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古语翻译篇1
1.遵循信达雅的翻译要求
所谓信达雅，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谓信，文辞畅达谓达，有文采谓雅。（语出严复《天演论》）。信，是翻译的最基本要求。达，是进一步要求。雅，是最高要求。信与达是翻译的最重要环节。
2.在语境中理解重点词的意思
重点词语包括重点实词和虚词，如词性活用、一词多义、偏意复词、通假字、古今异义等。如：
2.1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陈涉起义》)译文：陈胜、吴广于是一起商量说："现在逃跑也是死，起义也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可以吗 "这里的"亡"与"举大计"并举，其结果都是"死"，可见它绝不是"死亡"的意思，而只能是"逃亡"的意思。句子的"等"字也不是"等待"的意思，它是承接上句的两个"亦死"而来，意思是"同样"。
2.2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译文：向小石潭的西南方望去，看到溪身像北斗星那样曲折，水流像蛇一样蜿蜒前行，时隐时现。 这里"斗"和"蛇"二字，词性活用，是形容词作状语。"见"字，是通假字，同"现"字。
2.3"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kuí）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 《愚公移山》)译文："凭你的力量，连魁父这座小丘都铲平不了，又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山怎么样呢？况且把土石放到哪里去呢？"大家纷纷说："把土石扔到渤海的边上，隐土的北面"。 这句话中，"以君之力"的"以"，属于介词"凭借"的意思"， "且焉置土石？"的"焉"，是属于疑问代词，意思是"哪里"。此外，"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中的"诸"又是个很重要的兼词，相当于"之于"的合义，兼有代词和介词的功能。
3.在语境中把握好文言句式的翻译
古语翻译篇2
摘要: 翻译学是一门关系繁多的综合性学科或边缘学科，它需要利用诸如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建立自己的研究架构和研究方法。本文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一诗的几种英译文进行经验纯理功分析，试***通过功能语言学分析，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解释翻译中的一些诸如“对等”的现象。
关键词: 翻译 功能语言学 经验纯理功能 古诗
关于古诗的翻译问题，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的标准没有一致的看法。威尔斯・巴斯通(BarStone，1994)曾说过:避开任何规定的方法，因为译诗这种行为令人愉快的不变因素就在于自由(freedom)，就在于方法的多样化[1]。任何方法都行，只要能产生好诗。许渊冲曾提出译诗的标准“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7]。黄忠廉(2000)指出: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后者要求做到意似是主要的，而形似只是尽力而为之;前者则要求在意似的基础上讲究形似，力求使二者达到高度的统一，取得风格的“似”[2]。
系统功能翻译观认为:“翻译一般是寻求原文与译文在意义上的对等。语篇是意义单位，是在一定语境中起作用的单位。因此，翻译的对等单位应该建立在语篇上，即翻译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同一整体情况中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功能。”①(胡壮麟，1989)
黄国文(200l)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是一个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因为“它是一种可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语篇分析理论。” 本文从韩礼德(Halliday1994)的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对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一诗的三种英译义进行经验纯理功能分析，试***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描述和解释，并探讨翻译中的“相似”或“对等”
一、经验纯理功能语法回顾
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包括三大纯理论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经验功能是概念功能的主要体现,它指的是人们用语言来谈论他们对世界(包括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用语言来描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或情形。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英语中表现经验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语义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加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l)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2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3)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4)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5)言语过程 (Verbal process)和(6) 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
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一个参与者(即“动作者”)(Actor)，也可能涉及到另一个参与者(即“目标”)(Goal)，还可能涉及到“环境成分”(Circumstance)。
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Perception)，“ 反应”(Reaction)和“认知” (cognition) ，“情感”(Affection)等心理活动的过程。心理过程一般有两个参加者，一个是心理活动的主体即“ 感觉者”(senser)，另一个是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Phenomenon)。
关系过程指的是一个物体(人、物、情形、事件等)与另一个物体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或指一个物体的性质特征、情形等。关系过程可分为两类，即“修饰型”(Attributive)关系过程和“认同型”(identifying)关系过程。修饰型中的两个参与者分别是“载体”(carrier)和“属性”(attribute)，,认同型中的两个参与者分别是“被认同者”(identified)和“认同者”(identifier)。
行为过程指的是诸如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笑等生理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Behavior)，而且行为者一般是人。
言语过程是指人们通过讲话进行交流的过程。它涉及的参与者是“讲话人” (sayer)，“听话人”(Receiver)和讲话内容“(verbiage)。
存在过程指的是某物(人)的存在情况。这个过程只涉及一个参与者，即“存在物”(Existent)。
二、《静夜思》原文的经验功能分析
从经验功能的及物性角度看，《静夜思》一诗共有四个过程组成，即：
(1)存在过程:“床前明月光，”
(2)心理过程:“疑是地上霜。”
(3)物质过程:“举头望明月，”
(4)心理过程:“低头思故乡。”
就语篇功能分析而言，在进行及物性分析上，一旦确定了过程类型，就要对参与者进行确定，同时确定环境成分。
在《静夜思》一诗中，共有四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存在过程，参与者是“明月光”，环境成分是“床前”。第二个过程是心理过程，参与者是诗人本人，在诗句中是被省略了的，另一个参与者是“地上霜”，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是“疑”。第三个过程是物质过程，动作者是诗人本人，在诗中也是被省略了的，另一个参与者即目标是“明月”，环境成分是“举头”，作方式状语。第四个过程是心理过程。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是“思”，其中一个参与者诗人本人，另一个参与者即“故乡”，“低头”是方式，作环境成分。
三、《静夜思》三种译文经验功分析
下面是我收集到的三种译文，译文1是徐忠杰所译（见徐忠杰译1990：86）[6]，译文2是许渊冲所译，（见许渊冲译 2000）[7]译文3是Bynner所译。（见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1929）
译文1：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I descry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my bed.
