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社会变革篇1
一、可控性与“风险”
由于变革是一种人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为变革发动者的关注中心：他们总是希望变革的过程有最大的可控性，这样才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当然，变革者必定认为期望中的变革后社会状况比变革前的社会状况更可取，不然他们就没有理由实行变革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对社会变革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如下的理论简化。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会状况被视为最坏的情况下，变革才可以被接受。这时，因为事情似乎不可能变得更遭，任何变化都只能被当作是向好一些的状况移动，对过程的控制虽然是所希望的，但却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过程完全不可控，变革向好坏两个方向移动的概率看似相等，发动变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说来，如果变革过程基本不可控，发动变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当前的社会状态没被视为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变革的实施就有必要。这时，因为变革的方向可以准确地纵，而社会现实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变革就意味着社会向变革发动者所期望的最佳状态接近。在完全可控与完全不可控之间，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个连续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施变革之前，没有可靠的方法可用来测量变革的可控程度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什么位置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变革的“风险”概念，并在两个层次上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按某种方法对变革可控程度进行估计，这个估计是对变革风险程度进行直接衡量的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对可控程度在连续统中的定位。过程越可控，风险度越小，这是在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但是由于不存在对变革风险进行估计的可靠方法，我们又有了第二层次的风险，那就是我们在第一层次所做的“风险度”估计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说，原来以为基本可控的过程有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是基本不可控。这里涉及的是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度的可信度问题，而这种可信度就更是没有可行的测试方法了。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如果能把以上两个层次的风险降低到某种程度，我们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社会变革了。可不是吗？
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虽然以上勾勒的风险概念可以为研究社会变革过程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如果把这个框架当作理解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风险”问题当作社会变革的中心问题，是误入歧途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思路只把社会变革当作一个纯粹的工程项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价值底线问题---置之不顾、完全忽略。
二、目标与过程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变革计划，其过程几乎完全可控，变革后其他社会生活指标一样，但自杀率可以减半。这样，社会变革的发动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呢？按照以上的“风险”理论，这里的风险几乎为零，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阻止我们实行变革。
但是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在变革前，社会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自杀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且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们采用某种人工的自杀器械实施自杀，如果没有这种器械供他们使用，他们将放弃自杀，选择自然死亡。这里，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几乎完全可控，是因为***府设计了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方案能顺利使自杀及这种自杀器械的制造和流通成为非法。并且，***府掌握了近乎完善的社会工程技术，根据计算，变革过程中要把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投入监狱，终身监禁。这种处置是一次性的，往后毋需重复，一劳永逸。
加上以上的背景条件，虽然变革的风险几乎为零，我们是否应该发动这场变革呢？问题的答案已不是一目了然的了。
这个假想的例子，揭示了两个社会变革必然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一个是衡量社会生活质量的价值评判的最终根据问题，另一个是变革过程中受影响的国民成员的权利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根本性的，但又超出从社会工程观点出发的“风险”评估程序一般可以达到的视野。
史学家往往只用成功或失败来评判以往的社会变革。所谓成功，就是变革的发动者在变革结束时达到了预先宣布的目标。所谓失败，就是变革发动者的目标没有在变革结束时实现。很显然，这样的成败评判绕过了根本性的问题，即价值底线问题。评判人为发动的以人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任何事件，绕过价值底线问题，都是危险的，因为对过去的评判，往往意味着对未来的引导。对未来引导的失误，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值得提醒的是，以成败论历史，却是最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模式。本文开头建构的“风险”理论的框架，如果初看起来似乎给理解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工具，就是因为它符合人们习惯性的实证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定势，恰好是我们应该破除的。那么，上面假想例子中突现出来的两个价值底线问题，到底要如何看待呢？
仅仅以“风险”的角度看待社会变革，就是把变革发动者意欲达到的社会状态当作社会本身应该达到的状态，将当权者的意志和被当权者认同的某种价值准则凌驾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意志之上，进而一意孤行只问如何将未经社会成员接受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以上的例子中之所以乍一看似乎变革的理由充足，就是因为“自杀率越低越好”这个价值判断被当作具普遍有效性的准则，而对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加以否定。我们可把所有价值判断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一类是没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但不管哪一类，如果在没被价值判断的主体接受的情况下就强迫他们接受由这类价值原则主宰的生活方式，就是把他们仅仅当作他人意志的工具或他律的奴仆。说俗了，就是不把他们当人看。当然，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麻烦，那就是把这些持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中的顽固分子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作为社会变革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这样的话，在上面的假想例子中，就是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投入监狱。显然，这里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谁给我们道义上的权利，迫使一部份人为实现另一部份人的意志而牺牲？
由于变革的发动者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治力量，变革的直接起因往往是整个社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而变革似乎是维持或重新获得控制的最有效的选择。这样，在变革者的意识中，改善社会生活的各种指标往往会或明或暗地被当作取得变革后社会的更高可控性的手段。这种情形下，在变革发动者那里，行为动机就是本末倒置的。
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是必不可少，但被一种外在力量控制绝对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内在要求。正如阿兰·葛沃夫所论证的那样，所有行动主体，都必然要求有按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必然排斥与自己的意志相冲突的外来意志。利他主义者，也必然要先把利他当作自己的意志，才能在行为上做出利他的事。之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某种程度的外在控制，是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出让一部分个人自由，各分散个体间的意志冲突就会使我们失去更多的自由。因而，从价值的终极载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评估的出发点，首先不是一种文化的偏好或一种传统的习惯，而是逻辑的必然。由此看来，社会控制属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而不是生活本身内在诉求的外在化。
这样，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至关重要重要的标准，就是在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地安排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和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向往的最佳社会状态，是用最少的社会控制取得基本的(而不是最多的)社会稳定，让每个社会成员保留最多的自由。人们会问，这样一个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关系如何？自由重要，还是生产力重要？对于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的人，自由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这一类的问题，看似雄辩，其实是由概念混乱引出的伪问题。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不用外部力量去阻碍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这种追求不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危及他人进行类似的追求的前提条件。这样，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们就会自觉地去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在需要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行合作。这时，***府介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这种合作制造机会、创造条件。只有当各个体间或各团体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或有人想强迫他人就范时，***治制度中的强制因素才应该发挥作用。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这样的“消极自由”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被包含在内的。
但从逻辑上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自由的人们并不想去发展生产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所说的文明标准不就包含不了生产力标准了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背景情况：第一种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只需维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了，因而人们除按现有的生产力进行生产活动外，把精力放在非生产性的事情上，进行诸如艺术创造、哲学玄思等精神活动。第二种是人们由于被某种信念所支使而选择了物质贫困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认为物质上的贫困是精神解脱的必要条件，而精神上的解脱则是世俗生活的目标，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在物质贫困中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背景条件下，国家***治力量是否有理由强制人们发展生产力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服务于人的生活的手段，如果人们的生活在某种条件下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个手段就失去了其为之服务的目的。可见，生产力标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操作性标准，而不是衡量文明进程的最后价值标准。
三、不可化约的道义问题
有人说，真遗憾，社会科学很难做实验，影响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我说，真幸运，社会科学家没有到处做实验，使我们没被夺走最基本的尊严。试想，假如我们没被告知，就被某个社会实验家纳入他的实验轨道去企***证实他的某种社会理论，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还剩几许？
从纯理念上讲，除非所有被影响到的人完全自愿而使实验成为他们的自我超越行为，社会实验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基本价值问题。其一是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个体利益之上的某种超越价值，使得个体利益的牺牲获得更高的意义。其二是实验的结果按本性就是未知的，在人类社会做实验，就等于将社会现今及未来成员的命运当赌注，即拿我们所能确定的价值的最后源头当赌注。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把社会变革当作一种社会实验看待。如果某些***治强人为某种社会***治理想在我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社会实验，无论这种实验的结果显得多么辉煌，实验者如何被后人称道赞颂，在道义上，这种强制性的实验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侵犯。
