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作者简介：于金富(1956－)，男，辽宁建平人，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05－03 收稿日期：2007－04－25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
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结论。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过程和必然结果。二是应当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根据这些方法，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技术***的结果，是以信息化为首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改良的结果。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资产阶级择善而从的良知，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维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客观物质原因。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结为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深刻的物质根源，进而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而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官僚化的生产组织，“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社会化、人力化的现代资本形式已经代替了以私人、物质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资本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福利全民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代了以家长制管理制度和独占制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积极扬弃已经取代消极扬弃而占主导地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自觉调节的生产形式转变的过渡形式，公众股份制和职工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过渡形式，职工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初级实现形式。总体上来看，如果说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被炸毁，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脱颖而出。
三、基本结论与主要启示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上述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二、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2
【关 键 词】生态危机 踏轮磨房 资本主义 路径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谈到,对于生态危机,人们往往呼吁一场道德***,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思路明显忽略了隐藏在个人道德背后的“结构性不道德”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构成成金字塔状,即由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构成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福斯特认为这些人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遵循以下逻辑:
(1)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融入这种全球体制,并构成其核心理论基础。
(2)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个体经营者转变为工薪阶层。
(3)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将所积累的财富分配到服务于扩大生产的新型革新技术上来。
(4)短缺物资的生产伴随着更多难以满足的贪欲而产生。
(5)***府在确保部分市民的“社会保障”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日益加大。
(6)传播和教育成为该生产方式的决定性部分,用以巩固其优先权利和价值取向。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踏轮磨房”这一特征。所谓“踏轮磨房”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就必须被资本家雇佣,沦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还是维持基本生存,他们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得不跟着“踏轮”的节奏。
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通过不断缩小劳动必要时间加快生产流程来获取利润。这势必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显然,这种生产方式是与生态环境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斯特进一步探讨了时下流行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一)经济学路径
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学路径往往呈现出三个提点:一是尽力回避而不严肃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1];二是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三是没有认识到“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福斯特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理念的变革方面出发,分析并探讨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经济学路径:“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所谓“环境资源商品化”就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所谓“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效。
福斯特认为这两种路径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福斯特把这种“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做法斥之为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导致如下三重问题:
一是导致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并不能说明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能是发展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挤压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三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会造成具有道德性质的恶果,而且会造成物质性的恶果。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以内化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可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
(二)技术路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3
【关键词】《资本论》研究对象现实意义
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句话说得十分明白缺又十分含蓄概括。所谓“含蓄概括”，是指马克思没有给我们讲得十分详细和具体，没有把这里讲得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内涵、外延及三者间的关系交代清楚。有的学者把研究对象直接确定为生产关系，有的把生产力也包含在内，还有的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有的人还从语言-德语以及翻译的角度进行分析。
胡陪兆、孙连联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从《资本论》的内容来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只是指“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将马克思在序言中的话理解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包括直接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研究的范围限在资本义生产方式之内；二是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林岗将认为《资本论》中不同语境下的生产方式的含义有三种：第一是指生产方法和劳动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通过什么样的劳动组织进行生产。这是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第二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特质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范围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则指包括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第三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林岗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的所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意义上的，他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解读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生产组织或劳动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卫兴华认为，从整个《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在序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与一定的所有制相联系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其侧重点是生产关系，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以及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后来，卫兴华以先前的研究为基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修正。他研究了法文版的表述，在法文版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修改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
二、《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1.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侧重点是生产关系，这对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马克思不是撇开生产力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律，研究生产方式方面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生产力方面的规律。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统一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创立社会主义***治经济学
借鉴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思路和体系，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研究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辨证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3.为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武器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其《资本论》的写作目的密不可分。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作为一个最终的、一切服从于它、服从于最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与最后灭亡的经济运动的规律。这为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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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4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的作用”。但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评价却近乎苛刻。马克思指责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代替就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最经典描述莫过于下面的这句话。“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为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贪婪、无耻、卑鄙…马克思使用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的词来谴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是否真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韦伯可不这样认为。
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对利润的追求非资产阶级所特有。“这种汲汲营营，无论过去或现在，皆可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妓、贪官、***人、盗匪、十字***士兵、赌徒、以及乞丐……”“将所有追求金钱的努力通通称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更是没有意义。”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用“和平”的、“理性”的、“节制”的方式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韦伯以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勤勉、守时、诚实、重信用、节俭。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而非核心价值观。由于资本主义精神深深打上了新教伦理的印记，因此在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资本家身上，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
