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陈情表翻译篇1
2、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3、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4、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5、译文：臣子李密陈言：我因命运不好，很早就遭遇到了不幸，刚出生六个月，父亲就弃我而死去。我四岁的时候，舅父强迫母亲改变了守节的志向。我的祖母刘氏，怜悯我年幼丧父，便亲自抚养。臣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九岁时不能走路。孤独无靠，一直到成人自立。既没有叔叔伯伯，又缺少兄弟，门庭衰微、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在外面没有比较亲近的亲戚，在家里又没有照应门户的童仆，生活孤单没有依靠，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问。
6、但祖母刘氏又早被疾病缠绕，常年卧床不起，我侍奉她吃饭喝药，从来就没有停止离开她。到了晋朝建立，我蒙受着清明的***治教化先前有名叫逵的太守，察举臣为孝廉后来又有名叫荣的刺史推举臣为优秀人才。臣因为供奉赡养祖母的事无人承担，辞谢不接受任命。朝廷又特地下了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家恩命，任命我为太子的侍从。我凭借卑微低贱的身份，担当侍奉太子的职务，这实在不是我杀身所能报答朝廷的。我将以上苦衷上表报告，加以推辞不去就职。但是诏书急切严峻，责备我怠慢不敬。郡县长官逼迫我，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县的长官登门督促，比流星坠落还要急迫。
7、我很想奉旨为皇上奔走效劳，但祖母刘氏又早被疾病缠绕，想要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但报告申诉不被允许。我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我想晋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旧臣，尚且还受到怜悯养育，况且我孤单凄苦，程度更为严重呢。况且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官，担任过郎官职务，本来希***宦达，不顾惜名声节操。现在我是一个低贱的亡国俘虏，十分卑微浅陋，受到过分提拔，恩宠优厚，怎敢犹豫不决，有非分的企求呢？只是因为祖母刘氏寿命即将终了，气息微弱，生命垂危，早上不能想到晚上怎样。我如果没有祖母，无法达到今天的地位；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料，也无法度过她的余生。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维持生命，因此我不能废止侍养祖母而远离。
陈情表翻译篇2
安德烈又出国了，这次是去俄罗斯。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俄罗斯当局又开始打击“灰色清关”，安德烈的出口鞋生意因此很受了一些影响。现在，他想去“看看莫斯科的商场里都在卖什么样的货品”。
他这一走，公司理所当然全交给“大翻译”陈娟。
前些日子，安德烈已经隐隐约约觉得陈娟有些靠不住――摸清业务之后，大翻译往往会带着客户另立山头。这似乎成了雅宝路的一种宿命。虽然只是种不祥的感觉，但人心难测，不得不防。
正因为此，在飞机上颠簸的9个多小时里，安德烈多少生出些内忧外患的感伤。
“盗版”人生
安德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二十年前。他还只是一个来自安徽的小木匠，后来辗转到了北京，被老乡带进雅宝路，从此开始他的“盗版”人生。
雅宝路是一条街。
那年头，雅宝路跟邻近的秀水街一样，只能赚赚来北京参观旅游的老外的钱。随后雅宝路整条街道大修，开始从零售转向做批发，上规模的东欧客户陆续到雅宝路寻找成批采购服装的机会。
就是这个时候，安德烈和另外两个老乡共同租下了现在的办公间，经营从广州一些厂家淘来的库存鞋。“这些库存往往是一些知名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里生产的”，当然生意火爆，往往是刚一上架就被订购一空，外商结账时，钱都论捆数，一捆十万。安德烈第一次发现钱这么好赚。到后来结完帐，他都是随意把钱扔进空鞋盒，装满了就端到银行存款。
没想到风光只持续到2005年。中国加强了对国际品牌的保护，安德烈们卖“伪名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为了重新掌握主动，老雅宝路人开始各显神通。安德烈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因为他的客户主要来自俄罗斯及其周边的小国，安德烈频繁去俄罗斯考察市场。随后，他还去了一次意大利，找到时下最流行的鞋样，拿回国内工厂，照样生产。
生意果然又火了起来。到现在，安德烈公司生产的鞋，在俄罗斯的知名度甚至“相当于国内的达芙妮”。而安德烈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年固定飞往俄罗斯和意大利。
有时候他也觉得挺累，不知道自己在雅宝路的未来还会有什么变数。“20年前，做一套惊世骇俗的家具就是我的梦想。现在一切都变了，因为商场上不进则退。”
为了不让自己千挑万选的鞋样被“盗版”，安德烈在自己办公间的门上挂上了“非请莫入”的牌子，连办公间窗户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
但即便这样，也防不住手下大翻译们的“起义”。
“大翻译”的江湖
大翻译，在每个雅宝路的公司里只有一个，辅助大翻译工作的是翻译助理，此外还有工厂跟单员和会计――这就是雅宝路每个公司内最基础的员工。
外人看雅宝路，总觉得很神秘。这条不足五百米的小街就像是隐藏在北京的另一个世界。满街的俄语招牌和广告，街上行走的大多是外国人，俄语是这里的主要交流工具……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这里不欢迎中国人。因此跟大名鼎鼎的秀水街不同，雅宝路很少出现在***言论和媒体视野中。
然而与此同时，这个自成体系的世界在业内――外贸公司、服装加工厂、箱包皮货集散地，却被描述成赚大钱的地方。据说跟雅宝路相比，浙江义乌许多摊位的交易量根本不值一提。
而“大翻译”，正是开启这个财富世界大门的人。
安德烈手下的“大翻译”陈娟，老家在黑龙江，原先当过旅游翻译，收入很不稳定。2001年，已经在雅宝路做成大翻译的同学，将陈娟拉进了这一行。
这里大概是全国甚至金世界，翻译最集中的一条街。雅宝路上大大小小的办公室里散落着2000多名翻译。初出茅庐的陈娟只能在一家公司里做翻译助理，为了出人头地，她总是跟在当时的“大翻译”身边偷偷学习，而且每天下班后还会把公司的材料带回家，学习如何制表和管理库存。
“那个时候，我一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问大翻译，但是他明显对这些有所保留，什么都不告诉我。”不仅如此，为了防止陈娟“上位”，大翻译开始故意挑陈娟的刺儿，但凡跟客户商谈的重要场合，绝不带上陈娟。
正因为“大翻译”是掌握雅宝路商业秘密的核心人物，彼此才会如此倾轧。
没想到，陈娟还是抓住了机会。她偶然发现大翻译利用库房“中饱私囊”，立刻告诉了老板。老板当即开除了大翻译，并让陈娟升任为新的“大翻译”。
本以为此事告一段落，谁知前一任大翻译怀恨在心，私下找人用武力报复陈娟。那段时光“不堪回首”。正因为此，陈娟更加觉得目前的“江湖地位”得来不易。
“二把手”
在陈娟这样令人敬畏的“大翻译”看来，雅宝路模式其实非常简单，即是把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主要是斯拉夫语系的东欧。有许多在东欧闻名遐迩的品牌，都是中国商人注册，并从这里走进东欧市场的。
然而从拉客户、介绍产品、下订单，到签合同、催款、结算，再到交货、发货、做广告宣传，甚至处理客户的投诉，安德烈们经营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大翻译。
这就要求大翻译不仅要对专业术语把握准确，还要十分了解行业内的状况，熟悉加工工厂的业务，更重要的是要摸清客户的心理，“通过与客户的交谈，还要了解客户的人品，并向老板讲解。”
比如雅宝路通常的交易模式是货到付款，即先把货物发到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客户再通过银行交付中国商户。
“这意味着中国商户要担当更多风险，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大翻译会十分注重对方的用词，语气和诚恳度，并把这些转述给老板，让老板参考。”
此外，大翻译还要和雅宝路众多的物流企业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物流企业简称“库房”，根据客户的需要，大翻译会向顾客推荐库房，以最优惠的价格将产品发往东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翻译不仅是接待客户的主翻译，更是公司名副其实的“二把手”，实实在在能够威胁老板地位的人。
2005年，在安德烈最难的时候，他的公司先后有两名大翻译拉走客户另立山头，跟他分庭抗礼。随后，陈娟成为安德烈的得力助手。
安德烈不得不信任陈娟，就连公司最机密的财务报表，陈娟也要过目，以确保对客户报价准确。但是经历了两次阵痛，安德烈也开始懂得“变通”――2008年年底，陈娟的奖金是40万，2009年遇到了经济危机，奖金也有20万。除此之外，他还奖励陈娟公司股份。
几年下来，这位只有专科外语学历的大翻译，也能够在北京豪华地段买下自己的住宅。
但对陈娟来说，这些财富显然和她的老板的家产无法相提并论，“他的几套房子就上千万。”
“起义”
在雅宝路，“每一个办公间内都有一个千万富翁和几个百万富翁”。
当某一天，陈娟走出雅宝路最豪华的天雅大厦，光线分外刺眼。她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阳光了。作为雅宝路的“大翻译”，因为市场
周末不休息，除了春节，陈娟就没有一天休息日，从早8点坐上地铁到晚8点下班，每分钟都可能有客户登门。家族式经营的老板还可以轮换着休息，而陈娟作为公司最核心的人物，必须要时刻守在位于天雅大厦的办公室里。“连中午都不能休息，因为老外随时都会进来看样订货。晚上则是雅宝路交货的时候，为了给客户及时交货，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交，三更半夜把我从被窝中叫去交货也是常事。”
既如此，为什么那个千万富翁不是“我”呢?
