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在早期的中西方文化中就已经开始引发人们思考,但真正带来讨论热潮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福柯在他的著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详细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词”与“物”的关系变化。福柯的解读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词”与“物”两者关系的认识,而且也激起了人们探讨两者元初形态与关系的兴趣。与此同时,两者相互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也越来越被人所关注。
[关键词]词与物;关系;历史理解
[中***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121 ― 02
一、西方对“词”与“物”关系的历史理解
世界上大多数文字在被创造之时都追求着与事物的对应,西方文字就是这样。西方文字被称为拼音文字,这是目前对西方文字比较通行的称谓。原因在于西方文字在造字上不同于中国汉字的横平竖直,立体感不够强但是线条感突出。其实,西方文字是在借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据史料记载,最初创造字母的是腓尼基人,而希腊人借鉴腓尼基字母又创造了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就是当今拉丁文字的来源。
以英语体系为例。这种字母文字结构简单,线条感强,但也表达出象形的意义,当今的英文字母中,就有很多仍旧保留此特点。比如当前非常受人追捧的女性“S”型身材中的字母“S”,就和女人的体貌特征极其相似;字母“O”在西方古文字中代表“眼睛”,它确实和人的眼睛的形状类似;字母“F”类似旗帜的形状,因此在今天的英语中旗帜“flag”这个单词就是以“F”开头的,后来“F”的象形含义又有了转化,引申为飞扬、流动等含义,因此有了英文“fly”(飞翔)、“flow”(流动)等词汇。除此之外,英文字母“G”的象形含义与生殖有关,形似一个怀孕的女子;而字母“H”代表栅栏、字母“I”代表手指、字母“L”代表刺棒等等。由此可见,西方人在造字之初是遵循“词”与“物”的对应关系的,但由于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等的不同,如今的西方文字呈现出抽象性高于形象性的特点。这一转变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角度进行考察。最初创造字母的腓尼基人与改造字母的希腊人,他们多以海上生活为生,这种生活方式区别于中国的以农业为生,海上生活使人们的头脑变得更加聪慧、敏锐,因此更善于推理与演算,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同时得到锻炼与强化,表现在文字上便是要求简约、易于书写,而符号化正是其显著特征,和横平竖直的中国汉字比起来,西方文字,在书写上的确简约了许多,但象形特征却由此减弱。“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不再像造字之初那样明显,绝大多数文字甚至无法与事物的形象联系起来。
西方文字更多的是对语音的记录,以表情达意为目标,对文字本身的研究并不被西方人所重视,比如表示“女人”含义的英语单词为woman,单从词形看,我们找不到与女人外形相近的地方,象形性全无,但从这个单词的构词法来看,它是由human(人,人类)、female(女性的)和adult(成年人)这三个单词经过删减重组而成的,可见在表情达意上做到了对事物的确切描述。类似的单词,不胜枚举,我们通常将这种构词法叫做词缀构词法,是英语中最常见的构词法之一。虽然词缀构词法能够在表情达意上使得文字和事物联系起来,但是“词”与“物”的统一性已变得不再明显。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西方文字与事物的关系从最初的外型上的形象发展到今天的抽象,“词”与“物”的统一性被打破。而东方文字与事物关系的发展状况却与西方存在着不同。
二、东方对“词”与“物”关系的历史理解
东方文字,以汉字为例,在创造之初和西方文字一样模拟着事物的特征,与西方文字不同的是,这种“词”与“物”的统一关系并没有随着文字的发展和演变被彻底打破,它始终是汉字的基础,并且这一原则对汉字的影响非常深远。汉字完全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它不以其他的文字体系为基础,靠自身的发展、演变而形成。史料记载,中国的汉字是在***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早期的***画摹仿自然万物,用以记事、传情,而古老的汉字和***画有相近之处。“虽然文字学界至今对文字来源的看法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然而绝大多数当代文字学者,都不否认原始***画是文字的主要渊源。”〔1〕也有的学者很肯定的说道:“人类最早的文字都是从记事***画演变而成的,这种文字都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状和特色创造而成的。”〔2〕可见文字和***画的确有着不解之缘。
众所周知,汉字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最早的古文字是甲骨文,它也是汉字的最早形式。甲骨文中的很大一部分文字是以实物为基础的,比如“鸟”字便和现实中的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而到了大篆的“鸟”字,便和繁体字“”接近了,但仍可看出***画上鸟的神韵;又如甲骨文的“日”字,是一个圆圈里面加个点,就像太阳的形状,但由于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圆形刻画起来不方便,因此才写成了方形;同样,“月”字在甲骨文中也和自然界中的月亮的形状极为相似,它是一个半圆形,里面加了一画,也是为了刻画的方便,把它写成了方形,只是下边没有封口,用以和“日”字相区分;而“山”字也一样遵守形似的原则,“山”为“象山峰并起之形”,这是我国五代宋初时期曾为《说文解字》作注的训诂学家徐锴的解释。从汉字的造字法来看,以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字,即用象形的方法造出的汉字,是一种通过摹仿事物的外形而创造文字的造字法。象形字无疑遵循着“词”与“物”统一的原则,那么其他几种造字法是否也是如此呢,答案当然不是。单从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假借字等造字法的定义就可以找出答案,比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会意”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用现代汉语定义的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合成的意义,”〔3〕用这种方法造出的字是会意字;指事字是“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现代汉语定义指事字为:“一种抽象的造字方法,也就是当没有、或不方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4〕由此可见,除象形字以外的几种造字法并没有以自然界的事物为依托,但象形字是构成汉字的基础,“我们说象形是基本原则,是因为会意和形声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所谓会意字,常常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形声字也可以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不过其中一个象形字不取其义,只取其声,用为表音的成分罢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上古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象形文字。”〔5〕象形字在汉字中所占比率并不高,但却拥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其中缘由不得不提到我们常说的“摹仿说”了。