俄国小说家托夫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克拉玛佐夫兄弟》中，讲了一个寓言性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按照他的思路稍加发挥，也来一段，以使此处讨论的道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更具戏剧化。
人类的某个首领惹怒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恶魔，这个恶魔拿整个人类作为报复的对象。恶魔向人类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两难选择：或者人类选出一个五岁的无辜的小女孩交给他，然后他在全人类面前用一天的时间以最残酷下流的手段糟蹋蹂躏肢解这个无辜的少女，这样他就让人类照常生活下去；不然的话，他就让整个人类在未来二百年遭尽劫数、受尽苦难。这里的两难，就在于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但其中一种必定要发生，而哪一种会实际上发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情形，五岁少女就为与她毫无关系的肇事者的行为受尽侮辱并送命，并且她是被我们肇事者亲手送到恶魔的手上的。作出这样的抉择，显然是非正义的，但作为整体的人类却免于受难。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情形，人类的整体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我们作出选择者是自己忍辱负重，没有让无辜者遭受额外的冤屈。很明显，这里的两难，是道义与功利之间的两难，是极少数人的应有权益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间的两难。在这样的两难情形下，我们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功利考虑与道义考虑何种力量占了上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义上的要求根本不能被化约为整体利益的要求，有时两者之间还可以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有人相信多数人的利益相对于少数人的利益有无条件的道义上的优先性，不是出于概念混乱，就是良知泯灭。
西方***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否可被接受，在这里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毫无疑问，***府制定的法规、***策方针，都与国民及其组织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因为这里的基本句法是：“如果你如此如此或不如此如此行为，***府就会这样这样对待你”。***府是立法与***的机构，也是***策的制定与贯彻机构，通过制度化的行为对国民成员作出一系列的允诺。以此种允诺为条件，国民的行为接受***府的约束，同时正当地期待***府的允诺如期兑现。然而，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涉及法律与基本***策的更新，并且这种更新是突破正常的程序的。因而，制度性的变革往往意味着***府单方面宣布原先有关的允诺无效，而新的允诺开始。这样，无论对将来变革的结果有何种乐观的估计，如果没有一个被他们普遍接受的补救措施，国民成员并没有义务承受变革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在制度变革以前，某些国民成员按制度的要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而变革以后，这种职业被取消了，新的制度要求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竞争其他职业的岗位。可以假设，这种职业的取消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或许代表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置。他们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或者根本自己没有选择，或者是在旧制度提供的机会面前做的局部选择，他们学会的技能只适合于在这种岗位上发挥作用。现在，同一个***治力量却抛弃了他们，要他们在毫无技能准备的情况下与其他有技能的人竞争，他们在原则上是没有义务接受这种困境的。这就相当于要求长期练游泳的运动员与长期练长跑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赛跑，而他们能否可以正常生活下去，基本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比赛中领先。显然，这样的竞赛没有公平可言。因而，这里我们看到的道义上的缺陷，是与变革以后社会是否进步了不相关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当我们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决策时，道义上的问题决不能还原成前后两个时间点的两个社会状况的优劣对比，因为改造社会的工程与改造自然的工程不同，这里直接受影响的是人本身，这些人是与生活在未来的人具有同等人格尊严的价值承载者。在这里，任何作为人的人，其自足的内在价值是不能用他人生活的改善作为筹码进行折算的，正像我不能以我自己快乐增加的量大于你快乐减少的量来证明我的行为的正当性一样。如果我们只有本文开篇中讨论的“风险”概念而忽略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这里的道义概念可以从柏拉***、亚里士多德、康德、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的支持，我们在原则上并不需要选择哪一个学派的理论作为根据。我们只需诉诸人类共通的直觉，这个直觉就是：强迫一部份人为另一部份人做出牺牲，是一种不可化约的不义。这一直觉的自明性如此强烈，任何理论如果与其发生冲突，就不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四、魔鬼与天使
社会变革篇2
一、可控性与“风险”
由于变革是一种人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为变革发动者的关注中心：他们总是希望变革的过程有最大的可控性，这样才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当然，变革者必定认为期望中的变革后社会状况比变革前的社会状况更可取，不然他们就没有理由实行变革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对社会变革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如下的理论简化。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会状况被视为最坏的情况下，变革才可以被接受。这时，因为事情似乎不可能变得更遭，任何变化都只能被当作是向好一些的状况移动，对过程的控制虽然是所希望的，但却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过程完全不可控，变革向好坏两个方向移动的概率看似相等，发动变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说来，如果变革过程基本不可控，发动变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当前的社会状态没被视为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变革的实施就有必要。这时，因为变革的方向可以准确地纵，而社会现实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变革就意味着社会向变革发动者所期望的最佳状态接近。在完全可控与完全不可控之间，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个连续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施变革之前，没有可靠的方法可用来测量变革的可控程度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什么位置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变革的“风险”概念，并在两个层次上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按某种方法对变革可控程度进行估计，这个估计是对变革风险程度进行直接衡量的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对可控程度在连续统中的定位。过程越可控，风险度越小，这是在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但是由于不存在对变革风险进行估计的可靠方法，我们又有了第二层次的风险，那就是我们在第一层次所做的“风险度”估计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说，原来以为基本可控的过程有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是基本不可控。这里涉及的是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度的可信度问题，而这种可信度就更是没有可行的测试方法了。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如果能把以上两个层次的风险降低到某种程度，我们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社会变革了。可不是吗？
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虽然以上勾勒的风险概念可以为研究社会变革过程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如果把这个框架当作理解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风险”问题当作社会变革的中心问题，是误入歧途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思路只把社会变革当作一个纯粹的工程项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价值底线问题---置之不顾、完全忽略。
二、目标与过程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变革计划，其过程几乎完全可控，变革后其他社会生活指标一样，但自杀率可以减半。这样，社会变革的发动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呢？按照以上的“风险”理论，这里的风险几乎为零，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阻止我们实行变革。
但是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在变革前，社会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自杀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且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们采用某种人工的自杀器械实施自杀，如果没有这种器械供他们使用，他们将放弃自杀，选择自然死亡。这里，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几乎完全可控，是因为***府设计了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方案能顺利使自杀及这种自杀器械的制造和流通成为非法。并且，***府掌握了近乎完善的社会工程技术，根据计算，变革过程中要把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投入监狱，终身监禁。这种处置是一次性的，往后毋需重复，一劳永逸。
加上以上的背景条件，虽然变革的风险几乎为零，我们是否应该发动这场变革呢？问题的答案已不是一目了然的了。
这个假想的例子，揭示了两个社会变革必然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一个是衡量社会生活质量的价值评判的最终根据问题，另一个是变革过程中受影响的国民成员的权利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根本性的，但又超出从社会工程观点出发的“风险”评估程序一般可以达到的视野。
史学家往往只用成功或失败来评判以往的社会变革。所谓成功，就是变革的发动者在变革结束时达到了预先宣布的目标。所谓失败，就是变革发动者的目标没有在变革结束时实现。很显然，这样的成败评判绕过了根本性的问题，即价值底线问题。评判人为发动的以人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任何事件，绕过价值底线问题，都是危险的，因为对过去的评判，往往意味着对未来的引导。对未来引导的失误，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值得提醒的是，以成败论历史，却是最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模式。本文开头建构的“风险”理论的框架，如果初看起来似乎给理解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工具，就是因为它符合人们习惯性的实证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定势，恰好是我们应该破除的。那么，上面假想例子中突现出来的两个价值底线问题，到底要如何看待呢？
仅仅以“风险”的角度看待社会变革，就是把变革发动者意欲达到的社会状态当作社会本身应该达到的状态，将当权者的意志和被当权者认同的某种价值准则凌驾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意志之上，进而一意孤行只问如何将未经社会成员接受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以上的例子中之所以乍一看似乎变革的理由充足，就是因为“自杀率越低越好”这个价值判断被当作具普遍有效性的准则，而对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加以否定。我们可把所有价值判断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一类是没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但不管哪一类，如果在没被价值判断的主体接受的情况下就强迫他们接受由这类价值原则主宰的生活方式，就是把他们仅仅当作他人意志的工具或他律的奴仆。说俗了，就是不把他们当人看。当然，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麻烦，那就是把这些持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中的顽固分子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作为社会变革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这样的话，在上面的假想例子中，就是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投入监狱。显然，这里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谁给我们道义上的权利，迫使一部份人为实现另一部份人的意志而牺牲？
由于变革的发动者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治力量，变革的直接起因往往是整个社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而变革似乎是维持或重新获得控制的最有效的选择。这样，在变革者的意识中，改善社会生活的各种指标往往会或明或暗地被当作取得变革后社会的更高可控性的手段。这种情形下，在变革发动者那里，行为动机就是本末倒置的。
