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所以我很在乎每天的身体状况,每天早上起来都很兴奋,而且没有哪天不看书。我不相信一个人真铁了心要做一件事会做不到。只是很遗憾,很多人都很羡慕人家的结果,而不愿意付出。我会积极地度过每一天,我要重新爬上一个更高的山峰,而那个山峰上的风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长江是吉胡・阿莎传奇般的“人生漂流”的开始。后来,她在北京念大学,在法国出书,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婚礼,在剑桥求学、定居,在伦敦拥有10多处价值百万英镑的“豪宅”,18年间游历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遭遇一次“巨大的灾难”几乎失去一切后,又重新振作,再次扬帆起航……她神采飞扬地告诉记者:“勇敢、积极、智慧的人生,是我一生不变的追求。”
长漂:前无古人的故事
20多年前,当日本探险家植村征服了漂距6000公里、落差3200米的亚马逊河后,漂距6300公里、落差5400米、跌水和险滩密布的中国长江变成了“世界最后的伟大征服”。
那时,22岁的彝族姑娘吉胡・阿莎正沉浸在自己的“福尔摩斯”之梦当中。由于喜欢这部著名的侦探小说,她16岁考进四川高级警官学校,20岁便因多次参与破获重大案件,被国家***授予二等功。
然而,女警官阿莎的生活因一个消息最终改变了――“中国‘长漂’第一人尧茂书在通天河牺牲了”。那时,美国著名探险家肯・沃伦组织的探险队正欲以35万美元向中国购买长江的首漂权。“首漂长江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在尧茂书事迹的感召下,河北青年工人柴锦志率先站了出来,全国各地数百青年起而响应……
“这真是好事,挺有刺激性的。”从小梦想着“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的吉胡・阿莎径直找到了中科院四川分院,要求报名。凭着公安、彝族、妇女的特殊身份,以及自幼在大凉山里、金沙江畔摸爬滚打练就的一身“武艺”,她经过了层层选拔和培训,脱颖而出,成为30名主漂队员中的一员。
1986年6月16日下午4时,两面鲜艳的旗帜(国旗和探险队旗)在长江的源头沱沱河岸上展开,“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正式开漂。面对前方的险途,22岁的吉胡・阿莎相信,这将是一次英雄的旅程。然而,后来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险况,远远超出了这个年轻女孩的想象。
她曾在与世隔绝的无人区,度过了一段饥肠辘辘、靠江水和野果充饥的日子;也曾经过***区,队员们身上纷纷大片红肿、溃烂;在通天河、虎跳峡和许多不知名的地方,一次次得知队友失踪的消息,乃至眼睁睁看着队友在大浪中沉浮、翻滚直至消失而无能为力……
整个漂流过程中,吉胡・阿莎最难忘的是漂“滩王”老君滩。她第一个进入一团漆黑的“中华勇士号”密封舱,里面是浓烈而刺鼻的橡胶气味。“好像要被活埋了一样。巨大的恐惧从四面八方袭来。旁边还有一个老君洞,洞口比密封船大5倍,三分之二的江水被它吸进,万一进去了,生还的机会几乎为零。”幸运的事,在跌水和岩石的猛烈碰撞中,在胃里的翻江倒海和耳边天崩地裂、雷鸣般的吼声中,一行三人的小分队漂过了巨大的漩涡,也躲开了老君洞和锋利的岩石。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整个长漂过程中最可怕的“滩王”被征服了!
不过,对于阿莎来说,那种黑暗中的恐怖甚至延伸了许多年,她不敢乘坐电梯、地铁,就连在高楼里也总觉得它将要坍塌下来,被活埋在黑暗中的噩梦时常让她半夜里在大汗淋漓中惊醒。这种状况直到她后来在法国出版了法语版纪实体小说《扬子江的女儿》后才得到改善。
历经170多个昼夜的漂流中,11名漂流队员遇难,多名队员先后退出,死亡也数次和她擦身而过,但吉胡・阿莎坚持了下来,成为参与全程漂流的唯一一名女队员。直到今天,她仍觉得这是一个奇迹。“有人死了,我活了下来,这并不意味着我比他们更强,而是我得到了命运更多的眷顾。”
不懂法语的畅销书作家
长漂结束了。当“长漂”英雄们在掌声中全国巡讲时,吉胡・阿莎悄然回到家乡,加入了高考学子的队伍。“我要上大学”,这是长漂时在她心里滋生的一个新梦想。
1987年夏,吉胡・阿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系。正当她享受着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结识了年轻的法国驻华参赞让・皮尔。这个浪漫的法国男人与阿莎一见钟情,他的妈妈甚至专程来北京“考察”阿莎,两年的甜蜜恋情和皮尔的求婚都让阿莎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将来。在皮尔的中国任期即将结束前夕,阿莎最终慎重决定,和他一起去了法国。
然而,在遥远的法兰西,皮尔很快又被派到里斯本工作,阿莎则独自留在了巴黎。陌生的城市,语言不通的孤独,感情的热度终究没有拗得过遥远的距离,他们平静地分手了。阿莎决定在巴黎继续尝试着自己的人生和梦想。她再次完成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漂流长江的经历写成书,并在法国出版。
在翻译家李志华先生的帮助下,法语版《扬子江的女儿》出版了。这本书给阿莎带来了10万法郎的收入,也让许多法国人知道了有位中国女探险家。巴黎的时尚杂志、电台、电视台,甚至周边的法语国家瑞士、比利时都出现了这个中国彝族女子的身影。
