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1
我们当然要有弘扬“电影亚洲”之风骨，涵养与培育电影王国的“亚洲性”，以及询唤更真挚、更具美学张力的恣肆的亚洲镜语的自觉。因为说到底，艺术是需要品味、针砭和估值的，深入探究亚洲新电影的成败得失，即是反思现代性进程中的亚洲――从***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甚至透过性格、情感和命运省思现今人类本身。本期“亚洲新电影研究”刊载的论文是讨论近年热映的《你的名字》（日本新海诚导演）、《釜山行》（韩国延相昊导演）、《七月与安生》（中国曾国祥导演）、《无穷动》（中国宁瀛导演）以及《我不是潘金莲》（中国冯小刚导演），话语触及“集体创伤与记忆”“女性主义的内涵”和现代电影的叙事空间建构等等，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
（主持人：周安华，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20、21世纪之交风靡全国的“城市边缘小说”《七月与安生》被改编成过话剧、电视剧、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本文以其电影版为例，从电影对原著小说的承袭与拓展两方面来归纳其改编技巧，通过对其主题内涵、叙事结构、视听语言和文化风格的细致剖析，来探讨名著改编电影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 《七月与安生》；改编；女性主义；艺术特色
[中***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斩获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的《七月与安生》，是2016年由陈可辛监制、曾国祥执导的女性主义青春成长电影，由周冬雨和马思纯主演。该片根据作家庆山（原笔名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七月和安生两个女孩在13到27岁间相生、心灵交舞的成长故事。庆山初期的小说题材多围绕城市中游离者的边缘生活，探索人之内心与自身及外界的关系，故被称为“城市边缘小说”[1]；归属此类作品的《七月与安生》被搬上银幕，用“做加法”的改编方式，达到了名著改编电影的艺术新高度。
一、“断舍离”筛下原著精华
既然一部文学作品曾风靡全国，后又被改编成话剧（2011年舒心编剧、江一燕主演）、电视剧（由梁家树监制，寰亚传媒、***G尚世影业等出品的40集电视连续剧亮相于2015年北京秋季电视节目交易会）、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可见其原著必然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华之处。因此，名著改编电影所具有的首要特质，就是要运用“断舍离”（1）思维，精准把握住原著的精华，承袭原著的传神之笔。
（一）当“三角关系”遇上“双女主”
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有“文学是人学”[2]之说，可见人物塑造之于故事建构的重要作用。有人物才有人物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预示剧情走向。
《七月与安生》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戏剧建构，从片名即可发现这是一个重点讲人物关系的电影。故事主要围绕三个关键人物展开叙述，其中两个女性七月与安生是核心“双女主”，另一个是她们都爱的男性家明。本片的英文片名Soulmate意为“精神伴侣/灵魂伴侣”，笔者认为它更为准地传达了电影的主题：即探讨人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精神诉求是什么――既需爱和相伴共享，又需界限和***空间。英文片名还有一大作用，就是纠正了“基腐时代”广大观众对同性之爱的误读。本片的晌慌主角及男主角皆为性取向为异性的异性恋，但不妨碍同性好友之间进行“恋爱般的”精神交汇。这种同性精神之爱是人际交往的需求，是难能可贵的相遇之缘。
七月与安生正是这样相生、心灵交舞的一对闺蜜。林七月是广大幸福乖乖女的代表，家庭美满和谐，生活水平小康，升学工作顺遂，性格温和宁静；李安生是所有乖乖女都羡慕的“坏女孩”：放浪不羁、敢爱敢恨、天资聪颖、见多识广。小说情节比较单纯，直接采用“性格决定命运”的套路――如读者所料，七月与家明结婚了过上了平凡的日子，安生大胆走四方、“浪了一把”后把自己作死了，善良的七月帮她抚养了刚出世的孩子。电影亦承袭这个“二女爱一男”的经典人物关系，以观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恋”作为开端和发展，采取观众习惯的观影感受来调动情绪，自然而然引入对于精彩结局的探索发现。
外国的名著改编电影也有此类“人物性格决定命运”式的设置。1998年安南德・***克尔执导，艾米丽・沃森、瑞切尔・格里菲斯主演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就是一部根据1997年杰奎琳・杜普雷的姐姐希拉里与弟弟皮尔斯合著的人物传记改编的影片，它融合真实与艺术，表现了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的另一面。这部片子的两位女主角亲姐妹希拉莉与积琪琳的模式和七月与安生一样：一个平和安稳、岁月静好，一个任性执拗、命运跌宕；也是属于互相羡慕又不能成为对方的类型。它简直就像外国版的《七月与安生》。
《七月与安生》小说的情节稍具体一些呈现出此脉络：七月与安生从13岁初中起成为好朋友，两人爱上了同一个男生苏家明。家明明着爱温和稳定的七月，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暗着爱浪漫不羁的安生。最终，家明与七月结婚。安生和她在上海认识的房地产老板去了加拿大，不久得知自己怀了家明的孩子，由于被房地产商抛弃，遂回国生子，难产而死。家明、七月夫妇抚养安生的孩子“小安”，他们没有生自己的孩子。安生怀孕期间把她们的故事写成小说寄给出版社，去世半年后小说《七月与安生》出版。
电影版把同样的故事改编成了倒叙套层结构。大架构围绕着“《七月与安生》的作者到底是七月还是安生”展开，小架构即电影主体部分是小说中的纪实性故事呈现，围绕“七月与安生两人最终怎样了”而探讨，次要情节才是追问“家明到底和哪个在一起了”。无论以怎样的技巧去讲述这个故事，大情节走向还是忠于原著的。
（二）抒写“宿命”的细节谶语
《七月与安生》的小说和电影中都设计了隐喻性的道具。小说中四次提到家明送安生的玉牌。第一次是七月发现了安生脖子上戴着的红丝线，拉出来看，安生撒谎说这是自己在城隍庙小摊上淘的，给自己避避邪气。第二次是安生怀着家明的孩子再次回来，从不摘下脖子上那块破掉的玉牌，由于戴得太久，丝线都快烂了。第三次是安生难产时，自言自语地说：“他把他的玉牌送给我，他说，我的灵魂在上面。跟着你走。”[1]348第四次是安生的孩子出生后，毫不知情的家明的母亲向家明要那块玉牌送给小婴儿辟邪，而玉牌已随安生火葬了。玉牌作为安生的护身符，一直戴到陪葬，象征着她对家明的爱一成不变，也体现着她直到死也不会在真正名义上与家明在一起，她会永远让着七月。
在电影中，玉牌被相似地置换成了玉观音挂坠儿，全片一共也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寺庙中安生第一次摸到家明身上的物件（***1）；第二次是安生第一次坐火车远行时，以送行者七月视角的特写镜头中，红线拴着的玉坠儿自然地从安生领口晃出来，明晃晃的鲜红刺痛着七月的心，仿佛在汩汩流血（***2）；第三次是安生第一次闯世界后再返七月家吃饭时，饭桌上摄影机特地给了安生灰色V字领毛衣领口一个大特写，一条红色的细线隐隐窥现，这同样也是以七月为视点的主观镜头，表示着七月的介意和防心（***3）；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安生的土豪男友的车祸现场，刚与家明喝完茶的安生无法接受男友暴毙的突发状况，疯狂地冲进现场，家明挤进围观人群去拦她，二人拉扯中安生脖子上的玉坠儿甩了出来，此时红绳已经换成了一条闪闪刺目的银项链，同样也是以大特写镜头展现（***4）。此番变化，真实体现了生活细节，隐喻着安生对家明的念念不忘。
此外，小说中还运用了一对玉镯子从买来到碎裂的经历，象征着七月与家明感情的变化。这一细节挪到电影中被更自然地置换成“手机屏摔碎了，屏幕是七月与家明的情侣照”（***5）。庆山的小说是有其清奇仙气风格的，所以用玉手镯更有文艺质感；而电影需要实现贴近生活的道具真实，故而采用了日常最能代表关系的情侣手机壁纸来呈现。改编成电影后虽说道具不同，在表意层面是遵循了细节真实的。
二、“做加法”式的电影改编技巧
电影《七月与安生》在第53届金马奖上，除了荣获“最佳女主角”奖项之外，还获得了其他6项提名奖：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最佳剪辑。“最佳改编剧本”提名奖（林咏琛、李媛、许伊萌、吴楠）花落此家，可见权威评审是认可了此番IP（2）改编成果的。那么电影之于小说，究竟做了哪些“加法”使之成就突破呢？下文将从主要的三个方面――叙事结构、文化风格、开放性结局来探讨电影改编的成功范例。
（一）套层结构――融合破案解谜元素更引人入胜
《七月与安生》小说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线性写作的；电影则先从片中同名小说出版开始，开篇设疑，让观众带着悬念跟着倒叙影像一起“穿越”到两个女孩的青葱时代，再重新按照时间演进的顺序讲述故事。也就是通过安生的养女根据“问候家明”的明信片找苏家明，来揭密《七月与安生》的小说真正的作者是养母安生而不是七月，“七月”是她的笔名。也就是说，电影里怀孕而死的是七月，小说里死的是安生，此处编剧对原著文本做了人物命运的置换。七月与安生的成长线与小女孩寻父的悬疑线组成了一个大的平行蒙太奇，使得原本单薄苍白的小说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不再是一眼望到结局的人设和结局，取而代之的是突转和发现，更赋予戏剧性表达。因此，电影是一个集套层结构、倒叙插叙、双线并行的多重架构模式，融合了破案解谜元素的情节，比小说更上一层楼。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情节”的重要性――在“悲剧六要素”（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唱段）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是悲剧的灵魂。“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3]63-65虽说人物性格在《七月与安生》中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完整的用来讲述给别人听的故事，性格最终还是为情节服盏模如亚氏所言，“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但无论如何，人物与性格因素在艺术作品中（尤指本片）的地位，较亚氏所生活的时代，是大大提高了的。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就是一部性格悲剧，女主人公从自由恋爱到家破人亡，都是由她敢爱敢恨的激荡个性所决定的。古希腊的经典戏剧早已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了突破，当代亚洲的新电影，更应尝试除了情节主导以外的其他剧作法。这种变化和进步是必然的，也是相当成功的。
（二）女性主义叙事――女性的身体直接作为电影语言
《七月与安生》可称为原汁原味的女性主义电影。电影较小说，男主人公苏家明的身份更为弱化：读者看小说时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家明到底和七月还是安生结婚了”，说明这依然是一个男性视点的讲述；而在电影中，编剧并没有让七月或安生任何一方与家明结为连理，反而用安生在片头地铁上对家明说的话来讲，家明是“三个人中最先逃跑的”。这种结局安排，是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到两位女主角的关系发展上，重点不在这个男人，他只是个展现七月与安生性格和命运的“道具人”，是一个演员戏份重要但灵魂被架空的角色。
这就颠覆了“男权中心制”的传统社会定则，使电影叙事成为标准的女性主义叙事。比如，影片借着四次有关女性胸部的描写，来直接用女性的身体叙事：
第一次：两人13岁时，放学淋雨后一起到七月家泡澡，在浴缸里互相看对方的发育程度（***6）。这里表达的是二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里程碑。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2
关键词：七夕文化；七夕节俗；牛女神话；牛女石像
abstract：the nam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occurred first in the book of songs.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the legend of love between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was taking shape.the two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now kept in doumen of chang'an county were the oldest man-shape images of the two heavenly constellations.thecharacters and plot of the legend had already taken shape in times of the wei，the jin，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which continued in the tang，the song an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the july-7th evening was also originated in chang'an.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people in chang'an celebrated the july-7th evening by keeping watch at night for wish realization or threading needles for sewing craftsmanship.this custom sprea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grandest celebration in chang'an.the fair of the stone lady temple is a live carrier of the 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the temple and th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are not only valuable relics but also treasurable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civilization of the july-7th evening；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legend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ston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是古代人民根据星象创造的，织女、牵牛星分处银河两岸，因而被看作隔河相望的男女，发生恋情并成为夫妇。这一美丽动人的爱情神话，向七月七日这一岁时性“良日”渗透，最终形成七夕节。牛女神话形成于何时，七夕节俗起源于何地，并非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认为，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生成在西汉初，七夕节俗也起源于西汉的京城长安；长安是牛女传说的故乡，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
