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山西高考作文篇1
2012年山西高考语文作文题目:船主和漆工的故事
材料：有个船主，让漆工给船涂漆。漆工涂好船后，顺便将船上的漏洞补好了。过了不久，船主给漆工送了一大笔钱.漆工说："工钱已经给过了"。船主说："这是感谢补船漏洞的钱。"漆工说："那是顺便补的。"船主说："当得知我的孩子们驾船出海，我就知道他们回不来了。因为船上有漏洞，现在他们却平安归来，所以我感谢你！"
2011年山西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为：
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全球二十一世纪十大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作为经济和***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首位，成为全球的新闻。该所跟踪了全球75万家纸媒体、电子媒体及互联网信息，发现其中报道中国崛起的信息有3亿多条。
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呢？《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请根据以上材料，谈自己的所思、所想。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题目自拟，文体不限（除诗歌外）;不要脱离材料的含义，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山西高考作文篇2
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全球二十一世纪十大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作为经济和***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首位，成为全球的新闻。该所跟踪了全球75万家纸媒体、电子媒体及互联网信息，发现其中报道中国崛起的信息有3亿多条。
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呢?《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请根据以上材料，谈自己的所思、所想。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题目自拟，文体不限(除诗歌外);不要脱离材料的含义，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作文题目点评：作文在审题立意上没有难为考生，立意的角度还是材料限定的范围，根据新材料作文审题立意的方法，我们可以抓关键词和关键句：中国崛起、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这是材料的“切入点”。作文只要围绕“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这个中心结合“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这六个方面来写作都是符合题意的。
山西高考作文篇3
你是否已经过了那座拥挤的奈何桥？你是否已经喝了那碗能忘却前世的孟婆汤？你是否已经忘记了我们那“一生一世，白头偕老”的约定？你是否已经想不起那个深爱着你的我？
老婆，过去失约的经常是我，有多少次，我答应你一起过春节，但是一个电话便让我踏上了返回部队的列车。我知道，你很难过。有时候，你也会哭，也会跟我闹。但是擦干了眼泪，你还会放我走，因为你明白，作为一名***人的妻子，这都是你要接受的现实。
老婆，但这次，是你失约了！我们约定“一生一世，白头偕老”，但是，你走了，为了保护你的两名学生，你走了，并且带着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你是勇敢的，也是伟大的，所有人都这样夸你。但是，只有我明白，危难关头，你根本没有想过勇敢和伟大，你只知道，保护孩子是你的天职。
老婆，在天堂，你还好吗？那里应该没有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许不久，我就会来找你，但是到那时，老婆，你还认识我吗？老婆，在天堂，你看到了吗？我领着我的士兵奔赴在前往汶川的道路上。大雨算什么！泥石流算什么！地动山摇又算什么！我们身后是13亿人民的力量，我们前方是灾区父老的期待！我们不是说过，一个小小的爱心乘以13亿就是爱的海洋；一次天大的灾难除以13亿就变得可以承担；所以艰难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老婆，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抬着受伤的孩子跋涉在危机四伏的山路上。你有没有看到在经过三天三夜的的掩埋后，那个从废墟中爬出的孩子明澈的眼？老婆，这些你都看到了吗？
老婆，不要怪我没有去找你。作为老师，保护学生是你的职责；作为***人，克服一切困难抢救人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废墟中伸出的那些无力的手，看到水泥板缝隙中那些渴望生存的眼，我们还能怎样？我们要救！我们要坚强，我们都不能放弃！
老婆，在天堂，你是不是在领着那群孩子在做游戏？告诉孩子们，没有危险了，不用操心明天还要收作业，可以安心自由地玩了。
山西高考作文篇4
现在，一般学者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仍把“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四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必备条件，而忽视了中国文明起源之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东西、即“最初”形成的民族崇拜观念与“传统”的民族崇拜观念之间的关系。陶寺大墓中发现的精美的彩绘蟠龙陶盘、彩绘壶和成套的通身施彩的木漆器等，不仅展示出“唐尧文化”与同期其他文化相比先进发达的一面，而且反映出唐尧时代古唐国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即“龙”崇拜。
陶寺大墓出土的龙盘，一般为泥质褐陶，火候很低，或着黑陶衣，盘壁斜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案。M3072∶6，敞口，斜折沿，通高8.8，口径37，底径15，沿宽1.8厘米。龙纹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形象作蛇躯鳞身，方头，豆状圆目，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56）。有的盘在龙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鬣状物，与商代蟠龙的明显区别是无角、也无爪、有眼无睛、眼作豆状，不同于商代龙呈“臣”字形目。蟠曲形态也不同，商代蟠龙与蛇类自然盘曲状一样，是头在盘心，身向外卷，尾近盘沿；从整体形态上看，陶寺龙与商代以来的龙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的是以中原民族文化为根祖的“华夏龙”之形象。
197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45号墓中发现了一幅蚌塑“青龙白虎***”，年代距今约6500年。青龙是以鳄鱼为原型的“蚌塑原龙”。当时新闻媒体称其为“中华第一龙”（57），其实这是不妥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中原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或墓葬中，所发现的原始龙有“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之分。西水坡45号墓发现的“蚌塑原龙”属“鳄型原龙”，陶寺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陶盘所绘的“蟠龙”属“蛇型原龙”。
从西水坡45号墓的“鳄型原龙”形体来看，这条“蚌塑原龙”整体形象接近鳄鱼，而又比普通鳄鱼原型增加了种种龙的神性；体长1.78米，身高0.67米，整个体形呈较长的S型或之字形，一波三折，体态比一般在地面匍伏爬行的鳄鱼明显要高得多，显示出身体脱离地面超越爬行状态；这条鳄型原龙的头部与一般鳄鱼不同的是，头高高的抬起，作昂首挺胸，瞠目有神之态，吻部像鳄鱼一样较长，颈部长而弯曲，头后面还有竖起的双角，或叫作两撮鬣毛，也与普通鳄鱼大相径庭；整个身长比例也大体接近鳄鱼而明显较高，有四肢，趾分五叉，似鳄鱼又比鳄鱼的爬行更接近直立；长尾巴也像鳄鱼，而尾端也作掌状分叉，又与一般鳄鱼有别（58）。这条“蚌塑原龙”与一只“蚌塑白虎”，一左一右出现在西水坡45号墓，它反映的是公元前40世纪中叶“四时天象***”中的“二分***”，即一年分成二十四节气的“春分与秋分”之天象***（59）。
而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盘所绘的蟠龙，实际上是以蛇为主要原型的原龙，适当吸收了鳄鱼等动物的某些特征：头部基本似龙，没有脖子，头与身直接衔接，眼睛又小又圆，口中吐长信，这些地方以蛇为原型；但吻很长，利齿成排，又有点像鳄鱼；口中吐出的信子很长，若麦穗麦芒的形状，则是想象的成份居多；龙身体也近似蛇而修长，蜷曲成环状；没有足，遍体鳞甲，对称成行，则有近似鳄鱼；头后的左右两边，如鱼鳍，尾部亦似鱼，分作两叉；蟠龙盘中间若有水纹或云纹，这里的龙有点像是潜龙，仿佛随时可以入水和升天。所以说，陶寺蛇型原龙是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征。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学者在研究陶寺彩绘蟠龙陶盘时指出：“陶盘本是盛器或可作水器，但从出土物来看，火候很低、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故大约只是一种祭器而非实用器。彩绘其它纹样的壶、瓶、罐、盆等类祭器，某些中型墓也可使用，唯龙盘仅发现在几座部落显贵的大型墓中，每墓且只一件。这就证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象非同一般纹饰，似乎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60）。彩绘陶龙盘在陶寺大型墓中的发现，说明陶寺龙山文化时期，这里有一个活跃于“尧都平阳”，以龙为族徽、陶唐为名号的部落。“陶唐氏”以龙为***腾。“龙”崇拜在中原地区始于陶唐氏以前。彩绘陶龙盘在少数大墓中的发现，也说明墓主人作为龙的传人，就是“龙子、龙孙”，延续中国四、五千年的“帝王”为“真龙天子”的观念崇拜，恐怕正源于此。
那么，陶寺文化中的龙崇拜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鳄型原龙有没有传承关系呢？这在夏代***以前，中原民族的大融合尚未真正形成，延续河南仰韶文化谱系的河南龙山文化是很难受到陶唐文化影响的。同时，作为积淀甚深、占中原文化主流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很难渗透到陶唐文化中来。因为没有民族的大融合，就没有民族文化的大交流，没有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就没有民族文化的进步和新文化的产生。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从整体形态上看，陶寺龙和商代以来的龙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的是以中原民族文化为根祖的“华夏龙”之形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形象，蛇身鳄头，有鳞有角，四肢五爪，瞠目吐舌，体态弯曲，一波数折之状态，实际上就是“蛇型原龙”在吸收了“鳄型原龙”的亮点后所形成的形象，正是陶唐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延续结果。
朱乃诚先生 认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他说：“1988年，我提出陶寺文化的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看法，那时主要是通过对良渚文化陶器（片）上的蛇形纹饰与陶寺文化彩绘陶盘上彩绘龙***案的对比分析等研究提出的”。他所说的蛇形纹饰陶片，是指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出土的一片绘有蛇形纹饰的陶片，该陶片上的蛇形纹较为形象，单躯蟠曲，尾在中心，向外蟠曲三周。他认为这是形态上较为原始的蛇形纹饰，其卷曲的特点与陶寺彩绘龙纹接近（61）。
前不久，朱先生又根据《考古》2001年第10期公布的，1997年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中M12出土的，一件宽把陶杯（M12：32）腹部饰有彩绘龙***案，再次撰文论证。说：“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有了新证据”（62）。
朱先生的新证据到底是什么呢？海盐龙潭港M12:32宽把杯为夹细砂灰胎黑皮陶。形体较大，口部长径14厘米、连盖高14.7厘米。箕状口部，带盖，流较宽短，粗矮筒形腹略鼓，矮圈足，与流相对的环形把宽达11.7厘米。在腹部、流下和宽把上侧的三个部位以刻画的细线饰三组纹饰。朱先生所说的宽把杯腹部的纹饰，是围绕宽把展开的上下两条长身动物。其头部特征突出，尖牙利齿，双目圆睁，构***手法是把立体位置的双目与牙齿夸张地展示于同一平面；身体由简洁的线条和相间布列的小圆孔构成，围绕宽把杯腹部一周；尾部与头部相对，呈向上弯曲的半圆形，末端尖细。这即是朱先生认为的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