I suspect it to be hoary frost on the floor.
I watch the bright moon, as I tilt back my head.
I yearn, while stooping, for my homeland more.
A Tranquil Night
A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In the Quiet Night
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
Could there have been a frost already?
Lifting my head to look, I found that it was moonlight.
Sinking back again, I thought suddenly of home.
下面我们逐句分析这三种不同译文的过程类型。
(一)“床前明月光”
译文1中该句的过程类型为心理过程，由“descry”体现，参与者有两个，其中一个是“I”,另一个是“bright moonlight”,环境成分是“in front of my bed”。译文2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物质过程，参与者即动作者是“I”，另一个参与者即目标是“a silver light”，环境成分是“Abed”。译文3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存在过程。存在物即是“a gleam”。
从过程意义的体现角度看，我们认为译文3的过程类型与原诗吻合，原诗该句就是描述一下环境成分，一个地点，一种现象，译文3的翻译在这些方面都与原诗表现一致。译文1和译文2都把隐藏的参与者“I”给翻译出来，环境成分翻译得都还与原诗一致，但是过程类型与原诗没有相似之处。
(二)“疑是地上霜”
译文1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心理过程，由“suspect”体现，参与者有两个，一个是“I”，另一个就是“ hoary frost”环境成分是“on the floor”。译文2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心理过程，两个参与者分别是“I” 和“frost” ，“wonder” 是体现心理过程上的动词。 环境成分是“aground”。译文3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存在过程。存在物既是“frost”，环境成分是 “there”。
从过程意义的体现情况来看，译文1和译文2都与原诗的过程类型一致。但是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译文1显得与原诗更贴近些，“suspect”作“怀疑”讲，是指“对...有所察觉”，知道并不是霜，而译文2中“ wonder”作“想知道”的意思，原诗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是把月光比喻为霜。从意义一致的表达角度看，译文3更贴近，更与原诗一致些。
(三)“举头望明月”
译文1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物质过程，由“ watch”体现，有两个参与者，分别是“I”和“the bright moon” ，环境成分是“as I tilt back my head”。译文2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心理过程,由“find”来体现，参与者是“I”，被感知的现象是“the moon bright”，环境成分是“Looking up”。译文3中该句的过程类型是心理过程，“find”，其中一个参与者是“I”，另一个参与者是“moonlight”，环境成分是“Lifting my head to look”。
从上述过程分析看，译文1与原诗的过程类型是一致的 ，意义的表达也更接近，传神一些。译文2和译文3与原文的意境不是那么的契合。
从上述情况分析看，译文1和译文3的过程类型与原诗一致，但译文3的措辞更能原诗的语境相一致。一位在外漂泊的游子，在寂静的夜晚，孤身一人睡不着，仰望着明月，突然心底一股思乡之情燃上心头，译文的“suddenly”用的很传神，猛然间意境与原诗是那么的和谐。
四、结 语
原诗是五言绝句，描写真实，平铺直叙，措词朴直，一目了然，就原诗的内容意境来说，三种译文译得尚可，(l)译文1和译文2都押韵了。译文3虽然没有押韵，但是他的意境与原诗很契合，从意义的表达方面来说，很准确，译文也非常的美。而且从过程类型角度来看，也还是原诗保持的较一致的。
本文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纯理功能为理论依据，从语篇分析的角度，对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一诗的三种英译文进行经验纯理功能分析，在译诗的时候力求做到意似、形似和风格似，或者力求使译文在读者心目中产生与原文在原语读者心目中大体一样的心理感受，即:意美、音美和形美，这是一个难度较高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古语翻译篇3
关键词：蒙语；汉语；成语；翻译
成语是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使用，已形成固定形式的，表达某一种意义的固定词组。它具有：一、结构形式定型化，二、语音形式整齐化，三、意义整体化等特点。因蒙汉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不同的原因，两个民族的成语都有它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在互译两个语言成语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两个民族的成语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及成语形成演变的过程。本论文从比较两个民族成语翻译着手，分析两个民族成语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在翻译两个民族成语实践中呈现的翻译方法，提出成语翻译中应注意的几点意见。
一、蒙汉语成语的比较
（一）民族文化差异：一定程度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化浓缩体现在它的成语上面。而两个民族历史文化差异通常是通过语言、词汇来反映。我们在成语翻译过程中要准确了解成语本身所指的意义外，还需要了解有关于该成语的历史文化因素，甚至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从蒙古族的历史社会发展看，蒙古族是个北方游牧民族，千百年的蒙古族游牧文化精致地体现在它的丰富的词汇当中。蒙古人热爱马，马是不仅是他们生活所需的工具，更是他们贴心的朋友、忠诚的战友。为此在蒙古语中就出现了许多有关于马的成语。如《[xun plx pakasan xolok plx naknasan]》、《[：l mri pnǎ]》、《[r xunai int》（意思是在男人的胸怀中能容纳战马），因为在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中马与蒙古人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认为马与蒙古男人是有着亲密朋友和忠诚战友的关系，为此在形容男人心胸博大的成语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比喻。而在汉语中这个意思用“宰相肚里能撑船”成语来表达，宰相是汉民族在几千年封建王国制度中具有智慧过人的特殊身份的象征，为此才有了此成语。在蒙汉语中这样的成语还有很多，他们指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因为两个民族文化的差距，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都具有该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的特点。
二、成语翻译方法
早在元代以前开始，蒙汉民族就有了***治、经济、文化交流，也就有了两个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实践活动，很早就有了翻译的相关标准和理论。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在他的《天演论》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原则。20世纪以来，随着蒙汉民族的***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翻译实践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已成了两个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主要措施之一。就从两个民族成语翻译实践活动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几个的翻译方法。
（一）直译方法：直译方法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严格坚持原语的表达形式，将原语的词汇直接翻译到译语中。准确、直接的直译方法的翻译是翻译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翻译方法，在蒙汉语成语翻译实践中这种直译的翻译方法使用的较为普遍。如把汉语成语“画蛇添足”在蒙语中直接翻译成《[mk：t xol nm
