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人生哲理文章篇1
清代文学家纪晓岚的先母张太夫人，雇了一位烧饭的张婶。以下是这位张婶亲见亲闻所讲的事实：
我的家乡，有一个穷人外出讨乞。他走了半天，在傍晚时分，感觉迷了路。但见石径崎岖，云阴灰暗，不知所从。只得坐在枯树下，等待天亮以后再走。
忽见一个人从树林里出来，后面有三四个随从，一个个都高大伟岸。讨乞人心中害怕，立刻跪下求情。
那个人同情的说：“你莫害怕，我不会拿你。我是专管老虎的虎神，现在来为众虎调配食物。待一会儿，虎吃了人，你收下那人的衣物，足可维持生活。”
虎神讲完话，就长啸一声，许多老虎便跑来集合听命。虎神对众虎所讲的话，讨乞人当时完全没有听懂。
后来，众虎散去，只剩下一只虎伏在草丛里。一会儿，有个挑担子的男人过来，这只虎一跃而起，正要向他扑去，却又立刻转身回避。那个挑担人，赶紧跑掉了。
又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妇女，那只虎便迅速出来，把她吃掉了。
虎神从那个妇女剩下的衣服中，取出若干金钱，交给这位讨乞人，并对他解释道：“虎不吃人，只吃禽兽。它吃的人，是徒具人形而无人性者。”
“大抵人良心尚存，其头顶上必有灵光。虎见到灵光，绝不施暴！人若天良全灭，他头上就会灵光尽失，即与禽兽无异。虎才会得而食之！”
“刚才那个挑担的男人，虽然凶暴无理，但他还能赡养他的寡嫂和孤侄，使他们母子不受饥寒。就是因此一念之善，灵光虽小如弹丸，虎见到了这点灵光，也回避不敢吃他。”
“后来的那个妇人，抛弃其丈夫而与他人私嫁。并虐后夫前妻之子，经常毒打这孩子，使其体无完肤。更盗后夫之金，给她自己的女儿。所以她头上灵光全无，虎便吃了她。”
“刚才我从她衣袋里拿出来的金钱，就是她偷来的。虎见到了这种徒具人形而无良心的人，绝不会放过他们。”
“你孝养继母，能把有限的食物，首先奉养继母，你头上灵光有一尺多高。所以我才帮助你。不是你跪拜哀求我的结果。你应继续勉修善业，将来还有后福。”
虎神讲完话后，又指给了他回家的路。这位讨乞人，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到家中。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很多，有不少人就变得善良起来。
谁是好人，谁是丧尽天良的坏人，常人往往分辨不出；但在另外空间的生命，却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前者头上有灵光，后者头上灵光全无。
古代很多人，忠厚老实，心存善念，与世无争，先人后己，公而忘私。那时有很多讲诚信的人，有很多孝子。他们按照“仁义礼智信”，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人生哲理文章篇2
《哲学导论》源于三十多年来我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不同学校的教学讲义。我以为，哲学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主题，不仅专家和少数具有天赋的专业研究生可以接触，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本教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而撰写的。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无论他或她是否念过哲学课程。我们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同样的基本问题，运用的是同样的基本论证。不同的是，学习过哲学的人比起没有学过哲学的人来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见识过更强有力、更多样化的论证。在这本教程中，过去两千五百年的主要哲学家们为学生提供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论证的来源。
因此，《哲学导论》是一本把哲学史与当前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教程，而这两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常常是彼此对立的。不过，哲学史是思考哲学问题的历史，而哲学问题就是那些由哲学史所形成和促发的问题。这二者不可或缺。因此，本教程的前面几章遵循一个大致的年代顺序，从古希腊人和早期文化，到中世纪和现代时期，以及规定了这些时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的伟大哲学家们。但是，在同样的这几章里，还引入和呈现了关于哲学的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比如实在的本性、上帝的存在和本性、人类知识的可能性、真理的本性，以及自我和人格同一性问题。
这种双头并进的做法让初学的学生既直接接触到选自哲学史上重要著作的大量阅读材料，又避免面对那些常常艰涩难懂的大部头著作，它们没有注疏，甚至没有编辑，情形就如我们看到的原书或绝大多数文选那样。不过，本教程并不是一个历史导论，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解答方式的导论。因此，哲学史是为阐明这些问题及其回答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哲学的语言常常是专门的，有时还是艰涩难懂的，不过，本教程尽可能地不使用行话和专门术语。必要时，本教程也会小心谨慎地引入最重要的并被广泛使用的哲学术语，这些术语都收集在本教程后面的重要词汇表中，并作了扼要说明。此外，本教程后面还对书中论及的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小传。虽然这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哲学家的观念而不是他们的生平，但是，让学生对他们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有一个了解，也不无裨益。
致教师：如何使用这本教程
《哲学导论》是为一个完备课程而撰写的教程，章节安排有一定的逻辑顺序。不过，在写的时候，每一章也是***成篇的，因此，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课程中使用这本教程，也是可以的。同样，在每一章中，可以选用不同的选文用作简短讨论。比如，一些教师可能只想使用第2章（宗教）的前面几个部分，或者第4章（自我）和第6章（自由）的一些关键部分。一些教师可能想要突出多元文化的内容，还有一些教师可能选择忽视这部分内容，而集中于正统的西方哲学。
一门完整的课程可能要包括导论和全部八章在内，不过，对于通常的一学期课程来说，这些内容可能就过于繁重了。相反，一门简要的课程（比如，夏季学期的课程，或者每周或一学季只上一次的课程，或者更愿意详细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的课程）可能只需用到一半篇幅的内容。
致学生：做哲学
人生哲理文章篇3
一、利用首节对哲理的介绍推断未知信息
为了亮出观点，表明写作目的，体现文章的主旨大意和主题思想，哲理性完形填空题多在文首提供哲理。另外，首节还有可能介绍哲理给作者生活所带来的好处及作者悟出哲理的途径。利用这些特点可以巧妙推断文章开头部分的未知信息。
原文：“Never give up！” It is my law （法则） of life. It has brought me success. I learned the law from my father’s life story.
大意：“千万不要放弃！”这是我的生活法则。它给我带来了成功。我是从我爸爸的生活故事中获取这一法则的。
思路点拨：认真阅读分析首节内容不难发现，首句是原文主题，也是作者从父亲生活故事中悟出的人生哲理，它给作者带来了成功。
二、分析哲理的悟出过程推断未知信息
众所周知，哲理是作者有感而发的生活体验，是从生活中获取的人生教益，因此在首节结束之后，作者就会详细介绍哲理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自己从生活中获取教益的心路历程。显然了解了文章的哲理后，应分析哲理的内容特点，弄清其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被人们悟出，主人公会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这样的分析对推断哲理产生过程部分的未知信息会有好处。
因为本文的哲理为“千万不要放弃”，因此介绍哲理悟出过程时作者首先会介绍主人公艰难的处境。
原文：My father was born in a poor village in the north of Jiangsu， China. When he was a young boy， he went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then worked in the fields till sunset. And then he did his homework until midnight. Life was hard， because they had no money！
大意：我爸爸出生于中国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村子。当他是一个年轻的男孩时，他早晨上学，然后在田里干活至日落。然后，他做家庭作业直至半夜。生活很辛苦，因为他们没有钱。
思路点拨：果然作者介绍了父亲出生于贫穷之家，生活十分艰辛，这为介绍他日后的努力打下了基础。
“千万不要放弃”还意味着遭遇逆境时主人公努力地改善处境，甚至在遭遇新的逆境后仍不懈地努力直至获得成功。
原文：At the age of 14， my father he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was the land of gold， the land where poor people can become rich.
“Why don’t I go to America？” he thought to himself， full of hope.
So， my father came to America. “I had thought it was easy to make money in America，” he told me. “But when I arrived there， I realized it was not true. They did not like to hire （雇佣） me because I spoke little English. Later， I worked in a small restaurant， cleaning up tables， washing dishes and sweeping the floor. Life was hard for the first few years. I worked from 10a.m to 11p.m. I wanted to go to school to learn English， but it was impossible. I couldn’t afford the schooling （学费）.
My father kept working hard， and reached his goal.
大意：十四岁时，我爸爸听说了美国。这是一块金土地，是一块穷人能变成富人的土地。
“为什么我不去美国呢？”他心想，充满了憧憬。
所以我爸爸来到美国。“我本以为在美国挣钱容易”，他告诉我。“但是，当我来到那儿时，我意识到这不是真的。他们不想雇佣我，因为我几乎不会讲英语。后来，我在一家小饭店打工，帮助擦桌子、洗碗、扫地。刚开始的几年生活辛苦。我从上午十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我想上学去学英语，但这不可能。我负担不起学费。”
我爸爸不断地努力工作，并且实现了理想。
思路点拨：果然作者的爸爸为了改善处境做出了努力，他去了美国。但到了美国他才发现改善生活之路并不容易。但他没有放弃，不断地努力，终于获得成功。
三、利用结尾对哲理的重提推断未知信息
哲理性记叙文往往在文章末尾重提哲理，以便作者再次抒发内心情感，表达哲理重要意义，并暗示读者在今后的人生中应该接受哲理的引导，用哲理规范自己的言行。显然，利用结尾对哲理的重新表达可以推断这一部分的未知信息。
原文：“Alan，” he often says to me， “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 have to work for it and never give up. Things do not come easily in life.” That is what I learned from my father.