其实，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纹饰所表现的凶猛的首部、长身和弯尾与陶寺彩绘陶盘上所绘的龙形象有明显的区别，仅就首部而言，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首部突出表现的是一对明晃晃的大眼睛和一副上下两排的尖牙。而陶寺龙盘所绘的龙形象是“方头，豆状圆目，有眼无睛，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它们之间，除了上下两排尖牙之外，几乎再无相似之处。
朱先生提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另一条理由，就是饰有长身动物纹饰的M12：32宽把杯，其年代略早与陶寺彩绘龙的年代，他把陶寺彩绘龙的年代定在距今4400～4300年之间，把M12：32宽把杯的年代定在良渚文化晚期偏早阶段，距今4600～4400年之间，其实，这并能说明什么问题。
考古学以往发现揭示的规律是：属同一文化谱系，年代上有早晚之分，年代早者可能影响到年代晚者；或者是两个文化区域相邻，发展水平高者可能影响到发展水平低者，具体表现为文化的渗透，即低水平者可能吸收高水平的文化因素。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既不属于同一文化谱系，且两个文化区域又相距甚远，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它们之间，何谈传承关系？！所以说，“陶唐氏”的“龙”崇拜是***起源的，是未受到其它外来文化影响的，属土著原创宗教文化。
观察之六：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
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之都，陶寺城址似乎应发现中国最早的金属器和文字，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1983年，在陶寺一座晚期墓中曾出土一件铃形铜器。器形不大，长6.3厘米，宽2.7厘米，高2.65厘米。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量占97.86%，铅1.54%，锌0.16%（63）。由于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还有气孔，是一件采用复合范铸造的成品。另据报道：在陶寺城址北墙Q1北侧，一新发现的陶寺文化晚期墓地，一座编号为M11的中小型竖穴土坑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64）。笔者断言：陶寺城址作为“帝尧之都”现未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今后也不会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因为这附近没有铜矿。
至于说，陶寺晚期墓葬中出土的这两件铜器是不是陶寺人所铸造，至少可以肯定“铜齿轮器”不是当地所造，应属外来品。因为“砷青铜”器的最早发现是在甘肃的四坝文化遗址中，例：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类型遗址出土的16件铜器，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15件铜器进行原子吸收光谱定量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和金相组织鉴定，结果表明：除一件为铜、砷、锡三元合金制品外，其余均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65）。四坝文化的年代距今在3200～3800年之间（66）。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其金属成分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是不含砷的。从陶寺“王墓”不见青铜礼器殉葬的情况来看，这说明唐尧时期，人们还没有掌握金属冶炼技术。陶寺晚期墓葬出土的那件“铃形铜器”，含铜量纯度之高，不符合青铜构成比例，也不是自然铜，其来源暂且存疑。
关于“唐尧”有无文字的问题，陶寺III区居住址H3403发现的一个残扁壶的腹壁上和平直背面有用毛笔朱书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的字符，和两个有争议的字符（1、；2、似“兀”的篆体）（67）。对于后者，罗琨先生将这两个字符隶定为“昜”，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68）。何弩先生认为H3403扁壶平直背面两个朱书字符，上为土（），下为兀（似“兀”的篆体），将其隶定为“堯”的初字。笔者认真审视了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联系陶寺城址气势恢宏，夯土城墙板块结构“壘土为垚”的实际情况，认为何弩先生的考证是有一定见地的。丁山先生释：“壘土为垚，垚者，高也。”（69）《说文》：“堯，高也”，段注云：“堯本为高，陶唐氏以为号。”垚的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城墙。“兀”，《说文》：“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何弩说：“这是典型的黄土高塬地貌。而陶寺遗址恰恰坐落在塔尔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塬上。”他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堯”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到了殷墟甲骨文，“堯”字“兀”上多加了一个土（）；至汉代，“堯”字则在“兀”上发展成三个土（垚）。“堯”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城（70）。“文堯”二字在H3403扁壶上的出现，是其唐尧后人对其的追念称谓，诸如甲骨刻辞或青铜金文中尊称其先王为“文武帝、文武丁、文考、文祖”一样。
有学者推测唐尧时期，文字有可能产生。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唐尧时期，象形字符正日趋成熟，会意字出现和使用也是事实。上面我们所列举的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与似“兀”的篆体，“堯”字初字的出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早于陶寺文化近30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在陶器上曾发现符号、***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画计70多种。其中，除相当数量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71）。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余杭的良诸文化中都有陶文发现，不少文字与甲骨文无二。但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帝尧”同时期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发现的陶片刻字，该陶片长4.6—7.7厘米，宽约3.2厘米，厚0.35厘米，现存文字计5行11字。右起第1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11个刻字，笔画相当流畅，个个***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72）。笔者在观察这块刻字陶片时，似觉该刻字近似行草，刻字者刻法相当娴熟，所书文字定是成熟文字无疑，但至今无人破译。如果该刻字陶片年代无问题的话，我们过去对史前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区域内发现的不同字符，所作的体态估量都应该重新去考虑。《论语·泰伯》所云：“尧之为君……焕乎！其有文章”，似乎说得有些夸张，但唐尧时期，人们社会***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确已产生，虽远未达到殷商甲骨文成熟的高度，但的确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尚未发现唐尧时代的其它文字类记述呢？对此，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所用的书写材料难以保存造成的。《尚书序》云：伏栖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书契”即指文字：《释文》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看来，唐尧时代的文章典籍的载体，多是刻写在木头上的。当然，也不排除使用其它材料，诸如树皮、兽皮、麻布之类作为文章典籍载体的可能性。但这些都是易腐易朽之物，故现在我们就很难发现当时的长篇文书了。用毛笔书写汉字，应始于仰韶文化时代，当人们知道用什么工具为陶器施彩描绘***案时，这最初的画笔已具有书写文字的功能了。难怪陶寺文化中发现的“文堯”二字是用毛笔朱书在扁壶的腹壁上，而不是用刀刻在扁壶的腹壁上。虽然这一发现还只是个案，但这个“个案”背后隐藏的事实，却说明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北方已经是文明凸现、群星灿烂，以象形文字为原生体的汉字体系业已孕育成熟，中华文明将由此以文字的形式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
结束语
综上所述，陶寺城址完全可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作为“都城”，这座“都城”的主人只能是“唐尧”。无论是从历史地望来看，还是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来看，山西襄汾陶寺遗存均符合“尧都平阳”的条件，故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山西临汾塔儿山（崇山）周围的汾、浍地带就是史籍所云的唐国封地。唐尧在此所留下的文化遗迹将昭示世人，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在此迈出第一步。
注释：
（1）陈淳：《聚落·居址与围墙·城址》《文物》1997年8期。
（2）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期。
（3）a《山西考古四十年·第二章·第四节·二、晋南地区·陶寺遗存介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b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4）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中期小城内墓地》《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⑸、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7期。
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2期
（8）《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册，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16—17页。
（9）a.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第1版；b.杨肇清：《试谈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1期。
（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北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6期。
（11）、（25）卫斯：《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续说“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农业考古》2000年1期。
（12）、（13）、（24）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1期。
（14）新华网2005年01月26日报道：2002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新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 370 、残高 0.5—1.2米；北城墙长约630、宽约10 、残深3—4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宽约10、残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 30 万平方米左右。同时发现多处大面积夯土基址和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遗迹遗物。