除此之外，随着蒙汉语成语翻译活动的不断增多，人们在翻译活动中开始使用直译和义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直译与义译相结合的方法在翻译过程中不再仅限于一种翻译方法，从而使成语翻译活动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小结
在蒙汉语成语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注重成语所体现的两个民族文化差异，要从成语使用的实际语言环境出发，选好翻译方法，准确、无误地翻译原语成语所表达的意义。同时也要注重成语本身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过程及此过程中的意义转移等问题。（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才铭，蒙汉翻译基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
[2]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上册），安徽省科技印刷厂，1983年；
[3]报尔金・甘珠扎布，译事纵横，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
古语翻译篇4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并以关联翻译理论为指导，对四川古镇景区的中英文介绍文本进行分析，进一步阐释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以及相应的翻译策略对四川古镇景区介绍英文翻译的指导。
关键词：关联翻译理论；最佳关联；古镇；景区介绍；翻译
一、引言
中国古镇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后期进入迅猛发展时期。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古镇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为了更好地将四川古镇旅游推向国际化，景区介绍的英文翻译很重要。本文旨在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视角对四川古镇景区介绍英文翻译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便提高翻译质量。
二、关联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
1986年，Sperber&Wilson 在《关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其后，Gutt根据关联理论对翻译进行研究，并于1991年，在《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中提出关联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强调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即听者能以最低的加工成本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不用花费不必要的努力。因此，翻译的原则标准就是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实现原文作者的意***，而不必使读者付出不必要的努力。译者的责任就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与译文读者的企盼相吻合”（林克难，1994）。为了成功地实现这种吻合，达到翻译的目的，需要一些翻译策略和方法。通常归纳为2种：一种是间接翻译法，另一种是直接翻译的阐释法。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对其翻译策略作出补充，提出有直译、直译加注、音译、意译、替换、改译、增译、补译、摘译或将信息重组等（郭亮，2011；赵娟，2012）。
三、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四川古镇景区介绍英文翻译
（一）.古镇景区内容
四川古镇景区介绍的内容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古镇名字的由来、历史、地位、名俗风情、特色建筑和特色活动等等。对于这些内容的翻译，译者既要注意保留原文的特色，又同时得消除读者的认知障碍，提供最佳语境效果。翻译策略的合理利用，可以较好的实现这种目的。下面就以“洛带古镇”景区介绍的翻译文本为例，阐释相应翻译策略的运用。
（二）.洛带古镇景区翻译策略
1.音译法
对于专有名词的翻译，尤其是地点的翻译采用音译法，能够快速的让读者与原文作者的期盼相吻合。而且音译后的英文翻译，也能快速的帮助读者找到想要的地方。例如，“洛带”（Luodai），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Guangdong Guild Hall，Jiangxi Guild Hall，Hunan and Guangdong Guild Hall，and North Sichuan Guild Hall），“三道财神”等（“Sandao Caishen”）通过这种音译的方式，可以让读者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找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实现了最佳关联。
2.直译法
采用直译法，能够让读者直观地了解景区信息，并激发其进一步了解的好奇心。例，国家AAAA级景区（National AAAA Scenic Area），可能会促使外国游客进一部了解什么是AAAA，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景区；对于“火龙节”、“水龙节”（“Fire Dragon Festival”，“Water Dragon Festival”）这些活动，直译可以很快地在游客头脑中形成明确的形象，想象着火龙和水龙是什么样子的，激发其去现场观看的欲望。
3.改译法
中西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对事物理解的差异性，因此对于部分内容，我们不能直译，而是采用改译或者意译法，给外国游客提供最简明的信息，实现最佳关联语境。例，囿口美食城（Youko Restaurant City），文中直接将美食，译为Restaurant，因为原文作者的意***就是告诉读者囿口美食城就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改译后，更能直接给读者提供想要的信息；“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Top Hakka Town in the Western China”），选用top，而不是first这个词，能更好地体现洛带古镇的历史地位，消除歧义。
以上翻译策略的运用，使相应的译文达到了最佳关联效果，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部分的译文没有达到这一效果，因此，还可以采用更多的翻译策略进行补充，比如增译、夹注、解释、集注等方法。
四、结束语
关联翻译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最佳关联，而景区介绍的主要目的是为游客提供信息，并诱发其行动，因此在古镇景区介绍翻译的时候，译者要致力于提供与读者认知能力和期待最佳的语境效果，并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体现出来。本文以关联翻译理论为指导，仅对洛带古镇景区的中英文介绍文本进行了分析，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这方面的研究，以便于提高翻译质量，促进四川古镇旅游的国际化发展。（作者单位：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社会管理与外国语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2014年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4SB0567）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Ernst August Gut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Basil Blackwell Ltd，1991.
[2] Sperber.D &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3] 胡壮麟.2002，《语言学教程》（修订版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 郭亮.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庐山景点翻译[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
[5] 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4，（04）.
