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1篇

10年了,我仍能不漏一个字地默写那封介绍信:

介绍信

陈明达先生是我国研究古代建筑史方面资深的重要专家,早在20~30年代就投入到这一辛劳而重要的工作中。60多年来,他辛勤调查,伏案钻研,以毕生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保护和研究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事业,并在学术上作出诸多重要贡献。其著述多次获得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均享有盏誉,是我国在这一领域极少数现存的先辈学者之一。

现在,陈老先生已年逾八旬,身患重病,请求贵院能本着***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全力救助,并按照其资深教授的正司局级待遇,安排到高干病房接受***。

此致

敬礼!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

一九九七年八月四日

那一天,我第三次叩开那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办公室大门,恭恭敬敬递上这纸公函,得到的却是那位气质堪称高雅的女士从鼻孔里挤出来的高傲的冷笑!她两个手指拈着这份公函好像那是从垃圾箱里拣来的,随便瞥上一眼,说:“就这吗?我们见得多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这里只能保证副部级以上,何况所谓教授也顶多不过是局级――还是个‘待遇’!再说,天气这么热,有那么多在职不在职的领导同志在我们院***兼消暑,你说你要让我们去动员哪位真正的领导同志为了你的‘局级待遇’提前出院呢?”

接下来的一周,尽管院长、所长们都出面帮忙了,我们也只能争取到那家区级医院为他安排一个单人病房。在移至单人病房的10天后,陈先生溘然长逝。

10年了,作为陈明达先生的亲属和他在中国雕塑史方面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为没能争取到好一些的救治而内疚,自责,我至今想不明白:“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生命价值是可以按行***级别来划分的吗?!”

当然,陈先生自己大概是不介意他与普通工人享受同等待遇的,他所关心的,只有他的事业,他身后的事业传承与发展。

记得在1993年秋的一天,我开始在本职工作之余协助陈先生把他生前发表过的除专著以外的零散文章整理汇编一个文集。他说:“我自信自己有一个优点;在工作上有比较清晰的条理,但现在发现有脑力逐渐衰退的征兆,甚至不能完全记得以前都写过什么了。所以,我应该着手将以往的工作做更细致的梳理,总结了――重新审视自己究竟做过些什么、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哪些成绩和缺憾。”

那天,他还交给我100元钱,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新译本我只买到了一册,你以后逛书店留意一下,出一本就买一本,我打算把全部34册都买齐。我79岁了,还有信心通读这34卷煌煌巨著,还有信心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大约在1994年4月,我大致按建筑史论和雕塑史论两个大类将他31篇论文汇编成册,题名为《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文集》。我把厚厚的一摞复印文稿呈交给他过目,建议交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他说要仔细考虑一下再说。

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再补齐两篇看似不重要的文章就可以交出版社了,但必须说明一点:“出版这个集子不是要说我个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而是它记录了我在研究、思考过程中的错误和局限,这些错误和局限往往是我自己无法认识到的,因为每个阶段的认识水平毕竟有限。我把个人研究工作的得与失客观地公之于众,希望年轻一代人能够在改正前辈错误、突破前人局限,使我们这个学科有新的发展。”

一年之后的1995年4月,这个集子还在出版社排着等候出版的长队的时候,我告诉大舅:“除了又买到的两册之外,没有希望买到新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了,因为科技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有变。”

听到这个消息,陈先生有些失望和伤感,希望我能代表他去呼吁一下:“那是一套很有价值的书呀!我们很需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认识我们自己呀!”

这一天,他再次重申出版他的文集的目的是“使后学在客观认识前人工作‘得’与‘失’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也是在这一天,他说他意识到自己“脑力逐渐衰退的征兆愈发显著了,其实已经无法通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了”,所以,他要趁着脑筋还清醒,把那些没有写完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稿以及相关的***纸、照片和书刊资料放在什么地方指给我看,要***后自己做主去整理,遇到不懂的专业问题,就请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帮忙。那时,他大概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撒手人寰,但肯定预知自己很快就要无力自理了。这次的谈话,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谈业务问题,不久,他身患老年痴呆症,彻底丧失了工作能力和部分的生活自理能力直至病逝。

呼吁继续翻译、出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希望后学能突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前人的局限,这是陈明达先生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陈明达先生于1997年8月26日晚10时30分病逝。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在所发的讣告中称他为“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是“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之后在中国建筑史和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之一”。该院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不久,于9月5日又破例举行了缅怀其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樊康院长称陈明达先生为“一代宗师”,傅熹年院士等希望建筑历史学界将他“淡泊名利,脚踏实地、循序前进,不尚浮夸,力避空论”的学风视为本学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老友莫宗江先生更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好,一定要把营造学社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

所有这些, 多少使我个人没能照顾好陈先生晚年的内疚得到了慰籍也促使我下决心克服专业知识不足等困难,承担起了整理陈明达遗稿的重任。令我更欣慰的是,10年来,早已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新老朋友共襄其事,弥补了我个人专业水平的不足,使单纯的个案性文献整理上升为建筑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陈明达先生生前,撰写和编著了五部专著:《应县木塔》、《巩县石窟寺》、《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国美术全集・巩县天龙山安阳石窟雕刻》、《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另有散论三十余篇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考古》、《建筑学报》、《人民日报》等学刊上。而在这身后的10年间:

1.1998年12月,汇集30余篇散

论的《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其中《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南宋-明清)》是殷力欣在王其亨先生的指导下整理的遗稿,《从(营造学社>谈起》是王其亨先生提供的谈话录音。

2.1999年9月,王其亨先生记录的陈明达授课笔记《关于的研究》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1辑。从此,在张复合教授的支持下,陈先生遗稿陆续在该丛书刊载。

3.2000年4月,陈明达《读札记》及《营造法式研究札记(选录)》(王其亨,殷力欣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

4.2001年4月,陈明达《周代城市规划杂记》(殷力欣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4辑。

5.2001年10月、2002年6月陈明达《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作制度》(殷力欣整理)分期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5、16辑。

6.2003年5月、2003年7月,陈明达《崖墓建筑》(殷力欣整理)分期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7、18辑。

7.2006年8月,陈明迭《营造法式研究札记(续一)》(殷力欣、丁、温玉清等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第18辑。

8.陈明达《营造法式研究札记(续二)》(殷力欣、丁、温玉清等整理)、《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殷力欣整理)即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第19辑。

上述遗稿约20万字,展示了陈先生自1942~1995年的涉猎广博而以《营造法式》为核心的60年学术历程。

也就是在此期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在王其亨教授的指导下,以认真、谨严的科学态度将陈明达遗稿《营造法式辞解》的整理工作持续了8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把校订《陈明达手抄、批注本》的工作列为该所建筑史学的研究课题,并与天津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形成合作,将文本研究与古建筑实例考察重新结合一体。

在今年8月,陈明达所撰长篇论文《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按20世纪60年代《应县木塔》的体例增编为汇集60年测绘成果的***文并茂的专著《蓟县独乐寺》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大学等三家支持,由天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陈先生学术生涯看,他的建筑历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应县木塔》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正如傅熹年院士所言:“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的测量和缜密的分析,是可以找到它的设计规律的”;第二本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基本证明了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了完整的以材份为模数的建筑设计方法;而到了这本《蓟县独乐寺》专著,似乎陈先生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古代建筑师的世界,不但解析着一个个技术方面的疑难,更要通过技术问题的解析还原到审美的文化的层面,遂追素出若干条中国建筑在结构力学、建筑美学等方面的独到建树。

至此,陈明达学术思想研究在他本人去世10周年的今天,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日来,《建筑创作》杂志社的主编委托我编辑一组对陈明达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文章。照惯例,我约请了刘叙杰、陈耀东等与陈先生相熟相知的前辈学人赐稿,也按照陈先生希望后学尽快超越前人的遗愿,约请了周学鹰、温玉清、丁等与陈先生素不相识的青年才俊。

南京大学历史系周学鹰先生很快寄来了他的读书笔记,只谈学术问题而毫无应酬客套性的文字,我想,这是很符合陈先生心愿的;中国文物研究所温玉清、天津大学丁矗二位都早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即参与了《营造法式研究札记》、《营造法式辞解》的整理工作,目前已逐渐成为整理、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了,但却都忙于手头的工作(包括《蓟县独乐寺》的三校、《营造法式辞解》的配***等)而无暇分身,这同样体现了“不尚浮夸,力避空论”陈先生遗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98-06各级研究生中有十多位同学参与过陈明达遗稿整理工作而我没能一一记住他们的姓名,这里,谨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我很意外地接到了有一年多未通音讯的李华东博士的电话,说他今天上午读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今年8月是陈先生10年忌辰,就写下了几句感言寄给我看。这真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意外,我想我应该说服《建筑创作》的编者额外再给他留一版面。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2篇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是一本野心勃勃的著作。它试***在并不大的篇幅里做到很多事情,而且,也成功地做到了很多事情。下面,是一个短短的清单。

作者做到的第一件事,其实也是自从梁思成自己和他的后辈们一直应该做成的事情,是试***在建筑史上为梁思成找到一个位置。且不去管他在“整理国故”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这也许是某种清代“小学”式研究方法与实地调研的结合体――核心在于,由于在梁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建筑师试***从整体上反思和建构他所处的行业,建筑仅仅具有其工具理性,却永远无法上升到价值理性乃至自我拷问和建立价值体系的层面,所以梁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是不可替代的。但是,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反思的重要性和“不那么重要性”。尽管在中国范围内是第一次,但显然梁受到了很多同时代甚至略早期的来自于西洋和东洋的影响。由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反思传统,这种自我批判和批判之后的建构甚至早在《建筑十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东洋建筑师们从1920年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反思更显然为梁思成的反思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时代背景。如果忽略这些,忘记梁思成较之他的前辈中国建筑师们至少硬喝了几年洋墨水,我们就很容易觉得梁是从石头缝里迸出的天才,而不是张眼望世界的智者。毫无疑问,《支那建筑史》和《世界建筑史》这些早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数十年的著作,就算其论点与梁完全不同或为梁所完全超越,但至少它们的逼迫和积压导致了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回应,由于有了一张建筑谱系***,而中国建筑史被这张谱系***粗暴对待了,东方建筑界才需要对此回应。从世界视角来说,这显然属于更大的行业自我批判的世界性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绝非是很多梁的盲目崇拜者所声称的那样,是东方欲晓时横贯天空的第一抹霞光。梁认为中国建筑之内在体系的宏大“制式”,固然在中国范围前所未闻,而且也多少使得西方建筑界能够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建筑,这是不可抹杀的贡献,但是毕竟,他其实是在做中国建筑师们早该在做的一件事:构筑价值。

