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大外交篇1
过去60年是中国阔步前进的60年,也是中国外交大发展的60年。在过去60年里,我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外交一线,亲历了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回顾中国外交的60年,我想是否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形势大变化,***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
一、形势大变化
过去60年国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以为最需要重视的变化是时代变了。
20世纪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是在战争中,或者是在战争阴影下度过的。列宁1916年曾经做出一个重要的论断,指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的时代。列宁这个论断为两次世界大战、十月***、中国***和二次大战后在亚非拉许多国家所爆发的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所证明是正确的,这个论断对中国***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也不例外。中国看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会见外宾时曾多次指出: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南北问题),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我***十三大根据***同志的论断首次提出:我们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后,历次***代会均沿用了这个提法。***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我***毅然决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大转折,不可能有中国后来30年的大发展。三中全会的公报没有对时代问题做出论述,然而,***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却包含一个重大判断,即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否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沿海地区,可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沿海地区是前线,不发展,等打完仗后再建设。
我们再想一想,中国的大发展主要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南方谈话之前,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十分有限,充其量不过100多亿美元,而今天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1992年中国GDP为26638.1亿元人民币,2007年增至24.66万亿元人民币,南方谈话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同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请注意南方谈话时国际形势: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已解体。按照战争与***时代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应当关上大门,固守阵地。可是***却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且开得更大了。南方谈话17年以来,中国大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的决策是何等英明!这个决策的根据是什么?那就是世界大变化,时代变了。
二、***策大调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思想路线,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形势变了,***策必须跟着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与时俱进。
回顾中国60年的外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策有了很大的调整,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目标变了,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施行封锁和禁运,无所不用其极,妄***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们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在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一道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后在1953年7月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此后,中国周边地区并不安宁。1961年爆发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十几年。越战期间,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也有不少中国人在与美国人的较量中血洒战场,长眠在越南。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斗争,不斗不行,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共和国的存亡。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最后走向破裂。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受到威胁。
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外交的目标是求生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外交的目标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二)主导思想变了,从“立异”转向“求同”。
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救亡***存。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人踩在脚底下,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我们不接受欺侮,反抗他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我们起来***,这就是“立异”,因为不“立异”就只能驯驯服服地当亡国奴。所以,我们奋斗了100多年,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为生存而斗争,当然也是要“立异”,要不然我们就很难存在下去。然而,时代变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变了,那主导思想必须跟着变,必须“求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后面是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求同”不是一厢情愿,而是看到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多的这一现实。
***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庆祝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说得好:“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三)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向合作。
在改革开放前29年,斗争成了外交工作的主导面。同美国斗,同苏联斗,斗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我们为斗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求发展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时,那就要合作。中国要发展,如何才能发展起来?那必须得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包括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回顾过去60年中国外交的重大案例,可以看出,我们都是通过合作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我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关系是可以持续的。
当然,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为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相反,必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以中美关系为例,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后,中美之间斗争还是很多的。但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破裂,而是为了更顺畅地发展共同利益,更好地开展合作。
三、外交大发展
回顾中国外交过去60年的历程,是令人振奋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亲历了外交大发展的人,感受更为深切。中国外交60年大发展,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可持续的。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在中国外交四个大板块中均有充分的表现。这四大板块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推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大国关系
过去的60年里,我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都有巨大的改善和发展。
中美关系: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建交,到今年1月是30周年。中美关系大发展是建交前那些对中美关系持最乐观态度的人也没有料到的。1979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021亿美元;1979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不足1000人,而2007年猛增为67723人;1979年中国基本上没有赴美游客,2007年猛增近3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来,美国***府先后经历了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五任总统。他们中既有,也有共和***。尽管在五任总统就任初期,中美关系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不稳定时期,但过了之后,中美关系又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两国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正如***多次指出的,中美之间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的大发展就是在美国国内两***的共识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共识基础上实现的。
中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是结盟10年,对抗30年,睦邻友好19年。中俄双方都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双方都认识到结盟不可取,对抗也不可取,可取的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89年中俄关系正常化后,中俄经济贸易关系有较大发展,199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42亿美元,2007年高达481.65亿美元。可以说现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中日关系:中日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总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去年是***访日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1978年中日贸易额66亿美元,2007年高达2360亿美元。
当然中日关系也经历过曲折,从2001年到2006年,中日之间的***治僵冷持续了五年。由于双方共同努力,僵冷的局面已经结束。中日关系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处在新的起点上。中日双方都对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充满了信心。
中欧关系:过去60年中欧关系的发展是巨大的。1978年中欧贸易总额46.89亿美元,2007年达到3561.5亿美元,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尽管双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分歧不少,经常出现一些争论。但中欧在***治领域的合作也在发展,双方在一些敏感问题如人权领域的对话增多,了解加深。双方在贸易领域的摩擦增多,根本原因是双方的贸易额在迅速增长,而欧盟内部保护主义的倾向抬头。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中印关系:尽管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双方在国际***治领域合作持续发展,经贸合作快速增长。197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250万美元,2007年高达390亿美元。中印是两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很多,双方都认识到中印两国有一切理由使得双方在各个领域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二)周边关系
过去60年我们与周边邻国的合作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我国与邻国的关系从睦邻走向了伙伴,而且伙伴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巩固。就拿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例,197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为8.59亿,2007年猛增到2025.5亿美元。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有巨额的逆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三)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突飞猛进
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又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历来都是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的。然而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很有限,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这就为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拿我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例,1978年中国与整个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仅为7.65亿美元,然而2007年猛增到735.7亿美元。1978年我国与拉丁美洲贸易额为7.3亿美元,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