（15）、（64）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kaogu.ent/wenming/mag3/liangxp.htm，2003－8－4。
（16）、（39）、（60）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17）、（3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博物馆：《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冀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9）、（33）田建文：《山西侯马发现四千年前大型谷仓》《中国文物报》1990年3月1日第一版。
（20）张文君：《侯月铁路临汾地段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山西省第二届考古学年会论文1986年12月于大同。
（2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洪洞县博物馆：《山西洪洞县耿壁、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5期。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县古堆、白村遗址调查》《文物季刊》1994年2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3期。
（26）日知：《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史前研究》1983年2期。
（27）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3期。
（28）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2期。
（29）卫斯：《我对下川遗址出土石磨盘的看法》《中国农史》1985年4期。
（30）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31）（日）和岛诚一：《山西省河东平原以及太原盆地北半部的史前调查概要》《人类学杂志》58卷第4号，1943年。
（32）（美）戈登W·休斯：《农业史》（方原译）《农业考古》1982年2期。
（34）a.黄其煦：《“灰象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考古》1982年4期。b.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1期。
（35）昌淮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4期。
（37）（41）、（42）、（43）、（49）、（50）、（53）、（56）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38）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40）高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陶寺遗址”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86.8。
（44）、（47）林汪：《说“王”》《考古》1965年6期。
（45）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46）严文明：《鹳鱼石斧***跋》《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48）张忠培、朱延平：《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下）》《文物季刊》1994年2期。
（51）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25页，***版捌，1951年。
（52）范毓周：《关于殷墟1973年出土石磬的纹饰》《文物》1982年7期。
（54）、（55）卫斯《陶寺大墓中出土的“仓形器”名实浅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7版。
（57）陆轲：《“华夏第一龙”出土》《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2日。
（58）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3期。
（59）陆思贤李 迪著：《天文考古通论·第一章：公元前40世纪中叶的四时天象***》 紫禁城出版社 2000年8月北京。
（61）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东南文化》1998年2期。
（62）朱乃诚：《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中国考古网·学术动态时间：2005-9-7 16：35：49。
（6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12期。
（65）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12期。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67）李建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0年1月。
（68）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7月。
（69）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尧》《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99年版。
（70）何弩：《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7版。
山西高考作文篇5
2015年6月8日晨，考察团从兰州出发后的第一站是甘肃会宁。期待中的考察重点是会宁县博物馆珍藏齐家文化玉璋。玉璋是史前至夏商周时期标志性的重大玉礼器，曾经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流行过1000年之久，商周以后逐渐失传不用，却在古文献置留下千古余响。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天子以巡守。”这表明玉璋是上古社会最高统治者必备权力象征性器物。在文学语言中有“弄璋”和“弄瓦”对言的典故。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子叫“弄瓦之喜”。该典故出自东周时期的《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再参照古人常说的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璋和瓦的强烈对比可以突出贵贱分明的价值观，体现华夏父权制文明的男尊女卑偏见。
按全世界的博物馆作息制度，周一都是法定的休息日。虽然事前已经通过中国甘肃网联系疏通白银市和会宁县有关方面做出接待安排，但我们还是忐忑不安，生怕在周一造访博物馆时吃闭门羹。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县委宣传部郭副部长和会宁博物馆马馆长的特意安排下，考察团经过一番周折，得到特殊礼遇，全体进入文物库房，上手观摩和拍摄馆藏玉器。其中最令人振奋的就是在1976年头寨子镇牛门洞遗址出土的大玉璋。该玉璋长达54.2厘米，宽为9.9厘米，厚度仅为0.1～0.2厘米，是齐家文化玉器中尺寸最大的重器之一，仅有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大玉刀比它更大一些。玉璋为青黄色玉质，在光线暗淡中呈现为黑色，用光照则显现为黄色。表面有明显的土沁色斑。玉璋下部分别有三个单面穿孔，中部残断后修补。阑部有凹槽，一端两小牙，一端一小牙。通体打磨抛光精细，因为极薄，好像一大刀片，应该是齐家文化玉器中仅见的玉璋精品，级别之高，罕有其匹，称为齐家文化玉璋王，一点也不夸张。誉之为中国史前文化玉璋王，从尺寸、玉质和工艺三个方面指标看，也是名副其实的。目前所知陕西石峁遗址采集的龙山文化玉璋最大者长49厘米。河南二里头遗址有一件大玉璋，也是54厘米，但其年代较晚，玉质也不通透。 在2005年出版的15卷本《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收录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齐家文化玉器108件，却没有一件玉璋，一般的专业研究者也不大知道会宁出土的玉璋，以至于形成一种偏见，认为齐家文化没有玉璋。我们在网络上搜索会宁玉璋的信息，也是没有丝毫结果。真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目前的研究认为，玉璋分布在自山东半岛至甘肃东部的大半个中国，最南端到达香港和越南。但是其起源地在何处，传播路线如何，还是悬而未决的疑问。可以预期，会宁大玉璋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将会改写中国玉文化史，对于考察团近年提出的“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也是一个生动的证据。
夏地密码：六盘山之龙兴
6月8日下午，从会宁到隆德，即穿越甘肃宁夏省界。大家一路上议论着：拥有夏河和临夏的甘肃，和拥有西夏国都的宁夏，为什么在古代中原人眼光中都属于“夏”地？近年的***书市场上早有人写出畅销书《藏地密码》，有谁能够依据陕甘宁的山河风水秘密，写出新兴的“夏地密码”？
6月9日晨，考察团按计划从隆德县出发，前往彭阳，不料刚走出县城不久，前面的山道上就遇到停靠路边的车队长龙，大约绵延数公里，下车细问才知道是前面堵车塞路，已经4个小时。不得已改道而行，先去伏羲崖一带仿古。在六盘山上周旋了大半日，充分领略了这座西北名山的风采。
六盘山坐落在陕甘宁三省区的山川交汇之地，位于西安、银川、兰州三省会的三角地带中心，海拔高度2928米。习惯上又名“大陇山”、“鹿盘山”、“鹿攀山”等，后两个名称显然都与“六盘”谐音。其主峰在宁夏固原、隆德两县境内。其山体南北走向，200多公里，与东西向纵横千里的祁连山、昆仑山相比，显得小巧秀气。但其南北向延展的山脉，犹如在陕西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之间标出一道分界，又是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对应着成语“泾渭分明”，自有一番风水上的奥秘。据民间说法，要经过六重盘山道，才能登上山顶，故得名“六盘山”。我们50后这一代人对六盘山的认知经验，基本上是由伟大领袖的《清平乐・六盘山》塑造而成的。其中的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加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化用宋代刘克庄《贺新郎》中的三行：“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带有使得工农红***辗转2万里后，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的“龙兴”之地意味。
回味着昨日在会宁，如同朝圣一般见到齐家文化玉璋王的那份惊喜之情，考察团中几位成员在昨夜都兴奋失眠。今日盘旋在六盘山巅，才逐渐体会出龙兴之地的潜在文化意蕴。伏羲崖代表的是华胥氏的神秘生育神话，难以考证;超级大玉璋的出土，则是4000年前齐家文化的王者龙兴于此的物证！秦始皇开创统一大帝国的第二年就西巡陇西，眺望六盘山;李元昊据此地龙兴称王，建立约200年的西夏王朝;成吉思汗六攻西夏未成，在六盘山休养;借歌咏六盘山的机缘，预言红***最终战胜白***的龙兴宏***！午后，看完闻名遐迩的固原博物馆，考察团驱车再入六盘山。不料途中被导航仪误导，经过3个小时的山顶盘旋，终于在夜色降临前抵达彭阳文物管理所，又一次深入文物库房中，见到齐家文化玉器中较为罕见的精美玉琮和玉璧。好像距离破译“夏地密码”的宏愿，更贴近了一步。
西吉凤纹大玉琮之谜
6月10日是考察团行程第3日，白天先按计划完成对西海固地区的史前文化考察，赶夜路北上银川。一大早从固原出发西行，沿着六盘山脉的西边余脉，先到西吉，专门拜谒齐家文化先民留下的又一件国宝级玉器――刻凤纹大玉琮，访谈西吉文物管理所的专家;午后翻越月亮山、南华山，抵达海原，考察菜园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及文物，希望进一步认识北方史前文化的源流关系与地域关系。西海固一带是整个齐家文化分布的北部边缘地区，又是先于齐家文化的菜园文化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属于丝绸之路原州道的重要驿站，因为受到东西文化交汇大通道的作用，历史积淀厚重而特色鲜明，近4000年来一直是玉石之路的主要支线。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齐家文化发源于宁夏西海固的菜园文化，这个观点对于研究齐家文化源流来说，就像给考察团的行程预设出必不可少的“规定动作”，也带来大家的期待。
果不其然，这一天考察的兴奋点，还是聚焦在西吉县文管所库房的大玉琮。它的特征是上窄下宽，略成塔状，青玉质，受沁后整体呈现为灰褐黄色，中央对钻斜孔，孔径比一般的玉琮要小，1980年由代县文物工作者在白崖乡农民家收购而来，据文管所郭菲说是用一袋尿素换来的。因为其出身的神秘性，还因为它特有的凤鸟纹饰，引发学界的持久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是齐家文化玉器;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西周玉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齐家文化玉器的传世品，在民间传承了4000年，明清时代才有好事者在上面雕刻出凤纹。