作者提到的一个小事例其实是发人深省的:梁为了证明中国的建筑传统价值体系其实是“古已有之”,不得不将《营造法式》提升到了《建筑十书》的位置,为它赋予中国的建筑《论语》的地位。但是,正如梁的有着***背景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营造法式》其实完全不能与《建筑十书》或类似著作同日而语。它本质上是***从一个极其功利主义和形而下层面上的理由――增加工程效率和降低工程耗费――而整理出来的一本技术操作手册。一本操作手册是不存在价值体系可言的,而这,悲哀地导致了梁平生最大的一个漏洞:中国建筑的价值体系其实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在世界性的行业自我反思过程中被一个叫做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师所赋予的。一个宏大的幽默似乎在嘲弄我们:梁思成固然没有很多盲目崇拜者所声称的那么伟大,但是却比他自己所认为的要伟大。

作者在这里笔锋一转,却要把梁思成从“神话里”拉出来了。整本书瞬间从建筑史论文变成了纪实报告文学。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梁本身的“神话”未必真有那么宏大,但这个所谓“整梁思成黑材料”确是真货。它是梁思成从1950年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不断受到批判和冲击的检讨文章。这些材料彻底击溃了一个作为学术大家的公共话语完整性,使得他体现出一种近乎梦呓或狂语式的混乱,从一个言之有物,纵然可批判,却生机勃勃的学术人格,变成了一个明知道不对劲却怎么也想不通哪里不对劲,甚至不知道是自己不对劲还是世界不对劲,然而在这样的混乱之下却还要继续工作,继续执行命令和指示的一个完全不学术的人格。但即便这些材料历历在目,我仍然不能同意本书封面标题下的注语“在神话终结处”的暗示。从梁的学术生涯的角度,《中国建筑史》永远是不可超越的丰碑,神话并没有结束。但是自从1950年代以后,一个建筑大师的学术生涯的确结束了。这个结束并不以他的不知所云的自我检讨和自我否定作为标志,而是以一种***治完全统治学术的历史噩梦为标志。本书的第一篇与第二篇之间有着古希腊悲剧式的强烈对比:纤细穷微,纵横舒朗被彻底击碎了,代之的是狂热暴戾和洪流混沌。这恰如何训武先生在他口述的《上学记》中摆出的姿态一样发人深省:1940年代过完了,书就结束了。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在他的《梦想家》中做过类似的描述:三个年轻人因为感情问题决定开煤气集体自杀,此时,楼下传来了巴黎街垒的***声。一切个人都被时代裹挟而吞没了。

写下那些检讨,不是梁思成的错。如果他硬扛,就是另一个老舍或傅雷。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傅雷了。

本书还有一些方***方面的想法我认为可以探讨。作者试***用历史主义哲学体系来安排梁思成的建筑史位置,还给梁的前半生做了“结构理性主义”的结论。以我观之,梁自己恐怕并不知历史主义为何物,而且历史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定义流变甚多,在波普尔、科林伍德和克罗齐这些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历史主义与马克思或黑格尔时代的历史主义有着天壤之别,既然本书讲的是建筑而非历史哲学的演变,强行让它合于某种体系恐非必要。如果说一定要谈一个体系,我倒认为本书应该好好说一说美学体系,因为美学是建筑业完全无法回避的一个角度。《建筑十书》中第十书中已经谈到了建筑师,工程机械与和声学的关系,联想到后世哲学家所谈到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样的话语,以及哥特式既是建筑风格同样是音乐风格这样的事实,我想如果在美学发展的体系上为梁思成和他的中国建筑史做下标记,是梁自身更想看到的话。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3篇

陈先生是长辈学者,一生在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成果斐然,却又淡泊名利,对我们后学则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令人钦敬。1978年我从干校到建筑工程公司工作10年后,回到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陈先生已从文物出版社调到研究所里我很庆幸能与德高望重的先生一块工作,可随时求教。当时我们尊称他陈公,每天都戴着老花镜,站在高大的绘***桌前用鸭咀笔在认真绘制1/2开的***纸(今天早已不用这种老式的绘***桌和每次要添上墨水才能画的鸭咀笔绘制***纸因为用它绘***太费劲了),先生告诉我,这是绘制《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的***版,共49幅。先生绘的***很规矩、漂亮。我想,每张***纸从起草***、描正到***面注字,这么弓腰站着绘制即使我们年纪轻的人用一个星期也完成不了,何况是60多岁的老人啊,陈公这种艰苦勤奋的工作精神,令我们后辈肃然起敬。

1980年我做布达拉宫专题时去向陈公请教,先生先给我讲他做《应县木塔》专题的经验:开始觉得资料准备得很充分了,一动笔才发现不够再去补充调查和测绘,来回几次才做好。然后说“那边是另一种做法,另一种风格,在面上要广,多看一些,点上工作要细,深入一些。”确是如此若调查疏忽,等以后发现问题再去补测,谈何容易,我以前也有此教训。于是我们在第一次认真测绘了布达拉宫并出全部***纸,还调查了各地的古建筑作比较,当做完《布达拉宫》专题后,我还能继续做《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和《中国藏族建筑》等课题,这正是得益于陈公的教诲。

当我把以前的调查资料整理成《闽南民间住宅做法》及《广东民居木尺》,并用它们的做法原则去解读民间流传的《鲁班经匠家镜》一书,觉得它们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结果写成《(鲁班经匠家镜>研究》一文,我带着题纲和一些原稿去向陈公请教,先生看后说,研究民间建筑设计与做法的方向对,像这样充分掌握资料,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分析很好现在写的深度如何并不重要,可以再研究,要能让别人在你的资料基础上去分析、提高,把问题搞清楚,这才是目的。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先生在闽南原稿中指出“檐出”是多少没有记录,这问题虽不大,但说明先生看问题深入细致,关键处不容忽略,学风严谨。一天在陈公家中遇见王世襄先生来访,时王先生刚发表《家具条款初释》,陈公即对我说王先生已做了《鲁班经》的家具研究你是做建筑和其他部分,应有王先生的家具部分才算完整。还有一次,陈公与我们在院门口遇见建工出版社的编审乔匀先生,陈先生即向乔先生介绍了我正在写《研究》,尽管当时有一些客观原因,此文稿不能出版,但从以上可看出陈公对后学的热心教诲扶掖。

陈公原来住在人大会堂后面石碑胡同一座小四合院的两间东厢房里,房屋已很有些年代了,面积也不大里屋住人,外屋是客厅兼工作室、餐室室内有桌、椅、书架、柜,布置有点紧,但简洁。东墙外地势高,东墙下半部经常是潮湿的,所以室中央秋、冬、春三季都在生着蜂窝煤炉子,以避潮气。炉子上坐着开水壶,先生笑说这好啊,随时可以沏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院在办公楼后面盖了三栋宿舍楼,陈公分到一套两室半的住宅,总面积不过70m2。先生搬过来后说:这比石碑胡同那边宽,家里有了餐室,厨房和厕所,好,够用就行,都是安居之地。在生活上先生要求不高,且从不计较,心情平静、坦然。

我们研究所与外面的一些科研单位和有建筑系的大学一直在学术上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每年所里都有不少同事应邀忙于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这些陈公都不参与。除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却对培养新生力量及为出版社出好书把关而倾注心力,如为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建筑系研究生授课、评阅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筹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承担战国至北宋木结构建筑技术的撰写工作,为文物出版社主编《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丛书参与文物出版社的一些重要著作的编审工作等,先生一直脚踏实地勤劳工作,不尚虚声。

陈公离开我们已有十载,先生音容笑貌时时萦怀在我心中,抚着他送给我有他签名的《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及《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先生逝后,其夫人李淑其女士又送我有她签名的《陈明达古典建筑与雕塑史论》等这些著作而深深追思,经常学习,不断提高学识。想到先生的为人、学风极为钦敬,后学者正是会沿着先生的精神前进。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4篇

清代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卷六】【生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从生。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下象土。上象出。此與出以類相從。十一部。凡生之屬皆从生。作为动词的“生”的含义如表1所示作为名词的“生”的含义如表2所示。

2.建筑的生命精神内涵

古人善于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的时间现象,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情感的生命感悟。例如:《周易》“生生之谓易”。这是从时间循环变异现象而产生的恢宏阔大的生命情怀。又如:《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具有生生之德,正是四时运行而化生百物,并具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生命顺序,“突现了生之理”(朱良志,1995)。尤其是自然景物随四季的盛衰荣枯更容易化时间现象为悠悠心境。这是从四时运行的时间现象而产生的对生命过程的感悟。中国传统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古人的时空观念或者说是宇宙观。宇是空间观念,宙是时间观念,宇宙连用是时空观念的综合体现。《庄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二字连用,始见于《庄子•齐物论》曰:“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可见,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的体验虽然是具体的、经验的,但更是一种无法定质定量的心理时空。他们善于将物理时间转换成富有感性色彩的生命感悟,其关键就在于客观场景的具体时间现象能否在人的心理上引感。2.1建筑时间观建筑的时间观,体现在居住其中的人的心理感知从而对时间现象进行抽象的抒怀。而这种时间观往往是同“宇宙”的观念相连,指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人崇天“巍巍乎,为天为大”,古代的建筑甚至城市规划,也往往“象天法地”。《三辅黄***》上记载的营建咸阳时的“……信宫作极庙,像天极”,汉代宫室,如班固所谓“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1]P24-25,都是古人建筑时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古人对时间秩序的感知上升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礼”的秩序,因四时四季不同,而举行的祭祀活动所建设的建筑,形成的不同的空间与氛围。今日北京仍然保留有祭祀自然的坛庙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2.2建筑空间观当人们在院落中,触摸斑驳的墙体,看着白墙上枝桠稀疏的影像岁日光西暮,而逐渐挪移,时光在建筑上完成了传递,而人们也从光影的变换中体会岁月时间的流逝。完成了从时间到成空间的转变。传统建筑院落所构成的空间,在园林住宅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把构成院落的元素仅仅当成建筑元素的话,那一道门、一扇窗便只是具体的物质存在;那一面墙、一座游廊,只是空间的分割,但就是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建筑元素,在时间的作用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观。即时空的交错与融合。作为建筑的使用者,居于其中的人,在游廊中穿梭,透过一扇漏窗,望见如意门洞所框出的半枝芭蕉,于是多个空间在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中,完成了空间的转化。“步移景异”就是这个意思。多进院落形成的纵向纵深的空间序列与横向跨院形成的水平序列,往往通过不同的墙体或门的变化完成空间的转变或推进。建筑元素就变成了空间转换的节点而存在。