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快速增长,双方都认识到,经贸领域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四)多边外交
60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我们对多边外交重视程度上升。随着世界的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现存的国际体系需要改革。如何进行改革?显然改革不能由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改革要大家参与,必须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因此,我们对多边外交的参与从局部走向了全面。就拿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在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不认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我们已派出了1万人,参加16项维和行动,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
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多边外交中的作用也在上升。过去国际上有不少问题人们根本不征求中国人的意见,我们也不愿意发表意见,觉得与我们关系不大。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中国与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世界要求中国在多边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乐于在这个过程中尽到自己的责任。朝核六方会谈就是由中国倡议得以进行的,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
总之,过去这60年中国外交的大发展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已经从“小外交”走上了“大外交”,从***治外交扩展到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事外交,中国的人民外交和公共外交也越来越活跃。中国外交的舞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中国外交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中国外交真的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大外交篇2
摘要：基辛格曾任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国务卿，并著有诸多经典外交著作，如《大外交》《核武器与对外***策》《重建的世界》等。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在其执***期间――美苏冷战时期有所体现，并且其外交思想中所提出的均势建议，对美国现在的外交***策也有指导。本文着重分析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大外交》中所蕴含的基辛格主要的外交理论。本研究可以帮助作者理解美国的外交行为，并对当今的国际局势予以分析以及为预测美国今后的外交行为做借鉴。所以，此研究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
关键词：基辛格；均势；国家利益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于德国菲尔特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为逃避二战时期希特勒的迫害举家迁往纽约。于1954年完成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进入***坛。他的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捏、卡苏里及和平问题》被称为哈佛最长的论文。后成为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并与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了充分的准备，促进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从基辛格所出版的一系列书中，显现出了诸多个人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效用：基辛格的外交理念、基辛格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基辛格外交思想对现代外交的意义。
一、基辛格的外交理念
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基辛格的诸多著作中都有“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痕迹。他同意现实主义中对于人性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人类的天性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人的利益而无法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这使得人类通向完美的努力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然而，“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形容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可以造福于全人类”。①
对国家利益的推崇，最初始于17世纪的法国枢机主教黎赛留，在三十年战争中，通过秘密资助哈布斯堡王朝的对立者，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处于法国的势力包围内，法国的王权大大加强，疆域也有所扩大，并逐渐上升为欧洲的***事强国。黎赛留的观念，被基辛格在《大外交》中予以肯定：黎赛留身后二百年间，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迄今也仍是国际***治上的要角。如此的成就各国少有出其右者。但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治家。②
国际关系中的各个国家，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自然避免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较量，当意见达不成一致时，就很有可能爆发战争。战争将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国家决策者将会思考以别的方式来避免国家利益的损失。在基辛格看来，弱国之间会因“共同利益”而订立联盟，以此来对抗强国的势力。结果是强国没有能力打败弱国的同盟，而弱国同盟也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不会发动对强国的战争，力量的均衡将使得国际环境保持稳定。
基辛格所提倡的共同利益和理想主义所提出的共同价值有所不同。威尔逊所提出的共同价值，是为了最终建立起一个国际联合体，将共同价值作为该国际联合体的行为准则，道德基础，实质上是为了借此来达成对国际社会的统治。而基辛格的共同利益中，则包含着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和对其他国家实力的考虑，并且最终建立的也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均衡稳定的两极对抗。基辛格指出，均势体系虽然不能避免危机甚于战争，但如能做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③
二、基辛格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
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主战场的双方都损失惨重，使得自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的欧洲中心解体。美国和苏联，由于在战争中的获益，逐渐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不同，在众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调。美苏两个国家都对对方的行为做出过分的举动，并且时常错误的理解对方的意***，最终导致了两者关系的恶化，冷战全面爆发。
基辛格认为，在两极对立的世界中，美苏的冲突很难使得整个国际环境稳定。一方的得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失，因此竞争的双方注定要拼命为自己谋取福利，且必然造成对立一方的损失。④正如李普曼所预言的，国际危机日益转移到全球的周边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道德议题混淆不清，对美国安全是否构成直接威胁又难以证明。美国发现自己被牵扯到盟国位于保护的地区战争中。⑤
基辛格认为，***治人物在国际***治中的重要作用，就是认识国际局势，准确的分析利弊，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所在国家与其他国家建立有利的联系。这对于外交活动有借鉴意义，外交家们在进行外交活动的过程中，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本国的国家形象，所以需要细心谨慎。
三、基辛格外交思想对现代外交的意义
尽管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世界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阶段，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仍对当今的外交行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辛格在《大外交》的结尾总结到：在新世界秩序中，美国的角色将是提供信念，让美国在不完美的世界能通过抉择的迷雾，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必须与慎重思考评估当前事实相结合，以便产生有益的美国利益的定义。⑥
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事务格局已经有所改变，之前依附于美国的众多国家，开始着眼于自己国的国家利益***发展，为本国的安全而建构自身防御工事。原先以美国为首的局势开始向多极均势过渡。美国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调整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关系。才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继续发展。这就需要美国放弃“孤立原则”，积极加入到国际事务中，通过与多国形成多重均势来建立追求不同利益的联盟。
基辛格认为，美国和欧洲有同样的价值观念，对于人权的强调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利益层面，美国和欧洲有相似的国家利益，所以应该共同打造世界多元化均势的格局。美国可以在这种格局中依旧以其经济、文化的优势居于主要位置，而欧洲也可以从这种格局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多元化均势对于双方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而另一个外交的重点，基辛格认为应在于亚洲。这在现在美国的外交***策中也有诸多体现。亚洲国家凭借自身的优势，近些年来发展迅速，逐渐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提升。美国若想维持一种美国主导的均势，就要积极调整和亚洲的关系。亚洲没有集体安全的体制，成员国彼此之间又有差异，相互竞争，所以，所谓的***事共同体在亚洲的意义有限。
无论如何，美国要想依旧屹立在世界的前端，基辛格认为，就要运用《大外交》中所提到的“俾斯麦模式”，与多重国家建立多重联盟。通过对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策，构建一张庞大的外交网络。这对于当今的美国外交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形成，也有借鉴意义。多重均势下的世界，也算是美国对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尝试。（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金灿荣，《与基辛格》，《美国研究》1997（4），同时也是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大外交》的序言
[2]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01，第57页
[3]王福春，《基辛格的外交思想述评》，《国际***治研究》，2001（3）
[4]佟心平，《基辛格的外交理论――评基辛格的》，《外交学院学报》1999（3）
大外交篇3
5年来，在部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老年大学得到了较大发展，已经基本走上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并正逐步摸索一条有外交部特色的办学之路。
截止目前，大学共开设有书法、绘画、合唱、京剧、计算机、编织和烹饪7个专业，22个教学班，在校学员老同志逾400人，累计培训学员5000余人次。
充满朝气和情趣的文化生活
南驰梓
外交部的老年大学，是中央各部委中办得相当出色和活跃的一所老年大学。在这些老有所学的学员中，不乏我国诸多当年的驻外使节乃至杰出的外交家。一代高级知识分子在夕阳正红的年龄段充满情趣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体现在各个方位，而这所大学又与老干部们所属的各种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就让我们就从这个侧面来了解一下他们吧……
老干部合唱团
老干部合唱团组建于1995年12月，是中国合唱协：会团体会员。目前有会员45人，分有四个声部，并设有艺术小组。该团每周都有集体练唱活动，并且聘请专业指挥。
合唱团的会员也全部是外交部老年大学合唱1班的学员。老干部申请加入该班学习，须经过专业人员的测试，测试合格者方可成为该班学员和合唱团的会员。
合唱团经常参加相关部委、中国合唱协会等单位举办的各类演出，并且在演出中多次获奖。
学员每人每年交纳学费80元、会费20元，会费由该团掌握和使用。
名誉团长：李道豫
团 长：安瑞华
老年书画研究会
老年书画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6月，是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团体会员。截止2005年12月，共有会员251人。
这个研究会的会员均为老年大学书画班的学员。为了便于学员的学习，老年大学在老部址、光华里、方庄、东交民巷、潘家园、芳城园和西北中心等7个地方都开设了书画班。
学员每年学习4-8个月。学员根据其学习时间长短，每人每年交纳学费40或80元、交纳会费20元。会费由该会掌握和使用，日常以分会形式开展活动。
该研究会在历年重大节日都举办了大型书法绘画展览，并刊出了以会员作品为主的《老外交官书画集》和《外交部老年大学书画集》，李肇星部长对《外交部老年大学书画集》给予了较高评价，并作为礼品赠送友人乃至外国朋友。
会 长：高 捷
老干部钓鱼协会
老干部钓鱼协会成立于1995年7月，目前共有会员166人。
该协会分别在光华里、方庄、东交民巷、老部址、报房、潘家园、西北和芳城中心等8个地方设有分会，每个分会均由一名副会长负责，并以分会为单位开展活动。老干部局每年春季和秋季为这个协会组织二次大型垂钓活动。
会员交费标准及使用均由各分会掌握，一般为每人每年200元或250元。
会 长：柳忠发
老干部笔会
老干部笔会成立于1993年12月，原名为“外交部外交笔会”，于2002年7月更名为“外交部老干部笔会”。有会员186人。
笔会的方针是讴歌我国外交事业的辉煌成就，宣传我国对外***策，普及国际知识。笔会成立初期，主要给各省、市外事杂志投稿。近年来，笔会会员应全国几十家报纸、杂志之邀投稿，并出版了近20本个人著作。
会员每人每年交纳会费30元，由笔会掌握和使用。
会 长：王 殊
老干部桥牌协会
老干部桥牌协会成立于1996年4月，现有会员72人。
该协会在光华里、东交民巷、方庄、潘家园四个活动中心开展活动。老干部局每年分别为其举行二次比赛，并设一、二、三等奖。
会员每人每年交纳会费20元，由协会掌握和使用。
会 长：裴坚章
老干部集币集邮协会
老干部集币集邮协会成立于1999年3月，现有会员139人。
该协会的活动以邮币爱好者的硬币交流、参观展览、钱币知识竞赛、撰写研究文章等为主。
会员每人每年交纳会费20元，由协会掌握和使用。