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是必不可少，但被一种外在力量控制绝对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内在要求。正如阿兰·葛沃夫所论证的那样，所有行动主体，都必然要求有按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必然排斥与自己的意志相冲突的外来意志。利他主义者，也必然要先把利他当作自己的意志，才能在行为上做出利他的事。之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某种程度的外在控制，是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出让一部分个人自由，各分散个体间的意志冲突就会使我们失去更多的自由。因而，从价值的终极载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评估的出发点，首先不是一种文化的偏好或一种传统的习惯，而是逻辑的必然。由此看来，社会控制属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而不是生活本身内在诉求的外在化。
这样，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至关重要重要的标准，就是在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地安排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和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向往的最佳社会状态，是用最少的社会控制取得基本的(而不是最多的)社会稳定，让每个社会成员保留最多的自由。
人们会问，这样一个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关系如何？自由重要，还是生产力重要？对于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的人，自由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这一类的问题，看似雄辩，其实是由概念混乱引出的伪问题。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不用外部力量去阻碍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这种追求不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危及他人进行类似的追求的前提条件。这样，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们就会自觉地去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在需要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行合作。这时，***府介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这种合作制造机会、创造条件。只有当各个体间或各团体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或有人想强迫他人就范时，***治制度中的强制因素才应该发挥作用。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这样的“消极自由”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被包含在内的。
但从逻辑上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自由的人们并不想去发展生产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所说的文明标准不就包含不了生产力标准了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背景情况：第一种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只需维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了，因而人们除按现有的生产力进行生产活动外，把精力放在非生产性的事情上，进行诸如艺术创造、哲学玄思等精神活动。第二种是人们由于被某种信念所支使而选择了物质贫困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认为物质上的贫困是精神解脱的必要条件，而精神上的解脱则是世俗生活的目标，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在物质贫困中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背景条件下，国家***治力量是否有理由强制人们发展生产力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服务于人的生活的手段，如果人们的生活在某种条件下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个手段就失去了其为之服务的目的。可见，生产力标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操作性标准，而不是衡量文明进程的最后价值标准。
三、不可化约的道义问题
有人说，真遗憾，社会科学很难做实验，影响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我说，真幸运，社会科学家没有到处做实验，使我们没被夺走最基本的尊严。试想，假如我们没被告知，就被某个社会实验家纳入他的实验轨道去企***证实他的某种社会理论，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还剩几许？
从纯理念上讲，除非所有被影响到的人完全自愿而使实验成为他们的自我超越行为，社会实验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基本价值问题。其一是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个体利益之上的某种超越价值，使得个体利益的牺牲获得更高的意义。其二是实验的结果按本性就是未知的，在人类社会做实验，就等于将社会现今及未来成员的命运当赌注，即拿我们所能确定的价值的最后源头当赌注。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把社会变革当作一种社会实验看待。如果某些***治强人为某种社会***治理想在我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社会实验，无论这种实验的结果显得多么辉煌，实验者如何被后人称道赞颂，在道义上，这种强制性的实验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侵犯。
俄国小说家托夫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克拉玛佐夫兄弟》中，讲了一个寓言性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按照他的思路稍加发挥，也来一段，以使此处讨论的道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更具戏剧化。
人类的某个首领惹怒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恶魔，这个恶魔拿整个人类作为报复的对象。恶魔向人类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两难选择：或者人类选出一个五岁的无辜的小女孩交给他，然后他在全人类面前用一天的时间以最残酷下流的手段糟蹋蹂躏肢解这个无辜的少女，这样他就让人类照常生活下去；不然的话，他就让整个人类在未来二百年遭尽劫数、受尽苦难。这里的两难，就在于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但其中一种必定要发生，而哪一种会实际上发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情形，五岁少女就为与她毫无关系的肇事者的行为受尽侮辱并送命，并且她是被我们肇事者亲手送到恶魔的手上的。作出这样的抉择，显然是非正义的，但作为整体的人类却免于受难。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情形，人类的整体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我们作出选择者是自己忍辱负重，没有让无辜者遭受额外的冤屈。很明显，这里的两难，是道义与功利之间的两难，是极少数人的应有权益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间的两难。在这样的两难情形下，我们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功利考虑与道义考虑何种力量占了上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义上的要求根本不能被化约为整体利益的要求，有时两者之间还可以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有人相信多数人的利益相对于少数人的利益有无条件的道义上的优先性，不是出于概念混乱，就是良知泯灭。
西方***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否可被接受，在这里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毫无疑问，***府制定的法规、***策方针，都与国民及其组织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因为这里的基本句法是：“如果你如此如此或不如此如此行为，***府就会这样这样对待你”。***府是立法与***的机构，也是***策的制定与贯彻机构，通过制度化的行为对国民成员作出一系列的允诺。以此种允诺为条件，国民的行为接受***府的约束，同时正当地期待***府的允诺如期兑现。然而，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涉及法律与基本***策的更新，并且这种更新是突破正常的程序的。因而，制度性的变革往往意味着***府单方面宣布原先有关的允诺无效，而新的允诺开始。这样，无论对将来变革的结果有何种乐观的估计，如果没有一个被他们普遍接受的补救措施，国民成员并没有义务承受变革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在制度变革以前，某些国民成员按制度的要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而变革以后，这种职业被取消了，新的制度要求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竞争其他职业的岗位。可以假设，这种职业的取消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或许代表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置。他们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或者根本自己没有选择，或者是在旧制度提供的机会面前做的局部选择，他们学会的技能只适合于在这种岗位上发挥作用。现在，同一个***治力量却抛弃了他们，要他们在毫无技能准备的情况下与其他有技能的人竞争，他们在原则上是没有义务接受这种困境的。这就相当于要求长期练游泳的运动员与长期练长跑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赛跑，而他们能否可以正常生活下去，基本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比赛中领先。显然，这样的竞赛没有公平可言。因而，这里我们看到的道义上的缺陷，是与变革以后社会是否进步了不相关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当我们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决策时，道义上的问题决不能还原成前后两个时间点的两个社会状况的优劣对比，因为改造社会的工程与改造自然的工程不同，这里直接受影响的是人本身，这些人是与生活在未来的人具有同等人格尊严的价值承载者。在这里，任何作为人的人，其自足的内在价值是不能用他人生活的改善作为筹码进行折算的，正像我不能以我自己快乐增加的量大于你快乐减少的量来证明我的行为的正当性一样。如果我们只有本文开篇中讨论的“风险”概念而忽略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这里的道义概念可以从柏拉***、亚里士多德、康德、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的支持，我们在原则上并不需要选择哪一个学派的理论作为根据。我们只需诉诸人类共通的直觉，这个直觉就是：强迫一部份人为另一部份人做出牺牲，是一种不可化约的不义。这一直觉的自明性如此强烈，任何理论如果与其发生冲突，就不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四、魔鬼与天使
社会变革篇3
【关键词】《大清新刑律》；沈家本；张之洞；冲突
我国法制，秦汉时期为法家系统，到汉武帝时“引礼入法”，但并未有根本改变。法律的全面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我国法律的正统。i虽历朝历代略有不同，但“礼法结合”的本质并未改变，一直延续到清末，清廷所用的《大清律例》即是集历代法律之大成，法律主导思想虽历经千年而未有重大变化。及至近代，国家内忧外患严重，改革思想不段萌发，法制改革也随之展开。
一、法制变革的开展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后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新***改革上谕：“若***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举凡朝野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财***，当因当革，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ii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随之响应，连上三道表章《变通***治人才为先遵旨等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方十一条折》洋洋三万余言，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iii，推动了变法的开展。是时，英国为与清廷交涉之便，许之“若中国改革法律，英国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变革随之展开。
经张之洞、刘坤一保举，沈家本、伍廷芳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随后即有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上谕，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捭治理。”iv1909年，沈家本将初步修订完成的《大清新刑律草案》提交审议。此草案吸收了西方最新立法成果，打破了我国传统法律刑民不分，无***刑事法案的传统。专注于刑事立法，讲求司法***、罪刑法定原则；具体内容上，包含有正当防卫制度，罪过确认制度等现代法律理念，并规定了追诉时效和执行时效。
二、争议的产生
从内容上看，新法有着极大的进步，但在交由执***院审议过程中，却引发了激烈的反对。首当其冲的是时任***机大臣且兼管学部的张之洞，其在上奏反驳的奏词中，对新法严加斥责：“窃为古昔圣王，因伦制理，准礼制刑。《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王制》曰：“凡听五刑之诉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我国以立纲为教，故无礼于君父者，罪罚至重。西国以平等为教，故父子可以同罪，叛逆可以不列。此各因其***教习俗而异，万强难合。”v后人论及于此，对张之洞多有指责之声，谓其思想保守，阻碍变法的进行，并加上“顽固、保守”的标签，为沈家本的遭遇鸣不平，并将张之洞、劳乃宣划入“礼教派”，沈家本、伍廷芳称为“法理派”。vi不过详加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张之洞的主张亦不无道理。从现代法理的角度来看，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着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因此，不能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vii比较当时社会形态与法律内容，可以看出新法无疑远远超越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判断一部法律的优劣，不仅要看其内容是否进步，也要符合社会的需求。刑法作为生活性较强的法律，不仅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事关国家的安危，若用此刑法指导审判，实施过程中往往引发与现实的脱节，法律效力难以实现。