老板拉拢收买的态度，无疑让陈娟更明白自己的优势。有时候，她甚至有些看不起安德烈，“他除了有原始积累，并不比我多什么，甚至还不如我呢。”
陈娟年轻，眼光更开阔。虽然只是毕业于外语专科学校，但是她的学历还是远远高于“农民工”出身的安德烈。安德烈不懂俄语，因此他了解的情况，通常要通过陈娟从客户那里“过滤”一次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从客户那里了解的信息要远比他多得多。”
有时候，外国客户看到中国的商品也会眼花缭乱，陈娟还会向客户介绍销量较好的产品，而客户销售成功后，专门给陈娟带来各种各样的礼品表达谢意。这种与客户的稳固关系无疑让陈娟自信满满。
更可怕的是，陈娟的很多同学和老乡都在雅宝路工作，分布在雅宝路的“各行各业”，在人际关系上，她的优势要远远高于安德烈。
比如陈娟就有同学直接经营“库房”。
在雅宝路，“库房”肩负着物流的责任。“库房”的学问相当深奥。
客户想让自己订购的产品以何种方式清关，就要把自己的产品运往相应的库房内。其中包括业内人讳莫如深的灰白两色清关，即非法清关和正常清关。
要想成为雅宝路最可信赖的“库房”，就必须同俄罗斯相应贸易口岸的海关关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当俄罗斯海关更换关长，雅宝路都会倒撺一批“库房”。
对于这种实时更新的信息，陈娟总是最先获得。而且，在她同学经营的库房内，陈娟可以为客户节省成本，因此深得客户的信赖。
按照陈娟们的说法，由于很多“大翻译”不仅毕业于一所大学，而且都是入行前辈介绍进来的，这种密切关系让他们得以经常互相共享一些机密信息。正因为此。“大翻译”一旦自立门户，不但优势明显，有时候还会联合起来作局对付安德烈这样的“老牌雅宝路”。
改朝换代
有意思的是，安德烈们也有妙招――近年来雅宝路招翻译，男的多半争不过女的，归结下来男的占不到一成。老板们不愿用男的，是因为害怕日后拉出去单干抢了自己的生意。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女孩子大都比较安分，所以雅宝路上的“大翻译”绝大多数是女翻译们。
为了控制“大翻译”，老板们还有更聪明的做法――从过去的金钱奖励逐渐转变为物质奖励，可以奖励车，也可以奖励房产，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能让大翻译手中有现金，没有了现金，也就没有能力去租下年租金70万的办公间。
但对“大翻译”们来说，另立门户只是迟早的事。
陈娟在雅宝路做翻译已经有8年之久，一是已经攒下足够的资本，二是与稳定的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正打算另起炉灶，在雅宝路租下自己的办公间，做自己的老板。
这几乎成为近年来，雅宝路最常见的创业模式。在陈娟的周围。“几乎一半的商户都是由做大翻译起家。”
陈情表翻译篇3
[关键词]戏剧翻译 《推销员之死》 表演
[中***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1-0031-03
Death of a Salesman（1949）作为美国现代悲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成名作，在美国上演取得骄人成绩后，在1983年被搬上了中国的舞台，并对中国话剧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在国内能看到的有三种译本，包括：1971年姚克的译本，1980年***廷的译本和1983年英若诚的译本。姚克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和剧作家，由他率先将Death of a Salesman译入中国。姚译本忠实原著，琅琅上口，但由于姚先生在译本中使用了许多非常地道的北京话，北京以外地区的读者理解有困难，因此读者范围相对有限。本文要进行比较的对象是，国内研究Death of a Salesman的学者较多采用的***廷译本（以下简称“陈译本”）以及为搬上话剧舞台而“量身订做”的英若诚译本（以下简称“英译本”）。笔者将在从戏剧翻译的特点出发，剖析两种译本的区别。
一、戏剧翻译的特点
（一）戏剧语言的特殊性
一部戏剧作品既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同时又是舞台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刘金龙、高莉敏，2010：96）。因而一部戏剧既要关心其作为书面文本的效果，又要考虑其作为舞台剧本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戏剧被创作出来，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他日搬上舞台以表演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因此相对而论，大部分剧作家更看重的是未来观剧的观众而非单单通过阅读剧本获得感受的读者。试想，历史上哪部名留青史的戏剧作品不是通过演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呢？戏剧的这种特殊性必然导致了其语言的特殊性。
“戏剧语言既不同于小说、散文语言，又不同于一般诗歌语言。比之于前者，它更像诗，即使是用散文写成的剧，它的语言也应该是诗化、充满着诗意的；比之于后者，它又更具有小说的描绘性、通俗性、口语化、个性化。它是兼有二者特点而又与二者都不相同的第三种文学语言”。（汪榕培、王宏，2009：142）即便单单从阅读感受而论，戏剧与小说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读完一部小说，读者往往在脑海中构筑成了一个丰富而又独特的世界，作家在创作时也十分留心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而读过戏剧剧本过后，读者往往会有“不完全、不彻底”之感，甚至某些地方“不知所云”。究其原因，是因为“戏剧文本在阅读时是不完全的， 还未得到完整展开，因为只有在表演时，文本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Bassnet，1991：120）。这便是戏剧剧本区别于其他文学文本的特殊之处。剧作家在创作时就是抱着他日上演的目的，使用了一种与其他文本不同的语言习惯和结构，既要做到给表演者以提示又要有发挥的空间。
（二）戏剧翻译的特殊性
基于戏剧语言的以上特殊性，无论是戏剧创作还是戏剧翻译都有不同于处理其他文学文本的特殊之处。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仍陷于迷宫中——对翻译与戏剧的再思考》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Performability）”。（Bassnet & Lefevere，2001）根据可表演性原则，话剧译本不能只是好的文学读本，更应该是舞台表演易于操作的蓝本。为了能够译出这样的译本，译者不仅要处理其与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也要面对与未来观看此剧的观众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王卫平和乌兰在《试论英若诚译的艺术成就》一文中，创造性地用一个模型进行阐释：
从上***可以看出，剧作者P的原作W1可以直接由本国语言的读者R1阅读，也可以导演为口头形式S1的戏剧，操原语的观众或者听众A1可以直接享受舞台上的戏剧。但要将戏剧传达给操目的语的读者R2，必须由译者将原作W1翻译为目的语的译本W2；操目的语的导演或译者将译本W2改编为口语形式的目的语剧本S2，再由演职员演绎为目的语的戏剧，最后戏剧S2才传达给目的语的观众A2（王卫平、乌兰，2005：64-67）。经过这样几番“接力”，最后呈现的戏剧作品在目的语国家上演时要做到与原语国家上演的效果一致的确是非常困难的。译者在翻译戏剧作品的过程中，倾注的经历不见得会比剧作家在创作时耗费的少，像玛丽安（Maryann）在谈到戏剧翻译时曾说“译者必须置身于剧中，犹如亲临其境，亲历其事，亲睹其人，亲道其语，亲领其甘，亲受其祸，亲享其福，亲得其乐，亲感其悲”（转引自汪榕培、王宏，2009：147）。
二、两种译本的比较
1978年米勒首次访华，当年的《外国话剧资料》杂志的第1期刊登了梅少武所写的长文《阿瑟·密勒（米勒，引者注）的六个剧本》，同期刊登了***廷译的《推销员之死》的剧本（熊婷婷，2007：56-60）。1983年，阿瑟·米勒第二次访问中国，赶在他来之前，英若诚用六个星期的时间重新赶译了该剧的舞台剧本。当时，已经有了姚译本和陈译本，为什么他都没有采用呢？对此，英先生坦言，“现在的译本不适合演出”。他希望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语言节奏上保持米勒的风格，但是意思上又设法寻找晓畅、活泼、上口的北京话，力***在风格传递上保持原作神韵、在语言表现上又增加民族乡土味儿”（吴戈，2006：7）。以下我们不妨从译文的增补、删节和口语化的角度，通过具体例子来看英先生的译本是否达到了他期盼的效果，而陈先生的译本又有何不同。
（一）译文的增补和删节
例1.LINDA：Well， you’ll just have to take a rest， Willy， you can’t continue this way.
WILLY：I just got back from Florida.（Miller，1994：
6）
林达：得了，你非歇会儿不可。威利，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威利：我刚从佛罗里达回来。（***廷，1980：13）
林达：哎呀，威利，你就是该休息一阵子啦，再这样干下去不行。
威利：我刚从佛罗里达休养回来。（英若诚，1999：17）
陈译本遵循了原文，直译成“我刚从佛罗里达回来”，这也遵循了米勒要给读者留下理解空间的初衷，而英译本增加了“休养”二字。对于原语观众来说，佛罗里达州是很熟悉的疗养胜地，很容易理解威利为什么这样回答林达叫他歇一阵子的要求。但对80年代的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所以加上“休养”使意思明确。
例2.There’s little attachment on the end of it. I knew right away. And sure enough， on the bottom of the water heater there’s a new nipple on the gas pipe.（Miller，1994：42）
在橡皮管的一头有个小附件。我马上就明白了。果然，在烧水的煤气找底肚上有个新的小喷头接在煤气管上。（***廷，1980：63）
管子的一头安着个接头儿。我一看就明白。他打算用煤气自杀。（英若诚，1999：78）
此处是林达向儿子描述威利如何有自杀的打算。英译本删减了部分台词，主要是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陈译本则完整地译出了原作，但这段用作舞台表演，显得有些拗口，观众也不容易听懂。
例3：How can I insult him in that way？（Miller， 1994：42）
我怎能那样侮辱他呢？（***廷，1980：63）
我要是当面说，他的脸往哪放呢？（英若诚，1999：78）
此处是儿子问林达为什么不直接把煤气管子拆了以阻止威利时林达的回答。英译本采用了增词法，加上原句没有的“当面”，强调了林达矛盾的情绪，也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表达习惯。
（二）从译文的口语化角度
两种译本的语言风格也有较大的不同。英译本“北京味儿”较重，在当年《推销员之死》演出的中文剧本的封页上，英先生曾这样写道：“至于《推销员之死》，因为原剧用的是四十年代末纽约的中下层社会的语言，其中不乏某些土语，因此译文中也大胆地用了不少相应的北京土话。这样做是否得当，自然还需要观众的批准。”（英若诚，1999：1）据说，米勒在导演该剧时就要求说，要把它演得美国味十足，办法就是把它演得中国味十足。可见他对英若诚的这种译法也是很赞成的。而陈译本更多地遵循原作，努力向读者展示著者所表达的意思。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英译本多用归化，陈译本多用异化。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就可看出区别。
例4.You are counting your chickens again.（Miller，1994：44）
你蛋还没孵，就在数鸡啦。（***廷，1980：65）
又是八字没有一撇，就想发财。（英若诚，1999：80）
此处是威利讽刺儿子太异想天开。英语原句出自谚语“Don’t count chickens before they’re hatched”。***廷先生采取直译，是典型的异化；而英先生恐怕是担心观众一时不习惯这种类比而改成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八字没有一撇”。笔者认为，这两种译法都是非常恰当的，陈译法保留了原文的“精髓”，而英译法则是为适应戏剧表演时“瞬时性”（一句台词观众只有机会听一次）的特点。
例5：Maybe it was the coffee.（Miller，1994：5）
也许是咖啡作怪。（***廷，1980：7）
说不定就是那杯咖啡闹的。（英若诚，1999：14）
例6.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I’m goin’ off the road！（Miller， 1994：6）
不料一下子我竟离开了车道。（***廷，1980：8）
车子老往轱辘外面甩。（英若诚，1999：15）
例7：I’m fat.I’m very—foolish to look at，Linda.I didn’t tell you，but Christmas time I happened to be calling on F.H.Stewarts，and a salesman I know，as I was going in to see the buyer I heard him say something about—walrus.And I—I cracked him right across the face.I won’t take that.I simply will not take that.But they do laugh at me.I know that.（Miller， 1994：24）
我胖了。看上去我真是——一副蠢相，林达。我没告诉过你，圣诞节那会儿我凑巧上斯***尔特公司去，我刚进去看个买主，碰到认识的一个推销员，听到他说什么——矮胖子。我啊——啪的打了他一耳光。我咽不了这口气。我就是不肯咽这口气。可是他们当真在笑我。这点我知道。（***廷，1980：38）
我太胖。相貌太蠢。我没你跟说，林达。圣诞节那会儿我去见F.H.斯***尔特，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推销员也在。我一进门儿的时候他们正拿我开心呢，说我是大狗熊，我当时就给他一嘴巴。我不吃这个，我说什么也不吃这个。（英若诚，1999：45）
以上几个例子当中，英先生使用的语言像“闹的”“往轱辘外面甩”“给他一嘴巴”“我不吃这个”等，都带有明显的“京腔”。笔者认为，最精彩的例子应该属下面一句：
例8.There was a man started with the clothes on his back and ended up with diamond mines！（Miller，1994：27）
他一个人光带着随身衣服出去闯天下，结果开到了钻石矿！（***廷，1980：43）
你看看人家，俩肩膀扛一个脑袋，最后是几个钻石矿到手啦！（英若诚，1999：52）
三、结语
英译本对话剧《推销员之死》在中国的成功上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与英先生本人丰富的话剧翻译、表演经验密不可分；而***廷先生作为我国优秀翻译家，其译作更贴近原文，作为文学研究对象价值很高。两种译本各有千秋，为广大后人研究《推销员之死》一剧、一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
【参考文献】
[1]Bassne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Methuen，1980 rev，120.
[2]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Miller，Arthur.Death of a Salesman.New York：Viking Press.1949，2nd Version.
[4]***廷.阿瑟·密勒剧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5]刘金龙，高莉敏.戏剧翻译的文化之维[J].中外戏剧视线，2010（4）：95-99.
[6]汪榕培，王宏.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7]王卫平，乌兰.试论英若诚译《推销员之死》的艺术成就[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5（2）：64-67.
[8]吴戈.英若诚、阿瑟·米勒——中美戏剧交流的两个“推销员”[J].中外戏剧交流，2006（7）：56.
[9]熊婷婷.从功能派角度看话剧翻译兼评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1）：56-60.
