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徐志摩情诗篇1
提到徐志摩的名字，世人所想的差不多就是个民国风流多情种子的代名词。
他的名字总是连着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这些女人的名字。
这些女人因为缠绵着他的情事，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不知道是徐志摩的才名成全了那些娇艳如花、颇有慧心的女人们，还是那些当时名动天下的才女们成全了他的诗文。
在爱情的包裹下，唯他自己沉醉不醒。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受困于世人的目光逶迤百年，心甘情愿地无悔怅然。
徐志摩度过了一季比诗歌更诗意的生命，所有人都被甩在了他橹声的后面，今天我们只能以凡夫俗子的姿态张望并艳羡着他。
连他自己都说，天才的悲情却反而羡慕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幸福，尽管他信手的一阕诗词就波澜过你我的整个世界，可以催漫天的焰火盛开，可以催漫山的荼蘼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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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认识林徽因之前，徐志摩只能够算是半个才子，尽管他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但感情上还算是个处子之身，一片空白。
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结合，差不多是他的父亲徐申如和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两人联手包办的结果。以致后来两人的婚姻解体后，徐申如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一度不愿意承认徐志摩这个儿子。而一向提倡妇女***的张君劢，不但不同情妹妹的遭遇，竟然还骂她伤风败俗。
因为是包办的婚姻，徐志摩也曾经反抗过，但是在父亲的高压下失败了。结婚那一年，他才18岁。“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那时候，张幼仪也才15岁。
七年之痒后，风华正茂的徐志摩爱上了他这一生中唯一真正深爱过的女人―林徽因。
而此时听说张幼仪怀孕了，已经被爱冲昏头脑的徐志摩已经无暇顾及张幼仪的感受，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和徐志摩婚姻的解体，张家父子竟然把责任归咎于自己的亲人张幼仪，后来张幼仪的父亲临终时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等到他死掉那天，不要在他的丧礼上放悲痛的哀乐，改成朗诵徐志摩这个前女婿的诗歌作品。
两人婚姻解体后，自己的娘家是回不去了。张幼仪不得不以徐家寄女的身份，独自承担了徐志摩对家庭该承担的责任。
徐志摩离开后，张幼仪把自己的情感闸门也一并关起，她也不是没遇到过，她只是遇不起。在徐志摩1931年遽然离世后，他的几个绯闻女友争吵不息的时候，只有张幼仪这个元配夫人出奇地不语，那时已是一位出色金融家的她，默默出资完成了徐志摩遗著在台湾的出版。让世人记住曾有一位天才的诗人。
在做完这一切之后，1953年，张幼仪终于迎来了属于她的爱情。一个男人开始走进她已经枯萎的情感世界。为了慎重起见，她写信征求她和徐志摩的孩子的意见。
儿子情真意切地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这一年，距徐志摩离世已恍惚22载了。
徐志摩爱过张幼仪吗？
张幼仪说，徐志摩根本没有真正地爱过她，她不过是徐家的一个保姆，从他们相识的第一天起，她不过是他眼里的土包子。
但是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却说，其实张幼仪是个很有风度魅力的女人。那么她真正爱过他吗？还是听听张幼仪的自述吧：
世人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
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她把她的爱连同那些流逝的青春岁月，都一起揉碎在这些浅浅深情的自语和她孤单渐远的背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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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若莲子，美艳如花――这是林徽因给徐志摩的第一印象。这样的美丽与气质，甚至折服了张幼仪。
可徐志摩毕竟是有妻有子的已婚人士，这份沉重的爱，令林徽因欣喜中也有惶恐，尽管她情窦初开。无奈，她想到了徐志摩的朋友，自己的父亲林长民。于是林长民以林徽因的名义给老朋友徐志摩写了这样一封信：
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怵，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想足下误解了。
寥寥数语，其情何堪。不久，为了躲避徐志摩的追求，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到了国内，并很快与梁启超公子梁思成正式订婚。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出国的欢送会上，徐志摩只能以英国式的绅士风度接受现实，看着她和另外一个男人远去。他只觉得五脏俱焚，直到胡适一声低低的呼唤：“志摩，你怎么哭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徐志摩痛苦万分，写下了遗留后世的诗歌辉篇。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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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和徐志摩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并不为外人所知。后来她和林徽因，因为徐志摩的一箱日记引发了一桩公案，这段隐秘的情感才逐步显现。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猝逝后，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
在同年12月5日，同是林徽因和凌叔华好朋友的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徐志摩）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凌叔华何许人也？她是那个时代与林徽因、冰心齐名的才女，民国怪才辜鸿铭的高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925年4月30日，徐志摩致信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女作家凌叔华小姐，你曾给她很恰当的奖誉，认为她比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志摩后来在给凌叔华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总之我是最感激不过，最欢喜不过你这样温和的厚意……”
徐给林徽因的求爱信，有莲心的苦味。离开了林徽因后，徐志摩和凌叔华通信，他的心再次生发萌动。
在凌叔华这厢，徐志摩恣睢地“半疯半梦”，他说她是他心中完美的中国的曼殊菲尔女神。而她，都姑且笑纳。
一次凌叔华为徐志摩设计一种贺年卡――一个小孩子，在沙滩上种花。徐志摩以“海滩上种花”为名在北师大附中讲演：“我的朋友是很聪明的，她拿这画意来比我们一群呆子，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沙里种花的傻子。”
然而，凌叔华也知道，徐志摩真正爱的人是林徽因，她不是他的归宿。
当徐志摩投入陆小曼的怀抱时，凌叔华几近酸楚地对陆小曼说，男女的爱，一旦成为夫妻，就会慢慢变成怨偶的，夫妻间没有真爱可言，倒是朋友的爱能够长久。
因了这层关系，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游欧时（除赴泰戈尔之约外，更重要的是为躲避他与陆小曼的绯闻），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
箱子里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他平时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稿，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年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北京后，在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
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有人有意”让它确是消失于人间了。这本消失的日记，记载了徐志摩和林徽因感情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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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遇见徐志摩之前，陆小曼的婚姻并不是世人想象中的那样凄惨悲凉。