一、牛女神话生成在西汉时代
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中说，研究古代神话有两条路，要“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1]170，还要“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1]171。所谓“原形”，就是“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之认识等等”[1]171。“为什么神话会‘演化’呢?‘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70茅盾关于古代神话研究方法与演变原因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女神话而言，《诗经·小雅·大东》已提供了神话的“原形”，但这一爱情神话在西汉初才开始生成；此后在诗赋或笔记中多有吟咏与记载，“把一件历史事实作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热烈的情绪”[1]154，牛女爱情神话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有所演进。据此，我们把牛女神话划为孕育、生成、定型、演进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孕育期。牵牛、织女两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3]148朱熹注曰：“汉，天河也。……织女，星名，在汉旁。……维天之有汉，则庶乎其有以监我；而织女之七襄，则庶乎其能成文章以报我矣。……牵牛，星名。服，驾也。箱，车箱也。……言彼织女而不能成报我之章，牵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启明、长庚、天毕者，亦无实用，但施之行列而已。”[3]148这首诗并举织女、牵牛、天毕、南箕、北斗等星名，责怪天上星宿空有名号却不切实用，名为织女而不能织成锦缎，名为牵牛而不能用来驾车，名为毕星而不能用来掩兔，名为箕星而不能用来簸糠，名为斗星而不能用来挹酒。此诗作于幽王之世，《毛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玄笺云：“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齐师灭谭。”[4]727陈奂曰：“幽王之世，东国伤困，则西周之***乱也。谭国大夫作诗告病，本刺周乱，编诸小雅。”[5]可见，产生在周城镐京的织女、牵牛等星宿命名，已随着周代文化的传播而被当时的东国人民所接受了。镐京，即今之丰镐遗址，在长安。这一神话在孕育期就与长安关系密切。
在《诗经·小雅·大东》里，“织女”、“牵牛”只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先民为何要把银河两岸的两颗大星分别命名为“牵牛”、“织女”呢?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158远古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引发先民的想象，他们把原始的农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据人间的生活来命名和识别星宿，赋予星宿神格和人格。***传曰：“襄，反也。”郑玄笺曰：“从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谓之七襄。”[6]679织女之星象同于人间织作的女子，故而被唤作织女星。“牵牛”，是驾车之牛的形象。张衡《思玄赋》“服箱”句章怀注曰：“服，驾也。箱，车也。”[6]680又古诗“牵牛不负轭”，亦本此诗为说。[6]680可见，牵牛、织女两星宿，正是先民劳动生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织女、牵牛与天汉，是构成牛女神话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撰者按：杜汉华在《牛郎织女流变考》中说，目前有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为开发地方旅游资源，自鸣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杜氏摒除众多怪谈，却提出“汉水襄阳、南阳说”这一新的假说。杨洪林在《汉水、天汉文化考》误以汉水为银汉，高唱汉水流域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文化土壤”。张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汉之游女”攀附天河之织女，遽言“七夕节产生于楚国”。杜、杨、张三文均据《诗经·周南·汉广》立论，错把汉水流域作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杜、杨、张三文分别载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页，第196-206页，第244-255页)这些说法是很不充分的。《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水东入长江，故诗中把汉水、长江并举。朱熹注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见《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程俊英说：“这是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见《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可谓知音。然鲁诗、韩诗却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韩诗》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见《初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韩诗、鲁诗以此解说诗旨，已失风人之心。杜汉华训“织女”为“汉之游女”，认为郑交甫会汉水女神这一神话传说演变成牛郎织女的传说，持论新奇，却难以自圆。杨洪林误以“又天河也”为“东流为汉”的补注，其言“地上有汉水，天上亦有汉水”，“地上汉水连天汉”，均失之浅陋。殊不知银汉、银河既可称“汉”，又可称“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注“又银河、天河也”。如杨氏之法炮制，则地上有大河，天上也有天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则黄河流域当是这一神话的起源地了。张君以鲁诗、韩诗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未足惬意，遂强解“汉水女神”为“织女”，徒添笑柄。综上，汉水流域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这只是一击即破的新的假说而已。) 茅盾说：“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是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大东》里……亦无恋爱的故事。”[1]83《诗经》虽把织女和牵牛并举，“织女”星已人格化，但“牵牛”星还是驾车之牛，牛女神话尚在孕育中。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曰：“织女，天女孙也。”[7]1311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7]1311织女获得在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8]卷7 《春秋运斗枢》曰：“牵牛神，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门，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95《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引《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10]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11]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注：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牵牛、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12]1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裈，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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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3
关键词:人生模式;人格结构;本我
中***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069-01
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我们看到了安妮宝贝,依然叛逆,却是不一样的叛逆。安妮宝贝早期的小说具有很固执的三种人生模式,这三种人生在她的小说《七月和安生》里激烈的碰撞在一起。她用简洁的句子结构和叙事方式描写了两个女孩(七月和安生)与一个男人(家明)之间漫长的友情和。《七月和安生》中的三种典型的人生模式,恰好符合弗洛依德潜意识论中的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依德在阐述人格结构时把它分为“自我,本我,超我”三部分。安生,家明,七月这三个典型人物分别表现了这三种人格特征。
一、“本我”安生――远走他乡的叛逆女子
“本我”即是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的人格类型,它是一种遗传下来的原始本能。弗洛依德说:“我们人格中模糊不清,无法触及的部分是一个混乱的地区,一口满是沸腾激荡的大锅。”“安生”是一个寂寞,阴郁,倔强,桀骜不驯的女子,看似坚强实际脆弱,她不停的去寻求,去抢夺,反而把自己弄的千疮百孔。就像长满硬刺的艳丽玫瑰,再坚强的枝叶也敌不过一把小刀。
二、“超我”七月――一辈子过安稳生活的平顺女子
“超我”是按“道德原则”行事的人格类型 ,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准则。 弗洛依德说:“超我代表一切道德束缚,拥有追求完美的冲动,总之,它几乎等于我们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生活中的高尚事物。”七月这个人物正符合“超我”的人格特征,美丽而聪慧,脾气温良,成绩优秀,温暖的家庭,顺畅的人生,仿佛一切正面的词语都可以用在她身上。七月的美德和智慧是她适应这个现实世界的生存工具。外表柔弱的她其实是生命力顽强的懂得隐藏自己利爪的小猫。她深知这个世界的法则,一只服从。
三、“自我”家明――好丈夫与好情人
那么,家明的性格便是“自我”人格的体现了。“自我”是按“现实原则”行事的人格类型,既遵循道德,又满足自身的愿望。可以说,“本我”把人变成魔鬼,而“超我”把人变成天使,只有“自我”使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家明这个男人是安妮宝贝笔下理想男人的类型:英俊,淳朴,温情,高学历,事业成功。但他背着爱人(七月)和别的女孩(安生)相爱,真相大白后,他毫无担当的回到家庭,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的继续作一个好丈夫。安妮的爱情观在男人身上得到释放。轻易的接受爱情,并且毫不虚假的投入感情,但是爱情永远不会成为某种支撑和信仰。“为自己而活”――这才是人性。
四、人格结构与道家哲学
在小说中,富有生命力的安生死去了,而柔弱的七月却过上了她一直渴望的平淡生活,这样的结局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生存哲学:“本我”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超我”具有适应这个现实世界的卓越的生存能力,可以生活得随心所愿。
为什么“本我”一定会输给“超我”呢?为什么与世无争的七月最后战胜了经验丰富的安生呢?在这里,我不禁想到了道家文化中的“无为”。“超我”能够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这才打了胜仗。
(一)守柔处弱。老子以水比喻,意为水是自然界再柔不过的东西,然而水滴石穿,再坚硬的事物都可以被水化解。七月正是具有水的特质,她温柔、宽容,愿意分享。与安生相处,她作为实际上的强者却始终把自己处于“弱势”,乍看之下,七月就像安生的小卒,以安生为方向,但事实上,七月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样子,而安生早已物是人非。
(二)取后不争。老子讲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在他看来,不争的态度实有其特殊效用,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八章)。七月的聪明正表现在这里,她总是等安生做出选择后,自己再做决定。如同“孔融让梨”的故事,先选的人是不好意思拿大梨的。而“本我”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像“螳螂”一样,只看到眼前的“蝉”,而不会察觉身后虎视眈眈的“黄雀”。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4
延安市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1935年到1948年的十三年间，中国翻天覆地激荡山河的***浪潮曾经从这里席卷全国。如今人们更习惯于将延安视为***圣地，这里拥有的350多处***旧址，无不镌刻着历史的脚印。而位于延安市区的杨家岭不但是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驻地，同时也是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2015年2月14日，赴陕西考察调研的国家***来到延安杨家岭瞻仰中共七大会址时曾指出，***的七大把思想确立为***的指导思想，在思想上、***治上、组织上为***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对于这次大会，在大会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这样评价，“我们开了一次很好的会议，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这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来之不易。”
从六大到七大召开整整间隔了17年，这次被载入史册的***代会，历时五十天，期间举行的全体会议共计21次，这也成为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领导人在大会期间先后发表了11次重要讲话。 会议时间多次推后