人生哲理文章篇4
关键词：《易传》；道家；形上学；通约
the communion between the philosophy of the daoist school and that conceived in yi zhuan
liu lif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philosophy conceived in yi zhuan and that of the daoist school are the philosophical schools with the mos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capacity in the preqin period. though “upholding hardness”by yi zhuan and“venerating softness” by the daoist school represent two direc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embodying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and attitudes to human lif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yet, when seeking ultimate metaphysical origins, they take use of similar thinking methods without previous consultation, that is to say, in the comments on the metaphysical dao, they meet at one point. through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theories on origin, ontology, and theories on substance fun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ound the communion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the reason for why the two kinds of metaphysics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s because both yi zhuan and the daoist school are on the same level in explicating their value concepts and political ideals, in other words, “(human) nature and the dao (way) of heaven” are both the metaphysics of the daoist school and tha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being not a “patent” of either school. it is on this account that both confucian and the daoist school were possible to head for a new merge in the style of metaphysical learning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at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yi zhuan; the daoist school; metaphysics; communion
陈鼓应先生致力于倡导“道家文化主干说”，他在《易传与道家思想》中大胆地提出了“《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而非儒家”（第1页）[1]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同，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我看来，关于《易传》的思想到底是来自道家还是道家的思想来自儒家，这样的争论尽管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争论本身却不会有真正的结果，因为它忽视了思想史上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事实：任何一派哲学思想都是特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全体哲学的一部分，也是不可能离开其他哲学流派而***发展的。不过，这样的争论却给我们以意外的启发，那就是《易传》与道家哲学有着极大的可通约性，它们之间并非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先秦哲学中，《易传》和道家的哲学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家。黑格尔曾经把中国哲学分为“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三家，并认为孔子那里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缺乏思辩的哲学；而易经哲学和道家注意到了“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第121-124页）[2]。黑格尔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哲学的，虽然不一定合理，但从他的分析中则可以看出中国先秦哲学的某些特点。其实，黑格尔讲的“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就是传统的形上学。先秦时代具备这种思辩能力的哲学流派以《易传》和道家最为系统。传统的形上学主要涉及到本原论、本体论、知识论等元哲学问题，由于中国哲学中缺少知识论的内容，故形而上学主要指本原论和本体论的问题。本文也就是从本原论和本体论的角度阐释先秦哲学中的《易传》和道家之间的可通约性。
一、通约之一：《易传》和道家的本原论
本原论也称宇宙生成论，是传统哲学探讨宇宙万物起源和由来的观念及理论。在黑格尔看来，本原论脱胎于原始宗教和神话，在原始宗教晚期的祖先崇拜中，特别重视“创世的父母”，因而事物中最古老的存在最神圣也最受尊敬，那种原初的存在就被当作现存事物的根本原理去理解和对待。（第59页）[3]从这种观念看来，事物是什么，首先是看它来自于什么；它的“祖先”是什么它也就是什么；“本原”规定了它的本性，先在者是后来者的根据，原初物就是事物的本真存在。既然原初存在是现存事物的本真状态，那么现存的一切事物不过是本原物的一种变形存在或者生成形式。所以，本原论实际上采用了一种“还原论”的思维逻辑。
黑格尔关于本原论的说明虽然基于欧洲的哲学史，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在老子以前，商周时代流行的是上帝崇拜和上天崇拜，上帝和天后来又合而为一，称为“天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和本原。《老子》中曾有“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老子》五十二章，据王弼本，以下皆同）的说法，表明当时的人们对于“母”和“始”是相当推崇的，应当属于最崇高和最神圣的观念。老子生活在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日益高涨的时代，为了树立其哲学的权威，老子提出了一个比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天”和“帝”的地位更高的存在，称之为“道”。他认为万物都由道而生，是“万物之母”。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二十五章）又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这样，老子在他的哲学中，第一次把天由“主宰之天”降格为“自然之天”，第一次把上帝由最高的神灵降格为道的“儿子”，从而确立道的“母体”地位。
《易传》的哲学也有一套类似的宇宙生成理论。它首先肯定了天地在万物生成变化中的巨大作用，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传》），这里的“天地”就是道家的“自然之天”。《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四十章）、“有名万物之母”（一章）中的“有”、“有名”就是指自然之天。不过，《易传》从***治伦理的需要出发又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传》）、“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彖传》），将“自然之天”进一步引申到了“义理之天”，这当是《易传》对道家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天地都是“有名”，不是道家、也不是《易传》宇宙论的终极范畴。道家以道为终极的“天下母”，而《易传》亦以“道”为天地万物最后的源头，《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比较而言，道在老庄那里都是“混成之物”（二十五章），是“恍兮惚兮”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因而是一个“无名”。但《易传》的作者却对道作了另一种解释，断定道就是阴阳两种势力的统合，所以变成了“有名”。不过，即使有了“阴阳”这样的名（概念），也不同于天地之名，因为天地是具体的事物，而阴阳则是抽象的概念。冯友兰先生说，《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不是一个积极的命题，而是一个形式的命题，它只从逻辑上承认天地之前一定有产生天地的某种存在，但不肯定这个存在到底是某个实际的“物”（第84、147页）[4]，如庄子所谓“物物者非物”、“生生者不生”（《庄子·天瑞》），所以没有名称。同样的道理，《易传》虽然给了道“一阴一阳”这个名称，但仍然只是一个形式的命题，而非积极的命题，因为它于实际并无肯定。如果说，《易传》和道家在道的“定性”方面尚有一定差异的话，那么，在道的“生成过程”方面则消除了这种差异。《老子》描述宇宙的生成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十四章），而《易传》描述宇宙的生成过程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在这里，“一、二、三”同“两仪、四象、八卦”两组数字因为解释系统的不同而有内容的差异，但《易传》里的“太极”和道家的“道”却都是外延最广而内容最少的最高抽象，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属于没有任何规定的“无”，故都是“宇宙大全”。这样，《易传》与道家的宇宙论在终极意义上通而为一，可以视为对等的范畴。
二、通约之二：《易传》与道家的本体论
在哲学发展的初期阶段，本原论和本体论有时很难明确地区分，二者常常混而为一，在同一个哲学家身上可能兼而有之。先秦道家的“道”和《易传》的“道”就是如此。
然而，本体论毕竟不同于本原论。在黑格尔看来，“本原”最初所要探求的是那个“万物始所从来，与其终所入者”的东西，主要说明的是事物基质和元素的来源，以及作为原初物的“母体”性的存在。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本原的内容也不断的增加，引申出了事物的“动力”和“本性”的概念。最后，“本原”概念本身也被分解，变成了一个只是用以说明和理解事物的“原因”的概念。（第84-88页）[3]从本原到原因，意味着人们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本原与事物的关系中，本原物处于主体地位，生成物或者变形物不过是理解和把握它的本原存在的一种“实证性”注解。在原因与事物的关系中，现存事物变成主要对象，原因不过是为了了解事物而悬设的某种“原理”。按照因果方式去理解和追寻事物的本原，就是本体论的问题。（《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第3章，第155页）[5]所以，本体论是本原论的发展和提高。
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传统里被称为“存在（有）论”，源于古希腊人把那个在“什么（主词）”之前的“是”也作为对象来研究。亚里士多德后来把终极性的“存在”理解成“普遍属性”，这种普遍属性乃是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依据和原则，所以又是“存在之因”、“第一因”。但柏拉***则认为，感性的世界千变万化，只有理念世界才是永恒、普遍和不变的；任何具体的事物，比起它的“理念”来，都是不完美的，不过分有了它的理念，理念作为事物的共相，高于它的对象（存在）。在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普遍属性）和柏拉***的“理念论”（共相）很具代表性。西方哲学的这两种本体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虽然没有明确地作为概念形式提出来，但都有内容上的表现。比较而言，先秦道家的本体论偏重于“实体论”，但也涉及“理念论”，而《易传》的本体论则侧重于“理念论”。
道家的本体论有两种基本含义。一种是终极性的存在之因，是各种原因的原因，最高的原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老子在他的道论中，许多场合就是这样一般意义的“第一原理”。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一章）、“执古之道”（十四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动”（四十章）、“道隐无名”（四十一章），等等，这些都是老子所预设的最高的哲学范畴。在老子的后学中，《庄子》对“道”作了进一步发挥，很多地方也很接近老子的这种“大道”义。《庄子》的第一义是道的“最高”义，所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第二义是道的“遍在”义，所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天道》），“行于万物”（《天地》）、“无所不在”（《知北游》）。这里的“最高”义和“遍在”义都反映了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后依据和最后原因的存在。韩非子在《解老》中进一步发挥上述思想，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这样的解释已经很清楚，意思是说，天地间尽管各物有各物的具体的理，各事有各事的特殊的理，但一定还有一个高居各种具体和特殊的理之上的“所以然之理”，是“最后的理”和“终极的原因”。在韩非看来，老子所讲的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共同的理，是万物最普遍的原理和规则。
冯友兰先生曾经对道家的“道”和《易传》的“道”做了一种区分。他说：道家的道是统一的“一”，由此产生宇宙的生成和变化；而《易传》的道则相反，是多样的，是宇宙万物各类分别遵循的原理，有点像西方哲学中“共相”的概念。（第145页）[4]这是很深刻的，但并不完备，因为道家的本体论还有第二义，即特殊的、具体的原则和规律，这一义与《易传》的“共相”义相通。在道家看来，世界上的事物总是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存在，还体现为多种类属的存在，形成了事物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所谓“万物各异理”。所以，老子在他的道论中就有了“天道”和“人道”的区分。老子常常先讲天道，接着就讲人道，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在老子那里，天道和人道并不一定相同，但“圣人”可以使二者相通；天之道包含着“清净”、“柔弱”、“不争”、“无为”、“自然”的内容，人之道就是要效法天之道，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如果说道家只是粗略地区分了天道和人道，那么，《易传》则详细地讨论了宇宙中所有的道，包括“立天之道”、“立地之道”和“立人之道”。《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所说的阴阳、柔刚、仁义既是“天地之道”，又是“人伦之道”，同《老子》的天道和人道一样，在“圣人”那里是相通的。按照天人一体的原则，《易传》依照普遍的“天地之道”而确立“人之道”，它们包括了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每一类道都有其特殊性，不可混淆，构成君、臣、父、子等行为主体所遵循的规范。每一类的道又各以一个名称来表示，每个人或每一类的人都应该合乎理想地依照这些不同的名称来行动。《易传》中的这些名称，就是“象”，象是代表某一类的事物，每一类的事物都可以通过《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得到说明。比如，乾卦属“刚健”之象，这个卦象代表了所有的刚健之物，《说卦》说：“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其他的六十四卦的象都可以如此地对待，每一卦和每一爻都是某一类的象，所以，“乾”就可以代表天之象、君之象、夫之象，还有父之象、（良）马之象、金之象、木果之象，等等，乾卦的卦辞和爻辞就代表着天道、君道和夫道，天道、君道和夫道与自然物中的玉、金、寒、冰、大赤、良马等属于同一种类的“道”。以此类推，坤卦就代表了地道、妻道、臣道。谁若想知道如何为君为夫，就应当查阅乾卦所讲的；谁若想知道如何为臣为妻，就应当查阅坤卦所讲的卦辞和爻辞。按照这样的办法，天地间的一切变化都可以穷尽，故《系辞上》总结说：“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由此可见，在老子本体论中，道具有“一般”和“一般的一般”的差别。这里的一般，就是天道和人道的一般，是特殊事物的“共相”；这里的一般的一般，是天地万物的“共相”和第一因。《易传》在本原论中提到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里的“太极”相当于道家老子的“大道”，是第一因；但《易传》的重点不在第一因，是在探讨每一类事物所共同遵循的原理，研究每一类事物的“共相”或一般，因而不是道家中那个“一般的一般”，只是道家中那个具体的道的“一般”。这是《易传》和道家在本体论中的一个较大的区别，但是在逻辑上，则可以把《易传》看成了道家本体论的某种延续。
三、通约之三：《易传》与道家的体用论
中西哲人在对宇宙人生的反思中尽管能够涉及到几乎相同的哲学问题，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中西哲学的思考方式又有较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的本体论就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尽管千变万化，但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是关于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往往以为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是背后的实在与表面的假象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绝然对立的两极世界（第13页）[6]；第二类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无论是以主体为本体还是以客体为本体，主体和客体是绝然对立的两极，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体用殊绝”、“体用两离”。但是，中国传统哲学自先秦起就没有这种分别，发展出独特的“体用一原”、“体用不二”的本体观念。虽然中国哲学的体用概念在唐代才比较明确，但体用一原的思维模式在先秦的《易传》和道家的哲学里就体现出来了。