古语翻译篇5
关键词:翻译文体;文本生成;文体
一、前言
作为20世纪初中国享有盛誉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的一生著作颇丰，写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和文论作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纾通过他的小说翻译征服了广大读者。他的翻译作品脍炙人口，康有为和胡适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二、域外小说的翻译文体论
林纾翻译的域外小说种类众多，其翻译文体受到创作文体的直接影响［1］。何为“文体”呢?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申丹指出，狭义上的文体指具备文学语言艺术特征的文学文体［2］。童炳庆提出，广义上的文体指反映作家多层次精神世界的文本形式［3］。广义的文体侧重于语体和风格，而狭义的文体则由表及里，推至“人”“社会”“文化”，进一步推动了对文体的认识［4］。杨丽华提出，翻译文体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域外小说翻译文体的语体选择和风格形成，由译者、译文读者、翻译文化策略等因素决定。作为翻译过程的主体，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体的生成。译者选择翻译文本的词汇、句法，受到其本人文学修为的主宰。同时，翻译文本的生成也会受到译文读者的影响。译文读者对译文文体的心理期待是基于其自身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而存在的。译文读者间接影响了译者对译文读者的定位。翻译文体的面貌受到了作为深层因素的翻译文化策略的影响［4］。
三、林纾翻译的文体特征
众所周知，由于多年对先秦两汉以及唐宋文章的研究，林纾拥有深厚的古文造诣。惯做“古文”的林纾，在小说翻译上充分体现了言必“左、马、班、韩”的古文素养。杨丽华提出，在语体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先秦词法和句法的模仿:第一，在林纾翻译的小说中采用了以“单音词为主”［5］特征的先秦词法。第二，在林译中模仿先秦词法的词类活用。作为先秦词法的一项显著特征，词类活用有大量的例子，表现在形容词与副词、名词与动词、介词与连词之间的词类活用。可以在林纾翻译的文本中找到大量词类活用的例子。针对名词活用为动词的用法，举几个例子:(1)与歇同客于微臬司。(《吟边燕语•肉劵》)(2)彼毛登妇，……甚欲偶我。(《迦茵小传》)句(1)中的“客”和句(2)中的“偶”，本来皆为名词，但是在林译文中担当了动词。第三，林纾在翻译文本中使用了一些在先秦很流行的、深奥的词。在林纾的文本中大量使用了这些表示事物、动作或状态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如:(3)劳劳执爨，如中馈人。(《块肉余生述》)(4)不意竟有人欲攫取以去，爨之南省。(《黑奴吁天录》)句(3)中的“爨”是指称烧火做饭的名词，句(4)中的“爨”是指称出售某物的动词。第四，在文本中遵循先秦语气词用法。在先秦时期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林纾在翻译的文本中使用了表陈述的“用”“矣”和表疑问的“乎”“耶”“欤”“哉”，如：(5)善信以礼款我，即所以礼天主也。(《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五，模仿先秦疑问句和否定句的句序。先秦汉语有一个语言特征，即在动词之前放置疑问代词和否定句中代词宾语，产生倒装结构，如:“无父何怙?无母何恃?”(《诗•小雅•蓼莪》)林纾在翻译中使用了代词宾语前置这一先秦句法规则，如:(6)非托君之子，更将谁托?(《迦茵小传》)第六，模仿先秦判断句式。林纾在翻译中使用了先秦汉语的两种判断句句式:第一种是主语后加“者”和表语后加“也”的句型结构。第二种是主语后不加“者”而表语后加“也”的结构。如:(7)歇洛克者，犹太硕腹贾也。(《吟边燕语•肉劵》)第七，模仿先秦的被动句用法。林纾翻译中模仿的被动句主要分为两种类型:“见”字句和“为”字句，如:(8)时大安的及母见拯于渔者。(《吟边燕语•挛语》)(9)为寒威所逼。(《块肉余生述》)［2］由于林纾所译文类为小说，为实现最大化相似度，林纾在译文中打破古文的约束，加入轻儇语、白话口语词、东人新名词(指从日本输入的外来语)等古文不相容的成分。
四、林纾翻译的风格
杨丽华提出，作为一位具有很深古文素养的创作者，林纾的小说翻译受到当时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影响。严净雅洁、静重博厚的文风是当时桐城派的特色。林纾通过模仿先秦的词法和句法实现译文的“雅”。具有先秦特征的实词、语气词、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在林纾的小说翻译文本中被大量运用。译文语言在这些修辞手段的综合运用下越来越规范和纯洁，显得古朴典雅。同时，林纾为了实现译文的“洁”，有时擅自修改文章内容［4］。除了在小说翻译中传达“雅洁”风格外，林纾还擅长表达原文本的风格。林纾深厚的艺术鉴赏力使他具备了辨析外国文学家文风的能力。在翻译的作品中，林纾以扎实的语言运用能力有效地传达了这些风格。另外，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对原文幽默风格的传达折服了很多的读者［4］。
五、林纾翻译的文体生成
林纾的译作是用仿古文的语言写成，而原作大多是用现代英语写成。林纾翻译时所采用的文言语体及所体现的雅洁风格，与原作的文体大相径庭。林纾译作所体现的文体特征，受到译者、译文读者和翻译文化策略三因素决定［4］。杨丽华［4］认为，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体的生成。尽管林纾的译作由合作者口述加林纾笔译，但是其文体完全由林纾掌控。林纾一生与古文相伴，梳理林纾与古文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林译文体为何会呈现拟古文文体。首先，林纾自小习读古文，大量的古文阅读为后来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林纾进行了大量的古文创作。他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多本古文集。再次，研习了一辈子古文的林纾编选和评论了不少古文，代表作品有《中学国文读本》等多篇作品。最后，林纾以古文教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从未离开三尺讲台［4］。作为翻译过程的客体，译文读者是影响译文文体生成的重要因素。那么，林纾的译文读者有哪些人呢?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人将变法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下层民众身上，因此林纾一度将普通民众当做他的目标读者［4］。然而，梁启超等人在翻译小说上的迅速失败，让林纾意识到域外小说的读者应为文人、士大夫。晚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长期浸***于古文中，时代的变迁不会改变他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阅读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置身于封闭的文学圈内的他们对异域文化极为抵触，传统的文学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叶茂。以文言为特征的正统文学在晚清文坛占据核心地位，文人、士大夫们坚持这种文学准则。在西方文学文化缺乏认知的背景下，采用文言文包装西文文学，给晚清读者似曾相识之感，有利于域外文学在中国的接纳。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Norma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ofCambridge，1992．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3．
［3］童炳庆．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
［4］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古语翻译篇6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译文
江宁的龙蟠里，苏州的邓尉山，杭州的西溪，都出产梅花。有人说：“梅以枝干弯曲为美，笔直了就没有风姿;以枝干倾斜为美，端正了就没有景致;以枝干疏朗为美，稠密了就没有姿态。”本来如此。这些文人画士心里明白它的意思，却不便公开宣告，大声号召用这个标准来约束天下的梅;又不可以使天下种梅人，砍掉笔直的、除去繁密的、锄掉端正的、摧残梅、阻碍它的生机，把它弄成病态来作为赚钱的方法。梅的枝干的倾斜、疏朗、弯曲，又不是忙碌的、只知赚钱的人能够凭他们的智慧、能力做得到的。有的人把文人墨客这隐藏在心中特别的嗜好明白地告诉卖梅的人，(使他们)砍掉端正的(枝干)，培养倾斜的侧枝，除去繁密的(枝干)，伤害它的嫩枝，锄掉笔直的(枝干)，阻碍它的生机，用这样的方法来谋求高价：于是江苏、浙江的梅都成病态了。文人画士所造成的祸害竟惨烈到了这个地步啊!