中共七大的召开，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早在1930年12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即提出了召集七大事宜。1937年12月23日，中央***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决定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为***，王明为书记。后来，七大的准备工作实际是由中央***治局和书记处执行的。
到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十二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此后不久，因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高潮，***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民打退高潮和粉碎日寇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1943年期间，因推进整风运动，已经启动的中共七大会议进程再次被中断。直到1944年5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发出的通知中说：“为着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开七中全会。”中共七大虽然在无限期的推后，但是中国***却在这期间无限壮大。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会议历时50天
从1945年4月23日开幕，到6月11日闭幕，中共七大历时五十天结束。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他们代表着全***的121万***员。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据***史记载，中共七大代表大多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为了赶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绝大多数***代表首先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旅途中代表们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赶赴延安。据回忆，***中央领导人***从华中到延安途中历时一年，穿越了104道敌人封锁线才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而在赶赴延安的途中也走了近半年，海南岛来的代表则走了一年半。
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当、、***、、***等人出现在***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宣布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府》的书面***治报告，在会上作了《论***区战场》的***事报告，***作《关于修改***的章程的报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等二十多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号召全***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中共七大会议的选举结果来看，会后、、***、、***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一书的作者李颖评价，确立思想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并写入，是中共“七大”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它是承前启后，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代会，承前17年，就是与1928年召开的六大相隔17年。启后11年，与1956年召开的相隔11年，这是一个最。另外，它也是在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指导和指挥的背景下，***自主召开的***的全国代表大会。”
“它召开的地点很特殊，在延安。前几次代表大会，一大、二大、四大是上海，三大是广州，五大是武汉，六大是莫斯科，都是秘密状态。只有到七大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礼堂，能比较从容地开一次***的代表大会。所以七大的意义，团结、民主、胜利，七大的精神，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红色旅游成延安精神的传承载体
如今距离中共七大召开已经整整71周年，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现在已经被开辟为纪念会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永久保存下来。《小康》记者曾在2013年期间实地探访过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进入杨家岭沟口的中央机关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中央大礼堂，这里苍松环抱，依山耸立，占地1056 平方米，是由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才设计、中央机关同志自己动手于1942年建成的。
在会址后面的小山坡上，散落着一排窑洞，这就是、、、***等领导同志们当年的住所。现在礼堂大厅内部是按七大会场原貌布置的。***台正中竖立着和的画像。台前的桌子和椅子是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座位。在***台的顶端“在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是大会的***治口号。会场两边墙上的24面红旗，代表着中国***光辉战斗的24年历程。插***旗的“V”字形木座，是英文“胜利”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意为中国***成立的24年是胜利的24年，即将迎来伟大的胜利。后面墙上的题字“同心同德”是的手书。
杨家岭***旧址讲解员张雪冬介绍说，如今的延安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陕北***治 、经济 、文化中心，延安的红色旅游极受追捧，而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作为延安红色旅游的精品路线，是游客必到的一处地标性景点。张雪冬说，每年都有当年的“老延安”到此来寻梦，他们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多来延安看看。其中“红色后代”是杨家岭的常客，包括之女李讷、孙子毛新宇，***之女刘爱琴等人。
90后白领羽媚是延安本地人，家住洛川，著名的洛川会议旧址就在她的老家，她告诉《小康》记者，在外打工的这些年每当介绍起自己的家乡，就十分自豪。因为是***圣地，延安市内的***旧址，随便一处都能带出一长串宝贵的历史。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5
“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并不断在各地制造事端，企***全部占领中国。通过华北事件，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让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的领导下，1935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但和***府不顾中国***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策。在中央红***到达陕北后，他仍然积极进行***事部署，企***彻底消灭红***。除将他的嫡系部队开往西北外，还逼迫张学良的东北***、杨虎城的十七路***继续“围剿”红***。
当时，中国***为了团结抗日，对驻防在西北的东北***和十七路***展开了统战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特别是东北***广大官兵，他们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作战，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经过我***做工作，东北***和十七路***萌生了与中国***携手抗日的想法。红***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接触后，实现了停战，并秘密携手决定共同抗日。对于这些情况，早有所闻，于是他策划一系列活动来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与红***作战，来达到既可以削弱地方派实力，又可以打击红***的目的。10月22日，第一次飞赴西安督战。在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发雷霆，厉声说：“***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在接见杨虎城时，说：“剿共势在必行”。
见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话都不尽如意，决定以领袖的身份到王曲***官训练团去训话，以宣扬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施加压力。10月27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五六百名***官列队站在台下，登上讲台，先说了一通明礼仪、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痛，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最后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等等。***官训练团的***官对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十分气愤。
10月29日，以躲避五十大寿为名，由西安来到了洛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为着手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和西北大举“剿共”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和部署。他调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30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100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10月30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洛阳见，阵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回答说，红***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就是不接受，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1月1日，在洛阳***分校纪念周上，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学良听了极为沮丧。
在这个阶段，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采取了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这一“逼”，更加剧了张学良、杨虎城与的矛盾，最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因此，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在原因或根本原因。
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兵谏
在洛阳作了一系列***事部署之后，于12月4日又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一到华清池他就紧张地分别与东北***和十七路***的师长以上***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随后，就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示态度。第一个办法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和十七路***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进剿”，中央大***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东北***调到福建，十七路***调到安徽，将 陕甘两省让给中央***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杨虎城所绝对不能接受的。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试***说服，两人争议达二三小时之久。最后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西安找到杨虎城商议，一见面就说：“失败了！”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被迫选择了兵谏。12月8日晚上，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再次商定：由东北***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十七路***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人员，并解除西安蒋系势力的武装。