她的丈夫王庚英俊潇洒，才学显赫，是公派日本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也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否则当初和徐志摩也成不了朋友，只是王庚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朋友却是个夺妻的主。陆小曼的母亲在一次宴会中，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未来的女婿。王庚一回国便被当时的袁世凯委任为东北五省联***的总参谋长，成为***中实力派系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陆小曼嫁给这样的男子，差不多是个养尊处优，养在闺中人不识的贵妇人。陆小曼后来与徐志摩婚姻的悲剧，和她第一次婚姻有很大的关系――徐志摩不能够像王庚那样满足她的物质欲望。
从他们二人背叛各自的家庭开始恋爱的那天开始，他们各自遭遇了世人的白眼，这白眼陪伴了他们一生，直到今天。
1926年10月3日即农历七月初七，陆小曼终于挣脱了与王庚的婚姻，徐志摩也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和张幼仪离了婚。
也就是中国情人节那一天，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几乎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所有大腕。新郎是诗人徐志摩，新娘是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
只是这一次，证婚人梁任公说的证婚词，和五年前徐志摩的《离婚通告》一样惊世骇俗。
梁启超的证婚词是这样的：“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就这样尴尬地开场了。很快，他们神仙般的生活结束了。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终于做出了令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决定。因为看不惯陆小曼的做派，他先期到了上海，不几天就要妻子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启程赴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这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婚后在徐家受到的第一个打击。不久后，陆小曼得了肺病。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赶到海宁硖石。但徐志摩的父亲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待在海宁硖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就回到了上海。而张幼仪却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
1931年，当陆小曼听到徐志摩的噩耗时，她当时就昏了过去。
没有了儿子，徐父把痛失亲子的所有悲恨撒在她的身上，在他眼里，是这个不洁女人的骄***奢华夺走了儿子的生命，他把她挡在了门外。
1933年清明，陆小曼最后一次独自来到硖石。归来后，陆小曼心灰意冷地写了这首七绝：
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
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徐志摩情诗篇2
论文摘要:徐志摩是
前一段时间，关于徐志摩的评论很是火爆了一阵。时至今日虽然冷却下来，但仍不时有人著文继续对徐志摩的创作进行探讨和评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重新客观地认定因误解而被埋没的诗人徐志摩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可喜的。然而有关评论文章有一个基本倾向，即对艺术成就的肯定是共同的。而对思想性的判断则多有争议，其争议的原因几乎都与徐志摩诗中的‘“浅”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肯定徐志摩诗思想价值的，将“浅”做掩饰性的说明，视为徐志摩诗思想局限性的表现;否定者则以.‘浅”作为批评徐志摩的诗的主要依据，进而对徐诗思想性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否定。因而，怎样认识徐志摩诗的“浅”这个客观的存在，就成为如何确定徐诗整体价值的重要方面:作为
赵遐秋先生在《徐志摩传》前的扉页上，意味深长地引述了徐志摩散文《罗曼罗兰》中的一段话:“一个伟大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象是一条大河，它那波澜，它那曲折，它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画出它的一弯一角来代表它那全流。”然而这些徐志摩为了让人们避免陷人片面的忠告，并没有使他自己免受片面带来的不公:模式化、定式化的评论使许多人只是在已有的结论中不断地寻找新的证据。而不肯打破已有的结论框架对模糊与误解作重新认定。正如蓝隶之先生对徐志摩研究的总体评价那样:“‘这些争论并没有取得多少积极的成果:这些争论以相当简单的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徐诗评价的高与低这个相当空泛的问题上:蓝先生这种有胆有识客观精到的见解十分恰当地道出了徐诗研究中的症结。徐志摩诗的内容是浅显的。然而，他的思想和感情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任何僵化的判断都不免要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所以我们也应看到徐志摩的诗不时也有深刻性的闪光，其中《志摩的诗》中多数作品是与五四时期反封建和爱国思想保持同步的，后来的诗作依然有内容深刻的作品。诸如《起造一座墙》.《大帅》、《梅雪争春》.嘴人变兽》等等二然而。人们评论他的诗尤其是《志摩的诗》以后的作品，往往从一种定势化倾向出发的。即在茅盾《徐志摩论》中所说:“圆熟的外型，配着抹到几乎没有的内容”的权威论断的震慑下，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也不肯找出有背于此的深刻处。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人们在迷信这个结论的同时，又在无形中否定着这个迷信。他们往往在为肯定 艺术 成就而援引这个论断之后，又花费大量的笔墨去批判《志摩的诗》之后作品的翻动性和无聊的描写_人们不禁要问:在几乎没有的内容”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性和无聊的描写、难道“***性”和“无聊的描写’、不属于内容范畴?
徐志摩情诗篇3
[论文摘要] 中国现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徐志摩一生都把爱、自由、美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但现实的残酷，个人情感生活的一再受挫，让这只无忧无虑的性灵黄鸸啼唱的却是灰色的人生。本文从现实和情感两方面的关照中，分析徐志摩诗歌创作所投射的人生惆怅，并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徐志摩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和他那永远让人道不完的情感生活，让他的诗和他的人生成为现代文学史中不可缺少的最为浪漫多彩的一章。胡适在《追忆志摩》中曾经说过：“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 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汇合在一个人生里 ，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 追求这 个单 纯 的信 仰 的实 现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仅从浪漫的一面来理解徐志摩和他的诗，只能让我们对诗人的理解 流于表面。
仔细研读徐志摩的诗 ，我们会或隐或显地看到徐志摩 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当信仰在黑暗的现实和失败的个人生活的面前一再受挫，诗人很难再一心一意做那只追求性灵的黄鹂；现实不断消退诗人原来附着在人生之上的绮丽色彩，让他在诗歌创作中投射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惆怅。灰色的人生逐渐成为笼罩在诗人人生和诗歌中的主旋律。
一、 灰色人生——温柔情爱的消退
徐志摩个人情感经历的坎坷，时刻影响着他诗歌中情感的起伏，从快乐、空灵，到四处弥漫着一种灰色的人生的无 比惆怅的悲伤。我们不禁要问，是爱情的真相封杀这位性灵诗人吟唱天籁之音的歌喉，还是诗人的多情让 自己迷茫于温柔的陷阱?恐怕两者皆有之。
1． 自我的逃避，个人主义者的虚伪与怯懦