[10]英若诚.推销员之死[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陈情表翻译篇4
上海电影译制厂虽于1957年4月1日才开始以厂建制，其前身翻译片组则早在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之时就已设有。此时正值新中国建立伊始，对外实行“一边倒”即与苏联结盟方针，亟待肃清包括电影在内的西方国家影响，迫切需要大量译制苏联影片，因而它一俟组建就领受了中央电影局下达的翌年完成10部苏联电影译制的任务，并且要求不再沿用以往打幻灯字幕或同步解说“译意风”方式，而是采取先行一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刚刚试验译制成功的《普通一兵》“对口型”配音做法，以使广大中国观众能够完全看懂看好。组长陈叙一率领导演周彦、寇嘉弼和录音师陈锦荣等四人，在前往东影参观学习归来后，立即紧张投入所承接的第一部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后改名为《小英雄》）的译制。
当时的上影翻译片组，除去长春参观学习的人员，只有三名配音演员（姚念贻、张同凝、陈松筠）和两名俄文翻译（陈涓、杨范），以及辅助人员，力量极为有限，工作条件更是非常艰苦，仅在位于福州路与江西中路交叉处的汉弥登大楼有一间临时办公室。陈叙一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见方的屋子里面，摆着两张粗木台子，几条矮脚板凳，一张靠墙的台子上，放着一套皮包放映机。在放映机前面，横排着的板凳上，坐着十来个人，他们是翻译、导演、录音、剪接……‘上影’的第一批外国影片配音工作人员。屋子里的空气很混浊。放映机哒哒的声音和演员对着‘口型’念的台词搅合在一起。当演员对不上‘口型’的时候，大家在一旁都有些着急。真想抽口烟，定定神。不行！屋子里有胶片，放映员坚决不答应……”
因为别无专门场地及设备，待到排戏、实录阶段，只能利用上影厂的生产空隙“借窝下蛋”般进行。其时上影厂也仅有原中电一厂和二厂留下的几个破旧摄影棚，并且分散在闸北区天通庵路、静安区金司徒庙等处，译制人员每天抱着原片和音效素材拷贝，像打游击战似地见缝插针来回奔波其间。麻烦的是位于金司徒庙的大摄影棚没有录音设备，而天通庵路场地虽有录音设备但生产很忙，不可能有大量空余时间给译制组使用，排戏就不得不安排在金司徒庙那个棚，但因太大而不适用，就设法在棚里再搭一顶帐篷，挂一块白布当银幕，翻译、导演、演员等一起钻进钻出，等到把戏排熟了再转至天通庵路去录音。就这样经过辗转奋战，终于在1950年4月24日迎来了上影第一个翻译片新生儿─—苏联故事片《小英雄》呱呱落地。
是年6月，翻译片组正式落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一幢老式洋房，在这里因陋就简建立起自己的固定制作基地，虽然不过是利用一个40多平方米的汽车库改装而成放映间，墙壁刷白做个木框作为“银幕”，再在三层屋顶上用麻布片包稻草作隔音搭起录音棚，并配置一个光学录音机，加上一个剪接间，但总算具备了译制工作的基本条件，一直使用至1976年底迁入永嘉路383号新址。就在这里，翻译片组保质保量地完成一部部接踵而来的译制片，国别从最初的苏联逐步扩展到东欧以及西方，语种也从单一的俄文增加至英、法、德等语言，先后将3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语版的各类片种影片525部4714本译制成汉语版，同时将我国摄制的各种影片93个节目553本译制成外语版，还为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地区配制国产故事片74部761本。在创造令人瞩目的辉煌译制业绩同时，留下了含辛茹苦努力耕耘的足迹。
老一辈的上译人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的录音机是用旧的零部件拼凑起来的“杂国”牌，录音棚由于隔音条件差被戏称为“漏音棚”，而且还不能录群众场面和外景戏，万一遇到这种戏，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移到棚外的场台上进行，结果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那是保加利亚反特片《警钟》的译制，片中描写工人群众与敌特斗争的场面比较大，特地安排一天深夜到场台上去录，当录到女主人公发现敌人纵火焚烧机器设备时，便大喊“着火了！着火了！”就这么几声叫唤，把附近武定路上的居民给惊醒了，不知道这是在录音，还真以为谁家着火了，刹那间只见居民住户的灯一盏接一盏亮了起来，大呼小叫惊恐万状；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被惊动了，赶来问明情况后不无批评地说：“深更半夜怎么在露天录音？为什么事先也不打声招呼？这样影响多不好！”
吃一堑、长一智，后来译制波兰影片《华沙一条街》时，就改为转移到位于宝通路的上影技供厂的花园里去录了。谁知又碰到了新的矛盾，片中的吆喝声把附近谁家的狗给逗叫了起来，只要这里一出声，那狗便在远处狂吠一阵，人呼狗应、此伏彼起，一直被纠缠到天快亮了，也许那狗叫累了才不再搭理，可是拖粪车又出动了，铁轮箍压着鹅卵石路面发出隆隆响声。好在很快就走了过去，大家紧赶慢赶总算在天亮以前完成抢录。
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南斯拉夫反***影片《小英雄凯茨》的录音，片中外景戏特多，但厂里的场台与技供厂都不便再去，正当大家为之犯难的时候，不知谁想出了个绝招：上万国公墓！后来证明这真是个好主意，既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会来干扰，录出来的效果也特棒。由于是第一次踏进公墓，大家在没戏时不无好奇地浏览起各式各样的墓碑来，有一座碑上的铭文特别令人感动，是年迈的老父悼念自己女儿的：“这里埋葬着我的幸福，我的爱！”虽简简单单几个字，却令人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之情，当时在场的杨文元一直难以忘怀，这位1950年夏即进入翻译片组的老资格配音演员，每逢回顾往事，总会提及这一情景而由衷慨叹：“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的老翻译片组的人们，我相信他（她）们的心坎上也有一块热爱译制片事业的无形之碑，那就是：这里怀着我的幸福、我的爱！”
正是经过这样一点一滴地不断摸索，陈叙一带领大家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译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实践中建立起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科学严谨工序：每当一部外国影片投入译制之前，首先组织全体创作人员集中观看原版全片，了解其内容、风格、样式乃至流派特色，确定翻译、译制导演、录音师和配音演员，随之各自进行台本翻译、分本分段、熟悉角色等相关准备；然后进入实质性配音操作，包括初对、复对、排戏、实录、鉴定、补戏；最后完成对白磁带、音乐效果磁带的混录合成，使译制工作既错落有序展开，又切实保证质量。
对于上述各道工序，陈叙一逐层把关、一丝不苟，尤其翻译和配音两大环节，更是严格要求、从不放松，正如他所一再谆谆告诫的，上译厂“有两件事是要天天下功夫去做的：一是剧本翻译要有味儿，二是演员配音要有神，关键是要下功夫。” 而这又源于他对译制工作独到而精辟的认知：“译制片是艺术的二度创作，是魂的再塑”，坚持在译制中必须以原片所提供的人物形象、感彩和角色表演为依据，运用语言、声音和情感进行艺术再创作，做到翻译准确、配音传神，从而达到对原片人物心灵进行再塑造的艺术效果。
为此，陈叙一始终紧抓“一剧之本”不放，把主要精力放在剧本质量的提高上，专门在厂里设立了“编辑制”：甲翻译的剧本，由乙担任编辑，如果翻译的水平较低，则注意配备一个水平较高的编辑，虽然编辑在银幕上并不挂名，但担负责任重大，除负责剧本的修改，着重对口型进行把关，还要和翻译、导演一起参加初对，负责回答导演的提问。这一举措不但使投产的剧本保证在一定水平之上，而且还促使翻译的业务水平迅速得到提高。陈叙一常常亲自担任编辑，尽管他曾就读教会学校，而且从小就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一面看原版片一面口译，但凡是遇到英文本，总是严格查对原文斟字酌句，对其他语种的剧本常从分析戏的内容和角色着手，同翻译一起充分讨论，碰到问题时还亲自查阅字典，逐字逐句的推敲。他尤其注意译制电影视听并重艺术特征的体现，强调观众是通过译者翻译的语言与画而吻合来理解和欣赏具体作品的，“语言”必须是形象性与视觉性相结合，能使观众听了一句或一段台词，即使不看画面，也能无需思考就立即明白其含义并想象出画面，要求译者按口型长短、动作节奏和角色表情所严格限制的范围，选用恰当的语言字数，不仅表达原意，还要传达意境，做到“有味”。他亲自翻译的《雾都孤儿》《神童》《简爱》《大独裁者》等，以及经他修改润色或导演的《》《王子复仇记》《巴黎圣母院》等影片，都能做到出色地再现名著、原作的风格特色，语言洗练，言简意赅，丝丝入扣，对人物形象塑造和心理刻画都赋予神采和光泽，富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深得专家同行们的称誉和观众喜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大侦探波洛的口头语“takeiteasy”，被他译为“悠着点”；《加里森敢死队》里流氓队员们对加里森的称呼，又经他译为“头儿”，一时竟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其影响远远超过片子本身。
陈情表翻译篇5
关键词：翻译；答辩式教学模式；教学
近年来，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各种形式的翻译课程及教学法应运而生。从目前翻译教学的现状来看，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大学外语院系本科仍将是中国翻译人才的主要来源【lJ。研究外语专业翻译课教学方法问题，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具有现实意义，对提高教学效率则具有直接意义。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和学习理论指导下，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过程的稳定结构形式。一个完整的教学模式包含理论基础、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条件、评价等因素。本文根据现代教学理论，基于教学实践，探讨针对翻译基础课教学的答辩式教学模式设计及应用问题。
一、答辩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后现代主义
教学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教学过程设计、教学资源利用、意义的重构和创造能力的培养[21。根据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信息加工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对于学生，知识不再是单一的传输过程，而是动态、开放的自我调节系统，是学习者在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建构的结果。知识不再单纯是社会历史认识的产物，而是个人经验的综合【3】。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翻译教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教学法如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研究式、任务式等。以任务为中心的语教学方法是近几十年来语言交际教学思路的一种发展形态，是建立在二语习得研究基础上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路子，其哲学依据是建构主义。它把语言应用的基本理念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课堂教学方式。在完成任务的进程中，学生以“意义”为中心，尽力调动各种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资源进行“意义”构建，以达到解决某种交际问题的目的。任务型教学反映出外语教学目标和功能的转变，体现了外语教学从关注教材到关注学生，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从注重语言本身的结构、功能、系统转移到注重语言习得与运用的发展趋势。合作学习是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并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种教学理论与策略。合作学习理论强调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多边互动，是一种将交际作为语言学习手段的多边活动观。目前，合作学习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教学理论研究领域与教学流派。合作学习是一种以小组学习活动为主的方法，又与班级授课结合在一起。它综合了传统的班级授课和现代的合作学习策略，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实践中运用合作学习模式对外语教师的要求较高，也不能替代学生个人的学习与竞争性学习。从务实的观点看，外语的教与学，归根到底是培养外语学习者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这两种能力的综合——翻译能力。外语专业翻译基础课属于培养学生外语终端应用能力的高年级技能型课程。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翻译课定为三个层次：纯粹作为外语教学手段的教学翻译，目的是提高外语水平；作为外语专业课，具有过渡性，即是外语教学的高级课程，同时也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初级课程；作为翻译专业课，目的是培养职业译员J。目前我国高校的翻译教学实质上仍是外语教学的一部分，未形成***的学科教学格局【5]。作为外语专业课，因其过渡性质，具有双重任务，既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翻译素质、意识和技能，也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外语乃至汉语水平，必须二者兼顾，而以前者为主。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师资相对缺乏，翻译教学班变大。课堂教学大多只能采取讲课的传统形式，教师在教学材料选择上难以顾及学生的英语水平差异，对学生译文的评析往往缺乏代表性、针对性；目前学生的英语基本功不扎实，特别是写、译能力欠缺，所以对于翻译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因此教学法研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二、答辩式教学模式设计