3.中国建筑艺术的生命论

3.1生——生命结构论张皓[2]认为立足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广阔背景上,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生命哲学。他认为这一哲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结构,以“生命即本体即真实”为其基本纲领,并通过时空两位的纵向横向展开,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有机生命之网。因此有了“生之为性”的哲学命题。善即生即仁,人间之美乃生之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生”是真善美的统一。3.2时——生命时间论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十分重视生命,以生命的目光看待时间。“莫若以时”,以时就是应时,适时。具有两个侧面即莫错用时和莫错过时。而由此“奉天时”通过审时,窥时的到达“契时”最终达到“契生”和“与时俱化”。3.3气——生命基础论中国哲学以气为本原范畴,中国美学也以气为艺术生命之本,气是美的发生与作品的活力所在。中国文化思想以“气”为万物之本,生命之元,阴阳之化,精神之流;中国文化以“气”将精神与物质、运动与时空统一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对于美学,以“气”阐发之,更有无可比拟的精辟、深刻、超然于贯通等长处。所谓“三来”盖之文艺创作由审美感应而的三种动因:神来,情来,气来。自魏文帝曹丕主倡以气论文之后,人们更多的从艺术创作本身来寻求气的奥秘,气范畴也更多的纳入审美主体的内涵。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文以气为主”是一个划时代的命题,标志着文学由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觉、自立。中国美学素以生命之气来看艺术和审美活动。在中国美学中,神气既指创作个性才气的油然体现,又指艺术作品奇妙传神的审美特征。

4.结语

建筑的生命精神内涵,特别是传统建筑自营造之时,就同“生”息息相关。传统建筑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便生利人”。人们从自然界中的万物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也认识到了阳光、水分、植物等条件对生命的重要性,“生”,是华夏先民对自然事物的一种极远古的认识。生命是有限的。一座建筑的生命可以很久远,远到建它的人随风逝去,而它依然挺立;一座建筑的生命也可以很短暂,短到它还未建成,可能就一夜间轰然倒塌。建筑是有生命的。建筑亦是有感情的。建筑中承载着使用者的喜怒哀乐,保留着居于其中的人的痕迹。于是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发忧思之情,才可以在建筑中缅怀曾经的人和事。

参考文献:

[1]王其亨,当代建筑史家十书•王其亨中国建筑史论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年9月

[2]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3]萧默,建筑的意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一版[4]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5]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6]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冯柯,说宅,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

[8]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03)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5篇

作为区域古建筑营造技术及其流源的系统研究,它的学术意义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作为学科基础的营造技术研究

营造技术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基础和古建筑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学者,即致力于古建筑的营造研究,通过对古建筑的调查、勘测、比较和文献、法式研究,建立起古建筑营造学的基本知识、理论体系及演变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建筑营造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方中原地域和官式为代表的建筑体系,结合***历史文献如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建筑史学起步阶段的必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为推动古建筑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对民间和地方建筑表现出的文化丰富性、地域特征的关注和研究被逐步提上日程。显然,只有在地方性古建筑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开展地方性建筑文化、哲理、艺术等上层理论的研究工作,也会补充完善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地方性的建筑营造技术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兴起,而在全国各地更广泛和深入的展开。以中国南方为主题的地方性建筑研究在21世纪前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成为建筑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都以“营造”为题,但对地方性营造技术、工艺等的关注,实际上呈现了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研究的不同侧面。

2作为典型地域的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研究

岭南地处东亚大陆最南端,属亚热带气候,背靠五岭,面朝大海,空间相对***。中原汉人南下之前为古越人之地,历来远离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权中心,历代商贸发达,文化交流活跃。历史上土著越人、不同时期南下的汉人、海外贸易商人等众多族群,共同形成了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商贸文明等多元共存、特色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岭南地区”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指以五岭以南包括广东、广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区,广义的岭南还包括海南岛。其中前三者在文化地理上超出了岭南空间地域,延伸至华南地区闽赣桂三省。岭南主要的文化地理分区是广府地区、客家地区、潮汕地区和雷琼半岛地区,其建筑在近10年中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岭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历史文化边缘区位,在此背景下,岭南古建筑成为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一直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分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建筑领域也自然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岭南建筑文化区。岭南建筑文化区内,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仅广东省境内就包括广州、佛山、潮州、中山4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古建筑在本地区有大量保存,它们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基本对象。进一步联系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有计划推进完善“岭南”——“华南”——“亚热带”的区域的历史建筑研究。因此,虽然“营造技术”研究本身是岭南历史建筑的一个局部,但通过它来展开并逐步完善和确立“岭南”建筑谱系,比较“江南”,建构“华南”,开拓“亚热带”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环节。具体展开来说,其一,可以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乃至东亚建筑的历史与发展进行深化、完善和补充,在空间上阐释南方地区或亚热带地区以木构为主的建筑技术的体现形式与内涵;在时间上可追溯中原建筑沉淀于此的古制,以及各历史阶段的建筑文化的交融,作为历史信息和演化的相互佐证,籍此可以深化中国建筑史中的区域研究与体系研究。其二,在中国古代建筑之多元、广阔、多样的背景下,在时间空间上构建岭南建筑的特点,有益于本地域现代建筑的发展借鉴。其三,对岭南建筑传统保存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包括有形的建筑、无形的技艺及其它营造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对于保护岭南文化,保护岭南建筑文化遗产,以及传承岭南文化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研究创新方法取向

(1)以大木营造技术为中心整合相关营造技术体系:“营造技术”的概念并非指“大木作”、“小木作”等单一、二种技术,而是贯穿营造活动全过程的相关技术与理论,从选址、规划、设计到材料的加工应用,结构形式选择、节点处理手法等等。以往的营造技术研究大多是比较单一的如大木作、砖作、瓦作等的分项***研究,缺乏对建筑营造技术的整体及系统考量,对此,本项目以将以大木作营造技术为主导,整合样式谱系、各作营造技术配合结点、材料工艺、文献研究和工匠法则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建构地域性营造技术的建筑基础理论。

(2)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的营造技术源流与交融:文化区内的研究会忽略了文化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和地域的共性,岭南地区历史上形成了以四大民系为基础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有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建筑体系和营造技术,但文化圈相邻地区则在文化上和建筑营造方面则相互借鉴。研究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一方面将民系中民间和官式建筑营造技术结合起来,同时关注研究各民系文化圈之间的营造技术的交流融合,重视营造技术的源流发展,以归纳总结地域性建筑的样式和技术特征。

(3)重视与开拓地方建筑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由于地方建筑的历史文化的原因,缺乏系统的文献资料,有经验的老工匠日益减少,后继乏人,地方建筑术语模糊不清等诸种原因,都对地方建筑的系统规范研究带来莫大困难。所以对其进行基础理论和规范研究将是很突出的问题,比如对地方建筑法式特征元素研究与规范方法的研究;对地方建筑断代依据与方法研究,以及对地方建筑术语规范化的研究等等。这将会对地方建筑的研究取得规范和方法上的意义,使本研究具有普遍的学术价值。

(4)加强研究的科学性:注重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科学性研究,一方面重视设计法则、法式特征研究,包括建筑设计与尺度之法则规律;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包括结构力学特点、材料力学性能等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试***将两者关联起来思考问题。

4本研究应用价值

在应用层面上,岭南地区由于毗邻港澳,经济特区范围大、设定早,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首先,大量历史建筑面临拆迁和改造,开展保护工作的紧迫性相当突出,本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有效的开展调查评估和修缮工作;其次,新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在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方面严重缺失,该项研究对认识地域建筑特色,承传地域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例如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文化影响,使得本项目具有应用于国际研究的潜力。

二、本课题研究相关的研究现状

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发展动向,大致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关于岭南建筑技术、类型、区域的研究;(2)关于南方地域性建筑及工艺技术的研究;(3)关于设计手法与理论的研究;(4)关于地域建筑技术源流的研究。

1基于地方性营造传统的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2000年以来东南大学学术队伍的系列研究课题上。东南大学张十庆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南方建筑谱系与区划研究》(项目批准号:59978006;2002年完成)。主要成果有:张十庆《古代营建技术中的“样”、“造”、“作”》(《建筑史论文集》15辑)等系列论文1)。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朱光亚教授负责的***博士点基金项目(编号2000028609)“南方发达地区传统建筑工艺抢救性研究”课题,以及2007年开始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南地区若干濒危和失传的传统建筑工艺研究》(项目批准号:50678034),成果包括了张玉瑜《福建传统大木匠师营造技艺研究》等系列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表1)。上述研究有以下3个特点:(1)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成为用“地方性”知识反思现有中国古代建筑基础知识体系的学科前沿领域;(2)重视地方性营造技术传统的研究,对南方建筑形式谱系、技术源流、工艺作法等技术性层面的强调,这成为对20世纪90年代偏重建筑文化理论探讨的***,也是学科发展回归基础知识建构的有益表现。这对进一步建构地方性建筑的基础理论,深化研究成果并和现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官式建筑的营造法式等)进行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中国南方”在相关研究中主要限于传统的“江南”地区,这是南方古建筑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可以注意到,作为“江南”与“岭南”过渡的福建地区也得到了关注,这意味着研究课题发展向“岭南”提出了要求。

2岭南地区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上。主要包括:

