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张爱玲以她传奇的一生不停地书写着关于他人、关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确实是令人着迷的，但是在一个个精彩故事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悲鸣？《金锁记》一经问世就引起业内一片轰动，对于这位才女的作品不少文人学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张爱玲自己却并不是很买账，经过时间的沉淀她又将这一作品改编为《怨女》，在故事内容上基本延续了《金锁记》的框架，但是对于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形成却刻画得更加细致。1988年《怨女》更是一度被搬上了大银幕，对于主人公银弟的命运进行了颇为立体化的展示。
［关键词］ 《金锁记》；《怨女》；悲剧命运；大银幕
一、童年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对于张爱玲自己来说，她的人生经历就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于是就有了再次轰动文坛的《小团圆》。但是在其文学创作的历程当中，业内大多人士认为《金锁记》才配得上她的最高成就，于是就有了1988年的电影《怨女》，对于其中女性形象的扭曲以及命运背景的描写都与张爱玲童年成长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爱玲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张佩纶是明朝末期重要官员，祖母是清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所以张爱玲的童年早期一直都有着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但是正是印证了“富不过三代”这句古话，张氏家族在张爱玲父亲的手中渐渐消退。其父亲作为旧社会标准的落寞少爷在家道中落之后不但没有为家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反而留恋于烟花之地，甚至经常带着张爱玲一同前去。而母亲则是具有前卫思想的新时代女性，对于张爱玲父亲的行为十分不能忍受，于是毅然出国求学，留下张爱玲与其年幼的弟弟。父亲旧式传统的封建教育模式与母亲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显然对张爱玲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母亲回国后也没有为张爱玲带来太多的幸福感，母女之间的感情显然不那么深刻。在电影《怨女》当中银弟这个恶毒母亲的形象多少都有一些张爱玲母亲的投射，尤其是在张爱玲父母离婚之后，张爱玲的母亲并没有带着张爱玲一起生活，张爱玲在继母那里受尽折磨，她无法报复于是就将这一切怨恨指向母亲。父亲生活荒***、性情残暴，母亲的自私出走，都是张爱玲的童年孤独寂寞的始源，张爱玲在后母的***中度过，纷争、暴虐，倾轧摧残更是这个家族的家常便饭。于是就造就了一个有偏执的文学观念的女作家，她写作的目的就是剖析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食”“色”的双重枷锁下，人从没有跳出过兽的圈子，她通过“深而不广”的视野，去揭示一个畸形扭曲的又是习以为常的世界。可以说因为她的童年影响了她的成年对于这个世界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又进而影响她的作品，这些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她的生活，张爱玲的才华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她的一生也是一出他人不能看透的悲剧。一个人是要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当她被迫走进一个新时期时,便会向她曾经的生活记忆寻求依靠。可是张爱玲的家族到她父亲这一代就已见颓势了,她的祖父、外祖父那时的繁华早已不再,张爱玲本能地想要依靠父母的温暖,而这仅存的一缕情感寄托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张爱玲在那样的年纪就感受了那么多的人情冷暖,目睹了一个历史家族的盛衰。这不仅使她的心沉沦在巨大的悲哀中,任现实社会如何精彩,也再无法燃起她心中的热情了,同时这些经历也使她的小说充满着悲剧的风格,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家族的悲剧。本身在家庭所受的礼教，与生活的环境的变化以及对爱情的态度等，都对《怨女》这部电影的创作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社会环境中女性地位的卑微性
为何怎样强势的女人最终都没有摆脱命运的悲剧，在电影《怨女》当中，银弟看似是强势的是欺凌他人的，但是为何在观众痛恨她的同时总是忍不住对她的同情呢，中国自古以来对女性都有着一个严格的枷锁控制着，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女性对于自我社会地位的认知更是不能权衡。在长时期男性压制的环境下，女性自身依然渐渐顺应了这样的生存模式，虽说“五四”运动为女性***运动作出了一定意义的思想进步，但是在女性思想里已经束缚了几千年的思想很难得到快速根除。在《怨女》中正是由于银弟无法摆脱对于男人的依附，所以才导致她最终的命运悲剧，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显而易见。在新思想的发展之后，很多女性在形式上看似摆脱了对于男性的依靠，求学、工作都是进步的行为，但是在思想上她们依然对男性存有太过于强烈的依附性，以至于无法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处于下层阶级的银弟更是无法找到自身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压抑的生活致使其悲惨命运的发生，始终以依靠男人与金钱生存为自己最大的价值观，最终失去了自立的人格存在感，心甘情愿地以牺牲自己的社会价值来换取生存的空间，银弟无论是对自己的丈夫还是与她暧昧的三少爷都是男性角色的附属品，她始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在一切不公平命运的摆弄之下，银弟没有任何对于命运反抗的意识，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给她带来的安全感，最终被金钱的枷锁牢牢地套死。