古语翻译篇7
关键词：翻译伦理；诗词翻译；文化因素
翻译过程会涉及多种因素，如语言转换、文化碰撞、人际交往、文化交流等，所以在翻译中译者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与文化状况采取正确措施以合理处理。一直以来，伦理学属于哲学研究领域的分支，该学科主要研究在人际交流过程［1］会受到相关规则与道德规范的制约。鉴于伦理学与翻译的本质属性，我们认为翻译可以看作是一种与伦理相关的实践活动，研究翻译行为可以考虑引用伦理学的思想。“忠实”与“通顺”是评判翻译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本质上讲，忠实其实属于伦理范畴。法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及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2］，后来安东尼•皮姆(AnthonyPym)，西班牙学者编著了《论译者的伦理》一书，其就翻译研究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伦理活动，并且需要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指导。诗词是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诗词中蕴含了深厚的文化传统，近年来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了解诗词的文化内涵就是了解中国文化重要的环节，因此近年来古典诗词的英译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以古诗词中的文化因素的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翻译伦理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诗词中文化因素的翻译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旨在更好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与诗词内涵，进一步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共存发展。
一、翻译伦理的提出及发展
伦理学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而后不断演变发展，期间出现过多样繁杂的学说与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离出一些具体的应用伦理学。伦理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逐渐丰富，催生了各种职业伦理学，翻译伦理学就是伦理学多方向、多层次发展的成果。在1984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法国著名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曾批判了被西方翻译研究领域推崇的以“意义的传达”为核心的翻译指导思想，并首次提出“翻译伦理”概念，强烈建议将翻译伦理学发展为翻译学研究的方向。根据贝尔曼的思想，“翻译是翻译文字，把文本当作文字来翻译”，翻译过程就要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同时发展本族语言［3］，最终能让其在文化碰撞交流中生存下来。他认为翻译的功能重在“生成”特性，翻译的伦理也强调在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下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接纳与认可。在贝尔曼提出翻译伦理思想10年后，安东尼•皮姆在1997年正式推出了专著《论译者的伦理》。他提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3］，翻译行为过程“译者位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处，但他却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在从事翻译活动的时候，译者肩负着一定的使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切斯特曼，芬兰学者，在他的专著《翻译模因论——翻译思想的传播》详细研究了翻译伦理思想，提出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等五种伦理模式。而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VenutiLawrence）在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的启发下，1998年出版专著《翻译的窘境：论差异的伦理》，在书中他提出“优秀的翻译就是用译入语来表现异域文本中的异域性”。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思想，遵循的是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根据韦努蒂的想法，其实翻译伦理不能从实质上解决翻译本身带有的归化性质，也就是不能改变译入语无意识修改原语文本的任务。不同于贝尔曼与皮姆的理论，韦努蒂的思想对翻译行为过程中涉及的***治因素给予关注，极力主张用“异化”策略来对抗文化强国实施的文化霸权。他对以译入语语言文化价值观为导向对译语通过归化策略改写重组进行了强烈抨击，指出翻译需再现原语文本中的文化价值与特征。韦努蒂提出的观点与中国的诗词英译的现状正好契合。中华诗词英译旨在当今以西方强势文化为主导的背景下，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解汉语，了解中华文化。
二、诗词中的文化因素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它也是由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这些一点一滴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渗透于中国古代诗词中。古诗词是中华民族语言的精华，其享有意境深远、音律优美、语言精辟的特征，由此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忽视的财富。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恰好可以引领大众重温经典诗词，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该档节目旨在发扬传统文化，重现古代诗词在大众脑海中的涟漪，让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诗词受传统文化、传统审美意识的影响，重视意境情境的传达。虽然语言简练，但意象众多，诗词中意象或直接拼合或单独出现。诗人可用寥寥几笔就能传达出深邃的意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古典诗词源远流长，尤其胜在意象与意境的构建，其是悠久历史文化的结晶。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正是通过意象、意境突显文化的沉淀。