“摹仿说”最早起源于西方,通常用于谈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此学说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他说:“艺术显然是由于摹仿自然”。除赫拉克利特之外,苏格拉底、柏拉***、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认为文学与现实有着某种对应关系,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摹仿是人的天性”。由于西方文学最早是叙事文学,所以“摹仿说”比较发达,而中国文学最早的文学样式属于抒情文学,所以“摹仿说”不够发达,中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过“摹仿说”,但却有这种思想,比如,《周易・系辞》中说道:“观物取象”; 《吕氏春秋・古乐》:“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荆浩提出“度物象而取其真”;王履认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等等。由此可见,我们的先人也认识到了摹仿的重要性,只是没有像西方人一样明确提出“摹仿”这一学说。西方的“摹仿说”更多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探讨,而广义的摹仿不仅限于文学或艺术领域,早期社会被创造出来的、尚且称不上文明、只是古人为了便于生存的文字就是摹仿现实存在物的产物。
如上所述,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初是摹仿自然的存在物,追求着文字与自然世界的形似,故而最早的汉字由***画发展而来不足为奇。***画在摹仿自然方面的确高于文字,但在表情达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先人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和自身进步的需要,取***画高摹仿性之特征,以便于刻画、记载为原则,又以充分表情达意为目的,创造了历经五千年而仍旧大放异彩的中华汉字,虽然如今的汉字很多已看不出象形的特征,汉字已由最初的表形走向表意,但对自然的摹仿始终都是汉字产生的基础,摹仿对于汉字这一伟大文明成果意义重大。想了解汉字的起源,摹仿这个环节是无法绕过的,“词”与“物”的统一关系在早期社会也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
纵观“词”与“物”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得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就已经开始遵守着“词”与“物”的统一,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以前。十九世纪,很多学者、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等开始打破“词”与“物”统一的规则,并力***颠覆两者的关系,福柯便是其中之一。福柯通过对西方文化四种知识类型中“词”与“物”关系的分析,得出进入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中,“词的秩序已不再表示真实的事物,而是表现人对物的表现”的结论。福柯通过对“词”与“物”统一关系的颠覆传达出了他的话语观,在他看来话语不再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不再是传播知识的手段,它已成为一种主导力量,是事物的本源。但是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仍旧承认“词”与“物”在十六世纪以前是保持着一种统一关系,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关系才被打破。
三、简析早期社会“词”与“物”统一关系的原因
如前所述,“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还包括线条、色彩、音符等。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人们在造字之初都追求着与自然事物的统一。其实,不仅是文字,人们在发明语言、音乐、舞蹈、绘画等时也同样如此,毋庸置疑,人类发出的第一个可以称得上语言的声音绝对不会讲究语法的精确、发音的优美,可能只是一个声音,提醒他的同伴远离危险或者发现了食物,这是由人的第一本能即生存本能决定的,此时的人类或许并不比老虎等动物高级,他们生活于自然之中,自然事物的影响无处不在,听到了虫鸣鸟叫他们学会了说话和歌唱,看到了动物奔跑或者走路的姿势他们学会了舞蹈,见到了大自然中的树木花草、河流山川学会了绘画,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得鸟学会了唱歌。”〔6〕无疑,自然事物为人类提供了现实的摹本,所以才有了今天辉煌灿烂的艺术世界。
由此可见,早期的人类是出于摹仿的本能去创造“词”,“物”是他们生活中最直接、最清晰的参照物,那么追求两者的统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王元鹿.普通文字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71.
〔2〕刘又辛.汉语汉字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5.
〔3〕 〔4〕黄伯荣,等.现代汉语〔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54,55.
〔5〕王力.古代汉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63.
〔6〕德谟克利特.著作残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4.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东西方对“词”与“物”关系的历史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