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1
地点：忠义堂
情节：李逵带宋江及鲁智深去刘员外家对质，原来是一场误会。燕青让李逵用苦肉计--负荆请罪，希望能免死罪。后梁山众兄弟求情，让其将功折罪。
内容：刘员外家
“刘员外，这就是你说的人，可以对认。”李逵。
“不是。”刘员外仔细端详说道“之前那两个，一个是高个、青眼，一个是秃顶、稀发，跟眼前这两人完全不同。”
“说啦，不是我你还不信。”鲁智深
“那就慢慢认。” “慢慢认，那要什么时候。”……
“好了，刘员外，我就是梁山泊的宋江，这位是我的兄弟花和尚鲁智深。你的女儿一定是受了其他人的欺骗，有人假冒梁山好汉为非作歹。如果你一旦打听出来，报上梁山去，有梁上众兄弟替你做主。”
“哥哥，那好，我们先回梁山去处置这黑厮。”
“那告辞”
“嗨呀，你认错人倒没事，可我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李逵埋怨。
梁山下
“哎，哥哥，我教你个方法叫做负荆请罪。”燕青
“啥叫负荆。”李逵
“你把上衣脱了，背一枝树条，到了忠义堂不等哥哥说话，就说任由哥哥打骂。我想哥哥也不忍心打你，这就是负荆请罪。”
“不成，你还嫌我不够丢脸啊。”
“铁牛哥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顾着脸面。”
忠义堂
“你这黑炭头，背上是何东西啊。”宋江
“哥哥，俺铁牛再回来路上看了几个树枝子，请哥哥打我几下。”
“哥哥，铁牛听了不实之言而一时鲁莽，还请……”
“唉 。”宋江没等燕青说完“我与你赌的是人头，谁让你负荆了。”
众人大笑
“都是小乙出的馊主意。” “少说两句吧。”
“大哥不肯饶恕俺铁牛，那就拿把刀来，砍了我的头吧。”
“好，来人，把铁牛拉出去斩首示众。”
“哥哥，铁牛虽然鲁莽但罪不至死”吴用
“是啊，饶了铁牛吧。”众人劝拦。
“各位兄弟，你们就不用劝了。这***令状是俺铁牛自个立的，自然不能反悔，这个头砍了就砍了。其实俺铁牛心里现在挺高兴的，我没有看错公明哥哥，他是个好人啊。只是俺铁牛死了以后还望各位兄弟替俺铁牛保护哥哥的周全，铁牛谢了。”说完转身要走，却被***师吴用叫住：
“哥哥，铁牛虽然犯了***规，但也算赤胆忠心，也让天人看到即使是头领犯罪也与属下同罪，也为梁山立了威望。不如让铁牛戴罪立功，抓回那假冒得贼人。”
“哥哥，洒家愿与铁牛一同抓那贼人，还请饶了铁牛吧。”鲁提辖
“铁牛，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就连鲁提辖也帮你，那就让你将功折罪。”
“哥哥放心，不出两日就能抓住。”
“还不快谢与鲁提辖。”
“鲁提辖，多谢。”
“你这黑厮，两日很长吗？”
“不长，不长。”
“那还不快走。”
“好，小乙把我那铁斧拿来，和尚等等啊！”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2
廉颇率领赵***征战，守必固，攻必取，屡败秦***，齐***。深得赵王器重，被拜为上卿，统领赵***。
宦官缪贤门下的“舍人”。蔺相如因“完璧归赵”“渑池会盟”挫败秦国阴谋，维护了赵王的尊严而受到重用，拜为上卿，地位竟在廉颇之上。廉颇对此心怀不满，公然扬言要当众羞辱蔺相如。
蔺相如知道后，并不想与廉颇争高论低、正面冲突，而是采取忍让态度。一次乘车出门与廉颇迎面相逢主动避让，下属十分不满，而埋怨蔺相如胆小怕事。
蔺相如对下属说：“如狼似虎的秦王我都不怕，我还怕廉颇将***吗？我怕的是将相失和、两虎相伤，被强敌利用，我之所以避让，无非是把国家危难放在个人的恩怨之上罢了。”
后来蔺相如的话传给了廉颇，廉颇听后，深受感动，他选择蔺相如家宾客最多的一天，身背荆条，赤膊露体来到蔺相如家中，请蔺相如鞭打治罪。“负荆请罪”成语由此而来，从此两人成为刎颈之交，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由于廉颇、蔺相如将相交和、上下同心、尽心报国，使赵国一度强盛，成为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秦国以后10年间未敢东进。
廉颇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事家，是骁勇善战、勇谋兼备、能攻善守的良将。廉颇除了具有忠勇、善战、爱国的优良品德之外，他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第一个唱响“负荆请罪”高歌，“闻过则喜”“知错改错”的亘古第一臣。他能把自己的言行置于国家利益之下，能以国事为重，以民为天，放下架子、不顾面子、省身思过、知错必改，一曲“将相和”成为华夏民族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
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都具有从善如流，知错必改的品质，成为他们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
廉颇身上显现的“负荆请罪”“将相和”的处世态度、行止作为、思想品质、人格美德涵容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和合”与“和谐”思想的诠释。
负荆效应是指以大局为重，闻过则喜、知错必改、捐弃前嫌，营造同心同德、团结协作的氛围，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奉献。
廉颇的精神品德，尤其是廉颇的负荆效应，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廉颇的精神风范正在被当代弘扬光大、永照千秋。
闻过则喜有利于完善人格。一代伟人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闻过则喜成为美谈。在延安时，一个夏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一位农家妇女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呢！接着又骂***。基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位妇女，并声称要***毙她。消息传到耳朵里，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她为什么骂他，咒他死？还骂***？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原来是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得悉实际情况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还百般安慰，肯定她意见提得非常好，代表***中央向她作了自我批评。临行，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这位农妇，以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接着，***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3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身史学世家。汉武帝时，李陵兵败被俘，司马迁站在公正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却被皇帝认为是对李陵的同情，被判“诬罔”罪，锒铛入狱。按照大汉律法，获“诬罔”罪者当腰斩，但犯人也可请求免死，条件是要么交纳“赎金”，要么受“腐刑”。家贫的司马迁痛苦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人在逆境中的发愤有为鼓励自己，决定苟活，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他的这段经历以及当时的思想斗争充分体现在《报任安书》一文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司马迁在屈辱中用血泪写就的《史记》吧。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十二本纪、七十列传、三十世家、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的史事。《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视。它打破了过去的史学著作仅仅记录***治人物、上层人物的惯例，所记述的王侯将相、农民领袖、游侠处士、读书人、商人、戏子等三教九流的人物组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屠夫朱亥的过人勇力、守门人侯生的智谋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与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一起被映射在历史的长河中。
“将相和”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蔺相如是太史公所景仰的历史人物之一，在表彰其大智大勇的同时，赞扬了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尚品格。司马迁对廉颇这位名将善于用兵的事迹着墨不多，但细致描写了他“负荆请罪”的情节，这比战场杀敌需要更大的勇气。与“负荆请罪”相似，“纸上谈兵”“四面楚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故事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以及为今人所熟知的典故了。
于是，在“……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后面，其实可以接续如下两句：史迁受“腐”，《史记》乃成。
【参考答案】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4
关键词 黄荆 形而上 荆楚 荆州 纪郢
中***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1 荆、楚——从物名到族名和国名
作为物名和族名、国名的荆、楚，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1.1 荆是黄荆，楚是荆中之秀者
关于荆、楚二字的本意，学者多赞同许慎《说文》所释：“荆，楚木也，从艹，刑声”，“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笔者以为许说甚是。但二者亦有明显区别，后文将述及。
