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长歌行汉乐府诗篇1
关键词：汉乐府；模式；歌；音乐风格；诗体特征
中***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11-02
纵观汉乐府诗题，相较于《诗经》以篇首句为题的单一性，题目形式更加多元化。《诗经》一般是采取诗句的前两个或是前3个字，而汉代乐府诗题则更多的有着自身的特殊含义。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诗题中的“行”“吟”“歌”“诗”看做毫无实际意义。
本文重在对题名中含“歌”类作品的研究，以此为切入点，更加清楚地认识汉乐府的音乐特性和诗体文学性，从而为更好地解决汉乐府的相关问题打开一条新的思路。
一、汉乐府诗题的构成模式
基于汉代乐府诗今天保留下来的数量相对比较少，本文所探讨的汉乐府的范围主要是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基础上，参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录的汉诗。虽然这一范围或许并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界限划分，但是，我们相信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样的分类比较合理。
通过整理，发现汉乐府诗题的构成模式如下：
1.句首字诗题。与《诗经》命名方式相同，如《江南》《东光》《薤露》《蒿里》《鸡鸣》《乌生》《平陵东》《王子乔》《大风起》《枯鱼过河泣》《冉冉孤生竹》以及《郊祀歌十九首》。
2.“歌”字诗题。这一类比较复杂，又可细分为单名“歌”、复合词“XX歌”、“XX歌行”以及“XX歌辞”。
3.含“行”、“吟”、“篇”、“操”、“怨”等其它词语的题名。其中，含有“行”的题名占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
三者各自占有的比重不尽相同，第一类最少。同时，最后一类中时常含有前两类模式的变异形式，如《东门行》《西门行》《孤儿行》等，在首句之中加上了一个“行”字；而《长歌行》《艳歌行》《怨歌行》《满歌行》《伤歌行》和《悲歌行》这7首则同时含有“歌”、“行”。
3种题名在汉代呈现着纠缠交错而向前发展的态势。与《诗经》命名方式相同的诗时代较早，以“行”、“篇”等字为名的诗多出现于东汉时期，以“歌”为题的诗的构成则比较复杂，贯穿了整个汉代。从某种层面上来讲，3类模式之间存在着渐变的发展性，从句首字――歌/XX歌――行的一种演变。而在这一演变之中，“歌”的变化集中地展示了这一音乐文学的发展脉络。
二、“歌”字题目的音乐风格
乐府诗在中国古代各种诗歌体裁和诗歌品类殊而复杂，钱志熙先生认为：“乐府诗，顾名思义，是属于乐章的范畴。”①王运熙先生也指出：“乐府诗原是乐府机关配合音乐而演唱的歌词。”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对歌诗的叙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③“采歌谣”一语也很好的说明了汉乐府所具有的音乐文本特征。那么以“歌”为题的乐府诗又有着怎样的音乐风格呢？
单名“歌”的作品更多的见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之中。这一称名，不排除其中的一些是由于时代久远，题名丢失，后代的整理者在对其进行整理的时候为之命名。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在汉代的史书中的一些记载，如“作歌曰”、“歌之曰”、“歌曰”的记载。通过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粗略检索，“作歌曰”的记载7次，创作者多为贵族；“歌之曰”22次，主体多为百姓、闾里、天下；“歌曰”43次。可见，将其称名为“歌”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而这类的歌具备怎样的风格和特色呢？
乐府诗集中的《李延年歌》《乌孙公主歌》《赵幽王歌》《李陵歌》《广川王歌》《燕王歌》《广陵王歌》等在逯书中均称名为《歌》，然而这一题名形式上的区别却并未影响到二者的实质。这一类作品，往往是其自作，是一种对自我情怀的抒发，其演唱的场合多于内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复合词的题名更多的倾向赞美、评价性的歌唱，且多无明确的作者。《平城歌》《楚歌》（《鸿鹄》）、《戚夫人歌》（《舂歌》；《诗纪》作《永巷歌》）、《画一歌》（《诗纪》说又作《百姓歌》）、《淮南王歌》（《民为淮南厉王歌》）、《卫皇后歌》（《天下为卫子夫歌》）、《李夫人歌》、《匈奴歌》、《离歌》（《诗纪》作杂歌，注云一作《离歌》）、《瓠子歌二首》《牢石歌》《黄鹄歌》《五侯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上郡歌》（《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华容夫人歌》《鲍司隶歌》《五噫歌》《董少平歌》《张君歌》（《渔阳民为张堪歌》）、《廉叔度歌》（《蜀郡民为廉范歌》）、《范史云歌》《皇甫嵩歌》《郭乔卿歌》《洛阳令歌》《颍川歌》（《颍川儿歌》）。这一类作品中，除《楚歌》《瓠子歌》《黄鹄歌》等个别作品的题名带有明显的诗经命名方式之外，其它诗的题目多非句首字的截取，而是内容上的概括。然而，虽然均呈现着XX歌的形态，但其内涵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一类是自作，一类类似于代言体，无明确的作者，诸如《民为淮南厉王歌》《天下为卫子夫歌》《郑白渠歌》《颍川儿歌》。考虑到汉代的采风，可以想见这是这一制度的成果。也正是因此，使其歌唱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对象性，一种口头的言说方式，与单名歌的作品的风格是趋同的，均是一种未经雕琢的质朴情感的展示。
汉乐府诗题的第三种模式，恰恰表现出歌具有的某一方面特征的彰显，其中绝大多数呈现的特点是：首句之字加行或者引，或完全与首字无关，如《长歌行》《满歌行》等。通过对题名中“歌”、“行”的比较，“行”的叙事与节奏性明显，更倾向于热烈、悲痛的外露情感且有着很强的叙事色彩，其本身的节奏性极大的渲染了其感彩。如《东门行》中“出东门”、“来入门”、“还视后拔剑而出”将一户人家的情状描述的淋漓尽致；《西门行》中“及时行乐”的阐述，从“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反问到“为乐当及时”的肯定，再到“解忧愁之法”的阐述，最后落脚于“年命不可期”的告诫之中；《饮马长城窟行》中“远道”、“梦”、“他乡”的顶针式词语，均使感情在层次、语言中更为强烈。而“歌”并不叙事，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感情的宣泄或是对于某件事情的感慨与评价，抒情性、随意性强，侧重于抒发相对舒缓、忧伤、苦闷的内在情感。
《陌上桑》（一曰《艳歌罗敷行》）、《怨歌行》《长歌行》二首、《艳歌行》《满歌行》二首、《伤歌行》和《悲歌行》《艳歌何尝行》（一曰《飞鹄行》）这类含行字者，亦具有着“行”诗所具有的音乐节奏感，然而究其本质，依然是一种情感上的抒发。所谓长歌、艳歌、怨歌、满歌、伤歌、悲歌，除却艳歌具有自身的独特表演程式之外，其余均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与“行”诗相比，单纯的是在情感上划分层次。
此外，还有另外一类特殊的题名，如《俳歌辞》《后汉武德舞歌诗》。根据《俳歌辞》的内容描述，其似为表演的一种记录；《后汉武德舞歌诗》，明帝时期，东平王苍进武德舞歌诗，用之于宗庙，结合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歌诗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歌诗”所具有的歌辞含义。这类的出现代表着时人对歌辞的初步认识。
从以上的梳理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歌本身具有着总体类型化的趋势，从最初的总名概括，到之后其它音乐体式的彰显。歌之外的其它题名方式的出现，分类愈加精细化，因而某些时候渐渐转变为一类不具特色或难以归类之诗的称呼。以“歌”命名的作品，无论是单名“歌”还是含“歌”的复合词题目，鲜明的透露着汉乐府的音乐特质，均是一种质朴的情感表达。
三、歌和诗的关系阐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诗体特征
“歌”作为修饰性的前缀，在《诗经》广泛流传的时代，常常被述及“歌诗”“歌XX诗”“歌XX”，并且无一例外的指向《诗经》。在《诗经》文本中，提到作诗的12次之中5次以歌来指代。汉代，史籍中大量出现的“诗曰”、“诗云”、“诗不云乎”等指向的均是《诗经》。由于《诗经》不断被经典化，当时只有为数很少的与《诗三百》同为四言句的作品可以称为诗。特定的时代和文化限制使得汉乐府在当时更多地被看作是歌，而非诗。
“乐辞曰诗，诗声曰歌”，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④然而，对于汉乐府，人们更多的关注其音乐特性和表演特质，往往忽视了其本身所呈现出的诗体文学意义。
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歌”类题目，广义上来讲贯穿了整个汉乐府。其诗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题名整齐化、类型化特质突出；
2.主题多样性，感情和叙事并行不悖；
3.语言自由率性，针对性强；
长歌行汉乐府诗篇2
关键词：乐府民歌；思想性；艺术性
中***分类号：J65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2-0169-03
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也是一个建国时期最长的封建王朝。经济异常繁荣，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给汉代的文学创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在***治体制上汉代沿袭秦朝，但没有象秦朝那样实行文化专制。因此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对后世影响很大。乐府原是古代音乐机关的名称。汉乐府原指汉代的音乐机关。是汉武帝刘彻设立的掌管音乐的官府，它的任务是制定乐谱采集歌辞和训练乐工。后人把这个机关所收集整理和演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汉乐府民歌以其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在乐府诗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乐府民歌是汉代诗歌的精华，它根植于民间沃土，充溢着清新纯贞的气息。乐府民歌大大发展了我国的叙事诗，它的以事成篇、即事见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写人的技巧都被后代作家继承和借鉴，成为乐府诗的共同特征。