意象词汇为古诗词的灵魂，只有了解了古诗词中的意象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才能真切感受诗词所表达的内涵。大体而言，古诗词中的文化意象可分为两类：首先是自然景物类，如、杨柳、月亮等；其次是文化典故与社会生活意象类，如饮酒、登高、寒食、长亭等。在翻译中传递原诗的意境，实现意象词汇的对接与转换，历来都是文学、诗学和美学关注的课题，最近几年成为译学研究，尤其是诗词对外翻译研究的热门之一，更是诗词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古典诗词一直以来都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核心部分。目前，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诗词文化艺术形式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此起彼伏，所以传播中华诗词将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提高国家软实力和推动文化强国的建设。
三、翻译伦理对诗词文化因素
翻译的启示随着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其它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视，文化因素的翻译旨在保留及维持原语的文化特色及风姿，正如“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汉语已经逐步成为另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这对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4］。翻译过程中，汉英两种语言应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全球化时代，一味迁就译入语的文化因素已经与目前翻译潮流格格不入。诗词英译是要为中国文化注入活力，让传统文化闪光发亮，因此顺应译入语文化的译文剥夺了汉语文化的生机。诗词翻译就是个案，中华诗词享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多姿多彩、内涵深邃广博，美妙绝伦难以用语言叙述。从古至今，经历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现代诗的演变。历朝历代的诗词均通过不同的形式叙述着历史文化。目前，中国诗词的英译本数不胜数。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书目中，仅李清照代表词作《声声慢》就多达15个英译本。可惜的是真正能够为西方人认可的中国诗词数量极少。最近几十年来，中国迫切让世界听到声音，而世界也想认识中国，诗词英译的出版也迫在眉睫。然而要输出中国文化，就要借鉴翻译与文化学理论再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邀请英语读者跨进中国文化的大门，这也正是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思想的核心。韦努蒂认为这种译文遵循的是abu⁃sivefidelity，翻译时尽可能保留原文化中的他者或异质文化，而不受到译入语文化的制衡。汉语诗词英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虽然深奥难懂，但还是可以传递。根据存异伦理思想，一名遵守伦理思想的译者应时刻考虑译语的文化因素，有效促进相异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笔者发现诗词中，自然景物意象出现频率较高。我们参照分析许渊冲教授对这类文化意象词的处理。如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中的词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此句中许渊冲教授将“寒雨”译作“coldmorn⁃ingshowers”；又如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中的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句中“落花”被译为“flowersfallen”。译文的韵律与意义可与原文媲美，许渊冲教授对诗词翻译有着独到见解，他的译文让自然景物在异质文化中重生。原诗词中出现了自然景象意象词汇“落花”与“寒雨”。类似的意象词汇在古代诗词中比比皆是，这类词汇不仅单纯描写场景，而重在表达词人难以自解的愁绪。上例的译文中许教授灵活借用英语对应词汇如“fallenflowers、coldmorn⁃ingshowers”。译者用形容词“fallen”与“cold”翻译“落花”与“寒雨”，忠实再现了原诗词中意象包含的文化因素，读者由此被带入进忧伤的情景，英译文几乎重现了类似的意境与情怀。许渊冲教授流畅的译文使得译入语读者便捷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此处，译者用了移植的技巧重塑意象，巧妙地传达了优美的境界。译者尽力保留原诗的意象形式，读者可以凭借上下文的联系，领悟中华诗词蕴含的独特情调，前无声息地促成中西文化的交汇。孟郊《古别离》的诗句“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
“莫向临邛去”此处所指的临邛今位于四川省邛崃县，传说司马相如在此处游玩时与卓文君相识，随后相恋并私奔最后结为夫妻。诗中“临邛”有所指，暗指居家的妻子怕外出丈夫遇到新欢。孟郊在《古别离》中引用典故，这一典故原指妻子的忧虑，担心丈夫外出后有外遇因此可能会遭到抛弃。译文b省去“临邛”未译，直接翻译为“偷走你的心”，译语虽然完全正确，意思与原文相符，不过文化意象“临邛”彻底失去了，最后的翻译只是意义的阐释。而译文a通过音译保留“临邛”，此处地名为文化意象，注释中具体解释了临邛已经被看作是一个丈夫可能改变初心之地，典故的相关背景也稍作叙述。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而言，译文a更好地保留了文化意象。翻译伦理研究逐渐得到关注，通过上文的比较可知，内容丰富、史料严谨、文化原汁原味的译文将会是优秀且受欢迎的译文。译者应当有自信，在翻译诗词时把中国文化的“异质”输出去，而不是把中国的作品归化成原汁原味的英语。
四、结语
诗词作品中丰厚的文化特质是翻译时需要保留而非省去的。由此而言，汉语诗词英译是由中国译者与译学专家学者进行地一场主动的“抵抗式翻译”。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作用应重在考虑文化因素层面上的调整和重塑，竭尽所能把属于自己的文化精髓展示给译入语读者。所以，在译文中再现源语文化特色是忠实传递本民族文化的必要途径，有利于文化的重新定位。综上所述，翻译伦理问题得到翻译界学者关注，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现象都有待融入大熔炉，传播中华古诗词中的文化因素，译者应再现原诗的意境与意象，让异域读者领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促进中西文化间的交融，推动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参考文献：
［1］王婧.从翻译伦理看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2.
［2］薛武.个人层面上的翻译伦理——也论德里克•阿垂兹的翻译伦理［J］.翻译论坛,2016(6).