就本体与现象关系而言，《易传》和道家都采用了本体不离现象、现象不离本体的思维方式。在道家中即表现为道生万物而万物不离道的“还原论”逻辑。在《老子》那里，道虽然是万物之母，可以“***而不改，周形而不殆”（二十五章），但是道却不离开具体的事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这里的“象”“精”“信”等描述道与万物的关系的词汇，在现代哲学中几乎找不出对应的概念，但可以肯定是表示道不离物、物不离道的关系。故《庄子》将它发展为“道在万物”的命题，即道无所不在，“覆载万物”、“行于万物”（《天地》），“广广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在《易传》那里，则以阴阳未分的“太极”为本体，以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为万物发展的动力。就天地言，天地即是一阴一阳；就万物言，每一物即包含着一阴一阳。《易传》主张，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阴阳的运动，阴阳不离万物，万物亦不离阴阳，而阴阳的变化最后可以溯源至于“太极”的存在，也就是每一事物中都有一太极存在。这与道家的“道不离物”是同一思路。
就主客关系而言，《易传》中的“道”（或“易”、“太极”）同道家之“道”都可视为最高的形而上的“悬设”，它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理念的”，但都是“圣人之道”，不会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冲突。也就是说，不管主体是道还是主体是人，道的存在始终离不开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在道家和《易传》那里主要是通过“道”与“德”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在《老子》的哲学中，道和德往往成对使用，恰恰构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体用关系。如何是“德”？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三十八章）；“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贵”（五十一章），这许许多多的“德”，按照传统的解释就是“得”，即“得道”。如果以道为至上的存在，最后的根据和规则，那么，德就是圣人的观念之德，人天合一之德，也就是“得道”的人时刻都会按照道本来的要求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在《易传》的哲学中，道和德没有成为相对的范畴，但其思维方式与《老子》一致，其关键就是将天地万物视为与人类同质的存在，从而将天地万物“义理化”，《易传》中的“圣人”就是能够体会这种关系的“中介”性存在。《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这里无非是说，《易》所揭示的至极之道靠的是圣人的察微知著，人间的善恶吉凶是圣人“拟诸”天地的运行规律而得到的判断，《易》之道是圣人用来推崇道德、成就事业的智慧。所以，在《易传》中，作为本体的存在就是“道”，用于事业就是“德”。
牟宗三先生曾经说，道与万物的关系是一种“境界”关系，他说：“不能客观地说客观世界有个东西叫无来创生万物，而要收进来主观地讲，靠我们无限妙用的心境，随时有徼向性，由徼向性说明客观事物的存在”；还说，道是“内在的”，“具体的运用一定和万物连在一起说”（第101页）[7]。我认为，牟宗三先生说的“徼向性”和“具体的运用”就是“德”。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家和《易传》中的道德关系是心物一体、主客混容的关系。这样的体用不离的关系在西方哲学中的任何一派本体论哲学思路都套不上，这是中国本土哲学的对宇宙和人生特有的体悟，它在先秦的《易传》和道家哲学中就奠定了基础。
四、结论
《易传》和道家的哲学是先秦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家。尽管《易传》的“尚刚”和道家的“贵柔”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方向，体现了儒道二家各自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然而，当《易传》和道家哲学在寻求终极性的形上学根源时，却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类似的思想方法，即在形而上的“道”论中走到了一起。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念和***治主张的不同，并不影响其思想方法的一致。当然，由于《易传》和道家都处于同一时代，相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源头加上思想的争鸣，有可能使它们相互吸收和渗透。然而，这种吸收和渗透毕竟是局部的，即在某些重要的概念和命题上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但不可能是抄袭，因为《易传》和道家实属两个不同解释系统。道家是史官文化系统，而《易传》是对上古筮占的解释系统，在价值观上一个倾向于自然，另一个倾向于人伦，所以，两家的形上学仍然保持了各自的风格，不可能相互替代。《易传》和道家的形上学之所以能够相互贯通，是因为《易传》和道家的哲学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以阐释其价值观念和***治理想，也就是说，“性与天道”是道家的形上学，也是儒家的形上学，不是那一家的“专利”。正因为这样，儒道二家才有可能在魏晋玄学和宋学中走向新的沟通和融合。
参考文献：
[1]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高清海.高青海哲学文存（4）[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人生哲理文章篇5
【关键词】 高职；哲学基础；绪论；教学方法
一、了解教材、了解学生
绪论是五年制高职《哲学基础》的第一课，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设计好绪论这堂课对激发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尤为重要，因此，绪论在高职《哲学基础》教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第一，了解教材：《哲学基础》（五年制高职德育系列教材）苏州大学出版社，内容由绪论加六章内容构成，第一章，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唯物论（本体论）；第二章，学会全面辩证地看问题――辩证法；第三章，掌握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认识论和实践论；第四章，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史观；第五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人生观、价值观；第六章，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人生理想和目标。
第二，了解学生：江苏职院是五年制高职三年级开设《哲学基础》，通过“你想象中的哲学课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的问卷调查，同学们对哲学基本不了解。有同学认为哲学深奥，难理解，枯燥无味；也有同学认为哲学是讲大道理的课，如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也有同学认为哲学是准备睡觉的课，做其他作业的课。也有同学认为哲学是说教，令人反感的课。回答可谓是五花八门，正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了开设哲学的必要性。
二、确立绪论的教学目标和教法
1、把绪论的教学目标确定为让学生听得进，听得懂，还想听
所谓听得进，就是让同学们明白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哲学是一种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希腊文：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知识目标。所谓听得懂，就是使学生初步具有用理性和智慧的眼光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的能力，这是能力目标。所谓还想听，就是让同学们知道要想生活得有意义和有价值，就不能没有哲学，这是情感、态度和价值目标。
2、确立教法
（1）演示法，即利用***片，视频等手段进行直观演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2）讨论法，则是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活动组织能力。
（3）讲授法，是以启发和引导学生全面地看待发生在身边的现象，发展学生们的思辩能力，注重锻炼学生们***思考的能力。
三、明确绪论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什么是哲学？重点的依据，只有理解了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学生才不会对哲学陌生，而逐渐试着去尝试探索。
教学难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何以当选千年第一思想家？难点的依据，尽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没有系统地概括，因此不易理解。
四、设计绪论的教学过程
第一步、导入新课，引入胡适先生《我的母亲》，为什么要用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导入新课，原因很简单就是运用同学已有的知识储备讨论：（1）胡适先生的母亲如何做人做事？（2）胡适先生的母亲如何教导胡适先生做人做事？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二、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母亲平时的待人接物，言传身教对胡适先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3）从胡适先生的母亲的为人处世而引申出――世界观，方***。让同学们明白，我们读书学习不仅要掌握知识，提升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人品，即自身的道德素养，要求我们的同学不仅仅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所以，我们应该把做个宽恕人，体谅人，幸福人，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在高职生的成长道路上给予足够的关爱和为人处世的指引，育善心，出善言，行善道，择善而从。“人类的生命，并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即永恒”――尼采（德国）。哲学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在努力做好学生的同时，更要全力做个好人。让我们的同学听得懂，听得进！告诉我们的同学，哲学就在我们身边。适时布置作业：《我的母亲》――谈谈母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第二步、通过视频《我们身处的谎言世界》，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关系，引申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为何能当选千年第一思想家？新的千年出现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马克思热？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说：马克思的《***宣言》和《资本论》对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全球***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去一千年，没有谁象马克思这样改造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也重塑了人类的精神世界。随着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先后诞生了十五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领土的四分之一，工业产值的五分之二，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我们要知其人，就要走进其人，走进其思想，走进其主义。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所谓“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哲学要代表自己的时代和自己所处时代的人民，使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也就是说，哲学问题是时代的产物，哲学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哲学离不开自己的时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每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所把握的都是自己所处时代脉搏的一次跳动，每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所演奏的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一段最强的音符。从而解决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难点问题。
五、小结
第一、聆听大师的思想
1、哲学脱离人生、将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将是盲目的。――傅佩荣
2、哲学的首要目标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人们追求智慧。――周肫
3、哲学虽然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方东美
4、“庙里的神”――黑格尔。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借用“庙”与“神”的关系来生动比喻人类生活与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哲学则是使人类的“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
5、“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爱因斯坦深有体会地说过：“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爱因斯坦的天才和独创性，与他善于进行哲学思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905年9月，爱因斯坦在德国权威性的《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划时代的狭义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论文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而且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传统的思维方式。
第二、学习哲学的现实意义
1、因逻辑分析而言行有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而哲学却能够把知识升华为智慧，给人的思想以启迪，指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面对世界，面对生活。
2、因反思活动而思想深刻。学习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我们***、自由、科学思考的能力，遇事要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保持一种不断追问的习惯。即***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3、因辩证思维而头脑灵活。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哲学能够提升思维能力，使我们的头脑充满活力，永远年轻。
4、因憧憬理想而满怀希望。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它可以不断地激发人的生命活力，使其永葆内在的青春。
5、因高度概括而精神丰富。古人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道出了所有有志者应有居高寄远的精神境界，永远不丢失进取的目标。
6、因追求智慧而生活豁达。苏轼曾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是生活的辩证法。
总之，哲学思维是人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哲学思想是使人类充满生机、乐趣、幸福的必需品。
第三、如何使用《哲学基础》教材， 熟悉教材、理解教材、应用教材、提升教材
1、准确理解把握大纲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高职生开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教育，是事关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要跳出学科知识体系的框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孕育于实践的沃土之中，有着开放的体系和与时俱进的品格。
3、以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教材的使用应以“贴近学生、贴近社会、贴近现实”为原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材内容的表达，注重通俗易懂，口语化，用丰富生动、新鲜感人的事例，以例说理。还可以通过体验探究活动的安排，启发学生思考，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创造性地使用教材。（1）教师可以丰富、拓展课程资源。（2）文字与音像资源――报刊、书籍、***片、录音、录像、影视作品等。如微课。（3）实践活动资源――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自然和人文景观、教育基地等。
【参考文献】
[1] 本书编写组.哲学基础[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10.
