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赵俪生，高昭一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
本回忆录是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高昭一《回首忆当年》两书的合辑，并不是夫妇两人合写，而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其中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十几年前出版过，虽然当时出的是“节本”，但已经让不少读书人惊喜不已，主要原因也是书中臧否人物口无遮拦，读起来很“过瘾”；高昭一的《回首忆当年》是第一次公开出版，书中对夫妇二人在“反右”之后、“”之中的记述，和对家庭生活的回忆，是对《篱槿堂自叙》很好的补充。
2006年，大约是5月中旬，同事转来赵俪生先生的一篇稿子，题目叫做《从读书中历练自己对人物的评议和品味》。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赵先生的了解仅限于“好像是兰州大学的教授，搞历史的吧”，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开拓者”、“中国大学里历史课讲得最好的，***前是钱穆，***后是赵俪生”等，都是由这篇稿子引起对作者的好奇之后才去了解的。
稿子的开头部分写道：“从读书中，我遭遇了几个当代人物。他（她）们是，（一）刘心武（或者说周汝昌加刘心武）；（二）孟小冬；（三）张中行（或者说杨沫加张中行）。现在就来说说我对他（她）们的一些评议和品味。”
这样的开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做编辑时间也不短了，还没见过哪位作者这样既大大方方又满不在乎地上来就说“我要评议某某某”，而且要评议的人物都不是无名之辈，不光是作古的，还有健在的。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两本书，有褒有贬，用了个词儿叫“言有枝叶”：“褒，是说他条理分明，虽越讲越乱，但一下子又收回来，又归了总题。贬义是说，四个字的来源是，‘天下有道，行有枝叶；天下无道，言有枝叶’，意思是光凭两片嘴皮，到头来对根本问题无所推进。”
记得当时我和同事一边看一边嘿笑不已，觉得这老先生说话真是有意思。后来又说到张中行和季羡林文章中的地区色彩：山东人有点“狂者进取”，河北人有点“狷者有所不为”。季（山东）文滔滔不绝，有时不免叫人感到说得太多，留不住嘴；张（河北）文则是伸一头，缩一头，欲说还休，欲休还说。这样的评论，初看觉得新鲜，细想确有精妙之处，文字浅近，见解犀利，令人佩服。这篇稿子写于2006年4月，第二年的11月，赵先生就去世了。
这本《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并不是夫妇两人合写，而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各写各的，然后合璧于一册。其中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十几年前出版过，虽然当时出的是“节本”，但已经让不少读书人惊喜不已，主要原因也是书中臧否人物口无遮拦，读起来很“过瘾”；高昭一的《回首忆当年》是第一次公开出版，书中对夫妇二人在“反右”之后、“”之中的记述，和对家庭生活的回忆，是对《篱槿堂自叙》很好的补充。
赵俪生1917年生于山东安丘景芝镇，17岁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同学中有***、蒋南翔、韦君宜、王瑶等。清华时期的赵俪生对于文学和***治都有很高的热情，当过清华文学会***，参加了“左联”，“一二•九”运动中扛过旗。“七七事变”后，未及毕业即赴山西抗日前线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结识牺盟会同志高昭一并结为夫妇；后因病脱离队伍，在乾州、西安等地中学任教，期间创作、翻译小说和剧本，与郑振铎、沈雁冰等书信往还。抗战胜利前后由文学转向史学，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很受胡适赞赏，发表在胡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上。1947年经姻亲傅斯年推荐聘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前夕北上加入华北大学，建国后一度进京入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之后又辗转东北师大、山东大学，1957年调兰州大学任教，“反右”、“”中屡经磨难。这样的人生经历，让《篱槿堂自叙》有了不少好看的故事，颇能体现作者的为人。最富有戏剧色彩、最易为读者传诵的，当属赵俪生在建国前后与成仿吾、郭沫若两位“创造社”的主将“各碰了一下头”。
1948年，赵俪生夫妇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从开封河南大学一路北上，8月到达河北正定，加入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某日，学校讨论进北平后如何接收大专院校，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有人主张，院校教师无论年龄大小都要亲自前来报到；也有人提出，像陈寅恪那样体衰眼盲的，由亲朋代替就可以了。这时，一位副校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的***机关来报到，一定要亲自来，“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觉得这话刺耳，于是他说话了：十月***后，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列宁没有抓他，而是带着面包和鱼子酱去看望，等他回心转意。“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三天后，赵俪生接到了调离通知。
1949年11月，赵俪生调到北京，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任编译，按说与院长郭沫若不会有多少接触，可赵俪生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的组长，被指定列席院务会议，因此有机会目睹郭老“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两位副院长）。赵俪生看不过去腹诽两句也就罢了，可他居然向人民日报社反映科学院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憋了一口闷气。
赵俪生和叶丁易（北师大教授）合编《光明日报》的“学术”版，叶提议赵向郭老约稿，郭老很快给了一篇，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两位考古学家，先后主持殷墟发掘）。其时董作宾已去了台湾，而郭宝钧正在科学院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赵俪生觉得不妥，就去问郭老是否改一改，“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这又让赵俪生憋了一口闷气，于是连写三份辞呈，直送院长秘书。第三份辞呈递上去的当天，秘书交给赵俪生一张便条，上写：“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这两件“逸事”把赵俪生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赵俪生在1987年的《游美日记》中说，自己“一生最吃亏的地方就在于不会‘来事儿’”，“这才是我一生到处碰壁的最根本的原因”。读完这本回忆录，我的感受是：人际关系固然重要，但还不是决定赵俪生一生命运的根本原因。
《篱槿堂自叙》里，赵俪生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一个先天地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高昭一在《回首忆当年》中也说“俪生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气质，与“五四”的时代精神有关，而其中的率性纵情、蔑视权贵，更与魏晋风度相通。另外一方面，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赵俪生身上也从不缺少儒家入世兼济的热情。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对儒家有80%的好感，对道家和佛家也有70%的喜欢。”问题是，自由主义的魏晋风度与儒家济世的***治热情可以兼容于个人的精神世界，却难以并行于现实的秩序之中。何去何从？
赵俪生的选择是企***二者得兼。如果抛开是非，只谈利害，可以说：在对***治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中进退失据，才是他一生屡遭挫折的“最根本的原因”。
（作者为《光明日报》读书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