本文的“答辩”指学生在翻译课特定的时间内，在教师主导下口头陈述自己的翻译过程，展示译文，然后回答其他学生和教师的相关问题并讨论的过程。“答辩式教学模式”就是以学生答辩为中心环节的教学模式。这个模式考虑了翻译教学规律以及大班授课特点，吸取了任务式和合作式教学法的一些做法。基于上文，笔者以英译汉教学中“英语被动意义的翻译处理”专题“课堂教学为例，分析答辩式教学基本模式设计包括的环节。
1．布置任务。翻译课的作业与课堂教学的关系主要不是“课堂讲授+课后复习巩固”，而是“课下作业先行+课堂讲评随后”。在典型翻译课上实施答辩式教学时，教师应于前一次课布置任务(作为课后练习的一部分)，并提出具体要求。这部分训练属于“精译”，以学生实际翻译能力为参照，材料应有一定难度，但量不宜多，每次一个小段或一个较为复杂的长旬为宜，没有“参考译文”可供参考，以此造成“悬念”。必要时向学生提供相关背景信息。材料应与下一次课教师重点讲解的内容有关。不同课次所用材料的选择应分别体现知识性、鲜活性、时代性、趣味性和文体风格的多样性与典型性，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笔者选取了-d,段话作为学生的翻译任务，并交待翻译时要注意被动意义的翻译、四字词组的使用、各种译法的应用。
2．完成任务。这是各翻译小组完成任务的过程。小组成员首先拿出个人的译文，在组内充分讨论，确定小组的译文，准备答辩材料，确定小组答辩代表，制作课堂展示电子文本。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小组成员不但要努力理解原文并用各种翻译技巧表达自己的理解，还要和其他成员进行讨论，进一步学习。小组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将会在下一步解决。教师要加强指导，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使这个阶段在学生翻译技能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3．课堂陈述。课堂上的“答辩”是下一次课首先要进行的教学活动。在教师导入活动后，随机指定一个小组来完成。小组代表借助课件展示译文，陈述翻译过程、要点，讲解关键词语、句法结构和译法及依据或目的，最后请其他同学提问。课堂陈述也是个重要的学习过程。在陈述过程中，教师应尽量避免打断学生。教师应做适当的记录，以便评析。笔者在课堂导入后，指定了一个小组，由其代表完成陈述。其他学生集中精力听讲，基于自己的理解评价讲者的表现，并准备问题。学生代表展示译文并在陈述时重点分析了翻方法问题。
4．问题与答辩。课堂答辩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的好形式。由教师指定或其他小组的学生自发向答辩人提问，也可就其发音、语言分析等方面提问或讨论，然后答辩人回答。教师的角色是主持人，保证讨论的顺利进行。在学生交流完毕后，教师也应就有关问题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其做答。这一阶段对学生也同样具有学习功能。笔者随机指定了不同小组的两名学生，并又有两名学生自发，评论、提出问题、与讲者讨论。他们肯定了译文的优点，也提出了问题。问题涉及译文结构、选词，译法，讲者的语言分析、发音等。例如，某学生的问题是：“IsthereanynecessityfordividingthequotedsentenceintotwoChinesesentences，andrearrangingthephraseorder?”由于问辩双方受学识所限而不能给出充分的理由时笔者给予了必要的引导：让学生考虑原文引语有何修辞特点，属何种句子类型，句内信息分布有何用意等。受此启发，答辩人分析后认为基于原文信息分布而非结构所造成的悬性特点，该句为英语圆周句(periodicsentence)，译文保留原文语序为好，以体现这种信息分布特点，但不知如何翻译。
5．教师总结。在总结阶段，教师应全面就问答双方的表现做出评价，重点在答方。教师总结重在“启发思路、指点方法”，最后确定译文“定稿”时，应尽量吸收学生译文中的合理之处。教师应利用这个阶段，归纳总结出翻译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要比援引译例，演示、说明、例解现成的翻译条条框框更为有效。笔者首先对整个过程作了评论，明确指出学生陈述、课件、译文的“亮点”，然后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答辩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并解决，提出了改进建议。最后笔者在学生的译文基础上，提出了几个可能的译文。通过讨论，说明了英语被动意义的几种译法，自然地过渡到下—个教学环节，即系统总结英语被动意义的翻译处理。
三、答辩式教学模式分析
答辩式教学模式按照学习理论依据属于建构主义模式。建构主义理论以心理学、哲学、和人类学为基础，认为人的认知是和经验共同发展的，知识是经验的重组与重构，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心理构建过程，是体验、发现和创造的过程。真实自然的教学任务应为学习者提供这种体验过程。答辩式教学含有有待实现的目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然激活学习者对新知识、新信息的渴求，通过合作学习、参与过程、完成任务、陈述答辩，促进了学生新摄入的信息与已有认知***式的互动、连接、交融与整合，从而促进了自身知识技能的构建。答辩式教学模式的优势是：(1)通过钻研、体验翻译过程，并评价他人的译文，有利于培养翻译实践和评价能力；
(2)应用多种知识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有利于培养创造性；(3)有利于培养合作精神，同时提高自主学习能力；(4)有利于全面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及语言综合能力；(5)有利于学生的自我满足，不仅使学生获得认知方面的发展，而且能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乐趣，满足心理情感需要，突出了教学的情意功能；(6)有助于丰富与改进课堂教学气氛。局限性表现在它不能取代教师课堂讲授。“答辩”是翻译课的一个课堂教学环节，而非代替整个课堂教学。因为，其一，由于教学课时有限，学生数量多，而学生本身的语言造诣、翻译经验不足，还受到准备情况、业务功底、表达能力三个因素制约，可能会使讨论难以深入。其二，“答辩”研讨的内容属于“精译”范畴，存在学生练习量的不足。其三，因为“学习翻译的一个最好办法是听有经验的译者详述怎样用译语把原文的含义表达出来”【6J。如何更好得发挥答辩教学法的作用，还需要在翻译教学实践中不断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本课(2学时)教学目的是通过梳理英语中各种被动意义的表达形式，在语言对比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英语被动意义的汉译处理方法，本次课中整个答辩式教学环节用时35分钟。
②原文：InEnglishtheindiscriminateUSCofpassivevoiceshouldbeavoided．Theactivevoiceisgenerallypreferredforitisusuallyclearerandmoreemphatic．Onebitteropponentofthepassivevoicesays，“Halfthedilatoriness，thepassingofthebuck,theshirkingofresponsibility,thelazy-mindedness，andthewantofinitiativecouldbeeradicatedovernightbythesimpleexpedientofforbiddingtheuseofthepassivevoicein
anyoficialdocument．”Perhapsheis8littleover-optimistic。
③学生译文：在英语中应避免随意使用被动语态。主动语态在一般情况下要优于被动语态，是因为它通常可以让意思表达的更清晰、更富有强调意义。一位愤愤不平，反对使用被动语态的人说：“实际上方法很简单，只要禁止在任何***府文件中使用被动语态，那么，工作拖拉，推脱职责，逃避责任，懒于思索，缺乏主动这些现象有一半都会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消除。”或许他有点过于乐观了。
④笔者认为较好的一个是：“英语中应避免滥用被动语态。人们一般垂青主动语态，因为主动语态往往表达更为清楚，更有强调意味。有人坚决反对被动语态，说拖拖拉拉，推委扯皮，逃避责任，懒于动脑，缺乏主动诸弊端一夜之间便可根除一半，方法简单而有应急之效，禁止公文使用被动语态即可。或许此人有点过于乐观了。”
[参考文献】
【l】鲍川运．关于翻译教学的几点看法【J】．中国翻译，2003，(2)：48—50．
【2】杨柳．信息化翻译教学的***景【J】．夕语与外语教学，2005，(11)：58—60．
【3】大卫。J．史密斯著，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
【4】李红青，黄忠廉．外语专业翻译课的定位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1)：22—25．
陈情表翻译篇6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所含有的和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从一方面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解释学讨论的对象，是一个哲学论题。我曾在拙文“译还是不译”(《读书》，1996年第4期)中先列举海德格尔著作翻译的困境，并转引了奥特(heinrichott)教授的观点：在海德格尔这里，我们似乎不能先翻译，然后再讨论译得如何与如何去译，而是必须在翻译之前先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尔后引出“译还是不译”的思想翻译之两难。对此问题我在拙文中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再重复：严格地说，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对任何一门哲学都有效。它之所以在海德格尔这里凸现出来，是因为海德格尔的确代表着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拙文中所举“wergribdenkt，mubgrobirren．”(“运伟大之思者，必持伟大之迷误。”)一例还过于简单，只能用来引出问题，远不足以展示他的语言游戏复杂性之万一。海德格尔用他的那些“ereignis”，“lichtung”，“dasein”，“geviert”，“bewubt-sein”，“heissen”，“betrachten”，“ek-sistenz”，“entfernen”，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海德格尔式”的概念，一直将我们遇到了翻译问题的墙角。WWw.133229.COM甚至连许多海德格尔的译者都在一边翻译的同时一边又毫不忌讳地感叹：海德格尔是不可译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是：海德格尔仍在被翻译着，而且早在未讨论海德格尔是否可译之前，他已经被译出来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无须再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而是应当讨论如何去译的问题了。换言之，我们更应当对已有的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问题做一个回顾和检讨，这种做法显然会更具实效。
本文试***关注后一个问题。笔者本人翻译海德格尔著述已发表的文字不足十万字，即使加上校对的工作，也不能算是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坎内人”，因而对此问题的提出和探讨有越组代庖之嫌，但同时亦有旁观者清之利。故而恃勇在此抛砖以期引玉。
一、译名的统一性问题
我相信，译名的统一性问题是哲学翻译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哲学通过判断而提出命题，通过陈述而得到表达；判断由概念组成，陈述由语词组成，它们构成哲学思想及其表述的基本砖块。中译概念或中译语词的混乱与不统一会使读者对原作的理解或是成为不可能，或是干脆导致误解，这恐怕已成为各个哲学译者的共识。但是，为了达到译名的统一，各个译者之间必须开展合作，在对译名的选择上作出求同存异的决定；而从至此为止的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状况来看，在这方面值得乐观的因素却又很少。大多数译者都认定自己的专有译名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愿轻言放弃。现象学概念中译名的现状从总体上看要比德国古典哲学概念中译名的情况混乱得多。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哲学概念上，而且是在其基本概念上，中译名的混乱与不统一已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我们可以先以海德格尔哲学的最关键词“sein”为例：大陆学者大都己统一译作“存在”，也简译作“在”，极个别的(如俞宣孟)也译作“是”；台港地区则多译作“存有”或“有”。由于大陆与港台语言习惯之间存在些微差异，因而造成海德格尔哲学译名的一些分歧，这本不是大的问题。譬如“heidegger”是译作“海德格尔”，还是译作“海德格”；这取决于约定俗成的习惯。但“在”与“有”的不同译法，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原则问题。在中文的传统含义中，“在”与“有”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相互替代，如我们说“有人”，这是指“有下个人在这里或那里”；“万有引力”表达的是“万在引力”，即“作用于所有存在之物的引力”；陈康先生曾将“ontology”译作“万有论”，恐伯也是基于这个理由。但在德语或西语的传统中，“在”(sein，being)与“有”(haben，have)之间的区别较为明显：从总体上说，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无在必定无有，但无有未必无在。e．弗罗姆便著有《有或在》(habenodersein)一书，强调两者之截然不同。鉴于此，我认为用“在”或“存在”来译“sein”较能反映德语或西语的特征，而且同时还可以对汉语起到可能的改造作用。
另一个海德格尔基本概念“dasein”的中译名看似较为统一，但也早有并仍有“异端”出现：熊伟先生最早将它译作“亲在”，后自认为不妥，但今人仍多有赞誉；近来张祥龙又译作“缘在”，故此问题尚未解决。国内外均有学者主张不译，直接引用原文，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但这种做法只能解决名词“dasein”的麻烦，“dasein”作动词用时，我们仍然面临同一个翻译的困境。这个困境在所有动名词概念那里都可以遇到，如“ereignis”。因此，在“逻各斯”概念上行得通的中译方法，在海德格尔的大多数术语那里不一定就畅行无阻。下面在谈到音译问题时我们还会进一步展开讨论，此处暂且不论。