考察团经过特别请示，获准打开玻璃展柜，近距离上手观测并看其光照效果。大家的鉴定意见一致：这是一件标准的齐家文化玉器。理由是：其一，玉琮用料是齐家文化玉器中常见的带有深色斑纹的青玉，光照下呈亮黄色，表明其玉质优良，吻合齐家文化的玉料特征。其二，40倍放大镜观察其表面和孔内的加工痕迹，符合齐家文化制玉工艺。其三，玉琮的形制对钻斜孔，都属于典型的齐家文化玉器风格。我们认为它之所以不是西周玉器，是因为玉琮的一个平面上雕刻的凤纹，形象清晰，但是不属于西周玉器的阴刻线工艺（一面坡），其凤鸟形象刻画的随意性，也与西周玉器上常见的模式化凤鸟截然不同。至于为什么西周人喜欢在玉器上镌刻出鲜明的凤鸟形象，我在新出版的《***说中华文明发生史》一书的最后一章“凤鸣岐山”中，已经做出学理上的说明。下午的一路颠簸，考察团有成员开始晕车。跋涉270公里，抵达银川。晚上10点半用完晚饭，在银川下榻的酒店与宁夏文保中心主任马建***和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薛正昌等专家座谈。原来马主任就是第三种观点的代表。对考察团成员来说，这次深夜访谈，更增加了凤纹玉琮的传奇色彩：一件4000年前的齐家宝玉，在齐家古国覆灭之后，就像秦始皇传国玉玺那样流离失所，几经沉浮，一直在西吉民间雪藏不露。直到数百年前的明清时代，才有哪位西周人的后裔，敬慕古风，追慕周人的凤鸟***腾，在上面加刻出凤鸟形象！又过了几个世纪后，恰逢改革开放，才终于被文物工作者用一代尿素化肥，换到西吉文管所库房里来！2500百年前，孔子追慕西周文明的辉煌，曾经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如今，考察团居然在西海固的边地山区巧遇“凤鸟至”的神话圣境。这是何等的幸运？
阿拉善采玉日 ――玛瑙神话谈
6月11日，晴，考察团出发以来第4日，跨进第三个省区――内蒙古。清晨在街上匆匆用过油条豆浆，便从银川出发，翻过巍峨的贺兰山，先到阿拉善左旗，考察博物馆和奇石市场后，又驱车538公里，经过夕阳染红的曼德拉山和雅布赖山，在夜幕中赶到阿拉善右旗，已经是晚间22点。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今日横穿腾格里沙漠，进入巴丹吉林沙漠的这趟行程，才算踏上真正的草原玉石之路。
国人崇奉的四大名贵玉石种类，玛瑙位列其中。玛瑙是玉髓类的矿物。阿拉善戈壁，素来以出产玛瑙而闻名。今日从北京到广州，各地的玉石市场和古玩市场上，随处可见出售阿拉善玛瑙的店家或摊位。8000年的玉文化所拉动的新兴产业，借助的是中国人崇玉又赏石的深厚传统力量，其往往被外国人所不理解。草原玉石之路的调研，当然也应包括玛瑙文化的传播路线。从文字记载的小传统看，玛瑙进入汉语文献的时间较晚。玛瑙在古书中又写作“码瑙”、“马瑙”、“马脑”等。后者才透露出古人命名这种坚硬而彩色石头的联想原型：它的形状和颜色非常类似马的脑子。从取名上看，先有对马的认识，才会有“马脑”这样的神话想象名称。目前的考古知识表明，马是商代时候才引入中原国家的，所以国人所认识的玛瑙，显然要比其它玉石晚许多。但是要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看，玛瑙进入人类文化的时间早在旧石器时代，是用来制作工具的原料。玛瑙的硬度达到7～7.5度，明显高于一般的玉石（软玉），所以古人又常用玛瑙工具来加工玉石。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它山之石”中就一定包括玛瑙。
玛瑙和绿松石一样，是世界性的宝玉。关于玛瑙的神话很多，各国都有。最著名的是希腊神话，认为玛瑙是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的指甲所化成，偶然飘落到大地上。拥有红色玛瑙可以强化爱情。中国古书《太平广记》中则有玛瑙为鬼血所化的说法。可见古人对玛瑙的神圣化和神话化联想，异曲同工。
在阿拉善博物馆中看到数百万年前的三趾马化石，知道马科动物在大陆上的生存，与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相伴随。该博物馆中还陈列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其中就有玛瑙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镞。可见，玛瑙的使用与攻玉治玉的历史相伴，甚至还要更早一些。这样的文化积累，使得世界的五大古文明中都有玛瑙制成的宝物。中国史前文化中已经有玛瑙类装饰品出现，如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时期在王室贵族间更是流行红玛瑙珠，常用作玉组佩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琼”所指的红色玉就是红玛瑙。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件唐代玛瑙兽首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被评为国宝级文物。
满怀着邂逅玛瑙的期望，考察团在下午初进阿拉善右旗的公路边休息。采玛瑙，一时间成为自发的群体活动。先是有人捡到一些杂色的小块玛瑙，大家一阵兴奋，流连忘返。临上车前，我在一土堆表面看到一件暗红色的石头，捡起来擦拭几下，露出红玛瑙的脑状外形，原来竟然是一块鹅卵大的红玛瑙！
这是对考察团初访阿拉善之日，最好的天赐礼物吧。
阿拉善的陶鬲
6月12日，晴间多云，考察团出发后第5日，早7点半在金沙酒店旁的拉面馆用完早餐，即前往旗文管所考察文物，有范局长等热情接待，仔细介绍当地的古代遗址和文物情况。由于旗博物馆建筑临时翻修而停业撤展，范局长指示工作人员，从库房中的文物箱子里一件件地搬出史前陶器等，让考察团近距离观摩和拍摄。据范局长介绍，阿拉善右旗从来没有展开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总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比宁夏自治区的面积还大，却没有过一次正规发掘，所有文物都是在普查和田野调研时采集、征集来的。
第一个搬出来的是一件三足大陶鬲，器形硕大，三***状的足极为饱满，规整中透露着威严。鬲被视为汉族先民煮饭用的炊器。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撰文提出，鬲的发明代表早期萌生的游牧民族煮奶用的奶锅。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论文中提出，华夏文明是鼎和鬲相结合的文明;这两个词在英语中都是音译的Ding和Li，显然是西方文化中所没有的器物，能够凸显中国文明的特色。中国考古学的权威学者苏秉琦早年专门研究宝鸡斗鸡台遗址的陶鬲，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把鬲视为华夏国家形成期的标志物。最早的鬲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老虎山文化，距今4500年前后。此后，陶鬲这种器物沿着黄河和太行山传播，南下中原，在夏商周时期成为中原文明的标志性器物。陶鬲之后，还派生出铜鬲。西北的齐家文化以双耳罐形陶器为特征，晚期也有少量传播来的鬲。6月9日，考察团在彭阳县文管所杨宁国所长的电脑里看到最近在打石沟遗址发掘的陶鬲、陶鼎和双耳罐，可视为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相互交汇的物证。阿右旗这件异常饱满***足形的大陶鬲，或为西周时期的成熟形制，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国土最西端的陶鬲，可以透露中原文明与西蒙的草原戈壁地区之间早有文化交流。
傍晚17时50分，考察团驱车480公里，途径酒泉航天城，抵达额济纳旗，靠检查站搭顺车的工作人员引路，第一时间赶到额济纳博物馆参观，已经到闭馆时间。因为预先得知次日当地要停电一天，无法参观博物馆。夕阳照射下，灰白色的博物馆大门已经关闭。幸好有考察团成员包红梅的舅舅及时赶到，随后旗副书记也赶来迎接，才破例让博物馆延长时间接待我们一行人。在史前展厅的展柜里，又一件大陶鬲，静静地等待着赏识它的远方来客！
这件文物的解说词为“夹砂红陶鬲”。三***足看上去异常硕大饱满，鬲身几乎被压缩得看不见了。真是一件形式变换神奇的鬲。笔者在中原地区看到的出土陶鬲，多为灰陶的或黑陶的，用夹砂红陶工艺制作的鬲，或能代表来自中原的器形与来自西部四坝文化、沙井文化惯用的制陶传统的有机组合？完成这种结合的主人，不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活跃在草原之路上先民吗？
策克口岸的蒙古国玛瑙
6月13日，额济纳，多云，考察第6日。考察团住在天赋酒店。今日停电，早上找到一家自备发电机的牛肉面馆用餐。在总人口1.8万的额济纳旗用早餐，居然也要排队。据说，这里每年到9、10月份胡杨树层林尽染，有数十万中外游客蜂拥而至，将一座边境小镇拥挤得水泄不通，人满为患。不知修筑中的京新高速公路通车以后，这里的旅游接待能力能否迅速跟上。
早餐后，驱车从达来呼布镇出发，沿着新修的高速路向北疾驰60公里，9点到达中蒙边境的策克口岸。这是内蒙古自治区继满洲里和二连浩特之后，新开辟的第三个中蒙贸易口岸。从策克口岸的中蒙边境界碑处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空旷原野，点缀着一字排开的小山，肉眼看不到什么人烟。据了解，这里主要的进口贸易产品是蒙古国的煤炭。巨大的洗煤厂，几乎占据整个口岸建筑群的半壁江山。不过，这两年煤价下跌使得进口煤炭的利润大打折扣，许多大投资者在此遭遇滑铁卢，折戟沉沙。口岸路边上有几十家新开的商铺，其中不乏主营玉石玛瑙贸易的商家。考察团成员在一位呼和浩特小伙子开的铺子里，买到四件产于蒙古国的南红玛瑙标本。
南红是近年玉石市场上最热门的玛瑙品种，因原产地为云南保山，又称保山玛瑙。云南保山是我国自古以来就闻名天下的红色玛瑙主产地。由于21世纪以来在四川凉山新发现了类似保山红玛瑙的矿脉，玛瑙的生意像遭遇爆炒的普洱茶一样，一时间如火如荼。这也使得南红的美名迅速传播，成为今人热烈追捧的玉石种类。又加上近5年来举国上下的珠串热，鲜艳亮眼的红色玛瑙更是无可替代，使得南红的价格一路攀升，堪比和田玉和缅甸翡翠。
古语云：乱世藏金，盛世藏玉。蒙古国的南红玛瑙，在戈壁中沉睡了千百万年后，如同俄罗斯玉、巴西水晶、波罗的海琥珀一样，在这场空前高涨的全国收藏热潮驱动下，被点石成金一般提升为拥有巨大利润的贸易商品。我们从店家那里打问到，目前优质的蒙古国南红进口量已经日益减少，玛瑙贸易也随着国内经济的起伏而由热趋冷。策克口岸的玉石商铺中，除了进口的玛瑙，也出售额济纳本地产的各种玉石和玛瑙，其中一种黄绿色、带错落斑纹的玉石，产自小马鬃山。6月12日傍晚，在额济纳旗博物馆大厅左侧看到的那一件迎宾用的大山子，原来就是小马鬃山玉料。外观上比较接近祁连山玉。从小马鬃山新开发的玉矿到大马鬃山新发现的古代玉矿，华夏文明相伴随4000年之久的“西玉东输”路线***，正在得到根本性的改写和路网细部的重构。
这或许就是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团此行的重要收获。
重走周穆王之路――从额济纳到马鬃山
6月14日，多云间晴，考察第7日，迎来极富探险性的一天。因为考斯特中巴车无法在额济纳到马鬃山的土路行驶，考察团只好兵分两路，一路让考斯特车承载包红梅、金琼和秦斌（《人民画报》摄影师）绕道酒泉、嘉峪关，用2天时间赶到马鬃山镇;其余6人外加一位资深向导――“老舅”色音，临时租用两辆四驱越野车，计划一日内横绝800里无人区，向西走直线到肃北马鬃山镇。一想到这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者斯文・赫定率领的西北考察团在上个世纪初所走过的路线，大家就不免心情激动。再一想这条路也可能是周穆王西巡之路，更是古代民间沿用数千年的驼队之路，今人习惯上称为的丝绸之路北线。
一大早，在霞光初照时赶写出昨日的考察笔记，并从手机中拷下照片，配完***，我们就来到昨日早餐的那家拉面馆集合。见到两位魁梧健壮的蒙古族司机，大家心里踏实了许多。7点58分，从达来呼布镇出发，至晚上19点30分抵达马鬃山镇，400公里的路途竟然用了11个半小时。原因是后半程路况极差，车辆在驶离内蒙古界山时误入歧途，辗转曲折，有一两个小时是在没有路的戈壁和丘陵中挣扎着开出来的。
上午9点30分来到一个岔路口，路牌上标明南向地名酒泉，西向地名“多金属矿”，后者真是闻所未闻的奇特地名。《山海经》讲到每一座山时都要说明其物产情况，一般情况是出金之山也出玉石。去年在瓜州调查的大头山石英岩白玉，旁边就是金矿，看来今年的考察经验同样如此，终于让我们看明白《山海经》作者的真切功夫。这部书和《穆天子传》一样在历史上被当成子虚乌有的小说，实在太可惜。11点15分，到“三个井”沙场，旁边就是金矿。此后1个多小时，越野车开上为建造京新高速路而开辟的临时便道，在颠簸中艰难前行。
12点45分，到达黑鹰山，里程过半，大家下车，在山坡碎石上席地午餐：两块面饼，一包榨菜。饭后匆忙采集几块玉石标本，再踏征程。一上午平坦无垠的大戈壁结束了，进入丘陵沙地，高低起伏不定。有一段路是似凿山而成的，路两侧的山崖如同山门。走了大半天，竟然没有看到一只飞鸟，应验了唐诗中柳宗元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感叹黑鹰山不见黑鹰。唯有“老舅”色音捕捉到的一只蚂蚱，强有力地证明着戈壁荒野中生命的无限顽强。
穿越丘陵区之后，走出一座山口，前方出现一片大旷原，在白云蓝天照映之下犹如神幻一般奇崛壮美。我顿时想起那个曾经让周穆王心旷神怡的大旷原。易华兄不断吟诵着周穆王与西王母唱和的《白云谣》：
白云在天，丘陵自出。
山西高考作文篇6