会 长：黎家松
老干部京剧学会
老干部京剧学会成立于1994年10月，现有会员139人。
会员中分为学唱会员和普通会员，他们都曾经是外交部老年大学京剧班学员。京剧班目前有学员31人。会员们分别在方庄和老部址活动一
大外交篇4
过去的一年中国外交呈现了一些新趋势，比如，在大国和周边两个外交“主场”集中发力，在多边外交中进一步加强创新与创制，外交目标围绕着“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更加清晰化，等等。与此同时，在过去一年国际局势也出现某些重大变化，比如，打击“***国”的大国协调初具雏形，大国关系迎来一场合作契机；美国带头推动国际经济体制的“升级换代”，国际秩序背后的合作和竞争共存；国际格局“西降东升”的总趋势未变，但各国短期经济表现复杂化，大国之间的经济***策联动加强，等等。以上述判断为基础，我们可以猜想2016年中国外交会将面临一些新的变化和机遇。
第一是着手解决周边的地缘安全纠纷。近年来，在美国“回归亚洲”等因素影响下，周边地区安全纠纷再次浮上台面，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成为中国外交面对的紧要难题之一。过去两三年，中国通过坚定的维权行动，已经在东海和南海站稳了脚跟。中国对南海岛礁开展的改扩建工程近期将告完工，可以说中国已经在周边问题上握有比之前更好的一手牌。再加上大国关系变化、美国大选等外部因素，中国在周边实施***策突破的时机正在到来。在接下来一两年内，预计中国会探索完善多边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其中的关键是中国要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只有在中国主导下，用机制性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地区安全纠纷，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才能重新走上正轨。为此需要充分考虑东盟的积极作用，抑制日本可能发挥的消极作用，合理将美国纳入其中，转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显然这是一盘大棋，将极大考验中国外交的创造力和领导力。
第二是深化国际经济制度建设。在过去的一年中，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机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也实现了重大突破，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将大大加强。但这些国际组织将具体如何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能否推动国际秩序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是中国接下来将要面临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组织方面的经验和人才不足，对国际金融规则的了解与掌握也很粗浅，因而能否建好、用好当前新设立的国际组织，也让人为中国捏一把汗。为此中国要尽快转变思维，更好地发挥国际组织作为全球“公器”的作用，深入加强国际联合。当前美国和中国在国际制度建设上竞相出招，可能还会持续争夺主动权。但只要保持国际制度的开放性、公共性，这种制度竞争就不会演变成地缘对抗，并最终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发展。
第三是审慎加强在打击“***国”等国际热点问题上的作用。“***国”问题目前显然上升为牵动整体国际格局的大问题。在2016年，我们几乎必然会看到一场围绕“***国”的重大国际联合行动，亦或是一场大国集团之间的深度博弈。如果按照前一种比较乐观的趋势发展，国际社会有可能在继9・11事件之后又一次在安全问题上开展大国协调。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中唯一还没有直接参与***事行动的国家，而另外四大国各自的***事联盟目前也尚未协调和整合。接下来中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关键先生”，推动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实现针对***国问题的国际大联合。未来一两年内，联合国如果通过联合打击“***国”的集体安全行动决议，中国甚至要慎重考虑是否派出***事力量参与。这种参与既可能是中国经常参与的维和行动，也有可能是中国还从未参与过的集体安全名义下的战争行动。在这中间如何既承担大国责任，推动相关问题得到公正、适度、合理的处理，又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对中国外交是一场考验。
第四，中国外交在未来一两年内可能还会迎来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机会窗口。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无论和中国在经贸关系上走多近，和中国在***治关系上都保持着某种“安全距离”。以至于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已经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在西方世界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除了美国有维持霸权的需要外，不少西方国家都开始反思对华“意识形态外交”是“空洞的道德鼓吹”，既冲击了双边经贸往来，又无法达到促使中国发生西方期待的***治改变的目标。2015年英国似乎已经开始在对华***策上打破陈规，不但在经济上，也在***治上大胆向中国靠拢。德、法、加（拿大）等国的对华***策都有相似的趋势。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和西方大国的经济***策联动性和互进一步加强，如果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华***策思维调整成为趋势，那么冷战后期以来形成的中西方关系格局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新的改变的可能。
大外交篇5
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鲜明提出亚太梦理念，推出建设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等四点构想，引领了区域合作方向，在亚太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年，中美***庄园会晤、瀛台夜话，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建立两***互信机制等众多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014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设立，中蒙、中泰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积极推进，中韩、中澳等自贸谈判开花结果;
……
2014年，我们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弘扬中国理念，为深化全方位对外交往开展中国实践，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为解决全球热点问题发挥中国作用。
***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使对外工作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外交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6月5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的讲话。
11月11日晚，国家***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两国***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5月20日，国家***在上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
3月22日至4月1日，国家***应邀出席在荷兰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并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为4月1日，***离开比利时启程回国前，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3月22日，国家***在阿姆斯特丹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当和夫人抵达王宫时，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和马克西玛王后热情迎接。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大外交篇6
【关键词】世界形势 中国外交 国际格局 全球化 发展中国家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杜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中***分类法】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3-0012-27
当前的“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 它使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也更需要我们根据当前的变化作出新的调整和努力。
一、当前世界形势大变革和大调整的主要特点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大变革和大调整具有如下特征：
1.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虽然在***事上独领，但却遭遇了***治和外交的失败，影响力反而大大下降。它表明单凭强大的***事实力为所欲为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美国不得不修改单边主义，加强多边外交。与此同时，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变化，金砖机制和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大大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中的影响力。东亚地区在世界***治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朝鲜核问题、南海问题、东南亚和中亚的***治稳定都成为对世界***治格局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改变了自1648年以来影响国际***治的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多极、两极、单极格局，“极”的概念也在淡化，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多变的特点。
2.以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内容之一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欣欣向荣的新景观。自西方统治世界以来的200年中，第一次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的局面。它要求国际经济机制进行新的调整，对西方的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的调控，改变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国际经济组织决策权的局面。
3.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大发展，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受互联网深刻影响的时代。互联网具有即时性、普遍性、全球性，信息传递瞬时到达，国家和***府控制信息的难度加大。它带来两大深刻影响，一是民众参与外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互联网信息对国家边界具有很强的穿透性。这两个因素都对传统的外交样式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一国发生的事件更容易演发成为区域性事件甚至全球事件。以2008年“3・14”中国拉萨事件、阻挠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以及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等国发生的***治动荡为标志，公民参与各国外交和国际***治经济生活的新时代已经来到，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治和外交的规则和活动方式。为适应这一变化，公众外交成为一种新的外交样式，各国***府更加重视对本国民众和他国民众的影响。
4.全球性议题更加突出。“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有新发展，牵动国际关系的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联动性上升，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客观上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协调行动，为此展开的重大多边外交活动空前活跃，并达成一些重要共识。与此同时，各主要力量之间的竞争较量也更加激烈，争夺的核心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
5.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和2009―2010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率先走出危机为标志，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升。20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10.3%，达到 397983亿元，（按美元汇率计算达5.9万亿美元）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此前的2.77%上升到4.42%；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也从此前的3.72%上升至6.39%，而投票权则从3.65%上升到6.07%。 这一客观事实引发了对中国的两种情绪：一是期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发挥领导力；二是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安和焦虑，从而引发“中国”加剧。
二、不断调整和变化中的中国外交
世界形势的这种大变化和大调整，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的外交本身也在审时度势，在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方针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变，为中国外交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一）进一步完善总体外交
“我国外交主要是国家外交，同时也广泛开展不同形式的******和民间的对外交往。这几个方面的对外工作虽然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个大外交，有时称为总体外交，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外交决策、执行一体统筹，集中资源办大事。中国的外交决策权和执行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治局***及外事领导小组。2.大外交以国家间关系为主，外交形式多样化，外交主体多元化，有***外交、******外交、议会外交、***事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贸易外交、体育外交、文化外交、媒体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等多种形式。3.形成内外一盘棋的观念，促进内***外交的相互配合。外交为内***服务，为国内现代化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外交工作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外交的大战略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4.中国外交的总***策就是执行***自主的和平外交***策，具体内容则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经济是中心。在这个总体外交中，中联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处理中朝关系，协调中共与外国各******和***治组织团体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强调，在外交与***事，外交与对外经济的相互交织过程中，这种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调整中的关键