一、生动的故事性
乐府大都是叙事诗，非常注意故事的生动性及情节场面的描写。如《孤儿行》中通过叙事写一个被兄嫂***，奴隶般受罪的孤儿形象，反映出他前路茫茫，苦海无边的生活处境。全诗通过孤儿对自己悲苦命运和内心哀痛的诉述，真实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家庭中兄嫂***孤儿的严重社会问题，并愤怒谴责了这种不道德行为，是一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染力的优秀诗作。全诗的描写细致形象，对不公平社会的控诉更是鞭辟入里。为了独占家财，兄嫂把亲弟弟看成奴隶，看成仇人，役使他，折磨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让他不是在外四处行贾，便是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都得干，而大冬天却连一双草鞋都穿不上。其中一个细节是孤儿因为生活艰苦，在收瓜回家的途中体力不支，瓜车翻倒，周围的人非但没有帮他捡，反而哄抢偷吃他的瓜。在家中他受尽兄嫂的欺凌，在外又遇到不幸的事情，这些更加让人同情他的悲苦遭遇。
二、鲜明的人物形象
乐府诗非常注意描写人物，为了刻画人物，使用的有些手法是具有开创性的。打开《陌上桑》，开篇便给读者以美好的感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让我们闭上眼睛，仿佛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春和日丽的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一抹朝阳温柔地照在林间的一座小楼之上，秦家漂亮的罗敷姑娘从小楼中款款走出，来到城南的桑林之中，又开始了她一天的采桑工作。朝阳下的罗敷给读者的感觉是青春、明快、亮丽，“好女”二字道出了罗敷的美丽与可爱，当然“自名”二字却说明了罗敷也以自己的美而自负。“自名”乃自比、自命之义，非自己取名。因从东汉其他的民歌和后代诗歌中，我们可以断定罗敷并不是我们诗中女主人公的原名，它是当时美女的代名词，所以《为焦仲卿妻作》一诗中也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正如先秦两汉时代到魏晋时代称美男子为“子都”一样。如果说开始几句只是让读者看到罗敷的背影的话，那么接下来，作者就让我们走近了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罗敷确实美，并且美得超凡，美得脱俗，以青丝做提篮的背带，桂枝做提篮的把手，好像能让读者们闻到一丝淡淡的桂花的香味。杏黄色的绫罗裁成轻柔的裙子，紫色的绫罗做成合身的短袄，和谐的色调搭配，好似芙蓉出清水，一尘不染。更独特的还是他那头上的装饰，头上梳的是当时从日本传过来的最流行的发式，耳朵上带的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明月宝珠。使她在高雅中透出几分富贵。
这些都是罗敷的外在之美，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如果作者只是着重表现这些外在的美，那么罗敷充其量只是一个“美人儿”，绝对不能成为中国文学长廊中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然而罗敷的美是内外统一的，是全方位的。“罗敷喜蚕桑”一句，表现出她的勤劳，这是百姓对做人的最基本的人格要求，也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和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里，对一个家庭妇女最基本的要求。但这还不是罗敷最可贵的品质，最能体现罗敷高尚人格与品质的是她面对权贵时的杰出表现。当诗中的“反面”人物“使君”出场之后，罗敷的形象才真正得到升华，面对“使君”的厚颜，罗敷首先是不畏权贵、义正辞严，其次是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斥责“使君”，使显赫的“使君”无言以对、无地自容，最后罗敷大获全胜，不仅保全了自己，也打击了权贵。《陌上桑》中为了烘托罗敷的美丽，不去直接写罗敷的容貌，而是通过旁观者见到罗敷时的神态举止来表现罗敷的美，写别人在她的美面前的种种反应，就“美的效果来表现美本身”，精彩至极，显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
三、句式自由，变化多样
与以四言为主的《诗经》相比，乐府诗的句式有所不同，乐府诗采用杂言体和五言体形式。汉代乐府形式上的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体诗歌的形式。汉乐府作品中，以《孔雀东南飞》最为杰出，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为建安时期五言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内容的需要写诗，并不是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型。但它的杂言形式，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汉乐府诗的篇幅有长有短，最长的达三百五十多句，短的则数句。如最长的《孔雀东南飞》，有三百五十多句，短的《杂曲枯鱼过河泣》只四句，而《江南可采莲》只有七句。
四、汉乐府诗押韵、自由，灵活多变
有句句押韵的，如《平陵东》：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也有隔句押韵的，如《东门行》、《燕歌行》等；还有隔两句和三句押韵的，如《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和“自名为罗敷”相隔两句押韵，又“照我秦氏楼”和“桂枝为笼钩”更隔五句押韵。这都显出押韵的变化多端，增加了诗的生动性，读起来朗朗上口。汉乐府诗还善于运用比兴、拟人、夸张、铺陈和烘托手法。如《白头吟》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陌上桑》以铺陈手法表现罗敷的美丽等。汉乐府诗多用对话或独白叙事。诗歌巧妙用对话刻划人物，有生有情，让人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几乎全是弃妇同故夫的问答，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虽然汉乐府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但也不缺乏浪漫主义的色彩。如《上邪》的那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极度的夸张，写出了女子对恋人爱得真挚热烈，对爱情毫不掩饰；《乌生》中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枯鱼过河泣》中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等。还有写神灵的，像《练时日》写灵之游、灵安留等渐渐向自己靠近及与神交接的欢喜，想象着自己能飞上天成仙。这些浪漫的想象，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都显示了汉乐府诗的浪漫主义的特色。汉乐府诗的排偶句较多，如《陌上桑》中：头上倭角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罗为上襦。回环往复，音韵和谐也可以是汉乐府诗歌的一个特色。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写鱼在荷叶下面来回的游嬉，暗写采莲人们的欢乐。此诗回环往复，形象鲜明，音韵和谐，文字活泼，语言自然流畅，意境含蓄。
五、语言朴实凝练，善于叙事言情
基本上都是口语，朴素自然，没有什么人为的雕饰。它的现实主义传统一直被后代许多杰出的作家们所继承，他的风格形式，具体的表现方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可以说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新风，贴近生活，语言通俗，多采用叙事手法，刻画人物细致，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独具特色。
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如《采莲》中，尽管没有一个华丽的词语和一点着力的痕迹，但却勾勒出一幅生动活脱的水墨画。另外，汉乐府还有寓言诗。寓言诗也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点。两汉乐府寓言诗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假托动物之口进行自述，鼓吹曲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类寓言则是植物和人的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宋子侯的《董妖娆》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折枝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力量使青春早夭。这些寓言诗多有奇特的想象，鱼鸟花木也会作人言，而且出人意表。
汉乐府诗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以其匠心独运的立意命题，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灵活多样的体制，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许多诗人起过示范性的作用，它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形式，推动了诗体的发展。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为人们所熟知传唱，汉乐府的艺术魅力也将随岁月流逝而日渐浓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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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行汉乐府诗篇3
论文关键词：乐府；民族音乐；影响；乐类；曲调；曲辞
乐府诗是盛行于汉唐间的音乐文学形式，它与之所依附的音乐、舞蹈共同形成为一种综合艺术形态，音乐是乐府艺术的核心要素。乐府音乐的发展、变迁直接影响着乐府诗史的轨迹。考察乐府音乐史，我们会发现它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关系密切。本文以宋人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为主要文献，借助相关史料，论述汉唐问民族音乐进入宫廷乐府的途径、形态、演变以及民族音乐影响乐府诗史面貌形成的多方面表现。