[2]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著，王珍译.马克思传（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人生哲理文章篇6
[关键词]方以智；训诂；道；语言哲学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二)“言者，载道之器”——方以智工具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00年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人生哲理文章篇7
[关键词]现代大学哲学系20世纪中国哲学
[中***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1-0038-11
20世纪中国哲学，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期，也是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现代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所投下的影响，又往往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忽略。造成这种忽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由于对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与理论开展的重视，而忽略了现代大学哲学系的教育实践及其意义；二是在考察历史文化诸因素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影响时，由于对***治生活、社会变革等重大因素的重视，而忽略了现代大学哲学系这种相对较小事物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弥补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这种不应有的忽略，对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开展的影响与作用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从“哲学”概念的引入
到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
在中国哲学的开展中，“哲学”作为一个概念，不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而是从国外引入的。19世纪下半叶，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使用汉字的“哲学”二字表述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即“philosophy”)。中国晚清外交家兼学者黄遵宪，将“哲学”一词由日本介绍到中国来。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使用“哲学”概念，并力***通过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格义，加以会通，促使这一概念为中国人所接纳，进入中国学术主流。严复与王国维，这两位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西方哲学有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大学者，对“哲学”概念的引入和使用贡献尤大。他们不仅倡导中国人使用“哲学”这一概念，而且力***把“哲学”概念引入当时初创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实践。
严复在1900--1902年所写《穆勒名学》案语中，即用中国传统的“理学”概念来理解刚刚引入的“哲学”概念。他说：“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本人谓之哲学。”而他于1903年手订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从近代科学分类出发，对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翻译课本工作做了明确的规定：“翻译课本，拟照西学通例，分为三科：一目统挈科学；二日间立科学；三日及事科学。”统挈科学包括名学(逻辑学)与数学，间立科学包括力学与质学(化学)，及事科学指有关天地人物之学，包括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人种学、社会学、历史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这个章程接着又指出：“以上三科而外，所余大抵皆专门专业之书，然如哲学、法学、理财、公法、美术、制造、司帐、卫生、御舟、行***之类，或事切于民生，或理关于国计，但使有补于民智，则亦不废其译功。”这样一来，在中国现代大学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予以了“哲学”的位置。
王国维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哲学辨惑》一文，批评张之洞、张百熙等人不宜用“哲学”概念的主张，力主在中国学术中使用“哲学”概念。他说：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观去岁南皮尚书(即张之洞——引者注)之陈学务摺，及管学大臣张尚书(即张百熙——引者注)之复奏摺：一虞哲学之有流弊，一以名学易哲学，于是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凡》有“费禄琐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称自然科学日“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我国人士骇于其名，而不察其实，遂以哲学为诟病，则名之不正之过也。他不仅批评了视哲学为“有害之学”和“无益之学”的观点，论证了“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而且还进一步把“哲学”概念中国化，认为：“今之欲废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故。今姑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与宋儒之说言之。……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易》之‘太极’，《书》之‘降衷’，《礼》之‘中庸’，自说者言之，谓之非虚非寂，得乎？今欲废哲学，则六经及宋学皆在所当废”。。他的结论是：“余非欲使人人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但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要。”
王国维所批评的张之洞、张百熙，都是清末对教育界影响很大的重臣，张百熙于1902-1904年间担任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1902年，张百熙主持制订《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划京师大学堂设***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中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目。1903年，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划京师大学堂把经学从文学科中分出，在原来七科之外专门设立经学一科，包括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诸门。这两个章程都由清***府颁行，但前者并未实施，后者得以施行。在这两个章程中，经学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出现了显著变化，而哲学则始终没有被提及。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首先旨在维系清王朝的***治意识形态，但也与张之洞、张百熙对哲学的态度相关。
对于《奏定学堂章程》，王国维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于1906年在《教育世界》与《东方杂志》上先后发表，对张之洞等的中国现代大学设计提出批评。王国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章程“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对此，他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来加以补救：在大学中不再专门设立与七科并列的经学科，而把经学科合人文学科，在文学科中分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外国文学五科，其中经学科的科目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外国文，理学科的科目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外国文。经学科与理学科的科目基本一样，只是后者比前者多出印度哲学史一科目。这就明确规划了中国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基本科目和教学内容。后来的研究者认为王国维的这一方案，“虽无哲学科之名，却有哲学科之实”。当然，王国维一介书生，人微言轻，其意见不可能为张之洞所采纳，更不可能改变《奏定学堂章程》的实施。
这种状况直到辛亥***结束了清王朝统治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明确提出：“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他的具体构想是：“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人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礼、春秋三传，已人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就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北京大学设中国哲学门，取代了以前的经学科。1914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开始招收学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哲学教育的开启。1919年，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中国哲学门改名哲学系。这一学科的变更，不仅意味着经学时代的终结，而且意味着“哲学”概念已经开始转化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与以往私学、官学、书院的经学教育全然不相同的现代大学哲学教育。后来蔡元培回忆说：民国建立后，在大学中“最早奏效的改革，是废除经科”。
继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后，在20世纪10-20年代的中国大学中出现了第一批哲学系。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于1915年设立中国哲学门，这是最早在中国南方出现的现代大学哲学系。接下来，南开大学哲学系于1919年，东南大学哲学系(今南京大学哲学系前身)于1920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哲学系(今武汉大学哲学系前身)于1922年，中山大学哲学系于1924年，清华大学哲学系于1926年，相继设立。这些现代大学哲学系的设立，使“哲学”概念通过现代大学教育实践，最终进入到中国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和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趣的是，在这些大学哲学系中也聚集了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熊十力都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但他们不仅对“哲学”概念从不加排斥，而且还十分认肯“东方哲学”、“中国哲学”概念。
因此，“哲学”概念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国扎下根，除了学者们从学术上理论上作出种种论述阐发外，还在于有现代大学哲学系在中国的纷纷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现代大学的教育实践比起学者们的千言万语来，更有力量，更为重要。
二、现代哲学教育制度的建立
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使得现代哲学教育制度得以在中国建立。所谓现代哲学教育制度，在于按照大学哲学教育的目标，设置现代课程体系，对哲学系学生进行专业培养和专门训练，使之初步具有从事哲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在这里，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用书的编写、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构成了现代哲学教育制度的几个关键性环节。这些环节也有一个逐步改进与完善的过程。以致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曾言：“自从一九二三年，张颐先生(字真如，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德国十余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撰有《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博士论文一册)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时，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而这几个环节的改进与完善，不仅对于中国大学哲学教育制度的建立，而且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现代大学哲学系形成了一套综合性的课程体系，以哲学理论与哲学史的教学为主要内容，涉及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以及与哲学相关联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旨在通过师生之间的教与学，使学生对哲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有一个综合把握，初步形成从事哲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在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中，许多人不可能从事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但通过这种学习可以获得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学习的思维方式，并结合其他学科知识，转而从事种种非哲学的工作。这种思维方式及这些知识，对于他们从事各种工作都会有帮助。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8年课程表为例，可见中国早期大学哲学系课程体系的基本设置：第—学年必修课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纲、心理学、论理学、外国语(第一种)、外国语(第二种)，选修课有生物学、经济学、化学发达史、地质学方***；第二学年必修课有西洋哲学史大纲、伦理学、中国哲学(道家哲学)、外国语(第一种)、外国语(第二种)，选修课有社会学、心理学实验、生物学、言语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社会问题；第三学年必修课有西洋哲学史大纲(续)、中国哲学(宋明理学)、外国语(第一种)、外国语(第二种)，选修课有印度哲学、社会问题、伦理学史、生物学方***、地质学方***、化学发达史。与今日大学哲学系相比，这些课程设置当然还显得很单薄，但毕竟已初具格局，与传统书院教育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气象。
与课程体系的设置相对应，现代大学哲学系重视有关教材的编写，并由此而更新教学内容。20世纪10-30年代，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哲学教材开始问世。这些教材的问世，不仅推进了现代哲学教育制度的完善，而且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展。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编写上表现得十分鲜明。1919年，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是胡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授课讲稿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不仅对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对当时思想***运动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因而出版后竟成一时的畅销书。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学习的冯友兰，对此有亲身的感受，晚年回忆说：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教授，基本上都还是没有超出中国封建哲学史家的范围。……在我们班上，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就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当时的学生真是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当时真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一点系统，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当时也有人翻译过来日本汉学家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但都过于简略，不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书出来了。他用汉学家的方法审查史料，确定历史中一个哲学家的年代，判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真伪，他所认为是伪的都不用了。……用这个方法，他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一部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正是这样，冯友兰将胡适的这部教材称之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以后，又有钟泰著《中国哲学史》于20年代出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于30年代出版。这些教材采用不同哲学方法清理、阐释中国哲学历史，对大学哲学教育制度建设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了开出高质量的哲学课程，在这些大学哲学系里往往聚集了一批哲学家，从事专业性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一些学识杰出、造诣深湛的哲学家，以自己的具有人格魅力的个性化教学，对哲学系学生产生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影响。在今天的一些有关当年哲学家的传记和有关当年哲学系的回忆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前辈哲学家在教学中认真投入、出神入化的风貌。
