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石钟山记翻译篇1
译文。
《水经》说：“鄱阳湖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在那里。”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靠近深潭，微风振动波浪，水和石头互相拍打，发出的声音好像大钟一般。这个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它。如果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访求石钟山的旧址。在深潭边找到两块山石，敲击它们，聆听它们的声音，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清脆而响亮，鼓槌停止了敲击，余音慢慢地消失。他自己认为找到了这个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但是这个说法，我尤其对此感到疑惑。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这样，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这是为什么呢？“元丰七年六月初九，“我从齐安坐船到临汝去，大儿子苏迈将要去就任饶州的德兴县的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而能够看到所说的石钟山。庙里的和尚让小童拿着斧头，乱石中间选一两处敲打它，硿硿地发出声响。我当然觉得很好笑并不相信。到了晚上月光明亮，特地和苏迈坐着小船到断壁下面。到断壁下面。巨大的山石倾斜地立着，有千尺之高，好像凶猛的野兽和奇异的鬼怪，阴森森地想要攻击人；山上宿巢的老鹰，听到人声也受惊飞起来，在云霄间发出磔磔声响；又有像老人在山谷中咳嗽并且大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我正心惊想要回去，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上发出，声音洪亮像不断地敲钟击鼓。船夫很惊恐。我慢慢地观察，山下都是石穴和缝隙，不知它们有多深，细微的水波涌进那里面，水波激荡因而发出这种声音。船回到两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有块大石头正对着水的中央，上面可坐百来个人，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窟窿，把清风水波吞进去又吐出来，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同先前噌吰的声音相互应和，好像音乐演奏。于是我笑着对苏迈说：“你知道那些典故吗？那噌吰的响声，是周景王无射钟的声音；窾坎镗鞳的响声，是魏庄子歌钟的声音。古人没有欺骗我啊！任何的事情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只凭主观臆断去猜测它的有或没有，可以吗？郦道元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大概和我一样，但是描述它不详细；士大夫终究不愿用小船在夜里在悬崖绝壁的下面停泊，所以没有谁能知道；渔人和船夫，虽然知道石钟山命名的真相却不能用文字记载。这就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然而浅陋的人竟然用斧头敲打石头来寻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自以为得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真相。我因此记下以上的经过，叹惜郦道元的简略，嘲笑李渤的浅陋。
（来源：文章屋网 ）
石钟山记翻译篇2
命题方式
断句通常是拿出原文的一节要求断句或加标点。翻译则是拿出原文中有代表性的几句话要求翻译。
答题规范
断句要点
1．要分清专属名词(人名、地名、朝名、国名、官职等)与非专属名词。如“右骁卫大将***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一句话，“右骁卫大将***”是官衔，“长孙顺德”是人名，分不清就会断错。
2．要分清对话、转述及引用等不同情况。一般对话容易断清，如果对话中又有对话，或者行文时把说话的人甚至连“曰”都省略掉，断句就难一些了。如果是转述、引述，情况又有不同。如“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加上标点则是：“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
3．注意句子结构、句式、修辞和语气。重点是抓动词，以动词为中心，前后分析出不同的结构关系，从而断句和标点。另外，文言文里常见的一些惯用句式和固定格式已成为断句的显性标志，而修辞技巧如比喻、对比、对偶、排比、顶针等也是断句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4．要掌握文言虚词与断句的关系。“盖、夫、惟、凡、故、今、若夫、且夫、至于、至若”等常用于句首，“是故、于是、是以、向使”等关联词和“既而、未几、俄、少间、方、有顷”等表时间的词前面常断开，“曰、言、道、云”等对话标志词，后面常用冒号，“也、乎、焉、矣、耳、哉、与（欤）”等常用于句尾。口诀：“盖”、“夫”大多在句首，“于”、“而”一般在中间，“曰”后往往加冒号，“矣”、“耳”后面加圈圈，“耶”、“乎”经常表疑问，“哉”字后面用感叹，“也”、“者”作用表停顿，或句或逗要灵活。
翻译原则
1．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字字落实，自然采点。
2．“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
翻译技巧
1． 对照翻译
文言单音词对译为现代汉语双音词或多音节词。如：尝读六国《世家》。（苏辙《六国论》）可译为：我曾经（尝）读过（读）关于六国《世家》的史书。
2． 换成今语
主要是一些古今同形异义词、通假字。如：“祖父”、“妻子”、“受业――授业”、“尺寸之地”中的“尺寸”译为“一点点”。
3． 照录不译
古今意义相同的词：人名、地名、国名、年号、朝代、官职、典章制度等。如：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张中丞传〉后叙》）可译为：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吴州的张籍一同在家里阅览旧书。
4． 删掉不译
句首发语词、陪衬语素、结构助词、个别只起语法作用的连词，可删掉不译。如：“夫战，勇气也。”（《曹刿论战》）“夫”是发语词，应删去。可译为：作战，靠的是勇气啊！
5．补充省略
省略句式，主要有省略主语、省略谓语、省略宾语、省略介词几种，应把省略的内容补出。如：为击破沛公***。（《鸿门宴》）句中“为”字后面省略了宾语“我”，翻译时应补回为：为我击破沛公***。
6．调整语序
倒装句式，应按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的顺序进行调整。
宾语前置，应将宾语放回动词之后。如：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寡人之于国也》）调整为：然而不王者，未有之也。
沛公安在？（《鸿门宴》）调整为：沛公在安？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师说》）调整为：不知句读，不解惑。
秋以为期。(《氓》)调整为：以秋为期。
主谓倒装，应将谓语放回主语之后。如：
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调整为：汝之不惠甚矣！
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信陵君窃符救赵》）调整为：公子能急人之困在安？
定语后置，应将定语放回名词中心语之前。如：
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石钟山记》）调整为：铿然有声之石。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劝学》）调整为：蚓无利之爪牙，强之筋骨。
缙绅而能不易其者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与？（《五人墓碑记》）调整为：能不易其志之缙绅。
状语后置（介词结构后置），应将状语放回动词中心语之前。如：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两个“于蓝”在翻译时，都要放在动词前做状语。
形似酒樽，饰以篆文山龟兽之形。调整为：以篆文山龟兽之形饰。
7．译准句式
判断、被动等常见句式，要译出这些句式的特点。
判断句式，应译出“……是……”。如：
东阿者，子之东阿也。（《晏子治东阿》）应译为：东阿，是你的东阿。
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信陵君窃符救赵》）应译为：如今公子有急难，这正是我效死的时候。
被动句式，应译出“……被……”。如：
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廉颇蔺相如传》）应译为：赵强燕弱，你又被赵王宠信。
不者，若属皆为所虏！（《鸿门宴》）应译为：如果不这样，你们这些人都会被他俘虏！
8．落实活用
词类活用，应把活用的情况译出来。如：
（1）名词活用为动词
籍吏民，封府库。（《鸿门宴》）“籍”名词活用为动词，应译为“登记”。