众所周知，1922年 2月 24日，张幼仪在德 国柏林生了次子德生不久，徐志摩为了向自己心中的女神林徽因表明爱慕的决心，迫不及待地在同年 3月与张幼仪离婚。这件事情的本质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徐志摩的移情别恋和抛妻弃子。但是诗人却将 自己的负心统统算在反对忠孝节义的账上，俨然将 自己装扮成为反封建反传统礼教的先驱。再冠冕堂皇的诗也掩盖不了徐志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自私和虚伪。而在其与陆小曼的婚姻 中，徐志摩骨子里的另一面也探出了头，面对 已经将 自己逼到窘迫生活尽头的婚姻 ，他的表现不像当年争取这桩婚姻时所表现的那样敢作敢为，除了能在好友面前吐吐苦水外，面对别人他就只能强颜欢笑，自食苦果 ，完全丧失了承认自己婚姻失败的勇气。徐志摩骨子里的怯懦 ，让他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面对自我 ，都不可能成为鲁迅所说的“勇于面对现实的勇士”。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个人主义劣根性当作徐志摩品性的全部。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徐志摩在感情面前看似一往无前 、敢爱敢恨，实际上内心多少是自私、怯懦的。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有使之成为必然的原因，我们在这里讨论徐志摩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虚伪和怯懦 ，要说明的是他诗歌中弥漫的灰色人生调子，是与他的这种性格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春宵酒醒后进退失据的迷茫彷徨
恋爱的快乐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但是恋爱的快乐，乃至痛苦，也让诗人堕入进退失据的尴尬。
首先表现在诗歌内容的庸俗空虚。这些饱受评论家批评的诗有《别拧我，疼》、《深夜》、《活该》等等。批评家们对这些诗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诗里充斥着“无聊的男女调情的东西”，是“庸俗、无聊、颓废的混合物”，甚至认为诗歌的内容达到“难 以人目的程度”这些诗歌创作的时间都在 1928年 以后，正处于诗人与陆小曼婚姻的磨合期，可是显然他们磨合得并不好，“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 自在的戏 。我想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 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发金光的鞋袜。 (《情死》) 。从中不难窥见这种纸醉金迷的婚后生活困扰着诗人，枯竭了诗人的灵感 。
其次面对爱情、婚姻失败后的悲观失望。徐志摩的一生中真心爱过两个女人——林徽 因、陆小曼。每一次的爱情徐志摩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全身心的投入，可换来的却是伤害与失望。
二 、灰色人生——现实残酷的凸现
很多人都认为 出身富商家庭，求学、事业之路一帆风顺的徐志摩 ，除了会写些爱情诗以外 ，对残酷的现实生活是不会有多么深刻的体会的。实际上，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有人曾经统计过 ，“以上海书店 1994年出版的《徐志摩的诗》(共五册)第一卷中的 149篇(不包括 22篇译诗)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诗有 60首，占总数的 40％。”。如果说徐志摩在他的情诗 中描写的灰色人生仅是个人情感世界悲观情绪的流露，那 么在他描写现实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诗人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后的震撼以及沉 痛的反思 。
在“欧风美语”的熏陶下，这个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到处寻找美的理想主义者，开始对这个与自己理想相悖的古怪世界发出了自己的疑问，“……／老年人有什么悲哀，为什么凄伤?／为什么在这快乐的新年，抛却家乡?／……我独自的，独自的沉思这古怪的世界……／是谁吹弄着那不协调的人道的的音籁?”(《古怪的世界》)，在疑问中，诗人渐渐认识到了现实的真相，痛苦的清醒让诗人明白了自己生活在怎样一个灰色的人生中，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喊让更多的人 了解这是个怎样的世界，“来，我要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 的，罪恶的，自杀的，一一和这深夜的风声雨声～ 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灰色的人生》)。这个灰色的人生中，“到处是奸***的现象 ：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猥亵着勇敢，***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 ，黑暗践踏着光明…”(《毒药》)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现实最真实的概括，也是对现实最痛心的诅咒。面对如此的现实，诗人也曾经尝试寻找改造现实的途径，可是阶级的局限性和他的英年早逝，让他的种努力只能停留在“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阶段。诗人只知道婴儿诞生要付出巨大的痛苦和代价，但具体婴儿该是什么样 ，这个人道主义者也着实找不到确切的方向，注定诗人只能继续在黑暗中徘徊，寻觅。
三、灰色人生背后的思考
灰色人生表现诗人内外交困的人生境遇，这是浮现在诗人人生悲剧之上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原因更值得我们总结反思。通过探究其背后原因，可以看到当时文人普遍的内心痛苦和矛盾。这种痛苦和矛盾表现在徐志摩身上就是个人的追求与时代氛围的错位，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
1．超离现实的爱情不堪一击
徐志摩情感上的一路挫折是他灰色人生的开始。他的人生信条让他宁可与整个世界为敌，也要追求自己的爱情，可是他却忘记了爱情本身不只是精神的产物 ，它附属、依赖于现实。徐志摩忘记了自己生活的时代封建势力还很强大，他从欧美泊来的自由、理想，仅仅是上流阶层交际圈里时髦的点缀 ，落实到现实生活上，就会变得无比脆弱。就是在荡尽 旧势力的今天，这种纯理想主义的爱情也不会有多大的胜算，没有哪个女人会天真地把 自己嫁给一个能跟 自己生产不久的妻子离婚的男人，何况这个女人是第一才女林徽因，天下大概只有徐志摩敢在爱情上下这个赌注。哪个男人会娶一个花钱如流水 ，一身是病 ，已为人妻却还在交 际场上风光无限的女人，世上也只有徐志摩敢冒这个险。时代进步到今天，谈起徐志摩的风流情感，我们也会为他捏一把汗，何况在战乱连连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时、地利 、人和，徐志摩在情感上哪一样都没占到，所以他的爱情、婚姻注定失败。对待现实一向冷静睿智的鲁迅曾借子君之口说出了爱情在现实中得以存活下去的真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 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不得不说在爱情上，徐志摩的的确确在正面印证了鲁迅的前半句话，在反面印证了鲁迅的后半句话。有人曾这样总结鲁迅 的爱情观，“爱情婚姻不是孤立的行为，也不是共生性的结合，它要受到社会的种种制约和规范 ，甚至于要受到金钱的支配。
2．离开时代的人生理想最终化为空中楼阁
胡适说徐志摩一生追求爱、自由、美，他说出了徐志摩骨子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但是这种人生态度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他的人生与众不同，就 像他 的诗 中的那 只黄鹂，“艳异 照亮 了浓密——象是春火 ，火焰，象是热情。”(《黄鹂》)；另一方面，这种对美，自由，爱的执着追求，是很难经得起现实考验的，在这一点上，胡适也看到了，“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 ，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 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当时内忧外患 的中国，战乱连连，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大的时代潮流是如何将中国带出黑暗 ，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自救的道路。狂飙突进的“五四”，已经昭示了时代所呼唤的精神力量。这时的徐志摩却还在一边吟唱着康桥的微波，向往着雪花的快乐，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这种人生理想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终究会化作空中飞沫。
3．发现了理想与现实错位后的茫然失措
陆小曼曾说过 ：“说起来，志摩这是一个不大幸运的青年，自从我认识他之后 ，我就没有看到他真正的快乐过多少时候。那时候他不满现实 ，也是一个爱国的青年。可是看到周围种种黑暗的情况(在许许多多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性情)，他就一切不问不闻，专门浸沉在爱情里面。他想在爱情中寻找了许多时候的‘理想的快乐 ’，也只不过象昙花一现，在短短的一个时期 中就消灭了。”啪显然残酷的现实让这个没有做好准备的诗人很快迷失 了自己的方向。诗人也曾经努力想为改变现实做出些什么，比如曾经认为“达廷顿”庄园的道路是直达人类理想乐园的捷径，并且拿着恩厚之资助的数百英镑资金，想在中国实践农村建设计划，结果却是不了了之。躲藏在恋爱里，换来 的是对婚姻 的失望和无尽的为生计所 累的痛苦。他后期 的作品中所吟唱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是诗人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后 的茫然失措心态的最好注释。