在大国关系中，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以及主要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中欧关系近年来波折不断，2010年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囚犯刘晓波更是演变成一场巨大的外交风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中欧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的缺失，但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心并未动摇。中美关系则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关系，是中国外交调整中的重心。
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加大了美方对中国的猜忌，中国在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不少美国人担心：如果2025年或者更早中国在经济上超越了美国，一个实力不断增加的更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问题，或者成为像当年苏联“卫星时刻”和日本实力大增时形成的对美国的重大挑战？因此，处于调整期的中美关系合作在加深，同时矛盾也在不断突出。
特别是2010年上半年，中美双边关系一度陷入持续的冲突甚至对抗当中，传统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2010年初起，奥巴马总统会见***，并重启对售，中美两***交流随之中断。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汇率问题***治化倾向严重。以谷歌事件为代表，此前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发挥积极作用的跨国企业也开始不满于中国***府的产业***策，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进入夏季，中美关系不见回暖，对抗却在不断升温。“天安号”事件以及黄海***演把中美两***推到了对抗的前台，双方***队高层不断发表针锋相对的强硬言论。黄海余波未息，南海波澜又起，美方对“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说法极为敏感，国务卿希拉里对此强硬表态，表示美国关注“南海问题”。一时间，双方大有走向重大战略较量之势。尽管双边关系波折不断，中美双方均认识到继续滑向对抗并不符合两国利益。恰在夏季中美对抗不断升温之时，中美之间高层官员频繁互访，沟通渠道始终保持通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实现转圜。2010年年底，美国***长盖茨访华，中美两***交流得以恢复，而2011年初***访美进一步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
2011年1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调整。这次调整中的新内容是：确定中美要“继续建设伙伴关系”，“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双方同意进一步努力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以加强双边关系”。美国方面表示的姿态是：“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美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中国方面为了打消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强调了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 也就是说中国无意把美国从东亚地区排除出去。中国学术界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虽然美国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相当长时期中，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领导人的访问就能调整到位，还需要长期磨合，尤其是在美对售、中国国内人权事务等问题上，考验着双方的外交智慧。
（三）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发展
为适应公众参与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的局面，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公共外交机构专门处理相关的事务。同时，中国进一步推动孔子学院在国外的成立，先后成功地组织了中俄文化年、中法文化年的活动。中国对外国公众的宣传、公关活动、文化活动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公共外交的另一部分就是让国内民众更多地了解和参与中国外交。中国外交在这方面的变化，就是明确外交为民的理念。所谓外交为民，具体地表现于为中国公民在国外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和在国外的投资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加强领事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和主动性，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公民、法人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应对我国公民在海外遭绑架、袭击等突发事件，有效处置涉我人员财产和劳务纠纷案件。根据外交部领事司提供的数据，2011年有关部门共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
同时，中国公众参与外交事务也有了新的发展。2008年3月14日，由于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被西方媒体歪曲，伦敦、巴黎发生阻挠中国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个别西方***会见***挑衅中国国家利益，美国媒体出现诋毁中国***府的***言论，这引起了中国民众空前的愤怒，再次形成了中国民众自发参与外交活动的高潮。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发起了自发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强大声浪，使西方一些国家的***府不得不调整其***策，有力地遏制了西方对中国的攻击。它也是中国民众参与外交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国家***府主导的外交主体的活动形成了较大的相互呼应的作用，使得中国外交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增加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新的手段和形式。
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并依托世博会的平台开展了密集的***外交、双边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多样的外交活动。其中，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新领域，备受瞩目。世博会在长达184天的会期中，共接待海外游客350万人次，举行了约2万场文艺演出和丰富多彩的文物展示，参展各国的***府之间、***府与民间机构之间、各国的非***府组织之间，以及各国民众之间的谈判、交流、对话、协商数不胜数。 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文化和近年来的发展成果，介绍了国家现行的对内对外***策，展示了国家“文明、开放、和谐、进步”的新形象，拓宽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外交流的途径，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世博会期间友好公开的舆论环境以及来自境外500多家媒体的3000多名记者的采访报道，也使得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取得公认的成效。
（四）中国对东亚***策的调整
中国周边的地缘***治环境极为复杂，中小国家众多，大国环伺，局势动荡。以 “天安号事件”为发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而美国也借机巩固同韩日的同盟关系，并派遣航母编队与韩国进行“威慑式”的联合***演。针对半岛局势，美韩日三国高层密集会晤，一度有抛开六方会谈框架另起炉灶之势。“天安号事件”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延坪岛炮声又起，朝鲜和韩国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2010年9月，中国和日本由于撞船事件陷入对抗，日方采取了近年来少有的强硬态度，执意扣压中方人员，将中日关系推向冰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一向复杂，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普遍认识到中国崛起是客观趋势不可阻挡，对中国抱有相当的期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治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疑虑相当深，因而虽不情愿但也欢迎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 2010年出现的 “南海核心利益”风波等，对中国一直苦心经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造成了冲击和损害。
自2008年起，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周边国家的猜疑，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同美国以及周边国家合作的难度。在中日事件、南海“核心利益”风波中都可以看到这类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存在使得中国周边安全进一步复杂化。在经济合作领域，《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苦心经营的“10+3”机制空心化。
中国周边局势的震荡对中国的睦邻外交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尽管中国尚不具备全球影响力，但已经具备相当的地区影响力，在妥善解决自身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完全有能力以更积极的姿态，采取合理的战略构建有利的周边局势。
中国东亚***策的调整有四点：1.合理评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美国回归亚洲”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2010年几乎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周边紧张事态的背后的确都有美国或清晰或模糊的身影，但不能全部归咎于美国。美国的亚洲战略同样也包含着追求该地区稳定的成分。中美在此目标上并无分歧，因而中方应当理性应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客观评估美国在地区中的战略作用，争取做到因势利导。这在前述《中美联合声明》已经有所反映。2.在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了与东盟国家***治、***事外交方面的沟通和互动。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的矛盾已有所缓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治***事合作也相对比较成功。3.为稳定东北亚局势尤其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4.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在周边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客观上有助于周边国家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进而达到消除误会、增进共识、促进合作的目标。
（五）中国国际身份的调整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
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事务当中。但是，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了较为普遍的质疑。在发达国家看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处在世界第二位，并因此在许多优惠贷款和经济援助中取消了中国的资格，同时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在涉及金融、关税、***备、环境、反恐、能源等问题的国际合作中作出超出国家能力范围的不合理承诺，承担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义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尽早实现经济复苏，遏制全球贸易额下滑和实体经济萎缩的趋势，在危机中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加强了与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一时间“地区大国”、“中美共治”等言论不绝于耳。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数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消息引起全球各大媒体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声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呼吁、建议甚至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也逐渐增加，它们期望中国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自己提供更多优惠和援助，一旦不能如愿以偿，便会据此质疑中国致力于区域合作或全球治理的诚意与努力。
这种身份的误读往往使中国外交陷于两难境地，给外交***策的制定带来不小的挑战。然而更大的风险在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之争成为发达国家集团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破坏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可趁之机。无论是在贸易谈判、能源开发、区域经济合作还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西方国家往往有意无意地暗示中国已非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人为制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与猜忌。2009年底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遭遇的外交困境和2010年中国南海的“核心利益”风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局面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以“同一个声音”争取权益的力量，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互信和全面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展的不均衡性，贫富差距拉大，中国被划入“大国”、“富国”、“强国”阵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集中凸显出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削弱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合作共识的天然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发达国家挑拨发展中国家关系、分散发展中国家力量提供了借口和契机。