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游褒禅山记》）“名”名词活用为动词，应译为“命名”。
（2）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鸿门宴》）“善”应译为“与……友好”。
旦夫天下非小弱也（《过秦论》）“小弱”应译为“变小变弱”。
（3）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将***身披坚执锐。（《陈涉世家》）可译为：将***亲自披着坚固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阿房宫赋》）可译为：燕赵韩魏收藏、经营的东西。
（4）名词做状语
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可译为：用箕畚运到渤海边上。
常以身翼蔽沛公。（《鸿门宴》）可译为：常常用身子像翅膀一样遮蔽住沛公。
使动用法，是指谓语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它是用动宾结构表达使令式的内容。
操***方连船舰，首尾相连，可烧而走也。（《赤壁之战》）可译为：曹操***队正好把船舰连在一起，可以用火攻使他们逃跑。
意动用法，可以译成“以……为……”或“认为……是……”或“把……当作……”。
成以其小，劣之。（《促织》）可译为：成名因为它太小，以为它是低劣的。
9．固定固译
固定用法，有固定的译法。如：“无乃”表猜测，译为“恐怕……”。无乃尔是过与（《季氏将伐颛臾》）可译为：恐怕应该责备你吧。
又如：“何如”、“奈何”、“若何”表示疑问或反问，译为“怎么样”、“怎么办”、“为什么”。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寡人之于国也》）可译为：拿逃跑了五十步的来耻笑逃跑了一百步的，那怎么样？
[小试身手]
阅读短文，按要求答题。
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选自《吕氏春秋》）
1．用“／”给文言文阅读材料的相关句子断句。
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
2．把划线的两句话翻译为现代汉语。
[断句和翻译答案]
1．此题抓住两个主语“世之直士”和“乱国之主”，两个表判断的虚词“也”，还有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故”是解题的关键。
答案：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
石钟山记翻译篇3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石钟山记翻译篇4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着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着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着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着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着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着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
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着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文本的理解不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联系,也与其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于所读文本的熟悉程度、认同与感受密切相关。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其对所译文本的理解会对最终的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讲,斯奈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神宗哲学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禅宗对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科学,到处都体现着禅宗简朴、自然的风格。在翻译寒山诗时,斯奈德把自己对禅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则融入到了对寒山诗的理解中,试***以此来解释寒山诗中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禅境与禅意。 例如,在翻译“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一句时,斯奈德通过自己对禅宗的了解,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通往精神启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译时对“道”和“路”进行了区别,分别译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译者魏雷则忽略了这点不同,都译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译中。斯奈德出生于农场家庭,从小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度过的,而且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这些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也影响了他对寒山诗的理解和感悟。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斯奈德在美国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试***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国文化。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使其译作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斯奈德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操纵。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文本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 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其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任何译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而译者的主体性又是由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双语能力、翻译目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对译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发挥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 重视,更加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
[1]孙会***. 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查建明,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J]. 中国翻译,2003(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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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安江. 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J] 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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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耿纪永. 翻译与生态思想[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0-94.
[8] 钟玲. 论史耐德翻译的寒山诗[J]. 中外文学, 1990(4):11-28.