(1)以龙庆忠教授为主导的岭南古建筑研究龙庆忠教授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自1948年任教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建筑系教授以来,在教育思想上主张学生应该打好建筑历史的基础,以史为鉴,造福于民。所以长期以来致力于岭南地域的古建筑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带领学生对广州、佛山、潮州、揭阳等地的重要古建筑进行测绘,收集岭南地区的古建筑资料,进而开展岭南古建筑的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龙庆忠文集》2)中,文集中收录的“古番禺发展史”、“广州中山四路秦汉遗址研究”、“广州南越王台遗址研究”、“南海神庙”、“瑰伟奇特、天南奇观的容县古经略台——真武阁”、“广州怀圣寺”等论文可谓岭南古建筑研究的扛鼎之作。龙老前后培养出如陆元鼎、邓其生、吴庆洲、陶郅、肖大威、程建***、张春阳、郑力鹏等学者,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吴庆洲《两广建筑避水灾之调查研究》等系列论文(表2)。龙庆忠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培养建筑史学后人,不仅开创了岭南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先河,更为岭南古建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以陆元鼎教授为主导的传统民居系统研究该系列研究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成果多,在当代中国建筑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元鼎教授指导的传统民居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潘安《客家聚居建筑研究》等系列论文(表3),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以类型为基础的民居研究理论,为南方民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方法基础。他出版了《广东民居》、《中国民居建筑》等重要专著,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客家民居形态、村落体系及居住模式研究》。20多年来持续主持了15届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和7届海峡两岸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有多部论文集出版。近年来,在相关的民居学术研讨会中加强了民居营造技术课题的关注。

(3)吴庆洲教授对岭南古建筑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肇庆梅庵》、《粤西古建筑瑰宝——德庆学宫大成殿》等论文,对岭南重要古建筑的法式有着较深入的探讨,是研究华南宋元时代古建筑的重要文献。此外,在城市史的研究方面,吴庆洲教授指导博士生完成了系列相关硕士、博士论文。

(4)笔者致力于岭南古建筑的法式与营造技术研究,发表了相关的系列研究论文,所著《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3),对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基本上继承了营造法式的研究传统,对广东官式建筑或殿堂式建筑的形制、大木作技术和地域特征作了系统的研究,初步建立了岭南大式殿堂建筑构架样式谱系。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李哲杨《潮州传统建筑大木构架》等系列论文(见表4)。

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如肖旻、李哲杨等,在岭南古建筑的营造技术、法式尺度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综上,关于岭南地区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虽然在营造技术和法式、工艺等方面较为薄弱,但对于逐步全面开展本研究课题已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统计2000~2012年东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古建筑研究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总计144篇,其中建筑类型约占1/2,其次是建筑法式的研究约占1/3,而建筑工匠的研究最为薄弱仅占1.5%。两个高校相比较而言,东南大学在建筑法式的研究方面更为出色,而华南理工大学在建筑类型研究方面则更为关注。通过比较,在岭南地区亟待加强建筑工匠和建筑法式的研究。

三、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

对于本项目而言,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涵盖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建筑(祠堂、书院民居)的营造技术的整体研究,包括建筑设计法则、各匠作技术(以大木作技术为主,包括砖作、瓦作、土作、雕作等装饰装修技艺),并以此为线索和基础,探讨岭南各文化地理区划或民系之间及与周边关联地区的营造技术源流传播和交融关系,初步建立岭南建筑地域特征的连续谱系。

1研究内容

(1)谱系划定:岭南地区古建筑谱系的调查、划定及其演变的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岭南地区古建筑的大木构架类型谱系,研究不同构架类型的特征,相互之间的异同及其联系。以及几大方言文化族群(“民系”)的分布与岭南古建筑谱系与分谱系。

(2)营造体系研究:岭南地区古建筑主要类型的营造体系(设计、工艺、材料、样式与尺度等)。主要特征类型包括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公共建筑(祠堂、书院)、民间住宅等。以整体、系统的观念对地域建筑营造过程中各层次、各层面、各种的技术加以研究。

(3)断代研究:岭南古建筑形制的分区、分期及断代特征与依据,并尝试进行历史解释。按各子系分别归纳,细化到尺度、比例、形态、材料、工艺、观念等各层面;尝试建立树状表格示意框架(***1、2)。

(4)地域性技术研究: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亚热带)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地域性研究,包括应对高温潮湿、台风、虫害的隔热、防潮、防风、防虫等防御性营造技术和上述内容相关相协调的建筑物理性(隔热、通风、防盗)营造技术及其关联研究;如何应对高温、多雨(暴雨阴雨)、潮湿、强日照、生物侵蚀、台风、地震等相关材料的利用、技术的研发,包括建筑的通风、隔热、防虫、防风、抗震、防腐等,探讨本地域有益有效的低成本适应性技术,有效保护的技术等。

(5)技术源流研究: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技术源流研究,通过与相邻地域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比较研究;与北方官式建筑基本形制的比较研究,探索本地区建筑的原型和营造技术的源流关系。各区域的社会历史发展,汉越文化,不同时期南传的北方“正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不同体系建筑文化基因的沉淀。更深入的认识岭南地区内部各系统建筑的现象与演变历史,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下,在亚太地区的高度认识岭南区域内种种建筑现象,历史与内涵,从而深化对中国建筑史的认识。

2研究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旨在建立广府地区古建筑的类型体系、术语体系、符号体系;初步提出形制鉴定的指标;解释广府地区古建筑形制的演变问题,探索岭南古代建筑艺术与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四、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1古越人(本地土著)原生建筑营造技术的调查研究

对这一点来说,主要是加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甚至东南亚亚热带地区的建筑研究,特别是对曾经广泛流行于该地区的干栏式、穿斗式建筑的研究,以及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方面的研究来寻找线索、演变轨迹和建筑规律。

2对调查目标与量的科学筛选与控制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征,因而它在世界建筑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第一章“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即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特征做了简要而准确的介绍。傅先生将目前已经知道的长达七千年的中国古代建筑自新石器时代至元、明、清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且在总体上将这些建筑最突出的特征归纳为木结构形式、院落式布局和格网式城市规划三方面,从而使读者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建筑遗产有一个总体和清晰的认识。

傅先生指出:“历史学需要研究和解决‘是什么样’(把握史料、史实)和‘为什么是这样’(探索发展规律,形成史论)两个层面的问题。”(《中古建筑概说》,第237页)如果说本书第一章是说明中国古代建筑“是什么样”,那么,在以后的第二章“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设计特点”到第五章“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则是论述“为什么是这样”。

中华民族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极为优秀的建筑遗产。北京紫禁城是现存于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北京皇城南大门―――天安门如今成了新中国的象征,它的形象成为共和国国徽的主要部分;天坛祈年殿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形象;平遥和丽江古城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这些优秀的建筑和它们的群体与城市当年是怎样设计的?依据的是怎样的法则与方法?其中有无规律可循?遗憾的是,古代为我们留下这方面的文字和***像资料都十分稀少,较为系统的只有宋代朝廷颁布的《营造法式》和清代朝廷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这样两部近乎工程规范性质的***书。从这两部专著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建筑是采用以木结构构件斗拱的材分和斗口为基本模数进行单体建筑设计的方法。但是对于建筑的高低大小、比例尺度的设计上,除了这基本模数之外,还有其他的设计方法吗?尤其对于像宫殿、坛庙这样大的建筑群体,乃至整座城市的规划布局,绝非依靠材分、斗口这样的小的模数制所能解决的。那么,在这些建筑群、城市设计中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这些都是中国几代古建人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其中老一辈的古建学者莫宗江先生曾经为此进行过研究,而傅先生更是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在缺乏古人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对现存古建筑的测绘***纸进行仔细的量测、比对,从而寻求其中的规律,对此需要长时期的、耐心的、细心的、静心的不懈努力。现在,傅先生将他的研究成果通过本书展示在读者面前。

他发现,在古代建筑个体、群体设计和城市规划上更有一套比材分、斗口更大的模数和格网,古代工匠正是应用这些模数去设计与规划。例如北京紫禁城,傅先生对它的规划布局做了重点研究,他发现,后寝二宫组成的院落东西之宽和南北之长分别为118米和218米,二者之比为6:11;由前朝三大殿组成的院落东西宽和南北长分别为234米与437米,二者之比,同样为6:11;而且后者的长、宽几乎为前者的二倍,即前朝院落的面积等于后宫院落的四倍。其次,在后宫部分的东、西两侧各有东西六宫与东西五所,经测量,这东、西两部分的长、宽各为216米与119米,这尺寸与后宫院落大小基本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前朝院落与东西六宫、五所的面积都可能是根据后宫院落大小而定的。傅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建立,对皇帝来说是“比家为国”,所以以皇帝的家,即后宫为模数来规划前三殿和其他建筑群,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如果在前朝和后宫院落的四角各画对角线,那么,对角线的交点正落在太和殿与乾清宫的中心,这说明很可能是决定建筑群中主要殿堂位置的设计方法,中心之前为庭院,之后安排其他建筑,从而突出主要殿堂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北京妙应寺、智化寺等佛寺建筑群中同样存在,这说明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设计手法。这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彩之处,它表现了一代又一代古代工匠的智慧与才智,也凝聚了傅先生等中国古建人长期努力的成果。

本书中“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及其所反映出的陵园规制”是一篇可称***的科研论文。傅先生从一份战国时期铜版《兆域***》和同时期的几幅铜鉴上不完整的建筑***像得出当时陵园、享堂的示意***,这是需要有很深的历史学与建筑学功底的。在认识中国早期建筑上,这项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傅先生从事古建筑研究六十余年,他经历了新中国建筑史学科发展的全过程,他写的“对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认识”作为附录收在书中。文中对过去的回顾,作为同时代人,读了十分亲切;对于今后研究工作的展望,表现出一位资深学者的深思熟虑,对今后建筑史学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专业;艺术史论课;教学策略

艺术史论课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通常是必修的基础理论课,也是一门比较难教的课程。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于史论课的讲解来说,学生更看重动手技能的学习;另一方面,学生入校时的文化课分数普遍不高,文化基础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校艺术史论课的教学还走以往“满堂灌”的路子,势必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笔者从事艺术设计专业的艺术史论课教学多年,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外美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中外建筑史、中外园林史等。为了使高校艺术史论课的教学跟上新时代,本文提出转换教学策略的思路。