“天职”（Calling）一词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评价。资产阶级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入事业中的世俗活动得到了宗教伦理上的肯定，具有了神圣意义。与之相反，挥霍无度、浪费时间、有钱不赚、失去机遇则被认为是”渎职”。禁欲主义在这里是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不是为了来生，而是为了世俗活动，因为世俗的活动本身就具备了宗教的神圣意义。禁欲并不否认对财富的追求，“禁欲尤其极力反对的是，无拘无束地享受人生及生命所提供的一切乐趣”。这种价值观念正是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三、马克思与韦伯不同认识的解析
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积累财富主要有两种方式――强盗式掠夺和理性生产。马克思偏重于对资产阶级强盗式掠夺的认识，而韦伯偏重于对资产阶级理性生产的认识。每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也处于”流变”之中。
马克思处于两种资本主义主要发展方式交替之时――以强盗式掠夺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向以理性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转变。那时工业***仅在英法美完成，资产阶级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与和平地、理性地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共存。而旧的掠夺式的强盗式掠夺行为在殖民地仍大量存在。“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由此不难得出，在欧洲资本主义精神发生转变时，殖民地仍是一片野蛮。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是与特定时代背景相适应的。
韦伯的这个作品集写于1904年至1920年，此时第二次工业***已经在英、法、美、德、日等多国完成。资本主义在多国已完全超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以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早已占据了决定性地位。这时资本主义精神也必然要发生转变。勤勉、守时、诚实、重信用、节俭，这些对生产创造必不可少的美德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主流精神。这些美德正是”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的具体体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从宗教的角度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寻根探源。
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或靠强盗式掠夺攫取财富，或靠物质生产积累财富。每种方式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因此，马克思与韦伯的两种看似彼此冲突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但不矛盾，而且统一在历史的辨证发展过程之中。
四、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非理性层面的共同认识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上，也有着共同之处：资本无限积累会引发不良后果，韦伯对此表示担忧，而马克思则号召无产阶级***；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颠倒，韦伯看到的是资本积累代替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成为了人生目的，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拜物教（当然还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限于篇幅笔者只选择最具典型的资本拜物教进行论述）。
韦伯与马克思都看到了资本的无限积累的非理性成份。禁欲主义与人们天生的财产享受欲是相对抗的。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举其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勒紧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但是大量的财富怎么处置？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韦伯并没有想到无产阶级***，他认为这些财富最终会使人们朝着贵族化的方向堕落，这种堕落又会引发新的”宗教改革”。马克思把财富的过度积累称为”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引发商业危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是生产过剩和商业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它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韦伯和马克思也看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至善”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在这种精神中是完全看不到幸福主义的。营利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导下，资产阶级用理性的方式追求非理性的生活。这种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金钱而金钱的行为与人的自然本性是向背离的，是极端的非理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精神中看到了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本的价值增殖看作是物本身具有的魔力的一种错误观念。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反映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是，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它采取着货币、生产资料、商品等物质形态，并在不断的循环和周转中，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利润和收入，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上便形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货币、生产资料或商品这些物天生就是资本，天然地具有使价值增殖的魔力。在资本拜物教的遮盖下，物高居在上，人却消失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5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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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性突破，这种突破的***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3]，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在今年两会的***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6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7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 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 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 “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到德鲁兹的无意 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 产率的***话语。生产的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 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 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 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 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 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 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 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 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 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 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 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 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 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 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 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 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 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 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 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 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 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 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 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 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 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 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 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 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 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 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 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 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 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 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 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 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 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 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 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 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 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 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 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 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 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 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 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 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 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 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 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 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 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 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 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 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 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 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 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 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 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 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 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 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 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 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 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 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 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 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 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 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 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 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 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 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 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 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 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 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 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 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 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 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 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 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 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 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 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 得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治以及文 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 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 ，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 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 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 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 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 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治。