做为晚清能臣，张之洞并非僵化不前，但也不同于部分激进人士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忽略国情。早在1898年，其在《劝学篇》中便提出了法律改革的的指导思想：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西艺非要，西***为要，***尤急于艺。viii张氏看到了社会思想的改变对于社会的影响，在随后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中，如废除科举，推行新***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社会习俗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张之洞所反对者，并非刑律改革，而是改革过程中步骤过于激进，一味西化。
三、争议再起
由于反对之声甚巨，新刑律草案不得不加以修改。宣统二年，清廷复令沈家本将新刑律草案删改重修，并确立了修改的指导方针：三纲五常，为立国之大本。今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变。ix
同年二月，屡经修改的《大清新刑律》交由咨***院审议，又一次招致反对声。当时张之洞已然做古，代之反对最激为烈的是时任内阁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
前文曾提到，新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诱因为外力所迫。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提到：“西国首重法权，随一国疆域转为界限，甲国之人侨居乙国，即受乙国之制裁，乃独于中国不受制裁，转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当幡然变计者也。方今修改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 x不过劳氏不以为然：“各国法律，彼此互异，合乎甲即悖乎乙，从乎丙而违乎丁。无论为何迁就，断不能纤悉相符，若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必中国律内罪名与其本国律内罪名毫发无异，然后能遵。然同乎此国者，彼国必有违言，同乎彼国者，此国必相反对，是必穷之道也。”xi从中可看出外力逼迫下清廷变法的为难之处，列强法律虽同属现代法律范畴，但国情不同，各自法律有较大区别，新法无论仿照哪一个国家，必然偏离其他国家的法律，终归无法达到收回治外法权的目的。
本文对张之洞、劳乃宣的辩护，并非完全赞同其思想观点，而是希望对以往的认识偏见能有所修正。无论张之洞、劳乃宣，还是沈家本、伍廷芳都有其合理与欠缺之处：法律变革总是面临着“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问题，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法律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张、劳二人正确认识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法律要以本国国情民风为基础，但从消极层面而言，却过分拘泥保守，没有看到法律要应时而变，若依其主张，法律将丧失进化的活力，难有质的突破；沈、武二人注重吸收西方进步法律理念和条款，但忽略了我国现存的社会状况，且不同文明基础下产生的法律理念本就不可照搬，其做法往往会造成外来的先进法理与本国相对落后的社会文化的不符，导致法律与社会的脱节。
不过新法的最终走向还是掌握在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君主手中。宣统二年清廷颁布谕旨，要求以传统礼教做为修改法律的指导方针，但实质上清廷却并非一味偏向“礼教派”，这样做或多或少是出于安抚传统士人的考虑。作为最高统治者，在“草案一出，举国哗然”，在构成其统治基础的士人的一片反对声中，清廷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法理派”。当然，对于“法理派”清廷也未持全面反对态度，虽然新刑律草案废除了“三纲五常”，但清廷也基本同意其大体框架，只是要求在此基础上编订现行律例，以示朝廷变通法律循序渐进之遵旨。“朝廷迫于公论，虑其窒碍难行，复殇法律大臣另修见行律以备新旧过渡之用。” xii刘锦藻的观念恰如其分的反映了清廷的复杂态度。
社会变革篇4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变革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内涵
社会管理是指***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使整个社会系统得以良性的运转。其中，***府管理和社会自治是社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文明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形成了主体多样、层次分明、联合互动的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以***府干预与协调为主导、社会组织参与为桥梁、公民自治为基础的互动过程。
社会治理是指***府制定相应的***策法规，依法对社会系统中的各种事务进行管理，以保障社会生活及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性。目前，社会治理问题是国际社会中的热点话题，是各国***府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变化和发展，对其国内的***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调整与变革。社会治理是***府、社会组织、社会公民三者共同参与、协同治理，在保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使社会管理的成效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我国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社会管理人员对社会管理工作认识不足。我国社会管理工作仍然是以***府为主导进行的，而从事社会管理的管理者大多数为公务人员。在管理工作中，他们缺乏对社会管理理念及管理工作的深刻认识，大多数管理人员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社会管理理论及方法，缺乏社会管理意识。我国某些地区的主要管理者，仍然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的追求目标，轻视社会管理的作用，导致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方式，但是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管理问题，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使经济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及其良性运行。
其次，我国社会管理主体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由于我国社会管理主体为***府，其部门及工作人员具有“先天的”官本位思想，导致其将管理视为管治的一个方面，使社会管理成为一种管制模式。不重视管理中的服务标准问题，而是形成了一种“控制形式”，造成了在社会管理中的管理效果不理想、服务质量差、成本高效率低的不良状况。***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力过大，行***色彩过于浓重，会导致***府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权力过分集中，使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权利受损，社会发展趋于“紧绷”状态。另外，基层组织自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和限制，使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管理的过程中的作用降低，这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管理的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
再次，我国社会管理主体相对单一。纵观世界各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均体现出逐步由以往的单一***府为主体向***府、社会组织和公众所组成的多元化主体方向发展，这在社会管理体制中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广泛参与，使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使得社会管理体制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然而，虽然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很大，但是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程度还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依旧存在管理主体过于单一、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及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率低等急需解决的问题，致使社会组织及公众无法充分发挥其协同管理的作用。
最后，我国缺乏从事社会管理的专门人才。虽然我国对社会管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选拔机制在不断地完善，但是我国对社会管理人才仍然稀缺。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等专业，但是我国的社会工作较西方的社会工作来说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我国各类高等院校开设社会管理相关的课程较少，专业从事社会管理的人才也相对缺乏。社会管理工作的岗位设置也不合理，导致很多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被迫从事其他工作。同时，我国社会管理的组织行为一直都带有行***性和非专业化性，社会管理工作中的专门人才不足，管理结构不合理。
三、社会治理：一种新变革
社会变革篇5
无论情况如何纷繁复杂，每个人和家庭都将独居生活看作一种隐私，但实际上，越来越普遍的独居现象应该被正视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话题。但不幸的是，当独居现象的兴起偶尔被公众谈及时，评论家们总是将其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一种自恋、社会道德崩坏以及公众生活锐减的现象。人们满怀道德感地谈论着，试***去理解为什么许多人选择了独居生活，而这个问题本身，却恰恰是被一种被误导的产物――介乎《父亲什么都知道》的浪漫主义理想以及《欲望都市》光线亮丽的诱惑之间的假象造就了误解。有目共睹的是，这场独居生活的社会试验实际上是趣味横生的，与人们传统保守的印象相反，独居生活甚至并非那么孤立离群。
独居生活的兴起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具有革新力量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无论今时今日我们是否与他人一起居住，独居几乎与每个社会群体、每个家庭都密切相关。
但过渡仍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个人主义的狂热仍然需要满足文化对于承诺的需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便是最现代的社会，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成婚，而当一个人没有结婚时，社会往往给予严厉的批判。熊彼特也许认为单身主义者是理智的，但在1957年美国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不婚的人们是“病态的”、“不道德的”，或“神经有问题的”，而只有1/3对此持中立态度。但这种社会态度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到了1976年，下一代的美国人中，只有1/3对不婚者持有负面的评价，而超过半数的人持中立态度，甚至还有1/7的人表示支持这一选择。今天，当单身的成年人数远远超过已婚人数，民意调查者甚至不再询问美国人是否支持不婚行为了。尽管为独居生活树立的耻辱柱并未完全消失，但美国社会对于单身以及家庭生活的态度，毫无疑问已经改变了。
根据当代知识，追寻成功与快乐并不依赖于将个体与他人相连，相反，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向个体完整展现寻求其他更好选择的机会。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代道德准则中最受人们珍视。“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这意味着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
不久以前，如果某人对自己的伴侣不满意而寻求离婚，他必须为此作出合理的说明。而今则完全相反――如果你对于婚姻并非全然满意，你必须提出理由来说服自己维持这婚姻，因为当代文化更致力于让每个人为自己谋求最好的结果。
人们对于住所的稳定性甚至更为削弱。人们经常搬来搬去，而社会学家将现代社区称为“责任有限的社区”，邻里社区成为人们建立联系却并不期望这种关系会长久维持的地方。工作场合的状况也颇为类似，雇佣者不再为有能力的雇员提供一生的职业机会，而每个人都知道应该为自己筹谋打算、自我激励，而公司则认为这是维持公司景气的唯一办法。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盖尔茨是这么写的：“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第一次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而所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革。
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问，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面临其他诸多的选择之时，依然觉得独居生活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为什么在当今世界最为富足的社会中，独居现象变得如此普遍？是什么使独居生活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极具诱惑？