这里提到的海德格尔哲学中心概念“ereignis”被公认为是最难翻译的海德格尔术语。《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尚未被译成中文，否则它的副标题“vornereignis”将是一件棘手之事。目前在各自的论著中涉及此概念者盛众，而且几乎无例外地趋向于引用原文，中译只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孙周兴译作“大道”，张汝伦译作“统化”，陈嘉映译作“本是”，陈小文译作“本有”，张样龙译作“缘起生成”，还有译作“庸”的，以及其他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我自己在写这篇文字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对“ereignis”一词的中译最典型地再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特征，它几乎囊括了所有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困难与问题。随这里问题的展开，耐心一些的读者可能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我所说的在选择译名上的“求同存异”之原则，或许就可以试用在对“ereignis”的翻译上。这里的“同”是指在被译的语词中所含有的、为大多数译者所认可的含义基础，也是在语言学上被称作“词根”的东西。在“ereignis”一词中，这个基础应当是“eigen”，它是指“本己”的“本”和“本原”的“本”。因此，在“ereignis”的中译名中，至少．应当包含有“本”这个词。在对另一个词的如何选择上，可以见仁见智：或“本然”，或“生本”，或“本成：等等。我倾向于最后一个译名，一是因为它含义不确定，外延不明确，故而可以随理解视域的不断扩展而包容无限的内涵；二是因为它兼有动名词两种可能，对“ereignis”的动词化也能应付自如；三是它由于含有“本”的基本含义，因而可以与海德格尔哲学中其他几个与“ereignis”一词相应的表达对应起来，如“ubereignen”，“enteignen”等等。海德格尔在这几个表达中所强调的也是这个词根“eigen”。按照上面的原则，则可以分别译作“转本”或“逾本”以及”去本”或“失本”等等。
这里所用的几个中译名都是生造的，在词典中无法找到。是否允许以及是否必须运用人工语言，这个问题我们搁后再讨论。
另一个处在杂乱中译状态中的海德格尔术语是“lichtung”。张汝伦、陈嘉映在近作中均有论述。熊伟先生最初译作“澄明”，与英译有相同之处，也被刘小枫、孙周兴等接受。但这种译法一方面带有佛教的话境，故含有“格义”色彩，此待后议；另一方面它也偏离了“lichtung”的基本含义，即“开启”。所以至今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此后也有人译作“林间空地”或“林间空场”，的确写实，而且也符合该词本义；但海德格尔时常也将此概念作动词用，如“lichtendundverbergend”，这样一来，对此动词的翻译就无法与“林间空地”或“空场”贯通。张汝伦译作“自身揭示所在”，这倒是一个可以使动名词呼应起来的译法：动词可译作“自身揭示着的”；但这个翻译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一个解释。陈嘉映近来将“lichtung”译作“疏明”或“疏明之地”，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译法。它首先能使该词的“licht”词根得以体现；其次用“疏”字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林间空地”的意境；再次又生造了一个词来匹配在中文中本无对应的、在德文中亦不多见的概念，使人一目了然；最后还有兼顾动名词可能语境的益处。
可以看出，虽然译名的选择由于建立在对海德格尔思想理解的基础之上，因而理解的不一致性规定了选择的差异性；但选择译名与理解思想一样，都有一定之规，不能落人随意，故而存在着一个讨论的基础。所以，译名选择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可行的。
而涉及到具体的责任与权利，应当说，没有翻译过相当数量海德格尔的著述的人。即使他的海德格尔研究造诣相当高，即使他读的海德格尔原文相当多，在选择译名上也必须更为慎重，我甚至认为，这些人，当然包括我在内，左右中译名的权利应当要更小一些。一个中译名必须经过各种中文语境的考验：在这个上下文中合适的译名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合适；以名词形式出现的恰当中译名不一定作为动词或动名词也恰当。一个中译名只有在各种语境的检验中都得以过关，才能称得上是适当的。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解的深刻与原文的精通还远远不够，大量进行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这也许是哲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二、译名的连续性问题
这是另一个统一性的问题。较之于上面所说的统一性问题，这里的统一性超出了一个哲学家本身概念的范围而涉及到哲学概念中译名的历史统一性问题。例如德文中的“ver-stehen”一词，一般译作“理解”，在康德那里也被译作“知性”，在海德格尔以前的胡塞尔那里被译作“理解”，在海德格尔以后的加达默尔那里也译作“理解”，唯独在海德格尔这里被陈嘉映译作“领会”，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但读者在阅读时则会有困难，这是无疑的，除非你每次都附原文；而倘若读者在论述三人哲学时涉及到“verstehen”的概念，那么引用三人的中译本就会有更大的麻烦。(10)海德格尔的“humanismus”同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概念，由于它是海德格尔重要论述“briefuberdenhumanismus”之标题，故而也格外引人注意。这个概念大约自熊伟先生始，在大多数译者那里一直都被译作“人道主义”，当然其有不妥之处。宋祖良曾一再主张译作“人类中心主义”，但我认为这里过多地含带了译者解释的成分，而且并非在各种语境中都能运用得通。或许“人本主义”或“人类主义”是一个不坏的选择，既比较中性，也已有翻译上的先例，因而会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可维持译名的历史统一性。而当海德格尔在伦理学意义上运用此概念时，我们尽可以再译作“人道主义”并加译注不迟。事实上有许多中译的西方哲学概念，诸如笛卡尔的“明证”(evidens)、康德的“先验”(tran-szendental)等等，虽然明显不妥并含有误导之可能，但已成习惯定式，没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识与合作，是无法再改造过来的。有心者只能从我做起，以劳待逸。
三、同一概念的同一译名、同义概念的分别译名问题
这依然是一个统一性问题，但既不是同一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各个译音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也不是不同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各个译者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而是同一原作者的同一概念在同一译者那里的统一性问题。
这首先涉及到：a)原文用同一个概念，是否在中译中也用同一个语词与之对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译者至少应当做到从原则上坚持这一做法。这大概已是许多译者的共识。当我们在译著中遇到相反的情况时，究其原因，或是由于同一译名不能应付不同的语境而不得不为之，或是由于译者疏忽，不能一贯到底所致。这里不再赘论。
如果这个问题并不成为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b)各种基本同义的概念译名是否应当分别匹配各种同义的中译名?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现象”为例：“phanomen”，“erscheinung”在日常德语中是同义的，但前者源于希腊文；后者则是德文的动名词，故而在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中，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常常都刻意做出划分。中文是否
也应与之对应?海德格尔的“auslegen”，“interpretieren”，“erklaren”等概念，还有“verstehen”，“begreifen”，“auffassen”等，“entziehen”，“verbergen”，“offenheit”等概念，在日常语言中含义相近。作为哲学用语则带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我以为，译者也应刻意做出区分，以对等的中译名来予以呼应；如我们可以将“ptanomen”译作“现象”，将“erscheinung”译作“显现”。即使某些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现在看来完全同义，我们也不妨分而译之，因为我们以后很有可能会看到，海德格尔在其他地方或许仍然有分别地使用完全同义的概念。
四、概念的双关性问题
从至今为止的翻译经验与翻译成果来看，对双关语的妥当中译，可能的少，不可能的多。海德格尔哲学翻译更不例外，而且他对双关语甚至“多关语”的偏好路人皆知，因而尤其令译者落入窘境。
我目前见到的较好双关语对应只表现在对海德格尔的“entsprechen”一词的翻译上，它的原意为“相应”、“符合”，但因原文中含有“sprech”(说)的词根，故而也被海德格尔用来暗示对语言的“回应”。这个词在陈嘉映那里被译作“应和”，在孙周兴那里被译作“应合”，都带有“符合”、“回应”的双重含义，可属佳译。。
另一个双关概念“abgrund”的中译也还算是出色。这个词原先被译成“深渊”，虽符合“abgrund”的习常含义，但却没有译出海德格尔所赋予它的特殊深意。近来毛恰红将它译作“无本”，陈嘉映译作“无根据的深渊”，都在切近海德格尔本意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我认为，在这两个译名中，陈嘉映的翻译已经表达出双关的含义，但过长，只适用于论著中的解释，毛怡红的翻译没有完全表达出双关性，但简练明了，有利于译本中的翻译。
但大多数双关语情况都很棘手。我们先以后缀“-sein”为例。它原带有“存在”或“状态”的意义。海德格尔(舍勒亦是如此)将这个原含义挖掘出来，为其所用。尤其是在“意识’，(bewubt-sein)一词上：胡塞尔所说的“意识”(bewubtsein)被解释为仅仅是“存在”的一种，亦即“被意识到的”(bewubt)的“存在”(sein)。这个解释是无法通过译名的选择来表达的，必须加上或长或短的译注。熊伟先生便是如此行事：“此句中‘意识’(bewubtsein)与‘自我意识’(selbstbewubtsein)两词的结尾都是‘sein’四个字母，而此四个字母联的词恰是德文的‘在’。此句原文有此运用德文之妙，无法译人中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文“rib”那里。它的基本含义是“裂隙”或“隔阂”。但它作为后缀使用时却又带有“聚合”的意思。海德格尔便是在这两个意义上理解“基本构***”(grundrib)、“略***”(aufrib)、“轮廓”(umrib)等等概念，它们意味着一种既分离、又整合的状态；陈嘉映说“中译在此几乎无可为”，孙周兴亦对此加注说明，均与熊伟先生有相同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双关语是“ek-sistenz”或“existenz”。在传统的意义上，当它与“essenz”相对应使用时，它指的是实在的存在，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dasein”；而前者则意味着本质的存在，与“sosein”同义。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existenz”与“dasein”都有了特殊的意义，分别被译作“生存”和“此在”。再往下至“briefuberdenhumanismus”，海德格尔又将“existenz”做“ek-sistenz”解，强调“ek”的“超越”、“绽出”之含义。这时，“ek-sistenz”便成为中译的难题。“生存”一词，显然不足以表述海德格尔的用意。但即使译作“生-存”，也是鞭长莫及。日译作“脱-存”，似可参考。但与其“脱-存”；不如“超-存”。当然，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得己而为之。
再以“gestell”为例。它的基本词根是“stell”，源于动词“stellen”，亦即“放置”；有此词根的语词大都摆脱不了这个基本含义，如“bestellen”(约定)，“verstellen”(伪装)，“vorstellen”(表象)等等。而“ge”这个前缀在德文中又具有聚合为一的意思，如“gebirge”(由群山组成的山脉)、“geschwister”(兄弟姐妹)等等。“cestell”与“书”(bucher)相连时便作“buchergestell”，现称“书架”、原意为“放置、聚集书的地方”。但如将它与书架相对应地译为“框架”、“构架”、“座架”，便有不妥，双关语中最重要的一关恰恰被放弃了。陈嘉映译作“阱架”，也是美中不足。可否译成“阱置”，待商。
这里的说法也适用于“geviert”的情况。这个概念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是海德格尔的生造，而是在16世纪的文献中已经出现。它相当于海德格尔时而也使用的“vier”。而“geviert”的重点在“ge”，强调所谓“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重合，但“四位一体”的译法宗教意味过重。有人译作“四重性”，较之原文又过抽象。日本学者译作“方域”，失足在“域”字上。陈嘉映译作“四大”，又弃置了“ge”的含义。我曾主张译作“四重形”或“四重体”，孙周兴也持大致相同主张，即译作“四重正体”，也许后音的确更妥当些。’
从以上例子来看，在涉及双关语或“多关语”的情况下，唯有加注方能间接地表达出部分原意。但这类注释如同“鸡肋”，不加不行，加了也不会使不喑德文的读者完全理解，而且会妨碍阅读中的连贯性。熊伟先生曾经认为，翻译海德格尔是给懂德文的中国人参照看的，并非为不懂德文的国人而译，因此大多数人很可能会依然看不懂海德格尔的中译本。这个观点在我看来虽有偏激，但却完全适用于对双关语的翻译。
五、格义的问题
我认为海德格尔哲学的中译至今已有时日，应当可以超越文化译介中的初级“格义”阶段。但“格义式”的译法，很可能永远会被许多译者保留下去，或是有意，或是无意；或是有益，或是无益。例如熊伟先生在翻译“lichtung”时用佛教的“澄明”概念，后来亦为刘小枫在神学的意义上所接受和发挥；孙周兴在翻译“ereignis”时用与道家思想相关联的“大道”概念，张祥龙在翻译“dasein”和“ereignis”时则用与佛教相关联的“缘在”和“缘起生成”，如此等等译法，在我看来均带有较浓的“格义”的痕迹。这些译法虽不像***摩罗什以前的佛教译介者用“无”译“空”、以“五戒”释“五常”那般牵强附会，但也会带来“格义”的“迂而乖本”之弊端：参照国学时会在“道”的方向上选择译名，参照佛学时会在“缘”的方向上选择译名，参照西学时则又会在“逻各斯”的方向上选择译名。而海德格尔则恰恰是把“ereignis”看作是超出这些区域哲学终极概念的世界史概念。