[9] 项楚. 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石钟山记翻译篇5
从近几年来考生解答试卷的情况来看，文言文翻译这一题型的得分率一直很低，根本原因在于考生在答题时没有把握住文言文翻译的重点及应试技巧。为了帮助同学们科学、高效地掌握应试技巧，笔者特归纳出以下十个文言文翻译中的注意点，希望对同学们的复习有所帮助。
一、注意保留
原文中表示国名、年号、地名、人名、物名、官职名之类的词语应保留下来，不加以翻译。例如：
（1）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2004年上海卷）
译文： 假使尧在上主***，咎繇当法官，怎么会有夺人马驹的呢？
（2） 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2005年全国卷Ⅱ）
译文：楚相孙叔敖坚守廉洁一直到死，如今老婆孩子身处困境，背柴为生，廉吏不值得做啊！
分析：句（1）中的“尧” “咎繇”是表示人名的词语；句（2） 中的“楚相”“孙叔敖”是分别表示官职名、人名的词语。上述词语在翻译时均应给予保留。
二、注意增补
原文如果是省略句，那么翻译时应当注意补充完整。例如：
（1）主簿大惊，遽以白就。（2005年广东卷）
译文： 主簿非常吃惊，立即把（这件事）禀告阴就。
（2）李初不言，尼固诘之，乃以僧告。（2005年湖北卷）
译文：李超开始不说，尼僧一再追问，才把和尚的名字告诉（她）。
分析: 句（1）中介词“以”的后面省略了代词“之”（代这件事）；句（2）中动词“告”的后面省略了代词“之”（代尼僧）。上述省略的成分在翻译时均应给予保留并补充完整。
三、注意删减
原文中如果含有一些没有实在意义的文言虚词，那么翻译时应当注意将其删减。例如：
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 （2004年上海卷）
译文： 如果有人像这个老人一样被欺负，也一定不会给他马驹的。
分析: 句中的“也”是语气助词，没有实在意义，翻译时应删除。
四、注意对换
原文中如果含有一些古语词，翻译时应注意将其转换成与其意义相同的现代词语。例如：
（1）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2004年湖南卷）
译文：独自整天在山涧峡谷中，啄食青苔，踩着石头。
（2）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2005年浙江卷）
译文：时间长的三年更换一次，时间短的一两年更换两次。
分析: 句（1）中的古语词“终日”与句（2）中的古语词“岁”在翻译时应注意将其分别转换成意义相同的现代词语“整天”和“年”。
五、注意选择
原文中如果含有一些多义词，翻译时应注意从其众多的义项中选择出最恰当的一个来翻译。例如：
（1）范氏富，盍已乎？（2004年福建卷）
译文： 范家富贵，何不取消这门亲事呢？
分析: 句（1）中的“已”是多义词，共有五个义项：①取消，停止；②已经；③太，过分；④语气词，同“矣”；⑤通“以”。在上述义项中选择义项①最恰当。
六、注意压缩
翻译时要对原文言文中为了增强气势而使用繁笔的句子加以压缩简化。例如：
（1） 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 （《登泰山记》）
译文： 我与泰安知府朱子颖从南面山脚下开始登山。
（2）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过秦论》）
译文： 秦有并吞天下，统一四海的雄心。
分析:句（1）中的“孝纯”和“子颖”是指同一个人，此人名孝纯，字子颖；句（2）中的“席卷天下”与“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与“并吞八荒之心”为同义词。翻译时应将其压缩。
七、注意扩张
文中看似是一个多音节合成词的词语，在古代实际上是多个***的单音节词语，翻译时应将其扩展成多个词语。
（1） 中间力拉崩倒之声。 （《口技》）
译文：中间夹杂着噼里啪啦房屋倒塌的声音。
（2） 楚相孙叔傲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2005年全国卷Ⅱ）
译文：楚相孙叔傲坚守廉洁一直到死，如今老婆孩子身处困境，背柴为生，廉吏不值得做啊！
分析:句（1）中的“中间”和句（2）中的“妻子”在现在看似双音节合成词，而在古代则是两个单音节单纯词。所以应将其分别翻译“中间夹杂”和“老婆孩子”。
八、注意套用
文言文中如果含有固定格式的短语，翻译时应注意套用它的固定意思。例如：
（1）其李将***之谓也！ （2002年全国卷Ⅰ）
译文：大概说的是李将***吧！
（2）尤为帝所礼重，而不至大用，时议惜之。（2004年江苏卷）
译文：特别受皇帝礼遇器重，但没有得到重用，当时的议论为此感到惋惜。
分析: 句（1）中的“……之谓也”是固定格式，应译为“说的是……” ；句（2）中的“为……所……”是固定格式，表示被动。
九、注意调整
文言文有时会有一些特殊的倒装句式，如主谓倒装句、定语后置句、宾语前置句等，翻译时要注意将其调整成正常语序。例如：
（1） 赵国何求而不得也！（2005年天津卷）
译文：在赵国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呢！
（2） 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2005年福建卷）
译文： 吴王被困在姑苏城上，向勾践哀求饶命。
分析: 句（1）中的宾语“何”前置；句（2）中的介宾短语“于勾践”作状语后置。上述倒装句式应首先调整成正常语序，再进行翻译。
十、注意意译
原文言文中如果含有借代、借喻等修辞，翻译时应注意采用意译方式。例如：
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2006年四川卷)
译文：不合礼仪的俸禄，即使非常优厚我也不接受；如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是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
石钟山记翻译篇6
不读博士去修行
71岁的比尔・波特，眼睛竟是20岁的样子，充满着好奇。精短的白发、蓬松的白胡子，有人说他像“圣诞老人”，也有人说他更像“云游高人”，或许正是他不凡的气质，改变了之后的人生道路。
1970年，比尔・波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之所以要学习中国文化，比尔・波特说：“因为那时没钱，如果要取得奖学金，必须要学一门没人会读的语言，然后就填了Chinese，其实我对中国文化一点兴趣都没有”。在学习了古文诗词后，比尔对老子孔子有了认识，阅读起来顺风顺水，甚至觉得“自己前一辈子是中国人”。
后来在唐人街，比尔遇到了一个中国和尚，教他修行打坐。“我觉得打坐比读书好”，也正是这种感觉，比尔在读了两年博士后毅然选择修行。那时比尔到了台湾海明寺，过起了暮鼓晨钟的生活，“白吃白喝”三年过后，方丈对他说“你该出家了”，“于是，我就赶快逃走了”。问起原因，比尔说“因为那时我有一个女朋友”。对于“逃跑”，比尔还有另一种解释，“我要养家糊口，修行未必要做隐士，修行是在心里面”。
修行在路上
也正是这份养家糊口的心，让比尔不能再做个吊儿郎当，“无正经工作”的老美了。那时起比尔就“躲”在阳明山顶的竹子湖，潜心翻译《寒山诗集》和《石屋山居诗集》，顺便给人补习英文谋生，1980年后又做起了英文广播员。对于中国究竟有没有“隐士”？比尔一直很好奇，1989年，机会来了，他首度探访大陆，从此开启了他的探寻之路。
恰逢人间四月天，比尔于山间行走，寻找着一个又一个隐士，预估达数百人。对于山中隐士而言，他们面对这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也充满好奇。在三个月的相处时间里，他们喝茶、住茅蓬、打坐，比尔过着中国隐士的生活。也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90年比尔・波特《空谷幽兰》面世。一时间，西方之于“中国隐士”的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2001年中译本出版，媒体争相报道，“终南隐士”成为舆论焦点。