还有一件事加快了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的行动。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示威大游行。当游行队伍在清晨集合的时候，特务警察竟然在东大街向东北旅陕同乡所办的竞存小学学生开***射击，并打伤一名12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游行群众的愤怒，于是整队向“剿匪”总部、省***府、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惩办***杀爱国小学生的特务警察。最后游行队伍决定要到临潼华清池向请愿。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让待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的“胡闹”，不准到华清池来。张学良接到电话后，亲自驾驶汽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群众回去。学生群众怀着满腔悲愤，痛哭流涕地向张学良请愿。张学良深受感染，激动地对学生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群众才整队而归。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但不但丝毫不予考虑，反而怒气冲冲地指着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学生的立场呢，还是国家大员的立场？”这一天，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的顽固态度，给张学良很大刺激，进一步坚定了他实行兵谏的决心。过了3天，他就以惊天动地的非常举动实践了他对学生群众的诺言。
12月12日凌晨5时，西安事变发生。被押往西安新城大楼。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提出了八项救国***治主张。同时，张学良、杨虎城给陕北红***发电，请中共中央和红***立即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有计划的预谋，还是临时的偶发事件，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双方各有其可信的史实作为依据。笔者认为，就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红***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与红***达成停战协定――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杨虎城被迫进行兵谏这个历史脉络来看，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迟早的事；就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来说，事件的发生则是偶然的。
***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治局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12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主要内容是：建议他以可靠部队守卫，应倾全力团结好东北***与十七路***，拟派去西安共商大计，征求张学良的意见；红***立即南下，向东北***与十七路***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和舆论界支持，并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治主张。12月15日，、等15人致电南京***府，指出事变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国亡种灭”，恳切希望采纳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愿“与贵******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之战场”。
被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他？东北***和十七路***内部的思想认识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只要接受抗日主张，即可放他；广大官兵却主张杀掉，打出潼关去。因此，张学良、杨虎城急切盼望中共代表团和早日到来。12月16日下午，中共代表团乘坐飞机到达西安，便投入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紧张战斗之中。当晚和次日，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与***策，充分地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同时指出，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不记旧恶，主张只要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至情至理的谈话，使张学良、杨虎城深为感动和佩服。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接受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心。
12月22日，宋子文、***到达西安。中共方面代表，东北***、十七路***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同南京***府代表宋子文开始谈判。既坚持坚定的***原则性，又注重斗争艺术的灵活性，对宋子文、***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宋氏兄妹急于救蒋，又有英美的意***为背景，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六项协议。即：（一）改组与国民***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策，联合红***抗日；（四）召集各***各派各界各***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六条同中共的六条主张基本相同，宋氏兄妹答应这些条件，说明已经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策。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6
一、 红玫瑰与白玫瑰：作为象征性形象的安生与七月
《七月与安生》采用双女主叙事视角，将七月和安生迥异的人生阅历推至叙事主体，而游走在两个女孩之间的苏家明则成为符号性的角色。安生热烈、叛逆、张扬仿若红玫瑰般惊艳且具有诱惑力，七月乖巧、顺从、温婉犹如白玫瑰般纯洁又不具攻击性，而游走在两个女孩之间的苏家明，则成为了又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佟振保。张爱玲曾在小说里写道：“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红玫瑰”与“白玫瑰”成为多数“双女主”电影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女性形象，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与孟烟鹂，《青蛇》里的小青和白素贞，《画皮》里小唯和佩蓉等，这样一种在银幕上塑造两个具有极大反差的女主角形象的电影，呈现出“双姝争妍”的叙事特色，既利于故事情节的推进，也让电影更具看点和女性审美气质。
但是，与传统的男性审美视域下，“红玫瑰”与“白玫瑰”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欲望和期待不同，这一次，导演让“花与花联合起来”，“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和生存危险的‘姐妹情谊’”[1]被强化了。导演用三段叙事构筑起成长中的七月与安生、熟女阶段的七月与安生，以及小说里和真实结局里的七月与安生三段故事。安生和七月在13岁的时候宿命般地成为了好朋友，七月过着父母给她规划好的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她仿佛是当下绝大多数女孩的“缩影”，为满足父母的希冀而小心翼翼地生活，内敛含蓄、克制隐忍，稳定的工作，平淡的爱情，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而安生则不同，她横冲直撞、率性洒脱，在酒吧打工，租住在嘈杂的市井，生活动荡、流离，她到七月家去吃饭，享受七月父母温暖的关爱，但心里已经有了流浪的打算，并最终决定去北京找那个吉他手。从此，安生开始了正式的居无定所的生活，这是成长中的七月与安生，给彼此温暖慰藉的“双生姐妹花”。随后故事进入第二段，安生在不同城市、山川间行走和漂泊，写了无数的文字、给七月寄了无数张明信片。七月高考、大学、恋爱、工作，生活波澜不惊。后来苏家明去北京闯事业，机缘巧合遇到安生，七月发现了安生和苏家明对她的背叛与欺骗，她和安生终于撕破脸，她们是姐妹，也宿命般的成为了“情敌”。她们因为苏家明而分道扬镳，互不干扰，安生继续四海为家，七月仍旧现世安稳，原以为此生不复再见，但导演将镜头一转，故事进入第三段，七月在苏家明从婚礼上逃走之后，也开始了漂泊之路，动荡和摇晃成为了生活的主基调，而此时的安生，却在绚烂之后归于平淡，可靠的男人、安稳的家，以及即将面对的婚姻。七月最后因生孩子大出血殒命，“姐妹花”最终留下安生一人。七月与安生，仿佛是“红玫瑰”与“白玫瑰”般的两个象征性的形象，导演用精巧的叙事手法，将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以及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解构、重建，串联出一个关于姐妹情谊、爱、宿命与成长的故事。
二、 自由与安稳：双重视角透视人生的双重可能
如果“自由”和“安稳”必须二选一，那么不同的选择必然导向不同的人生路。安生和七月羁绊了十几年，因为安生和苏家明对七月的背叛，二人间的嫌隙使她们最终身离心离。在各奔前程的岁月里，人生的篇章一翻再翻，追求自由的安生终于漂泊累了，想要回家，并憧憬着自己的婚姻，而终于冲破家人期待的七月如笼中之鸟一样，奔向了更加自由广阔的天地。她们个性不同，彼此对立，却又都是对方的影子，她们互相映照着彼此的人生，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生路却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在当下传统的认知中，女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细水长流的爱情，相夫教子、平淡度日，这是几乎所有父母都会为女儿铺设的“现世安稳”的幸福路，物质的丰盈是他们衡量女儿是否幸福的重要指标，却从未给女儿选择另一种人生的权利。七月就是在父母的安排之下长大的这样一种女生，也可以说是当下很多女孩的缩影――优异的学习成绩、最好的中学、父母“建议”之下选的大学专业、稳定的工作、父母催促下的婚姻……她羡慕安生闯荡世界的勇气，在顿觉人生苍白之时，主动让新郎于婚礼当天逃跑，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冲出小城，活成了安生的样子。其实，七月心中隐藏的那点叛逆，在她们***训时就已作了暗示，那时安生拿着石头犹豫不决，最后七月助了一臂之力，砸警报器的其实是七月，这也预示了七月终有一天会冲破束缚获得自由。而安生呢，父亲早逝，母亲对她关爱甚少，她野蛮生长，完全不受世俗约束，也不怕犯错，换了几任男朋友、打不同的临时工、在地下通道过夜、在冰天雪地里徒步，洒脱而随性。只有她知道，她比任何人都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所以小时候常常去七月家吃饭，享受七月父母的关爱，读了职校之后自己租了屋子招待七月，并畅想着今后会有出息、挣很多钱、有自己的家。经历了十几年的流浪之后，她终于成为了“已经过上幸福生活的安生”。
这两个女孩最后都活成了对方的模样，看似处于命运的两极，其实是互相映照着的双生花，就如电影的英文名“Soulmate”，她们是灵魂伴侣，她们的人生路看似截然不同，实则殊途同归，仿佛并蒂双花，既争奇斗艳，又彼此依赖，她们对自由与安稳的追求，也透视了双重人生的可能。
三、 恋人与知己：不能共享的爱人和自卑情结下的友情
七月与安生十三岁时成为朋友，一个浴缸洗澡，一张床上睡觉，彼此是对方的影子，是最理解对方的人，也是最知对方真面目的人。安生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对她极少关心，她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且自卑的女生，“我命不好”成为她看待自身糟糕际遇的托辞。面对唯一的朋友七月，她首先做的就是守护她，希望她永远在自己身边，如在安生租住的小屋里，安生说，“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但是呢，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并将备用的钥匙给了七月，安生对七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保护欲，因为七月身上的安稳可以补偿她的自卑，安生因为自卑，所以总是竭力地靠近七月，甚至容不得第三人的介入，这样一种守护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占有。可是她们之间偏偏有个苏家明，七月因为他送安生玉观音而失落、生气，且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爱安生像爱自己一样多和无法与安生分享爱情而失望。又因为安生在所有的明星片上写了“问候家明”而心生厌恶，再次相遇时，她们在酒吧有了成长以来的第一次撕破彼此面具的争吵。在北京家明住处的浴室，七月用花洒浇向喝醉的安生，她在长久的压抑之后彻底爆发，七月健全的家庭环境为她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基本保障，可以说，她是各方面都可以“傲视”安生的，正如在那场浴室戏里，她声嘶力竭的喊“除了我，没人愿意跟你当朋友，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给你的”，这样一种优越感，又何尝不是七月自卑感的代偿。七月与安生对彼此的执念，让她们活成了对方的模样，岁月的影子摇摇晃晃，她们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即使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也对彼此有深沉的关爱。
《七月与安生》将那种只有女生才懂的细腻婉转的心思和情感，通过细碎的文字、旁白呈现出来，两个女孩间除了不能共享爱人，其他的仿佛不分彼此，她们根本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当七月的生命在27岁戛然而止，安生独自将抚养了古灵精怪的李瞳瞳，并将二人的故事写成小说，安生站在镜子前，映照的是七月的面庞，如果说她们曾彼此羡慕对方的人生而自卑的话，故事到这里，她们已经完成了超越，七月与安生已经合二为一。
四、 互换人生与一体两面：以安稳之名，为自由而生
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七月与安生，其实更像是一个女孩的两面，七月就是安生，安生就是七月，“安生仿佛变成了安稳的七月，七月仿佛变成了流浪着的安生”，她们已然交换了人生，活成了对方的样子，这寓意着一个女孩人生的两种可能。弗洛伊德1923年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本我遵循一种“享乐原则”，不受社会规则束缚，追求一种个体的自由和快乐，这种率真犹如安生，自我则是一种理性的自我认知，往往体现在人对自己、社会环境的理性认识，并能进行自我管理，这就仿佛是七月。如此一来，安生和七月仿佛每个人心里的本我与自我。每个女孩都是七月，每个七月身体里都住着安生，她们仿佛是一个人的两面，就像最后站在镜子前的安生，映照的却是七月的面容，两张面庞相视而笑，仿佛一个女孩身体里的两个自己在经历了多年的对抗之后最终和解，趋向于超我的精神境界，过上了世俗眼中平凡的幸福的生活。