徐志摩别样的人生经历、人生追求演绎的是一只性灵黄鹂别样的舞蹈，的确很美，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只美好的黄鹂终究摆脱不了啼唱灰色人生的命运。此乃诗人之不幸，更是时代之大不幸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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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情诗篇4
一、徐志摩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文学因缘”
徐志摩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经翻译过众多英美诗人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他共翻译过两首:《歌》(“Song”)和《新婚与旧鬼》(“TheHourandtheGhost”)。徐志摩开始发表新诗时恰逢中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转变时期。是时，自由体新诗把中国诗歌从古典诗词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使命已经完成，用白话文写诗开始受到质疑。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更加关注艺术性问题的时期。如果说之前的中国新诗是“为人生而艺术”，那此时的中国新诗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就是中国新诗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代表。正是在“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影响下，徐志摩开始引介、翻译和模仿创作大量西方的诗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Brotherhood)的成员。该流派不仅以纯艺术和反商业化的姿态自居，更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先声。其成员对维多利亚时期教条和机械化的艺术形式提出质疑，主张回归到文艺复兴初期充满真挚情感和质朴表现力的艺术风格中去，并渴望***压抑已久的人性。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受到徐志摩的青睐，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近似的艺术追求和理念，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不仅符合了当时国内流行的诗学理论标准，更符合新月派的文艺思想———纯美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们都追求艺术纯美，都倡导人性，都强调情感的真实流露。②徐志摩认为，诗歌应该是有节制的情感宣泄，所以他的诗歌总给人以“甜蜜的忧伤”感觉。无独有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也以“含蓄”称著，且诗风清新，这在拉斐尔前派中也不多见。故而，徐志摩选择翻译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还是因为拉斐尔前派对纯文艺和人性的追求符合了新月知识分子的文学文化理念。
二、徐志摩的两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
对于诗歌翻译，徐志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在《一个译诗问题》一文中说:“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③由此可见，徐志摩追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不仅如此，新月派倡导的“三美”诗歌创作原则也在他进行诗歌翻译时被其奉为圭臬。徐志摩译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基本上遵循了其诗歌翻译原则。首先，译文的结构十分工整，由两个整齐划一的段落组成，且句节之间都很均齐，具有“建筑美”。其次，徐志摩的译文能给人以视觉上的联想和感应。原诗第二节中没出现过“甜蜜”、“黑夜”和“歌喉”等词汇，但徐志摩的翻译可以让人联想一副对比强烈的画面:露珠滚落青荫，悄无声息却卓有生气;暗夜夜莺悲戚啼鸣，残音震心，死寂沉沉。甜蜜与悲啼的对比，生气与死寂的对比，会给读者在视觉和听觉上以震撼。此外，整首译诗还充满音韵上的和谐。最好的证据莫过于罗大佑在半个多世纪后把徐志摩的译诗谱了曲，成了流行歌。如果说《歌》的翻译做到了形神兼备，且遵循“三美”原则，那《新婚与旧鬼》的翻译则是一次练兵，没有完全遵守其诗歌翻译原则，却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新婚与旧鬼》原诗中有新娘、新郎和鬼(新娘的旧情人)三个人物，并以三人轮流吟诗的方式讲述了负心新娘在婚礼中摇摆于新旧情人间的故事。徐志摩曾强调过分专注于神情的翻译是写了另一首诗，但他也没能逃离这种命运。整首诗虽有贴切的直译，但读者能发现多处改写。例如“……Hebidsmyspiritdepart/Withhimintothecold:－/Ohbittervowsofold!”①徐志摩译为:“他指着那阴森的地狱，/我心怯他的恫吓－/呀，我摆不脱曾经的盟约!”②显然，第二行是添加的。这句可译为:“他邀我的魂灵/与之回到阴冷的地狱/哦，还有那旧时的盟约!”这种改写虽有悖于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原则，但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让其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充满创造性和互动性。
三、徐志摩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的模仿以及再创作
如前所述，徐志摩选择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进行翻译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美和人性美有相同追求。徐志摩不仅把新月诗人视为圭臬的“三美”创作原则加以改造，同时加入带有个人色彩的改写，从而将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融入了自己的新诗创作，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新诗和本土文学的发展。《偶然》就是基于译本再创作的最好例证。诗中:“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③一句，可谓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歌》的改写。在《歌》中，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主人公用超然含蓄的态度来表达对爱人的感情。临终时她不强求两人能记得对方，只说:“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我也许，也许我记得你，/我也许，我也许忘记”。④两首诗不论在结构抑或风格上都十分相像。徐志摩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式的“含蓄”平添了几分徐志摩式的“甜蜜的忧伤”，才最终成了他的《偶然》。除此以外，《偶然》和《歌》一样，表达的是抒情主体经历美丽邂逅后对客体离别时的恳求。这种别离时的忧伤还可以在《再别康桥》和《云游》中窥见一斑。徐志摩的另一首译诗《新婚与旧鬼》则从形式和内容上催生了他的两首新诗。《人种由来》是徐志摩根据圣经故事改写的新诗。诗中有夏娃、亚当和蛇三个角色，整首诗由三个角色各吟一段的形式写就。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新婚与旧鬼》。同是三个角色，同是通过三个角色轮流吟诵的方式来推动故事发展。虽然《人种由来》在形式上和《新婚与旧鬼》很契合，但它只是徐志摩初写新诗时的练笔，整首诗显得稚嫩和粗糙。所以，对形式的模仿不足以成就一首好诗。而《新催妆曲》就是徐志摩根据《新婚与旧鬼》的内容，借用中国古代催妆诗的题材创作的新诗。催妆是中国古代缔婚的前奏。催妆诗的内容多是赞美新娘的貌美如花，表达催促新娘出嫁的心情。徐志摩的《新催妆曲》一反催妆诗传统，对一个迟疑新娘的心理进行细致刻画，让其内心挣扎之痛和婚礼之喜形成鲜明对比，反衬新娘的愁苦。这在古体催妆诗中是鲜见的，也因此让这首诗有别于传统催妆诗，成为徐志摩所创作的新诗代表。可见，徐志摩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不仅为其进行本土化创作提供了养料，而且更直接催生了他众多优秀的中国新诗。这种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互动不仅让异域文本在陌生国度能健康成长，更让该国的文学乃至文化体系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呈现出多元的形态。
徐志摩情诗篇5
【关键词】徐志摩；文学作品；西方文化