这种情况在翻译“逻各斯”概念时已经出现过：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曾在翻译新经时用“语词”、“意义”、“力量”、“行动”等等来解释希腊文的“逻各斯”；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本为“太初有言”，原中译《圣经》本中则译作“太初有道”，这都是一些“格义”式的翻译。这些语词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与原意部分相合，但都不会完全相合；同时它还会或多或少地限定着概念原意的范围。例如“行动”中不包含“语词”的内涵，并因此而将“逻各斯”中“语词”的含义排斥在外。这种“格义”方法之长处在于，它可以在思想译介的初级阶段起到引导入门的作用，但它最终仍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性的手段，而且存有两方面的缺憾，一方面它会对读者的理解造成误导和局限，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汉语的丰富与改造。
六、音译的问题
谈到汉语的丰富改造，就会涉及音译的可能性问题。在佛教翻译的原则上，玄类曾提出五种音译的必要：秘密故(涉及神秘用语)、含多义故(涉及多义的概念)、此无故(涉及原先没有的物名)、顺古故(涉及久已通行的译名)、生善故(涉及对佛教有利的场合)。这五种必要性经过一定的修正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发挥效用。
如今可以看出，诸如“南无阿弥陀佛”、“***腾”、“般若”以及“逻各斯”、“隐德来希”、“埃多斯”等等音译，都属于经受了时间考验而持存下来的译名。没有留存下来的可能更多，像陈康先生的“翁陀罗己”(ontology)等等。我无法确定其中是否有规律可循。譬如《圣经》、“释典”为何是意译，而“古兰”却是音译?音译“佛陀”为何能持存，而意译“觉者”却不能意译“真主”与音译“安拉”为何都能为人传承至今？如此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有生命力的哲学术语音译虽已为哲学界所接受，却大都并不易为大众所理解。当然这还不算是很大的问题。毕竞它们大都是一些生僻的专业术语，而且我们总还可以列出一大批业已习常的音译名，如“马达”、“咖啡”等等。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音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
但音译方面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因为它们绝大多数只能用于名词而不能用于动词。例如国外现在有许多人将“道”直接音译作“dao”，但不能用它译出“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的含义。
对海德格尔“ereignis”的翻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它音译作“埃格尼斯”，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dasereignisereignet”就应当译作“埃格尼斯在埃格尼斯着”。而倘若按我的建议将“ereignis”译作一个较为含糊的“本成在本成着”，或许情况会好一些。再接下来，前面所提到的“逾本”或“转本”(ubereignen)，“失本”或“去本”(enteignen)等等动名词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翻译。
七、单音、双音译名的问题
其他的海德格尔哲学中心概念如：“denken”，是译作“思”还是“运思”、“思考”或“思想”等等，“dichten”是译作“诗”还是“为诗”、“作诗”或“诗作”等等，“wissen”是译作“知”还是“认知”、“知道”或“知识”等等，这并不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根据我的有限经验，一般说来，双音语词比较明确，可以分辨出动词还是名词，这从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中已经可以看出，因此在原文语义明了的情况下，中译文应当尽可能使用双音字；就像我们在中文中涉及到“译”这个词时，大都可以用双音词“译文”或“翻译”来显示名称和动作的区别一样。
但单音词自有其特殊的用途：当原文有意识回避某个概念的动名词区别时，中译用单音词便可应对自如。
当然这个原则在海德格尔这里比较难于实行，因为海德格尔的文字，尤其是后期，诗意较重，翻译时常须简而有韵。目前海德格尔中译的现状从总体上看也是偏重单音语词。
我的看法是：在只能两者择一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严格，有必要牺牲风格。
此外，对单音双音的选择还要考虑译名的统一性。如果时而译作单音词，时而译作双音词，会淡化海德格尔对某些特定概念的强调。因此对许多译名单双音的选择，必须事先考虑统一性的问题。
但单、双音译名还涉及到一个较大的问题：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我们是否要生造一些中文概念来与之匹配。汉语的单个字几乎是无法生造的，但语词却可以，如天主教中的“天主”、“神圣”，***教中的“真主”、“清真”，佛教中的“佛祖”、“慈悲”、“金刚”等等。这类语词在汉语语言发展史上不胜枚举。
而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来，我们知道了情绪(stimmungen)也是经验的重要内容，而且它作为各个文化的基本底蕴也可以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sorge”，“angst”以及其他。因而当我们用“烦”或“忧虑”等来译海德格尔的“sorge”，用“畏”或“恐惧”来译“angst”时，我们只是运用了一个现有的汉语表述；而若是我们用“烦忧”或“忧烦”、“畏恐”或“惧畏”来翻译它，我们就几乎是生造了一个汉语表述。这种译法的长处在于，它不会让人不了解这个生造词的基本含义以及它与相应的日常语词的密切联系，同时又可使人一见到这个新造的译名便知是海德格尔的特有概念，而不会完全沉入一般日常的理解。自然，这种作法必须巧妙方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
八、译名用日常语言还是用人工语言的问题
以上问题当然与日常语言还是人工语言的问题密切相关。哲学是否需要人士语言，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里不去讨论。但从翻译实践史来看，人工语言无所不在，而且随着人们对它们的广泛运用，人工语言已逐渐转变为日常语言，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界限也已模糊不清。如前面所列举的意译：“天主”、“神圣”、“真主”、“清真”、“佛祖”、“慈悲”、“金刚”，音译“佛陀”、“***腾”、“般若”、“逻各斯”、“隐德来希”、“埃多斯”，以及如此等等，均属此列。在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方面，翻开当今的各个译本或论著，人造语词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熊伟先生有“亲在”，张祥龙有“缘在”，陈嘉映有“葆真”，张汝伦有“统化”，孙周兴有“道示”，陈小文有“本有”，毛怡红有“无本”，还有其他等等，不一而足。海德格尔中译文中语词的生造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主张不使用人造语词的人会在“ereignis”，“sache”，“dasein”这样的语词面前束手无策。
先以“ereignis”为例。它在德文中本是日常语言：“发生的事件”。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是在这个日常意义上使用此概念，它并不具有特别的哲学含义。但自三十年代以来，海德格尔开始赋予这个语词以特别的内涵，使它成为自己哲学的最中心概念。此时若沿用日常语言将它译成中文，就只译出了这个语词在海德格尔那里的一个含义，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含义，就保人们将“逻各斯”译成“算计”一样。海德格尔的重要遗著《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beitrage)之副标题“vomereignis”若译作“论事件”将会是一个糟糕的译法。
再看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学概念“sache”，它在原文中基本上是一个日常用语：“事情”或“主题”。因而那句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公认的现象学箴言“zursacheselbst!”有的译作“面对实事本身!”，也有的译作“面对事情本身!”前者是人工语言，后者是日常语言。海德格尔的重要著述之一“zursachedesdenkens”也有相同命运：或是被译作《面向思的实事》，或是被译作《向于思的事情》，张庆熊甚至主张译作〈谈谈思想的问题》。我偏向于第一种译法，即主张采用虽不完全是，但仍算是人造语词的“实事”。当然在生造语词时要尽可能依据我在前面所建议过的；个原则来进行选择，使它既能标明其特殊的内涵，也能保持它与日常语言的渊源关系。“实事本身”或“实事”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然后，作为其扩展，“sachverhat”(或“sachlage”)则可对应地译作“实事状态”。目前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德文的还是中文的“实事”概念，都已超出现象学的用语范围，成为“哲学本身”或“真理本身”的代名词。
九、附记：两个海德格尔翻译中的具体问题
哲学翻译中的错误与偏差是常见的事情，其中包括主观上可避免的和主观上不可避免的；前者指由不严格造成的疏漏，后者指因不理解而引起的误差；这里不再苛求，实际上也无法苛求，只要比较一下贺磷先生所译黑格尔《小逻辑》的几个版本便可知一二。如何对待自己的翻译与如何做人一样，全是译者个人凭自己良心与能力而论的事情，本无须他人置晓。但在海德格尔哲学翻译中的确有两个流传过广的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
首先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现象学”概念的定义，原文为：
derausdruck’phanomenologie’...charakterisiertnichtdassachhaltigewasdergegenstandederphilosophischenforschung,sonderndaswiedieser.
中译本及许多中译文都译作：
“现象学”这个词……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所包含事情的什么，而描述对象的“如何”。
这句话相当重要，因而也常被引用。但它实际上应当是指：
“现象学”这个表述……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实事性的什么，而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
这里加引号的是关键所在，其他的更动只是建议，无关紧要。
另一处误译已超出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问题范围而涉及荷尔德林的诗作《漫游》，但原文因由海德格尔所引方广为人知并广为人引，至少在中国学界是如此，故也属这里的问题范围。该句的德文原为：
schwerverlabt,wasnahedemursprungwohnet,denort.
中译本和其他许多中译文都译作：
终难离开，那依畔于本源近旁的地方。
这个翻译并不背离原义，但仍含语法错误，至少主语不明，被人为地撇去。此句建议译作：
居于本源近旁的东西，终难离开那场所(其本位)。
这里的译文是一种被译家称作“硬译”的做法，但原义已经基本得到表达，如何译出诗的韵味，还要留待方家指教，括号中的译文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择。
陈情表翻译篇7
关键词：翻译 风格 自然 贴切
1 对翻译的解释
翻译，英文Translation，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形、符号的翻译。其中，“翻”是指对交谈的语言转换，“译”是指对单向陈述的语言转换。“翻”是指对交谈中的两种语言进行即时的、一句对一句的转换，即先把一句甲语转换为一句乙语，然后再把一句乙语转换为甲语。这是一种轮流的、交替的语言或信息转换。“译”是指单向陈述，即说者只说不问，听者只听不答，中间为双语人士，只为说者作语言转换。
翻译要求译出来的文章在思想内容，情感氛围，风姿神韵方面都需要与原文本相符合。其中如何传达原作的风姿神韵，即风格，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牵涉到译文的遣词造句，还关系到译文整体基调的把握。
2以《苹果车》为例，赏析老舍的翻译风格
《苹果车》这部剧描述了国王马格纳斯与以首相卜罗塔斯为首的内阁大臣们的宫廷斗争。卜罗塔斯野心勃勃，企***独揽大权.他向国王马格纳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不再做讲演”，“停止暗中操纵报纸”，“不准再提国王否决权”。聪明机智的国王以在退位时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同时自己以平民身份参加竞选为要求同意退位。卜罗塔斯感到前途未卜，惊恐不已，为了自保，他亲手撕毁“最后通牒”，宣布“一切照旧”。
下面摘自《苹果车》的一段及老舍先生的翻译文本来具体赏析。
To music o’er flood and fell；
To slowly trace the forest’s shady scene；
Where things that own not man’s dominion dwell；
And mortal foot hath ne’er or rarely been；
To climb the trackless mountain all unseen；
With the wild flock that never needs a flod；
Alone o’er steeps and foaming falls to lean；
This is not solitude；
‘tis but to hold；
Converse with Nature’s charms；
And view her stores unrolled.
老舍先生的翻译是：
踞石临波有所思兮，
或徐步林荫之幽胜；
罕见人迹兮，
物聚乎无人之境；
群兽无栏兮伴我行，共攀无径之荒岭，
时倚峭壁与飞瀑兮，
大自然兮相与呼应；
信非孤独兮，放观万象之展映.