青岛科技大学始建于195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经、管、医、法、艺等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3万余人，其中研究生3000余人;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4个博士后流动站，2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5个硕士点，71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专任教师2055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810人，有工程院院士2人，双聘院士4人，外专专家1人，国家特支计划百千万人才(教学名师)人选1人，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人;拥有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个***重点实验室，1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校有教学团队2个，拥有特色专业5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学校获得教学成果奖2项，精品课程2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个。
学校现有崂山校区、四方校区和高密校区三个校区，艺术专业考生入学后就读于崂山校区。崂山校区位于青岛市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内，占地2000余亩，依山傍海，风光秀丽。学校现有6个美术类本科专业，1个音乐类本科专业，美术学、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学生本科毕业后可以在本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类别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 层次 计划 生源范围 美术类 动画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50 山东、安徽、江苏、黑龙江、山西、辽宁、湖南、陕西、江西、湖北、***、内蒙古、广西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80 绘画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40 环境设计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100 产品设计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20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40 动画 艺术理 四年 本科 25 山东 产品设计 艺术理 四年 本科 20 音乐类 音乐表演（声乐方向）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10 山东 音乐表演（钢琴方向）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10 山东、山西 音乐表演（器乐方向） 艺术文 四年 本科 10
注：1、音乐表演(器乐方向)仅招收二胡、琵琶、中阮、扬琴、古筝、竹笛、笙、打击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长笛、单簧管类的考生。2、具体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三、报考条件
凡符合国家及考生所在省份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中确定的报考条件并具有一定的艺术基础和技能的考生均可报考。
四、报名及专业考试
(一)、美术类：
1、山东、湖北、***、内蒙古四省(自治区)不单独设点考试，使用所在省的统考成绩;
2、其他外省籍考生必须在本省指定考点按照所在省相关规定办理报考手续，各考点报名考试时间、地点及考试科目具体安排如下：
省份 报名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报名及考试地点 湖南 1月25日、26日 素描、色彩 1月28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本部报名咨询，网上报名结束后由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考试地点。 安徽 1月29日、30日 素描、色彩 1月31日 安徽建筑大学 山西 1月28日、29日 素描、色彩 1月31日 太原师范学院（晋中校区） 广西 1月28日、29日 素描、色彩 1月31日 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 江苏 1月30日、31日 素描、色彩 2月1日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江西 1月8日-29日 素描、色彩 2月2日 网上报名，南昌大学（青山湖校区） 陕西 2月1日、2日 素描、色彩 2月3日 西安美术学院 黑龙江 3月1日、2日 素描、色彩 3月6日 网上报名，哈尔滨华德学院 辽宁 3月6日、7日 素描、色彩 3月9日 鲁迅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二)、音乐类：
1、山东省：
报名及考试地点：青岛科技大学崂山校区(青岛市松岭路99号);
报名时间：3月6日;考试时间：3月6日晚笔试，3月7日面试(根据报名考试情况可顺延)
注意事项：考生须持《山东省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身份证及近期一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办理报考手续。(身份证如丢失或未办理者，需提供临时身份证或带照片的户籍证明)
考试科目与内容：
专业方向 考试内容 声乐方向 钢琴方向 器乐方向 1、音乐基础（包括乐理知识、听音记谱等内容） 2、视唱3、演唱（奏）两首作品
2、外省市：其他外省籍考生必须在本省指定考点按照所在省相关规定办理报考手续，各考点报名考试时间、地点及考试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省份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考试内容 报名及考试地点 山西 2月26日、27日 2月28日 1、演奏两首作品 2、听音记谱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五、文化课考试
组织校考的专业和省份，学校将根据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比例和招生计划，按照考生的专业成绩从高到低确定专业考试合格名单，专业成绩将于2015年4月30日之前在青岛科技大学招生办网站公布，并以信函形式向考生寄发《青岛科技大学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合格证》，考生凭《青岛科技大学2015年艺术专业考试合格证》到户口所在的县、市、区招办办理报名手续，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专业考试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
六、录取原则
1、山东省美术类专业录取原则：在投档的考生中，分专业按照省统考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2、山东省音乐类专业录取原则：在投档的考生中，分专业按照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3、使用省统考成绩的外省艺术专业录取原则：在投档的考生中，按照省统考专业成绩(换算成百分制)70%和文化成绩(换算成百分制)30%的比例结合后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4、使用校考成绩的外省艺术专业录取原则：在投档的考生中，按照校考专业成绩70%和文化成绩(换算成百分制)30%的比例结合后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七、附则
1、考生在考试期间的往返路费、食宿、音乐类考生除钢琴外其他乐器、美术类考生考具(如画板、支架、画笔、颜料、***钉等)一概自理，考试用纸由学校统一发给。
2、新生入校后，学校根据招生***策和录取标准进行专业复试考核和入学资格复查，凡不符合条件或有舞弊行为的，取消入学资格。
3、有关专业培养目标、专业介绍、主要课程等请登陆招生***查询。学校有关艺术专业考试的最新信息将及时在我校招生网上公布，请考生注意浏览查询。
4、学费标准：8000元/生/年。
5、本简章未尽事宜，按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以上内容如有变动，以我校招生办公室公告为准。
八、学校地址及联系方式
四方校区：青岛市郑州路53号(乘5路、7路、9路、22路、23路、24路、30路、229路、302路、305路、309路、364路、365路、366路、373路、375路、603路公共汽车到胜利桥站下车即可)，邮***编码：266042。
崂山校区：青岛市松岭路99号(乘321路、375路、313路、606路、382路、110路、311路公共汽车到青岛科技大学崂山校区站下车即可)，邮***编码：266061。
联系电话：(0532)88957996传真：(0532)88957967
山西高考作文篇7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黄河淮河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3]、中期的陕西大荔[4]、偏晚的河南南召[5]、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6]等代表性遗址，另外还有河南陕县张家湾、三门峡水沟[7]、灵宝营里、许昌灵井、舞阳大岗以及陕西韩城禹门口等地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8]。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9]。同类遗址还有陕西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村、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元君庙[10]等处。该遗址与西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具有前后相继关系。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11]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主要遗址有：新密莪沟、新郑裴李岗及沙窝李、长葛石固岗河、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12]等，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
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13]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
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14]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15]。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代表性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早期）遗址[16]、宝鸡北首岭（中期）遗址[17]、华县元君庙（墓地）遗址[18]、华阴横阵村遗址[19]、临潼姜寨（一期）遗址[20]等。该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为陕西龙山文化，另一部分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早、中期[21]、江苏刘林早期[22]、江苏新沂花厅[23]、江苏连云港二涧村[24]。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长安县斗门镇、西安米高崖、临潼姜寨、武功县赵家来[25]等。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中心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代表性遗址还有王湾三期、后岗二期、王油坊[26]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蒙城尉迟寺[27]等。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流入三门古湖的灞河之滨，即渭水干支流流经黄土长期沉淀冲击而成的断陷盆地[28]。南倚秦岭，北界关中北山。其中一处公主岭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万年，地质年代处于早更新世中晚期，出土丽牛、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貘、猎豹、麋鹿、毛冠鹿、水鹿、苏门羚等动物化石，富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称为“公主岭动物群”。当时处在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象。附近辋川遗址[29]，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早期，属洞穴遗址，推测是当时蓝田猿人的住所。
