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美国二十世纪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包含了许多黑人音乐元素，她主要采用布鲁斯、爵士乐等黑人传统音乐形式来进行小说叙事。这种手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形成她独特的叙事风格，而且通过对传统黑人音乐元素的借用，揭示了黑人民族的发展不能脱离自己民族之根这一主旨。
关键词：布鲁斯 爵士乐 黑人 价值观 文化
1993年，当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时，她在获奖演说中将语言比作“手中之鸟”，“当语言由于人的疏忽、废弃、不敬、冷漠死掉了，或是给明令扼杀了，不仅她自己，而且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都要对它的死负责。”语言的前途在每一个使用者手中。莫里森的获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代表了莫里森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标志着主流文化对一种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文学形式的接受。作为继承了黑人文学传统的女作家，莫里森在创作中常常借助于黑人音乐的传统形式来传递自己的思想，揭示黑人民族的发展不能脱离自己民族之根这一主旨。
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中的一段瑰宝就是以音乐作为一种象征性表达方式来演绎主体。音乐是美国黑人民间文化的一种主要艺术形式。布鲁斯（blues）和爵士乐(Jazz)是黑人所喜欢的音乐。布鲁斯是20世纪初产生在美国黑人中的一种民间音乐。blue的意思是悲伤的、忧郁的，在布鲁斯音乐中，这个词的语言含义和音乐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忧郁和悲伤就像是生活中无法驱赶的幽灵，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心里，也就必然会融入发之于心灵的歌声。即兴表演是布鲁斯音乐的特征之一。爵士乐是在布鲁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音乐形式。它从最初的黑人流行音乐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舞曲。爵士乐以没有乐谱的即兴演奏为主要特征；但是随着它日渐普及，乐师们发展出了更为新颖的旋律，这些旋律最早的来源主要是黑人田间歌曲、布鲁斯、灵歌、白人流行歌曲和民谣。
一
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表示，她要在创作中借助于音乐元素来充分表达她所希望传递给读者的思想。《最蓝的眼睛》是她这一尝试的开始。她在小说中借助于布鲁斯的音乐形式来彰显黑人文化以及价值观。传统布鲁斯乐中，歌手作为主体讲述着她（或他）的故事。在《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迪娅以布鲁斯乐的形式讲述着佩克拉的故事，除了在对话中的一些零星话语，佩科拉在克劳迪娅的叙述中保持着沉默。克劳迪娅的布鲁斯作为主线贯穿了全文。除此之外，莫里森在文本中还借助于不同主体吟唱的布鲁斯，传达了坚守黑人传统价值观念是黑人大众生存的基础这一主旨。
小说以麦肯迪亚一家的布鲁斯为主调，他们吟唱的是传统的布鲁斯乐，在他们的吟唱中传递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价值，这是一家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健康生存的基石。他们生存的价值观与传统布鲁斯中的价值观相吻合。小说中最初出现布鲁斯的部分是克劳迪娅关于星期六的回忆，她回忆着母亲心情好，会唱些诉说艰难岁月的歌。
我渴望经历我的“心上人”离我远去激荡人心的时候。我“不要看见太阳渐渐落下……”因为我知道“我的心上人已经离去”。我母亲多彩的嗓音给悲痛带来了色彩，将歌词里的痛苦抹去，使我相信悲痛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悲痛也是甜蜜的。