《苹果车》（“The Apple Cart”，1929）是萧伯纳创作的第四十个剧本，也是他的创作生涯后期一出最重要的戏剧。《苹果车》来源于英国俗语“弄翻苹果车， （“upset the applecart”），意为“搅乱如意算盘。在《苹果车》这个“***治狂想剧”里，萧伯纳把现实和幻想混合起来， 讽刺意味很浓烈。
老舍先生在翻译该作品时，对讽刺语言的拿捏十分准确，让读者领略到英国宫廷的斗争，如“罕见人迹”，让人身临其景，体会那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漩涡四起的勾心斗角。单从老舍对称谓的归化翻译处理上，便可感受到老舍这位人民艺术家对文字语言灵活驾驭的风采。老舍先生对古英语的把握与翻译也是恰如其分。整个译文与原作所想要表达的气氛与格调是符合多对多，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使得人们更能体会到宫廷斗争的残酷。让现实跟幻想更能很好的交换与融合。
老舍先生本人的作品也是以环境、人物来表现社会的，其语言也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在进行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他也做到了语言上的大胆与独特。把自己的风格也运用到所翻译的作品当中。所翻译出来的作品自然，有风格。
3老舍的翻译观
老舍一生的翻译理论只有两篇呈书面形式以供参考：《谈翻译》和《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少不代表没有理论，文不在多，而在质，在精辟。老舍的一些笔谈中，也涉及到了翻译，其中不乏有精辟之论，许多观点对我们今天的翻译理论和事业，仍很有启示作用，总结如下：
（1）翻译中的创作
老舍身为著名作家和语言大师，非常厌恶翻译腔。他认为翻译是“再创造”要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译者的能力。他对译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创作者要深入生活，翻译者也不例外。最保险的办法是我们要深入生活，亲力亲为，连一草一木之微也不轻易放过。了解得够深入、透彻，才能处处译得明确。没有丰富的生活，就没有丰富的语言。”他说：“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
（2）翻译的语言
他在翻译的语言用法上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他认为好的译文既要体现汉语简练，富有神韵的特点，也须尊重外文的细腻明确的风格。“不使译文冗长累赘，而仍能不损失原意。”他反对随便使用陈词滥调，为言简意赅而损伤了原文的精致细密。他认为要从生活中找到生动的语言去翻译，而不是顺着原文逐字逐句翻译。
（3）翻译的层次性
老舍先生认为翻译是可以有层次的，以供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使文化程度略低的读者也能知晓这些作品都说了些什么，这在同时代的译论中鲜有提及的。优秀的译作，不仅使读者知道作品中有什么，而且知道怎么写的。可见当时他提出的有不同层次的翻译与今天所谈论的翻译上的高标准和多元标准是不谋而合的。
（4）翻译的规划
老舍先生提出应对译者加强组织和规划。规划可以分为个人规划和集体规划，对科学和哲学的名著“应进行集体翻译，个人不便***工作。集思广益，能够保证精确。集体工作对于规划译名也有好处……”。对待文学翻译他认为应个人单干，即使几个人合作，最后也应由一个人执笔，以便保持风格的统一。他在翻译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这也是老舍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他的翻译规划思想对今天的翻译事业来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战略性的建议。
4 结论
老舍先生是个译者，很成功的译者。他翻译的文本很贴切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还有当时多对多社会下人们丑陋的、麻木的等的一面。能更好的把握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及语言的特点，并融入自己的写作特点与风格。更将作品与中国相结合，使得读者能更深刻的了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定安 《英汉比较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2]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陈情表翻译篇8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情缘
徐志摩曾于1921和1922年留学英伦，其间他与英国名士多有交游，其中就包括当时业已成名的曼斯菲尔德。徐志摩以诗人出名，但在其文学生涯中，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不幸与世长辞。消息甫一传来，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徐志摩就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诗作《哀曼殊斐儿》（***之前，我国对KatherineMansfield的译名不甚一致，有时译为曼殊斐儿，有时译为曼殊斐尔，现统译为曼斯菲尔德），由此拉开了在我国译介曼斯菲尔德的序幕。徐志摩对曼氏的文名极为仰慕，“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陈琳、张春柏：《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徐志摩一生译作数量虽然不在少数，但在《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却写道：“除了曼殊斐尔说是我的溺爱，其它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仅有20分钟时间而已，加上曼氏病体孱弱，二人意欲深入交流的效果必然打了一定折扣。不过细读悼文《曼殊斐儿》，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犹如教徒般的朝圣情感清晰可见。允诺徐志摩翻译其作品也许不过是曼斯菲尔德的说者无心，但徐志摩却用尽毕生精力践行了当时的承诺：“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译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
从1923年的悼念诗《哀曼殊斐儿》至1931年飞机失事遇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徐志摩就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金丝雀》等10个短篇故事，翻译了《会面》、《深渊》和《在一起睡》三首诗歌，另撰有《哀曼殊斐儿》、《曼殊斐儿》、《评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和《评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诗文4篇。1927年4月，“在1920—1930年代曾经引导一时出版风尚”的北新书局还推出了《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而其译者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波澜
徐志摩不仅自己动手译介曼斯菲尔德，而且力劝好友陈西滢加入到翻译曼斯菲尔德的行列之中。陈西滢对英国文学文化了解颇深，谦称才力不足的徐志摩自然会力荐陈西滢为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出手相助。陈西滢后来果然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和《太阳与月亮》两个短篇故事，其妻凌淑华也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凌淑华甚至因文风与曼氏的相似而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
徐志摩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文人作家。徐译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应犹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去。因为觉得徐志摩《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的译文不尽如人意，翻译家张友松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指出了徐译的不足。徐志摩曾经表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是他自己表示最可纪念的译品里面摘录出来的”。但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张友松却指出了徐译中存在的多处不足：“他给曼殊斐尔修改的地方，在他译的那一个集子（约二百西页）里，当在三百处上下……此外还有些地方，诗哲干脆把原文删去一点，不过那也许是手民删去的，不一定能归功于诗哲……徐诗哲的译文与原著之不同，不消说，是修改，不是误译”。
虽然批评徐译不够精确，但张友松却不得不承认：“前几年他（指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那篇‘曼殊斐尔’，不知多少人狂了似的捧着朗诵，有的人简直拿来背诵”。胡文则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为徐志摩的《曼殊斐儿》之动人效应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今日读了‘曼殊斐儿’一文，果然被他感动得最深，好似引我入了天国，把一切苦恼都忘去了”。阅读《曼殊斐儿》能让人想到人生中刹那的美感，胡文以为“这篇文字将曼殊斐儿叙述得声色俱佳，我们好像在梦里或生前，也在彭德街第十号楼上也受过了她底洗礼的”。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动人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作家”曼斯菲尔德在中国
从整体来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主要强调其英国身份并且凸显其短篇小说创作。曼斯菲尔德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她的创作又不局限于短篇，而是涉及了短篇、中篇、诗歌、书信、日记、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和介绍更加注重的是其短篇小说。
对于曼氏的短篇小说创作，国内的译介者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再说一次曼殊斐儿》将曼斯菲尔德称之为“天才”，声称短篇小说到了曼斯菲尔德手中“才是纯粹的美术”。小说集《曼殊斐儿》把曼斯菲尔德与格调不高的一般作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而曼氏“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
对曼斯菲尔德这样的评价颇有些中国古代盛行的感悟式文学点评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介者用相对较为理性的话语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郑或在看到曼斯菲尔德深受契科夫影响的同时，指出曼斯菲尔德“绝不会陷落陈套，反而是在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的路”。俞大薩将曼斯菲尔德置于整个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量，认为“在过去的欧西文学里，———尤其是在英国文学里，直到最近百年，短篇小说没有争取到一个显著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英国文学里的短篇小说，好像流产的婴儿，面目模糊，根本不值一看”。如果说在曼斯菲尔德之前，“英国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未成形，懦弱，无自信的文学体裁”，那么曼氏的横空出世，则使得“英国的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的，前途无限文学表现”。曼斯菲尔德推出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将整个短篇小说的进展转上一个崭新的途径”。
翻译是文学接受的媒介，也是文学接受的一种形式。评介则是在广义的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更深一层的文学接受。无论翻译还是评介，它们都“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1页）。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虽然零星分散，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它们却相对及时地把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引入了中国，这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曼斯菲尔德大规模的翻译、研究和接受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陈情表翻译篇9
关键词：博物馆文本 宁波帮 目的论 文本翻译
一、引言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的窗口，是城市人文精神、历史故事、建设发展的缩影，具有浓厚的文化特色。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文本是国外游客了解我国文化的重要媒介，因此，其翻译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学者对博物馆文本翻译的研究不多，由于缺少理论指导，译文质量也存在较大问题。
对于博物馆文本跨文化交际的特点，传统的翻译理论推崇奈达的“功能对等”，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论”等。我国则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信、顺”，傅雷的“求神似而非形似”，钱钟书的“如化”等翻译原则与标准。博物馆文本翻译作为以宣传国内文化为主要目的的交际性翻译活动，现有的翻译原则与标准已无法满足翻译的客观要求。德国学者弗米尔（Vermeer）摆脱了以源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翻译理论的关键理论：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德国功能学派目的论为博物馆文本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将翻译看作是和人类其他活动一样有目的的活动，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中为了创作功能合适的译文而采用的原则和策略。
宁波帮博物馆是宁波城市文明和人文环境质量的具体体现，是投资软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文化传递的重要媒介，博物馆文本翻译的质量关系到文化交流的成败。本文试通过对宁波帮博物馆文本翻译的实例分析，讨论功能目的论原则下的博物馆文本翻译策略。
二、功能目的论与博物馆文本翻译
（一）功能目的论
德国功能目的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翻译功能派的主流，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凯瑟林娜·赖斯（Kan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贾斯特·霍斯·曼特瑞（Justa Holz Manttari）及克里丝汀·诺德（Christiane Nord）。作为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创始人，赖斯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1971）一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提出了基于原文和译文功能之间关系的功能批评模式，首次将语言功能与翻译结合起来。按文本的不同功能，赖斯提出了“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三大功能文本类型。赖斯的功能文本类型强调了不同类型的文本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实现其文本功能。博物馆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
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功能目的论的核心理论之一。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的，翻译是一种目的，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了所要达到预期目的的策略。也就是说，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应由译文预期目的所决定和接受者等其他参与方的分析，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所认为的翻译参与人（作者、译者、读者）的范围。功能目的论的另一种观点则是诺德将“忠诚”引入目的论，提出“功能+忠诚”的理论模式。诺德认为没有原文就没有译文，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发起者和读者负责。（陈建平，2010）
一般来说，翻译的目的主要包括译者的目的、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交际目的（对外宣传）、某种翻译方法或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直译以显示源语的语言结构特点）。“译者的任务是为了一个既定的目的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体之间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Wilss，1996）。决定翻译过程的是发起者或主顾的需要决定的目标文本的目的。弗米尔认为“每个文本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而且也要完全服务于这个目的。因此（我们）这样理解Skopos原则：按照文本所处的语境和它本身的功能来翻译、解释、会话、写作”（Wilss，2001）。译者的任务是实现在整个翻译中的译文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表达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功能目的论对旅游景点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博物馆文本翻译的特点与要点
博物馆文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化因素，因为博物馆承载了一座城市或一个时代的文化，涉及社会、***治、教育、经济、宗教等诸多因素，具有典型的跨文化性和鲜明的跨文化特色。
博物馆文本翻译的目的是激发前来参观的国外游客对博物馆的兴趣，正确传递文化信息，促成文化交际的成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译入语的读者，也就是说译者要以译入语为主，满足受众的需求，译文要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一般而言，博物馆文本介绍由于其独有的文化特色，大量运用历史典故和民间传说，其特点是抽象、概括，而实质性的信息较少。在做汉英博物馆文本翻译时，要对汉语原文进行适当加工处理，以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习惯。
三、功能目的论视角下博物馆文本翻译启示
在功能目的论指导下，本文通过宁波帮博物馆的实例分析，提出旅游景点翻译的三个要点：第一，译文遵循源语的语体风格；第二，面向目标文化受众，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三，尊重目标语文化，确保预期功能的实现。
宁波帮博物馆作为宁波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记载着宁波经济发展的历程，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它以宁波帮为展陈对象，记录了宁波帮在几个重要发展时期的贡献。“宁波帮”指的是宁波商帮，崛起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的上海，到辛亥***后达到鼎盛，扩展至全国各大商埠。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里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宁波帮在近代航运、金融、商业、制造等领域创造了无数个第一。要想了解宁波帮，最佳选择就是进宁波帮博物馆。
宁波帮博物馆是一个人文馆，共由“筚路蓝缕”“建功立业”“赤子情怀”“群星璀璨”“薪火相传”五个分馆组成。该景点文本翻译的受众为外国观光游客，也有宁波帮在海外成长的后代友人，馆内介绍翻译必须显现宁波帮特色，以实现***同志提出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一）译文应遵循源语语体风格
博物馆文本的译文是馆内信息与目标文化受众（游客和读者）之间交流的唯一手段，译文的语言是否符合译入语的语体规范，直接影响到译文能否被受众理解和接受。
宁波帮博物馆每个分馆的介绍均以一则宁波民谣为开端。宁波民谣用宁波方言记载，很多词汇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词汇。方言民谣的翻译要保留本身的语体风格，但为了避免外国游客无法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可以加以阐释。笔者认为，比较妥当的翻译方法是保留民谣的整体文体特点，对其含义加以注解。这样，既能让受众了解传统民谣的特色，又达到了文化信息传递的目的。
例如，第一馆中对宁波民谣“大海洋洋，忘记爹娘。”的译文为“Living so fa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I can hard remember the faces of my parents.”它保留了源文的语体，也传递了当时宁波帮商人，由于离家出海，不能回家探望双亲的心情。
再如，对宁波民谣“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的译文为“Going through three passes and six ports，And taken Fenghua taros.”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交际的顺利进行，从而为直译和意译的争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笔者认为，译文采用直译方法，虽保留了源文的语体，但是并没有传递其内涵意义，针对这一民谣，国内不了解宁波文化的游客都不一定能理解其意义，外国游客更会感到困惑不解。这句民谣的内在含义是说，宁波帮商人吃苦耐劳，从商经验丰富。因此，在此句的译文中，应该对内涵意义加以注解。
（二）译文信息应满足受众需求
从翻译策略来说，功能翻译理论所主张的把翻译看成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进行交际的工具，根据目的语读者的需要传递源语的交际内容。博物馆文本翻译以实现文化交际、宣传为目的，译文是否成功，可以直接通过受众的认可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目标受众对宣传对象的理解深化程度来衡量。而文化因素对语言表达的障碍将影响读者的理解，因而不能更好地服务于交际需求，也难以达到与译文功能对等的交际目的。在功能目的论的指导下，译文应最大限度地再现两种语言文化的特色，使交际顺利进行。
馆内有一段序厅介绍文字：“19世纪初，借助正在形成的远东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近代产业中心的拉动，宁波的百万工商业者经历了一次空前的产业大移民。他们以‘宁郡六邑’的地缘为纽带相互支持，迅速在上海脱颖而出，并扩张到全国的各大商埠，在中国沿海和广大的内陆城市，都留下了他们经营的身影。”
译文：“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Financial，shipping and modern industrial centers in the Far East， tens of thousands of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men in Ningbo moved to Shanghai. Thanks to their mutual support， they soon stood out in the city. However， they did not stop there， but made their presence in cities nationwide. Their success， a miracle in modern Chinese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history， won them a high Reputation.”