正 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 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企***在全球化 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 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 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 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 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 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 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 。“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 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 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 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 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 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 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 形成了与传统***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 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治秩序》，第374页。)正 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 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四、探索马克思哲学新范式的基本理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对生产理论的批评，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对生产理 论的修正，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层面紧密相关。鲍德里亚看到了电子媒介在当代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从文化意象层面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问题。但 这种“美学化”的思路，最后只能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变成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意象，鲍 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分析，特别是在后来关于技术物体统治一切的“荒原”状态分析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思路中的无奈与悲观。与鲍德里亚只从文化意象层面对 资本主义的理论状态相比，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治制度的作 用，并对它们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只停 留于***治制度或理性合法性层面。在哈贝马斯那里，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将人 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对每个当代人都很重要，但在 此前提下所有的人实际上又变成了同样的人，人们之间的现实差别再次被交往理性抹平 了，而对形而上学最后根基的追问，使哈贝马斯必定要走向保守。而在吉登斯那里，对 权威性资源的思考，在最后的理论指向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治。这虽然是现代性的一 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如果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治分 析为基础，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起作用方式的具体分析 ，这种日常生活的***治只能走向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而且这种保守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杰姆逊等人从生产理论出发的思路，更能为 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意识到的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技术、经济、***治、文化、心理 犬牙交错的景观，在思想层面则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整合。因此，如何从生 产理论出发，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当展的深层问题。在 我看来，这种新范式的建构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重新树立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后现代的冲击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对于我们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是通过一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 “总体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对市场的解除管制，使资本的投资更加自由化和分 散化，而电子网络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生产的分散化相同步的就 是***治的超民族国家化和文化的地域化与多元化。这种生产、***治与文化的去中心化， 恰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资本市场的总体关联，这才是“全球化”的根本规定。这更需 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总体性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实现技术、经济、***治、文化、心 理等的一体化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融合，形成马克思哲学研 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是形成总体性理论观念的重要条件。没 有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今天就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变化及其表现方式。没有 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就无法透视形而上学沉思背后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总体性并不只是观念领域的总体，它保持着理论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对话。因此，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新范式建构的“历史性”视野 。在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 会与前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区别，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三大 社会形态的区分，就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所导 致的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为具体分析资本逻辑的现实发生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坐标系 。今天，从生产理论出发，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变过程，这也是我们分 析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生产理 论的批判者、修正者还是坚持者，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变迁的 基础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迁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 史，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这三 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主导特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历史形态的转变都是 一种“断裂”，但资本主义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又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展现。这里强调 “断裂”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逻辑在不同的技术组织方式与***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作用 下，每个阶段的独特特征，这样更能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组织化资 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点，而强调资本的逻辑则能更好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与前两种历史形 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从技术组织与管理方式、国家与***治干预形式到文化、心理 层面的整体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化，便构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建构马克 思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8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中***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9－0012－03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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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9
一、 资本积累方式的三次变迁与资本主义危机
自19世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21世纪初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
1．旧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积累及帝国主义争霸战争。
15世纪末至18世纪晚期，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掠夺金银财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为满足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发动侵略战争去拓展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殖民地建立新的资本积累中心。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1846～1850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第一次严重的过度积累危机，欧洲地区经济出现崩溃，由此引发了遍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为解决危机，欧洲各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进行地理扩张，其中开拓跨大西洋贸易占据首要地位。但到了1860年中期，这些方式已没有能力吸收资本和劳动盈余。法国爆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美国在内战结束后也爆发了无产阶级运动。1870年后，欧洲的剩余资本被迫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在海外掠夺殖民地来应对国内的过度资本积累危机问题。因此，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出路，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策的内在驱动力量和重要的经济根源。
在这一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
2．二战后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垄断资本转而采取以加强经济渗透与经济扩张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殖民主义”，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采取的手段主要有资本输出、不等价交换和金融垄断。
其次，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美国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罗斯福“新***”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开始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建设，利润被重新投资于经济增长以及新技术、固定资本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更新上。大规模民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及，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战后，美国试***为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的高速积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推行“马歇尔计划”，对盟国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援助。美国的大量海外直接投资流向欧洲，作为回报，美国向其他国家开放了国内市场，并接受了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积累实现了快速增长。