人们投身独居生活这样一场社会试验，因为大家相信，这是有益处的。独居生活有助于人们追寻神圣的现代价值――个人的自由、对自身权力的掌控以及自我实现，这些都是自我们青春期起直到生命终结，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价值。独居生活使人们可以在适宜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出来，令人们可以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数字化媒体以及急速扩张的社交网络，令独居生活甚至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受益――保持隐私与***的空间与实践。这意味着，独居生活令人们有机会探索并认知自身生命的意义与目的。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独居也许恰恰是人们需要的新社交方式。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独居生活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的状态，而非稳定的长久之计。尽管并非所有独居者，但独居者中确有许多人最终决定他们需要回归家庭生活并寻找一个生活伴侣，爱人、家庭成员，或者是朋友。但这些人同时也清楚地知道，如今每个人的生活安排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承诺也未见得是永久的。人们开始改变传统，却依然不确定新的生活究竟何去何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各个阶段变换生活状态也依然变得司空见惯，单身、单亲家庭、成婚、分居、稳定的爱侣，以及最终又回归独自一人。
社会变革篇6
关键词：女性时尚杂志 社会变革 发展变迁
我国女性时尚杂志最早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具现代时尚杂志元素开始，抗战时期受战争影响而被打上了战争的烙印，经历了***时期国内杂志出版业的整体不景气和近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才出现了国内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时尚杂志。女性时尚杂志的变化发展，既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女性时尚杂志从初具雏形到当前的兴盛与繁荣，和我国社会变革和时展的背景密切相关。
一、初具“时尚元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我国女性时尚杂志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素有“小巴黎”之称的大上海就已经出现了女性时尚杂志的萌芽。这个时期的上海，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文化娱乐需求增长以及鉴用西方的先进印刷和摄影技术，已经产生了一些初具“时尚元素”的报刊。它们大多以时装、化妆、美容、旅游、生活、休闲娱乐等为主要内容，通常以***文(插***，流行短文、杂文，包括艺人趣事、商品广告等)作为主要表达方式，鼓励消费、注重享受，关爱女性日常生活和情感等，或多或少就可以看出一些当今女性时尚杂志的影子。
1926年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创刊，内容广泛涉及时事***治、商业风云、文学、电影、戏剧、男女风情等。从封面到内容，从***片到文字，几乎在每期版面上都会有触及与女性生活有关的话题，致力于呈现和寅传与传统中国女性截然不同的时尚而又健康的新女性形象。“领导时尚潮流，展现都市摩登，报道当红人物，紧扣时代脉搏。真实记录下都市生活”。“《良发》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晚装”、“改良旗袍”、“泳装”、“高跟鞋”、“卷发”这些时尚的代名词，在一一登场的封面女性身上得到了绝好的诠释。画报通过封面女郎、服饰栏目等把新潮、时髦介绍给女性读者，使她们走在时尚的前沿，获得追流行、赶时髦的参照。如画报为树立和宣传新女性形象，在1934年12月特意举办了一次关于标准女性的评选活动。评选结果刊登在当月出版的第99期《标准女性》这一栏目中：“如胡蝶之名闻四海，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有***之相夫贤德，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有林鹏侠之冒险精神，如胡木兰之侍父尽孝，有丁玲之文学天才，如杨秀琼之入水能游，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画报基本上选择那些具有时尚元素又透着普通特质的女性进行报道-或电影明星或时髦女郎，或知性女子或社会名嫒或小家碧玉，借助她们光鲜的外在形象和丰富的内在素养，向读者推荐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灌输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掀起一阵阵时尚的潮流。
1927年良友出版公司出版的《现代妇女》(1928年更名为《今代妇女》，1931年停刊，后更名为《妇女画报》)是最具现代女性时尚杂志雏形的报刊。“本志乃属妇女家庭之刊物。***文并重，每期需稿甚多。照片方面，如妇女生活，女界名人介绍，家庭儿童等；***画方面，如妇女时装，房屋装饰、漫画，以及富有兴味之黑白书画等；文字方面，如关于妇女问题探讨之论文，中外女界名人传记，家庭日常生活之研究，以及文艺作品如散文、小品、诗歌、小说等等……俱极欢迎。”由其“征稿条例”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它已初具如今时尚杂志的种种特点。
1931年创刊的《玲珑》大量涉及有关女性生活的内容，鼓励妇女通过社会的高尚娱乐去追求美好生活，则是最具时尚杂志特征的女性刊物的代表。如常常发表一些当地名人与好莱坞明星的大幅照片以及有关时装、化妆术、护肤术等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章，紧扣时尚生活。一方面，选用上海的摩登女性做封面，内容偏重于女性观点表达和国内消息，包括近期妇女运动的重大进展、妇女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女性的服饰美容和生活常识、育儿心得，还有一些倾诉婚姻、爱情、求学、就业等等苦恼的读者来信等内容。另一方面，也会选用好莱坞女明星做封面，主要刊载娱乐信息，更偏重于国外的消息，包括国际妇女运动的进展、各国女性的生活、好莱坞明星的逸事和电影评论、最新国际流行趋势等等。它以报道好莱坞以及上海电影明星的新闻和刊载最新的潮流时尚装扮为主要内容，非常能够体现那个时代的都市摩登女性气质。与现在的流行时尚杂志比较，《玲珑》对世界女性生活的关注、国际流行时尚的捕捉和电影娱乐资讯的报道，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的来看，以《良友》和《玲珑》为代表的早期女性时尚杂志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市摩登女性对美的认知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使之日益显出了现代化气息。它们大多关注时装、名人，定期介绍流行服饰或发式，采用***片特别是用大幅明星照片(通常是美女形象)作封面，推介女性现代装扮，并且把时事、***治、文化、影视和文艺等糅合在一起，立足当时上海流行的都市文化背景之下，在本土与国际、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连接点，以“领导时尚潮流、展现都市繁华、建构摩登女性形象”为主，呈现出我国历史上女性时尚杂志最早的面貌。一方面，引领社会时尚。从由外商引进的月份牌广告到引“时尚潮流”的电影，从当时的流行画报《良友》到风靡一时的选美比赛，西方国家的流行风尚以巨大的力量深入中国都市女性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市摩登女性们时常模仿画报和杂志中的女性模特形象来塑造自己的外观仪表、行为举止。另一方面，解析现代都市。它向读者展现了真实而复杂的都市生活，揭示了现代与传统、富有与贫穷并存的真实上海，在读者脑海中构建了一副完整的上海都市***像。
二、停滞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到改革开放之前)
在这一阶段，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女性时尚杂志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有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从1939年在延安创刊迄今的《中国妇女》杂志，在建国之初的封面刊载了一些女性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照片，如石家庄大兴纱厂女工为庆祝***打腰鼓翩翩起舞的照片；东北医科大学女同学在化验室中做实验的照片；中央人民***府副******肖像；中长铁路机务段的火车女司机们合影；***的好女儿赵桂兰的照片；女学生帮助农民收麦的情景；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代表会议女代表们的照片。此外，该杂志还刊载了一些再现中国女性生活巨变的文章，例如：《天津中纺二厂的女工发动起来》、《良家营妇女走向田间》、《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北京市八区妇女识字班》、《养鸡能手王老太太》、《改造接生婆》、《***妇女的新生》、《土地改革后的豫中农村妇女》、《电车女司机在培养中》、《林幼华——长江上第一个女驾驶员》、《第一个农民出身的女研究员张秋香》等。这个时期，杂志虽然反映了很多典型女性的生活、工作，但基本与时尚没有太大的关联。
三、兴起与繁荣(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
1.初步发展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时尚杂志产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我国***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日益宽松，对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一方面，人们思想逐渐从禁锢的圈子里释放出来，进一步开放和走向多元，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开始对“时尚的事物”越来越感兴趣；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流行文化的兴起，为服饰服装类等时尚刊物在我国产生和快速发展提供了生存土壤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根基。
1980年2月《时装》杂志创刊，通过登载一些时尚潮流信息最早把关于时尚生活的理念传播给国内读者。作为一份以时装为主题并且专业性较强的刊物，《时装》追求美感和风格明显的特点对当时初沐改革春风人们的着装、休闲等生活影响很大。如曾斥巨资在美国实地拍摄每期的时装***片，并采用世界一流的模特、摄影师、化妆师、造型师，这种对高品质画面的唯美追求正是时尚杂志所致力要展现给读者的。
1985年《上海服饰》等以时装为主要内容，或介绍时装或者是缝纫样板，从具体的流行趋势到服饰审美心理，从名人明星到海外采风、服装裁剪、服装新款等全方位指导大众，以其独特的实用性特点风靡全国，而杂志上那些身着日式西洋服装的模特们成为当时时髦女性竟相模仿的对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在讲究吃、穿、住、行的文化品位之外，也更加追求个性化与时尚化。特别是女性对仪容美的追求不再仅仅是装点门面，她们对于外形关注已经由面部和服饰逐渐转向形体，不少都市女性都想获得充满活力的体魄、曼妙的身姿、玲珑的曲线。《时装》、《上海服饰》等时尚类杂志的发行正好满足了都市女性的心理需求和变化。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我国时尚杂志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与国家***策的宽松、女性生活的改善和观念的更新以及更加注意仪表美、风度美有关。
2.蓬勃发展
1988年法国桦榭集团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版权合作，推出《世界时装之苑——elle》，由此拉开了中外杂志版权合作的序幕，我国女性时尚杂志开始步入蓬勃发展阶段。巨大的社会变迁对人民生活以及媒体运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女性时尚杂志的蓬勃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假日经济繁荣、闲暇时间增多、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以及人们思想的开放活跃有着很大的关联。正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到的，“时尚是有闲阶级的垄断物”，认为社会上层阶级在财富丰富之后，出现了大量的闲暇，闲暇提供了时尚的时间条件。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具有国际版权的女性时尚杂志也纷纷抢滩中国杂志市场，通过具体内容反映着社会***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迁。如《中国旅游报》与美国赫斯特出版集团旗下的cosmopolitan合作，1993年8月推出了《时尚cosmopolitan》；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引进日本《主妇之友》版权，1995年推出《瑞丽》，与《世界时装之苑——elle》一起形成三大中国时尚杂志鼎足的局面。世界知名时尚杂志陆续进驻中国，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中国时尚杂志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据统计，2001年全国共有180余家新创刊的杂志出现，平均不到两天就诞生一种，其中时尚杂志106种。2005年8月vogue登陆中国，elle、cosmopolitan、mare claire、harper’sbazar等全球五大时尚杂志在读者、广告及人才方面竞争激烈，在生产方式和内容上彼此撞击和磨合，不断培养和调整市场的需求。本土时尚杂志、版权合作的时尚杂志和国际登陆的时尚杂志携手进步，形成百花齐放之势。如以《瑞丽》、《时尚》、《世界时装之苑
elle》等为代表的时尚美容杂志，力求作为女性着装打扮的实用指南；以《女友》、《淑嫒》、《女报》、《悦己self》、《品位》为代表的综合性生活时尚杂志，倡导当下流行的生活理念、提供各种时尚资讯以及名人圈故事。此外还有以《心理月刊》、《健康之友》、《你shape》、《时尚旅游》、《新娘》为代表的从时尚专题中按功能、内容和受众等细分的专类女性时尚杂志。作为最能代表都市女性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媒体，女性时尚杂志的繁荣也标志着其目标受众——都市自领女性在我国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中作为一个新兴群体的崛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指出，现代社会不仅是通过经济资本来区分人的阶级和阶层，更是通过文化资本的占有来区分，而趣味和习性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白领女性作为我国社会年轻的、有文化和高收入的成长阶层，与传统社会任何一个阶层不同的是她们急于需要显示自己与普通大众不同的趣味和习性，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群体意识。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都市白领女性主体地位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她们在塑造自身外在美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自我独有的品位、气质和精神追求，不但在为人处世、言谈举止间展现自己品位和气质，而且还通过自主选择服装的款式、色彩、发型、配饰、妆容等元素来体现个体与众不同的美。此时的女性时尚杂志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出现更多的以“与众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和重构生活。
社会变革篇7
关键词：成本控制 交易成本 社会成本 社会利益分配
近现代经济中成本概念的早期使用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会计核算方面，重点在于考察和控制（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与产品相关的价值耗费。进入20世纪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及经营环境的变化，成本概念更多地进入管理领域，在内涵及外延各方面有了极大扩展。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成本观念的出现以及会计社会化趋势的加强，则使成本概念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使用，也使其含义变得更为含混和难以理解。近来我国关于一些特殊行业收费及产品价格调整的讨论中，都特别地牵涉到对成本的理解，但其中的混乱及一般理解与专业意义间的差异已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社会化环境中成本控制视角的选择及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问题，其意义既在专业方面，也在一般的社会问题理解及处理方面。