一、教学策略:由“教导性”教学转换为“发展性”教学

按照传统的教学习惯,艺术史论课的教学大多是“教导性”教学,即教师在教学中占主动地位,多为讲述艺术史内容、传达艺术事实、提供正确答案,重在知识输出。在课堂上,教师的“讲”很重要。当学生总是处于被动聆听者的角色,部分学生会在无意间依赖教师的督促,因为教师掌握着教学的主动权和学生所需要的信息。“发展性”教学则强调教师是一个引导者,而学生才是学习的主动者与积极参与者。在教学中,教师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的治学方法来更好地完成学习。教师不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要提供“好的问题”,并重点关注学生研究思维的建立和发展。每个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应依赖教师的教导。一般情况下,教师不会去修正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去发掘答案。为了确保学生能真正学到手,除了要求学生用心听讲外,练习、作业、考试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

二、教学目标:由“知识输出”转换为“研究思维培养”

发展性教学的教学目标是最关键的要素,它决定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一般情况下,高校的艺术史论课教学都以知识输出为主,即以教授艺术史知识为基本目标,让学生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艺术现象、艺术作品等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提高审美能力。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一般都会旁涉文化、习俗、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种教学目标固然没错,但在当今时代,通过各种电子媒体获得知识已经非常便捷,课堂上单纯的知识输出对于学生来说没有新意,甚至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形下,教学目标由知识输出转换为“研究思维培养”势在必行,其优势在于:第一,符合大学生人才培养的发展规律。按照我国应试教育传统,知识输出型的理论课教学很容易被看做是中等教育的延续。尽管课程更专业、教师级别更高,但从教学本质来看,高校的课堂教学几乎跟中小学的课堂教学没有什么差别。唯有研究思维培养才更符合高校的人才培养规律。中小学大多没有研究思维培养的意识,以致学生到了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依然非常缺乏研究思维。大学生最基本的素质是具备***学习和问题研究的能力。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艺术设计创作和创新的基础。艺术设计专业课以技能培养为主,不注重研究思维的培养;而在艺术史论课上,研究思维培养却可以贯穿整个课程,学生可以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艺术的发生、创作和发展过程,并由此提高学术研究意识。第二,符合“用较少的课时,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的要求。一方面,在大多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专业课时量占较大的比重,而作为基础课的艺术史论课一般课时安排较少,通常是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在目前一般大学的低年级基础课教学中,英语、体育、***治、中国近现代史等必修课程往往占据一学期的主要学时,这样,留给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就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艺术史的广度和深度是无限的。在有限的课时里,所教授的内容要涵盖中外艺术史的大部分知识是有难度的。知识输出型教学重在知识的教授,因此“获得多少知识点”就成了教学效果的一个评估指标,而有限的课时是这个教学指标的瓶颈。研究思维培养导向的教学则可以轻松化解这个难题,因为学生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和研究思维的建立,可以使知识的获得、选择与利用变得长期有效。第三,符合基础理论课教学和专业设计实践结合的要求。高校课堂教学不能仅局限于知识和技能的教授,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更应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研究、思考和创作能力的人才。研究思维培养导向的艺术史教学,可以从艺术、历史、文化、***治、宗教等多维度出发,帮助学生成为有***思考能力的人,进而成为有***创造能力的设计师。

三、教学实践:教学各环节的改进

(一)教师教授方法的改进

在发展性课堂教学中,教师从课堂的主角身份转变为课堂的引导者和支持者。教师无需在意自己讲得有多好,而要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的思维和潜能。碰到针锋相对的讨论或问题时,教师在教学心理上不是要用自己的权威去压制学生,而是要以谦卑与宽和的心态,激发其展开更深入的思考。在具体的教学手段上,教师应力***做到以下五点:第一,教学语言口语化,尽量使用易懂易记的语言讲解枯燥难懂的学术内容,让学生把握艺术史的整体脉络与课程重点;第二,注重***例分析,训练学生的记忆能力与观察分析能力;第三,多采用问题启发式教学,以问题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并培养学生对知识的重点掌控能力和问题研究能力;第四,运用艺术史上艺术作品的古今、中外对比,提升学生对艺术史的整体理解与融会贯通的能力;第五,强调学有所用,培养发散思维和设计思维,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其设计创作能力。

(二)学生的课堂讲解与分享

学生在课堂上以PPT课件形式进行讲解和分享是课程设计的一个必要环节。在笔者的教学课堂上,笔者负责教授艺术史的整体内容,而学生负责讲解艺术史上的一个知识点,即某时期的某个艺术流派,或某位艺术家作品的分析。学生的讲解不仅能反映他们在课外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学习效果,也能够使他们加深印象与发现问题。对教师而言,根据学生的讲解情况,可以补充教学内容、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这样即使是一名教师教授不同班级,也可以掌握每个班级中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此外,有的学生学习态度认真,在课外下了大功夫,他们所呈现的讲解内容往往非常丰富,对其他同学也能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对于学生的讲解有几项基本的要求:首先,学生选择的讲解内容要与教师的教学进度保持一致,要在课前先掌握这些知识,杜绝讲解时照念大段文字;其次,学生在学习和讲解的时候,必须从一个问题出发,把握一个中心,所讲解内容不求多,而求重点突出、思路清晰;最后,鼓励通过简短的视频资料来丰富所讲解的内容。

(三)课外考察

鼓励学生课外进行各种实地考察,如参观博物馆、艺术馆、艺术院校的展览馆、艺术区画廊等。课外考察的要求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考察前和考察后的学习研究工作。以学习中国园林史的学生考察颐和园为例,在考察前应阅读教材中关于颐和园兴建与演变的历史,掌握各时期的园林规划平面***,并观看一些关于颐和园的视频。二是有主题地进行考察。以学习中国建筑史的学生考察北京故宫为例,可以有意识地重点考察故宫的规划布局与主轴线设计、建筑中的伦理规制、宫与殿、大门和门院、屋顶与脊兽、建筑与花园等;三是以思维导***的形式提交考察报告。学生自由选择一个能表达自己研究思路的思维导***,根据教材内容和网上的辅助学习资料,结合具体考察经验与实地照片,以***文结合的方式,反映课外学习研究与考察的结果,如需要也可以配上自己手绘的***例;四是根据考察和研究设计创作方案,画出草***或实际效果***。

(四)课程考核

按照高校理论课的教学要求,艺术史论课的考核应是提交论文报告,但真正潜心于撰写研究报告的学生只占少数。笔者经过多年课程考核的实践与总结,发现以闭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虽是闭卷考试,但试题的设计不是传统的选择、填空、名词解释题等。试题应是一个大题,侧重于考核以下三点:一是注重学生对教材范围内的艺术史纲要的掌握,要求学生能掌握艺术史的主要脉络,并进行艺术古今中外的对比;二是能用艺术史的眼光来分析当代艺术的问题;三是能从所学知识中有所领悟,并应用到自己的设计创作中。通过课程考核的特别设计,能督促学生从宏观上把握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和重点,并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思考艺术的问题,同时有助于开发艺术设计的创作思维。

(五)网络课程

艺术史论课程可以配套建设网络课程。如果教师在不同的学期教授不同的艺术史论课,并建设有相应的网络课程的话,这些艺术史论课程可以在网络上构成一个课程体系。如笔者建设有中外工艺艺术史、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园林史的网络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学资料可以在网络上共享,互为补充,不仅能提供课堂教学的基础资料,也为学生的课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每个个体都有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艺术创作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艺术史论课的教师,在学生打基础阶段,通过教学策略的转换,可以成为学生潜能的挖掘者、思维的启发者和创作成长的引导者。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近代建筑发展形式教育

中***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纵观我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我们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科技的进步使得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在建筑建设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通过对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让学生了解建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引导学生对建筑设计产生兴趣,促进我国建筑教育发展。

中国近代建筑和建筑教育概述

1、中国近代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始于19世纪中期,比世界发达国家整整晚了近200年的时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的建筑活动和近代中国人的建筑活动。 近代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成为西式建筑的传播者,他们设计的一系列建筑大都是西洋风格,西式建筑即是他们心中的“现代”建筑。其中大批受过西学教育的中国建筑师也不甘模仿外国建筑师的表演,试***表现出文明古国的文化原创性。1925年,吕延直在南京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得大奖,南京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建筑师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开山之作,它的诞生奏响了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前奏。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中国近代建筑的教育相对中国近代的建筑要晚的多,中国代建筑教育发展迄今不到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一批学成归国的海外学子在中国大学里创立了建筑教育,引进了先进的国际建筑教育制度和课程内容。梁思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中国代建筑的教育不仅受到西方建筑思想和风格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这势必会出现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教育理念,也同样会出现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二、中国近代建筑形式与风格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

1、西方样式建筑

西方样式建筑在中国建筑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至今在国内的许多城市都会看到西方样式的建筑,如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椎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再有像沈阳一些高校建筑,其中一部分仍然保留着原有的风貌。究其根源,一是被动的接受,另一个则是我国社会的需要。从风格上来看,中国近代样式建筑具有殖民地式和外廊式特点,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将欧洲殖民者建筑样式传入到我国以及东南亚一带,早期进入到我国境内的殖民者,大多数都有从东南亚居住的经历,所以也就很自然的把这种建筑样式带到了中国,如当时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台湾高雄的英国领事馆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2、中国传统建筑设计

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组成,这种建筑类型保留着中国古典建筑的体量权衡和整体轮廊,对台基、屋身、屋顶具有严格的划分,通常我们称之为三分结构,建筑的整体尽力保持梁柱的开间形象和比例关系,屋身由柱子和梁肪、门窗组成。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整个建筑没有打破我国古典建筑的设计,所有的细节仍然保有传统的造型构件和装饰;混合式建筑:这类建筑不完全拘泥于我国古典建筑风格,将中西风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中西合璧风格

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在我国的近代建筑中也有一定体现。不过表现层次一般沿海开埠城市比较全面,多数表现为中西混合的样式,以西洋风格为主。如沈阳火车站。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出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细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4、现代建筑设计风格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已建成了一些建筑风格与园林特色融合较好的实例。如深圳佰士达花园住宅区,将住宅底层打通,引入绿地,成为园林化的住宅区;清华大学新建成的“伍舜德楼”,广东中山市的一些工厂、合肥市高科技园区、四川宜宾五粮液酒厂等工业建筑已成为园林化的建筑群;还有不少学校、医院、商场、博物馆、行***办公建筑都在向园林化建筑群发展。