之后，比尔一发不可收拾，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厚的感情。1991年，比尔供职的电台请他负责一档每天2分钟的节目。于此，比尔提议，讲述他在大陆的所见所闻会很有意思。老板同意，并提供资助。自此，比尔开启云游模式，从黄河之旅到丝绸之路，再到彩云之南，比尔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黄河之旅上，比尔看到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在丝绸之路上，随着驼铃，他探寻者古代商人所走的“西行之路”。
1992年，比尔从西安到***堡，花费了7个礼拜，重走丝绸之路。比尔说：“走这条路要穿越漫天的风沙和炙人的热浪，历经种种诡异，这是只有疯子和被流放者才走的危途。”即便知道此路险境重重，比尔如同20年前的自己，毅然选择了坚持。坚持即是修行。
在“丝绸之路”上，比尔“经历了”三千年的奇人异事、“遇到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也曾坐过地狱般的火车、睡过“不如拉牲口货车车厢干净的客房”、感受了民族英雄流放地的悲凉，成功识破货币骗子的障眼法，明白了传说总是残酷的道理……一路上，作为肤色不同的人，比尔也受到了特殊待遇“车票都是双倍的价格”。而行走最困难的是，“有时候没有啤酒”比尔说。7个礼拜的旅程很快就结束了，他将这段旅程付诸笔端，《丝绸之路》出版了。
后记：
如今年过古稀的比尔，已出版了15本书，继《丝绸之路》后，记录28个少数名族风雨人情的《彩云之南》也面世了。2012年，69岁的比尔再次踏上征程，他去济南找了李清照，到开封找了阮籍，还有贾岛、杜甫、王维、孟浩然、李白、王安石等等，他不仅去寻找诗人的墓，还为他们带了礼物――用玉米做成的威士忌酒。此途比尔也将写成书出版，名字叫做《寻人不遇》，他说“写完这本书，我就可以去死了”。对于已经71岁的比尔，40年的禅宗修行，20年的大陆行走，他重走了一段段重要的历史，而他的这段历史，也将被人铭记。
《丝绸之路》
作者：（美）比尔・波特
译者：马宏伟、吕长清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39.80元
石钟山记翻译篇7
[关键词] 互文性 文本 广告 广告翻译
一、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文本间性”，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在她看来，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都是在与过去写成的文本、当代正在创作的文本、甚至未来将要写就的文本相互联系着的。也就是说，互文性“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感应、接触、渗透、转移等作用，它关注的是文本的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秦文华，2006：2）。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gerald, 1987: 46）因此，“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单独存在，每个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它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是永无止境的。
尽管“互文性”的概念来源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其他领域，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和思路。本文拟在探讨互文性在广告创作中的运用，重点阐明广告翻译中所涉及的互文现象。
二、广告文本中的互文性
从传播学角度看，“文本”是指由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符号所组成的某一表意结构。广告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广告文本。与其他文本相比其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多重性、边缘性，因此更具有互文研究的价值。广告中互文手段的运用可以巧妙地暗示所推销产品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发消费者进行思考，产生相关的联想，从而吸引受众注意，传递广告信息，实施有效传播广告的目的。广告中常见的互文关系包括引：引用（citations），即直接借用前文本，也就是说将一段已有的文字放入当前的文本中；典故与原型（allusion），即在广告文本中使用出自神话传说、寓言、历史故事、宗教故事和经典作品等等中的原型；戏拟或仿拟（parody），模仿的一种手段，只是在某些部分或结果中对原文进行解构或转换，或以变异的形式反映原文，或者挪用原文，或者用原文但不用原义，甚至扭曲原义（马中红，2006：74）。也就是说有意模仿已有的语言形式以构成新的语言形式的一种修辞手段。下面笔者将举例分别说明广告中常用的这三种互文关系。
1.引用。有一则广告中一位两鬓苍白的老奶奶拿着一瓶药说：“《渴望》播出这么多年了，观众朋友还惦记着，知道王沪生经常气得我头疼，所以寄来了头疼药。”这则广告明显地指涉20世纪80年代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经典电视连续剧《渴望》。看过该剧的观众马上会心领神会此广告的背景，引发许多温馨的回忆和共鸣。另一则是关于海王金樽酒的广告。画面呈现的是中国古代皇家场景、人物等要素，由国内观众喜爱的琼瑶版电视剧《还珠格格》主要人物之一“皇阿玛”的扮演者张铁林作代言。广大观众由此会产生熟悉之感，这样的组合又产生了新的具有趣味的创意，巧妙地传达了广告的诉求点。
2.典故。“高山流水觅知音，星河音响成佳友”。这是关于星河音响的广告语。其中“高山流水”有个典故，出自春秋战国时代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根据《列子》所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人们就把“高山流水”作为“知音”的代名词。这则广告语中“高山流水觅知音”就是寻找知音的意思（魏星，1999：111）。知道此典故的消费者不由会想到星河音响就是俞伯牙，正在等待知音的出现，而自己就可能是善解琴音的钟子期。这样的互文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语言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显现出别有的文化底蕴。
3.仿拟。牛郎织女于每年农历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传说表达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在民间广为流传。绿箭口香糖的电视广告就在此基础上进行富有创意的仿拟，给消费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画面呈现的是七夕之夜明月当空，星河璀璨，喜鹊搭桥，浮云漂动，流彩奕奕。美丽的织女如约而，牛郎欣喜万分，迎上前去欲亲芳泽。但是织女闻到了牛郎的口气，掩嘴离去。正当牛郎不知所措时一只善解人意的喜鹊衔来了绿箭口香糖，从而使牛郎织女共享美好时光，聊慰相思之苦。这则具有动漫色彩的广告增强了民间传说与口香糖之间的互文关系，仿拟修辞的运用在保持原由浪漫的氛围的基础上增添了现代气息，深受观众喜爱。
从上述广告实例中可看出在广告中巧妙地应用互文手法可激发人们记忆储蓄中对已有的文化知识，引起他们的联想，增强广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促使人们购买该商品，同时也使广告的创作更具发展空间。
三、广告翻译中的互文性分析
广告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引人入胜，说服力强。广告的目的就是推销产品，使消费者有愿望购买该产品。由于广告侧重的是效果，广告翻译的标准应该是功能对等基础上的等效原则。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中从事二度书写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作出合适的广告译文。译者的互文性知识储备和互文性调动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妨从下面诸例中说明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重要性。