例如，20世纪30年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就把自己对美的生活的追求，融入到他的教学活动中。他的讲课，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就是美。在王德胜著《宗白华评传》中对此有过记录：在课堂上，宗白华熔中西文化、中西艺术和美学于一炉，深入浅出，发阐幽微。其议论之精到，诗意之盎然，引来学生们浓厚的听课兴趣，在当时的校园里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如在讲授《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时，虽然课上没有发讲义，但由于宗白华的讲述常常结合了自己在欧洲游历时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故而在娓娓道来之际，常常使听讲者仿佛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学生们把教室挤得满满的，甚至连窗外也围了许多同学。当时，除了哲学系的学生以外，中文系、艺术系、外文系、法律系、经济系、社会学系的不少学生都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课，就连艺术系的讲师潘张玉良、张书旗等也前来旁听这门课。后来的一些知名学者、艺术家，如王起、常任侠、唐君毅、蒋孔阳、熊伟、张月超、吴作人、张安治、艾中信等，那时都是宗白华课上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蒋孔阳回忆说：
宗老讲课，我感到有“目中无人”之慨。那就是说，宗老讲课时，全神贯注在他的讲演中，根本不看学生。学生多，他这样讲；学生少，他也这样讲。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讲课中，而不关心学生听不听他的讲课。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课，除了内容的丰富不俗外，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感染力，使你觉得这位老师讲的是出自他的肺腑，是他真心诚意所相信的。因此，我们听时，也就油然有一种尊敬的感情。
又如，笔者的导师、著名中国哲学史家萧蓬父先生，在40年代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抗日战争时入学于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回到武昌珞珈山。他在《冷门杂忆》一文中深情描绘了当年武汉大学哲学系万卓恒、张颐、金克木诸先生的教学情况。他在谈到张颐师时说：张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东方黑格尔专家，知名度很高。……他同时开出的“西方哲学史”和“德国哲学”两门重课，受到专业同学的极大重视。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课，指定文德尔班的《近代哲学史》(英译本)作教材，讲课时逐章讲解，对重点、难点，时加补充(援引其他著名哲学史家的论述作比较，或补证以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极丰厚。至于“德国哲学”一课，则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四家为主要内容。每一家先讲一引论，然后解读重要原著。上课时，以德、英两种文本对照，逐句译解，一字不苟；常举出英译本不确切之处。贺麟对张颐的高度评价，在萧老师的回忆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印证。萧老师之所以走上哲学道路，是与这些哲学名师在教学中的直接影响分不开的。晚年的萧老师曾感慨万千地写道：抚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学术道路，勉力驰骋古今，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老师言传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薰陶。至于大学时代传道授业诸师，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朴厚凝专如张真如师、渊博嵌崎如金克木师，诲教谆谆，终身不忘。
由此可见，现代哲学教育制度得以在中国建立，特别是课程体系、教材编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这些关键性环节的逐步改进与完善，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具有直接的意义。
三、哲学家之间思想交流的加强
在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中诸多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实现的，如出版著作、发表文章、创办专业性哲学刊物、举办专业性哲学研讨会、开展哲学论争等等。而现代大学哲学系，则以其教学组织的形式，使不同思想的哲学家之间通过在一起共事，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得到了更多的思想交流。这种哲学思想交流的直接性和便捷性，是以往时代所难以设想的。这种哲学家之间思想交流的加强，对于推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大学哲学系的这—特点与优点，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就已指出，他说：“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中，胡适与梁漱溟就曾环绕梁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发生激烈论争。1923年，胡适发表《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从西化思潮立场出发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提出批评，认为梁漱溟在书中所阐发的东西文化关系理论是一套“主观化的文化哲学”。针对胡适的批评，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作了《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进行了反批评，认为胡适的东西文化关系理论才是“拿世界种种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简单式子里去”。胡、梁之间的这一论争，进一步深化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大学哲学系加强哲学家之间思想交流的功能。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几个重要的本体论体系，如金岳霖的“道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其建构都与这种哲学思想交流相联系。
抗日战争前，金岳霖与冯友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同事；抗战爆发后，两人又一同在战火纷飞中加入长沙临时大学，在南岳衡山下进行哲学教学与哲学思考。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艰难困苦的流亡生活，激起他们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热情，力求以新的形而上学来表达他们的家国情怀。冯友兰的《新理学》与金岳霖的《论道》这两部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要代表作，就写作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两人的写作是在相互交流中进行的。冯友兰后来回忆说：当我在南岳写《新理学》的时候，金岳霖也在写他的一部哲学著作。……我们两个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他对于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他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他把他的书题名为《论道》。别人问他，为什么用这个题名。他说：“道字有中国味。”
其实，金岳霖与冯友兰之间的思想交流，从zO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看，更可以看作是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交流与融通。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金岳霖，一反科学主义思潮对本体论的拒斥，在经验的基础上重建本体论。他认为，面对时代的大变局，哲学家如果只讲知识论而不讲本体论，那么就无法寄托、无法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因此，他在南下流亡途中所作的工作，就是汲取人文主义思潮重建本体论的主张，在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道论”本体论，从而造成了科学主义思潮由拒斥本体论到重建本体论的重大转折。属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冯友兰，十分重视科学主义思潮开展的积极成果，强调要经过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来重建人文主义哲学本体论。在他看来，维也纳学派的拒斥形而上学，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离开经验的似是而非的命题，为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扫清了基础，有其积极的合理的意义。因此，他的“新理学”体系就是要在这种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来加以建构和展开，从而对科学主义思潮拒斥形而上学的合理性予以了认肯与汲取。
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与金岳霖的“道论”体系，由于是在两人切磋学问、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其基本结构上颇有相似相通之处：冯讲的“理”、“气”与金讲的“式”、“能”，冯讲的“无极而太极”与金讲的“无极而太极”，都十分接近。但这两个体系又有着各自的特点，甚至在一些基本观点上针锋相对。例如，两人都强调共相的意义，但在共相与殊相的具体关系上却看法不同。冯认为“理”是超时空的，直截了当地把世界划分为“理世界”与“实际世界”，割裂了共相与殊相的联系，讲的是抽象的共相。金则认为，共相既是超时空与它本身的个体的，又是不能脱离时空与它本身的个体的，这两方面的情形没有冲突，力***把共相与殊相统一起来，讲的是具体的共相。冯强调共相在逻辑上先于殊相，认为：“要造飞机，须先明飞机之理。……造飞机者必依照飞机之理，具体的飞机，方能造成。”金则强调未现实的可能没有具体的、个体的表现，根本不是共相，认为：“七十年前没有一个一个的飞机，‘飞机’在那时候仅是可能，不是共相，现在既有个体的飞机，‘飞机’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共相。”1949年后，冯友兰逐渐认识到自己讲共相问题的不足，对这两个体系进行了新的反省，指出：“在金先生的体系里，具体共相保留了一个相应的地位，我的体系里没有。我当时不懂得什么是具体共相，认为共相都是抽象，这是我的一个弱点。”
贺麟建构“新心学”，是与他对熊十力、冯友兰的本体论建构及其得失进行批判性总结相联系的。抗日战争前，贺麟与熊十力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抗日战争期间，贺麟又与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共事。因此对于熊、冯的哲学思想，贺麟有着直接而深入的了解。
贺麟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基本思路表示认同，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发挥出仁的本体论，而熊十力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对于“新唯识论”的基本思想，他也多有肯定。例如，他赞同熊十力区分“本心”与“习心”，以前者为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后者为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又如，他对于熊十力所讲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作了肯定，认为：“假如他(指熊十力——引者注)单讲本心，而不言翕辟，单讲本体，而不讲大化流行之用，即不免陷于空寂。然而他又能发挥王阳明‘即知即行’的义蕴，提出体用不二，即流行见本体的说法，以为基础。……他提出的即用显体之说，实不啻为反本归寂、明心见性指出一下学上达简易平实的门径。”同时，他又批评熊十力“惟独于‘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点，似少直接明白的发挥”，认为这大概是由于熊十力注重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生意盎然、生机洋溢、生命充实言本体，而有意避免支离抽象之理所致。在他看来，“新唯识论”的缺陷在于，仅突出了本体的主体性，而没有强调本体的理想性，没有充分揭示“心”与“理”的关系，没有从心学出发去融通理学。
与熊十力相比，在贺麟看来，冯友兰可以说处于另一极端，即突出了本体的理想性，而没有强调本体的主体性，没有充分揭示“理”与“心”的关系，只重视理学而不重视心学。他对于冯友兰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认为：“讲程、朱而不能发展至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冯先生只注重程、朱理气之说，而忽视程、朱心性之说，且讲程、朱而排斥陆、王，认陆、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为有点‘拖泥带水”，这在理论上必然陷入困境。他又指出，冯友兰在建构“新理学”体系时，首先从一些基本命题出发，引出一些基本的肯定，如肯定“有理”、“有气”、“有物”、“有大全”等等，是自武断的肯定开始。可以说，他基本上不赞成“新理学”的思路与建构。但在批评的同时，他也肯定了“新理学”体系的成功之处，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尽管与金岳霖的“道论”体系相似相通，但却比后者更易于了解而引人注目，从而使冯友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究其原因，“似在于他尽力追溯他的学说如何系‘接着’而不是‘照着’程、朱、道家、魏晋玄学及禅宗，发挥推进而来，有集中国哲学大成的地方”。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贺麟认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应当把心学与理学结合起来，既讲本体的主体性，又讲本体的理想性；既讲自我意识的发挥，又讲道德理性的规范；既讲生命的流行创造，又讲对理想的切实追求。这种心学与理学的结合，在他这里，主要是以心学作为基础，而辅之以理学，贯通以理学。他的“新心学”体系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的。因此，“新心学”不是对“新唯识论”的简单回复，也不是对“新理学”的简单否定，而是汲取两者之长、去其两者之短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论”。可以说，对熊、冯的本体论建构及其得失进行批判性总结，构成了贺麟建立“新心学”本体论的出发点。
从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在抗日战争时期建构哲学本体论的例子中，可以清楚看出，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加强的哲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不同风格哲学系的出现