译文中“宁郡六邑”没有显现。宁郡六邑（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镇海）的概念，作为当时的地理位置，是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够让游客知道当时宁波帮的活动范围，对于这种历史文化信息，应该给予补充、阐释。
（三）译文要切合目标语文化
博物馆文本翻译的质量效果评判取决于受众。译者必须先研究目的语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心理，根据受众的需要，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博物馆也属于外宣翻译的一部分，“外宣翻译就是应该遵循‘以西方受众认可接受的话语方式，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的原则，在翻译中采取必要策略，努力建立外宣信息与目标受众之间的‘认同’”（陈小慰，2000）。博物馆文本翻译同样也需在整体上统一源文与译文，符合受众语言文化，以实现文化交际的成功。
宁波帮博物馆文本中出现了许多带有中国文化、历史特色的词。如何处理这一类词的翻译，对于传递宁波帮文化极为重要。
例如对“十里洋场”“北角地王”“叶落归根”“洋场的弄潮儿”“文公大儒”“钱庄”的翻译，译文大都采用删译。究其原因，笔者推测是因为译员没有找到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相对等的词汇，这类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无法翻译成带有相同文化气息的英语。如果将其直译，肯定会使外国游客产生理解上的困惑，如果删译，信息传递中就缺失了中国特色文化元素。
四、结语
博物馆文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阐释。目的决定翻译变通手段与翻译策略，起到调节器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策略根据目的制定，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与保证。从宏观的文化因素、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到微观的词句选择，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千差万别。
翻译是译者体现主观能动性的变通过程，忠实法则指译文与原文间要有语际连贯。忠实的程度由目的和对原文的理解决定，翻译的变通过程解释了翻译策略的应用。翻译者在变通过程中又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分析原文特定语境下哪些成分可以保留，哪些可以改写，保证变通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要采用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要“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把读者的文化接受视为重要因素，以功能目的论为指导，重视文化遗产的翻译，努力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Reiss，Katharina.Translated by Thodes Erroll F.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Wilss Wolfram.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ion Behavior[M].
Ame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1996：32.
[3]Wilss 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Shanghai：Shanghai Foe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0.
[4]陈建平.商务英语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陈情表翻译篇10
一“意象”的中西语义之辩
汉语“意象”是从古代“象”范畴中衍生而来，物象有限，意象无穷。意象指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统一体，是古人试***以语言驾驭事物及抽象义理的一个认知过程。
《周易》提出“立象以尽意”，“意”指文体的思想认识观念，“象”则指物的外观形态表象。二者的物质符号、中介媒介则是“言”。刘勰第一次将“意象”看做是艺术构思的产物而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一般采取赋、比、兴的意象经营方式。由此“象”的含义经历了由最初的“大象”到卦象，再到想象、象征等含义出现的过程。陈晓勇（2003）认为古代意象主要有五种涵义：一是表意之象，如《易经》中的卦象和王充说的“熊麋之象”；二是意中之象，如刘勰和司空***所说的意象；三是意和象，如何景明说的意象；四是接近艺术形象，如方东树、刘熙载等说的意象；五是接近于意境或境界，如姜夔说的意象。新时期主要有五大流派:汪裕雄的审美心理基元说，顾祖钊的意象文艺至境说，夏之放的文艺学美学逻辑起点说，郭外岑的表现性意象文艺形态说和朱志荣的美的元范畴说，表现出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思考（莫先武，2009：74-84）。
西方意象论没有我国意象论那样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image首先出现在认识论和心理学领域，认为与知觉、思维等认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是感知、认识外界事物时伴随着产生的一种心理意象。意象的论述始于康德，认为知识只能产生出两个结果：意象或概念。意象是直觉的、想象的、个体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则相反。将意象这一概念进行中西融合，比较全面阐释并将它提高到无以复加高度的是意象主义大师庞德。他明确地把“意象”确立为艺术作品的本体和核心，认为意象是“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意象是主观的和客观的。此后，萨特真正从理论上确立了艺术作品的本体是意象这一观点，运用意向性理论来分析意象。苏珊·朗格继庞德之后对意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主要从符号学的角度，将意象与符号等同起来。整体而言，西方意象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心理层面到具体艺术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象的审美因素不断积淀，意象的理论也日趋成熟（张晶莹，2007）。由此可见，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对“意象”的解读是多元的：审美意象、心理意象、情感意象、整体意象和单个意象、原型意象、题材意象、艺术形象或语象等。（陈晓勇，2003）
二、中西意象翻译之辩
就意象翻译而言，由于中西思维及语言、文学、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翻译学的多元化的理论构建与争辩可谓百家争鸣，百花争艳。
中国学术传统往往缺乏对术语的明确界定，翻译界与文艺理论界对“意象”的概念和类别存在多元的或不同程度的模糊、矛盾，甚至相左的观点，“意象”与意境、境界存在彼此交叉、相互通约，呈现多义性、歧义性、交叉性、矛盾性等复杂局面，各范畴的重叠、转用、借用、引申、混用、泛用的现象较普遍。“从渊源上讲，我国译论来自我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严复‘信达雅’援自先秦文论观点：‘传神’是东晋顾恺之首倡的人物画的美学要求；傅雷提出‘神似’、‘韵味’等，也是根据有关绘画的理论。这些概念虽然蕴含非常丰富深刻的文艺和美学的思想和经验，却都有一种寓意模糊、难以理解的毛病。因此，后人的解释难以避免见仁见智和主观武断的现象”（陈晓勇，2003）。
目前国内主要从三个方面触及意象的翻译问题：（1）作为一种翻译技巧，着眼于成语、谚语、典故和形容性的词语；（2）从心理学角度谈形象语的翻译，强调读者心理反应；（3）从文化对比研究某些意象的理解与表达。近年来，主要以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探讨意象的营构和翻译（谢天振，2003）。
许渊冲针对意象翻译提出“三美”理论：意美、形美、音美，并进一步提出“三似说”：形似、意似、神似。首先考虑应“意似，……要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一般说来，意似和意美是一致的。……‘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意似’指的是表层结构”（许渊冲，1984：52，83）。若二者相矛盾，则应适度增删或使用浅化、等化、深化等方法再现原作的意美。意美的传达要兼顾音美与形美。音美、形美与意美有主次之分，“‘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是第二位的，‘形美’是第三位的。……最好自然是‘三美’具备，在三者不能兼顾的时候可以不传达原文的‘形美’，但要尽可能在传达‘意美’的前提下传达原诗的‘音美’”（许渊冲，1984：126）。许渊冲在音美的经营上着重强调的是押韵和节奏，而以前者尤为突出。我认为许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理论中的美学思想，追求译文的美学效果，“三美”标准十分理想。叶维廉将诠释学运用于翻译理论，提出“出位之思，文化翻译”，要创造性地再现原作者接触物象、事象时未成概念前的物象、事象与现在的实际状况，而不是将原作机械地加以剖析、分解再将之串联，再现境界。
西方“象”学源自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理论，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提出“要给译入语读者传达源语文本的意象”。Pound（庞德）确信诗歌的本质在于意象。20世纪阐释理论对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Steiner（1975：371）提出了阐释翻译的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他分析了中英文字的差异和庞德的汉诗翻译，认为庞德的诗译对原译的侵入是典型的阐释信赖，通过模仿和自我演变，采用中文的形式，加强原文的意象。
当前，主导西方译学的主流是翻译研究学派。其主要代表学者Basenett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认为“译文和原文不可能以一种纯净对立的对等物为参照，……翻译要适应文化的要求，适应此文化中不同群体的要求”。翻译要进行“种子移植”，使原诗的意象可以在译诗中复现（2001:8）。他翻译思想的重要原则是：翻译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如果文化存在共性，文化意象的移植可以理解，则可直接传译；如果意象各不相同，则将原语文化的功能传译到译语文化中，通过译语文化作为翻译单位进行归化性翻译。
由此可见，中西学者从不同层面剖析，探究意象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审美效果、读者接受等，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寻求意象翻译的普遍与同一。在此意义上讲，好的译文就是完整保留原文意象，译者从民族文化总体氛围的宏观视野出发解读寓意，并从译文形象、文体风格与原作的整体文化气息和民族色彩一致来考虑翻译效果，从而使读者在译者留下的最大想象空间中发现另一民族在意象传递时的独特方式、倾向和趣味，感受异域文化带来的惊喜。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A］.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6）：57-75.
［2］陈晓勇.“意象”的多义探源及翻译的理论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5）.
［3］莫先武.当代意象理论五大家评述［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7）.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C］.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107-109.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