早在先秦，民族音乐就已进入中原。《周礼》记载周王朝专门设有“辊糕氏”负责掌管“四夷之乐”。又据《礼记·明堂位》，鲁网祭祀周公所用音乐中包括东夷之乐《昧》和南蛮之乐《任》。此时的民族音乐主要是作为周王朝或诸侯罔祭祀乐的一部分，带有一定的***治色彩。
汉初以来，民族音乐舞蹈逐渐活跃于宫廷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刘邦初为汉王，为平定三秦，发动居住在阆中(按：故城在今四川阆中县西)渝水边的夷人参战，夷人不仅英勇善战，而且“俗喜歌舞”，刘邦多次观看，赞美日：“武王伐纣之歌。”命令宫中乐人学习，因夷人所居之地渝水而称之为《巴渝舞》，这支舞曲被看做是“古兵法舞乐”。在汉代宫廷中音乐地位较高，后来汉哀帝因不喜俗乐而裁撤乐府时，依然保留了“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据《晋书·乐志》，汉时这一舞曲共有四篇歌辞，汉高帝作，文辞古奥，汉以后无人能解，歌辞不存。曹魏初期，王粲改做新辞完成后尝试合乐，并参考了巴渝帅李管、种玉的意见。王粲的四篇歌辞有“述魏德”的内容，颇有庙堂之音的味道，但主要还是用在朝廷举行的宴会上，所谓“武力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其中描写《巴渝舞》表演的情形：“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说是应着鼓点的节奏，舞者手执剑和弩，或俯仰，或交错而行，可以想见舞蹈充满热烈的气氛。至西晋，傅玄为《巴渝舞》又造新辞，并改乐名为《晋宣武舞歌》。从歌辞来看，西晋《巴渝舞》的表演同样手执戈矛剑弩，“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如乱不可乱，动作顺其理，离合有统纪。”舞者动作迅捷，极有力度，如鹰如豹，整齐而富于变化。本为夷人歌舞的《巴渝舞》后来雅化为仪式乐歌，用于祭祀，历代沿袭，仅改乐名，曹魏黄初年问为《昭武舞》，西晋为《宣武舞》，南齐时为《宣烈舞》。这些舞曲在《乐府诗集》中已被列人宗庙祭的l“雅舞”之列了。由“杂舞”而升至“雅舞”，虽然舞容相袭，但音乐地位提升，音乐性质改变，曲调上可能也有变化，我们看王粲和傅玄所作《巴渝》舞辞，杂言相间，体式变化灵活，而至雅舞曲辞几乎全为刻板整齐的四言，如果歌辞体式和曲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那么，后世进入“雅舞”系统的《巴渝》曲调也必然雅化了。
与《巴渝舞》被直接引进宫廷不同，乐府中源于北部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乐类——鼓吹曲是经由民间进入乐府的。《乐府诗集》引刘璩定***礼：“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闭《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楼烦汉时属雁门郡，故地在今山西神池、五寨二县内。《汉书·匈奴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汉兴后，在楼烦一地和匈奴有过多次交战，可见，匈奴居楼烦历史很久了，这一带自然流行着胡文化。班壹汉初在此地活动，经营财富，声势浩大，在他出行的队伍中出现了“鼓吹”。“鼓吹”所用乐器箫和笳并非中国传统的“八音”，从产生地域和使用乐器可断定它渊源于胡乐。今所存汉鼓吹曲《汉铙歌》中《上邪》《有所思》表现爱情真率热烈而朴素，还有《雉子班》这样的寓言诗，加之体式灵活，确有民歌特点，显然，鼓吹在进人宫廷前曾流传于民间。东汉时，鼓吹曲被列入“汉乐四品”之一，称为“黄门鼓吹”，用于帝王招待群臣的宴会上，这时的鼓吹依然还是娱乐音乐。但至三国时代，魏、吴各造新辞，称颂功德，语言典雅刻板，已然失去汉铙歌多变的形式和活泼的风格，形同庙堂之音，发展出了雅乐鼓吹的新体制。
汉武帝制作郊祀乐歌，扩充乐府，一般所讲的乐府艺术、乐府诗正式形成。此时出现了另一源于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的乐类——横吹曲。《晋书·乐志》指出横吹有双角，属于胡乐，汉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宫廷音乐家李延年依据胡曲制作了新声二十八解，用作武乐，东汉时曾赐给边将。按郭茂倩的说法，横吹最初也叫鼓吹，横吹有鼓角和胡角，用于***中；鼓吹有箫和笳，用于朝会和道路，因此分开。回在李延年所造的新声中有《出塞》《人塞》二曲，据《西京杂记》，高祖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删那么，汉横吹中的部分曲调早在汉初就有了。善为新声俗乐的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在主要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民族曲调外，很可能同时借鉴了流入宫廷的其他胡乐。实际上，汉文帝时，宫廷中能够表演胡乐的乐人已不在少数，贾谊曾建议文帝优待、笼络归汉的匈奴人，“为其胡戏以相饭”，“莫时以为戎乐”，嘲因而李延年造横吹新声二十八解时，对胡乐不会陌生，所能接触的胡乐也绝非只有《摩诃兜勒》一曲。应该说，横吹曲是在汉初以来朝野间流行的胡乐基础上产生的。延年制作的横吹曲辞后世无存，但南朝文人根据汉横吹曲的曲题名创作了大量曲辞，表现了边地的苦寒和戍卒的艰辛，成为乐府诗史上的重要现象。
汉时西南、西北、北部少数民族音乐进入中原，不仅催生了重要的乐类和舞曲，而且，流行于汉代的民族乐器——胡笳，与传统音乐相结合在后世发展出了乐府新曲。“笳”传说是李伯阳入西戎所造，伯阳是周的柱下史，那么笳的起源很早了。从魏杜挚《笳赋》、晋孙楚《笳赋》、晋夏侯湛《夜听笳赋》等赋作中反复出现的狄人、北狄、胡马意象，可见“笳”确实是胡文化的产物，它具有高亢悲凉、 富于变化的音色特点。汉时有《明君》一曲，据《唐书·乐志》，本为汉人哀怜王昭君远嫁匈奴而作，原辞不存。《乐府诗集》收录的“相和歌吟叹曲”《王明君》，是西晋的石崇根据汉曲为自己的爱妾绿珠新制的歌舞。但南朝刘宋时期谢希逸的《琴论》中除了提到平调、清调《明君》外，尚有胡笳《明君》三十六拍。《琴集》中又记载胡笳《明君别》五弄。阁相和所用乐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不见胡笳，所以，胡笳《明君》是相和旧曲《明君》在借用民族乐器、民族音乐元素后改编的新曲。胡笳很适合表现《明君》“出塞”的主题，可以想见塞外之荒寒，离别故国之哀伤，昭君千回百转、难以倾诉之复杂心态俱融入胡笳声中。此外，《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有题为“后汉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一曲。琴曲以蔡琰的口吻叙述她于汉末战乱中流落胡地的不幸遭际，第一拍末旬言：“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十八拍首旬言：“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琴本是中国古典乐器，琴在文人生活中有特殊地位，现存琴曲多表现文人的林泉之思、清高节操，史载蔡琰博学有才辩，擅长音律，能为《离鸾别鹤之操》。但学界对《胡笳十八拍》是否为蔡琰所作向有争议。然而曲作者能将中原的古琴艺术糅合胡笳之声，借胡笳悲凉之音色，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抒发了蔡琰沉痛悲戚之情，此曲可谓中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结合而开放的绚丽之花。
民族音乐从汉初经由上层和民间频繁进入宫廷，它是汉代统一历史时期民族问文化交流、融合的一部分，汉武帝时乐府艺术、乐府诗的正式形成有赖于这一文化背景，因而乐府艺术从最初就具备了开放格局，此后，或在***时期，或统一时期，乐府艺术的开放格局从未改变。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遂成南北对峙之***局面。北魏、北周都是鲜卑族建立的***权，出于风俗之好，将本民族音乐用作郊庙祭祀乐，正如《乐府诗集》“郊庙歌辞”题解所说的那样：“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艺朝统治者的这一做法备受后人指责，《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祖的一段话，指出北魏郊庙乐缺失，杂以鲜卑族的《簸逻回歌》，而宾嘉大礼上所用的《秦汉乐》实际上是吕光从西域带回的胡戎乐参合了秦声的产物。[61《乐府诗集》郊庙歌辞、燕射歌辞中并不见北魏乐歌，可见北魏确实没有新制庙乐。《隋志》作者批评北周庙乐：“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匕周庙乐虽沿用周乐曲名，但那只是出于寻求正统的目的，实际上还是以本民族音乐为主，所以隋开皇九年牛弘以“戎乱华”主张废除北周雅乐。我们从《乐府诗集》收录庾信所作北周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采用七言体式较为频繁，而且还有六言、八言杂言体这一情况来看，《隋志》所言“协鲜卑之音”恐非虚指。《乐府诗集》中的祭祀雅乐中，汉代《郊祀歌十九章》杂言交错，体式灵活，魏晋、南朝时期，郊庙歌辞则以四言、五言居多，七言很少，只有沈约、萧子云所作《梁三朝雅乐·需雅》采用七言，而且是常见的二二三节奏，考虑到梁时流行的白纶舞歌辞全为七言，梁武帝和沈约又都创作有七言的《四时白歌》，所以，不能排除梁雅乐受到当时七言乐歌的影响。而北周的七言雅乐节奏上较为特殊，如“乾坤以含养覆载，日月以贞明照临”，非二二三节奏，至于六言“北辰为***玄埴，北陆之祀员官”，八言“志在四海而尚恭俭，心包宇宙而无骄盈”就更为少见了，因此，北周雅乐体式的新变应该是受到少数民族音乐影响所致。
北齐虽出身汉族，但浸染北方民族文化日深，所用雅、俗乐均为民族音乐。高洋行禅让之礼，由祖定乐，仍为西凉之曲。北齐后主高纬喜好胡戎乐，沉溺其中，没有节制。李唐王朝建立后，由祖孝孙修定雅乐，尽管发现“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依然在吸收南北音乐的基础上，参之古音，制作唐乐。这说明民族间音乐融合的局面已经形成，试***恢复纯粹的先王之乐是没有可能的。
南北***未能阻挡音乐的流通。南朝宫廷、贵族对少数民族音乐极为热衷，宋明帝宫廷中流行西、伧、羌、胡诸杂舞，齐东昏侯萧宝卷出宫游玩，沿途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乐。梁乐府中保存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等十四支“乐府胡吹旧曲”，同时还有从北方逐渐传人的少数民族乐曲，统称之为“梁鼓角横吹曲”，其中《钜鹿公主》、《企喻》等曲调也正是后魏时北方大型乐章《真人代歌》中的曲调。至陈，后主专门派遣宫女学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于宴会酒酣之际演奏。陈代将领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对寇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显然，与北朝少数民族***权出于风俗之好、以本民族音乐充当“雅乐”不同，南朝统治者更多的是将民族音乐用作娱乐，其醉心的程度已足够说明民族音乐所具有的特殊魅力。