七月与安生，好似是每个女孩都有的两面，一个自己渴望自由、流浪、走遍万水千山，另一个自己渴望安稳、平淡、享受岁月静好，当两个自己不断较量，既可以成为安生，也可能成为七月。七月与安生，既对立又统一，仿佛人性的两个矛盾面和双重性，这样一种形象设计，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从七月与安生两个女孩子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总能引起情感共鸣。特别是影片的最后一段叙事中，七月生孩子后，安生提议她们一起把孩子养大，一个做好妈妈，一个做坏妈妈，而后七月意外大出血去世，安生独自抚养孩子，成为了好妈妈与坏妈妈的合体。从此以后，七月以永远自由、洒脱、年轻的女子形象存在于安生的小说里，同时，也以这样的形象存在于她的心里，像是“灵魂伴侣”一样，永远陪伴着自己，七月与安生，实则已经合二为一、浑然一体，正如马思纯在第53届金马奖获奖时说的：“七月和安生本来就是一个人。”她们仿佛当下的绝大部分女性，既想要安稳的生活，又争取能够走遍万水千山，不会囿于小天地一辈子，也不会漂泊一辈子，既可以像绽放的烟花一样耀眼明亮最后归于平淡，也能够内心大积蓄能量为自由而生。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7
会议地点几度变更、礼堂呈中西合璧风格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最终才落脚到了延安杨家岭。
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原有的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这样就必须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的七大，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可供大会用的礼堂。
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李富春还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通过实地察看，他们觉得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当时形势下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可是，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代表来往十分困难；二是离***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许多问题难以衔接；三是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他们给中央汇报后，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被排除后，有关部门就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这个地方有其明显的优势和特点：树木比较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人住处较近，便于有关问题的及时汇报与沟通；相对来说，延安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一些，便于与会代表生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
于是，经中央同意后，便在后沟山坡上专门修了一座供大会用的大型礼堂，还打了一些供代表们暂住的窑洞。
然而，待一切就绪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根本供应不上那么多人的饮用水；而且水质也不怎么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不适宜。因此只得另找地方。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延安杨家岭。
因为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
在***中央确定会址后不久，中央副秘书长兼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请来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材设计礼堂修建方案。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施工队伍是从当地请来的一些建筑工人，驻地部队也轮流抽出人员投入施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领导人还挤出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由于***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2年就建成了。这个礼堂朴素大方、壮观美丽，并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特点――外观是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占地1056平方米，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当年，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七大会场是由鲁艺美术系教师钟敬之设计的，整体风格简朴而富有新意：***台中央悬挂着、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旗，***台前后与左有两侧的长条桌后各陈放着五把椅子，供***团就坐。***台前沿的石拱上书写着“在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幅标语，标语两侧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礼堂两边挂有六个很大的V字型旗座，旗座上插着***旗，并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礼堂后墙上书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正厅摆放着200条长凳。千方百计筹集物资
1944年下半年，***中央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七大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
由于战争环境。加之的封锁，当时的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赶印大量的会议材料，而纸张又恰恰是最奇缺的。这难不倒具有创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陕甘边区，路边旷野长着一簇簇绿色的马兰草，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一种很好的造纸材料。于是，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以当时遍地都是的这种廉价的马兰草作原料，采用土法上马，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包括所作的《论联合***府》的报告都是用这种马兰纸赶印的。
召开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显著成效，部分物资己可供应会议。1945年初，***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闻此喜讯，立即拍板定案：“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
四面八方代表冒着***林弹雨千里迢迢赴延安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从代表赴延安的时间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离大会开幕还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因此，与会人员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从这时就陆续开始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的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对***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1942年1月13日，***正在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时，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曾给中共中央回电说：“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然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于1月21日坚持要***返回延安，并让他顺道解决山东问题。
***赴延安之行牵动着和***中央。考虑到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日***和的占领区，安全是个大问题。极为关注和重视。
2月13日，亲自打电话给、***：“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一口气连用了三个“须”，既可看出对***的战友情深，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
后来，想到***要经过华北根据地，又给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发出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3月21日和六七月间，又数次给***发出电报，
嘱咐：每次出行，“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对***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细心，据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在一生里是非常少见的。
3月19日，***等人动身，穿越日伪***严密封锁的陇海路，于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
***在山东期间，顺利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曾在7月初又给***发电报，说：“我们很希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在敌后要以依靠***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
7月下旬，***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是在1943年11月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赴延安参加七大的。当时，华中局代书记、新四***代***委饶漱石为了打击和排挤，发动了“黄花塘事件”。事后，饶漱石给、***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在电报中，饶漱石首先挑拨与、***的关系，接着又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攻击。饶漱石在电报的结尾要求中共中央：“速决定特色才德兼全的***事***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为了把拱走，饶漱石还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
也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力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表达了团结工作的愿望。
11月8日，复电并告饶漱石：“此次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的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然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其职务由云逸暂行，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25日一早，踏上赴延安的路程，经过3个月的跋涉，于1944年3月7日抵达延安。3月16日，华中局和新四***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成立，公推和张鼎丞任正、副主任。
和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们去延安是参加整风运动，之后留在延安参加了七大。任晋冀鲁豫代表团主任。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等也先后来到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尽艰辛。1939年11月，香港***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南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战士的***装后，乘新四***派来的***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部，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顽固派加紧，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这样，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难。
1940年1月，新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到新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当时华中局也驻在江北指挥部里。华中局书记***给“服务团”每个人送了一本《论***员的修养》，作为他们学习的理论课本。
“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一一五师师部抱犊崮。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一一五师派老六团团长***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服务团”遭到了伪***的包围袭击。这天一早，钟明起来到外面查看动静，发现敌人的迫击炮弹已打到隔壁院子里。在行***路上，钟明负责医疗工作，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他保管药品。这些药品是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城市采购的，钟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发现敌情后，他立即返回驻地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药箱。但是，当他们冲到村口时，***已带着大部分人员冲出村子，村口已被敌人的机***封锁了。钟明只好和卫生员往回走。路上，他们又碰到一位掉队的同志。和队伍失散后，钟明等3人并没有惊慌，他们机智地翻越后墙，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游击队。当天晚上，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服务团”。