中国自己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另一种是中国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很大的国际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发展中国家， 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并且在各种国际场合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外交目标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国家，对世界上许多重要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充当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
中国的角色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另一个是调整中国的国际作用的定位。
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把发展中国家看做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力量，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开展合作的力度。如2006年11月，中国与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举办了中非峰会，中国宣布了有关援助非洲的八项***策措施；2010年，中国领导人遍访亚非拉地区，接待许多发展中国家***、记者团、民间团体等访华，双边外交卓有成效； 5月中旬，中国成功举办了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就中阿关系未来发展、中阿合作论坛建设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签署并宣布了《天津宣言》， 密切了中阿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2010年也是世界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频繁的一年，中国先后向海地、智利、巴基斯坦、墨西哥、吉尔吉斯斯坦等多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并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宣布进一步减免5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并承诺于今后5年通过援建学校、派遣专家、合作项目、捐款等方式，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
中国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会议和双边会晤场合，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在后危机时代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抵御危机的能力，促进国际力量对比向均衡化发展。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了改革方案，明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投票权整体增加3.13%，达到47.19%。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发表《联合公报》，确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的份额，并且首次把“发展”作为会议的支柱性议题。
当然中国也注意到，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分歧也是必然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这对习惯于把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的中国来说，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一个新现象。在经济上，中国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加剧，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摩擦不断。2010年全年中国共遭遇贸易摩擦64起，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于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是最主要的形式。在能源问题上，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10年原油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5%， 进口依存度进一步提高。这与一些新兴国家在能源市场上构成了竞争关系，中国与石油输出国之间能源合作力度加强也引发了东道国内部反对派以及其他石油消费大国的指责。在***治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被误解为要“谋求国际社会的领导权”、“确立东方霸权”，“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间，由于地缘上的临近，这种所谓的“威胁”效果被放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国家倾向于积极引入美国等其他大国力量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寻求地区局势的“战略平衡”。
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了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现在中国外交调整的两个趋势是：
一是在坚持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深入、全方位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中国今后还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衡量中国的发展阶段并不能唯GDP化，要看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决定了我们还处在“发展中”阶段，要始终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全面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充分引导和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巩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
二是要认清发展中国家整体已经分化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策，使之有分类、有重点、有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自冷战结束后便日趋明显，除了“历史经历大体相同”和“多数国家经济上和***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大因素之外，其他的群体性共同特征都发生了变化，相互间的合力在削弱、分歧在增大，与发达国家间的对抗性减少、依赖性增强，整体呈现出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利益诉求不一、***策偏好不同的多样性特征。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中国若想维持并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必须改变之前相对单一的“对不同国家的相同***策”， 根据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将国家间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双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具体来说，对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要立足于合作和共同发展，充分认识到它们在改变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拓展中国外交的战略空间；对于亚洲邻近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要立足于睦邻友好和区域共建，为中国的持续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对于中东、非洲、拉美等能源合作的重点区域和国家，要立足于互利共赢，在开发能源的同时着眼于东道国的发展和建设，通过增加这些国家的整体实力，来对冲西方国家插手和控制的风险；对于其他致力于本国***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壮大，应当也能够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积极因素。
（六）中国国际身份的调整与中国对全球和区域事务的积极参与
与上述中国身份的界定相联系，中国既然已经宣布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承担大国责任的国家，就不能仅仅以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来定位自己，调整中的中国外交的一大变化，就是更加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和区域事务中。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东亚区域的事务。中国积极承担了朝核六方会谈的主导国家的作用，虽然这一进程一波三折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结果，但中国推动的六方会谈已经达成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且这些成果今后仍然是解决朝核问题所必需的；中国推动了中亚区域的***治稳定和经济合作的多边进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积极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包括了中俄哈吉乌土六个正式成员国和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蒙古四个观察员国家；中国同时也积极参加和推动东北亚的中日韩三边会谈，中俄印三方会谈，与东盟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的签署。
第二，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参加推动中俄印巴金砖四国的合作机制，并且致力于把这种合作推广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之间。2010年4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巴西举行第二次会晤，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事务的主张和声音，中国与世界主要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第三，在全球事务上，中国也表现出更积极和主动地承担国际责任的姿态。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推动会议达成了基本文件。墨西哥坎昆国际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在参会期间与“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欧盟等方面代表举行会谈，就资金支持、技术转让、森林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等基本问题达成一定共识，为大会最终决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的坚决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合作，力所能及地为美国、欧洲、亚洲国家提供了帮助，并且率先走出危机，为国际社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增加经济恢复的信心作出了贡献。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跑者”，充分利用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广阔平台，深入参与和引导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并初见成效。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之外，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正处于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之中。
在核问题上，2010年4月中旬，***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核安全峰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巩固国际法框架和加强国际合作对于核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建立核安全示范中心，使之成为峰会成果之一。
当然，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提高和学习的过程，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其一，中国多边外交活动数量众多，但布局分散，缺乏协同性。中国目前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专业的，也有综合的；既有***府间的，也有非***府间的，但加入这些多边机制的初衷都是直接地为了表明多边主义的立场和谋求多边对话的机会，惯性大于主动，没有整体的谋划，因而布局较为分散。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多边外交活动中有了呼应配合的意识，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与合作原则成为坎昆会议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大国形成统一意见的基础， 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这种趋势仍需深化。中国多边外交需要全局性的谋划和一整套的***策方案，使各方资源真正盘活和汇聚流通起来。
其二，中国的多边外交以各类***府间国际组织为主体，以各种全球性国际会议及国际机制为主要形式，非***府组织、各类国际论坛、民间外交的作用有限。从国际范围来看，以非***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主的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多边外交中的新领域，非***府组织的空间日益扩大。但是中国在传统上把外交看做是利益攸关的***府行为，对于非***府组织参与外交活动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同时，中国国内非***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发育不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参与外交活动的能力。