南北朝时期，民族音乐既有交流，又保持了各自特色，北朝乐府质朴、刚健，南朝乐府清新、柔婉。北歌如北齐时斛律金所唱《敕勒》，郭茂倩认为是鲜卑族民歌。南朝乐府主要是指收录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的吴声和西曲，这是在南方本土音乐基础上产生的娱乐新声。南朝偏安一隅，从历史上看，聚居着众多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西曲”《莫愁乐》，据《古今乐录》：“《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嘲，“蛮”是居住在南方楚越之地的少数民族，《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王之子太伯与仲雍二人奔荆蛮，可见蛮族历史悠久。至刘宋时期，境内蛮族甚众，特立南蛮校尉和宁蛮校尉。刘宋境内蛮族分布复杂，有西阳蛮、缘江蛮、竟陵蛮等，《莫愁乐》的产地“石城”正在竞陵郡，此曲又名《蛮乐》与当地少数民族音乐有关。
南北朝时期宫廷乐府中的民族音乐有其新的特点。北朝少数民族***权用本民族音乐充当雅乐， 保存较原初的民族音乐面貌，即如流传至南方的“鼓角横吹曲”，曲辞虽经过翻译或新制，但并没有发生如汉《巴渝舞》那样的雅化情况。相比而言，统一时期音乐的融合进程更快，***时期音乐各自***的面貌更为突出。
隋唐建立后，从***治角度出发，不断出现攘斥胡乐、夷音的声音，虽如此，却无法阻挡少数民族音乐加速进入汉文化圈的步子。这时期民族音乐的传人具有新的特点，一是因其完整、成熟的乐部体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二是传播、接受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隋唐朝廷所列的乐部中，《龟兹》《西凉》是艺术水平较高的民族乐种。据《旧唐书·音乐志》，自周隋以来，有数百种管弦杂曲用《西凉乐》，而鼓舞曲多用《龟兹乐》，这些乐曲为时人所知。隋文帝时期有一大批擅长演奏《龟兹乐》的民族音乐家，如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他们靠着音乐才能出入王宫府第，不断推陈出新，制作新曲，风靡一时。
当时流行的西凉乐曲有《阳翟新声》、《神白马》等，前者《乐府诗集》收录齐王融五言四句歌辞一首。此外，西北少数民族音乐“高昌乐”隋时尚未被列入朝廷乐部，但已进入宫廷。文帝开皇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文帝令宫中乐人在馆邑偷听，然后预先于宫中排演，高昌乐人献乐时，惊异的发现隋宫中已有此曲。这个精心策划的举动意在宣扬国威，慑服“四夷”，但同时说明一个事实，即由于民族音乐在汉文化圈的长期传播，使之不再令人感到陌生，完全具备模仿演奏新曲的能力，隋唐乐部的完备是基于这一条件的。
唐代国力强盛，气度恢宏，空前开放，以更大的魄力铸造着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繁荣局面，而民族音乐文化至此也达到进入汉文化圈的高潮。唐代立部伎八个舞乐中，《庆善乐》用西凉乐，音乐颇舒缓清雅，《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高亢激烈。坐部伎六个舞乐中的《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小破阵乐》也都用龟兹乐，可见龟兹、西凉乐几乎是唐代宫廷音乐的主流了。
隋唐诸部乐在《乐府诗集》中是作为“杂舞”介绍的，但绝大多数并元歌辞，因而它们在乐府艺术史上地位重要，在乐府诗史上则没有多少痕迹。而被《乐府诗集》收入“近代曲辞”的唐开元、天宝间边地供奉的“大曲”则有不少曲辞。《新唐书》卷二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说明这类边地大曲属于“胡部新声”，经边地贡乐的途径进入宫廷，并且受到重视。其中《凉州》是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献的，《渭州》、《伊州》是天宝年问西凉节度使盖嘉运进献的，此外，尚有《陆州》《石州》等曲。边地是民族聚居之处，比如“渭州”，北魏永安三年置，以渭水得名，在今甘肃陇西县一带，唐安史之乱后属吐蕃，中和四年复归唐。《隋书》载隋时渭州刺史豆卢勋，甚有惠***，华夷悦服，其地有高武陇，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为之所苦，后因勋马足所践，有飞泉涌出。这段记载说明“渭州”是民族杂居之地，羌人是其中之一。边地所出的音乐，具有民族音乐特点是很自然的。边地之曲较多描写边地的苦寒、风俗的瑰丽、戍边的艰辛，抒发思归之情，如“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征马长思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凉州》第二)”，“国使翩翩随旆旌，陇西歧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耿淖《凉州词》)，“西曲轮台万里余，故乡音耗日应疏”(《簇拍陆州》)。
唐时流行的舞曲《柘枝》也属于胡乐。唐人沈亚之《柘枝舞赋》日：“往者某值宴于郑卫之侯，坐与客序。乐作，堂下行舞。男女纷杂交贯，率以百品，而观者盖矍然。既罢，升鼓堂上，弦吹大奏，命为柘枝舞，则皆排目矢座。客日：‘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惟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因顾余序之，以洗客念。赋日：昔神祖之克戎，宾杂舞以混会。柘枝信其多妍兮，命佳人以继态。”宋陈呖《乐书》：“柘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说明柘枝舞至北宋时依然流行，从舞者的服饰看，源出胡乐。《乐府诗集》舞曲歌辞收录唐王建和薛能《柘枝词》以及温庭筠的《屈柘枝》。唐代胡乐的流行史料记载颇多，《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元稹《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城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风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尽管元稹、白居易等认为胡乐流行即是“以夷乱华”，不利于统治，但民族音乐在唐代的繁盛，实属历史趋势，出于***治目的的主观排斥并不能阻挡这一潮流。
长歌行汉乐府诗篇4
张说乐府诗的辑录与特点
李白《蜀道难》笺证
李商隐集乐府诗留存情况考
朱乾《乐府正义》题解浅论
丝绸路上传来的唐代乐府曲调文献考
“水调”亦为调式名考论
乐府《四时歌》所形塑的“四季原型”及其意义
《莫愁乐》与莫愁意象及莫愁传说
论汉铙歌《雉子班》的主题及其后世演变
论西晋宫廷乐府的价值
论齐己乐府诗的描写兴趣
郑樵《乐府四怨》与《(怨为之)解》亡诗考辨
乐府诗体式研究评述
21世纪以来初盛唐乐府诗研究综述
日本学界新乐府研究成果综述
汉乐府游仙诗的音乐背景考察
从《全唐诗》看蜀地与唐代古琴发展之渊源
《春江花月夜》音乐形态研究
唐宋间《调笑令》创作研究
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
声诗之流变述论
行体乐府的分布应用及声乐、歌辞特征
论汉晋歌诗的文人化路径
试论李商隐乐府诗创作之得失
余恕诚先生关于乐府学研究的信函
现代乐府学史概述
长安古乐谱整理与研究
《乐府诗集》的产生与流传
关于中国礼乐制度的创立与“礼崩乐坏”
失声的存在:古典文化中的音乐
《郊祀歌》十九章创作时间问题阙疑
从《全唐诗》看蜀地与唐代古琴发展之渊源
《春江花月夜》音乐形态研究
唐宋间《调笑令》创作研究
论韩愈的乐府观念及其《琴操》的创作
声诗之流变述论
行体乐府的分布应用及声乐、歌辞特征
论汉晋歌诗的文人化路径
试论李商隐乐府诗创作之得失
王维近代曲辞的主题特色及入乐后的文本变化
论刘禹锡对唐代乐人文学的大力开拓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章丛考
李益、李贺“二李”并称及乐府齐名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评吴相洲《乐府学概论》
《天马歌》考辨与《史记·乐书》的真伪
汉代鼙舞歌辞考究——以曹植《鼙舞歌》为线索
也谈《木兰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长歌行汉乐府诗篇5
关键词：汉乐府 《古诗十九首》 女性形象
诗歌发展到汉代，出现了汉乐府诗歌和《古诗十九首》两朵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葩。两汉乐府诗歌体现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是《诗经》、《楚辞》之后的叉一文学瑰宝。这些诗歌大部分来自民间(少数文人创作和贵族创作)，反映了普遍民众的生活和情感。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产生年代大约在东汉末年(顺帝到献帝年间)，作者主要是社会上无所归依的下层知识分子。它以关注人生、情真意切影响了文人诗的方向，代表了文学观念的转变，突破了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传统，吟咏风谣，流连哀思，深刻地再现了汉末文人的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过程，为我们保留了一段深切感人的精神历史。刘勰誉之“委婉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称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所呈现的两个女性世界，固然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精神下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是无疑，两个女性世界尽管时代接近甚至交叉，但又有各自的特质。存在一些差异。下面分别从女性人物的类型，女性形象的展现方式，以及女性形象的深层审美底蕴和主题意涵三方面来审视女性形象的不同。
一、女性人物类型比较
总的说来，汉乐府的女性是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女性，是丰富多彩的；《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是思亲情感中的女性，是思妇，类型上较为单纯，却极为感人。汉乐府真实再现了汉代各阶层妇女生活的遭遇，塑造了许多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而《古诗十九首》则着力塑造了思妇这一有独特美感的文学形象。