有论者提出：“荆、楚原来都是竹……但是荆不完全等同于楚，荆既可指竹，也可以用若荆棘之荆，而楚专指竹，不能用作灌木丛。当两者互通时，则仅指竹。” ①窃以为不确。
其一，该说的前提是把荆、楚径视为因荆山而得名的今两湖一带，而“荆人”或“楚人”径视为于今湖北荆山立国之后的楚人，而荆、楚民族于殷商时期或更早已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其族名源自其生存区域——山地中的常见植物。②如此，荆为竹的可能性大减。因为竹是常绿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只有零星分布。
其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闻之，肉袒負荆，因宾客至相如门前谢罪。” 司马贞索隐：“荆，楚也。可以为鞭。”王文认为“鞭虽有多种解释，然多与竹有关”。由此认为其中的荆即竹，其理由不足。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太祖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扑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可见，荆是古代一种相对轻微的刑罚工具。由于其体量有限，有时需让被罚者褪衣受刑。因而在“负荆请罪”故事中，廉颇有“肉袒”之举以表明受罚的诚意。《吕氏春秋·直谏》载：“（荆文）王伏。 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就竹而言，罕见“细竹”之说，而用于荆条则无不妥，故此处之荆应为荆条无疑。同样，在“负荆请罪”故事中，廉颇所负和楚文王一样，也是一束荆条。
其三，王文认为，如果把楚理解成灌木丛，那么象“清清楚楚” 、“楚楚动人”等词语中“楚楚”的义涵，将无从引申，这是对楚（荆）的特点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误解。荆条发育的特点之一是分枝较少，其一年生枝条一般很少分枝或没有分枝，即使有分枝，其空间分布也比较均匀。生于密林之中或岩石之罅，或者荆棘刺多等竞争性环境中的荆条尤其长得直、高而且匀称。与“柳条”一样，“荆条”之条就是细长、修长之意，而从修长出发，引申出“楚楚”的整齐之意，是十分自然的。《诗·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维旅。” 毛传：“楚，列貌。”另外，荆一般与“棘”共生的，且在这种背景下，窃以为人们对荆产生“秀出于棘”的“鲜明”的感觉十分正常。所以《诗经·曹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中的“鲜明”义涵，笔者以为如果联系荆的生存环境，并不难理解。
可见，荆、楚本义都是指的“黄荆”（荆条），两者的不同在于，楚是对荆之秀质或荆中之秀者的美称。
1.2 作为族、国之名，楚寓有形而上的追求
有论者指出，“作为方国或氏族集团的名称，荆比楚还早。”③但《左传·僖公元年》载：“秋，楚人伐郑” 杜预注：“荆始改号曰楚。”方以智《通雅》云：“春秋庄公十年书荆，僖公元年始书楚。”此前，在周昭王，穆王时期的金文中已有“楚侯”、 “楚伯”之语。这表明，在选择族名和国名时，楚人有一个弃荆取楚的过程。其原因，或许可以从两个字的不同构造来找。如前所述，《说文》释荆为：“楚木也，从艹，刑声”，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说文》又称：“疋，足也。”即荆为砍伐荆条或荆条待伐之意，自然特性更多，楚为人行走于荆条丛中（“二木”）或扛着荆条捆行走之意，与社会活动联系更密切。联系《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所说：“……若敖，蚡冒，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可见楚人长期在山林中求生存求发展，楚字应该表现了楚人不畏艰险，开发山林的开拓进取精神，“二木”叠置，又似乎表现了荆条的修长，少分枝，易于捆束和搬运等特点，寄寓了楚人美好生活可凭劳动创造的信心。相比于荆，楚字有更多正面的伦理乃至审美义涵，使得楚人以之作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正式称号。近现代以来，两湖地区的人们自称楚，故楚之地的文化被称为楚文化，其根本原因，仍在于楚相对于荆有更多的形而上意义。
1.3 荆、楚的其它意义
荆、楚二字在秦汉以来的词义演变中，也都产生了新的意义。荆在东汉梁鸿妻孟光以荆为“钗”之后，有了朴素贫寒之义，及妻之谦称义，如《聊斋志异·青凤》：“叟指妇云：‘此为老荆。’”楚因与刑罚相连，有了“拷打”、“痛苦”等义，如“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痛楚”等。又产生了姣美义，如“眉黛楚楚”。向荆义回归，产生了“粗俗”、“粗糙”等义。如皎然：“乡服言亦楚”等。这些意义，大抵皆从先秦之基本意义演化而来，并仍然大致延续了荆之形下特征和楚之形上特征。
2 荆楚——从国族名到地域名、文化名
2.1 殷周之际：楚人及楚国
荆楚合用，最先见于《诗· 商颂 ·殷武》中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汝荆楚，居国南乡”。金文中《艺驭簋》中有“艺驭从王南征，伐楚荆”的语句。《竹书纪年》则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承前所述，不难看出这里的荆楚或“楚荆”均为同义复词，指的是楚人及其楚国。
2.2 六朝以来：古荆州之楚国
荆楚再次出现于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是在六朝，故此期的荆已不再是楚的同义词，而是指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域地理概念“荆州”。其词为战国时《尚书·禹贡》所首创：“荆及衡阳维荆州”。其中荆指湖北荆山，“衡”指湖南衡山，包括今湘鄂二省及豫桂黔粤一部分。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分出十三个监察区性质的州刺史部，荆州为现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往南延伸至今两湖（湖北、湖南）全境。
东汉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后，州正式成为一级行***区域，荆州辖有以两湖为中心的南阳（河南西南）、南郡（湖北西部）等七郡，州治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市汉寿县）。190年，刘表领荆州牧，移治南郡襄阳（今湖北襄阳市）。
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保有荆州北部南阳郡与南郡之一部，中南部被刘备和孙权瓜分。219年，刘备的荆州守***被东吴、曹魏联***击败，随后刘备又在夷陵败于东吴，荆州遂由曹魏与孙吴两家分领。曹魏荆州，治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孙吴荆州，治南郡孱陵（今湖北公安）。④
西晋分国为十九州，荆州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阳），范围与三国时期略等。东晋荆州定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因大量流民迁入，荆州尤其是江陵一带成为人口聚集的繁盛之区。南北朝，荆州位居京师上游，又当阻挡北朝南下要地，南朝统治者遂在此集结重兵，加强建设，治域及治所多有调整，然其变更的范围大致不出江陵、襄阳之间，荆州的繁荣总体上不减东晋。
从东晋（317）至南朝末（589）年，荆州作为中国南方仅次于首都金陵的***治、经济、***事中心存近三百年，其地位如《荆州记》所谓“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重镇，上游之所总”。这一地区人们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加深，积蕴所至，产生了专谈本区地理风俗的笔记体著作——刘宋时盛弘之的《荆州记》和梁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标志着作为区域地理文化概念的荆楚已经形成。
六朝以来的荆楚，可借用《诗·商颂·殷武》毛传释之，即：“荆楚，荆州之楚国也。”指以古荆州为中心的故楚之地，与先秦时的荆楚相比，用字相同，而含义实已不同。
北朝荆州，类似南朝之乔置郡县，影响有限，兹不赘述。
2.3 隋唐以后：以荆州（古纪郢）为中心的故楚基本辖域湖北及其楚文化
隋唐以后，荆州或存或没，其治所大致在今湖北江陵和荆州之间，治域大致与今荆州设市所辖二区三县及代管之三个县级市相当，较之此前，范围大减。与治域缩小相应，荆楚的适用范围也在缩小，即由原来的鄂、湘及豫桂黔粤越来越集中于湖北一带，到近现代遂为湖北人专有。然隋唐以来的荆州只是古荆州（六朝之前）之一部，即在今湖北辖域内亦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故此期的荆楚已不能再解释成“荆州之楚国”，而只能解释成“以荆州为中心的楚国”。而这里的“以荆州为中心”实际上是以“纪郢为中心”。纪郢，即今荆州城北五公里处的纪南城，为强盛期的楚国都城，历时达二百余年，若从楚文王元年（前689年）算起，则长达四百多年。这样，两湖是楚国强盛期的中心区，以纪郢为核心的湖北的中心地位又高于湖南。因而，当明清以来，两湖行***上日益分离的时候，极富文化意味的荆楚一词便为湖北人所继承，而湖南人则只自称楚人或径称湘人。
与荆楚在地域上转故楚中心区湖北相应，在“文化热”的背景下，“荆楚文化”也相应指楚国强盛期荆州（纪郢）为中心的楚文化，即荆楚文化是楚文化的主体和精华，对比两千多年前楚人在文化上的去荆化努力，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反讽。
3 结论
综上所述，荆楚的涵义演变大致如下：荆本指黄荆，侧重其自然特性，楚亦指黄荆，侧重其某种形而上的超越性（如修长、鲜明等）；楚人以楚自名，寄寓了某种形而上的追求。秦汉以来，荆发展出贫寒朴拙义。楚发展出姣美义的同时，又回归了荆之伧俗义，由荆条之用于责罚，又发展出楚之拷打、痛苦等义。
荆楚，在殷周之际用于称楚人及楚国；六朝以来指汉魏以来荆州范围内之楚国及其文化；隋唐以来指以荆州（故楚国都城纪郢之所在）为中心的故楚中心辖区——湖北，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用以指楚人在这一区域所创造的文化。
注释
① 王廷洽谈.荆楚国名考释[J].民族论坛,1995(1):50.