其三，目前中国在国际多边合作中，主要还是规则的追随者，而非体制的构建者，话语权相对较弱。虽然中国在多边舞台上从“参与者”变成了“主持人”， 但是在国际合作中影响力的增加并不天然意味着中国就此有了制定议题和修改规则的能力。许多基础性的和支柱性议题还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提出的，中方的外交空间仍然局限于在遵守现有国际组织规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团结合作。目前由中国发起并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只有上海合作组织等有限的几个，大部分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处于西方规则的支配之下。中国需要尽快实现从惯性追随到主动构建的转变，谋求更多的话语权，以适应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国际责任日益增多的现实。
结束语
国际社会正面临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出现以来最复杂的大变化，过去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规则都不能完全适应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这种大变化大调整，它是对各国外交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中国需要更冷静的思考，更理智的分析，更成熟的应对，更灵活的决策和更大胆的行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需要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如何面对这种变化？中国传统的指导人们智慧地面对各种变化的《易经》告诉我们，应对变化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的内容，一是变易，二是不易。
变易就是承认世界本身就是处于变化之中，而世界的变化具有多样性，并不是单向的、单值的变化，而是一种多向度的、多值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辩证“多值逻辑”思维。每一种世界形势都内在地存有“变”的元素，这些“变”的元素可以在主客观条件下向好的或者坏的方向或者不确定的方向转化，存在多种可能性。现在要求中国、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防止它向坏的方向发展，利用变化中出现的有利因素和机会，推动国际***治经济秩序向更好、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变化。周易中第四十九卦《革卦》是讨论如何变的方法，它指出变革旧的事物要顺乎自然，“君子以治历明时” ，就是变革一定要能够掌握时机，并且通过变革的规律来理解天下的变化，掌握变化规律的国家（君子）必须“与时偕行”。
大外交篇7
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外交；系统
中***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25-03
从根本上讲，外交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治交流，交流就离不开媒介。可以说，现代大众传媒正在以其极为生动、极为丰富的形式和内容参与这种***治交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外交活动的目标和进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对作为一种系统的外交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其对外交发生作用的方式的归纳，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媒对我国外交的影响做出分析。
一、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特征及其变化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治生活中，外交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的行为系统。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可以依据参与外交的行为体的不同，将目前中国外交系统划分为***府行为、社会集团行为、公众行为三个了系统。
系统理论的经典定义指出，系统即是处于互动中的一系列要素，或者说是由相互依赖且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其边界范围是由***治当局制定有约束力的决策及其有关的行为所构成，并因此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与稳定性；系统有其内部环境即受到同一社会的非外交系统的其他系统的包围，也有其外部环境或“超系统”的环境即受到非同一社会的其他系统的包围，并因之受到环境的各种压力和影响；系统在环境的压力下与环境发生输人―输出式的互动以维持自身的平衡，因此它具有开放性和反应性；在输入和输出之间还有反馈回路，系统可以持续不断地与环晓处在互动之中，并因此具有了动态性和生命体特征。
就中国外交系统而言，以下两个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系统是一个封闭的***府***治行为系统。外交决策和执行是由***府来实现，社会集团和公众基本上没有纳入外交行为系统中。这和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治体制有密切关系，并因而形成了外交决策过程高度集中的特点。曾说：“在外交事务方而没有小问题，外交***策决策权力大部分掌握在中国***中央委员会手里，***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左右着中国外交决策的进程”。
中国外交领域结构的权力结构包括四个层次：对中国外交***策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核心领导人(如中共每一代领导核心、***，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外事领导小组以及中共中央***策研究室、中共中央***事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秘书局等；***外事办公室、新闻办公室、港澳***公室以及负责执行***策和提出建议的具体外事部门(主要包括外交部、外经贸部，中共中央联络部、总参等)。一般而言，中共每一代领导核心(即、***，以及)对外交***策具有最后决定权，在工作中往往依赖自己的顾问班子(或特别小组)；面对国家和***队外事活动的管理则通过***和中共中央***事委员会来分别进行。
第二，外交议题高度***治化、意识形态化。建国以来的外交主要集中于***治、***事领域(即所谓的“高端***治”)，而且一度强调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另一方面，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行为中存在鲜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这种敌友界限分明的立场，不仅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还使得国内对外交思想、外交***策的讨论和民意表达受到严重的束缚，长期以来深受***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而成为“”。公众除了通过***府的***治动员或“下达红头文件”的方式，很难有其它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外交事务信息，更不用说对此发表意见了。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外交也有重大调整，明确把外交目标定位为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淡化，交往对象逐渐拓宽，是非观念取代敌友观念，即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态度。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和敌人，而是广交朋友，与不同发展层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此外，中国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这些多边外交活动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中国在其中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二、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大众传媒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是信息的重要载体。随着环境的宽松和利益的多元化，这种信息承载者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大众传媒所具有一般：舆论形成、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适、娱乐等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在中国外交领域中表现出来。
不过，一般来说，大众传媒作为环境中的其中一个信息干扰变量相对于其它子系统来说，对***府这个子系统的影响最小，而对社会集团和公众这两个子系统来说影响较大，特别是刘公众影响最大。大众传播随着科技的发展，影响力愈大，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由于印象的传布或是广泛的刊行，对于***府与民众均构成影响。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具有以下几方而的功能并因而影响外交。
第一、信息的采集和传播
传媒是主动挖掘、多方采集各种讯息的能手。传媒在国际关系中最基础性的作用与功能，首先在于将各国和国际的信息向本国和国际社会广泛迅速传播。由于国界的阻隔、国情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了解与沟通更为困难。因此就更加倚重传媒机构作为信息传递的担纲者。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增多，除了***信息和情报信息以外，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取大量的、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同时在另一方而也增加了判断和决策的难度。所以，大众传媒能弥补传统信息渠道的不足。
对中国外交系统中的决策者而言，传媒提供的信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府部门在收集情况时的缺漏。通过阅读和收听收看，能够帮助决策者了解一部分因为***府工作人员先人为主的观念而被忽视、删减的很多信息，传媒的时效性和新闻性迅速弥补了***府部门信息流通渠道复杂、需要层层上报而可能出现的低速和低效率，使领导人可以尽决获知最新情况和消息。
大众传媒是外交信息的重要传递者，同时也是外交信息的最灵通者。大众传媒在国际***治斗争角斗上一直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遇到突发性事件、热点问题时，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传播都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列事件和相关问题的知晓、理解与判断。媒体不仅可以提供各种信息和观点，从而影响公众在某个突发性事件或重大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
第二、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的是中心议题，而不是某个议题的特定态度。在设置公众议题的过程中，新闻媒介通过影响少数议题的特殊性和显著性来吸引公众普遍注意。传媒的这种功能不在于它
如何影响公众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而在于它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告诉公众什么是重要的，应给予关注，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必给予重视。议题设置理论的中心是社会公众是怎样形成舆沦的。
在我国，普通公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相对较少，外交***策对他们而言是过于复杂和神秘的。在此情况下，新闻报道一方面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哪些事件更重要，同时，还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突出和强调或隐瞒或者暴露某些事实，来支持或批评***府的外交***策和行动，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策的看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决策带来正面或反面的推动力。
传媒不仅可以为外交系统提供信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象着外交行为的轻重缓急。大众传媒剥国际心意的选择和编排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治议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如，大众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或者在电视黄金时间播出，特别是电视画而报道的问题，一般会加速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在实时报道新闻事件时，具有其它媒体无法超越的优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也具有破坏作用：煽动情绪，要求***府在具备反应能力前作出反应，这是有害的。而对于其认为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者不报道。这样的话，媒体的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众看什么，听什么，了解什么；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在某一事件或某一***策上来；同时，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第三、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公众舆论。
媒体不仅改变人类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维过程。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但大量丰富信息也削弱了人类大脑吸收信息的能力，以电视为主的现代媒体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棱镜，尤其是电视，它能给予观众一种活生生的***像，视觉效果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不沦这种影响列外交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电视在给人们提供***像的过程中实际上能调动人们的情感。
现代通讯、传媒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公众认知国际事务的渠道，公众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事务，越来越关注自己国家的外交事务。而公众盼情绪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变化。可以说，公众情绪是列现实的一种反应，是某种刺激的结果。当然，公众的情绪不是指少数人的情绪，而是指大多数人发生的刺激所造成的结果；不同的刺激会带来不同的反应，产生不同的情绪。
公众情绪所显示的力量日益引人注目，***府是不会忽视的。操作公众情绪已成为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领域，“公众外交”日益受到***府的重视。在这里，“操作”不完全是贬义，善于遵从、引导、影响和控制公众情绪，对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近一年以来，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历史冰点，而对日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无理的做法，国人群情激愤的情景时有发生，也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出上街游行、示威的倡议。而对如此突发事件，***府一方而强调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另一方而要求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这样，***府善于遵从和引导公众情绪，所以能迅速控制局面，不仅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公众情绪极端化而造成的损害，而且还激扬了广大群众爱国主义热情和强国的信心。