三、对建筑价值观走向的思考

1、中国建筑发展中建筑价值观的形成由于中国过早的进人了文明社会,尤其是过早的进人了一统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由此导致了中国古代建筑价值观念的长期基本一致性。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人侵,西式的思想、科技、文化、建筑等都不可避免的进人了中国。在当时经过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自然科学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从近代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这段时间内,因***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民族矛盾与民族内部矛盾的多次激化,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建筑活动根本不可能沿自身发展的规律前进。自然也形不成稳定的、为大众所认知的建筑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策,与外界接触、交流日益加强,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交流更是普及,西方的建筑思潮与建筑流派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建筑市场也日渐开放,它将与世界各国的建筑市场一样,摆在中外建筑师们的面前。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多样的建筑风格与多种设计手法是并存的。

3、“科学性”与“民族性”在近现代中国建筑活动中的地位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由于过早程式化,而使千百年来建筑自身的发展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之下,始终未能超越某种“法式”“法源”,民居情况则有所不同,民居由于地域性、文化性的差异,反而造就了不少自由发挥的佳作。但是,在汉民族聚居地因受传统伦理宗法制度的影响,其建筑形式大多趋向理性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思想及建筑理论的传入,尤其是接触和使用过西式建筑的新一代文明人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它的合理性与舒适性。对于建筑的一般使用者,他们未必会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传统建筑的种种缺点,但他们可以通过生活体验,很容易分辨出西式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孰优孰劣。于是中国传统建筑对人们现代生活的负面影响在与西式建筑的对比中才得以显现,崇尚西式建筑之风蔚然兴起。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对建筑的“科学性”要求的一个侧面反映。

4、新形式下建筑价值观走向多元化的趋势建筑的“民族性”在今天又成了中国建筑师们的创作、探索的一大主题。这一次的探索与20世纪20一30年代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和50年代的“民族形式”的探索不同。今天是更深层次上的探索,并且以此为契机,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多元化的势头。需要反思的是,以往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潮的研究,受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都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折衷主义为一种落后倾向。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用于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则会造成简单化的结果。 因为早期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学院派的折衷主义教育,对折衷主义的简单否定便会使我们忽视他们的成就和思想。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还需要跳出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框架,重新了解和评价19世纪建筑的成就。以学院派教育为例,其所强调的文化品味、理性、秩序和整体等原则对于当前中国的建筑创作和城市设计就不无积极意义。中国建筑的历史在不断地被创造,但也在不断地被抛弃。

四、促进我国建筑教育发展,完成历史传承

1、我国高校建筑教育的现状就师资力量方面而言,各高校建筑院系具备建筑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高校建筑学专业的教师大部分没有太多工程实践经验,现有的师资力量无法满足工业建筑教学的需求。并且与建筑相关的教材内容、技术有时候跟不上时展的脚步,所讲述的创作思想也相对滞后于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当前信息时代下建筑课程的教学需要。

2、发展我国高校建筑教育的几点意见(1)通过建筑历史、设计原理、材料构造、工程实践等环节,让学生了解建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引导学生对建筑设计产生兴趣,培养学生运用科技新知识解决建筑的整体性、综合性、灵活性等问题,加强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综合性知识的学习,处理好建筑大尺度、大比例、大空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训练其发展思维,鼓励其独创性,以弥补传统建筑教育中的不足。(2)在教学中贯彻“以人为本”的建筑设计思想,重视建筑生产和生活区域的环境设计。随着现代化生产的生产工艺、管理高度科学化及人们经济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产生活条件、劳动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建筑设计中,也应更多地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注重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在设计上表现为注重营造室内外环境。(3)在教学模式上,可以采取跨学科的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采取“请进来带出去”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学校开设建筑设计课程时,可以聘请设计院具有实践经验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暖通设备工程师来学校给学生讲授各学科与建筑相关的知识,并结合设计院现有的建筑项目给学生布置课程设计题目,让学生“真题真做”,学校与设计部门联合建立实习基地,毕业设计时将学生分派到设计院去,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建筑设计的相关原理,加深对建筑相关规范的理解和执行,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的跨学科交流和协作能力。

(4)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能随时吸取新的创作思想,运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整合专业思想,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才能不断突破自我,不断取得创新和发展。

五、结语

总之,中国现代的建筑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想有中国建筑自己的性格,就应该加强在建筑教育的研究上,创造适合自己的建筑。近年来中国的现代建筑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视觉效果、使用功能、建筑结构、装饰材料、色彩搭配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现在的建筑高校也正在向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模式迈进。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1-10 册,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年。

[3] 汪坦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年。

[4] 吴良镛《关于中国古建筑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建筑学报》1999(4);

[5] 李诫《营造法式》(商务版或中华书局版);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室内设计;工艺美术家;实践

检 索:

中***分类号:TU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11-0066-03

Analysis on Interior Design Works of Industrial Artist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ZHOU Yu-xi(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

Abstract :Currently,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interior design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mainly focus o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style, etc. But there are limits to this strategy. Therefore, new research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hould be conducted immediately. This paper tried to study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rior design i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dustrial artists. Then the research category could be broadened. Meanwhile, it was also pro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interior design was complex and pluralistic.

Key words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terior design; industrial artists; practice

Internet :

20世纪初,尽管传统建筑体系在中国广大地区中仍在延续,但建筑体系及营造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方向。室内设计作为建筑的组成部分,其设计与营造模式也产生相应转型。民国时期,随着各大城市建筑活动的日益增多,室内设计逐渐进入设计行业、学界与公众的视野,并出现早期的现代室内设计实践。

一、民国室内设计从业群体的主要构成

现代意义的室内设计师(Interior Designer)指受过专业训练、经过实践并通过考核获得资格认证,以提高室内空间的功能与使用质量为工作职责的从业者。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室内设计师”,室内的设计与营造工作通常没有明确分工,统一由匠人负责。而到民国时期,虽然出现了本土现代建筑师与近代营造业群体,但中国依然没有***的室内设计师职业,室内设计的任务主要由建筑师与部分营造厂来承担。因此,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室内设计从业群体即为建筑师和一些兼营设计业务的营造厂商,中国近代室内设计史与中国近代建筑史并无太大差别。由于这种强调建筑的观点直接反映在相关研究中,使得书写中国室内设计史的必要性遭到质疑,从而阻滞了室内设计史论研究的深入。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学界和公众对室内设计的界定与认识较为模糊,多以“内部建筑”“内部装饰”“室内装饰”等来指代室内设计。而且***府管理部门对室内设计也还没有清晰认知,故未出台相关法规对“室内设计师”职业进行明确地释义。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时的室内设计从业群体的构成呈现多样化特点。

诚然,建筑师在从业群体中占有较大比重,然而同时期的本土工艺美术家作为另一股力量,也进行了极具专业特色的室内设计探索与实践。与建筑师群体相似,从事室内设计工作的工艺美术家多曾留学海外,或在国内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同时许多人不但在国内高等院校任教,还联合其他同仁在社会上创办社团和公司,进行学术交流与商业设计活动。其中著名的有钟骸⒄殴庥睢⒗坠缭、庞薰l等人。1934年春,王昌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第一个全国性质的工艺美术家同业团体――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初名为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会员最多时达500余人,涵盖了当时大部分从事室内设计工作的工艺美术家,影响深远。

二、著名工艺美术家的室内设计探索与实践

(一)钟

钟菏腔钤居1920-1930年代的工艺美术家,在室内设计与家具设计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尽管关于他的生平记载相对匮乏,但根据已有资料可知:钟鹤1919年起在法国研习工艺美术,并于1925-1927年间先后在巴黎世界建筑装饰工艺美术博览会、巴黎工艺美术展览会中获特等奖等殊荣。1928年底回国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授。

钟菏分关注室内设计理论研究,并以首位非建筑师的身份在《中国建筑》上发表相关文章。在《谈谈住的问题》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当时建筑装饰已经到各国重视,然后批判中国的建筑装饰自秦汉以来“只知仿模古化,毫无改进的思想”。对此,钟喝衔:住的问题是民生四大需要之一,必须要“悉心研究”。虽然“建筑”与“装饰”时常连用,却分别指代建筑外观与室内装饰,二者缺一不可。优秀的建筑装饰不仅有使用功能和审美价值,还具有改造人的思想、推进民族文化、改善社会现状的现实意义。在钟荷杓频囊桓鲎髌分锌梢猿浞痔逑炙的室内设计思想(***1)。这是一个客厅空间,在界面装饰装修上,其顶棚装饰为金色配黑色线条,四周设置由三层平板条制成的二级吊顶。室内立面分别涂以金色和黑色,与顶棚色彩相符,但墙脚饰以红色以突出其凹凸感。客厅与餐厅的过渡位置选用高约一米的矮铁门,在不妨碍室内交通的前提下既增添了装饰元素,又使得光线得以共享。在室内家具选择上,桌子底座由产于福建的黑色磨光漆喷饰,并添加三道红与银色的铝条。而椅子的布艺部分则选用金红色的丝光绒,地毯也是同样的色彩与材质,从而使陈设和界面色彩呼应。由于整体色彩华丽,钟涸诙级吊顶中设计暗藏光线,这种室内照明处理方法直至今日依然常见。因此,整个空间的界面设计简洁、富有现代性,可以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需要。室内色彩和谐,家具布置舒适,使人身心愉快。最后,文章提及当时上海的现代建筑装饰发展迅速,并呼吁国人能以“爱美的热忱、社会的福利”继续支持中国建筑装饰的发展。由此可见,基于丰富的阅历与实践经验,钟憾允夷谏杓频那熬俺渎信心,并将室内设计的意义提升至社会层面,相较当时国内刚起步的建筑学理论,这些观点极具前瞻性。

不仅如此,钟涸诩揖呱杓品矫嬉财挠薪ㄊ鳌K曾在上海霞飞路创立艺林公司,专营家具与室内设计业务。20世纪初,木材工业开始生产胶合板。相较当时常用的实板,胶合板具有不易变形、重量较轻、做工简易的优势,所以迅速改变了家具行业的面貌。然而,当时中国的胶合板生产与供应被外商垄断,导致国内家具行业的发展依然缓慢。1920年代末,钟郝氏扔肴辗胶献魃产胶合板,艺林公司也成为上海最早生产胶合板的中国企业。之后钟河衷诖嘶础上自设工厂,直接为家具生产提供胶合板。同时,钟涸诩揖呱杓品矫嬉嘟行了西式、中式的双重探索。一方面,他受当时西方立体派艺术的影响,自由运用点、线、角等几何元素设计家具,强调人机工程学,并降低家具式样的高度,以减小家具在室内空间中的投影,从而设计出立体式家具,被视为“立体派艺术输入的先声”(卢毓骏语)。另一方面,他反对一味模仿西式古典家具,却非常关注西方工艺技术在中国传统家具设计中的应用。他以胶合板为主材,参考中国古典家具的结构,采用立体色彩、金属扶手、暗铰链等新式工艺,设计出造型更美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流线型家具。这两款家具在当时均大受好评,而艺林公司也具备了从原材料生产到室内、家具设计的整体服务能力,这使得钟撼晌当时行业中的佼佼者。