② 何光岳.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J].求索,1981(4):154,155.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5
一、《荆轲传》的表层结构
一般情况下，从叙述层面分析作品的结构，首先应当确定最小的叙述单位。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可以把叙述内容化简为一系列基本句型，最小单位叫做叙述句。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对故事结构简化提炼的结果是形成若干叙述句，这些句子之间是不可任意错乱的结构关系，即序列。《荆轲传》的主要故事内容可以用以下几个叙述句构成一个基本的单线序列：(1)荆轲是卫国人，好“读书击剑”和与诸侯“贤豪长者相结”；(2)太子丹辗转结识荆轲，两人共同谋划如何对付秦国；(3)荆轲在秦廷上刺杀秦王；(4)荆轲刺秦王失败，燕国灭亡；(5)高渐离筑击秦王，鲁句践感叹自己当初错看了荆轲。
《荆轲传》首先用几个片断简要介绍荆轲的身世爱好和交游情况。荆轲“好读书击剑”，文武兼修，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在其父母之邦卫国受到秦国兼并威胁的形势下，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可见他关心时势，以天下为己任。荆轲在榆次与盖聂论剑，在邯郸与鲁句践争赢局，都在别人的怒目或怒叱下逃去。尽管这样会被别人视为胆小懦弱，但荆轲都没有为了逞一时之强而意气用事。到了燕国后，“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始终胸怀天下。这里再次提到他“好书”，可见他不仅仅是胸有大志，而且有真才实学。“好书”和与诸侯“贤豪长者相结”，说明荆轲一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另外，作者写荆轲的交游，还特别提到“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通过这些描述，作者已为我们粗略勾画出荆轲个性深沉、志向远大的特点。
在介绍了荆轲的身世爱好和交游情况后，作者接着写燕太子丹谋划如何对付秦国。荆轲因田光的推荐而去拜见太子丹，被太子丹委以劫刺秦王的重任。面对太子丹的“刺秦”计划，荆轲先是沉默，继而是推辞，在太子丹的恳请之下最后才应允。劫刺秦王首先要能接近秦王，荆轲提出要用樊於期之头和燕国地***作为入秦的信物，这两个信物实际上代表了燕国表示归顺秦国，所以何时奉给秦王有个时机问题。在秦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荆轲才开始行动，体现了荆轲选择时机的良苦用心。樊於期因得罪秦王而逃到燕国避难，太子丹不忍伤害他。于是荆轲面见樊於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樊於期主动献出自己的头颅。在与太子丹谋划刺秦的过程中，荆轲深沉的性格特点再次得到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荆轲足智多谋的一面。
易水送别的场面突显了荆轲的英雄气概。荆轲入秦，太子丹及那些知道这件事的宾客都穿戴着“白衣冠”来为他送行。在易水边，祭过路神之后，就要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歌，悲凉凄怆的音调，让送行的人都被感动得流泪哭泣。荆轲一边前进一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中，荆轲登上车连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一悲壮的情景，充分表现了荆轲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荆轲在秦廷上刺杀秦王，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荆轲的英雄本色。先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秦舞阳，在秦王的宏大排场面前“色变振恐”，引起秦王“群臣怪之”。眼看就要露馅，荆轲回头笑看了秦舞阳一眼，向前对秦王谢罪说：“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荆轲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能镇定自若。并在谈笑间就消除了秦王君臣的疑心，充分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接着写荆轲向秦王进献地***，当秦王打开地***，地***完全展开、匕首露出来的时候，荆轲顺势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同时右手抓起匕首，刺向秦王。但秦王的反应也是出奇地快，荆轲的匕首还没有接触到秦王身体的时候，秦王在惊惶中抽身而起，一下子就把衣袖挣断了。于是荆轲追秦王，秦王绕着柱子拼命奔逃。由于秦王群臣“以手共搏之”，加上“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让秦王有机会拔出剑来反击荆轲。荆轲的左腿被砍断了，倒在地上，便举起匕首投向秦王，但没有击中。秦王再用剑刺荆轲，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创伤。荆轲知道事情办不成功了，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秦王左右的人上前杀死了荆轲。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充分体现了荆轲刚毅勇敢、无所畏惧的性格。
在传记的最后，作者写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不成被杀以及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之事后感叹自己当初错看了荆轲，再次烘托了荆轲的英雄形象。
作者就这样层层深入、有条不紊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大智大勇、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荆轲的赞美之情。从传记的结构来看，作者非常注意前后照应。如开头写荆轲到燕国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从他们相同的志趣里，可以看出高渐离也是荆轲式的人物。易水送别时，作者再次写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进一步表明他们胸怀的一致。而传记最后写高渐离视秦王如寇仇，借击筑之机扑杀秦王，与前面的叙写正相呼应。又如写荆轲入秦前，太子急于行事，便找了一个“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的秦舞阳作荆轲的副手。荆轲似乎在出发前就已看出秦舞阳不行，所以他要等他的朋友与他一起去。这与后面写到秦廷之后“秦舞阳色变振恐”，不能起到助手的作用，又是遥相呼应的。另外，传记开头写荆轲与鲁句践下棋争道，鲁句践怒而斥之，而最后写鲁句践引咎自责，也互为照应。这样写，不仅使得结构严谨，而且也有助于事件和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二、《荆轲传》的深层结构
从表层结构看，《荆轲传》围绕荆轲刺秦王这一中心事件，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深沉多谋、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而从深层结构看，《荆轲传》则暗含着荆轲始终不被人们理解的人生悲剧。
《荆轲传》在交待完荆轲的身世后，即写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卫元君不用荆轲之“术”，表明卫元君对荆轲的才学不以为然。荆轲的才学如何，传记中没有具体的描述，但从荆轲后来谋划刺秦的精细准备看，应该不差。可见，《荆轲传》从一开始就暗示荆轲处于不为人所知的境地。
荆轲在榆次与盖聂论剑，因两人看法不同，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就出去了，有人劝盖聂再把荆轲叫回来，盖聂断言荆轲不敢再逗留，已经离开了。派人到荆轲住的地方寻找，荆轲果然已经驾车离开榆次了。使者回来向盖聂报告，盖聂说：“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另外，荆轲在邯郸和鲁句践下棋，由于争执棋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不再跟鲁句践见面。后来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的事后感叹：“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很显然，盖聂“怒而目之”和鲁句践“怒而叱之”，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荆轲，而荆轲也不和他们争一时之强，是因为“志不同，道不合”，但这却被他们误认为是懦弱的表现。荆轲受人误解不可谓不深。《荆轲传》还浓墨重彩地写到燕太子丹的“不知人”。太子丹由于质秦时受到秦王的侮辱，逃归后想报复秦王，鞠武批评太子丹只想自己个人雪耻而不顾全大局；后来得罪秦王的将***樊於期逃到燕国，鞠武主张立即把他送到匈奴去，以消除秦国的借口。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太子丹真正接受。对于秦国日益严重的威胁，鞠武提出“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之策略，而太子丹认为：“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恬然，恐不能须臾。”鞠武批评太子丹的行为是“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后来太子丹被杀，燕国被灭，证明鞠武所说的不无道理。另外，鞠武是个十分谨慎之人，尽管他明确反对报复秦王，但他还是向太子丹推荐了田光，认为田光“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但太子丹对老师眼中的这个大侠，还要告诫他不要泄漏他们之间谈话的秘密：“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结果导致田光以死来表明自己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由此可见，太子丹既不了解田光，也不了解鞠武。另外，太子丹把秦舞阳配给荆轲作为刺秦的助手，实在也是“不知人”。秦舞阳虽然“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但其实是个外强中干的人。太子丹以秦舞阳为荆轲刺秦的助手，意味着对他寄予厚望，结果秦舞阳在秦王的宏大排场面前就已吓得“色变振恐”，在荆轲追杀秦王的关键时刻更是不见了踪影。太子丹“不知人”的性格特征直接影响到他对荆轲的态度。太子丹把“刺秦”的重任寄托在荆轲身上，并待荆轲为上宾，“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就此而言，太子丹可说是礼贤下士的典范，但实际上他并不了解荆轲。荆轲准备入秦前，在等待一个朋友的到来，想和他一起去，但由于这个朋友住得比较远，没有及时赶到，结果被太子丹怀疑荆轲反悔：“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这里用“复请”二字，表明燕太子丹一再催促荆轲赶紧出发，写出了太子丹心中对荆轲的疑虑甚大。可见，太子丹对荆轲并没有真正了解，他之前对荆轲的厚望、厚遇，只不过是由于田光的原因。而面对太子丹的怀疑，个性深沉的荆轲好象一下子变得意气用事起来：“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或许有人会说，荆轲之前不是很能忍的么，这时候怎么就不能再忍一忍?这也正是让人十分感叹的地方。从田光以死“明不言”，我们也就知道，荆轲这时非如此不能消除太子丹的怀疑了。荆轲作为一个刺客，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替太子丹行事，却得不到太子丹的真正理解，实在可悲可叹!