克劳迪娅用饱含感情的语言描写母亲哼唱的布鲁斯，母亲声音中充满激情的感染力掩去了歌词中的痛苦。母亲“一直唱着有关火车和阿肯色州的歌曲”，母亲的歌声将黑人的价值观灌输给了她。正是在这些布鲁斯乐的滋养下，克劳迪娅健康地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迪娅作为佩科拉的同龄人而存在，这并非偶然，而是作者的有意设置。莫里森希望借助于两个同龄黑人女孩价值观的对比，揭示传统的布鲁斯乐在黑人年轻一代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克劳迪娅的童年是在母亲的歌声中度过的，在母亲的布鲁斯中她继承了黑人的传统价值观，代代相传的布鲁斯告诉克劳迪娅黑色和其他颜色一样都是美丽的，黑色皮肤的人同样有生存和追求自我幸福的权利。莫里森通过克劳迪娅解构着白人文化的价值标准，同时批评了存在于黑人群体中的“民族自憎”的情绪。由于从小接受母亲布鲁斯乐的熏陶，克劳迪娅不像其他黑人那样以“黑色”为耻，相反她以孩童的心态仇恨着牛奶杯上的秀兰•邓波儿，因为在秀兰身上体现了白人女孩的美丽标准：金黄的头发、雪白的皮肤、碧蓝的眼睛……主流文化强化着这些标准，而这些也逐渐被一些黑人内化，如：佩科拉、杰萝丹还有波莉等人。黑人对白人价值观的内化是莫里森一直关注的主题，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她的作品中，《所罗门之歌》中哈格尔疯狂地购物，像白人妇女那样卷起自己的头发；《柏油孩子》中的吉丁更是彻底内化了白人价值观，无论在行为上、思想上都代表了培育她的白人文化。克劳迪娅选择了儿童的方式来解构主流文化――拆散洋娃娃，这一举动在大人的眼里是“不爱惜”的行为，然而对克劳迪娅来讲，这一行为具有特殊意义。白人所拥有的生理特征蓝眼睛、白皮肤成为了衡量黑人是否美丽的标准，作为黑人“美”的标准的对立面而存在，如果她像其他孩子那样喜欢白人洋娃娃，那么无疑是对自己“黑”的否定，这是众多黑人“自厌症”的症结所在。这种在布鲁斯乐中形成的价值观与佩科拉扭曲的价值观形成鲜明的对照，佩科拉正是因为对自己的不断否定，对“黑色”的拒绝，对传统的摈弃，幼小的心灵扭曲了，最终走向了疯癫。
佩科拉的母亲波莉是造成女儿疯狂的凶手之一。莫里森对她的刻画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她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厌恶自己的黑人同胞。她曾经拥有自己的布鲁斯，那时的波莉虽不美丽，但心地纯朴，并且得到了爱情；在她进入大城市之后，她渐渐地丢弃了自己的布鲁斯，也最终丢弃了自己。在波莉对自己与丈夫乔利初次相遇的回忆片段中，她运用了颜色来表达初遇乔利的抽象感情。
我要告诉你，当我第一次见到乔利时，就像各种颜色混和在一起……果浆挤出来把裙子染了。整条裙子都成了酱紫色，再也没洗干净。我和裙子都恢复不了原样了。我能感到那紫色仍在我体内深处。还有妈妈常做的柠檬水，冰凉凉黄橙橙的……还有我们离开家乡的那晚上六月虫在树丛里发出的道道绿光。所有这些色彩都在我体内。当乔利走过来挠我脚时，就像野果子、柠檬水、六月虫的绿光都混杂在一起。
紫色的激情、黄色的温馨、绿色的静谧是波莉对生命的感性领悟，构成了她的布鲁斯。波莉像布鲁斯歌手那样在回忆中享受着已逝的往事，将物质匮乏的生活转变成一首诗。不幸的是，这种享受和诗意仅存在于波莉的记忆中，白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最终扭曲了她的心灵。她寄情于好莱坞电影，开始认同电影中传达出的“美”的标准。与电影中的白人俊男美女相比较，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太“丑”了，而她自己则“把外貌与美德等同起来”，“愈加自卑自贱”。她由最初的模仿白人穿着打扮，发展到最后鄙弃了自己家庭。她把她的母爱和热情转移到白人雇主家里。往日的色彩在波莉追求与白人认同的过程中消失了，她丢弃了自己的布鲁斯，同时丢弃了自己和民族。
莫里森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三个：“波兰”、“中国”和“马其诺”，她们以独特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布鲁斯。像麦肯迪亚太太的“圣•路易斯布鲁斯”那样，“波兰”将南方的乡村生活以布鲁斯小调的形式唱出：
我有一支悲伤的歌/在面桶里，在碗柜里/我有一支悲伤的歌/在面桶里，在碗柜里/悲伤的歌在我卧室里/因没人伴我入睡。
布鲁斯的功能是在歌声中宣泄自己的失落、悲伤，“波兰”在她的“面桶布鲁斯”（面桶里装满了悲伤而不是食物）中倾诉着自己物质的贫乏以及对爱的欲望。当一个女人生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在她的食品间里除了悲伤的歌（blues）其他一无所有时，自己的身体便是她唯一能拥有和把握的了。在传统布鲁斯中对自身主体的拥有是自由的基本字面意义，其次，自由才意味着对物质的拥有，远离贫苦和歧视。因而，在美国黑人女歌手的布鲁斯乐中，对性的诉求实际是她们渴望拥有自身主体，渴望新的社会秩序的一种伪装。作为的“波兰”借助于音乐宣泄心中的悲伤，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她和“中国”和“马其诺”代表了布鲁斯歌手在音乐中诉求的、欲望以及对自我的拥有。三个以狂欢的笑声颠覆主流的道德标准，作者以边缘人物的狂欢来解构现存的社会秩序。她们的笑声同时也是布鲁斯精髓的表述：布鲁斯是以火车的力量和速度从心底涌出的宣泄，它是每个人心底私密的和共有情感的大众交流。
在《所罗门之歌》的创作中莫里森同样融入了布鲁斯小调。奶娃的姑姑派拉特爱唱的布鲁斯小调“甜大哥飞走了”贯穿整个小说。派拉特在史密斯在慈善医院楼顶企***自杀时第一次唱起了那首“甜大哥飞走了”。
啊！甜大哥飞去了/甜大哥走掉了/甜大哥掠过天空/甜大哥回家了……”