三、中国外交中的大众传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经历了规模上的从小到大，形式上的从单一到多样，内容上的从贫乏到丰富，体制上的从僵化到改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始终参与到外交实践之中，对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大众传媒也要受到种种约束和限制，尽管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强调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大众传媒从没有毫无限制的所谓自由。
在中国，大众传媒与***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众传媒是***和国家的喉舌，是代言人。行***部门主要在媒体的发展水平、分布规划、数量等方而进行控制，而***的宣传部门主要对传播媒介的内容与***治导向进行指导和管理。***和***府牢牢地控制了大众传媒，在改革开放以前，媒体通常用一个声音说话，越重要的事情，越要求一致，媒体的***性比较差。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商业化操作和媒体大众化的特点。同时，媒体控制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放松，在报道国际事务上“一个观点，多种声音”，即在报道国际事务时，传媒只要观点基本一致就可以，在表达***府是立场和观点的同时，也可以用多种方式发出专家学者的声音，也应该有公众的声音。传媒通过了解各方而的声音，有效地表达民意，有利于***府与公众的沟通。
上述变化由于媒体的等级、形式不同而表现不一。一般来说，中央级别的报刊与权威机构的一致性更高。除了报道国际新闻以外，面刘随时发生的各种国际事件，这些媒体总是通过报道***府言论或评论等不同形式来陈述***对国际事件的明确观点和意见，表达我国的鲜明态度和立场。
相比之下，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对新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产生极大冲击。因特网可以把世界各地刚出版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网民可以非常容易地登陆***府、***方等机构的主页，阅读来自***的观点、信息；非主流的新闻视点和信息通过网上电子公告栏、聊天室、电子邮件、自愿组成的新闻组等在特定的人群中得到交流，从而出现获取信息的互动方式。因此，信息的网络化带来的是信息传播的分散化与信息的透明化和公众化。由于生活在新媒体世界上的人在接受信息时是主动和互动的，尽管新的媒体受众比传统受众耍少得多，但传播效果可能要超过传统媒体。概括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治和外交进程的可视度和透明度。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再到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网络媒体世界一直都处在公众辩论中。这种辩论导致了公众参与***治的热情。倘若时光倒流三十年，中国的普通公民是无法参与***治和外交辩论的。从某种程度上，现代媒体正在把传统上的秘密外交转变为媒体外交、公共外交。在一个传统媒体受***严格控制和管理的状况下，现代媒体可以让公众获得更全面和平衡的信息。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中国公众长期以来习惯于听***治家和外交家们的，如果他们不就某个事件发表意见，公众就不会注意。而在新媒体环境中，一个新事件爆发后，如果***府不及时发表意见，公众自然就会从众多的新传播渠道获悉，并发表他们的见解。这就使媒体本身变成了“一种力量的放大器，一种向对方施放信号的方法和工具”。
第二，媒体在国际事务报道上出现了“一个观点，多种声音”的情况。过去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讲要口径一致，只能有一个声音，越重要的事，越要求一致。这种一个声音的做法实在是太落后了，一定要改革才行。我们只要观点基本一致就可以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我国传媒在报道时是“一个观点，多种声音”，出现了舆沦多样化的倾向。有来自***府的声音，有专家和学者的声音，也有普通公众的声音。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发生了些许变化，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化，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以往相对封闭的区域陛信息空间，而进入完全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及公众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有所降低，都使公众在一定的范围里寻求合适的机会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第三，传媒的若干变化也给中国外交系统带来了影响。从行为本身来看，改革开放前，***府、社会集团和公众这三者应该是高度一致的。现在，三者是有差异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待外交行为的态度上。实际上，国外媒体研究很注重不同层而的外交态度，如美国，注重总统、国会、行***机构、新闻界、公众舆论及选民对外交***策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中国外交系统中这三个子系统：***府、社会集团和公众在***治层而上很难形成清楚的分别，相当多地表现在传媒上，认知渠道上。同时，国外在研究中国外交行为方面有一个新动向，他们开始注意公众的反映，即公众表现的态度及价值取向。他们也逐渐了解到，中国老百姓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被***府牢牢钳制的，没有一点自由的声音；也不仅仅只有***府的声音，还有来自社会的声音。
大外交篇8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策制定
中***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4350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的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围绕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3]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4]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和***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策通常指的是一国***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策和反应。[5]从内容上来说，外交***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6]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7]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治局和书记处，为外事小组组长。[8]该小组在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以中央***、国家***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治局委员、***副******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以中央***、国家***、中央******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9]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和占据了中国外交***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0]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在中央***治局***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1]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中共中央***治局***，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2]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府新闻和***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成为了***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13]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14]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以国事权。[15]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16]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策进一步深入，外交***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制定外交***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策制定过程。外交***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省略nic.省略/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3］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10.
［4］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5］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6］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7］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8］ 人民日报：《中国***80年大事记・1958年》， （2006年8月29日）。
［9］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10］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2006年10月2日）。
［21］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fmprc.省略/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22］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治》2003年第12期。
大外交篇9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外交***策;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某个行为体所具有的或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从这一个定义而言，身份认同涵盖行为主体两种层面的内涵，其一是基于行为主体“自身”条件和环境构建的“自我”形象，展示出的形象与其独有的个性相符并区分于“他者”;其二是行为主体通过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互动而构建的“他我”形象。中国的对外交往历程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从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身份认同的角度研究这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有利于把握中国外交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利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有利于应对中国在身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与挑战。
一、1949年以前中国的对外交往及其身份认同
(一)基于朝贡体制的大国身份认同
1840年前，天朝大国的观念、文化优越的印象、与邻邦相处的中心地位等，是构建中国历代王朝帝国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地理、***治、经济、***事等优势，自身发展而成的优越条件及环境是构建中国“天朝帝国”形象的“自我”身份认同要素。另一方面，分封和朝贡做法从周天子建立诸侯国时期各诸侯对天子需服从命令、定期朝贡等的责任与制度被扩大到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并逐步巩固和完善。在朝贡体制下，周边国家若想得到中国的帮助或与中国建立睦邻关系，需臣服于帝国之下，行“朝贡之礼”，接受“三纲”文化。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构建“天朝帝国”形象“他我”身份认同要素。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巨龙，中国历代的统治阶层以“天朝”自居，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自我认同，基于朝贡体制的“他我”身份认同的梦境中，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二)“不平等条约”的建立与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
朝贡制度自清代以后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其终结主要与当时东南亚***局和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有关。一方面，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接二连三地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作为战败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甚至割地赔款，不复有昔日东方强国的天朝荣誉与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中国不再具备对东南亚商品市场的巨大的吸引能力，逐渐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大市场当中。“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国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危机”。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以朝贡制度为主的对外交往模式开始全面被条约制度取代，鸦片战争之后的局势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时完全不同，中国不得不接受一套条约体系，以此确立与西方的交往基础。以条约为基础的中外交往模式替代了朝贡体制，出现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府失去了最后一个“藩属国”，使得清***府的对外交往朝贡体制失去了形式上的支撑，从两种体制彻底变为一种体制。清朝***府对这一源自于外界的西方外交体制与思想经历了“抗拒—调适—接受—仿效”的过程，意味着他们对传统华夷外交思维理念从“竭力维护到被迫抛弃”的转变，也宣布了“天朝上国”崩溃。新兴强盛的西方国家与没落衰败的清朝帝国形成鲜明对照，“天朝”迷梦被击得粉碎，王朝帝国变得千疮百孔，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三)“不平等条约”的继承与身份认同危机的爆发