在另一处距公主岭仅24公里，稍晚的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土层剖面上，直接覆盖在该遗址动物群化石层上的第八层是由三条密集排列的古土壤组成，这类土壤在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才可以形成。陈家窝剖面上的“红三条”相当于深海同位素记录中太阳辐射曲线的第15阶段[30]。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出现过十分温暖的气候环境。“红三条”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31]。出土大角鹿、斑鹿和啮齿类等草原性动物化石[32]，但却不见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员，据此估计，在中更新世早期，自第三纪开始的喜玛拉雅运动，引起秦岭抬升接近现在高度。秦岭的抬升，不仅阻隔了西北寒冷气流的南下和东南温暖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的水分和热量再分配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理界限基本形成。
小南海遗址在安阳西南30公里处，位于太行山东麓，卫河冲击扇平原上。周围群山环峙，峡谷以东是广阔的大平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傍近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洹河和小南海。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洞熊、最后斑鬣狗、披毛犀、野驴和安氏骆驼等动物化石，富有南方色彩。距今24100年---10000年，在末次冰期晚期，在向全新世过渡时期，距今约14000年，出现一次降温事件，达到末次冰盛期。而后气候开始转暖，气温升高。据植物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是茂密草原景象，夹杂一定面积的灌木丛，有少许沙地及沼泽。[33]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降水增多，进入大暖期，该区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
何家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陕西西乡盆地旁的台地上，汉江支流泾洋河右岸400米二级阶地处，高出河面4---5米,四周是开阔的沃野。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气候温暖湿润，高于现在2°左右。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东洋界哺***动物占84.6%，有林麝、獐（今见于长江偏南地区）、小麂、水鹿（今见于川西）、苏门羚、野牛和犀（今见于滇、藏最南端）等。植物孢粉中见稻壳。[34]
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22公里处的北舞渡乡贾湖村东侧，是淮河的二级流域区。贾湖水注入南侧的泥河，泥河在遗址东侧15公里处注入淮河的上游支流沙河。距今4200-5800年，在地质年代跨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和第四期亚北方期：在距今5800-5000年的温暖期，气温高于现在2°；在距今5000---4200年，气候干凉而多变化，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湿润，有麋、麂、獐、鱼蚌、螺、鳄、闭壳龟和水鳖等动物活动。植物硅酸体中有山毛榉、枫香、小乔冈、盐扶木等乔木花粉和水蕨、大量湿生环纹藻类、香蒲、水稻等热带植物孢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少量存在。[35]
姜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郦山北麓的临潼以北约1公里处，位于临河注入渭河的冲击三角扇裙上，西南是源自郦山的临河，南倚秦岭支脉郦山，山上有临河、潼河等几条短促河流。由于临河流经县城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渭河，因此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距今6500---64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中晚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生长着环形藻、鼓藻、眼子藻和香藻等水生植物。孢粉组合中有较多的水生植物花粉。喜热、湿水生植物比例大，高于现在。淡水藻说明距河口有湖沼。喜冷湿的针叶乔木和耐旱草本植物说明当时四季分明。并种植有稻粟。出土猕猴、中华鼢鼠、中华竹鼠、豺、猪獾、刺猬、麝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湖沼存在。而田螺、丽蚌化石、大型淡水鱼及动物鹈鹕、鹤等的发现，说明周围有大面积水域的存在。也表明河流径流高于现在，降水充沛。而湖沼存在，也说明地下水渗透小于降水供给。[36]
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安市东郊6公里，渭河支流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南倚秦岭余脉，北面北山山系，沿东西展开为渭河谷地，本身置于谷地的腹心地带。仰韶文化层中出土动物骨胳化石，除华北动物群，还有竹鼠、獐等今天在秦岭以北已经绝迹的具有南方色彩的动物化石。孢粉分析反映全新世该地区生长冷杉、松云杉、榆、柿等温带树种，还有禾科、藜科十字花科、蔽形科葎草、石松和一些水生蕨类植物。草本植物花粉数量多于木本植物四倍多。勘测四周地区，有大量泥炭层存在，是当时湖沼存在的标志。[37]
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江苏省高邮市东北8公里处，西临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位于里下河平原碟型洼地的西边缘，与地势较高的湖区平原接壤，在地貌类型上属于水网玙田平原。地势平坦，遗址高于地面2.6米。燕山运动之后形成的江淮凹陷，受西侧低山和丘陵影响，露出海面形成陆地，有少部分洼地积水成湖。距今7000年左右，该遗址在洼地上形成。距今6800-5000年，处于地质年代的全新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过渡阶段，即由大西洋中晚期的气温上升转向亚北方期的气温略有下降，由湿润变为干凉，由于降水量减少，水域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有麋鹿、獐、梅花鹿、小麂、家猪、家犬等。对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进行分析，既有粳稻，又有籼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过程。[38]
花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县马陵山系的丘陵高地上，东距沭河2公里。距今2800-2500年，属于地质年代全新世第四期亚北方末期，距今2500-2300年，全新世第五期亚大西洋早期，气候凉爽湿润，之后出现一次降温事件。[39]出土动物化石有猪、犬、獐、水牛、象等。孢粉组合分析中，裸子植物、木本被子植物花粉18属（种）、草本被子植物花粉12属，蕨类植物孢子5属以及泥炭藓孢子。其中发现有山矾属和枫香属的花粉，是常绿或落叶灌木或乔木和落叶阔叶乔木。而这两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今在该地区已经不可见。因此可以推断，花厅地区不是目前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而是亚热带含常绿树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景观。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淮河以北。遗址植被进行了孢粉分析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混合分布的种属结构。同时发现有稻和粟遗存。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共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有田螺、蚌、鱼、鳖、獾、獐、麂、梅花鹿、圣水牛等野生动物,另外还有狗、猪和黄牛等家畜化石。[40]
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41]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孢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2]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荥泽、萑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的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濮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大量泥炭层存在，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43]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流入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垆”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鉀、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44]。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新郑沙窝李遗址[47]、陕西临潼白家[48]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贛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贾兰坡等：《陕西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4]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年第1期。
[5]邱中朗：《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6]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8]刘士莪：《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邱中朗：《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巩启明：《试论老官台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六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1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8年第1期；薛文灿等：《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1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14]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页。
7同6
8同6
[17]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9]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0]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1]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3]南京博物馆考古队新沂工作组：《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2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2期。
[25]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1955-19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2年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3年第7期。
[2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7]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28]王社江：《蓝田地区第四纪哺***动物动物群演变机制的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计宏详：《陕西蓝田地区早更新世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3期。