3．由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转向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后资产阶级现代自由主义派构筑的“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潜力已被耗尽，不但不能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导致严重的“滞胀”危机。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长期运用赤字财******策和货币***策刺激经济增长、抑制经济危机，西方经济逐渐形成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重、***府财***赤字急剧增加的“四大病态”。另一方面，二战后阶级妥协和阶级调和的福利国家建设使工会力量得到增长，迫使社会支出和工资开支不断上涨，资本积累的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严重资本积累危机征兆的显露，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这种战后时期形成的资本积累模式和统治结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取代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成为美英主流经济理论和新的***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石。
二、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特征、表现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方案，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把穷人的财富转入富人手中，把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转入美英发达国家特权阶级手中。
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主要采取三种途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0
[关键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
[中***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56 ― 02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另一个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列宁在《国家与***》中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最终会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克服资本主义痕迹的重任落在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形态高级阶段而奠定基础。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 〔1〕 （P.382）。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中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总产品的分配原理，进而是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尤其是着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分配原理进行了阐述，最后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学说也进行了相关论述，拨开了蒙在共产主义之上的神秘面纱，使得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变为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
一、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严厉批驳了拉萨尔主张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地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的错误观点，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总产品的分配原理。为了保障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从对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损耗以及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扣除。为了能够实现社会的正常扩大再生产，需要对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损耗进行补偿，为了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要进行追加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基础设施的需要不断提高，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同样需要从社会总产品中进行相应扣除。除此之外，还应该在社会主义总条件下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相应关照。只有排除这些因素之后，才能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那部分消费资料。对于劳动创造财富方面，马克思始终坚持劳动创造财富是有条件的，只有劳动本身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者以持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界时，劳动才称其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把劳动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考擦，并以自然界为基础。拉萨尔把劳动置于自然界或劳动对象之外，而空谈抽象的劳动，赋予劳动以“超自然的创造力”，撇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中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实质就是想掩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广大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的状态。另外，拉萨尔提出了“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其实质上是把分配与生产方式相脱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口号。拉萨尔的公平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超阶级、脱离生产关系的思想观念，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尽可能让分配方式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权益，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马克思对拉萨尔所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进行了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分配原理分别进行了阐述。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按劳分配是这个社会中的分配方式，每一个生产者都是按劳分配的主体，在这一时期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2〕 （P.304）。从形式上看，这种按劳分配方式是一种平等的分配方式，生产者以劳动作为相同的尺度来从社会中领取与他提供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然而人的能力、家庭条件、每一个劳动者体力与智力的差别等是不同的，因此，这种平等在内容上又是有所欠缺的。马克思写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2〕 （P.305）。但这一时期与资本主义社会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阶级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个人与劳动对象处于分离状态，资本家以赚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动者。即便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要求，但这一时期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共同掌握着生产资料，必然导致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分配方式。这一时期个人劳动与劳动对象不再分离，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而存在，“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 〔2〕 （P.304）。从而改变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剥削人的局面。在《哥达纲领》中，拉萨尔是典型的庸俗社会主义者，他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围绕分配方式做文章“只问分配，不问前提”，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归咎于生活资料的分配不公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的这种机会主义予以回击，他指出分配是由生产所决定，在谈分配的时候不能不考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拉萨尔的这种不以生产方式来论述劳动分配，事实上还停留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兜圈子，其实质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资本主义做辩护，反对无产阶级***。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人们由从前因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而造成的受制于分工的情形已经成为过去。每个人都得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得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不再成为人们生产的桎梏，人民的思想得到极大提高，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仅仅局限于谋生的一种手段，分配方式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变为按需分配。马克思写道：“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2〕 （P.305）
二、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理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中，除了对分配原理进行了相关论述，他还从国家的本质角度对拉萨尔的“自由国家”或“人民国家”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这种抽象的国家要么是已经实现的，要么是不切实际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资产阶级想方设法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起初用延长工作日的方式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反抗，资本家采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增强劳动紧张度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拉萨尔在《哥达纲领》中提出了通过***府援助的工人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他把实现了普选权的国家视为“自由国家”，拉萨尔把希望寄托于“自由国家”，由自由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提出在社会的***转变时期应该实行无产阶级。拉萨尔所提出的“自由国家”、“人民国家”、“人民权利”、“普选权”等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能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这在很多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实现了。拉萨尔所讲的人民国家其实也是空想的，他忽略了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的阶级属性，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它本身就充满了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民主与不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利用国家这一统治工具来镇压和统治无产阶级，“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2〕 （P.314）。资本主义制度被以后新型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把希望寄托于资本家，靠资本家来发慈悲，对无产阶级进行怜悯和施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不能忽略国家的阶级属性。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靠空想而产生的，它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它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后无产阶级通过对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敌对分子实行，通过掌握国家机器来保障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逐步由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发展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三、结论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使得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由空想变为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会产生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是无产阶级的时期。列宁在评价《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意义时写道：“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1〕 （P.38）。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连接过去与将来的纽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阶级，我们不能忽视社会主义与它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残余进行消除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也不能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放任自流，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资产阶级而建立的社会，实行的是无产阶级，尽管它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他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从总体上看，它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的时候会产生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形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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