徐志摩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有着独特文学个性、独特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的新诗、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徐志摩从小受“诗书礼”教育，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却非常丰富，曾留学美英，有双重留学经历，回国后又两次游历西欧，到过很多西方国度。徐志摩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其创作的作品体裁十分广泛，涉猎过多种文体；写作与自由体诗不同的格律诗、创制“跑野马”的散文、抒写“完全的抒情诗”式的小说与童话、与陆小曼合撰唯美风格的悲剧，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信和日记。除了创作，徐志摩还译介了大量的作家与作品，他的译作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39位作家，涉及多种文体和流派。徐志摩在东西文化之间来去自如，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阅历使其能对不同的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和取舍，他横贯东西的痕迹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位置。
徐志摩留学欧美时期，广泛涉猎过外国文学各个时代、各种文学思潮的作品，包括现代主义诗歌、小说、戏剧等，受西方浪漫派、唯美派、悲观派以及象征派诗人多方面的影响。他的诗有拜伦傲藐一切的反抗性格，有雪莱的理想与热情，也有济慈的唯美情绪；有华兹华斯的清脱高远，也有哈代的悲观厌世；有泰戈尔式的沉思、流丽，也有波德莱尔式的直面丑恶人生。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化的分支中影响徐志摩文学创造最多的是贵族精英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和基督文化。
1.贵族精英文化
英国文化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偏于保守、讲求渐进、厌恶竞争、追求高雅、崇尚自由***。隶属于它的康桥文化，更富有精英气息。康桥文化是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蕴涵了强大的贵族气、保守性与***性。1921年，徐志摩只身飘洋过海，来到康桥河畔，加入康桥社团，康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英美诗歌的气质和氛围中。正如他所说：“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最先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华兹华斯是英国湖畔派诗人，他的诗不崇尚奇幻，以其宁静的沉思和富于想象力的风格写得真挚自然、亲切质朴，笔调清淡朴素，具有“天然去雕饰”之美。华兹华斯息影田园，寄情山水，全身心去拥抱大自然，这种浪漫主义情思在徐志摩心中激起了共鸣。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但我只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再看华兹华斯的《我有过阵阵奇怪的的悲痛》诗：“我一面不住把月亮凝视，一面在草原上前进；马蹄儿轻疾，那些亲切的小径儿已越来越近。”亲切质朴的盛情，整齐的句式，abab的韵律结构，这便是徐志摩与华兹华斯的共同之处。如果说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给了徐志摩清新洒脱、高远的一面的话，那么，拜伦和雪莱的影响则使他的诗充满反抗的力量的追求的热情这一面。除上述诗人外，徐自摩还受到济慈、白朗宁夫人、惠特曼等诗人的影响，对这些诗人的诗歌，他都有翻译。这些诗人所代表的英国贵族精英文化，对徐志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深入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2.个人主义文化
欧洲的文明，名流的思想，雪莱、拜伦的风流与浪漫如同一道道洪流，不时冲击着徐志摩，使他走上了爱、美、自由的理想主义道路。他期待着“馨香婴儿”的出生，这一理想使他对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折射到思想上便演变成一种不可一世的个人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不愿受任何束缚，崇尚自我、真我的精神追求。他在《列宁忌日—谈***》里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信德漠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以徐志摩诗歌受雪莱的影响为例，反叛社会是他们共同的个性。雪莱特立独行，为世之所不容而又钟爱人生。雪莱的诗作丰富了徐志摩的精神世界和诗歌领域，徐志摩与雪莱在个性气质、审美心理倾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他们的作品里都浮动着飞扬的情思和丰富的想象，充满动感，崇尚变化，追求真善美。雪莱的作品在思想上给了徐志摩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使得本性柔弱的徐志摩在《谁知道》、《火车擒住轨》、《庐山石工歌》等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追求自由是他们理想的精灵。雪莱的《致云雀》借对小鸟的赞美倾诉了自己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向往和憧憬。徐志摩通过对雪莱的接受，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雪莱作品中蕴藏的潜能服务于自身。在1924年《黄鹊》里，就再现了雪莱的云雀精灵。“一掠颜色飞上了树……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徐志摩的黄鹊与雪莱的健康向上边飞边唱的云雀联系得十分紧密。他们诗中的鸟都已不是鸟，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灵，象征着诗人对幸福自由的讴歌与向往。
3.基督文化
徐志摩在国内就曾接受教会学校——上海浸信会学院的教育，而几度在欧美流转，更直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文化里的宗教，亲身经历了圣诞节仪式、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西方的人文科学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水融，徐志摩在学习西方文学艺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律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的邻人，犹如爱你自己。”这条律令清楚地说明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在徐志摩那里，“爱”是无价的，他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甸在主的跟前；/我爱，那时间你我不必张惶，/更不须申诉、辩冤，在不必隐藏，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主的跟前，爱是惟一的荣光。”“我爱”成为徐志摩生命全部价值的追求，或者说成为一种神秘。他的诗作中流露出的“主”的意识犹如在基督教国度一样自然，传递出的“爱”的真情与基督教所表达的一脉相承。在《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典故，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创设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寄托并表达自己对纯洁美好而自由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在一切标准的那一天/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旬在主的跟前。”诗人着力描绘那一天的不同寻常，这自然是为了对比出两类人在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坏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却能坦坦然。在那一天，一切现实中习以为常甚或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重新估价甚至完全。
徐志摩在新旧历史矛盾和东西文化碰撞中，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要求在思想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实现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五四”以后封建势力回潮，***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根本不可能为实现民主、自由提供最起码的条件。一方面，他受欧美人生观影响，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却不断陶醉于传统文化闲适隐逸的情调。一方面，他受英国各流派诗人影响甚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审美情趣却又时时体现于他的作品中。这是新旧交替的夹缝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历史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的遗赠，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