有关成本概念的学说
成本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成本的社会意义。导源于近代公司制企业的成本会计，很自然地将对成本的关注引向了微观层面。尽管如利特尔顿等学者对成本会计的意义给予了极大肯定，但这种肯定却多是从企业内部需求的层次进行观察和分析，导致了现代成本会计理论及会计成本视域的相对偏狭。直至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关于交易费用及社会成本的考察出现，才使这种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中成本观念的变化。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业成本、价值链成本、质量成本、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环境成本、战略成本等新概念不断涌现，其社会根源，除了环境变化的影响之外，成本观察中视野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讲，近现代经济是一种企业经济。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细胞，其兴衰与变迁，乃是整个社会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现代会计理论的体系架构以企业为核心，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但是，这一属于阶段性的必然，不能证明成本的真实本性。
从本质上来讲，成本所涉及的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各个社会阶段中必须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成本的考量是资源配置中所关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观念在德国早期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已有精辟的说明。杜能在分析中将成本和价格作为确定生产力布局的决定因素。在他的成本项目中，运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他常常把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并列，以强调运输成本的重要性。在他关于孤立国六个圈境的分析中，运输费用和距离始终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自然也成为决定生产力布局的核心问题。杜能著作中所揭示的一项重要事实，是成本因素在一个社会的总体组织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早在《尚书禹贡》中就已经有这种关于经济圈境的划分，其共性在于考察和规划社会组织架构中对距离及成本因素的考虑。对成本的考量是决定社会组织形式及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从成本角度分析和研究社会（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是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入口。这种关系在马克思、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分工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讨论中有深刻揭示，科斯的交易成本观念实质上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用成本因素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反证出社会关系与成本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分析
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实体的经济行为由于存在未付成本，从而可能导致外部不经济，即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等人最基本的观点。这一视角将社会经济诸多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其最关键之处在于关注成本的社会影响。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因为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广泛性，其行为选择（包括资源耗费）都将产生某种社会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一个表面看来似乎属于***的组织必然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产生相应社会影响，更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中，作为其社会经济基本成分的（经济）实体，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属于社会制度选择的结果。而这种制度选择中，亦必然地包含成本因素的考量。不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讨论中，还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关于分工的经典论述中，都可看到成本费用因素的痕迹。这些研究的重要启示是：关于成本及成本控制的选择，需要采用广泛的社会视角。
总的来看，不仅整个社会组织范围内的成本及成本控制考量需要纳入更广泛的社会视域，即使一个微观经济单位的成本选择，因其影响的广泛性，亦不能作为纯粹的微观意义上的个性选择来考虑，而必须深刻认识到其社会意义。一方面，一个组织个体的成本决定，尽管有许多内在的属于个体特别所有的决定因素，但却在实质上因为个体本身所处的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约束（比如市场要素的约束、技术发展水平的约束、经济规模的约束等）；另一方面，为了社会利益分配与调节的目的，必须通过制度约束来施行对个体成本耗费的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组织个体的成本高低反映着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耗费水平，更因为个体成本数据的高低，会通过价格、利润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利益分配。比如某些垄断行业高工资、高成本导致总体上的微利或亏损，实质上是对社会公众或其他组织个体的利益剥夺。这种情况下的个体成本决定，显然绝非简单的个体自身的内部管理行为。概言之，个体的成本决定，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利益分配的决定过程，因为其可能具有的巨大社会利益分配功能，从而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有效的利益调节甚至剥夺手段。
在人类社会制度设计中，成本抉择始终是一项重要因素。现代经济理论中关于企业性质的交易成本解释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将这种观念作一延伸，应用到其它更为广泛的领域，必然具有同样的可行基础。对企业产品成本的考察，也只有纳入这样的视域，才能得出更为恰贴的理解。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及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往往习惯地认为有效地控制成本是社会个体自身的利益选择问题，简单地将其视为个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降低耗费水平，忽视其社会意义，这无疑是片面的。关于成本控制的考察与设计，必须进入超出微观个体的视域，并深入到社会利益决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所谓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
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分析
会计中的成本观念，尽管有自己***而特殊的体系构成，但却依然只是社会成本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计成本观念客观地经历了一个随着环境变化及管理理念的演进而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其逻辑特点及规律性在于：对成本的考察，最初是以产品生产成本为核心，重点在于理解成本的经济意义及其具体确定，是一种基于基本经济理论的生产成本概念。随着生产的发展及认识的逐渐深化，对成本概念内涵及外延的理解，也从“工厂在制造和推销产品时所发生的一切耗费总数”，到“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一定量的价值”，再到“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日益广大而深刻。这种改变同时反映出一种在考察成本视域上的放大：即由“产品”到各种“经济活动”，其基本的考察范围则经历了由社会到企业，再由企业到社会的演变。
自产业***以来，产品生产成本核算与控制曾是会计界关注的重点，并促成了成本会计学的产生与发展。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会计界对成本的关注，也在不断的扩展之中。科林德鲁夫（Colin Druvy）曾经指出：成本对象是指需要单独计量其成本的任何活动。换言之，如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想要知道某项事物的成本，该事物则称为成本对象。成本对象之实例包括一项产品的成本、为一位银行客户或医院病人提供服务的成本，经营一个特定部门或某一地区销售的成本，或计量其所耗用资源的成本。尽管有许多理论家对成本概念做过精辟的论述及阐明，也有不少会计专家对成本及费用等概念做过理论上的区分，但正如许多人在讨论成本问题时发现的那样，由于使用的广泛性及概念本身含义的变化，关于成本概念以及与费用等相关或相邻概念的辨识与区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不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问题的考虑中，关于成本概念的选择、使用与理解，都应该持一种动态发展的、开放的观念，尤其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观念上的调适，进行积极的适应性变革。
在历史及理论研究中，基于研究的系统性及一贯性考虑，应采用广义的、源于总体历史观察的概念表达。也就是说，在成本概念的使用中，既要对各个相关概念作出细致的区分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具体需要，也要学会适当地模糊相关概念的细微区别，以免在进行一些基本的观察以及将成本概念的使用扩展到一般社会生活中时陷入概念的泥淖。
社会变革篇8
关键词：文化；社会变革；经济改革；***治改革
中***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39-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转变导致生产、交易、分配、消费以及市场领域的巨大***，从而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剧烈的冲击。中国社会随之进入变革时期。这种变革是社会整体的变迁，包括***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可见社会变革要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须顾及***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及***治领域的改革中。客观地说，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经济领域的改革而弱化了与之相应的文化建设，从而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如郭美美事件、瘦肉精事件等。这些事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是社会变革能否成功的根本问题。在社会变革中，许多复杂、艰难的问题都反映在文化上，文化所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其剧烈程度远远超过社会的其他领域。因此重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变革的成败。
本文试***通过分析文化对***治、经济领域改革的重要影响，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
一、本文所指文化的基本内涵
虽然文化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什么是文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赋予“文化”一词不同的含义。由于本文要探讨的是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从纯客观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含义，即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二、文化对经济改革的影响作用
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变革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物质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尤其是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来说更是如此。从上世纪70年代的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房子、车子和票子，人们物质生活的条件设施与行为方式在短暂的20多年里经历了快速的升级与更新，物质文明的前进步伐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想象，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相应地不断增长和提高。
而文化和经济发展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发生了变化就会对另一方面产生影响。比如说过去的中国人非常讲求精神和灵魂的发展，这是和当时的经济活动和节奏相适应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中国人生活节奏加快，商贸兴旺。人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时间的相对价值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是不可能强加于人的。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当然，文化在不同社会和社会的不同时期对经济发展会起不同的作用。有时是积极的，有时也会是消极的，很多时候文化可以对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比如说，社会中存在的某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能支持经济发展的最基本信念，就是相信经济发展取决于生产率，而不是依靠资源控制、经济规模、***府优惠或***事力量，相信生产率范式对社会有益。