1.今日的风采，昨夜的“绿世界”。该广告词的英文译文是“give me green world, or give me yesterday”。这句英文译文很容易使人想到美国***战争时期（公元1775年）著名***治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演讲名句“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在此广告翻译者互文运用了此名句。在原语广告词中“今日”与“昨夜”不仅是字面上的差异，也表现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皮肤渐渐老去，不复年轻时的风采。而“风采”与“绿世界”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意思是昨夜用了“绿世界”化妆品后今日就“风采”照人。这会使受众联想到用了该化妆品会青春常驻，容颜不老。译者在翻译该广告时采用了互文套用名句的戏拟手法，独具匠心地将名句中的“liberty”和“death”换成了“green world”和“yesterday”，象征美好的“自由”与“green world”相对应，恐怖的“death”与需要抛开的“yesterday”相对应，不禁使人想到：即使青春的流逝像死亡一样灰暗和可怕，“绿世界”化妆品也会让你抛却昨天，还你青春的风采。这样的互文手法将原文的“风采”、“绿世界”和“昨天”的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且颇具人生哲理，向英语消费者提供了该产品的信息，使人产生购买的冲动，达到了广告的效果。
2.the only thing we didn’t improve was the road。这是日本一汽车的广告语。广告翻译者巧妙地将其译成“万事俱备，只看路况”。此译文利用互文性原理拼贴、仿拟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典故中的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诸葛亮摇着扑扇，手触胡须，运筹帷幄的潇洒形象映入广大受众心中，仿佛该汽车生产商就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一切都为消费者考虑周全了。通过此修辞手段夸张地指出了该车无可挑剔地完美性，激发受众购买的欲望。试想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为“我们惟一没有改善的就是路况”，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力是远不如前者的。
3.红玫相机新奉献。这是一则关于红玫牌相机的广告，广告翻译者将其译为“my love is like a red rose”。显然译者互文运用了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名诗“a red, red rose”中的第一句“o,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诗人用红红的玫瑰比喻自己的爱人，抒发了对心上人的浓浓爱意和依依惜别之情。或许该产品命名者与彭斯一样受到大自然赐予的美丽娇艳的红玫花的熏陶，或许命名者受到彭斯诗句的感染，抑或是广告翻译者受彭斯诗句的互文联想与触动，这些便不得而知，更说不清谁互文来自于谁，因为文本之间本是互动的，都存在显性或隐性的联系。但毋庸质疑的是英文消费者在读到该广告译文时心中便会涌现出美感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用这款相机拍摄出生活动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将一切美好的东西永远定格的冲动会促使消费者购买该相机，达到广告促销的目的和功能。
当然，由于不同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有各自的喜好和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能引起互文联想的语言形式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联想。这正是广告翻译中需要注意和避免的问题，如果翻译不好，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销售。比如我国生产的“孔雀”牌彩电原译文为“peacock color tv”，因为在中国孔雀象征着美丽和鲜艳的色彩。用“孔雀”作电视机的商标自然暗指电视机色彩逼真、质量上乘。可是英语民族通常视孔雀为污秽、猥亵之鸟，常给人带来厄运，且“孔雀开屏”被认为是骄傲、自大的表现，如“as proud as a peacock”（非常骄傲），“play the peacock”（炫耀自己）。因此英语中用“peacock”会引起消费者不好的互文联想，影响该产品的销售。
四、结语
上面所举的广告创作和广告翻译的例子都是巧妙地借他人之名言佳作、传说典故或家喻户晓的故事作为触发自身思想火花与创作灵感的动因，创作或翻译出精妙的文本，最终达到以他山之石攻自身之玉的效果。广告翻译的构思要注重向译入语国家的消费者传达某种消费咨讯、产品特点以及心理联想、购买需要。广告创作人和广告翻译者为了使自己的广告更具吸引力以及让消费者在耳熟能详的同时又能耳目一新，他们往往煞费苦心地将古典的、时尚的、现代的、流行的各种元素杂糅在一起，或援引、或改写、或借用、或戏拟；文学形象、历史故事、传说典故、名篇佳句等都可以成为其互文素材，引发受众的联想，最终推销产品，获得效益。互文性理论在广告创作和广告翻译中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广告的意义世界，是一块值得研究和开拓的处女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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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中红互文性:一个无限广阔的广告创意空间[j]. 中国广告,2006, (8)
石钟山记翻译篇8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寒山诗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著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著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文本的理解不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联系，也与其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于所读文本的熟悉程度、认同与感受密切相关。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其对所译文本的理解会对最终的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讲，斯奈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神宗哲学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禅宗对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科学，到处都体现着禅宗简朴、自然的风格。在翻译寒山诗时，斯奈德把自己对禅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则融入到了对寒山诗的理解中，试***以此来解释寒山诗中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禅境与禅意。 