在书中,她用《人民画报》记者刘启俊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结尾:“语言不多的刘老头,他的一席话留在我的心中,他激起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传递了一腔友情,他说:‘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美的。’”
巴黎圣母院的婚礼
1991年,在一个罗马尼亚画家朋友的聚会上,“一抹黄金”闯进了吉胡・阿莎的生活――法国人的头发大部分是棕色的,因此美国人凯文的金发碧眼显得格外抢眼。几次邂逅,这个经常穿着牛仔裤、球鞋的英俊青年让吉胡・阿莎感到轻松、快乐。
那时,都喜欢旅游而又囊中羞涩的他们总是四处打听打折机票,稍攒下点积蓄就背上行囊,奔向一个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旅行并不是追逐旅游胜地,而是依据名著的“文化之旅”。在简・爱的故乡,阿莎找到了那条通往罗切斯特的桑菲尔德庄园的小路;在“呼啸山庄”的沼泽地中,她遇到了那“一群孤独的乌鸦”;在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他们闯入了一个她迄今见过的最美的无名小岛。
就在打算结婚时,他们来到了巴黎圣母院。看着这个在《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拿破仑传》里已非常“熟悉”的地方,一个念头在吉胡・阿莎的脑海里蹿了出来:“我要在这里举行婚礼。”可是,一来凯文和她并不信教,二来这里如今已是著名旅游景点,就像中国的故宫一样,几乎不举办私人婚礼,就连凯文也觉得这个突发奇想绝无可能。
但是,吉胡・阿莎是一定要把想法变成行动的人,“不试怎么知道?”她大胆地向神父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有勇气的姑娘”,70多岁、“服侍了上帝几十年”的马丁神父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在这个拿破仑和约瑟芬举行婚礼的地方,吉胡・阿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婚礼的东方人。
苦难,是上帝化了妆的礼物
在《扬子江的女儿》出版后的1992年年末,作为当年为法国文坛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吉胡・阿莎受邀出席了法国总统密特朗夫人主持的新年晚宴。宴会上,坐在她旁边的是瑞士UBS伦敦银行的总裁。没曾想,几年后,这次机缘竟帮助刚念完MBA,一心梦想成为银行家的凯文谋得了第一个工作机会。
随着凯文到瑞士UBS银行在伦敦的总部任职,吉胡・阿莎也前往剑桥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在这里,原本只是要给自己安一个舒适的家,阿莎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自己一个新的本领:装修及买卖房地产,即先买下一些地段、环境不错的房子,按照自己的风格装修,再转手卖出。由于她所操作的通常都是价值几十万、上百万英镑的“豪宅”,因此,每次转手都能赚取相当高的利润。渐渐地,她不仅在剑桥、伦敦拥有10多套房子的产权,还在美国、比利时等地也购买了房产。但她更愿意把自己称为“艺术家”而非“房地产商人”,因为在她看来,房子的价值之所以提高,很大程度取决于“装修的艺术”,那是她的作品。
吉胡・阿莎有了两个女儿,两个被她称为自己“最骄傲的作品”的可爱精灵。凯文通过几次跳槽后也当上了美国一家银行的英国分行总裁。就在阿莎住着英国最高档的社区,享受着“最完美”的生活,跟霍金、查尔斯王子等人毗邻而居时,一场“暴风雨”突然袭来。凯文背叛了她,这让性格刚烈而且一直忠于婚姻和爱情的她在痛苦和迷失中以“反背叛”来报复。这导致了一场漫长的离婚诉讼,双方均付出了高额的代价,甚至成为当时英国最轰动的案件之一。
这场离婚诉讼,使她失去了视若生命的两个女儿的抚养权,也失去了600万英镑的财产。
吉胡・阿莎感到自己“经历了一次人生巨大的灾难”。2004年,整整一年里,她常常以泪洗面,“不过,当眼泪流完了,心里的毒素也排尽了。”阿莎说。
今天,说起这些往事,她已经变得豁达。“所有的灾难都是有原因的,苦难,是上帝化了妆的礼物。人一旦遇到问题,总认为是别人的错,其实,当看到自己有问题时,我容易原谅别人,也原谅了自己。”
淡定归于宁静后,她回到祖国故乡,在自己成长的四川大凉山买下了一座“橄榄山”果园,在湖光山色中栽花、种树、写作、歌唱,回归儿时的“伊甸园”。在她看来,所有的“失败”都已成为“成功的外祖母”。她又像从前一样精力充沛,见到她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被她的热情所感染。
“橄榄山是我劳动的地方,北京是我工作的地方,英国我也时常回去,那里有我最爱的人:我的两个女儿。”她笑着说:“我依然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所以我很在乎每天的身体状况,每天早上起来都很兴奋,而且没有哪天不看书。我不相信一个人真铁了心要做一件事会做不到。只是很遗憾,很多人都很羡慕人家的结果,而不愿意付出。我会积极地度过每一天,我要重新爬上一个更高的山峰,而那个山峰上的风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