透过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去分析，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地。他的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他以他的纯情与明丽诉说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悟与认识，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他多重思想就像一棵树一样，虽然每个枝干都奔向不同的方向，每一片叶子都展示着各异的光彩，但它们本是同根生，血脉相连，意气相通。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源于一个“爱”字，源于他对生命，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热爱与渴望。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以及他对爱情的体悟都是他生性本底的真纯、善美、率性的生发与展示。这种种思想成分是相依相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这就他的多重思想成为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使得他的思想之树生机盎然，虽经历史沧桑而仍具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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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亚民编.徐志摩诗全集[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徐志摩情诗篇6
读《再别康桥》，许多人只将其当一首体现“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特征的经典离别诗来读，主题指向诗人对促使其精神觉醒、确立其人生取向的母校的依恋之情，这是不够完整的。
如果绕到诗歌文本的背后，看看写作的背景和作者的情感经历，我们会发现，这首诗中其实隐藏着一个秘密。要读懂诗中绚丽、哀婉而缠绵的意象，理解诗人挣扎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眷恋、不舍而惆怅的情感，诗中的“梦”是一个重要的抓手。诗人再临康桥，触景生情，文字背后究竟深藏着什么，玄机就在那“彩虹似的梦”里。康桥，是诗人梦开始的地方，“向青草更青处”是“寻梦”的方向，诗人要作别的也是曾经的梦幻。解读这首诗，如果能找到解梦的密码，也就能发掘隐匿于母校情背后的秘密，走进诗人真实的情感世界。
那么，牵系着徐志摩情感的梦是什么呢？我以为首先是诗人的爱情之梦。
1920年，徐志摩违背父亲的意愿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当了特别进修生。在这里，他接受了文学的洗礼，开始步入文学殿堂；也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才女”的林徽因。
对徐志摩来说，至美的康桥给他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软泥上的青荇”“康河的柔波”等，这些清新优美的意象营造了浪漫温馨的意境；“那河畔的金柳”和阴榆下都曾留下过徐志摩和林徽因恋爱的足迹。林徽因的确是徐志摩“康桥情结”的一个梦。倘若没有她，康桥也不过是母校平凡的风景。因此，与其说《再别康桥》是对康桥的赞美，倒不如说是对爱情的歌颂。康桥是徐志摩对林徽因爱的象征、爱的载体，这就是他所寻之“梦”的内核和隐匿于诗中的真正的秘密。
梦是美好的，但现实又是残酷的。1922年底徐志摩离开剑桥回国，他写《再会吧康桥》一诗相约：“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上市时节，盼望我含笑归来。”然而，“明春”徐志摩并没有回康桥。因为回国之后的林徽因斩断了这段恋情，与梁思成远赴北美求学。徐志摩理想中的爱破灭了，他一个人再回到康桥，依然“寻梦”，只是已“不能放歌”。
徐志摩注定是康桥的匆匆过客，也是才情女子林徽因爱情生活中的匆匆过客。康桥的这段情感生活是一段曼妙的插曲，让诗人难忘。他生命中的那抹“彩虹”“揉碎”在了现实的“浮藻间”，也“沉淀”在了梦里。
一直以为，“梦”是留存在徐志摩心中的母校的印象，是他曾追求的***治理想和人生观；其实“梦”更应该是徐志摩一段往昔生活的甜蜜记忆。我们解开了梦的密码，发现了诗人隐藏于诗歌背后的那段刻骨的爱情故事，不禁再次轻吟起这首内涵丰富而情感复杂的孤独的情歌。
悄悄地，诗人走了。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当然，也没能带走那个“彩虹似的梦”。
徐志摩情诗篇7
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康桥边上的一块草地上，长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柳树，这本没什么大惊小怪，而就在艾伦・麦克法兰任教长后不久，却围绕着那棵柳树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有人以柳树年期已久为由，提出要砍掉它，以别的树种来替代;有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那棵柳树已被赋予了一种特殊涵义，坚决不能砍？双方理由似乎都很充足，争论一时难分伯仲。
最终，在学校董事会的干预下，那棵柳树被保留了下来。艾伦・麦克法兰这才知道，有个中国诗人叫徐志摩，曾写过一首关于剑桥的诗――《再别康桥》，其中写道：“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而争论是否要砍掉的柳树，正是诗里写到的那棵。
这是艾伦・麦克法兰第一次听说徐志摩这个名字，他找来了英文译本的《再别康桥》，顿被这首诗的优美深深感染，随即做出去中国探寻徐志摩成长足迹的决定。
当时正值中国开放初期，当艾伦・麦克法兰来到中国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时，村民见来了外国人，就好奇地问他从哪里来。他热情地回答说：“听说过英国的剑桥大学吗？我是那里的教授。”令他意外的是，周围人竟异口同声地说：“知道知道，就是徐志摩写《再别康桥》的地方！”这让老教授更觉得徐志摩很是了不起，“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认真研究徐志摩了，将关于他的所有作品和评论文章全都找来，越读越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随着研究的深入，艾伦・麦克法兰迫切地感到，剑桥应该为徐志摩做点什么才对。经过深思熟虑，他于2008年向学校董事会提议，在剑桥为徐志摩立一块诗碑，以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
提议被采纳后，艾伦・麦克法兰将诗碑地址选定在剑桥国王学院康桥边上那块草地上，这里距诗里写到的那棵柳树仅不到10米。经过精雕细作，2008年7月2日，一块白色大理石的诗碑立了起来，在它的两个平面上，分别镌刻着《再别康桥》的前两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和后两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2012年10月22日，艾伦・麦克法兰应邀做客徐志摩的中国母校――杭州高级中学。刚进校门，他就要求去看这所高中为校友徐志摩立的诗碑。诗碑就在教学楼前的草地上，碑上镌刻的诗句和剑桥大学的一模一样，就连碑的大小也相仿，像是双胞胎。老教授看后情不自禁道：“此次此刻，我想起了徐志摩曾满怀深情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而我此生最自豪的事，就是促成了剑桥大学给徐志摩立诗碑。”
徐志摩情诗篇8
【关键词】郭沫若;徐志摩;浪漫;美
【中***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027-02
郭沫若是中国文坛上的彗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在诗歌方面，他的成就是绚烂卓著的。他开拓了诗歌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下新诗史中辉煌的一页。在郭沫若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创造社诗人浪漫主义的诗人特质。他的诗歌主观色彩浓烈，喜欢用神话题材，大胆地运用想象与夸张，风格豪放不羁，酣畅地表达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而徐志摩的诗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徐志摩是一个追求爱、自由和美的诗人，是一个带着一身浪漫情趣的诗人，在寻求单纯的自然美中体现了诗人洁美的灵性。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为中国诗坛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他的诗歌轻灵飘逸，同时注意对诗歌意象的经营与追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韵律之美。郭沫若与徐志摩，同为新诗史上杰出的诗人。朱自清先生就曾经认为：“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他们的诗歌一样是对美的追求，一样表达了诗人自身的浪漫情怀，然而这种关于浪漫的诠释，这种诗歌美的形式，却又是这样地截然不同。本文将结合他们的思想与诗人具体作品的艺术特色来作一粗浅的探讨。