例如，在翻译“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一句时，斯奈德通过自己对禅宗的了解，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通往精神启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译时对“道”和“路”进行了区别，分别译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译者魏雷则忽略了这点不同，都译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译中。斯奈德出生于农场家庭，从小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度过的，而且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这些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也影响了他对寒山诗的理解和感悟。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斯奈德在美国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试***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国文化。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使其译作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斯奈德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操纵。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文本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 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其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任何译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而译者的主体性又是由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双语能力、翻译目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对译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发挥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更加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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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楚. 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石钟山记翻译篇9
中国古诗词也曾有一条西渐之路，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我们在此回顾、评说，意在一窥人类的共通之情是如何在诗歌中复兴并流转的，去印证110年前鲁迅先生所言“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郎然，与人生即会”。
用自然之力重构诗性
20世纪初，美国新诗运动（1912―1922）兴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首推意象派运动。意象派诗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理论支撑点，掀起了一场翻译和阐释的热潮。作为意象派执牛耳者，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不解之缘。
1912年年底，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妻子玛丽在伦敦遇上了二十郎当、意气风发的庞德，可能是庞德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不屑、对异国文化的博闻和热情，让她决定把亡夫全部的中日文学笔记寄给庞德。
M诺罗萨主要研究日本美术，1896年至1900年他再赴日本常住，并向有贺永雄等著名汉学家学习中国诗，留有大量笔记。1908年他去世后，妻子玛丽整理出版了其东方美术史著作，但对其中国诗笔记却一筹莫展，一直思忖寻找一名诗人与亡灵“合作翻译”。
庞德得到遗稿时，惊异于汉字作为诗歌语言的伟大创举，他让中文开始作为诗性语言进入了西方美学视域。
其实，早在1912年之前，庞德发起意象运动时，就有自己的诗学主张，而费诺罗萨的笔记与之不谋而合。笔记强调，汉字不像字母文字，是约定俗成的符号，是大自然活动的生动速写画；而当时的西方文字“为了求快求准，我们被迫把每个词的意义锉到最狭小的边缘”，因此越来越抽象，就如涂香料的木乃伊，只有学者和诗人痛苦地沿着词源学摸索回去。
在费诺罗萨和庞德看来，汉字天然拥有诗性，是因为它保留着创造的冲动和过程，具体、真实而生动。“诗的语言永远振动着一层层的陪音和自然的亲和力，但在中文里，比喻的可见性把这种品质提高到最强的力度”。他将这种“尽可能返回自然物”的诗学带入了西方文学界。
1914年，庞德从费诺罗萨遗稿中整理翻译出十九首中文诗，包括《诗经》一首、古乐府两首、陶潜诗一首、卢照邻诗一首、王维诗一首、李白诗十二首，结为《华夏集》。除了礼拜《长干行》以外，与其说是翻译，毋宁说是改写。不太懂中文的庞德自然没有原诗掣肘，他用自由诗体再创作，也符合意象派诗人用口语与节奏创造诗歌意象的原则。
《华夏集》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语言简练流畅，文字无一赘述，意象简洁易懂，让T.S.艾略特盛赞庞德为“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庞德领会了中国古诗的意象在于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人生微妙之刹那”，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而我们再看庞德著名的《底下车站》（钟鲲译）：
人群中幻影般浮现的脸
潮湿的，黑色树枝上的花瓣
这首庞德最著名的诗起初有三十行，庞德在一年时间内做减法，最终只剩两行。它在句法、意象表达上充分继承了中国诗意象的衣钵，草草几笔将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人潮浮动的一瞬定格在了文字的画布上。庞德从汉字和最能体现“汉字诗学”的古诗中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情思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通过学习、借鉴、模仿中国古诗意象的创造和独特的句法结构，使自己的意象日臻成熟。
我们在荒原上跳舞
时人见寒山，各谓是风颠。
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
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
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位在中国鲜有人问津的诗人之诗在大洋彼岸被广为传颂，诗人本人也被嬉皮士们奉为精神偶像，那名诗人乃浙江天台寒山子。
寒山子，唐代人士，不知原名，更不知何处来。他居住天台寒岩，喜于山林间吟诗啸歌。在中国诗歌史上，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被冷落了一千多年，学术界大凡认为因其彻底不仕，归隐山林，且作品多为白话诗，在当时不登大雅之堂，但这两个特点使他的作品为时所拘，也为时所兴。