因此，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候重视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对于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单纯的经济发展确实可以促进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但物质的文明与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地就能够直接自发地产生和构建起人类社会非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当物质的文明与技术的进步缺少优良文化传统的指引和良好规范制度的约束时，则常常会出现社会的进步落后与物质文明发展的文化滞后的怪现象。而且物质文明发展得越快，社会中这种文化滞后的反差就有可能越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纯粹的经济活动关心的只是一些经济领域之内的、具体的、局部的、个别的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的问题。换句话讲，纯粹的经济问题关心的只是目前的、眼下的、急功近利的、甚至是充满贪欲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而对于长期的、持久的、良性的、公正有序的、积极健康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却不加于关注。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所要依靠的正是文化。
可见，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文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重视文化因素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直接关系着经济改革的成败。
三、文化对***治改革的影响
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有这样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这两句话其实也道出：文化既是人类行动与思想的产物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类的行动与思想，而***治则被视为控制人类命运的一种活动。尽管古今中外都有分离文化与***治的活动与话语，但实际上它们一直在相互缠绕，难分难解，有时干脆合二为一。有人曾形容说，文化似大海里的水，而***治体制则是漂浮在海上的冰山。可见文化与***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治机构与***治过程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设定，又在一定的文化中生长的。当代中国的文化既然是当代中国现实***治的反映，它也必定是当代中国***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因此重视***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对于***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
中国的***治体制在长达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由于天下的“大一统”的思想，从而导致***治上集权专制的统治。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治体制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阶级等级的划分仍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因此对于***府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府的公共服务也因此不再具有高尚的感召力，很多人甚至对它的很多服务产生了质疑。于是很多公民对***治体制、***治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治充满充满疑虑。其结果就是造成公民主体意识低下、***治效能感下降、***治感情冷漠，而***治体制的弊端有所显现。
可见，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进行***治体制改革，就必须首先革新与不发达状态相适应的文化。我们只有培养具有现代民主的文化，***治体制民主化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四、结论
我国社会变革的总体目标是实现***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具有长期性的战略地位，其变革以及相应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发展。而***治、经济等则是复杂而又多变的，它们在长期的现代化进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具有很强的短期行为特征。因此，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有文化实现系统的变革和创新，才能保证现代化长期进程的健康发展；只有始终坚持文化变迁的长期战略地位，才能促进现代化进程的良性运作。而***治、经济等领域的近期行为，只有在文化这一长期战略的配合下，才能取得有效的发展。
可见文化在社会变革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帕森斯强调的，“文化（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是维持社会紧密结合的‘胶水’，因为它特别不易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如果和文化相冲突，其变迁的速度将会非常缓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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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篇9
一、欧洲社会***变革的原因
欧洲绝大部分社会***都在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进行自身的变革。例如，法国社会***认为，在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势在必行。社会***一方面要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实现“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德国社民***强调要进行“***的改革”，“革新***的组织、机制和工作方式”，加快“***的现代化”步伐，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承认，***虽已执***17年，但现正处在比较艰难的阶段，国家的开放、资金的自由流动、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欧洲一体化等都要求***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否则，***在下一届选举中就有失败的可能。在2000年大选中失去执***地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认为，最大教训在于“同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的联系和交流削弱了”，因而把***自身改革提上日程。显然，欧洲社会***普遍有强烈的危机感。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浪潮的推动，科技***的迅猛发展，是欧洲社会***产生危机感和“变革”紧迫感的最根本原因。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一方面延伸了*********治活动的领域，使跨国******组织、******间的国际合作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使民族国家******的影响不断受到限制。这给******提出了新的课题。例如，在全球化条件下，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在维护劳动者利益方面已经形成的成果?承认国际社会的标准，是否会导致社会公正的降低?加入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否在向自由资本主义让步?这些问题，对于社民***长期标榜的“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传统理念和实现手段都形成了冲击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直接影响到社民***的社会基础。传统工人迅速减少，只占人口的不到5%，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分散化。***治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过去那种工人拥护社民***，资本家拥护右翼***的大分野已经变得模糊。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使得人们的身份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兼有几种身份。西方社会通常用“中间阶级化”来形容这种变化。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德国西部50%的工人和80%的职员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为争取这个庞大人群而相互竞争，使各******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出现“中间化”趋势。各类*********策更多的只是角度不同、重点不同，而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相互间已经难以提出截然相反、泾渭分明的替代方案。这进而使选民对选择******失去兴趣。社会***承认，***员人数在下降，***的固定选民人数也日益减少。那种按照******的直接关系到人们福利的具体主张和***绩，而不是纲领来选择投票取向的“流动选民”不断增加。德国社民***的***员数量在过去20年里减少了近25万，平均每年减少1.2万多人，减少幅度为原来***员总数的1/4。
与此相应，***员队伍的年龄明显老化，使社会***感到后继乏人。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鼓励了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人们的自我意识强化，社会生活越来越个性化。特别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与己无关的***治问题不感兴趣，***派活动对他们缺乏吸引力。据统计，德社民***内35岁以下的***员只有8万人，占***员总数的10.6%，50岁以上***员的比例则增加到58.1%。
科技***使现代信息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媒体的作用显著增强，也给******带来了新的课题。发达的媒体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大大提高，参与***治的途径更加直接。网络技术不仅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对***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界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取代了过去由******来体现的某些功能。人们不再把参加******作为获得信息的渠道，而往往直接借助于媒体，******的教育、宣传功能因此受到限制甚至部分丧失。特别是社民***，在组织上有结构严密、层次较多的特点，过去在动员***员和选民方面存在巨大优势，现在也因决策程序长、信息传递速度慢而变成了劣势。这些都使传统的通过******来参与***治的模式显得不合时宜。此外，代表各种利益的非***府组织大量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的功能。
正是这些因素和条件形成的多方面压力，使欧洲社会***纷纷行动起来，寻求变革。法国社会***近年来把很多精力花在加强***的组织建设、增强***的内聚力上。德国社民***在1999年12月召开的***代会上决定修改***的纲领，为此全面展开了全***大讨论。***的***明特费林提出改进***的工作的8点建议，其中包括***员直选***的议员候选人等内容，在德国各大***、***治学界及舆论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该***在2001年10月召开***代会，进一步讨论了包括“***的改革”在内的许多重要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召集一系列研讨会，就***的问题进行广泛研讨，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竞选纲领。泛希社运2001年5月作出决议，决定启动“***的革新和重建”进程。***的领导人强调，这个进程直到2002年召开***的六大都不会结束，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因为改革应是连续不断的。总的看来，欧洲社会***为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自我变革的要求，气候已成，变革之风正在兴起。
二、基本价值观维持不变基础上的变革
欧洲社会***的变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是目前这股改革浪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像社会民主主义、多***制等，都是社会***一再声明要加以坚持的。德国社民***强调，“自由”、“公正”、“互助”仍然是***的三项基本价值。法国社会***明确表示，要继续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反对新自由主义，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该***还提出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以示和英国工***的“第三条道路”相区别。泛希社运的领导人反复强调，***的性质从***到现在都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在这个前提下，欧洲社会***的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这种条件下对***进行的变革和调整，总体上具有灵活、务实、目的明确的实用特征。法国社会***对“改革”的解释是：要以新的方法为传统价值观服务。德国社民***基本价值委员会副***托玛斯·迈尔教授说：“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提高***的行动能力，激发人们参与***治的积极性。”他强调，改革***的工作方式，不是要照搬美国******的制度，而是要使***和选民保持更经常的联系。泛希社运书记强调一方面***的原则、宗旨不能变，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德国社民***专门就***的基本纲领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重新理解指导***的基本路线的“自由”、“公正”和“互助”三项基本价值。通过讨论，***内多数的观点是：不放弃基本价值观，但要“延伸对基本价值观的理解”，并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努力寻找实现基本价值的新手段。例如对“公正”的看法，社民***强调，传统的“公正”观往往把公正理解为“分配和结果的平等”，而“在全球化了的世界经济的天平上”，这种“令人骄傲的、在民族国家屋顶下保证社会公正的相关制度已失去了以前那种分量”。新的“公正”观应该首先强调“机遇公正”和“起步条件的公正”，“不断地体现机遇平等并保障个人有自我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现结果上的“有限的不平等”，实际上也应认为是公正的，而且是推进发展的“动力”。
