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荔子碑》之源
唐元和十年（815）六月，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抵达柳州任刺史，至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病逝于柳州，时年47岁。他预知自己的死期，对部将说过这样的话：“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三年，为庙祀我。”柳侯治柳，有德于民，人们于是在罗池旁建起罗池庙（即柳侯祠）。这是柳宗元独享的崇祀，是他精神世界的托身之所，也是人民朴素情怀的寄寓之地。
珍藏于柳侯祠的国家一级文物《荔子碑》（***1、2，以首句“荔子丹兮蕉黄”得名，又称为《迎享送神诗碑》）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行16字。文字为唐代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的末段，是人们祭祀柳宗元时诵唱的歌辞。韩愈碑文撰写两百多年之后，北宋的苏轼写下这段歌辞，待到罗池庙刻为《荔子碑》则是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距东坡书写又是百余年之遥。碑文云：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徐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荔子碑》讲究笔画内在的刚健和用墨的浓重，结体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的风貌，宋人朱熹有“奇伟雄健”之赞，明代王世贞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堪称东坡书法的代表之作。这些都已是书法史上的定论。
《荔子碑》的奏刀同样堪称杰作，能将东坡书法神韵最大可能体现于碑石之上。刻碑时从字划的右缘和下缘用斜入法，而字划左缘和上缘则正下刀。刀法正下，能存碑字轮廓的完整，以传笔法；刀尖斜入方能细腻表现原件毛笔书写特征，以存墨痕。《荔子碑》摹刻精工，锋棱宛然，点划之间见神完意足之态。东坡传世有《前赤壁赋》、《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金刚经》、《司马温公碑》等，《荔子碑》刻制之善，居诸碑之首。我们在向书法大师东坡先生膜拜之时，同样应该向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刻工致敬。
关庚跋语《荔子碑》得以刻碑的特殊因缘，出自于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帅相安公”即安丙，字子文，四川广安人，南宋淳熙间进士。嘉定七年（1214）三月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以湖广安抚使、知潭州。另一位即碑后留刻跋语的关庚。他以从***郎赴柳州***事推官权兼柳州佥判任，取道潭州（长沙）拜谒安丙。临别之际，安丙将收藏的《苏轼大书韩愈享神诗》脱手相赠，嘱刻于罗池。关庚抵任之后，刻碑事得到柳州知州桂如箎“慨然”同意。关庚于碑后的跋语感叹再三，既是一篇纪事铭文，也可作情感小品读之。落款者有关庚、桂如箎和柳州州学教授廖之山。
《荔子碑》就此静静地伫立于罗池庙。然而传至明代曾不幸折断为三，散离委弃，之后又寻得，复合一体。乾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记载说：“断碑在柳侯祠内。唐韩昌黎诗，宋苏子瞻大书刻石遗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称韩诗苏字柳侯碑是也。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庆远知府岳和声万历四十年（1612）三月十六日道经柳州，他在《后骖鸾录》记载说：“读眉山所书昌黎氏《荔子碑》，摩娑折角之字处。先是，柳城屡溃，屡筑旋复溃。畚镭者从溃土中得碑角之一字，与故痕合，而城始就筑。嗣后贮折角柳库中，摹拓者必得请而后碑始全，亦一奇也。”很显然，敬祀柳侯的人们在宣示一种情感：碑为神物，不可轻慢，更不能损毁。这是《荔子碑》越近八百年时光传承至今的原因所在。清代乾隆年间，柳州知府刘祖曾重刻一石，原款原式，与祖本同藏祠中。“”时《荔子碑》因为有心人用灰浆掩盖而幸免被砸。《荔子碑》在善良朴质的人们心中，即是神物。