汉乐府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遭遇、性格各异的女性，多方面叙写了女性的命运，可以说，汉代社会中各种妇女的形象和遭际在汉乐府中都有反映。其中有生活富足优越的贵族妇女，如《相逢行》为我们展现了衣食无忧的上层妇女的闲适生活；有情真意切的思妇，如《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妇女表达了怀念亲人的缠绵深情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果敢坚决的刚毅妇女，如《上邪》、《有所思》的女主人公；有机智美丽的女子，如《陌上桑》中的罗敷和《羽林郎》中的胡姬，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古代妇女反抗的精神和出色的智慧；还有任劳任怨、心地善良的贤妻良母，如《东门行》中的妇人，《妇病行》中的病妇，以及《艳歌行》中为游子缝补衣裳的主妇，尤其是《妇病行》中的那位不久于人世的病妇，“妇病连年累月，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二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这位常年受病痛折磨的贫妇在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她可怜的孩子和他们今后的生活，令人不得不为她的母爱折服。
与汉乐府塑造了不同遭遇、性格各异的多种女性形象不同，《古诗十九首》着力刻画了思妇这一形象，在人物类型上较为单纯，却同样感人。如果说汉乐府中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的，那么《古诗十九首》的思妇形象也各具特色、不尽相同。其中的思妇诗计九首，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哀怨虚度青春年华，渴望夫妻团圆，流露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的思妇形象，如“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再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柳色青青，思妇情系漂泊天涯的游子，她也如蓬勃生机的蕙兰花光彩熠熠，需要丈夫的抚爱，然而“荡子行不归”，她只能可怜地虚度青春年华，因此她毫不掩饰地发出了“空床难独守”的呼唤，这是人情的呼唤，也是人生价值的呼唤。二是相思苦闷、忠贞不渝的思妇形象。如“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由于与游子天各一方。离别之苦使之形体消瘦、衣带日缓，思念之情，深闺幽怨，可见一斑。又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以及“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也是情真意切，动人心魄。三是觉察到“游子不顾返”的苗头。日感衰老、消瘦，只好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的思妇形象。
在女性人物类型方面，汉乐府包罗了众多女性形象，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毫无疑问它反映了女性生活的广度：但着力刻画思妇形象的《古诗十九首》亦非单调，塑造了同中有异的思妇形象，以细腻的笔触深刻描绘了同一类型人物内心深处微妙的差异，使思妇怀人的同一情感有了不同的抒发，赋予乐府诗中出现过却未得到深入挖掘的思妇形象更感人的魅力和更深刻的内涵。
二、女性形象展现方式比较
汉乐府诗歌和《古诗十九首》在女性形象展现方式上也存在不同。乐府民歌中有如《上邪》、《有所思》等直抒胸臆的作品。也有以比兴手法间接抒情的作品，如《白头吟》中以“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比喻女子爱情的纯洁。但整体上看，汉乐府诗歌中叙事成分较多，乐府诗中的女性多是置于一定的情节、场景、对话甚至冲突中，通过事来写人，这一女性世界像是一幕幕短剧组成的女性生活万象。如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以辞归、送别、逼婚、殉情为主要情节，写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悲剧，生动地刻画了诸多人物，尤其是刘兰芝这一形象。不仅如此，汉乐府诗歌有时还着意于人物的描写，借助于细节描写、个性化对话和环境烘托等来推动情节，这标志着古代叙事手法日趋成熟。典型的如《陌上桑》对罗敷的刻画，先是外貌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衣为上襦。”接着以他人见到罗敷的反应侧面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此外。还描写了罗敷与使君的个性话对话，刻画了罗敷的美丽机智。
相比而言，《古诗十九首》是文人抒情诗的巨制，长于抒情，情感的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在个人抒发中展现了人物的形象，诗中不仅充满浓郁的悲观情调，而且将人的情思与景物、情境相融合，形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青青河畔草》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兴起的渺渺情思。《迢迢牵牛星》全诗用比，用牛郎织女的传说抒发人间男女离别之情，“一片愁绪，铺天盖地，尤其是结句更是委婉缠绵，情景难分，”写景，其实是在写人；写牛郎织女，其实处处是在写自己。造成这种艺术效果的原因是于《古诗十九首》作为文人诗，既是世俗的艺术又是文人的艺术。就其文体上隶属于广义的乐府、内容上抒写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而言，是世俗的艺术；而文人的艺术修养 又使其不同于一般的乐府民歌，有深刻的思想性，既真挚质朴又文雅自然，在塑造人物时既意蕴深厚又质朴自然。
无论是乐府民歌还是文人诗。都以各自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或描绘景物，或叙述情境，或刻画形象，无不传神生动，使两个女性世界经过艺术的润色和加工更加生动绚丽，从而增强了人物的感染力。
三、深层审美底蕴和主题意蕴比较
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所呈现的女性世界之所以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成为古代文学女性人物画廊中不可略过的一页，如果仅靠简单列举一些女性人物，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那只是两个单薄抽象的人物序列。两个女性世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于一个个人物背后丰富的审美底蕴和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只有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被具鲜明时代感的审美观念加工，被人类普遍的情感滋养，才能有如此永久的打动人、教育人、感染人的力量。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研究，其意义并不限于女性人物本身。
汉乐府记录了许多妇女生活的真实情况。这些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汉代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景，如民间疾苦、贫富对立、战争徭役、感时伤时和婚姻爱情等。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多重主题意蕴，尤其是社会性主题。就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来说，以抒文人情怀为主的《古诗十九首》显然不如乐府诗那样包罗万象，它较多地反映了个体性主题，其中的人物无非是游子思妇，女性形象是清一色的思妇。但是它虽以抒男女相思之情、人生短促之慨为主，实际上却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文人士子共同的世俗情感，其内蕴远远超出了男女相思：既是男女之情的表露，更是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扬；既突出了汉代文人的世俗情怀，又表现了汉人对生命问题的思考。
汉乐府中的女性生活于社会的多个阶层，年龄、个人遭际、性格各不相同，多种女性形象表现了多方面主题意蕴。《妇病行》摄下的是一个“夫妻不能相守，父子不能相保”的悲惨镜头，病妇家庭的贫苦悲惨生活与《相逢行》中贵妇人的闲适、优越形成鲜明的对比。汉代无休止的征战造成另一场灾难――田园荒芜，骨肉离散，以及思妇们的无尽哀思。
汉乐府婚姻爱情诗中的妇女是乐府诗中光彩夺目的一组形象，这些女性的命运反映了与爱情婚姻相关的社会问题，与以上那些女性形象共同构成多重的社会性主题意蕴，具有哀怨、理性、感人的美学效果，表明了即使爱情诗篇中的文学形象亦离不开美的社会性。一般说来，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与《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最具可比性，因为思妇也是婚恋中的女子。但在乐府中，即使最能体现人之情感的爱情诗也处处透出理性制约的影子，彰显着女性形象身上鲜明的社会痕迹，与《古诗十九首》中那些抒一己之情、叹青春易逝的思妇显然不同。
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为我们构建了两个别样的女性世界，抛开诸多细微的差异，我们总能看到时代的世态人情、社会价值、文学观念在她们身上的投影。汉乐府中的女性也许不如《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那样敏感和深邃，《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也许不如乐府女性那样丰富、隐忍、生活化，但她们在文学画廊中同样鲜活，因为她们都是汉代社会生活所造就的红尘俗世中的女子，她们生活的世界是建筑在民间尘世中的有着人生种种苦乐酸甜的现实社会。她们身上都体现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绝非完全虚构的“乌托邦”。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与之产生共鸣和沟通，两个女性世界的魅力才感人至深、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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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行汉乐府诗篇6