1 思想上不同的来源
郭沫若早年曾留学日本，1918年考入九洲帝国大学学医，开始诗歌创作，早期诗作受布鲁诺，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影响。泛神论认为：“本体即自然，神即自然”，神是非人格的本源，但这个本源不在自然界以外，而是和自然界等同。“泛神论”是一种哲学学说，它在斯宾诺莎那里，实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资产阶级***初期反对封建和宗教的斗争中，泛神论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1]由于民主思想和进步文学的鼓舞和影响，郭沫若深深领悟到：在鼓舞人们的***治热情，在进行改革社会的斗争中，文学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巨大力量的。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成功，一九一九年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些伟大的***运动，都进一步地激励了郭沫若的***炽情。郭沫若是和我国新文化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一登上文坛，就显示了诗人和战士的勇猛姿态。1921年8月问世的《女神》中凝铸着的作者诅咒黑暗社会、反对传统制度的思想感情，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境地；而对新社会的憧憬，对黎明的渴望和战斗的炽情，也达到了沸燃点。因此，郭沫若是带着***浪漫主义的倾向踏上文学道路的，他的《女神》是引发黎明的火炬，是呼唤暴风雨的海燕。《女神》充满着渴望光明、自由、民主的激情。
关于徐志摩的思想来源，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徐志摩的思想之“杂”，几乎近于杂乱无章的地步。徐志摩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声称他的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如果从现象着眼，我们发现他的世界观确实很难纳入某个确切的思想体系，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罗素的基尔特主义、萧伯纳的费边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哲学、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观和“衣裳哲学”、泰戈尔的人道爱、哈代的悲观主义等等都在徐志摩那里占有各自的位置，他的世界观就想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大杂烩。[2]然而我们发现，执着地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治理想是徐志摩思想的核心。因而他的艺术追求是充满博爱性灵的艺术，充满具有人的灵性的艺术。在徐志摩的思想体系中，“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结构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像徐志摩一样赋予“爱”以万能的力量，对“爱”顶礼膜拜，奉若神明。虽然在徐志摩的笔端，“爱”常常表现为男女间的“恋爱”和“亲情”，但实际上，他的“爱心”有着相当宽泛的内容，这就是西方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徐志摩就是这样，企***用“爱”来扫荡侵占人们心灵的一切卑琐和庸俗，他以“爱”为基石，开始一砖一瓦地营造他的理想世界。正是因为郭徐两人在思想上的不同，才决定了他们诗歌的表现形式也截然不同。虽然同样是对美和自由的讴歌和赞颂，同样是对于浪漫和理想的追求，但两位诗人却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郭沫若情感的释放是那样的肆无忌惮，酣畅淋漓。他的浪漫，是一种狂飙式的***主义精神。徐志摩的诗歌是精巧的，带着诗人优雅的气质。他的浪漫是温柔的，缓慢的，像是宁静的湖面，漂浮着淡淡的哀愁。
2 不同的艺术创作特色
徐志摩情诗篇9
一、文体特征
诗歌的语言是简洁的、思维是跳跃的、意味是多重的。现当代诗歌尤其善于运用意象、暗示、象征等表现手法，造成了诗歌情绪层次的跳跃性和诗义的朦胧多义性。因此，解析现当代诗歌就不能太明确、太清晰，更忌诗义统一。我们要对学生进行作者和背景材料透视，让学生自己去领会诗歌的主题意义。
《再别康桥》作为徐志摩的代表作，对于学生来讲可能不是很陌生。但对于现当代诗歌特征，学生可能并不是很了解。所以，首先应向学生介绍现当代诗歌的产生、发展历史及其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并引导学生运用发散思维，通过想象和联想，体会诗中的思想情操，品味言外之意，培养学生良好的读诗趣味。
二、作者
接下来，就要向学生介绍作者――徐志摩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简单地按照课本或教案上讲的介绍，学生对徐志摩是有一些了解，但这些对学生理解诗歌又有多大帮助呢？学生对于诗人灵感的闪光――诗歌，又会有多大兴趣呢？答案恐怕不能令人满意。
假使我们换一种方式，从徐志摩与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茵、陆小曼）的故事入手进行讲解，也许效果就会好得多。我们知道，作为一代才子的徐志摩，他所经历的爱情波折也许比他留下的诗篇更令后人感兴趣。同时，我们通过讲述徐志摩与三个女人的故事，可以把徐志摩从杭州中学时代，欧洲留学时代，北京、上海教书、出版刊物时代一直介绍到他去世。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听课积极性，也对学生理解《再别康桥》有很大帮助。
三、创作背景
创作背景是帮助我们理解作品的重要因素。我们只有把作品与作者创作的时间、地点及其当时的生活、思想感情联系起来，才能体会个中“滋味”。关于《再别康桥》的写作时间和缘起，一直以来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实，翻开《徐志摩小传》，不难发现，准确的说法应为：《再别康桥》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国途中，时间为1928年11月6日，地点是中国海。
四、文本特点
对一个文本特点把握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我们对该文本理解的深度。《再别康桥》，是诗人徐志摩最重要的代表作。正如谢克强先生所说的“这首使诗人获得巨大声誉的诗作，就其思想内容而言，的确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不过是表达一种极其平常普通的离情和那种微波似的轻烟似的别绪，并无什么深刻的思想意义。”但有一点却是我们所不该忽视的，那就是这首诗的艺术美、诗意美。
《再别康桥》的艺术美表现在诸多方面：感情真挚，形象生动、鲜明，语言优美洗练，十分注意诗的结构、形式的美和音乐美。同时，这首诗还具有丰富的联想性、趣味性，还借助音乐节奏来加强和推动它。然而，在构成诗的艺术美的诸因素中，至关重要的却是诗的意境美。诗人将自己多年对母校的感情，浓缩在凝练的诗句中，溶化到一些富有个性特色的形象和想象中间，巧妙地把气氛、情感、形象三者融合为一，造成一个色彩鲜明、线条清晰、匀称柔和的境界。
五、作品补充
现代教学向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不能局限于课本。除了讲析课文外，还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知识补充，这也就是所谓的“知识迁移”。因此，教师在教《再别康桥》这篇课文时，要适当地给学生介绍一下徐志摩的其他作品，如：《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和《我等候你》等。通过介绍这些诗篇，让学生更好地把握徐志摩诗歌善于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丰富复杂的情感的特征。
徐志摩情诗篇10
如今，她的名字，早已隔着时代的些许烟波，隔着那些时代男人的款款深情，绝唱成民国时代美丽的符号，成为西子湖边上一抹镂空的剪影。
她也是那个时代上空的临水照花人，因为她不仅仅拥有智慧、美丽、优雅，还有绝世无双的事业、爱情与友情。围绕在她身边的三个男人，他们纠结着她一生的美丽与哀愁：一个与她比翼双飞，成就“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佳话；一个因她而亡，成就诗坛金童双璧的凄美绝响；一个则为她终身未娶，演绎民国末世的爱情传奇。
在民国风云际会的变革中，也许只有林徽因这个名字配得上这样的殊荣。张爱玲、周璇等一大批曾经光耀照人的女人们，在她的面前都一一隐去。她的美丽与灵性可以让当时最有名女子都心生妒意。
她是民国这个乱世废墟中绽放的一抹红，她是那个时代男人们心中的女神。她丝毫不逊色于和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的那些男人们。