东坡法书因为刻成《荔子碑》而从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胫而走，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崇祯十年（1637）六月，徐霞客游柳时“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赡书韩辞二纸”。历代多有求取拓本以传观仿临，或重刻以流布之举，可见人们的珍视。《荔子碑》也因此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旅程，这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文化韵事。
三苏祠的“柳州碑”
四川眉州的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庭院内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小桥频频，曲径通幽，堂馆亭榭掩映在翠竹浓荫之中，错落有致。祠中原来的消寒馆现已改作碑亭，珍藏历代碑刻共150多通。最夺人眼目的自然是坡《罗池庙诗碑》（即《荔子碑》，***3、4）、《表忠观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四大名碑。
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道出了祖本源出。“柳州碑”之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高220厘米，宽115厘米，碑文9行，行19字，与柳侯祠原碑款式不同。原碑跋语未刻，改为重刻识语：“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凤谨勒于石。”历经三百年风雨侵蚀，碑面受损明显，文字漶漫尤其严重。状况与所藏晚清拓本比较，可见出晚近百十年碑石变化加剧之迹。
康熙碑流传到民国时就已剥蚀严重，字迹已模糊不清。1916年，眉山人又重刻了一通《柳州碑》。主事者为郭庆琮。奏刀者为眉山王龙山。碑末刻题识：“此苏文忠公所书柳州碑也。州牧金一凤旧刻磨灭殆尽。昨从友人张幼泉得所藏宋拓本，双钩泐石。特记其始末云。民国五年邑人郭庆琮谨识。”碑高235厘米，宽104厘米。碑文8行，行19字，与柳侯祠原碑款式亦不同。笔者细加观摹，此碑刻制时间虽然晚出，但以旧拓翻刻，字形韵致与原碑形神尚称肖近。
永州三度重刻
柳宗元任州司马达十年之久的永州有柳子庙。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永州推官刘克勤曾令人据柳州罗池庙《荔子碑》的旧拓本摹刻一通置于柳子祠（即柳子庙）。明清之交，战乱使得祠毁碑残。清顺治十四年（1657），湖南分守道黄中通与永州知府魏绍芳捐俸***工重修庙宇。魏知府审视残碑，早已是字体模糊，隐晦难辨，随即于顺治十六年重刻于石，复以旧观。
同治五年（1866），廷桂出任永州知府，瞻拜之时，康熙重刻碑也是“历年久为无赖所摧，字灭半”，不堪观读。正在遗憾“独任其剥落”之际，得谭仲维以“柳州太守孙子福同年”赠给“柳州拓本”呈上，因知“长公碑版尚屹南天”。这位孙子福即孙寿祺（1812—1875），字子福，江苏太仓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同治三年（1864）任柳州知府。同治六年解职返程途中以拓本相赠，可见一切善缘都不免巧合。
廷桂于是嘱学官郭粹安主理其事，并请石工郑兰刻制。《荔子碑》分刻四块青石之上，深嵌庙宇西墙。同治七年（1868）四月，刻成，廷桂书跋语一并刻于碑末。（***5、6、7）
东渡日本
笔者所见日本重刻的《荔子碑》旧拓本（***8），有“梧阴文库”一印，知原藏于日本著名的国学院大学***书馆梧阴文库，不知何时流藏国内。此重刻本已改原来的立碑为横帖。拓本字心纵39.5厘米，横680厘米，为碑文、旧跋及重刻碑识文三部分。识语云：“东坡大楷《罗池庙迎享送神诗》道劲古雅，直逼平原，洵为神品，王弇州称苏书中第一碑，谅不诬也。顷日谈山堂主人获古拓善本，摹勒寿石，索余一言，乃题廿八字云：柳侯功德韩公笔，苏子妙书谁得俦？人间名帖宁有比，并将三绝足千秋。明治庚辰纪元节，一六居土修。”下钤阳文“岩谷修印”、阴文“一六居士”印。又有刻拓款识：“明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板御届”、“摹勒者兵库县土族土居光华”，下为“出板人东京府平民鹿岛利介”一行。明治庚辰纪元节（明治十三年）即光绪六年（1880）岁初。“谈山堂主人”即“土居光华”（1847—1918），兵库县人，日本***治活动家、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著作有《英国文明史》、《自由之理》，事迹见于日本《百科事典》记载。“一六居士”岩谷修（岩谷修为姓，名一六），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著名的鉴赏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修史馆一等编修，文部省书记官，善书法，精鉴赏，为日本书坛最有名的“三驾马车”之一。