因为是白话入诗，所以在翻译上，寒山诗比李杜的旧体诗更简单，也更生动，自然更易流传。寒山诗中背离社会、纵情自然的态度，正唱和“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对工业文明的抗争方式。于是，寒山在现代主义中被复活了。
寒山诗是经由日本传入美国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于1954年出版译作《寒山诗27首》；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于1958年发表《寒山诗》一文；波顿・沃森（Burton Watson）于1963年据入矢义高所编寒山诗，翻译出版了百首诗集。
然而，真正让寒山子嬉皮士形象深入人心的，是凯鲁亚克于1958年出版的小说《法丐》。这部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作者与斯奈德的一段友谊。书中描写斯奈德宣讲寒山精神、翻译寒山诗，把美国人的理解阐发到极致。而斯奈德这个在俄勒冈大山里长大的野孩子，不守常规，对东方语言情有独钟并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方语言文化。他侧重选择寒山诗歌中有关隐居寒岩和“禅定”的诗句进行翻译。小说最后，斯奈德赴日本修行，作者来到山上，看见一名小小的中国乞丐站在静穆的晨雾中，枯槁的面容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幽默。他发现这正是他梦中的斯奈德。至此，斯奈德和寒山成了一体，或者说，“垮掉的一代”的文学流浪者形象和中国疯僧已不可分割。凯鲁亚克在《法丐》开头题上“献给寒山子”，就是献给自身。
嬉皮士们学着寒山子，也在深山奔跑蹦跳，高声呼喊，佯狂似颠。寒山子与尘俗决裂，“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嬉皮士们也背离现代文明，甚至解除与家庭的联系，把自己放逐到大路上、荒林中。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是写他浪迹天涯的生活的――从加州到墨西哥，从纽约到丹佛，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凯鲁亚克称之为“一种逃遁”“对一切世俗观念的厌倦”。
工业文明对人的压迫与异化，信仰缺失与物欲横流，让嬉皮士们对灵魂自主有着近乎惨烈的渴求，为此，他们甘愿忍受痛苦和困顿。寒山诗中所表现的诗人身处寒岩而心情僻静泰然，为嬉皮士们供给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寒山子集儒、释、道于一身，这无疑给海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条捷径。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在现代主义荒原上，寒山子与“垮掉的一代”心意相通。
诗歌与巴别塔
电影《冷山》（也许译为《寒山》更合适）是由查尔斯・弗雷泽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人与土地的羁绊，并控诉了战争。小说起始便引用了《寒山诗注》第九首中“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一句，此处的“寒山”应为双关，既说明了男主人公逃离战争、回乡之路的艰难，毕竟要打通“寒山道”；又暗指了男女主人公背离社会，隐居山林的超脱与叛逆，与寒山子的精神不谋而合。
诗歌是人类语言的巅峰。中国古诗词作为汉语言所特有的一种有韵律、能含蓄凝练表达思想情感的文体之一，翻译的难度非一般文字翻译所可比肩。由于以英文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形合语”与中文的“意合Z”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古诗词走出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保留自身的神韵进入西方文化，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诚如弗罗斯特说：“诗乃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不能否认古诗词翻译之难，需要译者具有极高的双语文学造诣，但比之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诗词的翻译却有着其相对优势。前者如《红楼梦》，由于文化差异太大，在翻译成英文过程中，许多内容根本无法找到对等词。鉴于浩繁的典故与社会历史背景细节，或需要补充大量注释，然而累累的注解必然导致阅读的艰涩与诗性的丧失。而诗歌则不同。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中文古诗词，多天人合一，意象具体简洁，情感真挚率性，在情感共通的基础上，若能找到符合原诗的译文措辞及韵律，有“信达雅”的译文也非登天之事。我们可以看许渊冲对李清照《声声慢》首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翻译：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what I mis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在节奏、尾韵和情感表达上，许渊冲的译文皆为上乘，译文读者全然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惆怅落寞之情。
回顾历史，放眼今日，会发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过，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都曾借鉴过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此来矫正或繁荣自身。不论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派的影响，还是寒山诗对嬉皮士的影响，都是在西方文明需要新鲜血液时，其主动汲取中国古诗词精髓的结果。中国古典诗歌对世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古诗词作为一种直抒胸臆、化繁为简的语言形式，作为一种人类都能感同身受的情感与意志载体，难道不是让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已打通的切入口、一扇敞开的小窗？对此，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has become a poetical phenomenon. Launched in 2016， the television blockbuster aims to “promote Chinese poetry， seek cultural genes and interpret the beauty of life”.
Chinese poetry has long since gone international. It not only goes international， but also plays a part in showing the world how to express oneself in poem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 new poetry movement bloomed in USA from 1912 to 1922. The most eye-catching phenomenon of the movement was imagism. Technically， poets of this school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ancient Chinese poems. Ezra Pound， a leader of imagism， had close ties with ancient Chinese poetry.