诗歌概述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棗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昫、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五四”文学***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员作家的***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治抒情诗以***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以海子等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21世纪开始了,诗歌似乎还未复苏.不过她的春天到来不会太远!
长歌行汉乐府诗篇7
1唐以前中国古代民间诗歌的发展
先秦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原始诗歌，由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缺乏文字表达形式，所以最早的诗歌是祖辈们以口头创作的形式流传开来的，缺少文字记载使得绝大部分的原始诗歌没能被保存下来。根据已有的资料研究表明，我国的原始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形式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点。从内容上看，原始诗歌是以劳动为主题，对原始人类的劳动生活进行描述和歌颂，目的比较单一。由于原始社会中自然气候的变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影响特别大。原始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原始人类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一定程度的原始宗教意识。在艺术上，原始诗歌常常与原始的音乐、舞蹈同时出现。
《诗经》是现在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它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宇一句。从音乐角度上分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秋《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早期的原始诗歌从口头传承到书而记录、从民间流传到宫廷发展阶段的完成。因此，先秦时期的诗歌形式可以说是奠定了我国诗歌体系的基础《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例如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及兼霞苍苍，白露为霜等等脍炙人目的诗文作品，用简短的几个汉字表达出了主人公丰富细腻的个人情感。由于秦代严格的思想文化控制，使得我国古代的诗歌在这一时期只有少量的民间歌谣流传。东汉时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在班固、张衡两大家的倡导下，东汉的文人们开始注意到了乐府诗，它比较深刻的表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诗风偏向于现实主义的乐府诗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南北朝乐府民歌风格刚健清新，相对于当时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诗歌风气，它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五言四句的小诗大量出现，堪为绝句的真正源头。杂言体如《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宇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2乐府民歌的文化传承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很多种解释。最初是指主管乐律的官府机构，负责收集民间乐曲进行汇编供贵族，皇室娱乐，祭祀等等。汉代人通常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被改称为称为乐府。而且，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也被统称为称为乐府。后来出现了新乐府，也就是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作的特点作诗。在宋元以后乐府又有作词和作曲的别称，因为这两种诗歌的分支一开始都是需要配乐演唱的。由于中国乐府一词在文学史上有不同的意义，所以需要我们区分清楚。
秦代就有了名为乐府的机构，在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就有因为乐府的宇样，汉代承袭秦朝的一些***策，所以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到了武帝时期，乐府机构的职能都被大大地扩大了，其具体任务包括制作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间歌谣以及制作歌辞等。而且，在当时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如西汉前期的《房中乐》和西汉中期的《郊祀歌》等，主要是由当时的文人墨客们写作的;而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主要就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唱作所用的音乐也主要是来自民间的，虽然也有一部分来自西域的音乐。但是为了区别于文人制作的乐府歌辞，人们习惯上把采自民间的歌辞称为乐府民歌。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民歌，也指产生于民间的群众性、社会性的创作，而不是专指劳动人民的作品。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由于南北朝长期处在对峙的状态下，***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俗、自然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中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南朝乐府民歌清丽缠绵，主要以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为主;相比之下北朝民歌则更显粗犷豪放，反映了北方***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习惯。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南北朝乐府民歌新鲜活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3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叠词的功能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以抒情为主，主要采用五言四句的形式，大多以叙事和长篇为主，风格明快而且含蓄。而且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谣擅长于用委婉细腻的笔法来描写心理活动，将主人公刹那间的感情片段表现得淋漓尽致。语言运用比较清新自然，通常运用比兴，象征，以及汉语谐声的特点，运用叠词来修饰整个词句，使感情表达更加的深刻。通常说文贵丰瞻，丰富多彩的诗文也需要语言才能表现出来。阅读南北朝乐府民歌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其中运用了很多叠词。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谣中使用的叠词包括叠音词和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叠音词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重言或叠宇，它是属于单纯词;单音节词的重叠形式是单音节词的一种变化形式。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叠词不仅是一种词汇现象或者语法现象，从语用层而上看，它还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叠词的使用对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意境塑造，声韵锤炼以及语言的使用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恰到好处的运用叠词，能够使描绘的景象更加的生动，人物的感情与形象塑造更加的真实，从而达到升华意境的效果。
(1)叠词所表现的社会现象。一个时代的文化特点必定是这个时代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人们通过民歌的创作与传唱来表现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舒服百姓内心的情绪。南北朝时期社会***，腐败黑暗现象比较多，所以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中很多运用叠词来揭露社会黑暗腐败现象的诗句，变现人们生活痛苦，表达了百姓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贪官污吏以及强权***治的讽刺。例如诗歌《紫骗马歌》中有一句遥看是君家，松柏家累氯累累就是一个叠词的应用，它一方面表现了松柏家数量上的多，指战争带走了许多的生命，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只剩下冰冷的家，给活下来的亲人朋友带来无尽的悲痛，揭露了一个在外征战多年，最后却亡身异乡，家破人亡的征夫形象，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社会不安定，战乱不断导致百姓苦不堪言，家破人亡的社会现实。