颇堪玩味是的，日本重刻本出现文字错倒的情况。原文“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刻为“待侯不来我兮不侯悲知乘白驹兮”，又“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为“鹅之山兮柳桂树之水团团兮”，这很可能依据的拓本经过剪贴的册页，或者因此上石时照应不及而出现误刻。题识说“人间名帖宁有比”，而不称为“名碑”，似可证明其所据为册页本。
《荔子碑》的东渡，是中国文化传衍影响日本的一个重要史证。明治庚辰年也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有意义的时刻。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际，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汉学为人废弃，汉文古籍也弃如蔽屣。这年，杨守敬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东渡日本，居留四年。他在自撰《年谱》中提及交往最密切的友人时，首位就是岩谷修。出于学术考据的需要，杨守敬将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帖13000余件带到日本，传观友人。与岩谷修笔谈中说：“欲尽发所藏，为此邦人别开生面，使千载后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余愿已足。”又向岩谷修建议：“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见六朝之碑，此亦恨事。”当这些粗犷古拙、充满山野气息的北碑书法，对长期奉王羲之为正统的日本行草书法而言，具有极其强烈的冲击力。书坛掀起一股崇尚北碑书法的浪潮，从而使日本书道迅速从传统帖学转向碑学。杨守敬也因这一无心插柳之举，被誉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
《荔子碑》的重刻也因此成为日本书法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因这年三月重刻完成，杨守敬于四月东渡开始了他的文化之旅。历史的接痕居然是如此严丝合缝，这真是不得不让人发出一声惊叹。
《景苏园》帖中的“荔子碑”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别号邻苏，湖北宜都人。他是集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于一身的大学者，《清史稿·文苑》称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从日本返回后，在湖北黄冈教谕任上，与杨寿昌联手集坡碑帖之大观刻为《景苏园帖》。
《景苏园帖》尊奉为“集苏书之大观”的经典巨制。全套石刻126方，囊括坡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72件。光绪十六年（1890），成都人杨寿昌任东坡曾贬谪之地的黄冈知县，以世无善本，故生辑刻东坡书帖之愿，遂与杨守敬联手，由杨守敬从收藏法帖、碑拓选出拟刻篇目，共同审定。次年起，杨寿昌出资请武昌著名石工刘宝臣摹刻上石。原定选刻四卷，后又增补两卷。刻碑之初，杨寿昌在衙署西侧修“景苏园”，拟将刻石置于园内，故名之《景苏园帖》。帖石刻成之后，拓片若干，每卷为一册，全套共六册。笔者曾见传经楼主人陈庆年（1862—1929）传经楼旧藏拓本，拓工极佳，纸墨精好，流存百年，依然如故。
《景苏园帖》现藏于湖北黄冈的东坡赤壁碑阁。笔者北游至武昌时，曾特地迂道东下一游。眼前的黄州赤壁，东坡笔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致已消逝无迹。进得碑阁，四周满壁绝世名品的《景苏园帖》刻石。管理员娓娓道来《景苏园帖》刻制、传藏的曲折经历，言辞之间不时伴以惬意的微笑。笔者环顾四壁，略略指数，帖石总数126块，而《荔子碑》占据几乎半壁。刻石改长方碑式为帖本横式，加上跋语，共分刻为宽77、高32厘米的19块石。每石刻8字，末石正文及重文3字，另有刻石跋文。杨寿昌称此碑“瑰玮雄宕，与《表忠观》、《丰乐亭》、《醉翁亭》等碑并为世宝。友人自岭右以拓本见贻，尾有宋嘉定中从***郎柳州***事推官跋语记此刻始末，而字迹漫灭，难以悉辨。予遂以原本上石，而跋阙焉。兹帖内唯此为公大书，较《表忠观》等碑尤完好，盖蛮烟瘴雨之乡，拓者盖鲜，形神独全。爰亟镌之，以备公书之体云”。帖本所据旧拓“形神独全”，由杨守敬亲自主理，刻石出自名工之手，故能毕肖原碑，传其精神韵致，是《荔子碑》化身中的珍品。（***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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