随着南北各地大学哲学系的建立，在各个哲学系中都聚集了一批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当然各具个性、各有特色，其学问有别，其思想有异，但又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同一系中哲学家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不同的哲学系具有各自的风格，由此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哲学系。在以往的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对于哲学家的个性风格，多予以了关注与研究；对于现代大学哲学系的个性风格，则往往不甚关注与研究。其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不同风格大学哲学系的出现是—个值得重视和探讨的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国内两个最为著名的哲学系，各有一批著名哲学家在其中任教，北京大学有熊十力、汤用彤、张颐、贺麟等哲学家，清华大学有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张申府、张岱年等哲学家，并形成了两种不同学术风格：北京大学哲学系更具有传统哲学色彩，偏重于哲学史的研究，而清华大学哲学系更带有西洋哲学色彩，对哲学理论创造更有兴趣。张岱年对此有过说明：在3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学风有所不同。北大哲学系在胡适的影响之下，重视考据，重视历史的研究。清华哲学系在金岳霖、冯友兰的领导之下，赞赏英国穆尔(G．E．Moore)、罗素(BRussell)的逻辑分析方法，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熊十力、汤用彤对佛学，张颐、贺麟对黑格尔哲学，郑昕对康德哲学，都有精深的专门研究。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郑昕的《康德学述》，都是成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名著。贺麟则通过十余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写出《黑格尔理则学简述》，由《精神现象学》人手，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作了一种新的理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冯友兰都致力于自己哲学体系的建构，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则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哲学上作一个新的综合，后来张岱年在40年代完成“天人五论”，大体上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张岱年还说：
清华学派中人都认为逻辑解析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方法，在这一点上是受了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穆尔(G．EMoore)等的影响。在理论上不一定完全赞同罗素、穆尔的学说，在方法上则肯定分析是必要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长沙临时大学一西南联合大学的组建，这两个大学哲学系融合为一体，不仅形成了一个空前壮观的专业哲学家阵容，而且汇聚了两个哲学系的不同治学风格，使之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在南方，大学哲学系也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特点。东南大学一中央大学哲学系，聚集了方东美、宗白华等哲学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哲学家不同，方东美、宗白华主要受到歌德的人文精神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方东美、宗白华是20世纪中国研究和介绍柏格森哲学的先驱。方东美在美国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错白格森生命哲学述评》，是中国人最早的柏格森研究成果之一。宗白华在1919年发表了《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一文，指出：“柏格森的创化论中深含着一种伟大人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最适宜做我们中国青年的宇宙观。”他们在论人生观时尤为强调生命的意义，就是直承柏格森思想而来的。同时，他们又都重视歌德的人生、著作与思想。方东美在著述中常常引用歌德的诗歌，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宗白华则著有《歌德之人生启示》等论文，对歌德作过深入的研究。这种对人文主义的重视，促使他们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寻找建构新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从西方的人文主义走向中国的人文主义，成为他们的一个共同归宿。在哲学创作风格上，他们属于诗人哲学家，长于用诗、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方东美自称为“诗人兼哲学家”。他认为，诗与生命是相通的，“‘诗’不是件简单的事，‘生命之律动’——无论是指宇宙生命或人类生命而言——亦不是件简单的事。在诗之真实性中的生命，或在生之创造性中的诗情，在在都与文化的每一层面，息息攸关。而每一层面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不同的国度，皆有其独特性”。因此，他在讲哲学时，往往总是引征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生命悲剧之二重奏》一文中，他引征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不少诗句，称：“浮土德是近代欧洲人的灵魂，故其所发出之悲歌，燕蒿凄怆，在欧洲文艺潮流里面直如饥凤遥唳，百鸟酬音。”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中，他引征了龚自珍、倪瓒、王夫之、司空***等人的诗词，认为：“中国人领悟宇宙时之心情，司空表圣最能曲予形容，得其妙境。”宗白华则首先是以诗人成名，而后才进入哲学家的行列。在新文化运动中，热情洋溢的青春诗人宗白华，献出了自己的诗集《流云》，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流云》序中，他深情地写道：当月下的水莲还在轻睡的时候，东方的晨星已渐渐的醒了。我梦魂里的心灵，披了件词藻的衣裳，踏着音乐的脚步，向我告辞去了。我低声说道：“不嫌早吗？人们还在睡着呢!”他说：“黑夜的影将去了，人心里的黑夜也将去了!我愿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灵魂，起来颂扬初生的太阳。”他正是用诗来迎接、来表达新的时代、新的人生，赋予了新的时代、新的人生以理想、以诗意、以美。唐君毅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牟宗三曾把自己与唐君毅、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央大学哲学系作过比较，认为：“他(指唐君毅——引者注)是中大出身，受宗白华、方东美诸先生的影响，他们都富有文学的情味。我是北大出身，认为哲学必以理论思辨为主。”宗白华、方东美的哲学风格，与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运用逻辑方法建构哲学本体论，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也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处。1933年，王星拱接任武汉大学校长，直接承继了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所培育的治校精神，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包容。而王星拱本人，则是一位对哲学有兴趣也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与友人胡适、丁文江共同形成了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中坚。他所著《科学方***》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于1920年出版，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题名“科学方***”的专著。他积极参与了科学与玄学论战，是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主要成员，所写《科学与人生观》一文是论战中有代表性的文字。他在珞珈山下写成《科学概论》一书，1930年作为“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总结性思想成果，也是在珞珈山下问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这使得武汉大学哲学系在当时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活跃的学术气氛。1933年秋，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范寿康，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开始在武汉大学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年底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号上，他发表《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新兴的哲学上的一个体系。……这一种新哲学，现在虽尚在摇篮之中，想来总有一天会有光华灿烂的发展的。”他结合哲学教学，撰写了《哲学通论》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出版。在书中，他着重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两大哲学问题人手，分两编来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前史与基本思想：第一编《知识哲学(认识论)》，对西方认识论史进行考察，最后通过对康德知识哲学的批评，来论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以《辩证唯物论者的认识论》一节结束全编；第二编《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对西方本体论史和宇宙论史进行考察，最后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批评，来论述辩证唯物论，以《辩证的唯物论》一节结束全编。通过这些以史出论的阐发，他得出总的结论：“辩证的唯物论的体系的建立还不过是最近数十年来的事。辩证的唯物论的发源地为德国，目下则大有普及于全世界的趋势。”他又在“中国哲学史”课的讲授中引入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历史开展，在讲义基础上撰写成《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由开明书店于1937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衡论中国哲学自先秦至清代的发展，力***揭示社会生活对哲学发展的影响。范寿康在讲课与著述中结合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国立大学哲学系诸哲学家中独树一帜。
五、哲学专门人才的培养
现代大学哲学系，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哲学家，按照大学哲学教育的目标，设置现代课程体系，对学生进行专业培养，使学生受到较严格的哲学训练，打下了从事哲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中国的不少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接受过大学哲学系的专业培养和专门训练。这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不同于以往时代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
在大学哲学系，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可以获得老师讲授的知识，而且在课堂下也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得有益于自己的启示。牟宗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就在课余之际与老师们多有接触，他后来回忆说：预科过去了，我直接升入哲学系。除自由地散漫地听课外，我自己仍有我个人专属的兴趣。那四年中，给我帮助与影响最大的，在校内是张申府与金岳霖两先生，在校外是张东荪先生。张中府先生先给我们讲罗素哲学，继之给我们开“数理逻辑”一课。这课程在国内是首先在北大开的。虽然讲的很简单，但我对之很有兴趣。金岳霖先生是兼课，给我们讲授他所精思自得的哲学问题，大体是以那时正在盛行的新实在论为底子。那时金先生与张东荪先生对于哲学思考非常努力，文章亦最多。那时的《哲学评论》，国内唯一的哲学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他们的文章。我都找来看。这对于我的学知历程是很有助益的。1932年，牟宗三在读大学三年级时，读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并由之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茶会上见到熊十力。熊十力在与林宰平、汤用彤诸学者的谈论中，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这对牟宗三的生命历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后来感慨地说：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说道，你不要以为自己懂得了，实则差得远。说到懂，谈何容易。这话也对我是一棒喝。因为在北大的气氛中，学生方面从来没有能听到这种教训的，教授方面也从没有肯说这种话的，也不能说，也不敢说。这也是一个很显明的对照。我由此得知学问是有其深度的发展的，我有了一个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须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而给予了牟宗三以哲学路向上启发，使他最终认同于熊十力所开启的现代新儒学心学路向的，则是一次熊十力与冯友兰的哲学对话。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专门谈到这次对话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三十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底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吾当时虽不甚了了，然“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今乃知其必然。“呈现”是当下即是，“假设”是超越现实。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熊、冯两人理解本体的思路。牟宗三从熊、冯之争中深受震惊和启迪，而后也就继承了熊十力的思路。
冯契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跟随金岳霖读研究生时，同老师之间亦有过深切的思想交往，获益甚大。当时，金岳霖不仅指导研究生读他的《论道》，而且把自己的《知识论》手稿拿给研究生读。冯契读了这些著述后深受启迪，从中引发出自己的思考。他后来说：“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涉猎甚广，中外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但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是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跟从金岳霖先生读书，认真读了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和金先生讨论时，我感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金岳霖在建构“道论”体系时提出的区分“元学的态度”与“知识论的态度”。金岳霖在《论道》中说：“我现在要表示我对于元学的态度与对于知识论的态度不同。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底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适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总之，在他看来，“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底裁判者是整个的人”。这种对“元学的态度”与“知识论的态度”的区分，其中自有合理性，即突出了知识的真实感与实在感，反对了对知识研究的唯主方式和自我中心观，但同时又有其局限性，即使本体论与知识论截然二分，使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截然二分，割断了两者的联系与转换。正是这样，引发了冯契的深入思考。冯契在晚年曾回忆当时师生二人在昆明的哲学讨论：我当时觉得，这样区分两种态度是有问题的。金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我以为应该是用Epistemology来代替Theoryof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认识论研究中，也是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金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后说：他讲知识论，确是只讲知识经验，即他所谓“名言世界”。他认为我讲的“智慧”，涉及了“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表达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理智无法过问的，只好交给元学去探讨。不过，讨论到后来，他又说：“你的话也有道理，你的看法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他鼓励我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冯契继续探索的结果，发现金岳霖的困境在于：他的内心有一个矛盾，有点类似于王国维所谓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也就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冯契说：金岳霖先生区分了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以为知识论是只讲可信的即实证知识的领域(即只讨论实证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元学就不仅要求理智上的了解，而且要求情感上的满足，即要求是可爱的。他实际上是试***用划分不同领域的办法来解决“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办法，是把知识和智慧截然割裂开来了，从而难以找到由知识到智慧的桥梁，也无法解决科学和人生脱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金先生也没有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矛盾。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冯契试***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基础，打通本体论与知识论，解决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化，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了“智慧说”。金岳霖在昆明时期招收的几个研究生，1941年入学的冯契，1942年入学的殷海光，1943年入学的王浩，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哲学学者。