(2)叠词中的人物形象。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中的叠词对人物形象的描述往往是具有多方面的，叠词的使用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的丰满形象。例如《京山裴》中的词句愿君如行云，时时复相见时时一词描绘了少女期盼见到自己的心上人的形象，表现了少女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刻画出了一个单纯可爱的少女形象。有一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迫切之情，将恋爱中的少女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吴声歌曲中以《子夜歌》最为著名，共收录了42首，都是以描写少女爱情为题材。通常采用了单纯朴素的语言，以及自然和谐的音调，来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情，感情表达委婉而又生动，充满着天真活泼的感觉。其中也不乏描写失恋带来的悲伤痛苦之情的诗句，这类诗歌往往通过女子之口说出她们焦虑甚至绝望的情绪。例姐《子夜歌》中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这首诗描写的是一女子对情人绵绵的思念之情。诗中展现了女子望着深邃的夜空和皎洁的明月，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场景，委婉地表达了内心世界无法排遣的思念孤寂之情。
还比如在《共戏乐》中翩翩是指甩起衣袖轻盈灵动地起舞的样子。而娥娥则是形容舞者体态轻盈，动作肉柔关优雅的样子。用翩翩和妈易娥两个叠词，共同描绘出一个体态轻盈、姿态优美的翩翩舞者的形象，仿佛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正随着音乐轻轻起舞的身影，真实而生动;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杆声，惟闻女叹息。这句诗作出自北朝时期著名的乐府诗歌《木兰诗》中的原句唧唧一词在这里有拟声的作用，但是主要是在表现主人公此时的心情，木兰户中织布，周围环境安静只听到织布机的声音，沉闷的卿卿声掩盖了木兰心中的叹息声，营造了一种浓浓的忧郁的氛围，表现出了木兰此时为父忧愁的心情，同时也表现出了木兰善良孝顺的性格特点。这就是叠词在刻画人物形象中的运用以及效果。
(3)叠词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世界著名的文学家歌德曾经说过，中国古代诗人是和大自然在一起的。我们古代诗歌通常会借用景物来表现社会环境，人物心情等。但是无论是触景生情，还是借景抒情，还是情景交融，诗中自然景色的描写都会非常重要的，景物是诗人情感抒发的凭借。如果没有自然景物的衬托，那么人物情感的抒发就没有外射力，诗歌也就会失去它本该具有的意境，意境是诗歌所要表达的关的一种集中体现，如果没了意境，诗歌也就失去了审关价值。因此，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借用各种叠词描摹了各种各样的景物特色，展现出了南北朝时期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以及优关的诗歌特点。例如，在《西鸟夜飞》中描写的旧从东方出，团团鸡子茂团团鸡子黄是指刚刚升起新日，团团一词的应用表现了太阳刚出生时，充满希望的感觉，接入作者的主观感受，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愉悦，以及清晨朝气蓬勃万物新生一般充满希望的心情。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救勒歌》这首诗虽然篇幅较短。仅27个宇，但宇词之间运用的自然高妙，浑朴苍茫，形象地再现了草原风光，具有浓厚的艺术感，全诗针对自然景物进行描写，而且这些自然景物是透过作者的眼睛所见展现出来的，因此使主人公的形象隐现在茫茫草原之中，让人感受到作者对草原风物的热爱之情。它粗犷之中，也掺杂有豪迈之气苍苍茫茫两个词语在形容天与草原的应用上具有很传神的效果，描绘出了天与草原的辽阔，语言虽然简短，但展现出草原广裹无垠的特点，此外还有在《悲哉行》中描绘的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点灼灼，是指套话盛开时颜色鲜艳关丽的特点，春天里万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桃花开得格外的眼里，整数的桃花开得热闹而又关丽。状桃花之鲜，春天到了，桃花盛开，燕子也飞回来了，万物新生，一切都欣欣向荣灼灼写桃花开得热闹、鲜艳，是静景飞飞则写春天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忙碌的身影，就好像连燕子都在欢迎春天的到来一般，一副生动活泼的自然景物。灼灼和飞飞更是采用了动静结合的用法，是场景描绘更加的生动有趣。
(4)叠词的拟声作用。叠词除了以上几种用法之外，常见的还有叠词的拟声作用。在南北朝乐府民歌中许多抽象的声音都有可以利用叠词表现出来，与此同时还可以同时生动地表现出诗中人物的心情、形态。如《木兰诗》中的卿卿复卿卿，木兰当户织，两个卿卿的重复使用，既模拟了机器发出来的声音，也表现出了木兰满腹心事心情沉重的样录不问爹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以及不问候爹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两句中溅溅一词是指黄河的流水声，而啾啾一词指的是胡马嘶鸣的声音。这两个叠词的使用营造出了一种悲凉的效果，黄河流水，战马嘶鸣，木兰远离原本熟悉的爹娘，踏上了外出未知的征途，自然有一种凄凉悲壮的心情。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中的霍霍也是一个拟声词，精准的模拟出了磨刀所发出的声音，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家欣喜激动的心情。
长歌行汉乐府诗篇8
关键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歌行乐府
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是明代前期和后期出现的两部有一定规模的选集。它们所划分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复杂细密，对各种体裁的源流、种类和体制规定都有或详或略的研究。其中它们对乐府诗与歌行的分类和研究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明人习惯上将乐府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但它自身又包含着许多体裁，怎样对乐府进行分类和研究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的乐府“去掉《杂歌谣》是对的，去掉《近代曲》和《新乐府》也还可以，为什么连《舞曲》和《杂曲》也去掉呢?分类而以‘杂’名，似近于‘驱龙蛇而放菹’，但不如此便不周延。”(1)罗先生认为徐氏是根据吴书补充修正而成的，只就乐府分类而言，徐氏远胜于吴氏，“但为什么又去掉《横吹》呢?”(2)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为了维护乐府音乐的纯粹性而去掉《杂歌谣词》、《近代曲辞》、《新乐府》，甚至去掉《舞曲歌辞》和《杂曲歌辞》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徐师曾为什么去掉《横吹》、吴讷为什么去掉《舞曲》等歌辞他并没有进一步推究。其实，吴氏和徐氏的选集对乐府的分类和取合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皆立歌行一体，其所选录的诗歌就是传统的乐府诗。吴讷所选的歌行体涉及了《乐府诗集》中的杂歌谣辞、杂曲歌辞、新乐府辞和郊庙歌辞，多为汉以后作品，以唐代诗歌为主；而徐师曾的歌行体也大致为《乐府诗集》杂歌谣辞的汉以后的诗篇，但不选《乐府诗集》中的杂曲歌辞和新乐府辞。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乐府诗在吴讷和徐师曾这里被分人了乐府和歌行两类诗歌中。吴讷和徐师曾对歌行的认识和归纳也不一样，吴氏将古诗分为四言、五言、七言和歌行等，他把歌行看作是古诗中的一体。而徐氏的歌行非常复杂，在徐师曾的体裁体系中有两种外形相似但性质又非常不同的歌行体，即近体歌行和乐府歌行。同时，杂言古诗、七言古诗跟乐府歌行也非常相似。吴讷将歌行从乐府中分离出来归为古诗，徐师曾则区分了两种相近的歌行，那么他们的各种体裁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吴讷首先说明了歌行体是歌辞的性质，它属于“有辞无声”的歌辞，这些歌辞往往没有曲调。然后他暗用了姜夔对歌行篇名的解释，“本其命篇之义日篇；因其立辞之义日辞；体如行书日行；述事本末日引；悲如蛩螀日吟；委曲尽情日曲；放情长言日歌；言通俚俗日谣；感而发言日叹；愤而不怒日怨。虽其立名弗同，然皆六义之余也。”吴讷又交待了其选诗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即事为题，无所模拟；二是辞义不过于***伤者。前一个条件至关重要，是后一个条件的基础，它是区别歌行和乐府的首要条件。可以看出，吴讷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元稹的歌行的观念。元稹《乐府古题序》说：“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3)元稹归纳了沿袭古题、寓意古题、即事名篇等乐府诗歌创作的三种情况，沿袭古题就是沿用乐府古题，遵循古题的情调和意义甚至词语来创作；寓意古题就是沿用古题，可以不遵循古题的情调与意义而是根据作者的所思所感来创作，做到刺美见事；即事名篇就是不沿用乐府古题，根据作者的遭遇和情思，采用乐府的调子(声调、意调和情调)来创作。元稹认为这三种情况是有高下之分的，沿袭古题的诗歌于文采可能有好坏短长的区别，但于文义却是重复累赘。对于寓意古题他是肯定的，但是这类著作太少。相比之下，他更加肯定杜甫即事名篇的诗歌，这类诗歌能够较自由地发挥作者的主观意***，充分表现作者的所遇、所感和所思，当然对于这种创作方式的义理要求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有助于朝廷、社会和民众。在元稹那里，这三种情况都是乐府，只不过是题目不同，寓意不同，他并没有明确涉及其体裁是否相同的问题。吴讷在这里把那些沿袭古题和寓意古题的看作乐府，把即事名篇、无所模拟的乐府诗歌看作歌行。但吴讷在选诗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标准贯彻到底。如其所选歌行沿用古题的有鲍照的《行路难》、李白的《沐浴子》等。《行路难》在刘宋之前就有了，鲍照的创作不是即事名篇，而是沿用古题，而且在意义上也与古调同。李白的《沐浴子》也是这种情况。吴讷在其“歌类”所选录的《天马歌》更是如此，《天马歌》为汉郊祀歌，古辞为三言，李白所作则是三、五、七言杂行的歌行。其所选“行类”的李白的《少年行》严格说也是沿袭古题《结客少年场行》。除此之外的大致为即事名篇之作。以是否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作为区别歌行和乐府的标准显然是有问题的，吴讷尽管涉及到了歌行与乐府的体制区别和关系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徐师曾对歌行与古诗的关系问题探讨得较为深入。在他的诗歌文体体系中，近体歌行是与七言古诗、杂言古诗和乐府歌行形体相似但又有明显区别的。徐师曾在解说近体歌行时说：“按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其名多与乐府同，而日咏，日谣，日哀，日别，则乐府所未有。盖即事命篇，既不沿袭古题，而声调亦复相远，乃诗之三变也。故今不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括之，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别云。”(4)他认为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首要区别就是是否入乐的问题。近体歌行是不入乐的，为有词无声者。其实，徐师曾时代乐府歌辞的曲调也大都失传，从音乐区别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即使通过音乐，也大多评借古代的书面材料，所以最直接的区分就是近体歌行多为后人所作，乐府歌行多为古辞。但“后人”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从徐师曾所录诗歌来看，除晋代刘琨、陶渊明和刘宋的颜延之之外，其他都是唐人，也就是说“后人”为晋代之后的人。