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逐步确立的时代背景下，近代中国认识到重塑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辛亥***代表着中国古代传统王朝身份认同危机的总爆发，中国近代民族身份认同重塑自此也迈出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步。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国与外国的关系(1912—1949年间)，是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但由于国民***府被迫继承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与列强外交延续晚清以来的颓势。追求国家平等的“他我”身份认同及来自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重塑困难重重。中华民国成立虽然了帝制，国家在形式上保持了统一，而实际***阀割据，各自为***，中国国内陷入***，经济发展一再为战乱所破坏，综合国力并未获得改善;此外，中央与蒙藏地区的连接伴随着朝贡体制消失而断开，新的中央***权受到来自边疆地区的“***”的挑战。加上来自国外势力的拉拢和利诱，加剧着蒙藏民族的“***”意识。因而，“自我”民族身份认同重塑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1949年后新中国外交与身份认同重塑
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体系和国际社会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共同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和谐共生道路的基本价值准则。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历经几个阶段外交策略的调整:
(一)从“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和世界***”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第一个对外策略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纷繁复杂、强烈冲突的国际局势下提出并执行了一系列对外战略，建立起***自主、和平外交的对外关系框架，“一边倒”成为其中最核心的策略。一九五零年二月签署了《中苏友谊联盟互助合作条约》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战略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争取了苏联的经济援助。但由于苏联的背信弃义，中苏关系开始不断恶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遭遇巨大的困难和损失。与此同时，中美关系陷入对峙态势。朝鲜全面停火之后，美国不愿在台湾海峡撤离其武装，还与台湾行***当局缔结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干预我国内***;此外，美国拒不承认中国***权，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启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土安全。因此，中国在此期间将对外策略调整为“两面出击”，即“打倒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二)从“一条线、一大片”到“全方位”外交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全球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宣布***，西欧、日本崛起，苏攻美守局面逐步建立。***毅然决定将外交战略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打开中美关系，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不利局面。“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有力抑制了苏***的膨胀态势，也争得了外部环境的相对安定，从而减轻了国家安全存在的巨大危险与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主动积极与多国建交，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美苏冷战，双方进入僵持状态，中美、中苏关系摇摆未定，国内“”之后，***做出了两个重要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了原先的“一条线”战略，高举反霸旗帜，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对外交战略的适时调整和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积极主动的融入了国际社会，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全方位”外交战略迎来中国外交的全新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与世界联系的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实现了“他我”身份认同的重塑。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指引下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重塑的使命。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并让这一理论中国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这种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府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采取了能团结各族人民，中国内部的各民族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多元的文化格局。各族人民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坚定确立了对祖国的认同并在务实灵活的民族***策中得到不断巩固，真正让各族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破除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克服了近代身份认同危机，实现了身份认同的自我重塑。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身份认同重构
***的十以来，中国外交在主要发展方向以及外交主要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睦邻、安邻、富邻”“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几个核心理念行进，并逐渐发展完善，构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体系。中国的身份认同在国内、国外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得到的充分肯定和升华，获得了自尊和他尊，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但是，当今世界经济正在遭遇过去百年前所未有之重大变局，全球***治与经济格局向着多极化方向改变，经济全球化发展也出现新的变化。******情的持续、俄乌战争的爆发等给世界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突出挑战，给世界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同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恐怖主义等不和谐声音此起彼伏。中国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大国身份认同的建构亦受到多重的复杂的因素影响。
(一)东西方价值观念的碰撞
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传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国间的联系不断增多，多样文化的交流也随之增多，这虽然给世界经济、***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却也给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带来一定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上的挑战。基于不同历史文明基础上的多元社会制度的矛盾交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更加错综复杂。有的国家打着“争取人权和自由”的幌子，损害他国权利，干预他国***，同时扩大其文化渗透领域，企***利用文化殖民控制他国。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国家在中国境内外的颠覆破坏性活动持续发生，企******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某些错误的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不断提出各种挑战，这些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身份认同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二)中国软硬话语权的失衡
一国的身份认同与一国的整体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国家形象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共同打造的结果。地区秩序的构造离不开价值理念和经济力量两个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在地区秩序构造中扮演引领角色，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不具备与硬实力相当的软实力。因此，已有的国际法律与规则的理念方面亟需注入带有中国元素的中国思维，即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精髓。中国需要运用外交和法律的手段，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参与，在规则制定以及实践规则的过程中不断将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理念融入进去，并能最终融入国际法律与规则的理念体系中，这种在理念中融入、规则中引领、实践中操作的过程就是塑造、改变和强化身份认同的过程。
(三)国际法规范和规则失灵
国际关系的调整与国际法律体系及国际法规则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是，传统国际法在全球治理的相关议题上出现了规范和规则失灵现象。当前传统国际法的实践面临困境，主要因为某些大国往往能够轻松打破传统国际法的约束，而中小国家却不易获得其保护。强权***治和单边主义败坏了国际***治风气和文化，无疑给中国外交和中国国际法实践带来挑战。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国际法学者宣扬“国际法不应当完全接受国家的现状，而应当要求国家进行民主治理”试***引导甚至改变传统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例外论”是他们时常将自己置身或者孤立于国际法约束之外的正当理由;还有著名的“后法优先late－in－timerule”原则，实际上该原则使得美国可以用任何国内法来否定其所接受的国际法，以此规避其相应的国际义务。另外，美国***府不断将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渗入同他者的关系之中，并试***主导甚至修改现行的国际法制度和规则，从而形成美国主导下的以民主国家和新自由主义世界为基础的全球法治秩序。因此，中国需要在参与和推进公平合理的国际法治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塑造和构建身份认同，强调中国提出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努力维护公平、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美)温特．国际***治的社会学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大外交篇10
2011年，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继续得到加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件不影响中国，中国的一举一动皆为世人所关注。中国强大了，有人担心，有人害怕，有人受到鼓舞，有人希望和中国加强合作，也有人想遏制我们。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了，面对的肯定是比较复杂的局面，所以我们应该有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来应对我们面临的环境。比如南海问题，以前美国对南海问题不介入，现在却说涉及到美国利益，而且高调介入。这当然和美国对华两手***策是一致的，并不奇怪，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力量上升。在“10+3”、“10+1”框架内，东盟十国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很多很快，包括***治、经济、安全和***事等方面，这让美国觉得地区战略平衡有些失衡，所以要利用南海问题制约中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确实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利益也越来越国际化、海外化。所以我们外交上存在着很大挑战。欧债危机、中东动荡、南海局势复杂化是2011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治挑战，涉及我们的海外利益，涉及我们的和核心利益。
第一，在国际或者地区发生危机时，中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要积极参与参加相关地区的国际会议，不是象征性地出现在会场，而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设性建议，要有针对性的措施，要避免华而不实的空话和大话。其次，要认真研究怎样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利益。欧债危机对中国影响很大。怎么参与帮助欧洲度过危机也涉及到我们的利益，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如何帮助一个人均收入十倍于中国的欧洲，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去帮助一个资本主义集团，这要触及我们的一些传统思维。
第二，在地区局势动荡下，中国要有一个怎样的对策？首先反应要快。例如，在利比亚、埃及撤走我们的公民、劳务人员方面动作很大、很快。外交上如何应对也要有明确的对策，外交上的滞后会让我们非常被动，会付出***治外交的代价。尽管西亚北非这些国家是我们传统友好国家，我们和这些国家以前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立场和观点是很相似的，但***权更迭是现实，我们要超越一些传统思维。
第三，在自身的核心利益受到挑衅时，中国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以南海问题为例。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国际化。我们虽然还要强调反对国际化，强调靠双边谈判来处理有关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研究，在“被国际化”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出击，利用公开场合，以大量历史事实为基础，准确清晰地解释我们的看法、立场和主张。我们现在海外利益越来越大，领事保护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大力加强，不仅仅是涉及到中国公民的安全。
这些问题不仅***府要研究，民间也要研究。我一贯认为，预防性外交对我们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发展这么快、在国际上影响这么大的情况下。预防性外交要在***治、***事、经济、金融等方面协调进行。预防性外交设计得好，可以改变被动应付的局面，有助于我们在外交工作中理顺轻重缓急，有助于我们前瞻性地看到隐藏的矛盾和可能引发冲突的导火线，主动提出预防性对策，而不是出现了问题去被动应对。预防性外交也包括我们在相关***策上要提高透明度，要相对具体化，要让国际社会知道我们的发展方向，避免外界添油加醋的猜测，更要防止某些敌对势力加以利用。在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和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确实需要转型，要树立大国的战略思维，改变传统的思维和做法，才能够掌握对外交往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