[29]黄春长：《陕西辋川锡水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0]徐钦奇：《华北更新世人和哺***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1]张宏彦：《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2]计宏详：《从动物化石看古气候》，《化石》1984年第2期。
[33]尹申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其意义》，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报告》，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瑞玲：《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1期。
[35]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页；《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6]巩启明、王社江：《姜寨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7]周昆叔：《西安半坡遗址的古环境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8]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9]唐领余、李民胃、沈才明：《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与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2]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43]李民、王健主编：《尚书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4]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5]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6]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二十三、二十四》，《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
[47]同4。
[48]同4。
[49]《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50]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51]同8。
[52]张文祥：《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53]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4]同2。
[55]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王吉怀：《五千年淮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6]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58]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9]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0]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1]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62]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期。
[63]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64]魏兴涛、孔昭宸、刘长江：《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5]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66]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6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8]同3。
[69]同3。
山西高考作文篇8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是省级示范中学，正式成立于1955年。她的前身是太行***区和太岳***区干部子弟学校迁到太原合并而成的山西省干部子弟学校，1963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中学。学校现有面积8万平米，位处全省高校、科研单位最集中的太原市坞城地区，人文地理环境优越。充满绿色和人文关怀的校园，优美宜人；网络和多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化校园，开放现代。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山西大学附中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持续发展”的办学思想和“科学与人文交融、厚德与博学并举”的育人理念，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形成了极具个性的学校文化及办学特色，创建了学生“自主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特长发展”的育人模式，为师生全面、和谐、持续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培养了一批批部级和省级拔尖学生。在全国名校的竞赛保送生选拔考试中和高考中，山大附中每年有40余人被北大清华录取，80%以上的学生升入全国重点大学，高考一本、二本达线率稳居全省最前列。在2011年考入清华大学人数最多的全国中学排名榜上，山大附中位列第14名。
跨入新的世纪，山大附中以其先进的办学理念、一流的办学业绩、鲜明的办学特色、独特的学校文化，成为山西省领先、全国知名的大学附中。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先后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部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先进集体”“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状”“山西省文明和谐单位”“山西省具有特色的优秀学校”“山西省德育示范学校”“山西省文明学校”“太原市教育教学质量综合优胜奖”“优秀领导班子奖”“太原市培养优秀学生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山西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基地”“山西省中学教师培训中心教学观摩基地”“国家对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学校”“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预科学院出国人才选拔基地”和全国著名高校的“生源基地”。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为全面落实国家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各项战略任务，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正在努力实践“现代化创新型示范性高中”建设方案，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将一如既往地为的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把山大附中班办成全国一流的班，架起汉藏儿女共同进步的心桥，促进民族团结，积极构建具有山大附色的现代教育育人模式，将继续遵循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把山大附中办成“具有国际水平、全国一流、省内领先的大学附中，部级示范高中”继续奋斗，与时俱进，开创未来！
山西高考作文篇9
(一)体验性强
考古文物是历史的产物,其本身蕴含了某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信息,因而对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说,考古文物是必不可少的历史佐证,是人们能够直观到的、真实存在的实物。将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所产生的考古旅游,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能够直接感观历史,这种切身感受历史的体验要比其通过枯燥的文字或者电影来了解历史的体验要更为强烈。考古旅游不仅是游客对历史文物的直接体验,还使得游客在逐步解开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二)地域文化性突出
因受交通和信息发展的限制,较现代社会来讲,古代山西地区还是相对封闭,因而其地方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文化自成一体。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区间的交流越来越方便,这导致很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各地方文化发展趋于同一性。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更能突出山西地区特色地域文化。
(三)教育内涵丰富
将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考古旅游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是内涵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其将猎奇体验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培养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这不但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度,还培养了其正确的学习方法,这对人们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提高山西地区考古旅游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强对考古资源的基础研究
加强对山西地区考古资源的基础研究,促进其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带动山西地区的旅游发展,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山西地区的考古资源展开研究,通过综合研究考古资源后在旅游规划中明确界定其时期和遗址文化所占地位。同时让广大群众参与到讨论历史焦点、研究学术难点、探索历史谜点的过程中来,这不但能扩大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能激发游客的猎奇心理,提高考古旅游活动的吸引力;二是培养山西地区考古旅游人才,培养和提高旅游从业人对考古资源的认识,提高其专业素质,培养其对考古资源的保护意识,促进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挖掘考古资源的历史特色
旅游活动要有强大的竞争力就在于其具有鲜明的特色。为促进山西地区考古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提高其旅游竞争力,这就需要深入挖掘出了考古所具有的历史特色。山西历史悠久,因而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在洪荒岁月里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等远古神话传说对人类来源的猜想,考古发现的石器和火的使用证明了“劳动创造了人”是科学的,如将其与旅游融合发展,不仅为旅游赋予了一层传奇色彩,还增加了人们对其自身来源的认识。又如2004年在山西绛县横北村西周墓地的发现,使得一个在史书毫无记载的倗国古国重现旅游在世人面前,这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三)探索开发考古资源的旅游新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旅游需求也越来越大,考古资源也成为新型旅游资源,将考古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要加强对考古旅游资源的研发,考古旅游资源研发前要结合社会需求探索其旅游新功能,如将考古发掘工地作为山西省考古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使考古旅游成为一种集知识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新型旅游。在组织考古发掘工地旅游时,我们要注意对考古文物和遗址的保护,同时可以考虑将其发展规模化,这有不但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考古挖掘经费短缺问题,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推动我国考古研究的发展。