颇有意味的是，这篇传记的末尾写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之事后感叹：“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里鲁句践为过去自己太不了解荆轲而感到羞愧，荆轲刺秦王的英勇行为也让鲁句践明白了荆轲当初离他而去的原因。至此鲁句践对荆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好像他终于明白了荆轲是个怎样的人。但鲁句践把荆轲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荆轲的剑术不精，从这点看来，鲁句践还是没有真正了解荆轲。荆轲的剑术如何，可从田光那里得到印证。起初鞠武把田光推荐给太子丹，上文已说过，鞠武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认为田光可以担当起刺秦的重任。如此说来，田光的剑术应该不错。而田光去见太子丹时，说自己已年老力竭，力不能任，认为荆轲可以胜任。这样说来，荆轲又是胜过田光的。而这篇传记一开始就交待荆轲“好读书击剑”。所以，荆轲的剑术应该是很不错的。荆轲在身负重伤、知道事情最终不成之后说道：“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这么说并不是自我解嘲之词，他在出发前就曾说过：“往而不返者。竖子也!”怎样才能活着回来呢?唯一的做法只能是生劫秦王。可见，荆轲刺秦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的剑术不精。鲁句践终归还是没有真正了解荆轲。
综上所述，《荆轲传》存在“不知人”这一深层结构。那么，这一深层结构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呢?中国很早就有“士为知己者死”之说，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知己”与“士”之间真正做到相知的其实并不多。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悲剧所在。《荆轲传》的深层结构正是这一文化背景的体现。
三、《荆轲传》叙事结构的创作根源
《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司马迁并不是以冰冷的态度看待历史，而是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融入强烈的爱憎感情。具体分析，我们发现，《荆轲传》无论是表层结构还是深层结构，都蕴涵着司马迁的身世之感。
首先，与荆轲一样，司马迁也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司马迁在《与挚伯陵书》中曾说过：“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欲以立德、立功或立言的方式实现人生的不朽，这正是司马迁的人生追求。司马迁少年好学，二十岁开始外出游历，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元封元年(前110年)，其父司马谈病死，临死前嘱托司马迁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司马迁在悲痛之中作出了郑重的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此，司马迁开始肩负起修史之重任。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道：“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五百年而代有圣人出，司马迁以周公、孔子为楷模，志向不可谓不大。他在《报任安书》中也谈到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地讴歌了包括荆轲在内的各种英雄人物，因为他们“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与司马迁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一致的。
其次，与荆轲一样，司马迁虽然志向远大、才能出众，却难以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最后矢尽食绝，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和斥骂李陵。司马迁则认为李陵杀敌过万，虽然战败降敌，但其功可以抵过；李陵也并不是真心投降匈奴，而是伺机报答汉朝。起初，汉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的意见，派使者慰劳李陵部下生还者，并“遣因杼将***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汉书·李陵传》)。但是公孙敖没有等候到李陵，却从捕获的匈奴士兵之口听到李陵教练匈奴兵来对付汉朝的消息(实际上教匈奴练兵的是另一降将李绪)。于是汉武帝大怒，族灭了李陵一家。至此，司马迁之前的说法也就被人说成是“诬罔”之词，按律当诛。此时，司马迁有口难辩，“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最后只能屈辱地接受腐刑以免一死。本来司马迁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讲了事实真相，希望汉武帝公正地对待将士的成败，但他的“拳拳之忠”反而给自己招来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使他只能痛苦地感叹“明主不深晓”。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自己的这种痛苦表露无遗。任安写信叫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尽管他自己也很想为朝廷尽点力，但觉得自己没有了这种资格：“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掃除之隶，在闻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纵使自己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但“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还能再说什么呢?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呢?
最后，与荆轲一样，即使不被人理解，司马迁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宫刑乃人生之奇耻大辱，对于“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司马迁并没有一死了之，反而认为：“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也就是说，如果就这么死掉，世俗之人是不会把他看作是为节义而死的，只会觉得他智穷罪极、难逃一死。这么死掉就像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与蝼蚁没有什么两样，是毫无价值的。所以，他选择活下来，他要完成未竟的事业。虽然宫刑让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史记》的创作，实现了自己“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理想。《荆轲传》中的“太史公曰”赞美荆轲“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其实这不也正是司马迁本人的真实写照么?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荆轲传》的表层结构就源于司马迁志存高远的人生态度，其深层结构则蕴涵着司马迁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的人生缺憾。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6
【关键词】忠贞神勇 义薄云天 刚愎自用 因小失大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它以魏、蜀、吴的兴亡为线索，描绘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治***事斗争：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五大时期近百年的历史。
《三国演义》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成就最高。它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特别精彩的是对战前准备的描写：敌对双方如何确定战略战术，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刺探虚实，如何利用对方的弱点，都写得十分生动逼真。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浅作分析：
一、关羽的忠贞神勇、义薄云天
作为《三国演义》刻画的风云人物，关羽具有独特的气质和精神。是作者极力颂扬的英雄式人物，也是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从他的外表到内心，无不闪烁着与众不同的英雄气质。
具体表面在以下几个方面：
1、豪气冲天、一身正气
