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苏轼是宋代文学史上的文坛领袖。他采取的"以诗为词"的手法将文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反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反映的广阔的内容，表现出浓厚深沉的文化意蕴和时代精神，已使他与前代词人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使词进入了雅文学的领域并使之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关键词：苏轼 以诗为词 题材 意境 音律
“以诗为词”这一命题最早是由北宋诗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提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入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2年）自此以后，苏轼“以诗为词”，改变了传统词的创作道路，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词的领域。
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的时候总是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如欧阳修作为一个诗、词、文兼善的大家，他的词也是以秀逸的字句抒写其旖旎的个人情怀。至柳永出，在其创作中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但仍没有摆脱婉约的风格。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开创了豪放词一派，可谓使词大放熠彩。
苏轼“以诗为词”是使词雅化的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中国的文化发展史证明，各种艺术形式本来就是相互渗透转化的；苏轼“以诗为词”，更是以清醒自觉的方式推动了这种转化。从宋代文学发展的历程看，苏轼完成了从欧阳修开启的诗新运动，并把这一运动扩展到了词的领域。像韩愈打破了诗文的界限一样，他打破了诗词的界限，开拓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并把诗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词的领域，终于使词摆脱了乐曲附庸的地位，成为***、自由的新诗体。以《水调歌头》与[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例。首者是化用唐诗的代表作，点化的唐诗有“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李白《把酒问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已悟化成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年。”（戴叔论《二灵寺守岁》）、“惟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许浑《怀江南同志》）等。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化用，而是将诗的内在品格和其中的文化信息向词移植，以词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诗的内质。后者则用了《三国志吴主传》、《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梁书张充传》和《诗经》中的典故。用典是诗的表现方法，词大量用典就必然要加深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与晚唐五代词风越来越远，而与诗则越来越近。总结起来，苏轼词化用唐诗，大量用典，以议论入词，语言刚健，不依音律，独标篇题等种种特点，使苏轼词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将词提高到雅文学的档次上来，使得词的乐谱失传以后，词却成为千古流传的艺术瑰宝。
苏轼使一个才分高瞻，抱负宏远的人物，他的“以诗为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轼“以诗为词”，内容、题材的扩大
在苏轼看来，词与诗一样，使可以用来表现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兴亡，抒写作家的胸襟回报和人生际遇的，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酒宴歌席、男欢女爱之中，并积极地付诸于实践。
苏轼在其词中描绘了江河的壮丽，表达了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向往之情，抒发了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怀抱，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惆怅情绪。这都是对词表现重大社会题材的新开拓，如他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苏轼在这首词的小序里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咏物怀人，本事传统诗歌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但苏轼却将它移入词中。通过望月怀人，表他了对手足同胞真情四年和热爱人生的执着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之中而能达自持的积极乐观的精神。这首咏月词，构思奇，飘逸空灵，是历来工人的中秋词之绝唱。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显示了苏轼“以诗为词”进行题材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对苏轼改革成就的认同。胡寅在《酒边词》中也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二、苏轼“以诗为词”意境风格的创新
苏轼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也给词带来了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他在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描绘了射猎时的壮观场面，表现了决心抗击辽、西夏侵略者的爱国激情，完全摆脱了描写男女私情的狭隘局面。他对此也颇为得意。在《与鲜与子骏书》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尤其是“呵呵”笑声中传打出自信的天真神情，900余年后的我们仍然那样真切地感受到了。又过了10数年，苏轼“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面貌形成。
“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修《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州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拓新词境，以反对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在愈文豹《吹剑序录》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说郛》卷24，商务印书馆，1930年）由此说明了苏轼词富阳刚美，体现了苏轼词风对传统词风的突破与创新。
三、苏轼“以诗为词”突破了传统词的音律形式
关于对传统词音律的突破，后人多有微词。李清照酒因为苏轼词的“往往不谐音律”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易安词论》）。常被误解为苏轼词的豪放，本在于有意识的摆脱音乐形式的束缚，甚至以为苏轼不通音律。其实，苏轼精通音律，而且对歌词的协律要求也很重视。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二中云：“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并笔者始知自振。”（《词话丛编》本）主张“细琢歌词稳称声”（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使词能协律不可歌。但苏轼毕竟是诗词大家，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道德情操，再加上其人情洋溢的才情，使他的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无咎语）增强词的抒情功能，对于词来说，也是重要的突破。
苏轼“以诗为词”的历史意义是使词雅化，使词成为一种***的抒情文学样式，使词成为“一代之文”。他不仅使词真正成为表现宋代世俗精神的艺术形式，也是把以人的感性为基础的世俗精神提高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寻求新的人生模式的可能。继而开创了豪放一派，给后来词以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苏轼撰．苏轼全集[M]．中国书店，1986年版
[2]唐圭璋编．全宋词[M]．中华书局，1965年版
[3]胡云翼选注．宋词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朱孝臧选辑，汪中注析．宋词三百首注析[M]．岳麓书社出版，1987年旧第1版
[5]愈文豹著．吹剑续录[M]．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6]陈师道著．后山诗话[M]．中华书局，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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