山西高考作文篇10
该书着重研究的是天山地区***化前夕突厥语族的历史。全书分为四章：一、8世纪中期以后葛逻禄在西域的活动；二、回鹘西迁及突厥语部族在西域的活动；三、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四、西部天山突厥语部族的***和萨***克布格拉汗的活动。前三章研究***化前夕和***化开始时期天山地区诸部族的构成，及其与周邻居民，特别是与河中******权的***治、经济、文化交往。第四章研究该地区***化的开始。附录包括两篇***成文的专题研究：一、喀喇汗王朝王室族属问题研究；二、扎马勒·哈尔息和他的《苏拉合词典补编》；以及史料及主要参考文献（包括***文献、古今汉文文献、现代西方文献）、阿拉伯、波斯等史料书名对照表、缩略语表等。
正如作者所指出，天山控扼着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古代世界东西南北几大文明在此交汇，历来是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公元六世纪起，突厥语诸部族也向这一地区发展，并在八世纪中后期和九世纪中期唐朝和吐蕃分别退出以后，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治势力。降至十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更开始了意义深远的接受***教及其文化的历程。由此可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不仅有学术的兴趣，而且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这一时期的天山历史便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东西方各国的优秀学者。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推俄国／苏联学者巴托尔德，他的一系列论着，如《七河史纲》、《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突厥斯坦简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等，均脍炙人口，至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巴托尔德之所以取得这么丰硕的成果，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注意发掘和利用阿拉伯波斯史料。
如所周知，随着古突厥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取得长足进步，以及对天山地区实地考察的逐步深入，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也开始受到关注，陆续被整理出版。就资料研究而言，最有成就的是米诺尔斯基。他翻译、注释了《世界境域志》、马尔瓦兹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国对天山地区历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而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因接受了西方的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直至本世纪70年代末，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与国际水平差距的缩小，可以说只是最近二十年内之事。
按理说，由于相对丰富的汉文史料的存在，我国学者对于上述课题是有较大发言权的。汉文资料有其优长之处，自不待言。问题在于涉及这段历史的许多问题仅凭汉文资料无法解决或彻底解决。国内有关研究之所以长期落后，原因之一便是我国学者对于另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史料亦即***史料的注意非常不够。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虽然功不可殁，但他们的共同欠缺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有关的汉文文献。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均侧重于天山西部，未能将天山地区突厥语诸族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因而也就不能不留下许多缺憾。
由此可见，要使8－10世纪天山地区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在现有基础之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必须将有关这段历史的两种最重要的资料即汉文和***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华氏著作的出版，可以说迎合了这一时代的需要。
作为中国学者，华氏在挖掘和利用汉文资料方面自然应该比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外国学者略胜一筹。尤其可贵的是他精通阿拉伯语，能够直接读译***史料原文（全书引用重要的***史料近三十种），具备了将这两种基本史料参照、对比、补充、印证的基本条件。这弥补了无法利用汉文史料的西方史学界和较少关注***史料的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缺憾。由于作者不是将这两种史料简单地剪接拼凑，而是凭借过人的史识驾驭之，使之水***融。于是，一些历来没有被注意到或者一直被误解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阐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否定了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关于***化前夕（公元十世纪）中期天山地区存在一个突厥语部族大帝国的论断，阐明了当时天山地区的突厥语部族正处于大***中的历史。这对于了解公元十、十一世纪的天山地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许多古代欧亚史的课题一样，有关原始史料往往有好多种。纵然对于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作用并不相同，而在很多情况下，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研究者只有充分调动各种史料，才有可能逼近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华氏书除运用汉文和***史料外，也充分注意利用和田语、突厥语和藏语的有关资料，从而使历史的画面更加清晰，使结论更趋精确。
除阿拉伯语外，华氏还精通多种现代语言，使他能够充分借鉴和利用各国学者有关的成果，除上述巴托尔德、米诺尔斯基外，其研究上承沙畹、伯希和、哈密屯，旁参日本（羽田明、安部健夫）和国内学者的论着。正因为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使他对***史料和其它原始史料的利用，与一些只能直接啃原始史料者，其效果又不可同日而语。
全书学风严谨，这方面最应该肯定的是不强作解人。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对喀喇汗王朝王室族属问题的研究。作者在详细分析了三种影响最大的假说，即“样磨说”、“葛逻禄说”和“回鹘说”之后，得出结论：迄今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来确定喀喇汗王族的族属。证明方程在给定的条件下无解，也等于解了该方程。证明已有资料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与得出正确的结论具有同等价值。
无庸讳言，作者的文字缺乏飞扬的文采，华丽的辞藻，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无论是谁，只要能够深入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定会倾倒于其逻辑美。我认为，片面追求可读性毫无实际意义。说到底，一部科学著作的生命力不在读者的多寡。
以下简单说说我对这本书的一些意见：
作者在“引言”中说：“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对照此书的内容，书名《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显得空泛且有欠确切。“西域”主要是唐以前“正史”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域，狭义的“西域”仅见于《汉书·西域传》，专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帕米尔以东、玉门、阳关以西的地区。今天，我们使用“西域”一词，也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历史上的***地区（当然随讨论的问题涉及的范围而时有伸缩）。作者声称本书所谓“西域”取其狭义，其实所论仅为天山地区，与“西域”古今狭义均不相符。不仅如此，作者所讨论的对像突厥、回鹘、葛逻禄等，在史籍中都属于“塞北”或“北狄”的范畴。虽然塞北与西域关系极其密切以致难以截然划分，但将“北狄”的事迹都冠以“西域”总是令人感到别扭。
另外，综观全书，只有第四章涉及文化转型问题。有关讨论停留在“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萨***克生平活动的年代，全书则在说明“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后嘎然而止，没有能就“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展开。鉴于“文化转型”问题在内陆欧亚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意义，读者有理由因作者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感到失望。
作者比定马苏地《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一书中所传托古兹古思为高昌回鹘，是正确的。但是，在下断语时显得犹豫。唯一的原因是马苏地称托古兹古思为“Kushan城的统治者”，而Kushan既可以视作“龟兹”又可以视作“高昌”之对译。
今案：既然各种证据都指向托古兹古思为高昌回鹘，则Kushan城必为高昌无疑。至于对音，Kushan既可以视为突厥语Qocho又可以视为汉语的“高昌”的同名异译；即使突厥语的Qocho译自汉语“高昌”，且当时中亚人使用的是高昌的突厥语名称。何况，不仅突厥语的Qocho和汉语的“高昌”均译自原语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且马苏地书中所见Kushan直接译自原语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一则，诚如伯希和所考，“中国古音之译名流传中亚者不少，不受中国国内语音变化之影响”（《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高昌”这一地名也可能以原语的形式西传，何以见得马苏地书所见Kushan一定译自突厥语之Qocho。
二则，《北史·西域传》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显然是望文生义。汉代“高昌壁”何来“人庶昌盛”？也就是说不能排除“高昌”最初和“车师”、“龟兹”等是同名异译的可能性。
三则，《汉书·西域传》中“休循”、“危须”、“车师”（及其前身“姑师”）、“贵山”、“车延”、“居延”，与“龟兹”、“高昌”均可能得名于同一个部族，不过是汉人采用了不同的译称，以便区分而已。
要之，“高昌”本车师之地，其地得名之原因与车师相同，选择“高昌”这两个汉字，无非是为了区别于其它同名地区。汉语音译名称往往借汉字赋予某种意义，汉字表达的意义与原语的意义可以毫无关系。《汉书·西域传》的“鄯善”、“去胡来”等，均属此类。
作者说“早在1912年，伯希和在《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一文中就指出它与高昌的对比存在一些语言学上的困难，因为中亚人使用的是高昌的突厥语名称Qocho/火州/和州，而不是它的汉语名称‘高昌’”。今案：冯译伯希和此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不见如此论述。不知作者何所据而云然。
本书在遵守学术规范方面，堪称楷模。但偶然的失误和不尽规范之处还是有的。
一、汉译名有的前后不一致。例如：Prisak时作“普里察克”，时作“普里查克”，乍看以为是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