(二)张光宇

作为现代中国装饰艺术奠基人之一的张光宇,他的现代设计实践长期受到学界忽视。但随着近年来张光宇涉猎颇广、数量颇丰的设计作品被陆续出版,使他在室内设计领域的探索逐渐引起学界重视。

张光宇早年供职于上海外商烟草公司广告部,在工作之余担任《上海漫画》主编。由于擅长漫画与工艺美术,他对室内设计这种“用的美术”十分关注。自《上海漫画》创刊号起,张光宇便亲自编排***文连载介绍新潮的室内多功能家具,在《上海漫画》第64期上介绍刚回国工作的钟杭捌湓诎屠璐醋鞯闹泄式室内设计作品,并开设“近代工艺美术研究”专栏宣传中外现代设计。1929年底,他开始尝试涉足设计行业,与钟旱热思资成立“工艺美术合作社”,业务包括绘画、建筑、装饰、雕塑、木器与铸金,基本满足了当时室内装饰、家具设计的需求。可惜由于资料有限,工艺美术合作社的具体设计作品与实践项目等信息不得而知,尤其是在“一 ・ 二八事变”后,该社销声匿迹,但张光宇对室内设计的思考、实践并未停止。1932年6月,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他的专著《近代工艺美术》公开发行。该书是民国时期第一本全面、系统阐述现代设计与设计理论的著作,在书籍设计上延续了《上海漫画》的排版传统,注重***文结合增强可读性。全书分为论文、***片说明两个部分,并有许多涉及室内设计的内容。例如《板料与木器》一文介绍了新体木器(室内陈设和家具)中夹板与花纹板的工艺与应用。而***片说明部分专门设有“室内装饰”一栏,除了介绍西方优秀的室内设计作品,还收录了张光宇本人和刘既漂的室内设计、展示设计、家具与灯具造型设计***。同时,该书还设有“近代建筑”“小工艺”“舞台工艺”等与室内设计相关的***文专栏。

张光宇的家具设计造型、色彩特征鲜明。例如在他设计的某办公室家具***中(***2),桌椅壁橱采用了简洁的几何造型,通过选用不同颜色的木材区分家具的使用功能。空间紧凑,功能合理。在灯具设计上,台灯底座采用球型方底;吊灯造型以英文OFFICE为原型,由不同规格的灯管组合而成,十分别致。1930-1940年代,他还设计过朱红漆家具系列和许多室内布景、展厅设计作品。

(三)雷圭元

雷圭元是中国现代著名工艺美术家,他对民国时期的室内设计教育有着重要贡献。1930年代,留法归国的雷圭元任杭州国立艺专***案系主任、教授,并主持专门***案的教学工作。当时***案系的专门***案中设有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等课程,他与其他教师在教学中重视课程的交叉结合,譬如要求学生在室内设计的训练中需综合考虑建筑装饰***案与室内家具的陈设,从而磨练学生的设计能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专业人才。抗战期间,雷圭元担任中国近代第一所***设置的工艺美术高等学府――四川省立艺专的教务主任,负责教学大纲的制定。其中,家具科首次***出来,其五年制的培养计划对民国室内设计教育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课程设置大致为:前两年课程为基础***案和简易装饰设计;第三年以室内小品制***学习为主,课程有陶瓷、金属、木器制***设计;第四年课程为全套家具制***设计;第五年课程为室内装饰制***设计、公私住房家具布置等。同时其他科系也设有类似课程,如漆工科五年级的精制家具、贵重陈设制***设计课程。因此,四川省立艺专更注重室内家具与陈设设计,而室内空间与界面设计课程比重较低。这大概一是源于民国工艺美术教育关注***案装饰教学,二是由于当时各高校建筑系也都设有室内装饰课程,有必要区分教学特色。所以,正是凭借强调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办学理念,即使在时局维艰的年代里,该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依然相对较多,这自然离不开雷圭元的努力。

雷圭元在行业团体活动中也积极参与和室内设计相关的工作。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原名为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后称协会)是民国第一个全国性质的工艺美术家同业团体,雷圭元任常务董事。1936年,协会主办了第一次全国商业美术展览会。在此次展览会上展出了雷圭元的室内设计作品《室内装饰设计》(***3)及其弟子蔡振华的《小住宅设计》等相关作品。而在次年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工商业美术展览会上,他们二人的吊灯设计与室内设计作品再次入选。随着学术发展的蒸蒸日上,协会决定成立商业美术函授学校,并与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合办商业美术科联合招生。学校下设室内装饰科、家具设计科、广告灯及门面装饰科等14个科目,同为雷圭元弟子的丘玺与蔡振华崭露头角,担任室内装饰科的主讲教师。然而不久后因淞沪抗战爆发,教学工作中断,协会也终止活动。尽管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存在时间短暂,但雷圭元及其弟子通过这个平台对室内设计的宣传、推广却有着重要价值。

三、结语

民国时期工艺美术家们对室内设计的不懈探索,有力推动了中国室内设计的现代化转型。由于篇幅有限,虽然还有庞薰l、郑可等工艺美术家的贡献未被提及,但这也间接表明民国室内设计史的研究范围是广阔的。只拘泥于室内设计物质形态、建筑艺术风格和建筑主体论的研究已经难以反映民国室内设计发展的原貌。因此,综合室内设计理论、实践、制度、教育、观念等角度展开的整体研究,对目前中国近代室内设计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钱海平 等. 中国建筑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2] 钟. 谈谈住的问题[J].中国建筑, 1933, 1卷2期

[3] 张光宇. 近代工艺美术[M].上海:中国美术刊行社, 1932.

[4] 袁熙D. 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对全国博物馆馆藏文物的鉴定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前后,在******关怀下,文化部文物局组成张珩、谢稚柳、韩慎先、刘九庵四人鉴定小组,先到广州进行鉴定;复到东北(遗憾的是出发前,韩慎先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病逝在北京),鉴定组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旅大,跨越四个省市,过目书画万余件。张珩1963年去世后,鉴定工作因而中辍,文物局指派文博研究所副所长王辉重新组织专家继续进行此项工作,然而,不久因“”而归于停顿。上世纪80 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决定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对馆藏文物分门别类地进行鉴定,从而更有利于馆藏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文物巡回鉴定工作首先从书画开始。谢辰生先生在《中国古代书画***目・后记》记述:“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谢稚柳同志和王冶秋同志的夫人高履芳同志。他们分别写信给当时在***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同志,呼吁恢复对全国古代书画的巡回鉴定工作,得到了谷牧同志的积极支持。他曾多次要求文物局尽快恢复这项工作,并指出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遵照谷牧同志的意见,经文物局研究决定由我负责组织。为此我专程去上海向谢老报告这个好消息,并征求他的意见。谢老非常高兴,谈了许多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使我感到当时他已经对这项工作有了比较全面地设想。”

1983年4月,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专家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和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出席会议,***决定由发文件作为国家的任务下达,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给予支持。此次会议正式成立了由上海博物馆顾问、书画家、古代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家、古代书画鉴定家启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刘九庵,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古代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和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鉴定组在全国范围内对存世的古代书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查、鉴定,并编印目录、***录以及大型画册。谢稚柳和启功先生被推举为组长。

此项工作于1983年的8月正式开始,鉴定组首先从北京、天津着手,进而旁及东北三省、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四川、广州等地。大凡藏有古代书画的博物馆、艺术馆、大专院校以及文物商店等场所,均一一进行考查鉴定。在至1990年5月的8年时间里,这个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七人”书画鉴定组本着对文物、对后人负责的原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偕同一批编辑出版和摄影工作人员,每年两期,行程数万里,对除、内蒙古、青海、海南以及港澳台以外的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1个市县的208个单位(包括文物部门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团体)及部分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进行了认真的鉴定,过目古代书画作品61596件以上,制作了编目卡片34718张,基本清楚了中国大陆收藏的古代书画状况。发现了一批时代久远、艺术价值很高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代马远《寿松***》轴,四川省博物馆藏宋代刘松年《雪山行旅***》轴、元代唐棣《双松高士***》轴、明代杜琼《叠岭松溪***》轴,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元代黄公望、王蒙《合作山水》轴、明代仇英《右***书扇各》轴,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宋人《蚕织***》卷,云南省博物馆藏元代黄公望《剡溪访戴***》轴等等。鉴定组专家还对北京地区一些个人收藏的“”期间被查抄的应予落实***策退还物主的部分古代书画作品进行了鉴定,从中挑选出了北宋祁序《江山牧放***》卷、唐人集字匀摹本《王羲之古本千字文》卷、元代黄公望《溪山雨意***》卷、元代倪瓒《水竹居***》轴、明代文徵明《真赏斋***》卷等书画精品40多件。鉴定工作完成之后,当时***中央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治局******同志专门在***宴请了鉴定组的全体成员,充分肯定了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显着成绩。

这项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重大基础工程,对整个文博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在巡回鉴定过程中,鉴定专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鉴定时,专家各述己见,求同存异,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作品,将各位专家不同的鉴定意见认真地记录下来,以供后人继续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次书画巡回鉴定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书画鉴定人才。国家文物局特意从全国文博单位抽调了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中青年业务骨干,组成随同学习小组随同专家们一起进行鉴定活动,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物部门专门成立了学习小组随鉴定专家组活动。这些中青年业务骨干在鉴定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对各种真迹和伪作的分析比较,加深了对不同时代、地区、流派和书画家个人风格的理解,增加了对各种伪作和作伪方法的理解。特别是在各地由各位专家对挑选出的古书画实物和资料进行的讲解,使中青年业务人员积累了更多的鉴定知识。这种由专家和中青年业务人员共同参加鉴定活动的做法,不仅对培养中青年鉴定人才是一种极好的方法;同时,对于大多数年事已高的著名书画鉴定专家的宝贵鉴定实践也是一种抢救。

此后,从鉴定成果中挑选出中国古代书画各流派著名书画家和地方书画名家的代表性作品34362件,编成册装本文字目录(帐目式书画目录)10册;选出佳品18543件,编成多卷本黑白***版目录(带***的书画目录)24册;选出精品3430件,适当增补台湾和国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编成大型多卷本中国古代书画彩色精印***集,计有《中国古代绘画全集》30册,《中国古代书法全集》约20册。而历经十几年出版的24卷《中国古代书画***目》是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成果的最高体现。《***目》收录了20117件作品,制作35700幅***版,是一部集国内(港、澳、台除外)现存古代书画作品之大成的***典。它首次向社会公布了全国各收藏单位的古代书画藏品,而且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向读者提供了全面、系统、准确的信息,是迄今为止收录古代书画作品最多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工具书,对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这些成绩,它们的确不易被人忘记。然而,鉴定小组所留下的丰厚书画鉴定方法、治学之道以及成才之路却是一条永远取之不竭的知识之源。他们中的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先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宏富的著作。由于几位先生的出身和求学经历各不相同,尔后的工作环境与职务要求也各异,于是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治学理念和鉴定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鲜明地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学术取向,从各个方面丰富与完善了这门新兴的专门之学,使之日益完备,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书画鉴定体系。这对于中国书画鉴定学以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六人不仅在书画鉴定方面各自成家,而且在治学道路上也自成一格,综合起来可谓旁收广绍,集为大成!