小说开始描写关羽一出场便显出英姿勃勃、豪气冲天之威。“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他之所以逃难到江湖之中，是因为主持正义，杀了仗势欺人的豪霸。这正是一个忠义神勇的大将的形象。小说在有关羽的情节中，只要是有可能，都要描写他的威武形貌，把他身穿绿袍、坐骑赤兔马、手持青龙偃月刀，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多次描写，并塑造出一个具有中华民族审美特点的英雄形象。
2、忠贞不二、知恩***报
关羽虽只是一名武将，但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仍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状态。关羽在下邳城外被曹***围困，曹操派张辽前来劝降，而关羽则慨然表示：“今天我虽然身处绝境，但已经视死如归！”辽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公曰：“汝且说我那三罪？”辽曰：“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关羽听了以后，觉得好象有一定的道理。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约。若丞相能从，我即当卸甲；如其不允，吾宁受三罪而死。”辽曰：“丞相宽洪大量，何所不容。愿闻三事。”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这三件事，首先说到降归大汉，其次说到保护兄长的妻子，最后说到寻找刘备，既有原则，又有策略；
3、武艺超群、威震华夏
非凡超群的武艺是构成关羽这一英雄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对关羽的武功也很是推崇，虽然不能说是天下无敌，但绝对也是数一数二的，关羽的神勇主要表现在神速迅猛和智勇兼备两方面。小说突出描写关羽的神勇，围绕着塑造关羽的形象，从多侧面多角度刻画关羽的武艺高强，善于谋略，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威武英俊的豪杰。构成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情节。
当然作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绝非只有匹夫之勇，关羽的谋略在“千里走单骑，单刀赴宴，水淹七***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战场上的神勇与战场外的英雄气概、超人的顽强意志，相得益彰，使得关羽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尽显英雄本色。
二、关羽的刚愎自用，因小失大
作为一代的英雄人物，关羽也并非完美无缺。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提高，他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作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他自高自大，刚愎自用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正因为他的骁勇善战、智勇双全、义薄云天，使之威震华夏。也因此而使他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他因小失大，给蜀汉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对内居功自傲，争强好胜，不善于与周围人处好关系。对外缺少长远战略眼光，优柔寡断，甚至粗暴无礼。丢了身家性命，害了刘备与张飞，败了蜀汉帝业。可见他虽忠勇无双，但却无深谋远略，只能是以他的忠仁勇义流传与世，而不能具有***治家、战略家之远见卓识。
先看关羽对内争强好胜、不睦人情这一点。关羽听说刘备收了马超，并知道马超武艺高强，于是就要从荆州入川来与马超比试高下，幸好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说服他才避免了他的这次行为。 同样，当刘备做了皇帝，封关、 张、赵、马、黄并列为“五虎上将”时关羽就很不服气。诸葛亮的信中和费诗的话中均肯定了关羽高于其他几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关羽的高傲心理，才使他取消自己不合理的要求这一点。
荆州的失去也可看作是蜀汉事业的转折点。暂且不说荆州之丰裕富足，先看它作为***事要塞的一面。荆州是屏障，可以抵御吴、魏的进攻，保证蜀汉人民的安宁；同时，它也是入口，只有从这里打开缺口，才可以进一步入侵蜀汉内地。失去荆州，在***事战略位置上，蜀国已陷于被动。再看，荆州之失，关羽之死，使得刘备、张飞悲痛欲绝，为了复仇，丧失了理智，忘记了“联孙抗曹”的基本路线，使得他们相继为此丧命，也造成了巨大的***事损失，蜀汉王国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走向衰败。虽然有诸葛亮力挽狂澜，便最终未能避免亡国的悲剧。可以说，关羽的刚愎自用，高傲自大，对蜀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可以说，关羽对蜀汉王国的衰败，难辞其咎，害己害人害国，其悲剧命运可叹、可悲！
总之，关羽的性格是十分复杂而鲜明突出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关羽这一文学形象。他起初是一位义薄云天的豪杰，英勇善战的英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发展，关羽由一个普通的马弓手已经成长为勇冠三***，功高卓著的“五虎上将”之首。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迅速地膨胀，变得刚愎自用。关羽性格的发展，正是他个人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也给蜀汉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损失。但是作者如此刻画描写，不但没有影响关羽这个英雄形象的壮美，反而更加真实可信，至今为人们所推崇。
参考文献
[1] 《三国演义》（一百三十回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7
回到那血流成河的秦朝，凝视着那位威武的秦王，他是否还记得，那位差点就取了他性命的刺客？
荆轲。
是的，他是一位剑客。肩负着国家的责任。
他太刚烈却又太柔情：若不是他的刚烈，他不会被选去刺杀秦王；若不是他的柔情，他又岂会应田光与太子丹的请求？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那日，芄兰公主与他告别。风轻轻的吹着，散逸着伊人的担忧。芄兰轻扬的裙角，脉脉得勾起他的无限柔情。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为了燕国亦为了你。
但他始终放心不下。直到丹将她献于秦王。那一刻，他心碎了。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启程。
离别的那天，丹来送荆轲。酒入断肠，勾起无限哀伤。易水旁，在哀婉的歌声中，荆轲高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而后，荆轲转身踏上那条路，毫不后悔。一生就在这一搏。
秦朝豪华的大殿上，荆轲缓缓展开那张地***，沉着冷静，毫不惊慌。终于，画轴中闪出匕首的寒光。然而，几经波折，匕首最终没有沾上一滴鲜血。而秦王手下，不过又多几对冤魂。芄兰，对不起，燕国，对不起……
荆轲或许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因为他是秦王，不可一世的秦王。连上偏向他。秦王不能死。若秦王死了，那么统一天下的霸策便无人接替，万里长城亦不可能如此完美，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血流成河的惨痛历史，亦是今天文明的基础。
所以，荆轲得死。少了这个剑客，足以打垮燕国的士气。
而荆轲必然是知道的。只是，身为剑客，就必须承担那些沉痛的责任，就必须遵从剑客的精神，别无它选。就算知道眼前是条不归路，却照样要义无反顾的踏上这条死亡的刺秦路，这才是剑客，才是荆轲。
为国捐躯，这就是剑客荆轲的宿命。
这一次，不仅是荆轲，为了刺秦，燕国做出了太多的牺牲。芄兰，田光……还有那位不惜为国下跪的太子——丹。可以想象，当丹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当燕国知道了失败的消息后，心里有多失望。他们不懂，为何如此精密的计划会失败。的确，荆轲什么都安排好了。但完美的计划，不代表一定会成功。
历史的道路，往往是用鲜血铸成。在那些哀婉的古乐奏起时，又会有谁记得，眼前的江山是用多少人的牺牲浇灌。
昔日残阳，嗜血般的红。似是祭奠着那位逝去的英雄。又似在祭奠所有的英雄。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8
可以说，曹孙刘三方的强弱、疆域大小，是与三方所得人才多少成正比的。三人中曹操最为狡黠，也最善用人，天下人才2/3投归了曹操。
求才：计出百端
公元208年，曹操平定荆州，举行封赏宴会，起用荆州士人。当时避乱荆州的文学家王粲被任用为丞相掾。王粲说出了曹操用人之道：“明公您平定冀州，一下车就忙着整顿***队，收录豪杰，委以重任，依靠他们雄霸天下。现在打下荆州，您又起用这里的贤才，让他们担任官职，使天下人民归心，愿意做你的臣民。文才武才都愿替您尽力，这是夏商周三代***君主才做到的事啊！”
曹操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主要的招数有五个方面。
征辟。征，是征召地方名人；辟，是择优选拔中下级官吏。征辟是两汉选拔杰出人才的正常途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格起用人才。袁涣、张范、凉茂、国渊、田畴、邴原、毛、蒋济等，皆征辟署职。曹操破格用人，发挥到了极致。公元210年，曹操下《求贤令》，向全国公开召用人才，明确提出，天下未定，急用人才，不必要求廉洁之士，即便是有盗嫂受金过失的人才，都可任用，并鼓励臣僚举荐人才。