［3］王大智.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
［4］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
古语翻译篇8
我校高一上学期二考有这样一道古文翻译题：
把“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翻译成现代汉语。3分。
课文注释是：因为我比你们年龄大一点，你们不要认为这样就不说了。
《金版教程》翻译是：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所以你们不要对此介意而不敢说真话了。
我班有不少考生的翻译是：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你们就不敢说话了。
结果这些考生的得分都偏低，多则2分，少则1分。
这是为什么？从翻译的标准来看，它完全符合“达”“雅”，通顺、简洁。为何得分如此少？“暮寝而思之”，原来如此，它与考试评分标准有出入。现在考试强调的是“信”“达”，而不是“雅”。考试评分细则曰：某字是考查点，某字是考查点。只要这个考查点译对就可以得一分，那个考查点译对又可以得一分，整句通顺还可以得一分。
这些考生的翻译虽然通顺、简洁，但少了一个考查点，自然得分低，怪不得阅卷人。
上完《过秦论》之后，我要求学生翻译全文。看了不少学生的作业，发现很多学生都是抄的，而且有不少相同的地方都译错了。
例如：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语文教学全解》的翻译是：有席卷天下，征服九州，横扫四海的意***，并吞八方荒远地方的雄心。
学生照抄照搬，完全不按老师的要求翻译，自以为书上的就是正确的，一味地迷信书本。这样翻译，考试能得满分吗？不能。 这句的考点是“席”“包”“囊”，名词活用为状语。如果不把这种活用现象翻译出来，只能得“通顺”分1分。
古文翻译，怎样才能落实到位呢？
古文翻译要落实，必须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译、意译相结合。做到“释”、“留”、“删”、“增”、“换”、“调”。
释。即一词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这种方法，在古文翻译中用得最多。古文和现代汉语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单音节词占多数。所以学生在翻译的时候，应尽量把原文中的单音词翻译成双音词。
留。在文言中凡是国名、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帝号、年号、度量衡等，在翻译时，可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用翻译，因为这些词一般都无法与现代汉语对译。
删。文言中的发语词，音节助词，主谓之间的虚词，结构倒装的标志，加强语气的词，表句中停顿的词，表恭敬的词，个别连词及偏义复词中虚设的成分等，它们仅有语法作用而无实际意义，应该删去不译。
增。古文中往往有较多的省略成分，在翻译的时候，必须将原文中省略的成分增补出来，这样译出的句子才完整、通顺、明确。
换。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中有些词已经不再使用，或者发生了变化，有的词义扩大了，有的词义缩小了，有的词义发生了转移，有的感彩发生了变化，有的名称说法已经不同了，在翻译时，应该用现代汉语替换的地方必须替换，不能以今义当古义。
调。由于语言的演变，有的文言句型的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不同，这就是特殊句式，其中包括：主谓倒装、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等。对于这些特殊句式，必须按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加以调整。
再则，古文翻译必须“瞻前顾后”。
《鸿门宴》一文有这样一句：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
有不少学生将此句译为：刘邦就丢下了马和随员，独自骑马脱身，同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手持利剑盾牌步行逃跑。
从字面上看，翻译通顺。但从意义上看，前后矛盾。刘邦既已独自骑马脱身，怎么又同樊哙等人步行逃跑？问题出在哪里？“静而思之”，“与”字也。这里的“与”字不能讲成“同”、“和”，应讲成通假字“余”。后半句应译成：余者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手持利剑盾牌步行逃跑。刘邦骑马逃跑在前，樊哙等人步行逃跑在后，为刘邦断后，为刘邦逃跑争取时间。如此讲，才合情合理。
由此可见，古文翻译要落实，还必须整体把握文意，而要合乎文意，必须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上下钩连。
前面说的是翻译方法，只有方法掌握了，翻译才能落实到位。
古语翻译篇9
从高考的特点与考查的目的出发，文言文翻译的基本原则是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所谓直译，就是将原文中的字字句句落实到译文之中，要译出原文用字造句的特点，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要同原文保持一致。所谓意译，则是根据原文表达的基本意思来进行翻译，不拘泥于字字句句的落实。从高考的特点来看，固然要考查学生对文言文阅读的宏观上的掌握，但更要求考生能够从微观上了解并熟悉古代汉语字词句式等语言知识。因此，命题者一般来说总是立足于要求考生采用直译的方式，只有在难以直译或直译后表达不了原文意蕴的时候，才酌情采用意译辅助。
二、高考文言文翻译的标准
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通常讲究信、达、雅。所谓信，指的是忠实于原文。原文讲的是什么意思，译成现代汉语后应能如实传达出原文的意思，不能随意增减文意，更不能曲解。所谓达，指的是译成的话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要文通字顺，不能虽然忠实原文，却译得句子拗口，令人难读或难懂。至于雅，则是比较高的要求，指的是译成的现代汉语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不但能忠实于原文，还能把原文的意蕴较好地传达出来，文笔流畅优美。
三、高考文言文翻译的要诀
文言文翻译要能做到信、达、雅，应该掌握五字诀：留、删、增、调、变。
1 留，即保留古今相同的词和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朝代名、国名、官职、年号、某些典章制度名称以及物品名称等，这些不必翻译。硬要翻译，反而会弄巧成拙。
2 删，删去一些只起语法作用，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无法对应地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删后又不影响句子的准确通顺的，亦可删去。
3 增，把文言文的单音词译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文言文中省略的成分，在翻译时也应增补出来。
4 调，将古今汉语不同的语序，按现代汉语的规范调整。如：“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这是一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就要把定语“可以终身行”调到中心词“一言”之前。再如：“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是两个宾语前置句，应按“不知句读，不解惑”来翻译。
5 变，就是变通，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活译有关文字。如：“波澜不惊”可译为“(湖面)风平浪静”。
四、文言文翻译必要的知识储备
1 了解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这是确切理解并翻译古文不可缺少的条件。古代文化常识涉及面非常广泛，而教材中又缺乏较为系统的阐述，许多内容是分散在各篇课文的注释之中，往往不被重视。再加上近几年的高考明确了古代文化常识不作考试内容，这就更加让人觉得识记古代文化常识是偏离了高考复习的方向，这实在是一大误区。因为，考生如果对古代文化常识一无所知，势必直接影响对文言文内容的理解，当然也不能作出准确的翻译。就拿古代称谓来讲，古人的名、字、号、谥号、籍贯、官职、居官地、住处、书斋名都可以用来称代人，并且都有一定的含义或相互间有某种联系，在翻译时都应注意。对高中学生来说，只要能掌握好课文中接触到的古代文化常识的有关部分，也就够了。
