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鲁迅笔下涉及亲人的文章不多。对于朱安，由于鲁迅始终对这位原配夫人不接受、不喜欢，两人形同路人，所以没有在其文章中留下一个字。即使在纯粹私人化的日记通信中，鲁迅都没有提到过朱安的名字。
在鲁迅留下的所有文字中，朱安只在他的日记中出现过三次，均以“妇、眷属”称之。我们就日记中提到的朱安依次试做分析：
《鲁迅日记》1914年11月26日在记载当天的活动中有如下一笔：“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
丁家弄朱宅是朱安在绍兴的娘家，朱安是不识字的，这期间她很可能正在娘家省亲，信肯定是由别人的，写信者应该是她的兄弟，因为平时与丈夫没有书信往来，这一次突然写信，内容应该不同于平常的家信，很可能涉及隐秘之情、之事，一般不会让旁人。这一年朱安三十七岁，与鲁迅结婚超过了八年，两人离多聚少，始终分居。这一年鲁迅三十四岁，在北京***供职，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除了上班，业余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于辑录古书、收集金石拓片和研读佛经上。婚后的八年，他只在绍兴待了一年半左右，常年住在学校，偶尔回家，也极少住宿，即使住宿，也是与朱安分居。
朱安让人的这封信里说了什么，信件没有留下，不好妄加揣测。多数研究者认为，说是朱安劝鲁迅纳妾。一个三十七岁的中年妇女，婚后八年还没有孩子，再怎么贤惠孝顺，按照传统的“妇德”标准，无儿无女，不能给周家延续香火，也算是一种过错。而此中的内情难与人言，鲁迅常年和她话都不说，怎么会有孩子？所以有人认为此信是朱安劝说夫君纳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朱安让人的信没有留下，具体内容无人可知。不管怎样，鲁迅是连信都没有回，只以“颇谬”二字做答，说明他对朱安的态度十分绝决。
《鲁迅日记》1919年12月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
当时鲁迅回到绍兴，卖掉新台门旧屋，举家北迁，定居北京，“眷属”自然就是指朱安。他虽然在感情上不接受朱安，但作为自己名义上的太太，他的“眷属”，自然应在随行之列，朱安虽然得不到丈夫的爱，但是在旧式大家庭中的地位是稳固的，她才是鲁迅明媒正娶、名正言顺、花轿抬进门的原配夫人。
《鲁迅日记》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这是鲁迅一生中最痛苦、最消沉的时期，此前的7月19日，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哥俩反目为仇，鲁迅决计搬出八道湾。遇此变故，这时的朱安不知所措，朱安信任丈夫，敬重丈夫，依赖丈夫。在她的恳求下，鲁迅这才“携妇迁居”，从有几十间大房子的宽敞宅院搬到借住的三间小房。
鲁迅从1912年５月１日至1936年10月去世，二十多年始终坚持写日记，内容涉及上千个历史人物及事件，是研究鲁迅的重要资料。但是在他的日记中只有三处写到了朱安，没有指名道姓，只以“妇、眷属”代之，似乎生活中没有朱安这个人，可见他们夫妻关系的异常，可见朱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低。这种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的痛苦成了他不愿触及的伤疤。
【原载2012年3月4日《西安晚报・专栏》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