投效。天下纷乱，有才能的人都想找一个好主子。主动投靠曹操的人有很多天下奇才。曹操倚重的五大谋士荀、荀攸、郭嘉、程昱、贾诩等人的投效，最有典型意义。荀、郭嘉两大奇才都是从袁绍鼎盛的营垒投到当时名微众寡的曹操营垒。郭嘉初见曹操，就倾心悦服，逢人就说：“真吾主也。”由此可见曹操的魅力。
推荐。荀为曹操推荐了一大批人才，荀攸、郭嘉、钟由、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郎、荀悦、杜畿、杜袭、辛毗、赵俨等，或为卿相，或为地方大吏，有数十人。
纳降。曹操征服一个集团，都大量录用对方的人才。陈琳，袁绍记室；张，袁绍大将；辛毗、王、管统，袁谭部属，这些人失败后投降曹操，曹操量其才用，一视同仁，委以重任，得到丰厚回报。张辽，吕布部将；徐晃，杨奉部将；庞德，马超部将，他们投降曹操后，效尽死力，成为名将。
强征。曹操初辟司马懿，司马懿不就征，使者往返多次。曹操对使者说：“司马懿三请不来，就把他抓起来。”司马懿害怕了，接受曹操的委任。曹操征阮，阮逃入山中，曹操派人放火烧山，终于得到了阮。
上述五种手法，以征辟、投效、推荐三者为主要形式。曹操聚集人才，用为掾属，在身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粗略统计，在《三国志》及裴注中留下记载的就有90余人。
用才：恩威并施
人才难聚，而聚了人才如何用人更为艰难。因为庸主驾驭不了人才，而忌才之主容不下人才。曹操是怎样驾驭人才的呢？突出的特点也有五个方面。
人尽其才，不求全责备。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凡人才，首要的是有用武之地，要给他安排合适的岗位。凡人才，都有个性，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曹操懂得人才的心理，他能知人善任，不求全责备，明确地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一原则就是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并能兼容并包。陈群持正，郭嘉不治行检，曹操对两人都喜欢。
诱以官禄，赏罚分明。公元207年，曹操平定河北，大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同时又下分租令与诸将掾属及死事之孤。公元208年，曹操下荆州，封侯15人。曹操部属，功勋卓著的，不断增加封邑。曹操认为，只赏不罚，不是完善的国法。公元203年，下《败***令》，明确规定诸将出征，打了败仗要治罪。史称曹操赏罚严明：该得重赏的，不吝惜千金；无功想要恩惠，丝毫没有。
笼以权术，辟为掾属。曹操录用人才，不直接委官任职，先要做曹操的部属。曹操的智囊团90多人，出宰州郡，入为公卿，但身份都是曹操的掾属。既为掾属，则有主仆之分，他们不知有国家，但知有曹操。掾属无定员，可以无限扩大。曹操的掾属有四个系统。第一，丞相开府治事，有长史、司直、主薄、东西曹掾等各种行***掾属。第二，曹操征伐四方，建立了庞大的***事曹掾，名称很多，有***师、***师祭酒、***谋祭酒、***祭酒、***谋略、参***事等。第三，文学掾、记室，相当于秘书处。第四，曹丕为五官中郎将，魏国既建为太子，所以有五官中郎将掾属、太子掾属。此外，曹操领冀州牧，又有州牧系统掾属。曹操后期把许多掾属转给太子。例如司马懿，曹操辟为丞相文学掾，转主簿，又令与太子游处为舍人，以便“渐臣使之”。
容人之过，度释前嫌。曹操具有雄略之主的气质，能容人之过，有忍人之量。魏种在吕布偷袭州时，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后来曹操活捉了魏种，曹操惜其才而仍然信用，委任为河内太守。陈琳为袁绍草檄文，辱骂曹操，辱及三代，陈琳被俘谢罪，曹操宥而不问。张绣在与曹操敌对战争中不仅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而且还伤了曹操。后来张绣投降，曹操不计前嫌。曹操与张绣，还结为儿女亲家，曹操娶张绣之女为儿媳。张绣立功封侯。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缴获了许多部属、公卿以及地方大吏通敌的信件，曹操当众烧毁。曹操说：“袁绍强盛时，连我都有些害怕，何况众人呢！”显得十分豁达自信。曹操待人接物，平等谈话，没有架子，有一种亲民的情结。也许曹操是作秀，确也给人好印象。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9
【摘 要】宋交熙宁之战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发生在中国宋朝（北宋）和越南（交趾）李朝之间的一场战争。时任广西兵马都监的张守节出师不利，战死沙场，但传世文献众口一词，说其畏敌怯战，1984年张守节墓志在西安出土，其志文所披露的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对探讨熙宁之战前的北宋广西防御体系很有帮助。
宋交熙宁之战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发生在中国宋朝（北宋）和越南（交趾）李朝之间的一场战争。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交趾八万大***入侵北宋，十一月二十日攻占钦州，二十三日攻占廉州，时任广西兵马都监的张守节驰援邕州战死。关于张守节，史书并无其专传，但无论时人后人、***民间，言及其人，均指其在熙宁之战中畏敌怯战，指责之意甚明。1984年，陕西西安雁塔区发现张守节墓志，但是学界几无问津，墓志所载张守节其人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与传世文献根本不同。笔者拟从考察张守节墓志入手，在指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不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其所记载的细节，以期深入认识这场宋交战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张守节墓志所记熙宁之战
兹将张守节墓志有关文字节选如下：
熙宁八年冬，交趾叛，陷钦廉，攻邕州，广西搔动。经略刘彝与公议所以御贼计，公自求领兵援邕。时桂兵不多，又已先遣，所余皆荆湖孱弱之卒，得二千人不习战阵与驱市人何异！公遂益张旗帜，严金鼓，倍道兼行，扼昆仑关以***进取。会本路监司不知兵者，妄处***前事，谓公观望，檄公速救邕。公叹曰：食君之禄，岂特惜死哉！第须侦贼之虚实，权宜以应之，则举无不利。今以势见逼，不可不行，然必不能破贼也。遂拔营度山。驻金城交人知公远来，营垒未辨，恙众迎战，其多数倍。公申严号令，激发士卒贾勇当先。会日暮，贼兵益增。公顾伤夷者半，谓左右曰：众寡下敌，今与诸君戮力，尽命以报。朝廷是侮，全***覆殁，而邕州随陷，时年四十八岁。朝廷念之，赠成州团练使，仍录诸子。监司先不喜公，又控公不疾救邕，状章累上，其言甚广，朝廷信之，恩礼一切皆罢。众知其冤而终不能辩[1]。
张守节战死后，北宋朝廷的反应是：“庚辰，枢密院言：‘庄宅副使张守节昨以死事，朝廷厚加恩典，今逐处体量，守节***行挈***妇与俱，临敌怯懦，不能使人，其下兵级又多降贼，教令作炮攻邕州，以至失守。已追还赠官，其子五人恩，乞止与二人。’诏子二人与奉职。”[2]监司的言论不仅左右了朝廷，的确也传播甚广，而且影响深远。时人马默任广西转运使，“会安化等蛮岁饥内寇，默上平蛮方略，以为‘胜负不在兵而在将。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苏缄老谬，归仁铺覆***，陈曙先走，昆仑关丧师，张守节不战，侬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欧希范之诛灭，乃杜耜之方略，此足验矣’”[3]。南宋人沿袭了北宋人的说法，凡是提及张守节皆众口一词。南宋人郎晔在给苏轼书状作注时言：“知邕州苏缄伺知之，以书抵彝，反移丈劾缄沮议。未几，交人果大举攻，陷钦庆二州、皮忠之永平等四寨，力战拒守。日遣使请救于彝，彝逼张守节以兵三千赴援，守节逗留不进，回保昆仑关，猝遇贼，一***俱覆，邕守四十二日城陷，缄死之。”[4]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更为翔实：“辛酉，广南西路都监张守节为交贼所败于昆仑关。先是，苏缄遣使诣桂州请救，刘彝遣守节往援，守节闻贼十倍，逗留不即行，复迂取贵州路，驻兵康和驿以观胜负。缄又遣使持蜡书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球得书惊且泣，以便宜督守节进兵。守节惶遽不知所为，移屯火夹岭，回保昆仑关，猝遇贼，不及阵，一***皆覆，守节死之。”[5]彭百川记载过程中更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时遣使请救于彝，彝遣都监张守节领三千兵以赴援。守节闻贼众十倍逗遛不即行，复迂途贵州驻兵康和驿，阴观胜负。缄又遣蜡丸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球得书惊泣，以便宜督，守节惶怖移***大夹岭，回保昆仑关，猝遇贼，不及阵，一***俱覆。”[6]一个“阴”字，消极之意溢于言表，足以把张守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元人修宋史依据宋的国史，自然也不会脱离宋人窠臼：“缄初求救于刘彝，彝遣将张守节救之，逗遛不进”，“缄又以蜡书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球得书惊泣，督守节”，“守节皇恐，遽移屯大夹岭，回保昆仑关，猝遇贼，不及阵，举***皆覆”[7]。
张守节墓志出土以后，改变了众口一词的局面，使我们可以从细微处了解熙宁之战。是传世文献接近事实，还是墓志铭为亲者讳曲笔回护，笔者不想为此纠缠，但是墓志铭透露的信息，对我们认识宋交熙宁之战是有帮助的。