2 注意修辞手法的处理。如：“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金戈铁马”，借代精锐的部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樯橹”，借代曹操战船，这里借代曹操水***；“金城千里”，“金城”在文中比喻坚固的城墙，而不能译成“金属筑成的城墙”。特别要注意准确翻译“互文”现象。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应是“不以物喜，也不以物悲；不以己悲，也不以己喜”。又如“秦时明月汉时关”，即“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隘”。
3 注意古人行文中一些委婉的说法。如“方与将***会猎于吴”，“会猎”是决战的委婉说法。再如“权起更衣”，“更衣”即上厕所。
古语翻译篇10
关键词：生僻字；释义；英译
1. 研究现状及意义
古难僻字的中英文释义，旨在研究和解决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字障碍，运用辞书编辑学原理、比较语言学原理和语义学原理，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的诸多问题。首先是生僻汉字的遴选和梳理，英语语义的确定和平行语料库的制作，以及生僻汉字造字系统的设计和应用型软件的设计。研究过程中，采用了文献法、文字考据、统计法、译介语义比较法等，通过纸质语料向数字语料的转换，实现传统文化的技术资源共享，取得典籍英译和对外汉语习得在文字处理方面快捷化、高效化的效果。
典籍翻译标准，与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发展同步。某些翻译家、理论家的著译作或外语期刊的述著论文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和论述。这些论说有些是来自译者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有些是是翻译的个案研究，或是某个译家介评等等，但很少有全面详细的述评。从 1741 年至今，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已走过三百多年的历程。三百年来，中外译者都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中国典籍英译活动。他们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翻译理论，创新地提出各自的典籍英译标准，为提高典籍英译的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2. 研究内容及方法
有关生僻字双语翻译，首先应该界定字典翻译及编撰的原则，描述编撰的方法和手段。古难僻汉字英译，具有忠实性、客观性和实用性等优点，是具有自动化、信息、经济、社会综合知识的专家团队开发的项目，旨在解决目前汉字处理中，乱码、缺字难等问题。双语词典是由“词目语言――释义语言”，或者说由“中心语――译语”构成的，“英汉词典”的中心语是英语，译语是汉语，编纂的目的是供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习英语用的。因此，在组织义项时，我们以词目语言即古疑难汉字为中心语，然后将词目语言的思维成果译成释义语言，摘译其主要义项来编纂双语词典，一般以汉语单语词为蓝本，选择义项译成英语，词目语言和释义语言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在语料选择上，我们多方采集信息来源，选用了几部比较权威和经典的辞书文献作为参考，利用多种渠道和工具进行输入，但仍然有少数疑难字资源因为输入困难而无法利用，这将是后期研究所亟待解决和重视的问题。另外疑难汉字英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偏差，也是研究过程中值得反复推敲和商榷的重点。
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是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把难僻字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它包括翻译的忠实性，翻译可读性和译者再创造性；研究模式在方法上力求做到融汇中西、古今的新尝试，对翻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无疑是全新的探索。
关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不仅仅是普通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也是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乃至整个翻译界的中心议题。经典英译译者论者的翻译理论的关切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大部分经典英译译者最关切的是忠实性，及提高忠实性的方法。译者关于直译和意译之争主要是以原作为中心，围绕原文而进行。早期的和近代的经典翻译理论探讨更是如此。
其次，翻译的可读性。民族语的经典翻译尤其注重此点。二十世纪以来的经典译者仍然关注翻译的忠实性，但不再强调原作的风格，不再追求经典英译学究式的忠实性。大部分译者倡导并实践对原语文本进行意译或归化处理、提高翻译的可读性，以尊重和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从而把译文的通顺流畅作为衡量译作的标准。这些实践也可以说是奈达“功能对等”原则的某种再现，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
再次，有关翻译的再创造性，多年来，译者对此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其中，作家和诗人的经典翻译比较强调译者在翻译中应当具有再创造性的体现；同时，也有其他文本种类的译者持有相似或相反的看法。
关于翻译中的风格传达，说起来简单，实践起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典籍英译中要想重现古代圣贤典籍的行文风格，不仅要求译者具备文学修辞意义上的风格，还包括思想精神上的语言风格。如此以来，译者需将自己置于与古代圣贤同样的思想与性情之中，这种要求难度更大。
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是翻译的中心本体，译者翻译时永远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译”的问题。众所周知，翻译是辨义和取舍的艺术。翻译的整个文本转换过程，也就是译者从翻译的准备工作直到完成全部的翻译任务，是译学研究的过程。尤其是文学途径和语言学途径的翻译，更将其作为自己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这是译者最关心、也是最需要得到帮助的问题。
另一方面，翻译是在跨学科的领域中进行创作，人们就可以结合或参考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从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出发，对纷繁复杂的翻译行为和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得出综合翻译理论。要知道，翻译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不只限于文学艺术和语言科学，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的边缘领域。
3.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中华文化的英译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涉及典籍英译所必备的生僻字或难检字则成为国内、外汉文化英译工作者最头疼的事。在这种形势下，组织能够胜任此项文字标准化开发工作的人力资源，尽一切所能去填补这个世界性的文字空白，是摆在项目组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从跨文化传媒角度讲，对外汉语的教学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文化交际；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具备深厚的典籍文化修养。这种修养体现在双语方面是互动关系，通过对比语言学原理来输出中国古文化，通过中英双语在不同层次的比较，来剥离出具有影响世界思维的中华文化精髓。■
参考文献
[1] 武继红. 浅析理论词典学的发展[J]. 辞书研究， 2002（5）：11-18.
[2] 魏向清， 张柏然. 新世纪词典学理论研究趋势展望[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4）54-56.
[3] 陈楚祥. 关于双语词典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5（1）：149-150.
[4] 汪榕培. 双语词典学研究大有作为[J]. 辞书文摘， 1995（1）：144-150.
[5] 陈楚祥. 语言学：21世纪展望[J]. 外语研究， 1998 （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