钟明等人安全归队，使同志们惊喜万分，激动得互相拥抱，热泪直流。原来，大家都以为钟明等在敌人袭击时牺牲了。古大存更是心情沉重，还准备打电报向***中央报告，引咎接受处分。钟明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向***支部汇报了掉队的经过及以后的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
大汶口遇险后，“服务团”又继续赶路，跑步前进越过津浦铁路上敌人的填充锁线，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冀南***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平汉路是“服务团”赴延安途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封锁线。第一次过平汉路时，部队刚接近铁路。就被日***发觉。由于行动暴露，只好暂时撤退。过了10多天后，冀南***区派出一个营，再次护送“服务团”过平汉路。营长带一个突击组，迅速摸到哨所前，解决了敌哨兵。“服务团”立即跑步越过铁路，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总部。当时正是八路***发动百团大战的后期，八路***部队经常转移，“服务团”西去的路线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无法通过，他们只好等待时机，随同总部转移到太行山区。
9月，由山东经八路***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准备一旦在通过同蒲路和汾河封锁线发生情况时就硬打过去。总部让“服务团”和同行。在从八路***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团”连闯5道封锁线，有时一个晚上要行***70多公里。12月26日下午，经过艰苦跋涉的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代表，终于到达延安。其中广东代表从1939年12月底算起，整整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一次艰苦的“长征”。南方各省代表尽管历尽艰险，又险象环生，但是在新四***、八路***的掩护下，41人全部安全抵达圣地延安，无一人减员。
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
七大途中也同样历经危险。194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决定，北岳区***、冀中区***、冀东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在阜平县集中组成一个行***大队，由赵振声(李葆华)等带队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代表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夜行***。行***非常困难，平均一天走六七十里路。但大家想到能赴***圣地延安参加七大，都不怕苦，不怕累，情绪很高。
按照行***计划，队伍将从太原市西南白水镇通过铁路。那天晚上，他们通过了铁路后，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不久，日***发现了他们，在山顶上疯狂地向他们射击。这是晋察冀代表此行遇到的一个突况。当时，他们紧急从山路上撇下来，从山沟里突围。由于敌人不知虚实，没敢追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场战斗使晋察冀七大代表损失较大，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俘。天亮后，幸存的代表们才陆续突围出来。最后，又经历几次险境，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晋察冀边区的七大代表于6月底到达延安。
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扣押起来，最后全部被杀害。
到1945年4月，出席七大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一时间，延安群星璀璨，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大批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由于没有大的招待所，代表们除一部分住到中共中央***校外，其余的分散住在附近的机关、部队、学校里。尽管到延安后住得很简陋，吃得也很简单，但来自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代表们毫无怨言。他们来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新气象，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因此，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历史草案》的制定曾十多次易稿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主持起草一个***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由他负责向七大作***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对此，***深感责任重大，在他的主持下，当天就成立了有***、康生、、、彭真、高岗(后又增加了博古)参加的“***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就以《历史草案》为蓝本起草了一万两千字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草案初稿》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和分析了大***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问***发展的历史和“左”倾错误造成的错误，肯定了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胜利。
起草报告期间，***还与王明进行了两次中肯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听取王明对***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将谈话要点进行整理，上报中央。
最终，在反复修改、集体讨论、十多次易稿的基础上，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定稿，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表决通过。《决议》的制定和最终通过，统一了全***的认识，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会议许多珍贵瞬间被永恒定格下来
这次大会是我***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总***治部电影团的肩上。
为了拍好会议，电影团负责人吴印成于会前就赶到了会场，了解拍摄条件，反复研究，确定拍摄办法。
由于的经济封锁，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但吴印咸一向节约使用胶片，并特意留有备用，所以，每当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他仍能使用仅有的一些胶片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治事件记录下来。
为节约胶片，吴印咸首先了解了大会的主要议程，精打细算胶片的数量，从开幕到闭幕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从***主持开幕，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所作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吴印成都没有放过。
会议期间，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的盯着电影机、有的拿着照相机，担当起为大会既拍电影又拍照片的双重任务。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礼堂内***台的位置光线很暗，也没有照明设备，对于缺少闪光灯的吴印咸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又要拍好大会***台的近景，还要拍好领导同志报告时的特写镜头……怎么办呢?他开动脑筋，采取相应措施，最终保证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
拍摄参加七大的中共领导人时，吴印咸独具匠心，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
会上，作了《论联合***府》的***治报告，使与会代表对中国的***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在拍摄***作《关于修改***的章程的报告》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几十年后，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成为人们收藏的珍品。
当作《论***区战场》的***事报告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当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成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是在指路明灯――中国***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耶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标语和横幅，庄严隆重的大会场面，***站在***台上讲话，***的领导整齐地端坐在台上，代表们在台下认真聆听……
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其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吴印成就想了两套招数：第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法是用拍摄延安文艺座淡会的方法――接片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历时50天的会议，吴印成天天泡在会场上，就连吃饭、睡觉也想着拍摄工作。当他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整个人足足瘦了一圈。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七大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面面。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的代表大会的影片资料。
七大的历史照片除了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会场照片如、、***、、***等在***台上的照片以及一些代表在会场外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珍贵的全体代表合影。
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大代表合影，前面的代表是盘腿而坐，中间有两排高低有所不同的木板凳，可以辨认出来的、、、冈野进、徐特立、周恩
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或坐或站，他们的前面挤着三四排人。***、、、***、站在等人的后面一排。最高兴的是，满脸笑容。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表情就比较庄重而严肃了。
受当时条件局限，这张合影没有发给每位代表。七大代表750多人，加上工作人员将近1000人，给每人加洗一张照片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所以，几乎没有一位七大代表得到过这张照片。当时能看到这张照片的也是极少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博物馆陈列出这张集体合影时，一些七大代表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的自己。中直代表团的代表赵毅敏回忆说，照相时中直代表团坐在前边，这也是很优待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延安县委书记的七大代表王丕年，白天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开会，晚上回西北局保安处住或回县委。因为工作比较多，大会中间有时休会，也回县委去：这样，他连全体代表照相都没参加成。因为回县委去了，不知道要照相。后来知道了，非常遗憾。这样说来，这张合影可能是利用大会休会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成的。好几百人照相，要把队伍整理好，也是很不容易的。
牵挂选举结果的来到计票现场
大会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基础上，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以前，高扬文被推举为计票员。投票之后，几个计票员正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口念，另一个人在候选人名下写“正”字)。这时，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
计票员们个个惊讶不已，连忙给让起座来。
从容地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详细问起每人得票的情况。
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他做了报告。他又很关心地询问洛甫与博古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的得票多少，能不能选上中央委员。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得票还可以，而秦邦宪和王明得票少，能不能选上还很难说。”
沉思片刻，然后说：“最好能选上。”略作停顿，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
当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选上中央委员时，显得十分高兴，他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