墓志指出：熙宁之战爆发时，“桂兵不多，又已先遣，所余皆荆湖孱弱之卒，得二千人不习战阵与驱市人何异！”这是为张守节开脱之词，还是真实情况，需要认真辨析，因为无论古今，都有人认为，熙宁之战与宋神宗、王安石欲***交趾有关。“王安石秉***，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用章为查访使，以取湖北、夔峡之蛮。于是献言者谓交趾可取，始议取交趾。”[8]黄纯艳等认为，这次战争是宋朝主动策划的意欲统一交趾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引发，既来自王安石和宋神宗统一交趾的计划，也受到宋初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它以宋朝的失败而结束，原因在于宋朝的战术失误，将帅不合及粮草不济等，也暴露了宋朝***事制度的痼疾 [9]。墓志如果反映真实，人们将熙宁之战的责任归咎于王安石有所不妥，因为战争爆发初期，北宋没有准备，在广南西路没有驻扎大量***队，显然熙宁时期并没有进攻交趾的打算。
二、熙宁之战前广南西路的兵力情况
张守节墓志言其所带兵力2000人，前引郎晔、彭百川所载为3000人，差别不大，都是敌我力量悬殊。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广西兵力不足。其它史料也可证实，苏缄守邕州，城破殉国，也是因为兵力不足：“缄闻其至，阅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与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队，使分地自守。” [10]邕州兵力显然与其战略地位不相称。非常有趣的是，王安石变法实行将兵法，最初并没有在广西实行，而是在熙宁之战后：“元丰四年（1081），又诏团结东南路诸***亦如京畿之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11]这也不难看出，王安石征交趾并没有提上日程。事实上，广西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防御体系也是在熙宁之战后，南宋人周去非指出：“自唐分天下为十道，二广不分东西。天宝中始置邕州经略使，懿宗始升邕管为西道节度使。本朝皇中侬智高平，诏狄青分广、邕、宜、融为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马都监，而置经略安抚使于桂州以统之。今邕守兼本路安抚都监，州为建武***节度。有左、右两江。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国；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诏、诸蛮。两江之间，管羁縻州峒六十余，用为内地藩，而内宿全将五千人以镇之。凡安南国及六诏、诸蛮有疆场之事，必由邕以达；而经略安抚之咨询边事，亦惟邕是赖。朝廷南方马***，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12] 广西当时兵力不足的体现，从张守节墓志还可看出，不只是兵数少，而且兵力来源自荆湖，从北宋历史看，张守节墓志所言可信。景德三年（1006）黎桓死， 交趾再陷内乱，凌策和邵晔等认为这是平定交趾的最好时机，“只需发本道屯兵， 益以荆湖劲卒三二千人，水陆齐进，立可平定”[13] 。嘉四年（1059），交趾寇边，宋朝将其回程使节截留在广州，令其交还所掠人畜，“苟不听命，即发兵深讨”。萧注认为“乘此时不取，他日为患不细”，力主出兵攻取 [14]。嘉五年 （1060）， 余靖“悉发荆湖兵”至邕州，并“遣谍诱占城同广南两路兵甲趋交趾” [15]。从上述历史事件不难看出，北宋与交趾发生战端，广西兵力自身无法应付，需要就近从荆湖地区调兵。
从熙宁之战的发展进程也可看出，当交趾入侵时，广南西路的防御体系一触即溃，兵力严重不足，为有效反击敌人，从其他各地调兵，“发河北第三十五将赴桂州，第十九将驻潭州”[16]，“陕西、河东见选募赴安南马***”[17]，“在京留住***马、南京后***、京西就食马***”[18]。以上只是宋的主力***禁***。除此之外，还有地方***队：“又诏广南西路经略司，遣使臣分诸州***，选配***少壮有胆勇堪披带者赴桂州，每约五百人团成一指挥教阅，以新澄海为名，不及，即据数收管，日支口食，候及半年教成，即依教阅澄海给请受，委经略使觉察，如作过凶恶，即于法外重断。”[19]“诏广东、福建、江西募兵，令更简黥
壮勇者别为一***，合所募共万人，以备招讨司济师。”[20]
通过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熙宁之战前广西兵力不足，张守节墓志所言无误，这些信息的透露，对我们认识熙宁之战前后广西防御体系的建立过程是大有裨益的。
三、广南西路防御体系依靠的主要力量
北宋广西地处边境，交趾经常扰边，按道理应布置重兵，可是张守节带领迎敌的却是荆湖的孱弱之卒，看不到北宋中央***——禁***的身影。实际上，北宋在广西依靠的是少数民族组成的峒丁。何为峒丁，其与宋***府是何关系，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有所提及：“羁縻州之民，谓之峒丁，强武可用。溪峒之酋，以为兵卫，谓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唯钦州七峒峒丁，为官戍边。盖七峒权力弱于邕管，故听命也。旧制，钦峒置巡防使臣一名，以官***百人戍如昔峒，以备交趾。因官***虐之，峒酋乞不用官***，愿自以峒丁更戍，以故钦州独有峒丁之戍。”[21]“邕州左、右江提举峒丁，与夫经略司买马干官兼提举，皆此职也。熙宁中，系籍峒丁四万余人，今其籍不可考矣。官名提举，实不得管一丁。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钦州峒丁，虽不如邕管之已甚，所以奉其酋者，亦类此。尝闻道家有言，人罪重者，谪为边民，罔有艺极。峒丁日各以职，供水陆之产，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一有微过，遣所亲***斩之上流，而自于下流阅其尸也。日昏，酋醉酣，杖剑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类以此为服人之威，何其酷也！”[22]
实际上周去非所言是南宋广西防御体系已经建立并完善起来后的情况，北宋熙宁时期，广西的防御体系处在建立过程中，在熙宁之战前及反击过程中，峒丁是需要动员的主要力量，遭人诟病的沈起、刘彝就是因为训练峒丁。沈起“以邕州五十一溪峒峒丁排成保甲，遣管教阅”[23]，刘彝“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使岁时肄习”[24]。沈起、刘彝训练的峒丁在反击交趾入侵时并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但是北宋***策并没有改变，在反击过程中宋神宗仍念念不忘峒丁。熙宁九年，赵征交趾，入辞，帝谕以“用峒丁之法，当先诱以实利，然后可以使人。甘言虚辞，岂能责其效命？比延集教蕃兵，赖卿有以制之，使轻罪可决，重罪可诛。违西夏则其祸远，违帅臣则其祸速，合于兵法‘畏我不畏敌’之义，故能责其效命。王师之南，卿宜选募劲兵数千，择枭将领之，以胁诸峒。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有赏，其不从者按族诛之。兵威既振，先胁右江，右江既附，复胁左江，两江附则诸蛮无不附者。然后以攻交人刘纪巢穴，甚非难也。郭逵性吝啬，卿宜谕以朝廷兵费无所惜。逵复事崖岸，不通下情，将佐莫敢言者，卿至彼，以朕语诏之”[25]。
从这段诏令里不难看出，这一阶段包括沈起、刘彝在内都没能有效组织起峒丁，还是处于“先诱以实利”阶段。其原因，北宋仁宗时期平定侬智高叛乱后，“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26]。南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卷一《羁縻》说：“荆、广、川峡，溪峒诸蛮及部落藩夷，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为羁縻州。”[27]北宋对溪峒尚未形成有效的统治。
北宋以冗兵著称，为什么在广南西路却依靠峒丁呢？以熙宁之战为例，“凡兵之在行者十万，夫二十余万，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28]。士兵水土不服，宋朝不得已结束对交趾的战争。更有甚者，熙宁之战后，北宋将原属羁縻州改为正州，取名顺州，命邕州知州陶弼任知州。但由于广源州本为“瘴疠之地”，守兵不服水土，病者众，死者多，思乡者多自离而去。面对此种情况， “广南西路经略司言交趾归所掠二百二十一人，诏纳之，废顺州，以其地畀交趾。初，李乾德遣使入贡，且以广源等州为请，知桂州赵请留弗与，岁戍以三千人，十损五六，不可守。上曰：‘乾德犯顺，故兴师讨罪，逵等不能讨灭，垂成而还。今顺州荒远瘴疠之地，朝廷得之未为利，岂可自驱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获，朕尚闵之，况使十损五六邪？’转运副使苗时中亦言，顺州所筑堡寨，深在贼境，馈运阻绝，戍卒死者十常八九，不如弃之。然广源州旧隶邕管羁縻，本非交趾有也。”[29]因此，在宋神宗元丰四年（ 1081），依枢密院孙国之意， 放弃广源州，把本来宋朝的土地给了交趾。实际
上早在宋初，宋朝和黎朝交战之时，就有田锡等人上书宋太宗，指出自然条件不利于征交趾：“况大国，视交州谓之瘴海，去者不习风土，愿陛下且罢斯役， 暂息南征。交州未平， 不足损陛下之功业；交州既得， 不足光陛下之威声。”[30] 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导致北宋在熙宁之战前不能有效地建立广西防御体系，也恰由于此，广西防御体系的建立，峒丁成为主要的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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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兴华：《西安发现北宋张守节墓志》，《文博》1986年2期。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庚辰”，中华书局，2004年，第6786页。