Ezra Pound first accessed the Chinese poetry through the notes of 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 an American art historian of Japanese ar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During his stay in Japan from 1896 to 1900， he studied Chinese poetry under the tutelage of Japanese sinologists and jotted down quite a few notes. After he passed away， his wife published his book on the history of oriental art， but didn’t know how to handle the notes he had taken. She pondered to find a poet who could interpret the notes and translate these notes into poems. Then she ran into Pound in London toward the end of 1912. In his 20s， Pound， tired of European centralism， was passionate about exotic countries. She sent all her husband’s note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to Pound. Pound saw in Fenollosa’s notes what he had been trying to find. In 1914， he published ， a book of translations based on the notes on 19 Chinese poems. With inadequate knowledge of Chinese， Pound didn’t do translation word for word. The translations were actually rewriting in the free verse style. His approach coincided with imagism. caused a sensation in the west and further established Pound’s fame as a poet.
In the 1950s， Hanshan， a fabled Chinese monk poet， was made widely known in the west. Hanshan or literarily Cold Mountain was a legendary person of the Tang （618-907）. He lived in Tiantai Mountain in present-day Zhejiang. Where he came from and what his original name was before he converted to Buddhism isn’t seen in written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the seemingly crazy monk was ignored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t is widely agreed in China that the poems written in a simple and plain style are worthy. However， the poems respond to everyday events and situations the monk encounters. They are much easier to translate than those by Li Bai and Du Fu， two great poets of the Tang. The poems， which portray a person who breaks away from conventions and abandons himself to nature， touched the hearts of the “Beat Generation”. That explains why Hanshan appeals to some modernist poets.
Hanshan’s poems went to American readers via Japan. In 1954， Arthur Waley published 27 poems of Hanshan. Gary Snyder published an essay on Cold Mountain poems in Evergreen Review in 1958. Burton Watson published in 1962. In 1958， Jack Kerouac published . In this novel， a character based on the poet and essayist Gary Snyder talks about the Chinese monk and his poems in length. The book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Hippie counterculture of the 1960s.
石钟山记翻译篇10
我将自己几年来的文言文教法总结出来，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课前预习
要求学生在扫清文字读音障碍的基础上熟读。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不无道理的。这一步下来，学生能对文章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学生2～4人一组对照注释和其他参考资料讨论并翻译全文，对于文中不能理解和翻译的实词、虚词及特殊句式做上记号。记在纸条上，请组长整理上交老师。这一步既可以使学生巩固过去学过的文言知识，又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文言知识。运用这种讨论翻译全文的方法，由于很多地方是学生自己翻译的，所以学生对全文翻译记得更为深刻持久，也使老师上课时更有针对性。
二、准确翻译
我们对文育文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原文，不能曲解误解原文的意思；“达”就是译文要通顺明白，合乎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雅”就是译文要尽量优美流畅，译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水准。首先要做到“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准确理解句子。如“其李将***之谓也?”这个甸子根据上下文我们就只能把它翻译成“大概是说李将***吧?”如果没有上下文我们就很容易把它翻译成“这是李将***说他的吧?”其次要做到“达”和“雅”。这是从表达角度要求的。在翻译中，我们要灵活地采用“留、对、拆、增、删、调”这六种技巧。“留”就是古今意义相同的词，以及专有名词都可以保留下来，不必变动或翻译；“对”就是将已由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的词对译出来；“拆”就是文言文中有时连用的两个单音词，在白话文中恰好是一个双音词，对这类词语，需拆成两个单音词来进行翻译，而不能用白话文中的双音词的词义去翻译；“增”就是增补句子的省略成分或词语活用后的新增内容；“删”就是删除文言文中那些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调”就是把文言文中倒装的句子成分调整过来，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
三、总结归纳
教师和学生一起对字词和特殊的文言句式等文言知识点进行总结归纳。字词的归纳主要有实词与虚词的一词多用和一词多义、通假字、古今异义(注意古今差别极大的词)和词类活用。一词多用和一词多义主要由教师以题目的形式列出，要求学生解答，在解答中记忆并学会运用；对于文中的通假字、古今异义和词类活用的词按类让学生采取自由发言的形式从头至尾在文章中找出，教师适当的纠正和补充。
特殊文言句式主要包括判断句、倒装句、被动句、省略句等，也应由学生自己以自由发言的形式从头至尾在文章中找出，教师适当的纠正和补充。
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要给学生总结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如“而”这个虚词的后面如果是一个动词，那么它的前面一般也有一个动词，如果这个词表面看起来不是一个动词，这个词一般也活用作了一个动词。“去今之墓而葬焉”(《五人墓碑记》)中的“墓”就是如此。又如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如果是代词作动词的宾语，一般都把这个代词前置了。“古之人不余欺也”(《石钟山记》)就是“古之人不欺余也”，“沛公安在”(《鸿门宴》)就是“沛公在安”。规律性东西的总结，往往能对学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四、朗读背诵
要求学生背诵文章中的重点文段。文言文的背诵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提高感悟语言的能力，使学生在今后的写作中语言变得精当简练，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学生在完成前面几个步骤后，对文章的思想内容、章法结构、表现技法、语言艺术、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了深刻的理解。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力求熟读成诵，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课文，这样可以让学生加深理解，强化记忆，丰富语言，积累材料，训练语感，培养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