(二)***的组织运行机制的改革，是社民***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将之概括为“***的民主化”。在这方面，各国***都有一些具体设想和做法。德国社民***允许各级***组织成立各种论坛，允许这些论坛向同级***代会提交提案、派送代表等。该***强调保留***内公决形式，以使每个***员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的***明特费林的8点建议中，还提出了由全体***员，而不只是由***代会代表投票决定***的***候选人的主张。法国社会***1997年把过去第一书记由***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由全体***员直接选举，把***的各级议员候选人由过去自上而下的指定改由地方***组织选出，并把届中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做法制度化。奥地利社会民主***认为，***在2000年大选中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交换意见不够，对有关***的发展等重大问题研讨太少。鉴于此，在密切与选民的联系方面，奥社民***从组织上加大了力度。
社民***还把“民主化”延伸到***外。德国社民***认为，必须将***的组织结构向社会开放，***内生活向社会公开，允许非***员参与***的***治生活。在关于***纲的讨论中，参加者不限于德国社民******员，还邀请了非***人士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参加。根据***的***的提议，2006年以后社民***各选区的联邦议员候选人将由全体***员和***外人士共同提出。他强调，应该开放***的组织，尽可能吸收***外精英入***。下届联邦议会***团中应至少有10名***外人士，并至少有30名40岁以下的议员。法国社会***加强***的同情者网络的建设，欢迎他们参加社会***的讨论，取消入***方面的种种限制，鼓励青年人、外籍移民和欧盟成员国公民在***内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向社会开放***的竞选名单，积极发展与各种群众性、互助性、合作性组织的关系。
(三)对媒介的利用，是社会***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组织活动方式如何适应新的变化，特别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传播媒介，是各***都在作为当务之急深入探讨的问题。社会***普遍认为，在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过去那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已经过时，不再适应***内民主和沟通、参与的需要。***必须改变行动方式，以保证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对社会上出现问题的迅速反应。
社会变革篇10
关键词：所有权；产权；社会化
中***分类号：F1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012-02
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而新修改的宪法又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这些关于公与私的敏感问题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激烈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这昭示着民众心理的认同和对法律制度的确认[1]。这一改变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关于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高低贵贱的划分开始动摇。超越公与私的界定范畴，实现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创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对所有权社会化演变过程的分析，会对我国经济建设摆脱传统封闭所有权的羁绊，建立现代社会化产权制度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所有权的社会化
所有制在法律上表现为所有权，以所有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关系，构成了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然而，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社会化趋势的逐渐凸现，所有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当经济关系较为简单时，所有权的范围是狭窄的、封闭的，所有者可以完整地行使其权力并享有收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营风险的存在，所有者要直接行使各项所有权能变得日益困难，这就必然会出现所有权的社会化分解，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益的社会分享和责任的社会分担。这就是所有权社会化的真实内涵。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都证明，无论私有还是公有，只要是封闭性的、非市场化的，就会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财产的社会化，必然要与所有权(无论是私有还是公有]的封闭性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并不是财产的封闭性禁锢了生产社会化，而是生产社会化扫荡着财产的封闭性，其表现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经营职能与所有权的普遍分离以及与之伴随的财产的社会化。可见，所有权的社会化是人类超越公与私范畴界限，克服封闭性藩篱，走向现代开放的社会化形式。
二、所有权社会化变革的价值内涵
市场经济不仅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更重要的是，它逐渐成为人类摆脱传统财产权利的束缚，走向社会化的一种实践形式，传统意义上封闭式的所有权开始发生激烈的变革。要深刻理解所有权演变的社会化趋势，就首先应该把握所有权社会化变革的价值内涵。
1.所有权本身逐渐衰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我们知道，资本越来越被社会集中起来进行社会化的运营，出资人越来越远离资产的运营，仅拥有剩余索取权，对资产的支配也越来越小。对于大多数分散的出资人而言，仅仅通过“用脚投票”即在资本市场上买进或卖出股票，来保护他们的权益，他们关心的仅仅是自身的利益，而非企业的经营与决策。A.贝利和C.米恩斯以1929年美国144家非金融公司为例，指出这些公司拥有股东人数达5 839 116人，其中股东人数在5 000人以下者仅20个公司，3家最大公司的股东人数竟达20～50万人，股东权利高度分散。例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的最大股东所持股份也不超过1％，分别是0.34％、0.7％和0.9％[2]。所有权本身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借以获得利益的手段，即使他们有心去关心企业的经营与决策，但由于生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企业所有权过于分散，成千上万的所有者不可能同时行使经营管理职能，所有权本身逐渐衰落。
2.所有权约束弱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集中起来的财产由社会选择的专门人员进行运营。从全社会看，财产的运营摆脱了排他性所有权的束缚，可以为社会支配使用，任何社会成员都可凭借其经营管理的才能获得对财产的使用和支配。因为，由于公司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管理的技术性和战略性增强，一般所有者已不能胜任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得不把这一权利交给受过训练的专业经理人员。在早期的股份制企业中，股东只保留剩余所有权、选择经营者和重大决策权，董事会行使经营决策权，专业经理人员行使经营管理权。而现在，在现代股份制企业中，经营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二为一，原先行使经营决策的董事会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逐渐丧失了经营决策的发言权，实际的经营决策权在事实上交给了专业经理人员。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A.贝利和G.米恩斯将其称之为“经理***”，经营者在企业中地位日益上升，拥有的权力不断强化，使所有权的约束日趋弱化。因为“所有权的倒置”使原来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在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作为投资者的股东，其所有权已经弱化为只能证明其对某个企业的出资额，而这种出资是否能得到收益，在什么时候可以有收益，收益有多大等等，都不在出资人的单方权利和意愿的控制中了。据有关资料表明，1996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东人数在100万左右，机构投资者拥有38％的股份，但5个最大的投资者仅拥有该公司9％的股份，其他50％的股份由分散的中小股东拥有[3]。
3.所有权意义深化。在新科技***的背景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依托，保持既有的财富不再是目标，以创新为动力在新财富的创造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目标。个人成为社会的人，社会资产的社会运营使得社会的公共利益逐渐上升，来自企业外部的社会公共意志的监控越来越突出，必然会导致所有权本身的衰落和所有权约束日趋弱化，这是财产权利社会化的必然逻辑，因为它本身要求权力的社会分解、利益的社会分享和责任的社会分担。我们不应该仅从财产的所有权上来划分财产，而应从财产的实际运用上划分财产，因为无论公或私，只要都能为社会所用，都应该是资产[4]。可见，所有权本身的衰落和所有权约束日趋弱化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权意义的缺失，恰恰意味着所有权意义的深化。
三、所有权变革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化产权制度的建立
所有权的社会化变革，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好从所有权到产权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要摆脱传统的封闭所有权的束缚，走出强烈的偏公或偏私的误区；另一方面，要建立超越公私范畴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产权制度，这是所有权社会化变革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化产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超越公与私，并不意味着模糊所有权不同形式的边界，恰恰要求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现代产权制度内部所蕴涵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保证。不论财产所有权的形式如何，产权明确的界定对于经济主体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们有权做什么，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会获得什么样的收益。而且当产权制度确认和保证经济当事人可以在某种范围或以某种形式做什么的同时，也就界定了他们的权能和利益的边界。如果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产权制度界定的范围，获得了不应该获得的利益，就是侵权。因此，产权制度通过权能和利益界区的设置又可以对经济当事人的经营行为产生了约束作用。
其次，超越公与私，并不意味着私有化，只是对强烈的褒公贬私现实的回应。建立超越公与私范畴的现代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全面的私有化，而是经济生活社会化所导致的资产运营过程中具体的财产权利结构的转换。因为私有化是属于所有制的范畴，而社会化产权制度的建立则是要改变产权模糊、运作混乱的状态，建立起一整套具体运行层面的制度规范，它是属于财产运营管理制度的范畴，本身并不涉及所有制的变动。稳定的适应社会化趋势的产权结构可以形成稳定的资源配置状况，易动的产权则会改变资源在不同经济主体间的配置，改变资源的流向。这实际上就是我国几十年来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即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要求的资本管理和运营体系。这对于我们从思想上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框架内产权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超越公与私，建立适宜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是对所有权变革和社会化趋势的注解，而并非一时的热情。在我国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不论是建立股份制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出售或租赁，都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占有社会化程度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所有权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所有权的社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由单一主体行使财产权利的现象，使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财产的运营中来，分担起不同的责任，通过一定范围的社会分工来共同完成经济活动。所以，建立健全的社会化产权制度不仅是一种必然趋势，而且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由所有者在经济规律作用下通过社会有关方面的参与来实现的。
总之，可以看出，现代产权制度是在所有权关系不断变革和财产权利社会化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使社会经济关系日益透明化，而且大大增强了人们选择和控制自身社会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以所有权社会化变革为背景超越公与私的范畴的思想，为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经济运行的高效率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和方法。这既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具体体现，又是人们凭借现代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基础和条件实现合理诉求的过程，这正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要旨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龙登高.超越公与私：论股份制的产权特性[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2）.
[2] [美]A.贝利，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