[3]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0948页。
[4]苏轼著，郎晔选注，庞石帚校订：《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697页。
[5]同[2]，卷272“熙宁九年正月辛酉”，第6656页。
[6]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同[3]，第13157页。
[8]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第473页。
[9]黄纯艳，王小宁：《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6期。
[10]同[3]，第13157页。
[11]同[3]，第4628页。
[12]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 第47页。
[13]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同[2]，卷189“嘉四年二月甲戌”“嘉四年九月戊申”，第4550、4593页。
[15]《余襄公靖神道碑》，载杜大：《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23，北京***书馆出版社，2004年。
[16]同[2]，卷271“熙宁八年十二月庚戌”，第6648页。
[17]同[2]，卷273“熙宁九年二月己亥”，第6682页。
[18]同[2]，卷276“熙宁九年六月壬子”注文，第6764页。
[19]同[2]，卷271“熙宁九年二月己酉”，第6647页。
[20]同[2]，卷273“熙宁九年二月癸巳”，第6680页。
[21]同[12]，第133页。
[22]同[12]，第136页。
[23]同[2]，卷244“熙宁六年夏四月壬辰”第5939页。
[24]同[3]，第10728页。
[25]同[3]，第4747页。
[26]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135页。
[27]赵升：《朝野类要》，中华书局，2007年，第35页。
[28]同[2]，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第6844页。
负荆请罪的主人公篇10
刘备三顾茅庐，最终请得卧龙出山。诸葛亮自诩有匡国济世之才，不料出山第一计，却是解决刘琦与刘琮的夺嫡家事。
刘琦作为嫡长子，拥有刘表荆州牧大位的继承权，且是第一合法继承人，但他亲生母亲死的早，后母蔡氏又为他添了个“堵心”的弟弟。最要命的是，蔡氏是荆州地方第一大族，树大根深，上能影响刘表的“天心”，中能左右荆州官***的“众望”，下还能引导荆州百姓的“民意”。刘表逐渐走向弥留之际，而刘琮的亲舅舅蔡瑁手握重兵。势单力薄的刘琦越来越觉得自己非但难以继承父亲的大位，反而很有可能在“你死我活”的***治较量中败下阵来，脑袋搬家。
刘琦虽没啥能力且稍显懦弱，但并不愚蠢，看到形势岌岌可危，开始想方设法谋划“保命”大计。正好赶上诸葛亮出山，刘琦看到诸葛亮，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不放，设计了“上楼抽梯”的大戏，请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设法救自己。
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中”阁楼，诸葛亮祭出他的出山第一计，以“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历史典故点拨刘琦，教他向父亲请命驻守荆州重镇江夏，远离权力斗争核心，以求自保。刘琦依计行事，果真屯兵江夏，保住了性命。
这个故事片段到这里就讲完了。在书中的描写里，这件事是反映诸葛亮“足智多谋”的一个小小例证，刘琦手中的江夏驻***也成了刘备后来成就大业的本钱，可谓“草蛇灰线”决胜未来。我们在叹服卧龙先生智谋的同时，不禁要问，诸葛亮给他的大兄弟（诸葛亮的岳父和刘表是“担儿挑”）出的主意，果真是设身处地为刘琦考虑的好计谋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请听分解：
1、“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是怎么回事？
这就要说说晋文公与公子申生的故事。
春秋晋国，献公因为宠幸夫人骊姬和小儿子奚齐，加上听信谗言、老来昏聩，与嫡长子申生与两个年长的儿子重耳、夷吾产生巨大的嫌隙，为了给小儿子扫平道路，甚至渐起杀心。
骊姬在申生供奉于献公的胙肉中下毒，献公认定申生有弑父之心，招三个公子问罪，申生有口难辩，自缢。重耳、夷吾听闻申生惨遭奸人迫害，又听说骊姬将要陷害他们，便不辞而别，悄悄返回封地，最终得以保全性命。
申生明知被陷害，却仍留在国内，选择愚孝，最终被害。重耳在受到迫害时，远去他国避难，最终成就一翻伟业，成为五霸之一。对于危机四伏的刘琦来说，惊人的情景相似地摆在面前，这个典故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他听从诸葛亮的建议，离开荆州消极避祸。但是，我们不禁要问：
2、类似的情况下，在外一定“安”吗？
让我们来看看汉惠帝与赵王如意的故事。
答案是否定的。
王朝的继承与被继承问题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刘邦晚年开始宠爱戚夫人和小儿子赵王刘如意，渐渐有了废立太子刘盈（后来的惠帝）的心思，但是碍于帝国的基业和惠帝母亲吕后的威势，并没有施行。为了保全这个最喜爱的儿子，他加封刘如意为赵王，并遣他“之国”（到自己的封地），就是要让刘如意远离权力斗争核心，保全性命，做个安乐诸侯。
未曾想，他尸骨未寒，赵王如意就被吕后从封地召到皇宫毒死，戚夫人也被吕后做成了“人彘”。赵王如意避祸于外，可终究没能保全性命，母子相继惨死。
看来，在外也不一定“安”。疑问接着来了：
3、在内一定会“亡”吗？
来看唐太宗与太子李建成的故事。
唐太祖李渊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宠爱的年轻妃嫔，也没有特别聪明可爱的小儿子，甚至还未进入老年糊涂阶段，尚属春秋鼎盛。但帝国的接班人问题还是过早地摆在他面前，无情地困扰着他。
自从起兵反隋以来，在攻取大隋重镇长安之后，李渊给儿子们的分工基本就遵循大儿子（太子）建成留守老巢，二子秦王李世民和四子齐王李元吉在外征战的专业分工（三子李玄霸未成年就去世了，没隋唐演义写的那么生猛，其他儿子都非常小或没有出生，当时都没啥影响力）。
继承权的争夺在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展开，要说当时市面上传“李世民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应该一点也不过分。李世民可谓***事天才，战功显赫，一大半江山是他打下来的，手下虎将如云，谋求皇帝大位的实力非常雄厚。但在继承序列上明显处于劣势，虽也是嫡子，但并非长子，而且太子建成也是***事才能、***治才能非凡，属合格的“守成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太祖李渊在封建“大宗与小宗”分立的制度面前，考虑到帝国的稳定，最终把大位传给太子建成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手握重兵、***功显赫、人心所向的秦王李世民很有可能被“定点清除”。
按照在外而“安”的思路，李世民应该自请脱离中央，到封地去避祸才对。但李世民没有这么做，而是在国都不断招兵买马、收买人心，最终铤而走险，搞了“玄武门之变”，干掉太子和齐王，逼老爹退位，自己当上了皇帝。看来，在内也不一定要“亡”，抓住机会反而可能“王”。
那么，是不是说，在外就没有机会先保住性命，再***谋大位并取得成功呢？
4、在外就一定颠沛流离，任人宰割？
看明成祖和建文帝。
答案也是否定的。
明朝***太祖朱元璋很早就在安排接班人问题。为了给皇太孙扫平道路，杀功臣根本不眨眼。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几乎杀尽一同打江山的老伙计。再把有实力的儿子们都分封到边疆去，为太孙朱允炆的顺利即位创造了祥和的环境。
可是，万万没想到，拱卫皇权的燕王朱棣仅在他过世四年之后就攻入南京，改朝称帝，让太孙建文帝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看来，在外提兵，把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是有可能既保住性命又夺取大位的。
有了以上四方面史实的讨论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对于高继承顺位的王子皇孙们来说，对于“保命”这件最基本要求，有没有夺嫡之心、谋反之意不重要，有没有强大的实力威胁皇权王权也不重要，在内还是在外就更不重要了。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几乎分辨不出谁有谋朝篡位的野心，因为在真正起兵或前，这种野心通常不会表现出来（李世民的情况非常特别）。最高统治者只能分辨谁有谋反的能力和资源，那么谁在继承顺位上更接近自己，谁的威胁就大。
那么，继承大位后或继承大位前，这些具有威胁的兄弟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所以找借口清除这些炸弹就变得非常明智，而并不管你是不是实力雄厚、野心勃勃。
有了这些讨论之后，我们再来看诸葛亮出山第一计有没有彻底解决刘琦想保全性命的要求。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避祸于外的做法只能保一时的平安，并不能保一世的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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