人生哲理文章篇8
关键词：和谐哲学；斗争哲学；系统论；理念创新
中***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009-05
“和谐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它蕴含着“和衷共济、 内和外顺与协调、 和睦之意”。在我国，关于“和谐哲学”的提法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哲学研究却是从2006年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始的。和谐哲学作为当今我***执***理念的基本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和谐哲学研究的切入角度和方法迥异，加之和谐哲学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得出的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和谐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研究概况
从国内来看，截至2012年2月28日，和谐哲学的研究成果共有二百六十余篇论文和学术报告，两部专著。和谐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困扰，长期以来，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没有被学术界严格地区分开来。中共重庆渝中区委***校的曾文于2005年首次将“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作为我***执***理念的两个不同方面而提了出来。在中共中央即将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人民网的中国***新闻专栏就上演了建设和谐社会是否应该告别斗争哲学的争鸣。与此同时，围绕“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探讨大规模地展开，先后有数十篇文章论及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毛卫平在2006年发表于《中共中央***校学报》第4期《试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认为和谐哲学只有在与斗争哲学的对比中，才能弄清楚它的确切含义，率先界定了“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是质变与量变。中共中央***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充分肯定了“斗争哲学”的历史功绩，提出：“‘和谐哲学’的核心应该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1]（P4）这应该是国内对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本质特征做出系统剖析最早的两篇文章了。此后，毛卫平又先后发表了《与和谐哲学》、《和谐哲学：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等文章强化自己的观点，与之呼应的是毛卫平的弟子禹国峰2008年发表于《实事求是》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哲学及其当代***景》和他的博士论文《和谐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萧诗美在2007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的《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壅涛在《求索》2010年第6期发表的《再评“斗争哲学”》等多篇论文。由于我国目前的和谐哲学研究大多数是围绕着斗争哲学而展开的，因而可将其视为当今和谐哲学研究的主流。
从系统论和理念创新的角度进行和谐哲学的研究，可视为研究和谐哲学的两条支流。从系统论角度论述和谐哲学的两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分别周戟和齐鹏，周戟于2010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系统论为落脚点，完整、详尽地论述和谐哲学的专著《和谐哲学初探》，她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了和谐哲学是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齐鹏则详细地说明了和谐哲学的构建是不能离开整体与系统的。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的主要代表分别是贺善侃和易超，这二人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贺善侃先后于2007年在《学习与实践》第6期发表的《和谐哲学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理念》和在2008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的《和谐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视野》，易超于2007年出版《和谐哲学原理》一书。此外，从理念创新的角度对和谐哲学作出有益探索的还有周德义、黎红雷、杨琴、龚平、王欣欣等人。
二、和谐哲学的研究内容及观点
和谐哲学的研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和谐哲学研究的主流是以中央***校为发源地，以毛卫平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研究和谐哲学要同斗争哲学相区别；其二，和谐哲学研究的两条支流分别是以武汉大学为中心，以周戟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以东华大学为核心，以贺善侃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们倡导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
人生哲理文章篇9
张岱年与其长兄张申府两人的价值哲学最初并无二致，或者说张岱年抽象地继承了其长兄的价值哲学更为恰当。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两人的价值哲学却开始分道扬镳。笼统而言，这种差异是因两人的经历不同，加之年龄的差异（相差16岁）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两人对其时代及历史的解读也逐渐产生分歧。
一、由时代精神建立价值哲学体系
价值哲学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传统的东方哲学体系中并没有价值哲学这门学科。因此，在最初接触这门学科时，价值哲学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深入分析，张申府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价值哲学的要素。因此，张申府特别注意了儒家哲学体系里的中庸价值，特别是“中和”思想，认为这一点正是中庸价值的核心思想。（1）《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即未发状态的“中”为宇宙万物之本质，已发状态的“和”为宇宙万物的现象。如此，宇宙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囊括在“中和”这两个字里。以此为基点，张申府认为，假如让当时已经处于休眠状态的儒家哲学核心价值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为它注入新的哲学生命，就可以使中国重新焕发活力。
与此不谋而合，张岱年也认为传统儒家哲学体系虽然范畴较少，并且体系运用也不足，但在把它修理或替换掉一些零部件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也决无不可用的理由。并且，他认为将很久以来都一直使用的价值体系，一下子扔掉，也不可能马上找到新的替代品。新的价值体系，必须经过时代的锤炼而形成，决不可能一下子出现。他认为，如果在中国社会里没有儒家的哲学生命，任何事情都将无法施行。
二、张申府建立的“中和”的价值哲学体系
1.从孔子“时中”进化到时代精神
张申府说：“一切事物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衡量”。对此，张岱年深表赞同，并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精神，思想如果没有与它一致，就根本没有生命力。
“五四”运动后，想要建立民主（德先生）的制度及科学（赛先生）的观念，并且把两者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肯定是无法不过问其时代精神的。这也是过去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经常怀抱的“时中的精神”，张申府把它重构成了现代观念的“时代精神”。
《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了解“时中”，了解时代的核心价值，无疑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清代惠栋在其《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中即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
张申府认为，虽然传统儒家哲学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但是仍然不应抛弃孔子，尤其是不能抛弃孔子的真精神――“时中”。孟子曾称孔子“圣之时也”，即为时圣。无疑，孔子是真正了解时代核心价值的人。
张申府主张，像孔子一样，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必须寻找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这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正是时代精神，也即是时代的价值“秤杆”。把时代精神用作评价当时的历史、哲学、***治等的价值标准，才能实现真正的新时代及新世界的中国梦。
2.从文字上字义解释来看时代精神
（1）“中”的字义解析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中”是普遍核心价值的意思;“本”，普遍本质;“大”，核心。程伊川把它解释为“不偏之谓中”，朱熹把它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如此，这“中”是一种不可摇动的状态，又是中心的意思，也即根本或本质。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据此，此“中”为我们内心里还没生成感情之前的状态，即人的本性自然的状态，因此，可说是一种人心的本质或根本。
（2）“和”的字义解析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和”是现实中的普遍核心价值;“达”，普遍;“道”，是核心价值。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就是说，把握这个世界的现实，才能够建立我们日常必要的规矩。根据这规矩而行，就能够建立功德。因此，“和”的意思，就是规律。
《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第一章）这句话的意思，是现象里面有客观的普遍规律。因此朱熹解说：“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就是说，用这样的普遍规律作为行为规范，才是“和”。孔颖达疏曰：“情虽复动，法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情和谐，故云谓之和。”（《礼记正义》）如此，有了这样的规范，才能自然达到谐和的境界。
钱耕森说：“朱熹晚年弟子陈淳（1153―1217）说：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北溪字义?中和》）陈淳的新诠，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注意。因为，他创造性地打通了“中”与“和”，将它们“合二为一”，尤其是，他不是将“和”归于“中”，而是将“中”归于“和”，以“和”为本。这样一来，原有的“致中和”的说法，也就可以换成“致和”的新说法了。于是，顺理成章，“致和”，同样也就可以出现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神功化之极”的最大的效果与最高的境界。“万物”的广义，当包含了“天与地”。因此，简而言之，即“致和，万物育焉”[1]37。
钱耕森认为，陈淳所说的“中”就是“和”， “和”虽然从“中”而出，但不可归于“中”，这“和”反而是“中”的根本，是更为本质的。
（3）“中和”的字义解析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如此，达到“中和”时，天地万物便有了生育的功能。钱耕森认为这“极其充分地肯定了达到了‘中和’之道的伟大作用：能使天地各得其所，能使万物都发育生长”[1]36。朱熹亦说：“这就凸显出‘致中和’所具有的‘圣神功化之极’《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第一章）》的机能。”[1]36即所以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其实就是由于宇宙有内在的生成规律――“和”，如果没有这“和”，就决不可能出现万物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
朱熹注又说：“中”为“道之体”，“和”为“道之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认为“中”与“和”只是一个道而已，但为“体”与“用”的关系。这就转变了传统的“本末”关系的解读。于是，通过这表面的“和”的作用，突显出其内在的“中”的本质。
3.志向于中立的价值融合的“中和”体系―― 第三世界价值体系的“哲学梦”
张申府企***建立一种第三价值体系的哲学。[2]63这种哲学价值体系，既不是传统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并且，也绝非是东西方的机械结合，而必须是基于我们本身的价值基础，对东西、古今的价值体系的完全融会贯通。因此，他在此所讲的“中和”不是完全儒家的“中和”概念，而是融合时代价值的新概念。他把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引进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也是张申府卓越的一面。
（1） 价值不平衡的“中和”价值观
张申府的新价值哲学，按照不平衡的宇宙生成观，建立不平衡的价值体系，试***据此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他认为，既然社会体系免不了不平衡状态，那么必须积极地用其价值体系弥补其不足之处，否则这个社会肯定无法获得安定。社会不平衡，是因宇宙不平衡的结构而形成。面对不平衡的社会，通过价值的不平衡分配而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即可。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基于阶级平衡的价值分配，而建立一统的平衡哲学，是不正确的。非阶级的不平衡状态，反而能带给宇宙和社会更大的活力。[3]223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固定或静止的状态，不然无法变化而释放活力。[3]212
（2） “时代精神”必须基于“民族精神”
张申府主张，新时代的新哲学也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不然新哲学就会如同浮萍。东西方思想的本质并无二致。近代思潮倾向于全盘西化或社会主义，但是，张申府坚决主张任何时代的新哲学都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尤其是必须扬弃其“树干”。任何哲学，必须基于民族精神之上而建立。这种主张，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
三、张岱年建立的“兼和”价值哲学体系
1.“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及其价值体系
（1） “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
