业博士生导师工作的不少是从中共***史、***建、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专业中转过来的，因此，在习惯上和认识上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专业，在专业类型上看作为单纯的理论研究。事实上，从这一专业的设置和关于这一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应该是一门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的应用性学科专业，或者说，具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特点。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点上的导师和博士生们，总体上是在理论研究的框架内进行科学研究和产出成果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博士生培养的观念，关键是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应用性特点，提高博士生的理论应用能力，也只有突出这种应用能力的培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结合，并为开展跨学科、跨团队的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奠定基础，这也是在高端引领的基础上创新培养观念的必然要求。
二、优化博士生课程建设，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模式
有一种观点认为，博士生主要是从事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在校期间没有必要上太多的课，甚至是没有必要上课，只要发表足够培养单位所要求的学术论文和写好博士论文即可。这种“放羊式”的管理和要求，是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端人才的。实际上，“核心课程的质量和水平是反映这一学科专业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衡量培养的研究生具有怎样的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核心课程的建设，是整个学科点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创新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创新博士生的课程体系。
从国内大多数培养单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来看，基本上是在***学位委员会《通知》规定的8门课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献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选读）的基础上进行开设，一般情况下开设有2―5门课程。比如，北京大学开设4门：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开设3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当代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山东大学开设2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从这些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基本特点是在结合***学位委员会要求的基础上突出了培养单位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研究重点。
但与其他学科专业相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的设置还需要进一步科学化。2012年，***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意见》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专业的开课原则时指出：“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应处理好学科性质和研究特色的关系，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在要求，合理设置研究方向；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充分体现二者的紧密结合；处理好理论学习和理论运用的关系，着力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处理好提高思想***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关系，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里所讲的“一个严格”、“三个处理好”的课程设置原则，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的进一步科学化与合理化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的课程，核心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开设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课程，二是开设好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的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知识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前博士生甚至是硕士生的学习情况来看，不熟悉、不懂得、不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现象是不能忽视的，而要克服这种现象，必须要在硕士生的基础上继续在博士生层面开设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课程。在祛读书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研读、交流、主题研究等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学习，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深度，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代和中国发展的能力及理论敏锐性。方向课程则是博士生课程开设中的难点，但也是推进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一个好的稳定的研究方向是培养单位一代代学人长期沿袭下来的。从目前全国近60家培养单位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基本课程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很大，方向课程的比较性和独特性也并不十分鲜明。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科研成果的支撑，这也说明，方向性、特色性课程的开设并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而是依托于长期的具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化博士生课程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课程设嚣的背景下突出研究方向性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对于带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进而带动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加强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机制
博士是国民素质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培养的核心目标就在于推动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创新，使中国始终能够站在科学研究的创新点和制高点上。因此，在新的条件下，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必须要把引导博士生深入参与科学研究作为重要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博士生培养机制的改革。
从***对直属高校研究生参与研究与发展课题的一个统计数字来看，目前参与科学研究与发展课题的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20%，而能够参与科技服务课题的研究生则只占到研究生总数的10%。这个数字表明，我国研究生总体上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制约高水平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求也不相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科学研究情况，总体上也是与这一现状相对应的。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主要是要引导博士生积极参与到各类课题的申报和研究中来。因为各级各类课题的设置都是不同层次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是在运用专业基础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推动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能力的提升。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博士生来说，加强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参与到导师的研究课题之中，并在导师的研究课题中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工作，这对于保障导师课题完成的质量和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方式，是充分鼓励在校的博士生单独进行各类项目的申报，为此不少培养单位已经开始设立博士生创新基金，支持博士生的科研工作。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只是常规性的提升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的具体途径。在当前的条件下，关键的也是困难的工作是如何引导博士生参与到“协同创新”的进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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