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题目和声调。近体歌行是即事命篇，不沿袭古题，乐府歌行则沿袭古题。既然不沿袭古题，但近体歌行“其名多与乐府同”，这是怎么回事呢?从语言上来看，乐府古曲题目的构成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词或语加上“篇”、“歌”、“辞”、“吟”、“行”、“怨”、“引”、“操”等名词构成，如《燕歌行》、《秋胡行》，《白头吟》、《梁甫吟》等；另一种就是没有“篇”、“歌”等名词而直接由其他词语构成，如汉铙歌十八曲的名称，《朱鹭》、《将进酒》，汉横吹曲辞中的《出塞》、《折杨柳》等等。至于第一种方式中“篇”、“歌”、“行”等概念也往往被当作乐府诗的名称或命名方式，前面说过的姜夔是较早研究这些名称意义的学者。徐师曾也吸收了姜氏的观点，
“又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曰‘曲’；吁嗟慨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5)
长歌行汉乐府诗篇9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治、***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治、***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务、***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治、***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长歌行汉乐府诗篇10
关键词:民间音乐 传统音乐 地位和发展趋势
中国民间音乐博大精深，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拟从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剖析，试***厘清其引领作用与影响。
一、从发展脉络看民间音乐在历史上的引领作用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代:秦以前、秦汉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现当代。从这四个时期可看出其在历史上的引领作用表现。
(一)先秦时期的《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乐歌总集。春秋时期，由于《诗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歌唱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音乐形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普遍盛行，并影响和推动了先秦时期民间音乐的发展和繁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诗经》开始的采风制度，为后世奠立了向民间音乐学习的优良传统。所谓采风即是由宫庭派出的采诗官下去将各地民间的歌曲收集上来，交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把民歌按音律加以整理，配上乐器，然后再演唱出来。《诗经》中的“风”，分为十五国风，即己表明是由不同地区的土乐组成。而被称作朝廷之音的“雅”，实在说也是地方土乐，只是它出在王歌，便被称为“止乐”。贵族中的进步人士，为了讽谏，为了批判现实的黑暗，也需要向民歌学习其精神和手法。这在《雅》中贵族诗人的讽刺诗中可以明显看到。因此，《诗经》中即使是贵族作家的作品，都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这一事实提醒了后人，继此以后的汉乐府、唐曲子词与变文、元杂剧等也都是在向民间学习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促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前进，这与《诗经》的带头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汉代的“乐府”
汉“乐府”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化现象，其最原始的意义是指***设立的音乐机关，后来即可指代民歌，也可指代诗词。
作为供统治者点缀升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关，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它不仅将广搜民间歌谣的采诗之风加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兴旺发达的趋势。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从上引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采诗的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比周代还要广。乐府采诗虽然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治意***，即所谓的“观风俗，知薄厚”。
由于汉代乐府所教习、排练、编创和演出的各种音乐节目，大都用收集而来的民间音乐作为编创素材，并采用民间音乐的表演形式和体裁进行排练和演出，因而体现出浓重的俗乐特点。也正因为乐府音乐的俗乐性质，使得乐府编创的音乐体裁和形式成为当时社会音乐生活中一种领导潮流的艺术风范和形式样板，既不仅为宫廷和贵族享用，同时也为民间各阶层群众所喜好和效仿。汉乐府这种根植于民间音乐的深厚生命力，使其成为继《诗经》以后，中国音乐史上的又一颗明珠。
(三)“瓦舍勾栏”与元杂剧
民间音乐的历史进程在宋元时期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时代。这时国家已不设采诗官，但是向民间学习的传统却沿袭下来。
“瓦舍勾栏”即是这一时期非常值得重视的音乐现象。瓦舍勾栏中的民间艺人表演的市井杂乐，形式多样，品目繁多，仅就与音乐相关的品种论之，就有唱曲类、歌舞类、说唱类、戏剧类、器乐类等，这些类型不同、表演形式不同的杂乐品种，要么逢年过节以群体联欢形式自发地进行民俗性表演，要么长期固定在勾栏内演出，形成了宋元时期引人注目的都市文化新景观。
元杂剧的出现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它不仅在内容上第一次使下层人民在音乐艺术中获得了地位，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在前代和当代多种多样的民间音乐及其加工提高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诸如唐宋大曲、民间曲子、词调、说唱音乐等，均为杂剧的出现与发展准备了条件。民本内容与民间形式的完美结合，更好地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呼声，表达了汉民族的豪迈气魄，使元杂剧具有典型的时代风格，在当时一领风骚。
(四)明清时期的百花齐放
明清时期是我国民间音乐的重要延续与发展时期，我国能够保存极其丰富的传统音乐遗产，和这一时期民间音乐的空前传播与民间艺人的世代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由此衍化出的众多音乐品种和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这一时期，民间音乐的各个品种均己成熟成型，形成了绚丽多彩、百花齐放的格局。如戏曲音乐的多声腔体系、民间歌舞形式的争相斗艳、说唱音乐的地域特色、“吹、拉、弹、打”兼具的民间器乐合奏等，都有各自独特的面貌和特色。特别是昆曲、京剧的发展更是占尽风流，而京剧直到今天仍被我们奉为国戏，可是追根溯源，它们又都是由地方土戏逐渐演变来的。
二、从横向关系上看民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影响
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四大类。相比较而言，民间音乐广泛存在，并对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民间音乐是其他音乐的基础
首先，从品种和曲目数量来说，民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所占比例最大，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其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层次和各色人等。仅从目前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收集整理工作来看，民间歌曲的歌种有千余种;民间舞蹈音乐有近1500种;曲艺音乐有300余种;民间器乐乐种近百种，曲目逾万余首。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一笔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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