2 山色空蒙雨亦奇，也许从1904年她在西子湖边的第一声啼哭起，林徽因就浸润了西湖的灵秀与风姿，于是这才有了我们世人眼中的林微因，孤傲、轻灵。
良好的家世背景，给林徽因的成长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也在她骨子里注入了天生的贵族气息。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府司法总长等职。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一起游历欧洲。这年，林徽因生命中的第一个贾宝玉式的男人出现了。这个翩翩公子就是后来闻名诗坛的已婚男子徐志摩――她父亲的一位好友。
徐志摩的出现，是林徽因一生命运的转向。后来她的一生，不管她愿不愿意，都被这个风一样的男人纠结着，从此也打上了徐的烙印。这一年，他23岁，她才16岁。
刚开始，林徽因是带着敬畏之心结识徐志摩的，因为她父亲曾经和她说起过这个人，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后来慢慢接触多了，他开始和她谈文学，谈诗歌，谈人生。
后来二人渐渐地谈到了感情，从徐志摩异样的眼神里，林徽因敏感的内心感受到了徐志摩的浓烈情感。
她先是拒绝，因为之前，按照父亲的心愿，门当户对，她已经和士林领袖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定了亲，尽管她对梁思成没有太深的印象。
后来在徐志摩的狂轰滥炸下，林徽因慢慢感受到了忐忑惊喜。一个16岁的少女总是有着浪漫的爱情梦想，被人宠着总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一个已婚的青年才俊，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即便是今天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亦是如此。
林徽因知道，徐志摩是爱她的，爱得热烈，爱得疯狂，爱得忘记了海宁家里还有妻儿。
林徽因也忘记了两年前，她和梁家的婚约。
只是炙热的情感之外，林徽因还有些隐隐纠结夹杂的痛：一方面，她感动于他能够抛弃家庭追求自己；另外一方面，她也愤恨于徐志摩对家庭的无情。后来林徽因从徐志摩的朋友口中知道，他的元配张幼仪在徐志摩出国期间一直苦苦守候着丈夫的归来，同是女人，她能够理解张的固执。
林徽因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后来也娶了小妾，母亲因而一生悲痛。母亲的悲剧也是因为有颗敏感自尊的灵魂。
当过北洋***府司法总长的父亲林长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林徽因，徐不过是个始乱终弃的才子，她也不过只是他生命中的一场流星雨。
其实林长民说得没错，后来在林徽因之后，徐志摩的生命里还将烙印着这些女人的名字：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
在父亲劝自己的那晚，林徽因整夜未眠。最后她叹了口气对自己说，算了吧。爱得太重便是负担。她决定放弃和徐志摩这段无望的爱情。这次她走得与她当初相识他的那一刻一样决绝。
林徽因当然不否认，是徐志摩把她领上了文学这条路，她感谢他的知遇。林徽因并不讳言她的作品里有着他的影子。
后来徐志摩离开人世两年半后，林徽因创作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横空出世。命定的邂逅便是那样的黯然流转，只有开头便匆匆刹尾。其实在徐志摩爱过的女人中，林徽因最能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在她的《悼志摩》以及四年后的《再悼志摩》中都说，志摩整个的生命都是完全诗意的信仰。
林徽因两篇深情的文字与其说是祭文，不如说是对徐志摩阴阳相隔的真情告白。小心地拿放，温柔地擦拭。
流年太匆匆，许多年后林徽因致信她和徐志摩共同的好友胡适说：“徐志摩其实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可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也许那一刻林徽因在想，他并不是真正的爱她，他只是太孤独了。而徐志摩在一连串碰壁之后给林徽因留下了这首后来一直传诵的《偶然》，并凄然留下了惊世痛彻的爱情遗言：“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
徐志摩写得这样的无望，有自嘲，也有孩子赌气似的怨言。当然口气是真诚的，动静结合，一张一弛，倒也有几份男人的从容。语言是清丽柔软的。徐志摩把他全部的爱都装在文字里，是的，他和林徽因不过是一次生命的偶然，有着命运的定数，有着空结同心草，不结同心人的喟叹。
徐志摩骨子里终究是个诗人，林徽因就这样在风轻云淡中成就了他的诗情，她也成为他的诗魂。
据说，也只是据说，林徽因看了他为她写的这首《偶然》，只是淡然一笑。
在徐志摩离开人世的一个半月后，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
林徽困始终明白，徐志摩只是她生命中的惊鸿一瞥，只是一次美丽的错误。
而因为这场美丽的错误，世人对徐志摩的元配张幼仪充满了同情，而林徽因却为此一生都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遭人非议。
但是颇值得回味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张幼仪却公允地评价过她的情敌林徽因，当张幼仪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这一句是林徽因发自肺腑的对徐志摩的真情告白。她的一生也没有走出诗人的影子。
林徽因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年》中写道：“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
看着林徽因这字间和泪的话，她繁华的背后，后人读到的却是寂寞与凄凉。
3 林徽因用她女人特有的心智，结束了和徐志摩一段无望的爱恋。林徽因终究是个平凡的女子，活在尘世的目光里。梁思成是配她的，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公子，他风姿飘逸，文采飞扬。
婚后梁思成更像是得了宝贝似的把林徽因捧在手心里，他一点都无愧色地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他对她的爱是彻底的，彻底到另外一个彻底地爱着林徽因的叫金岳霖的男子都遁形而弃。从而成就了一段“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佳话。他把她的名字用诗一般的语言一起镶入了中国建筑史的丰碑上。
金岳霖是一代哲学宗师。需要前缀的是，金系徐志摩生前的好友，他和林徽因的认识源于徐的介绍，他还曾是林徐联姻的积极拥护者。也许从徐志摩介绍他认识林徽因的那一刻，金岳霖就无可救药地爱上她了，只是他那时作为志摩的好友恪守着君子之道。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个和徐志摩一样的男子，注定是林徽因生命中的一场桃花雨。
在徐志摩离开人世四周年纪念日之际。一天林徽因对刚刚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来的梁思成说，她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便是金岳霖。
天涯两隔后，也许林徽因骨子里还有对徐志摩的思念，对徐的亏欠。徐志摩的身影叠加在金岳霖的面庞上。
1931年，徐志摩为了去听她的演讲，在碧海蓝天中，他把他34岁的生命回报给了前世偶然的林徽因。后来，林徽因把他飞机失事的那块残骸永久地存放在她的卧室里，林徽因知道，她是最懂他的女人。
也就在这一年，她爱上另一个男人的苦恼来了。其实比她更苦恼的是那两个本是好友的男人。
梁思成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梁思成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他会祝他们永远幸福。她又把这一切肯诉了金岳霖。金的回答更令凡人惊异：“看来他才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不知道梁思成愿意对林徽因的退出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金岳霖的决定又有多少来自理智。也许学哲学的金岳霖是个聪明人，他以他的退守，保全了他对林徽因完整的爱情，毕竟，他可能只是个替代品，林徽因这样的女子，离开了徐志摩，不论嫁给谁，即使看上去可以让男人骄傲，一旦被岁月侵蚀，剩下的只有悲凉。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而金则孑然一身，终身未娶。在他的心里，她是他人间的唯一，是他心中一朵永远盛开不败的莲花。
弹指容颜老，刹那芳华。即使在林徽因离去多年后，已经90岁的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他说，有些事情他只能和她说，现在没有机会了，他也不会说了。因为他知道，她是最懂他的。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灵魂的对语吧。此情只应天上有，今闻竟在人世间。
1955年4月1日，一代才女林徽因香消芳尽，绝尘而去。时年51岁。
她用她裹挟着自己一生的清冷婚姻，成全了无数男人心中的梦想。她只能冰冷地活在民国传奇里。
得到林徽因噩耗的金岳霖凄然写道：“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一次，他淋漓尽致，不再婉约退守。
由梁思成设计的墓碑上刻着她生前已千百次的自语：“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一位建筑师、诗人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