***为什么这样关心洛甫()、博古(秦邦宪)，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原来，七大以前代表们学习了***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弄清楚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的领导权，使***和红***受到惨重的损失。洛甫在会上作了检讨，给了代表们一个较好的印象。对博古的检讨，代表们不很满意。而对“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王明更是恨之入骨。特别给他提了很多意见，谁也不想投他的票。对于博古进入中央委员会，许多人也想不通，会前***中央、一再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说明选上他们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还在另一次会上这样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经过反复做工作，代表们的思想上才有所改变。即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代表表示决不投王明的票。
过去，也说过，批判***时有些偏重个人责任，而对总结经验不够。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是的一贯思想。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足见，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不计较过去曾经受过“左”倾路线的打击、而以***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虽然后来王明叛变了，但当时采取的***策，确实起到了团结全***的作用。
中央委员的选举本来是45名，但王稼祥的票数没过半数而落选了。***中央、对王稼祥的功过有正确的评价，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有意将王稼祥列为第一候选人。在给代表们做工作时说：王稼样同志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在二、三、四次反“同剿”战争中，他提出过正确意见，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正确的传达。选举结果，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王稼祥名列第二。
可以看出，知道了选举的结果，心情舒畅，便又起了较浓的谈兴。与高扬文拉起了家常。他首先询问了高扬文的名字。高扬文回答说，名叫杨文(这是当时的名字，未加高姓)。
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
‘杨柳、文章，。”顿一顿，他又说：“杨树、柳树都是好树种，特别是柳树，把树枝插到地下，就会生根成活。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们要像柳树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要到那里生根，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把***工作搞好。”
的这一番教导，对高扬文启发很大，影响了他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态度。
和大家一面交谈，一面在后台共用便餐，一起吃了一顿红烧肉。
七大始终充满民主、团结、融洽的气氛。王稼祥、关向应等同志因病不能到会，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亲自指派人将会议精神带给他们，请他们提意见。
保卫工作细致缜密而天衣无缝
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七大前，日***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民伤亡较大。
鉴于此，为了保证七大会议的顺利召开，保证与会领导和代表们的安全，在大会开幕前夕，***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于1945年2月底，冬季训练结束后，就开始做迎接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警备团组织部队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从会场通往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警备团还在严寒时节，抢时间，争速度，修理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每日往返顺利过河开会和活动。
在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治委员吴烈负责警卫处的工作。
警卫处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担任礼堂门卫、会场周围、代
表驻地、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指挥组由第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
这次大会是公开进行的。因此，会场就成了***派和日***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目标。为了防止***派和日***进行破坏活动，警卫处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
警卫处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机关的警戒任务。
高射机***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除此之外，吴烈还挑选了会游泳的战士负责涉渡延河去新华社和***日报递送大会文件等工作。有时延河水猛涨，桥梁受到威胁，担任守桥任务的战士纪永常、***、杜林森等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桥梁。战士王更臣同志在河宽、浪大、水流急的情况下，经常不分昼夜地涉渡延河，递送文件，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而愉悦身心
七大期间，代表们的业余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难得有片刻的闲暇，代表们回到延安，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在七大召开的50天里，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比较丰富的文体活动，有体育活动，电影晚会、歌剧、话剧等文艺演出。会议休息时，有的代表在院子里聊天，有的则抓紧时间打乒乓球或克郎球。
七大期间的文艺活动更为丰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谊舞。参加舞会也是要凭七大代表证才能进场。
七大召开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这是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七大代表们准备的节目。还在1944年秋，为了向***的七大献礼，彭真就提出，要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排演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的《前线》话剧。因此，集中了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加以排演。七大期间，《前线》话剧给代表们演出，博得一致好评。剧中的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
除了舞会、话剧，七大期间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七大期间，世界反***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七大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充满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6月10日晚，全体七大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气氛极为活跃。由王昆主演的《白毛女》，南延安鲁艺根据当时流传于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集体创作。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告诉人们，必须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才能夺取***斗争的胜利。
在七大上，进行专场演出的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和李鹰航合作制作的《中国***颂――献给七大》大合唱。这台节目由联防******治部宣传队排演，并在大会期间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演出，受到代表们的好评。
闲暇的时候，代表们还在一起下象棋，打康乐球，到处呈现一派祥和、团结与愉悦的美好气氛。
珍贵纪念品寓意深刻而见证非凡
当时，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中共中央***校赠送的纪念品是：一个4.7cmx7.2cm的小本子，上面印着侧面头像，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为“中共中央***校赠”。
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赠送的礼物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笔记本，红、黑布包面，里面是延安自制的毛边纸，专门为每个七大代表制作的。扉页上方印有手迹“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下方印有“献给七大代表”等字样。有的代表一直舍不得用，只写过几页。
中央出版发行部和新华书店两家联合制作“献给七大代表”的笔记本，扉页上方印着的半身像，下方则是手书的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是对中国***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阐释，被许多七大代表奉为人生的座右铭。
延安鲁艺文供社送给七大的礼物是刻着像的纪念章。还有的单位把、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七大代表。有的七大代表得到了一张两寸大小的***的正面照片，据说是专门发给七大代表的。他们一生都珍藏着。
八路***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赠送的纪念品是：一张秀形的柞蚕丝手帕，上方印着“拥护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印着五角星，五星中央是镰刀、斧头，下面落款是“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全体指战员同赠”。做手帕的材料是八路***指战员们的战利品――缴获的日***飞机降落伞。
贺晋年回忆说，七大结束后，每人还发了一个纪念册。说是纪念册，其实就是延安自己出的油光纸小本子。贺晋年也得到一本，印着为中央***校所题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回到警备第三旅后，旅***治部的宣传干事见了，爱不释手。贺晋年见他如此喜欢，便送给他了。
来自晋察冀地区的七大代表杨春华，非常珍惜七大的纪念品，一直把这些纪念品当做最宝贵的东西保存着。在1945年到1949年整个***战争时期，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始终贴身携带着这些纪念品，细心保护着不让它们受损失，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七大以后，杨春华到热河西部地委工二作。1946年2月6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五，敌人包围了热西地委驻地，情况十分紧急，子弹呼啸着在耳边穿过，敌人的刺刀闪亮都望得见，可以说已经是九死一生了。杨春华和部队的同志一起突围，什么都丢掉了，只有身边的挎包没有丢失，那当中就装着***的文件和这几件七大的纪念品。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8
[关键词]人性释放；极端；都市边缘人。欲望。漂泊。感性。理性。现代悲剧
安妮宝贝是当代颇具创作个性的的网络文学女作家，其小说文风充满轻柔阴郁，往往通过对不同都市人重复演绎着的相同故事情节、遭受相似的命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都市边缘人情感生活的现代性悲剧。
叔本华认为：“生存环境只不过是对我们产生一种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环境，各人都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至于所处世界如何，主要在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待之。”安妮宝贝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在环境影响下，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选择一条不归路。这主要体现在其人性释放方式的极端性上。释放是人性的本能，是对人的生存本相的还原。但安妮宝贝并不是还原人物应有的一般人性，而是给主人公另类人性的回归与情感的放纵，造成了现代悲剧的循环。
一、爱情与欲望的分离
在安妮宝贝小说中，都市边缘人有着一个共性，那就是孤独与因孤独而产生的精神寄托。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孤独与寄托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自己深爱的人离开感到的孤独。例如《八月未央》中，未央母亲的死，迫使她将自己的爱和寄托全转移到乔的身上，促使她为得到乔的爱而故意离间乔和朝颜，结局是乔割腕自杀，而朝颜也不再回头。未央为了不孤独，却最终又回到孤独，一个轮回并最终重复了母亲的故事。有的是因为童年时代的不完整家庭，给自身造成了缺乏完整爱的阴影、例如《彼岸花》中的南生。有的是因为存在的或不存在的深爱的人而痛苦、例如《告别薇安》中“林”对存在又不存在的VIVAN耗尽了爱情，选择了一无所有。同样他们的寄托表面上也是不一致的，有的寄托在同性好友身上，有的是寄托在深爱的异性身上，还有的则是寄托在自己身上。
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欲望，欲望的不足造成痛苦，悲剧也是由于欲望的不足而造成的痛苦。要摆脱这种痛苦，叔本华提出了两条解脱之路，其中有一条便是根本解脱，那就是“拒绝意志”，用虚构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避难所，用短暂的美感代替一切，解释悲剧，最终只能走向宿命论。这种用短暂的欲望代替感情的不顺，诠释了他们人性释放方式的极端性，结果造成了现代悲剧的上演。或许在他们激情过后，剩下的只是一个空虚的身，心俱疲的躯壳，更多的孤寂和更多的痛苦。作为一种本能的结构的欲望，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不可能超出历史的结构。因此，欲望有效性与必要性是有限度的。而这种摆脱因欲望不足而造成的痛苦而促使欲望泛滥，造成了欲望的过度释放，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量。欲望过于剧烈或强烈，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同样，欲望的过度释放，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的沉沦与放纵和对他人的毁灭，引发同床异梦的感情旋涡而无法自拔，有性无爱、有爱无性的现代悲剧的恶性循环。在安妮作品中，到处充斥着因纠缠不清的三角爱而引发的这种恶性循环。