弹指一挥间,23年已经过去。当年的鉴定小组成员已有三位永升仙国:谢稚柳先生于1997年逝世,刘九庵先生两年后驾鹤西归,启功先生2005年夏仙逝。其余四位也多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历史依旧铭记着他们。

七人中年龄最大者首推谢稚柳先生(1910―1997年),名稚,字稚柳,以字行,号壮暮翁,江苏常州人。曾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博物馆顾问,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他是1983年七人书画鉴定小组的组长。他工诗文,能书法,擅山水、花鸟,亦偶作人物。尤其精于书画鉴定,与张珩并称“北张南谢”。其著作有《谢稚柳书集》、《谢稚柳画集》、《壮暮堂诗钞》、《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以及很能体现其书画鉴定方法的《鉴于杂稿》等。谢老早年学画,又与张大千一起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使他准确地把握了唐宋以来中国书画主流风格的渊源流变,由此确立了以风格流派断代的辨伪方法。虽然他也不忽视对相关文献的印证,但却更看重书画艺术的本体,如作品的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和画面布局等特征,即重视书画的体貌精神。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大家。谢老与启老并列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组长,但因启老还有学校和社会活动,谢老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是鉴定工作八年中一天没有缺席的人。

启功先生(1912―2005年),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老虽为满清皇室,但属远支,家道衰落较早。早年较为坎坷,当时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慧眼识才,无论治学还是生活都给与他多方帮助,这都使启老终身难忘。1990年,启先生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其中“励耘”二字即是他对恩师陈垣的怀念。此后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直至去世。生前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启先生的书法造诣享誉海内外,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以彰其在这一领域的高深学术造诣。同时他于文献学、版本学、金石学、史讳学、诗词学、文字学以及红学等都有较深的研究,是为当代巨擘。尤其在对古文献的爬梳与索隐探微方面,其精深的学术功夫与能力至今难有出其右者,堪称学林绝响。他以书法研究为突破口,旁及绘画等领域,这些都使他成为以精密考据著称的书画鉴定大家。收在《启功丛稿》一书中的相关著作《董其昌书画考》、《戾家考》等,其运用古文献之精熟与老到可见一斑。启功先生的学问,旁收广绍,诸子百家,广为涉猎,可谓当代无所不晓之通才,国学之大师。因谢老和启老是当代杰出书画家,巡回鉴定所到之处,在紧张工作之余,还不辞辛劳,为宾馆服务员、司机和其他人员无偿写字作画。

世纪老人徐邦达先生(1911― ),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原籍浙江海宁,1911年生于上海。家中富收藏,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14岁始习画,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学习绘画,从赵时枫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后入当时海上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门下,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江南。1937年协助上海市博物馆办理“上海市文献展览”中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之工作,受叶恭绰先生之托撰写《古书画提要目录》。1949年,被骋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1950年,经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局长推荐,调至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两年后,转至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工作至今。他鉴定中国古书画,过眼无数,著述甚丰,文字已逾500万,以致被中国书画收藏界称为“徐半尺”、“国眼”。著有《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改编历代流传绘画年表》、《古书画伪讹考辨续编》等。在长期书画鉴定实践中,徐先生逐渐形成了高度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题跋、历代书画著录、印章、纸绢、装潢形制等因素以及相关文献的考据与实证,实行鉴考结合,绝不允许“模糊度”,与启功先生提倡的“书画鉴定中要有模糊度”恰恰相悖,体现出徐先生追求鉴定科学性的学术取向。他的鉴定方法具有如下明显的三大学术特色:一是在鉴定中建立可供比较的作品样板;二是较为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等技术性因素;三是注意对书画所用工具材料的分析研究;四是极为倾心梳理见于著录的各种名迹。如今谢老已经故去多年,徐先生在健在的四位中年龄最大,已当推不让地成为书画鉴定界之宗师。

杨仁恺先生(1915― )原籍四川岳池,幼年丧父,家道衰落。抗战时移居重庆,常与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金静安、谢无量、马衡、老舍等名人学者接触。其中,著名史学家金静安先生对杨仁恺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次是郭沫若先生,经常为杨仁恺解答历史和考古方面的问题。居渝期间,他还结识了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吕凤子等书画名家,从而使他对古今书画的研究更加深入。新中国成立后,杨仁恺历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馆长、名誉馆长等职务。其代表性著作《沐雨楼书画论稿》、《沐雨楼文集》、《国宝沉浮录》、《中国书画鉴定学稿》等。他在书画研究与鉴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贡献:一是对溥仪出宫后的清宫流散书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余万字鸿篇巨著《国宝沉浮录》一书;二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填补了辽金两代的空白,使之更为完整系统;三是把古书画鉴定的范围拓展至20世纪并初步尝试建立书画鉴定这一专门之学,2000年10月出版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可见其这一学术趋向。杨仁恺在书画鉴定中提倡“科学的比较研究法”,注重作品之间的参照比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时代和地区的诸多作品比较、画家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然后才是题跋、印章等因素。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应邀多次访问欧、美、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另一方面考察各国的文博事业,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九庵先生(1915―1999年),河北冀县人。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1930年在北平琉璃厂字画店学徒,其后从事个体经营书画业务。1956年调故宫博物院,从事书画的征集与鉴定工作。1962年参加文物局组织的全国博物馆书画鉴定三人小组,鉴定了8省4市博物馆的藏品。1965至1966年鉴定了两省一市的博物馆藏品。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并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以及文物鉴定培训班讲授书画鉴定课,为培养书画鉴定人才作出了较大贡献。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有《祝允明和他的六体诗赋卷》、《记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赵孟\书法艺术和伪书辨析》、《赵孟\书法丛考》、《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编年表》等。刘先生治学严谨,考证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闻名,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在长期的实践中,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辨伪中的相关细节,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对于当今书画作伪手段的高超极具现实意义。

七人中最年幼的傅熹年先生(1933― ),祖籍四川江安县,1933年生于北京,傅增湘先生的长孙,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书画鉴定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古代建筑史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规划、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设计规律,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以宫城、里坊为模数,大建筑群以主院落为模数,单体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为模数等一系列运用模数控制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方法。发现了宫殿坛庙等大型建筑群在规划时用标准方格网控制尺度和相互关系,并把主体建筑置于建筑群几何中心的手法。利用已掌握的模数规律,对西周、战国、唐、宋、金、元一系列建筑遗迹做复原研究。近30篇,编为《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完成了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史》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和建筑设计方法研究》的撰写,均已出版。傅先生的鉴定特点,在于擅长把建筑学中的比较分析法引入到书画鉴定的断代辨伪,即结合出土文物、传世可靠作品和相关文献中记载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为断代依据。其学术特点五外以下:一是强调书画史在书画鉴定中的基础地位;二是重视在书画鉴定中建立可依靠的标准样板;三是书画鉴定要有一定的古文献基础以及运用文献的能力。

七人中唯一不搞书画鉴定的就属谢辰生先生了。谢辰生(1922― )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物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著名文物法律***策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等。他早年经人介绍帮郑振铎先生做事,期间从事郑振铎先生所编书籍的目录抄写、印刷等工作,重点参与了《中国历史参考***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编辑出版工作。1949年,他随郑振铎先生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文物法规基本是由谢老主持起草或执笔的。在1983年的七人书画鉴定小组中,他当时作为文化部文物局顾问,主要负责鉴定中的组织协调工作。在8年的长途跋涉中,谢老代表文物局负责组织协调等行***事宜,并在以后的出版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功不可没。

七人书画鉴定小组的成绩巨大,在当下这个鸡鸣即起,孳孳为利的社会状态,回顾与总结七人的功绩和学术,有助于后人逐步推进这一专门之学,

岁月悠悠,当年的那场壮举已经逐渐成为模糊的历史。二十余年过去了,当人们正视时下异常火爆的书画拍卖时,二十余年前的***像仿佛就是眼前的一片景观。“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但愿在这声声喧嚣中,我们还识得这书画鉴定之“道”,懂得这七人之“真”。

***1参加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的(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和傅熹年。孙之常摄

***2书画鉴定组在浙江省博物馆。居中为谢稚柳、启功,右一为杨仁恺,后排左起为王南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劳继雄(上海博物馆)、黄伟利(辽宁省博物馆)。

***3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谢辰生等先生在浙江省博物馆。孙之常摄

***4书画鉴定组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书画。桌边左一为刘九庵,后排中间为杨仁恺、谢稚柳、傅熹年。孙之常摄

***51985年10月,书画鉴定组在上海博物馆。左一为傅熹年、左二为刘九庵,右一为杨仁恺。孙之常摄

***61989年4至5月份,书画鉴定组在重庆市博物馆工作,对四川地区及云南省文博系统藏品进行鉴定。左起杨仁恺、谢稚柳、刘九庵、傅熹年。孙之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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