面对旧式制度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女性仿佛只有接受的权利，一旦与之对抗便会遭到社会的歧视，这就为当时中国女性共同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种子。《怨女》中的银弟对于无法依靠的男人失去了信心，于是转而将自己依靠在金钱的枷锁里，金钱成为她可靠的靠山，于是在追求金钱的过程当中她的人性也渐渐在消失变形，甚至以破坏子女的幸福来完成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平衡，对于银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同情超越了痛恨。《怨女》将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怎样走向堕落消沉的深渊刻画得细致入微，尤其是对于银弟内心情感世界的刻画，通过银弟悲惨的一生的命运来揭示当时社会腐败堕落的现实问题，所以银弟绝非单单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真正的银弟存在于当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黑暗的社会导致了她们悲剧命运的发生。《怨女》以细腻生动的影像将银弟悲剧的一生鲜活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时刻警示着我们银弟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她个人的问题，更加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封建社会旧势力的黑手时刻压榨着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底层人民，这便是《怨女》所要诠释的社会根源现实。值得一提的是，《怨女》对于银弟的心态变化历程的着眼点不在于写她的爱情故事本身，而是通过她对于存在感的心态变迁，从堕落到毁灭的悲剧过程，揭露封建社会旧体制对于人性的残害，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由此可见银弟整个悲剧命运的结果及其毁灭的原因，正是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压迫之下形成的产物。
三、人物性格的缺失性
自《怨女》这部作品诞生以来，对于银弟这一文学形象的评价可谓是众口不一，她是遭到命运无情捉弄的封建旧制度的牺牲品，社会的背景酿成了她的悲剧命运，对于自身社会价值判定的偏离也是她走向深渊的根本性问题，对于金钱一味地追求是将她彻底推向死亡的元凶，我们同情她，但更多的则是对于这黑暗的社会无力的申诉。但是面对自己命运的落魄，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反而将自己对于命运的不满全部报复给自己的子女，这样病态的心理是不能够被我们所理解的，这时的银弟又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角色。《怨女》中的人物是作者张爱玲对当时社会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其中更有着深刻的个人及文化、社会原因的笼罩和影响。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及战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失落感三者相结合，形成了她深深的悲剧意识和复杂的心灵，决定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悲情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观。
银弟爱慕虚荣，在获知自己丈夫身体上的残疾时，物质生活的富裕改变了她对于命运的反抗，并且享受其中，这也是她一步一步迈入深渊的重大原因。起初的银弟是单纯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情世故之后，她垂死挣扎却依旧于事无补，在弥留之际她似乎洞悉了生命的本质，对于孩子也心存愧疚，却已经为时已晚。
《怨女》作为张爱玲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在我国文坛有着相当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地位，小说以简洁、写实而又极其细腻的手法向我们描绘出一幅异常真实生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故事。主要描写的对象是一位年轻纯洁的少女怎样走向堕落的整个过程，这一看似老套恶俗的故事在张爱玲的笔下竟惟妙惟肖，引人入胜，文笔简洁细腻，具有浓郁的写实色彩。女主人公银弟的婚姻悲剧是封建社会一切女性悲剧命运的共通之处。
客观来说，在银弟整个生命过程中，她始终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只是一味追求所谓的依靠，无论是男性还是金钱都不能够帮助银弟找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在张爱玲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叙述中，银弟的悲剧一幕一幕真实地演示于观众眼前，不带半点浪漫情怀。她的虚荣以及绝望，即使在作者缺乏同情和怜悯的描写下，依然令人感慨不已，乃至在掩卷之余还唏嘘再三，情不自禁地陷入对银弟悲剧命运根源的深深思索。张爱玲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以一种惨烈的对照手法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感情生活状态，银弟追求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情况下的人格和感情***确实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原因。在《怨女》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这个特殊心态创作的作家对于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关切之情，正是爱之深，恨之切呀，银弟最终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对所有女性的一种警示，只有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才是幸福，虚无缥缈的享乐主义只有导致悲剧命运的诞生。
银弟的悲剧命运是男权至上的牺牲品，是腐败黑暗的封建社会的腐蚀剂，是女性不珍惜自己的必然结果。面对时代背景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是弱小的，无力的，但是通过自己渺小的势力去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才是当代女性所应当持有的价值观，希望银弟的命运悲剧不要重新上演。作为时代的牺牲品银弟虽然在价值观上的偏颇是无可置疑的，她挑战着男权至上的传统束缚，却也牺牲在自己理念上的偏离。她的一生就如同一面镜子一样，警示着后人不再重蹈覆辙。
四、结 语
张爱玲不但在文学创作上有着辉煌的成就，她的不少小说也一度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怨女》之所以能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正是源于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与阐释，在命运的面前也许我们是无力的，但是勇敢摆脱束缚才是当代女性所应当实现的目标，银弟的悲惨命运应当作为警钟时刻敲响在当代女性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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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世娟(1979― ),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新乡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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