二、漂泊与停留的煎熬
在安妮宝贝小说中，往往有这样两个主题，一个是不断的漂泊、流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去寻找、去追寻；另一个是选择停留，留在一个地方，留住所有记忆。漂泊流浪者其实很想停下自己的脚步，可是破碎的心告诉他，只有离开才是唯一解脱自己的办法。而选择停留的其实是渴望自己能够离开的，但最终是停留，是他或她生命的终结，或生存意义的不复存在。于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便在漂泊与停留中煎熬。然而，不管是哪一种选择，结局还是一样的，仍旧逃脱不了宿命的掌控。他们的孤独就注定了他们宿命的现代悲剧。这些城市中灵魂的游离者，在人生的历程中，一个孤独的灵魂，单薄的身子在一个城市，挎着一个背包，踏上了通往另一个城市的路。可最终还是这个人，曾经那个背包，曾经那条路，回到了曾经那个出发的城市。想要告别的城市，却注定是自己的归宿地。这是一个多么凄冷、荒谬的画面。
《七月与安生》中的七月与安生是一个灵魂的两个对立面，一个始终在漂泊的路途上，一个选择永远停留。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付出方式和对爱情的处理上，有着微妙的纠缠。安生17岁离家出走，整整8年，一直在漂泊着。七月却是安静的上大学，安静地工作、恋爱。游荡在外的安生是叛逆的、孤独的，可当回到七月身边的时候，却又是感性纤弱的。而七月喜欢过平淡的生活。安生爱上了七月的男朋友家明，并怀上家明的孩子。在难产弥留之际，安生握着七月的手，依然在喃喃的追问着：“永远到底有多远?”因为深爱着家明，所以她要为家明漂泊到老，漂泊到死，不再回来。可是最终，她带着疑惑难产死去。安妮小说中的青年女性漂忽、游荡，这种孤僻是来自灵魂的，如风，所以渴望温柔的怀抱；同样因为如风，所以一旦停下，便开始痛苦与挣扎，以至于虽然相爱，却彼此折磨。
安生或许以为自己的不断漂泊，不断追寻，才是真正的自我，才能寻找自己的爱，摆脱孤独。对家明来说，生命变成了一场背负着汹涌和罪恶感的漫无尽期的放逐。流浪的想停下脚步，却因为灵魂的招使而不能自主。在他们的期望中，很想为一个人留下来，但却有无法停留的借口。正因为这样，促使他们在释放个人感情之时，不停地压制自己，想追求却又禁锢着自己，失去了人应有的本能，造成了人性释放的严重不足，从而使自己徘徊在漂泊与停留的煎熬中。当身体漂泊时，灵魂在停留；当身体停留时，灵魂已在漂泊中死去，造成了在漂泊中停留的现代悲剧恶性循环。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沉湎于一段“都市夜归人”的互相暖昧中，而这样就为她的远离、逃避埋下了伏笔。
戴锦华曾说“在安妮的笔下，那(都市)是永远的漂泊流浪的现代丛林，也是无家可归者的唯一归属。我为安妮笔下的颓废和绮丽所震动，在那里生命如同脆弱的琴弦，个人如同漂流中的落叶。安妮宝贝的作品，展现了一脉中国大陆版的世纪末的华丽，一份灰烬间的火光的弥留。”
三、感性与理性的碰撞
在安妮的小说中，到处充斥罪恶感，也与同时代的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的小说创作有着类似之处，强烈酗酒、疯狂泡吧、频进歌舞厅等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棉棉的很多作品都是像日记一样记录着“我”的酗酒***，与男人的经历。寻求生存的刺激成为安妮小说主人公生存的全部内容。作者看不到生活在自己意识中的反映，而只是停留在想当然的感性世界里。这些实际上就是她们主要的生活内容，小说只不过是她们生活的复制。当然安妮的创作与她们也还存在着不同之处，那就是安妮的作品缺乏更多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安妮小说中的人物在迷醉中得到了满足的同时，又反过 来刺激着个人欲望的膨胀；而屈服于物质化欲望化的消费主义时代，而失去自我，失去自身生存价值的意义所在，失去那份活着所应承担的责任。小说在对爱情和友情的描述中，语言中都表现出近乎残酷的冷漠。生活中时断时续的片断，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安妮感情的经验所支配的。
正因为如此，在安妮的小说中，也存在着诸多感性的因素。在《告别薇安》中，乔对林的爱是非理性的，乔很清楚地了解林是不能够给她任何承诺和幸福的男人，但依然义无反顾，但林却把爱自己的人仅仅当成易的奴隶。乔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林对自己也对别人的不负责任，全是作者感性的选择和安排。他们对于自己感情的付出方式和对感情的处理始终只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感性的宣泄了一切。在《八月未央》中，乔在机场洗手间里割腕自杀，对未央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选择我?”未央说：“因为这是宿命。乔，这是你逃不开的宿命。”这样的对白，同样也是作者感性强加于上面的。其实他们死在现实中，只要理性一点，悲剧结局就不会产生了。只不过令人发指的是，在这个故事模式中，两个相爱的人，再加上第三者的这样的三角戏中，他们可以感性地爱，或许是因为一个慵懒的眼神，或许是因为一种气质的潜在，或者是一种孤独的吸引力，但也可以很感性地放弃了这段本该很幸福的恋爱。而他或她又出轨地爱上了另一个人。此时过后，理性告诉自己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于是因为理性他或她将于残忍的同时伤害了两颗心甚至是两个生命。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安妮小说中的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自私的，他们都是从自我利益出发，想拥有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使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限。而且这种理性往往还体现在男权主义上。以男性为中心，它把所有权威的位置都留给男性。这个男性有了控制权，有理性，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他们往往会限制女性的选择。《告别薇安》中的林以自我为中心，只知道自己想得到的，绝不给别人的。《七月与安生》中，家明对于自己对七月和安生的爱是模糊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勇气承担。这些男权主义者在现实面前却因选择了逃避和不负责任而显得如此渺小。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9
《幸福一家人》的结局是孩子们给房永福完成了第七个心愿，举办了一场家庭歌唱比赛，在歌唱比赛圆满结束后，永福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后的剧情是永福逼小龙向月月求婚，并且对小龙说这是自己的第七个心愿。而小龙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向月月求婚了。而月月也高兴的说出了“我愿意”，随后两人相拥在一起。之后，白雪的孩子顺利出生，并且母子平安。
永福拥抱到孙子的那一瞬间，高兴的合不拢嘴。在走出医院之后，永福晕倒在医院门口。后来，全家举办了一场家庭歌唱比赛，在比赛结束后，永福也闭上了双眼，安详的离开了世界。
《幸福一家人》在11月11日上映，该剧由房家大女儿房天心、大儿子房天怡、小儿子房小龙的成长生活展开，讲述了他们在生活中在面临着亲情与爱情考验中所做的种种选择。最后由父亲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堂课后，儿女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并分别用新的态度去面临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最终各自收获到了自己的幸福。
（来源：文章屋网 ）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10
一年前，当主***雅安的徐孟加主动向媒体“曝料”自己的生活小节时，这位颇通些诗词韵律，又常以文人自况的地方“一把手”，多少流露出他“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收放自如。
一年后，当他突被免去雅安市委书记后，滚滚骂名随之而起，他在川西这片贫薄之地为官七年所积累的一系列负面***绩和官声，投射出他的权力观也陷进空当接龙式的游戏逻辑。
电脑扑克游戏空当接龙的最终目标，是要达成同一花色从A到K的严整排列，这一排列充满形式感、层级感，除此并无实际意义。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被设计为对52张扑克牌进行无休止的腾挪与空转。但一不小心，腾挪就陷入死局。此时，界面会弹出冰冷的提醒：“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徐孟加在雅安的“空当接龙”，止于11月17日。当天，在雅安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他被四川省委组织部宣布免去中共雅安市委书记、***、委员职务。随后，四川省纪委公告其被立案调查的消息。
“送瘟神”
“在市委机关里面，许多人不愿意和徐书记同乘一部电梯，”一位要求匿名的雅安市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是怕他，是对他不满。”
本刊记者在雅安采访期间20余次乘坐出租车，对出租车司机进行的随机访问中，对徐孟加表达正面或中立评价者为零，负面评价的激烈程度却出人意料，辱骂尤多。
“不能说他无能，做官做到上至同僚下至百姓都骂，把一个地方的人得罪完，这也不是一般人。”对于这种状况，前述干部哂然置评。
徐孟加被宣布免职当天，晚上9点前后，雅安市中心区域的西康码头上放起了烟花。
西康码头是雅安主城的文化地标，也是雅安老百姓逢年过节燃放烟花爆竹的指定场所。此时非节非年，爆竹炸响声中有人打出一条长近三米的红布横幅，上书三个粗黑体大字，“送瘟神”。
一年前的3月31日，徐孟加仿照《七律·送瘟神》原诗及韵，手书《七律·颂天堂》。原诗如下：
一
绿水青山如此多，
得天独厚奈我何。
千村古道茶香史，
万户林海树放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西康事，
一样欣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奋进雅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甲金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诸君欲何往？
喇叭声声看今朝。
《雅安日报》紧急刊出该诗作，并罕见地配发徐孟加手稿照片。报社为此配发的“编者按”是：市委书记徐孟加感慨雅安的天然禀赋和人民群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热愿，结合雅安国际生态城市的破题，步1958年7月1日所作原诗及韵，赋诗二首，抒发带领雅安人民建设国际化区域性生态城市的豪情。
巧合的是，诗作刊出这一天，正值4月1日，愚人节。
一切都像是造化弄人。徐孟加免职以后的滚滚骂名，恰恰集中对准他的***绩平平、空谈务虚。“在雅安七年没干多少实事，尽是空对空地吹壳子。”前述受访干部说。
200米隧道修七年
2005年7月，徐孟加从川西工业重镇攀枝花市市委副书记调往雅安出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一年后正式当选为市长，同年6月任雅安市委书记。
此时正值“十五”期末，“十一五”刚刚开局，2006年雅安全市GDP达148.91亿元，在四川21个地市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四。
徐孟加主***雅安七年，中间历经“十一五”五年及“十二五”两年，但雅安始终未能改变自己在全省经济中的落后地位，2012年，其GDP虽达到398.05亿元，却仍居全省倒数第四。
在2013年上半年该项排名中，雅安退至倒数第三，经济增速排名则沦为全省倒数第一。
这一现象引发市民不满。直到徐孟加被免职前一个月，市民仍在市***府***质疑市委、市***府在经济发展上无所作为。为此，雅安市***等经济部门纷纷出面解释、回应。***说：“雅安经济发展需要每一个雅安人的共同努力”。
七年前的12月，徐孟加上任雅安市委书记刚一月，便高调推动打通城区苍坪山隧道工程。这项工程为清除城市交通死角而建，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广大市民特别是城后坝片区市民的出行条件”，立即成为全市瞩目的民生焦点。
事实上，在雅安人的口碑中，徐孟加主***七年留下的主要***绩遗产，便是“上天入地”。“上天”，即在城区金凤山森林公园修造879级“西蜀天梯”，“入地”指的就是钻通苍坪山隧道。
苍坪山隧道全长224米，原本设计建设工期300天。但这项工程从2006年12月初开工之后，直到2013年2月7日方才正式竣工，实际耗时近7年。
“雅安人给徐孟加算了一笔账，照他修苍坪山隧道的速度，让他带领大家修川藏高速的话，300年才能通车。”雅安一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如今的雅安城俨然如一座县城，交通通畅的情况下，乘车半小时可绕主城一圈。因此市区出租车起步价仍保持在3元水平。
虽然在此次徐孟加被宣布免职的大会上，上级组织部门意外未循惯例对其***绩、能力给予评价，但落后的城市面貌处处都是徐孟加施***成效的注脚，这也成为包括的士司机在内的雅安市民张口即骂徐孟加的直接原因，而并不是像网上传说的那样，全城皆骂徐孟加“三多”。
“我们准备不让外头的人来买房子”
徐孟加难以在雅安的发展问题上打开局面，这使相当一部分雅安人对他失去信心，进而心生抱怨。徐孟加对此有自己的解释，尤其近两年，他频繁通过媒体阐释他的发展观：宁要青山，不要金山。
2012年2月，在一次访谈中，徐孟加面向川内媒体系统论述了他的“两山”理念。
“我说过‘宁要青山，不要金山’。实际上，在雅安，青山才是我们的金山。我们追求的是这座城市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是追求GDP，不是追求***绩。”
“雅安不搞大城市。我研究过我们这个城市，就是说要运用生态景观学的观念来建设城市，不要人为地制造……我们城市里面没有大道，一般就是四车道，今后地面汽车车道上不停车。”
当媒体追问“为什么说雅安不做大城市梦”时，徐孟加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做，也不能做这个梦。”他甚至说：“我从来没有提宜居城市，我们准备不让外头的人来买房子，如果雅安人口整到500万，生态就没有了。”
脱去雅安的现实底色，这些言论更符合主流舆论及外界知识阶层对于地方官员的期待，而徐孟加也一直有意朝这个方向塑造自己的执***形象。
徐孟加尚在雅安任市长期间就率先开通市长信箱，以后出任市委书记仍延续这一做法，开通了“书记信箱”。
在前述访谈中，徐孟加也谈及“书记信箱”，他自己说：“据他们讲，信箱点击率，可以称作目前全国市州书记中第一。”
2012年底，随着全国百余家媒体被邀请至雅安集体采访徐孟加，他的“书记信箱”逐渐演绎成一道执***风景。十前夕，徐孟加作为十代表被邀请至人民网直播室，专门向全国介绍“书记信箱”经验。
2007年，徐孟加参加无偿献血，护士为他扎针的照片登在了《雅安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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