它预言了孩子的出生，并暗示了奶娃与飞翔的关系；也为奶娃日后去南方寻找祖先足迹、懂得歌词内容、理解飞翔的真正意义埋下伏笔。奶娃12岁时来到姑姑派拉特家，在那他再一次听到了相同的歌。
派拉特、丽芭和哈格尔合唱了这首所罗门的歌谣，和谐的歌声以及歌词本身是派拉特所代表的不同价值的集中体现。在此，奶娃看到了与自己家庭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关爱、责任、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其时的奶娃并不能理解派拉特的歌。在沙里玛，他从孩子们口中第一次完整地听到一曲“所罗门之歌”，并揭开了歌曲中的真相。“所罗门之歌”是时空的跨越，是传统的延续，是后辈们对先辈的记忆，也是黑人们对回归自己根的渴望。在派拉特临终前，奶娃为她演唱了她最喜欢的那首布鲁斯小调，并将“Sugarman”改为“Sugargirl”。正是通过对歌曲的理解，奶娃完成了人生的顿悟，达到了精神上的成熟，并最终实现了向黑人文化的回归。
二
《宠儿》的通篇布局就像一曲即兴演奏的爵士乐，激荡着爵士乐风格的语言特色和文本结构。它借鉴爵士乐的即兴演奏法，一反传统小说人物、情节交待清楚的线性叙述模式，开篇没有章节标题，首行也没有缩进，让人不明就里，读者仿佛一下子置身于爵士乐纷乱的音符中。爵士乐演奏的一个特点是允许乐师依据曲子的基本结构即兴演奏，使得主题音乐不断重复，而伴奏、低音、节奏又稍有变异，避免了雷同。莫里森借用了爵士演奏的这一特点，对重要事件和细节重复叙述。《宠儿》中关于丹芙出生的故事以及“学校老师”和他的两个侄子抢走塞丝奶水的事件在整部小说中多处出现，但每次出现的视角、长短、详略都不尽相同，这些重要事件像是爵士乐中的曲子的基本结构反复出现，而各相对***的叙述片断则如同爵士乐的即兴变奏。
莫里森的第六部小说《爵士乐》是按照爵士乐的章法讲述的一个爵士乐时代的故事。全书共分十章，但每章并不用文字标出是第几章，章与章之间以一空白页隔开。各章在内容上上下呼应，相互衔接。如第二章的结尾是：“从冰冷变成炎热，又变得凉快。”第三章的第一个句子承上启下：“就像7月里的那一天。”第七章最后问：“她在哪儿？”第八章第一句话回答：“她在这儿。”《爵士乐》如同一部音乐作品，空白页成为出于音乐节奏的需要进行暂时停顿的标志。在叙述形式上《爵士乐》则表现为叙述主体的分化，莫里森在上半部中从旁观者的观察性描绘转入当事人的内部心理，即在叙述中随时切入小说人物的意识，而在后半部，抛开旁观者的视角，转为人物的视角，叙述主体对人物语言原话直录，使用了完全不受叙述语境影响的直接引语。这些用引号括起来的第一人称叙述类似于爵士乐中的独奏。叙述主体分化，导致多种声音的出现，叙述文本成为容纳各***叙述声音的合奏曲。
莫里森不同于黑人男性作家那样将黑人与白人的阵营明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她用女性作家细腻的笔触将自身的感悟借用音乐的元素在创作中表达出来。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也许看不到尖锐的黑白矛盾。但通过文本中的黑人传统音乐元素，读者时时刻刻都在被提醒着，我们是在读一个民族的血泪史。在被剥夺了书写的权利的历史中，他们正是运用音乐将民族的信息一代代传递下去。今天在新的一代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仍旧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延续。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吴新云：《性别• 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陈译，海南出版公司，2005。
[3]艾琳•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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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rown,Cecil.“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Massachusetts Review, Autumn/Winter95, Vol. 36, Issue 3.
[6]Galehouse, Maggie.“‘New world woman’: Toni Morrison’s Sula”,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all, 1999.
[7]Middleton, David L.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 Garland Pub.,2000.
哈旭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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