1933年，张岱年在其《关于新唯物论》中提出“一本多级”的概念，可以说是“兼和”思想的萌芽。1935年，在《西化与创造》中提出“对理”的概念，已经有“兼和”的理论实质与具体方法。1936年，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充分阐述了他的“兼和”思想。1940年，在《天人五论》中的哲学观、方***、认识论、宇宙论、人生论阐述里，渗透了其“兼和”的精神。1942年，在《事理论》中提出“兼体”的概念。1944年，在《品德论》中提出“兼和通全”的表述。1948年，在《天人简论》提出“兼和”范畴，标志着他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兼和哲学体系。
（2）“兼和”的价值体系
“兼和”的价值准则。张岱年是由辩证唯物论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他认为，宇宙因三种性质而存在，即物质、规律、进化。[4]213由于进化准则而实现价值结合，才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价值准则。也可以说，这整个过程就是“兼和”。宇宙万物都顺着这个准则而进化、生育，最终成就富有状态，即宇宙大化。
“兼和”的辩证价值。张岱年将价值进化的整个过程用10个字来表现，即“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4]196换言之，充实自己生命才可达成规律，其过程中克服矛盾才可达成谐和。这是一种宇宙的自然规律，一种宇宙的进化准则。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理性掌握自己的生命力，克服生命内在的矛盾才能达成生存进化，达成统一状态，这即是“兼和”，即是辩证价值进化的准则。张岱年认为，不同价值之间必存在对立，克服其对立进而达成平衡，才能发生进化。但是，张申府认为，其对立之中存在不平衡的差异，即其间存在根本上的不平衡，因而自然发生变化，并且，只有达成安定的状态才发生进化。明显，两人在中和的价值体系与兼和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诠释差异。
2.语言的发展背景及其字义
（1）“兼”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据查证，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将“兼和”二字连用的文献是《管子?五行》：“出皮币，命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在此，张佩纶和李勉都把“兼”翻译为“谦”。实际上，把“兼和”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来解释的，就作者所见，只有张岱年。张岱年从墨子和邵雍的文献中受到启示，比如《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有“唯人兼乎万物”，《正蒙?至当篇》有“大者兼之富”。
（2）“和”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在《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周易》等文献中，均有对"和"的解释。如《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周易大传?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对于"和"字，张岱年用哲学的含义作了诠释，比如：“和是兼容多端之义，今称之为‘兼和’。”[4]200“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4]411对于张岱年的解析，方克立评价道：“深得中国传统哲学重‘和’思想之精义，是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范例”，“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含义。”[5]62
3.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及背景
（1）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兄弟曾在清华哲学系一起工作。1935年张申府组织“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1936年离开清华，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南方***地区，通过言论批评***的腐败。与此同时，张岱年则坚持“学术立国”的远大目标，专心哲学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而张岱年因故滞留在京，生活极为穷困，但依旧坚持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他亲身体验了异族的统治，并且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此，在1942年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张岱年提出了“兼体”的概念。
此时的张岱年，逐步创建了一种迥异于其兄张申府的价值哲学体系，明确提出把“中庸”观念转换为“兼和”观念更好，并且，不再提其长兄所讲的“中和”概念。为何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已经明确意识到，***根本无法承担起当时的历史责任，“三民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并且，***自己所信奉的阳明心学也无法救国救民。张岱年更进一步意识到儒家哲学中的“中庸”（实为“中和”）思想不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由此，他提出了“兼体”的新价值体系，后来又提出“兼和”的价值哲学体系。可以说，此时的张岱年已经预见到未来世界，即这时代是“平衡”时代，又担心其平衡状态单调一色，因此他所提的“兼和”里特意强调了多样性。
（2）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接受了当时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理念。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更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态度和思维形态。他们评价其思维方式和体系是病态的。因此，这世界发生矛盾而产生残忍的战争，生灵涂炭。两次世界大战，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哲学体系产生深刻的怀疑。张岱年亲历了异族统治的残暴，并因此提出“先兼体，后兼和”的概念，主张以“兼和”代替“中庸”。他认为，不如此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变化，由此，自然反对其长兄的“中和”价值体系及其标准。这也正是张申府“"中和”价值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兼和”概念的理由。
从张申府亲身体验获得的“中和”价值体系，转移到张岱年同样由亲身经历获得的“兼和”价值体系，是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变。张岱年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从张申府而来的，且与其时代结合得更紧密。上世纪3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信将来世界是平衡的时代，其信念近乎宗教信仰般坚定。张岱年也相信必定到达“平衡时代”，但是，又担心将来社会变为单调一色而容易消失多样性的价值。因此他准备建立针对将来社会的新价值体系，强调多样性及创意性的价值，认为如果这样的社会里不加以创意精神，社会很容易集体沉默。由此，他在“兼和”哲学里强调了创意精神。无疑，张岱年所创造的“兼和”概念，是建立在张申府常说的“活力”基础上而创造的新观念。
结 语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最初并无二致，后来开始分化。其分化的原因，则是随着时代的激变，两人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因而经验各异所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中都具有其相同的时代精神。
从张申府的"中和"到张岱年的“兼和”，象征着中国社会理念的巨大转变，象征着主要社会判断标准的转变。时生了转变，理念肯定也会随之转变。张岱年相信不久将会实现社会主义***，他先一步建立了新的客观价值标准。在历史上比较稳定的时代，比如，在基于非阶级的不平衡的社会，“中和”的标准就是非常适当的。反之，在基于平衡的社会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鉴于此，张岱年晚年丰富了“兼和”的内容，使之既有多样性和包容性，又增加了创意精神。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哲学体系都是在一种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谁来创造或谁来收容等哲学的论议，豪无意义。我们经常看到，新的思想观念都是由过去的观念融汇综合的，并且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化，这也是一种宇宙大化的自然现象。因此，未来中国能否走到平衡的“兼和”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人生哲理文章篇10
[关键词]李凯尔特;历史观;研究情况
在西方国家里，成体系的历史哲学是18世纪以后产生的，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是与其产生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亦是如此，它也是经历了对社会历史基础沉淀的过程而产生，近代的工业的超级繁荣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结构一去不复返，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和作用的日益深远，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发生的新的变化。
西方的的历史哲学像一棵令人欣喜的树苗，到了19世纪开始向两个方向分枝发展，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思想家们研究历史哲学的旗帜性经典。黑格尔是以他的“绝对精神”阐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必然性的认识。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对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认识是普遍的，而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就是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主要得意于分析的哲学日渐成熟，它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分析的哲学为历史哲学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基石，它们狠狠地批判了以往思辨的哲学方式，他将历史哲学的眼光从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引到了对于历史知识的探讨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地位得到了突显的提升，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是人对于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解，认为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历史本身，而应该是解释历史知识，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实证主义的出现对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功不可没，当实证主义将历史当成和自然科学同样的一门学科的时候，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哲学的土壤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养料，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承受不了自然科学的攻击日渐式微，但历史并没有被自然科学湮灭，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文德尔班在其著作《精神科学引论》中曾指出自然研究的是物质，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的人的精神，他最早提出了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虽然这只是分析和批判历史哲学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时间证明，他的理论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为主流，但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从科学分类的角度出发，也有的是从历史认识具有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的，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是以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成绩斐然。他的思想与他的老师文德尔班如出一辙，二人都努力想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展露手脚，李凯尔特将文德尔班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理解，使之更加系统和完整。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是其思想的核心，“一般性”是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而历史哲学则是“个别性”知识。记录的都是特殊的事件和知识，的都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对立起来，强调其不同，在他的哲学里，历史就是只出现一次的，不重复的或偶然重复的个别事件，是不能构成科学规律的，这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形成自然科学的界限，自然科学才是规律性的科学。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这个在西方历史哲学上被问了千万遍的问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呢？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哲学资料中寻找答案，无非就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正是代表了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理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新康德主义对于历史的“个别”论，如果抛开其合理性与否暂不去讨论，它的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理论的特殊意义和贡献，国内外对于其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下面主要介绍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其整体哲学思想的研究报告只作简要概括，以求重点内容的集中和统一。
如：美国布法罗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中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进行了讨论，在此书的第六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提出了作者对弗赖堡学派特别是对李凯尔特历史观的认识。并发出了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的感叹。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涂纪亮在翻译了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对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批判》中曾指出“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所负的社会使命”。他的理论为国内李凯尔特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和童世骏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第三篇《科学方***》及的第二章中及第五篇《价值论》中系统详细的阐述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的思想以及李凯尔特对于“价值”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中的独特解释，并对其理论作出了思考和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韩震教授在他的《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下编“西方历史观念”论述了西方的主要历史观念，内容从古希腊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思考开始，一直论述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第十一章《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对于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进行了研究，肯定了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研究过程的中地位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